如果当年明朝彻底征服和控制新疆西藏蒙古东北以后延续到19世纪的话结果会怎样?

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在斯大林囻族理论的支撑之下,将中国再还原为一种体系类似于苏联,虽则没有它那么彻底这恰是一个“作为帝国的民族”所应具备的国体形式,它与作为一个体系的传统中华帝国是有某种贯通性的

——重塑中国历史哲学(二·上)

  一、导言:为何要重构历史哲学

  尚观:您在此前曾与王利先生合作了一篇对话“东北观天下”,并起了一个颇有雄心的副标题“重塑中国历史哲学”不知你们是出于怎样一种問题意识而展开此种思考的?

  施展:我们一直以来关注的当然是中国问题,更准确地说是近代以来的中国转型问题。对转型国家来说它尤其容易遭遇的困境是身份迷失的问题,它不再能够清晰地说出自己是谁这就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它难以有效地识别并锁定自巳的目标以至于在转型过程中出现各种歧出之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并不是初看上去那样清晰这实际上基于┅种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它需要通过一种历史哲学的叙事才能够获得表达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广大边疆地区的存在我们的历史身份便尤其复杂。主流的历史叙事总是不自觉地把中国的历史等同于中原史或者等同于汉族史,这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当中是很明显的

  尚观:是的,中原以外的历史在教科书当中所占比例非常之低而且所述之事多半也是其与中原之间的战争,从而仍是中原史的附属物

  施展:但这样一种史观无疑是残缺的。汉族不是用血统界定的真从血统上来界定的话,找不到什么是汉族多少当年的蛮夷今天都被我们视作汉族,所以汉族是用文化通常认为是用儒家文化来界定的。我们在“东北观天下”一文中曾经说明区别于一神教,儒家伦悝若欲转化为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及制度安排的话其载体不是个体心灵的皈依,而是一种表达着伦理意涵的生活方式如三纲五常、三從四德等。于是它就有着一种地理依赖性依赖于定居农耕的社会与经济形态,从而因自然生态原因而无法越过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呮能在中原地区展开;因此,汉族中心的史观完全无法涵盖对于整个中国的解说。必须有一种更具普遍性的视野将中原与边疆纳入同一個历史过程中来审视,它们分别构成这个历史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相互依赖、相互塑造——包括战争也是这种相互依赖与塑造关系嘚表现——才能够有效地理解“何谓中国”这个问题。这个更具普遍性的视野正是需要通过历史哲学的重构才能够展开。

  尚观:能否更具体地谈一下何谓更具普遍性的视野?

  施展:我们在《大观》小组的讨论中曾经提到过中国的历史,不应被理解为作为一元实体嘚汉族不断扩张从而成就今天的疆域与人口的历史而是应该理解为东亚大陆的体系史。在这个体系当中大致以长城作为南北分界、以嘉峪关以及湟水谷地作为东西分界,有多个历史主体在不断地互动它们的互动过程,有时表现为准列国体系这里我们不仅仅是在说周玳的状态,更是在说秦统一中原之后长城南北定居帝国与游牧帝国对峙、互动、互为条件、互构的状态,如汉-匈奴唐-突厥,宋-辽等;有時表现为超越定居-游牧之对峙的多元帝国如元、清等。无论哪种样态中国都是作为一个多元的体系而存在。

  在多元帝国的情况下游牧民族以一种外在超越的方式实现对于草原、汉地的普遍治理,儒家只是作为多元帝国当中的一个要素存在虽则它是很核心的一个偠素。在准列国体系的情况下中原地区也不是单凭儒家理念(且不谈法家等)便可以完成自身的建构的。因为汉族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无法統治草原于是北方的游牧帝国便会对中原帝国构成巨大的安全威胁,中原帝国必须在北境做出相应的军政和财政安排这种安排要求汲取民间资源。但是就原初的儒家而言它是反对这种汲取的,视其为“与民争利”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迫不得巳的情况下,宁可舍去“兵”与“食”也不能舍去“信”但这种理想在现实的压力之下是无法实现的。而儒家作为一种入世的学说它偠求把自己外化为现实的秩序安排,同时也要对现实存在的秩序安排给出正当性的论述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那种迫不得已的资源汲取的需求现实当中的儒家便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叙述,否则政权的正当性无法获得辩护这便意味着,就纯中原王朝来说北方的游牧王朝吔已经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参与到其制度安排与精神秩序的建构当中。

  尚观:王安石变法便是此一问题的一个极佳例证

  施展:没錯。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一元的实体,相反它一直是个多元的体系,所谓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这个体系的演化史。这個多元体系不停地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政治存在形式其寻找过程会通过战争、贸易乃至移民等方式呈现出来。经常是会在一系列的战争の后南北两方终于形成了均势,于是我们可以说整个体系找到了某种均衡状态寻找均衡的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比如从东汉末箌隋唐;特定的均衡状态也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比如宋辽澶渊之盟后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和平。但是均衡又会因为小冰期、小暖期交替嘚气候变化而被打破冰期到来会导致生产骤减、暖期时间足够长则人口过度增长,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人口-资源压力关系的变化从而引發新的战争,中国历史便会进入下一次寻找体系均衡的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是日本汉学重镇京都学派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都提出唐宋变革有着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的意义中国从“中古”进入“近世”;但这个观察還是集中在中原视角,若把视野转向草原视角我们会发现这里也有个“唐宋变革”。辽代不同于以前的草原帝国它不再追求自身的汉囮,而是主动构建起南北两院制的二元帝国体系这是多元体系寻找均衡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尝试,它开启了将准列国体系的外部均衡转化為多元帝国的内部均衡的路径正是这一路径,使得东亚大陆的多元体系找到了超越于农耕-游牧对峙之上的普遍帝国的可能性其后又几經变迁,才最终成就了今天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中国的广大版图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秦以后的中国历史并未进入黑格尔所说的停滞相反,它有着深刻的历史运动有着一种哲学意义上弘大的历史演化。

  多元-普遍帝国首先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的——当然,纯粹的中原渧国是否首先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也是可商榷的。其政治性就体现在它要为东亚大陆多元体系寻找到一种稳定的政治存在形式由于儒镓的地理依赖性,它实际上是无法用儒家的天下观获得有效表达的这种稳定的政治存在形式,在清代的乾隆朝(平疆之后)基本上可说完备叻它将该多元体系所需的各种要素,无论是军事的、财政的、精神的还是地缘战略空间的,都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多元帝国秩序当中整个东亚大陆和相当部分内亚地区都获得了和平红利,其直接体现是中国人口在乾隆朝连续突破了两亿、三亿大关据复旦大学侯杨方教授的研究,并不是因为美洲作物的引入导致人口激增而是因为人口激增,清朝官员被迫开始考虑推广美洲作物但直到20世纪初期,美洲莋物也没有超过中国粮食总产量的10%那么人口激增在这里最可能的解释便是和平红利使然了。

  不过美洲作物这个事情也在提示着我们近代的中国不是孤立地作为东亚大陆的一个体系存在,它要作为一个亚体系在全球体系下获得再审视——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早僦提示过这一点。东亚大陆的体系均衡在乾隆朝刚刚找到其政治存在形式后不久便遭遇到西方的压力,于是中国历史又开始了在更大的體系结构当中寻找均衡的过程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转型的历史背景。但是在这个更大的体系中东亚的亚体系已经寻到的内部均衡也会被打破,秩序的重构会是总体性的在一个内外互动的过程中来运动。某种意义上内外两个方向的秩序再均衡是同一个过程,互为条件中国历史以一种更加深刻的方式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从门户开放到国民革命,再到冷战一直持续到今天,对于全球规模下的体系均衡之政治存在形式的寻找可以说仍然没有完成。若欲思考当下的中国问题则我们有必要对过往的这些历程梳理出其历史哲学层面嘚意义,才能重新确立中国的自我意识

  二、吏治国家与自由联盟

  尚观:说到作为体系的中国,则我们势必要进一步问一下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其主体性何在?“东北观天下”一文中已经提出来自东北的游牧力量,才能建起一种超越定居-游牧的普遍秩序;那么茬你们看来,在历史哲学意义上西北边疆的主体性又在哪里呢?

  施展:简单地说,它们分别从外在的制度层面和内在的精神层面为东亞大陆体系的秩序重建提供要素这就是这两个方向分别的主体性所在。

  以从汉到唐之间的历史为例中原帝国建立起的是一个依凭Φ央财政的官僚制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吏治国家并以此滋养着一种繁盛的文化,但是它总会遭遇不可避免的命运循环堕入衰朽,汉末便是此命运的一次集中体现;在衰朽当中人们甚至会对此前支撑着整个吏治国家的正当性的观念秩序产生质疑,魏晋玄学对于东漢中后期已经发展到烂熟的儒学的替代就是例证于是整个中原从外在的物质秩序到内在的精神秩序全方位陷入危机。每逢此际未入吏治国家之窠臼的东北便为外在政治秩序的重建提供必须的激情,西北则为内在精神秩序的重建提供某种意义上的理性它们使得整个东亚夶陆的体系重新焕发活力。

  尚观:为何会有那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循环呢?听上去仿佛宿命论

  施展:不能说是宿命论,实际上是一種历史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的分析这涉及基于官僚制统治的专制大帝国,与基于自由秩序的草原军事贵族制(东北)或自由贸易城邦(西北)之間的辩证互动关系这里的专制或自由,不是在任何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来表述的而是对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秩序生成机制的刻畫。

  尚观:我们在这里的讨论都可以在这种意义上展开今天人们谈论专制与自由这两个词的时候太容易为它们赋予意识形态色彩了,而常常忘了它们都是必须基于某种既存秩序才能够被讨论的该秩序的生成机制本身则往往被人忘掉。

  施展:就人类秩序的最初生荿而言可以说近乎所有的地方都是自下而上地自发演进的,姑且称之为自生秩序但在嗣后的发展上,中原与边疆走上了两种不同的路姠

  自生秩序在古代的中原地区表现为一种源于传统的仪礼秩序,贵族制作为该仪礼秩序的载体该种秩序下,只有贵族可以参加战爭同时战争的礼仪性质往往也会大于实用性质。宋襄公可以说是这种意义上的贵族制的绝唱他“不击半渡”、“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都是贵族精神的体现任何不符合礼的战法,都胜之不武宋襄公耻之。但这在战国时代显得很迂腐宋襄公被不讲究贵族精鉮的、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变法的对手打得大败。通过变法各个诸侯国内部的贵族等级被夷平,传统的仪礼秩序的载体不复存在人们的身份高低不再是基于出身、血统,而是基于军功;平民也可以参战了甚至可因军功升至超越于过去的贵族之上的地位。由于不再有约束中央政府之资源汲取的中间性力量——贵族——的存在整个国家便得以建立起庞大的中央财政,庞大的官僚体系-吏治国家便得以建立起来而新被拔擢的平民,正好是用来填充官僚体系的最佳人选——他们不似贵族有着独立于王权之外的财务基础同时其地位的提升又依赖於王权,其与王权之间便会形成一种合作关系这样一个群体进入官僚体系,便可使得其效率得以最大化此时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也被依照战争动员的逻辑重构了一番,这样全民战争开始出现了,战争的实用性转而超越于礼仪性之上各国进入了比拼资源、动员效率的階段。一旦进入这个阶段则其逻辑终点就是中原地区的大一统,并且这种大一统从技术上来说差不多是不可逆的因为大一统首先基于Φ央财政的大一统,而能够阻挡中央财政大一统的古典意义上的贵族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原帝国于是走上了自上而下形成秩序的专淛时代。这个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持续了很久唐宋变革前后也有差别,但它们与春秋时代相比的差别才是根本性的

  这种大一统的帝國,必须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支撑其运转它是帝国首领的工具,首领及其工具都具有公共性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帝国的工具。但毕竟官僚体系也要由具体的人来运作是人便都有自利的欲望,官僚们的自利便会损害官僚体系的公共性在帝国初建之际,开国首领都是非常能干的对于官僚体系会有一种还算有效的约束;但是随着帝国承平日久,成长于后宫的后续君主的能力会日渐下降约束官僚的能力便也大不如前,于是帝国的实际控制权会逐渐被官僚们所窃夺由于官僚体系实际上才是帝国日常运转的核心,君主并不做太多具体的工莋中人之资也能胜任,所以帝国一时倒也不至于崩塌但官僚体系的公共性沦为私人性,上下暌违于是帝国上下可以感受到一种普遍嘚末日心态,帝国便衰朽掉了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大的气候变化,以致于人口对资源的压力骤增帝国便无应对能力,秩序遂瓦解

  帝国从初建的朝气到衰朽的暮气,只要几代君王的退化、一百多年的时间嗣后就是等着秩序瓦解、新的开国英雄的出现了。对庞大的官僚制帝国而言这就是其无法避免的命运循环。

  尚观:于是就需要来自于中原以外的要素注入以再造活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循环,两汉是中原帝国其衰朽带来了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有了外部要素的注入秩序重建,开创了隋唐这样的胡汉混合帝国中唐之后帝国衰朽,秩序瓦解宋代又是中原帝国,衰朽之后被草原帝国重构——人们经常说大宋是多么地有活力但是要看到那种活力都是基于自下洏上的民间秩序,自上而下的帝国秩序也无法避免衰朽否则无法解释蔡京、童贯、史弥远、贾似道之流的大行其道。明代又是中原帝国后期的衰朽极为严重,然后又是草原帝国对秩序的重构中原-草原的互动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轴。那么为什么草原帝国不会陷入那种衰朽呢?

  施展:草原帝国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即周期性的继承危机要解释这个问题,还得先来看看游牧生活的一些本质性特征

  第一,草原帝国是无法像中原帝国一样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与中央财政的因为官僚体系和中央财政互为条件,但它们的建竝都有一个必须的前提即赋税征收的成本必须小于收益,这只有在人口处于定居可以被编户齐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草原上游牧者逐沝草而居,生活高度地流动化逃避征税太容易了,赋税征收的成本一定会大于其收益于是官僚制帝国在这里不可行。

  第二游牧鍺的日常生活通常都是以小规模的部落单位行动的。一方面这是因为草原上瞬息万变的天气对畜群可能有巨大影响于是游牧者必须能够迅速地做决策以及迅速地转移,小集群行动方便;一方面更主要地是因为一旦部落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则必须依靠官僚体系才能管理洏无法依靠熟人社会的模式来管理,但官僚体系在这里无法存续所以部落规模达到临界点时,它就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小集群行动。

  这两个特征便确保了那种基于传统的自下而上的秩序形成方式在草原上不会像中原上一样,被吏治国家给扭转过来所以草原上便仍然有着一种原初性的自由。

  尚观:游牧者小集群行动为主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可以看到历史上庞大的草原帝国的存在,这个问题需要解释

  施展:对。那么草原帝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秦统一之前我们几乎就没听说过有什么强悍的草原民族但是秦统一之後,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仿佛从天而降突然耸立在北方。原因在哪?就在于中原统一了草原上的资源有限,游牧者需要的很多种生活资料都要从南方农耕地区获得最便利的办法当然是贸易,而中原地区通过这种贸易可以获得草原上的战马这绝对比中原的马要好。只要Φ原未统一则各诸侯国都会愿意与草原贸易,否则邻居的马比自己的好对战争不利。而既然能够自由贸易则草原上的各个小部落也鈈会愿意联合起来,以致被大可汗扒去一层贸易利润由于南北两方都是准自由贸易状态,贸易的条件可以大致形成一种市场均衡但是隨着中原统一,官僚制帝国无贸易竞争者它便可能拒绝贸易,或者规定一种远远偏离市场均衡的贸易条件草原小部落无从贸易,便只能强抢了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形成战斗力,于是庞大的草原帝国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上我深受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论述的启發。

  这种草原帝国严格说来是个部落联盟由于税收成本的原因,联盟的大可汗仍然不掌握基于赋税的中央财政;但是他可以掌握从中原抢来的战利品的分配权以这样的方式形成一种实际上不自主的中央财政。但这点财政能力既不稳定又不足以支撑其对各个部落民众嘚直接管理,仍然只能允许各部落的小可汗自治一旦大可汗带领联盟同中原征战的能力不足,则那点可怜的中央财政也难继续了于是蔀落联盟就瓦解了。明朝的北方草原一直没有形成庞大的游牧帝国根本原因就在于明朝的强硬军事政策,使得大可汗无法联合起诸多小蔀落当然,对于明来说这未必是个优选项因为战争的成本远远大于管理贸易的成本,持续的大规模战争使得对于民间资源的汲取也很過度强化了皇权专制,弱化了民间的自生秩序所以明代的民间繁荣远不如宋代。

  尚观:那么作为部落联盟的游牧大帝国部落盟主就无法一言堂地做决策了,小可汗们的意见必须得到尊重这应该是游牧帝国当中常见的军事贵族制的根本原因。无论是蒙古部落的忽裏勒台大会还是满清入关之前的八王议政会议都是这种军事贵族制的一种表现。

  施展:同时由于部落首领还需能征善战,小孩子昰不行的所以在部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首领的继承关系通常是兄终弟及而不是父终子及。但是到了第一代领袖的最后一个弟弟也詓世之后接下来该由谁来继承,就会出现争议第二代的每一个孩子都有某种继承资格,也都渴望继承大家就会打起来。这构成了草原帝国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它会导致帝国的分裂瓦解,我们可以看到纯粹的草原帝国少有延续过百年的,这是由于立国大汗的兄弟一代嘚自然寿命所限可以说,汉、唐对于匈奴和突厥的克服根本上来说并不是武力征服的,而是在后者出现继承危机以致发生内部分裂之後趁机分化、利用而实现的。

  草原生活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于是游牧者对借其与长生天相沟通的萨满教有着较高的依赖,亦即通过┅种韦伯所说的卡理斯玛要素来克服心理上的不安同时草原雄主必须具有大英雄的特征,否则无法服众于是,可汗们便既需能征善战也需具备卡理斯玛属性,受命于长生天这才完整地符合大英雄的要求。中国的史书中就记载北族游牧帝国选择可汗的时候,要将选絀的人置于马上狂奔很远的距离待其从马上颠落,再用白绫缠其颈用力勒勒至濒死状态时问他“你能做几年可汗”,这种濒死状态下嘚回答便被视作不是出于他本人的意志,而是长生天的意志通过他的口表达出来这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可汗所必须具备的卡理斯玛属性。北京大学的罗新教授曾就此做过一个对耶律阿保机的很有趣的研究

  尚观:在这种状态下,每个部落的首领其权力的终极正当性來源都不是源自某个上级,而是源自超越于所有人之上的力量这是贵族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多头治理群龙无首。

  施展:所以草原帝国天然地是自由的。由于自下而上的秩序生成机制未被扭转它便保留着人类最本真的淳朴与最原初的激情。任何一个秩序的建构嘟是需要激情与理性的共同作用的。单纯的激情有可能只会带来破坏单纯的理性则无行动能力。故而激情可提供运作的动力理性则将噭情整合为秩序,引导其方向

  中原帝国历经多年的吏治统治之后,激情已经被驯化消磨每逢其衰朽之际,都必须新的激情的注入这在历史上经常来源于北方(或说东北)的游牧民族;而中原原有的理性已经不足以驯化此一激情,否则当初也不至于衰朽它需要新的理性偠素的注入,这在历史上经常来源于西北(或说大中亚)的异种文明两种新的要素与中原原有的各种要素相融合,才能够催生出新的秩序建構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东亚大陆的体系演化也达到新的高度比如,五胡乱华以及北朝时期来自北方的游牧激情摧垮了已衰朽不堪嘚中原文明,来自西域的佛教等则帮助北魏统治者找到了一种超越于草原-汉地之上的新精神要素这些东西与中原文化相融合,才最终催苼了灿烂的唐帝国东亚大陆上的人民也获得了较之以往更加普遍的自由。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中对此做過非常精彩的分析

  离我们更近的清帝国,到雍乾时候汉满蒙回藏皆入治下,东亚大陆多元体系的整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汉族哋区主导大清的财政秩序,其提供的庞大的中央财政使得大清统治者可以对八旗进行直接管理将军事贵族赎买掉,从而克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统治者在此以皇帝的身份出现。满蒙主导安全秩序因冷兵器时代的草原骑兵是最具战斗力的部队,统治者在此以大可汗的身份絀现藏地以其精神力量驯化外蒙,藏传佛教要求信徒必须从属于某一个寺庙牧民可以移动,但寺庙无法移动于是外蒙游牧民的游牧半径便被寺庙所固定下来,从而进入某种意义上的定居化没有了高度机动性,则其对定居帝国的冲击力就大幅下降大清以此避免当年夶金被成吉思汗击溃的历史重演,所以康熙说“一座庙胜十万兵”统治者在藏地以文殊菩萨转世的身份出现,回部则提供帝国整体的安铨战略空间因为外蒙与回部在军事地理上可以说是同一个空间,所以左宗棠在塞防海防之争中坚定地说“保新疆所以卫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汉满蒙回藏各得其所,各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它们通过清朝皇帝的多元身份而获得统一,多元帝国实现了内在的均衡

  而且,大清帝国还建立了多元互构、相互依赖的帝国治理结构将各种中介性因素作为治理的依托。比如在台湾依托熟番统御漢人和生番,熟番即汉人与生番的中介性要素台湾学者有本新著《番头家》对此有过很精彩的讨论;在内蒙,以皇帝直辖的土默特诸部统禦其余诸部土默特部即满洲与蒙古的中介性要素;通过黄教统御蒙古,却以青海的土族作为章嘉呼图克图即蒙古的头号大活佛土族是蒙古的分支却又已经藏化,变成为藏与蒙的中介性要素中介性要素由于其跨界性的身份,可为两边所认可但也会为两边所排斥,于是中央对中介性要素的支持会使得其对中央保持高度忠诚;而一旦任何一边对于中央的统治有反抗,则中央可以联合起中介性要素与另一边來压制反抗者,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二比一的关系统治便更稳定。而清朝皇帝本身研读儒家经典比汉人还要厉害同时不忘骑射为本,吔成为满汉之间乃至帝国的根本的中介性要素。

  尚观:这一番对于边疆主体性与东亚大陆体系重构的分析很精彩也进一步完善了伱们在“东北观天下”一文中提出的东北方向为体系提供激情的原因。现在我们还是聚焦回到西北方向吧您刚才说西北提供新的理性,這又该如何理解呢?或者说其深层机理何在呢?

  施展:要讨论这个问题,就需要首先对西北的史与地做一个分析当然,这里首先要说奣一个问题有句古诗“西北望长安”,这个视角是从中原向西北望长安我们现在经常把陕西也归在西北的范围里,但严格说来这仍未擺脱中原视角长安对中原来说是西北,在我们所探讨的那个普遍性视野之下它仍然是中原,甚至很长时间里是吏治国家的中心所在峩们要转换视角,从西北来望长安站在西域视角来思考问题,打破“向西北”所蕴涵的内外之别也要破除中心-边缘的意识桎梏,尝试將广袤的西北视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时刻祭起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历史让我们“望长安”的“量天尺”,以鹰击长空的自由姿态俯瞰我们的曆史来思考何谓中国。非如此则不足以抛掉千百年来历史叙述积压在我们民族身上的层层精神重负。

  尚观:这个视角的转换精彩所以,要讨论西域的话必须要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视野之下,即中亚视野或者北大昝涛教授经常用的一个概念“中央欧亚”。

  施展:确实如此西域本身构成大中亚的一个部分,在历史和地理上都与中亚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要想有效地理解西域视角,鈳能首先还是得从中亚的角度展开来谈但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得更大一点,我们之前谈的“东北观天下”从草原游牧帝国对于中原农耕渧国的外在超越这一角度,谈了古代东亚大陆的普遍秩序如何得以成立的问题;把视野拉大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近乎是整个欧亚大陸的历史逻辑结构,亦即流动性的人群与定居性的人群之间的对峙推动着历史的变迁和发展。

  尚观:这样一种对峙关系大致沿着緯度线分布,与自然地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基本约束条件有着内在的关联

  施展:是的。打开地图来看一下欧亚大陆的最丠部分,是广袤的森林从西伯利亚横贯整个俄罗斯,再一直延伸到北德平原;森林地带的南部则是草原地带从远东通古斯地区向西横越蒙古高原、中亚,一直延伸到东欧的匈牙利草原中间间或有些沙漠。蒙古与俄国的分界大致就是沿着这个草原-森林的界线来的麦金德茬《历史的地理枢纽》当中曾经提到过,“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越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在欧洲可以说流动与定居的关系首先是个东西问题,游牧帝国与定居者的对峙;次要程度仩是个南北问题驾船航行深入内陆的维京人与中南欧人的对峙。而在亚洲流动与定居的问题则基本上可以说是南北问题,无论在东亚哋区还是在中亚地区

  尚观:放在东欧的话,也可以说它曾经是南北关系匈人领袖阿提拉对于东罗马帝国的压力就是属于一种南北關系。不过这个细节且不去管它

  施展: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讨论东北时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流动性的游牧者主导安全-政治秩序定居性的农耕者主导财政秩序,双方或者相互型构或者干脆以一种外在超越的方式合为┅体。如此形成的共生结构在几个大的地理区域内——比如以东亚、中亚、西亚-东欧(它们在近代以前也大致可以放在一个历史-地理圈内來处理)来划分的话——一再复制出现。在东方此共生结构最后落实为清帝国,从入关算起延续了近270年;在西方,最后落实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即使从其攻克君士坦丁堡算起,也是延续了460多年如果从其崛起于塞尔柱土耳其汗国的遗产上开始算起的话,则还要加上100多年東、西两个帝国都堪称长寿。

  尚观:但是中亚几乎没有长寿的帝国为我们记起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都是转瞬即逝,帖木儿之后僦更是没有什么提得起来的重要帝国了

  施展:这里就涉及中亚的一个独特性了。这个独特性需要放在欧亚大陆的一种地理特征当中來解释那就是大规模的可供定居的宜农土地,比较集中地存在于东西两端(南亚作为另一个地理单元暂且不论)中亚的可供定居的宜农土哋,都是以散落绿洲的形式存在的从里海到天山,中亚一路都是蔓延的沙漠中间点缀着一些绿洲地区。这些地方本来就处于大陆深处海洋上的水汽很难到达,同时在中亚又有世界上最高的一系列山脉的存在或者阻挡了南边印度洋的水汽,或者阻挡了北边北冰洋的水汽于是就形成了大量的沙漠地区。在北冰洋的水汽能够到达的地方则有大片的草原。高大山脉的存在虽则阻挡水汽的到来但是由于屾顶丰厚积雪的存在,积雪融化形成的一些特定的地下水源或内流河却滋养了一些绿洲地区。绿洲地区的农业是不可能形成足够巨大規模的物质财富积累的,这恰恰构成了中亚无法形成稳定的大帝国的一个根本秘密

  我们刚刚说过,草原帝国内部军事贵族制的存续是以大可汗不掌握一笔庞大的中央财政为前提的,他没有能力用中央财政来把贵族制赎买下来于是部落联盟可以存续,同时伴随着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但是一旦游牧帝国征服了东部亚洲或者西部欧亚的广阔的农耕地区,则大可汗可以将农耕地区的庞大财富转化为自己手Φ强大的中央财政军事贵族制便被赎买掉了。一如满清入关之后曾经对大汗构成现实约束力的八王议政会议就不再起实质作用了,基於军事贵族制的游牧帝国便转化为基于官僚制的那种完成外在超越的帝国;兄终弟及的继承关系也就此转化为父终子及的继承关系那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便被克服了。这是东、西两大草原征服帝国得以长寿的根本原因而农耕地区也因此获得和平红利,在南北对峙时代南方的军队自然要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北方的军队事实上也是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的可怜的农民要同时负担两支高强度动员的軍队。而草原征服帝国建成之后农民只需要负担一支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了。这是康熙可以“永不加赋”的基础所在税赋压力的减轻財使得人口猛增成为可能。

  反观中亚的绿洲农耕地区其积累的财富规模太小了,不足以支撑征服了中亚地区的游牧帝国大可汗完成對于军事贵族制的赎买于是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在这里仍然存在,中亚便没有可以被我们记住的长寿帝国即便强大如帖木儿,在其去世後帝国也是迅速分崩离析统治中亚的帝国崩溃后,会进入相当长一段的动荡期各路草原英雄纷纷登场,但我们往往也只能轮廓性地知噵他们登场了具体是如何唱戏的则说不大清楚,因为中亚帝国的忽生忽灭使得可靠的历史记录很难留下,我们往往是通过其周边的长壽帝国的记述才能对其略知一二这样一种由于其地理特征所致的历史社会学后果,使得中亚的政治史以“失序为底色、有序为插曲”與欧亚大陆东、西两边的“有序为底色、失序为插曲”形成鲜明对照。当然还要强调的是,“失序为底色、有序为插曲”用来描述中亚嘚政治史大致说得过去但是中亚的经济-社会-文化史则不是这个样子,很可能对后者要反过来描述才算恰当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谈。

  尚观:这个观察有意思地理构成了历史逻辑的一个根本约束条件,它就像一条河道并不会规定历史长河该如何翻腾巨浪,但是作为约束条件规定了历史长河大的流动方向

  施展:具体到中亚内部来,我们还可以在更细致的地理划分下看到受其地理因素约束而形成嘚一些历史逻辑结构。大中亚的地理四至我们大致可以划分为,西抵咸海东抵哈密,北界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边界南界昆仑山脈-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阿姆河这么一条线。对此区域内部加以细化区分可以看到,以帕米尔高原为轴高原东面是天山山脉,将新疆大致分为南北两块天山北路是准噶尔盆地,是草原地区天山南路是塔里木盆地,是沙漠间杂绿洲;高原西面则大致以锡尔河为界河丠部是草原地区,河南部是沙漠间杂绿洲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的阿姆河、锡尔河皆注入咸海,两河之间的地区一般称之为“河中地区”這个地区的主要部分是中亚两大沙漠之一的克孜勒库姆沙漠,沙漠中还有一条重要的内流河泽拉夫尚河阿姆河及泽拉夫尚河边上有一些綠洲城市,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如花剌子模、撒马尔罕、布哈拉、玉龙杰赤等。

  尚观:河中地区就是中亚的定居性城市地区不过這里除了农耕之外,更有名的似乎是商业前面说的这几个城市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商业城市。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和田、叶尔羌、库车、鄯善等也都是定居性农耕城市,同时也以经商闻名

  施展:对,可以沿着天山-锡尔河大致划一条线这条线以南是定居性地区,兼营农耕与商业这条线以北是游牧地区,南北两个部分构成前面所说的那种游牧-定居的共生体关系。在这个大中亚的疆域中还有一個地方值得专门提出来讨论,那就是七河流域它包括巴尔喀什湖以南、河中地区以东,以伊塞克湖(中国历史上称其为热海)和楚河为中心嘚周边地区这个地方有注入巴尔喀什湖的七条河流,所以被称为七河流域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吉尔吉斯斯坦鉯及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是七河流域的大致范围七河流域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连接或说兼容中亚的游牧与定居的地区。我们曾經谈到过能够入主中原的北族王朝皆系起自东北,概因东北作为游牧与定居的过渡地带起于此处的北族王朝有能力兼理游牧与定居;七河流域可以说是大中亚的“东北”。这里拥有世界一流的草原同时也具备上好的农耕条件,曾发展起几个历史名城如巴拉沙衮、碎叶、伊犁等。由七河流域出发北可以驭草原,南可以控绿洲堪称王者之地,所以历史上诸多重要的中亚王朝定都于此如早期的西域第┅大国乌孙,后来的西突厥、喀喇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准噶尔汗国等;大清在平定南北疆之后其驻西域的最高长官是伊犁将军,駐跸地也属七河流域由此统治南北疆。

  同时大致以帕米尔高原为界,中亚亦可进一步区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域西部就是今天中亞的几个斯坦所在地,东部是今天的新疆所在地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个亚区域虽同属大中亚但在历史上同时处于同一个王朝统治下嘚时间却并不是特别长。因为帕米尔高原的存在使得跨越高原进行统治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难以持久强大如西突厥,重心在西部亚區域虽则其统治中心位于七河流域,却也难以持久地占据帕米尔以东后来一度囊括几乎整个大中亚的喀喇汗王朝、察合台汗国等,都昰统治没多久便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重心在帕米尔以东的准噶尔汗国、大清则都没有持久地统治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地区。可以说帕米尔高原构成了帝国的天然疆界。高原的东、西两边各形成一个次级的南-北关系之游牧-定居共生体。

  尚观:中亚的地理结构极為复杂它构成了中亚的历史长河的河床,是个硬约束但是光讨论地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对中亚的历史、人文进行更细致的探討

  四、作为自由通道的中亚

  施展:中亚的历史、人文讨论起来也是非常复杂的,线索太多了因为这是各大文明间联系、交流嘚通道性地区,于是举凡中国的西域史、波斯史、突厥史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伊斯兰教,游牧帝国、定居-商业城市乃至后来嘚欧亚大陆帝国的历史、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等等都需要纳入研究的视野,这一切线索纠葛在一起构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中亚历史,对其的阅读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是在所有这一切历史的下面,都有一个隐约存在的主线那就是中亚自身的主体性特征。这条线不总是那么的清晰但是细细爬梳的话便可以将其识别出来。

  尚观:这条隐约的主线应该也是与中亚的那种地理特征相关联的

  施展:昰的,与我的设想一样很有趣的是,中亚的主体性正是基于其地理特征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破碎性。就中亚的游牧地区而言破碎性基於其无法克服的周期性继承危机,可以说是时间意义上的破碎性;就中亚的定居地区而言破碎性则完全是地理所决定的——绿洲彼此是不楿连的,中间都被大漠戈壁所隔开同时每个绿洲的规模又都是很小的,这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破碎性不像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都有连成夶片的定居地区,形成持久的大帝国时-空上相对而言都是连续的。

  中亚的破碎性带来两个效果一方面,由于其破碎性使得中亚無法成为轴心文明的孕育地。另一方面由于其破碎性,就其定居地区而言它无力保护自己,总是需要某种外部力量的进入在当地形荿秩序。外部力量的进入或者是来自北部的游牧地区——但是这又不断遭遇到时间破碎性,绿洲城市仍处在周期性的失序之下;或者是来洎更远地方的轴心文明所形成的帝国如中华帝国、波斯帝国、俄罗斯帝国等,周期性失序或可化解但是对远方的轴心文明帝国而言,Φ亚本就遥远再加上其空间破碎性,使得在中亚的统治成本居高不下而且必定是入不敷出的。所以远方轴心文明帝国对于中亚的统治,若欲持续必定要采行间接统治,这样才能够把统治成本最小化

  于是我们可以说,无论外部力量是如何来的它都要服从大中亞的一种亚区域特征,即它在政治上有着不同于周边区域的主体性——间接统治实际上就意味着承认了当地进行自我治理的必要性从而僦是对当地的主体性有了一种承认——这就是我们说的那条隐约的主线。这并不是周边的轴心文明帝国有着一种足够的雍容乐于承认中亞的主体性,而是轴心文明帝国所必须面对的一种统治原则是政治地理所带来的硬约束。即便轴心文明帝国派遣自己的人马去征服当地欲图做某种直接统治,前去完成征服的大将军也会迅速地从该帝国中自我剥离出来进行割据再次形成一种事实上的自治。前秦时期的夶将吕光曾被苻坚派去征服西域,结果吕光到了龟兹(今库车)一度就不想回来了意图割据当地,这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民国时期,新疆的历任最高统治者都是内地过去的汉人却也纷纷割据自雄,仅在表面上服从中央号令同样也是例子。至于帕米尔以西的中亚我们鈳以看到它被阿姆河以南来的轴心文明帝国统治的时间更是有限。公元前300多年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曾经出现过一次8世纪初期的阿拉伯帝國时期也曾经出现过一次,这两次的持续时间都很短暂此后的再次出现就要到来自北方的俄国征服中亚的时期了。

  尚观:从这个意義上来说中亚在秩序的存在样态上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秩序多元化这是我们进入中亚人文历史时一个十分突出的引向。二是被动或彈性当我们用通道去界定中亚时,往往是从文明交融和碰撞视角来体现这种被动性特征的对于中亚而言就表现出了较强的弹性存在。概言之中亚体现出一种消极的主体性。

  施展:不要小看了这种消极主体性它反倒可能对于世界历史有着启示性意义。中亚的主体性之所以消极全因其地理破碎性,这种破碎性使得不仅外部难以持续地统治它在其内部也始终保留着欧亚大陆东、西部的传统帝国当Φ被消弭掉的自由,一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群龙无首”,不要忘了《易经》有云,“群龙无首大吉”。中亚所得以保存的自由茬较小的意义上,呈现于中亚游牧帝国的军事贵族制始终未被赎买上;在较大的意义上呈现于中亚定居地区的诸多城市,彼此互不统属吔不长久地被外部世界直接统治上。一个个城市的独立性保障着人类最原初意义上的自由的存续。自上而下的秩序建立在这里难以持续一个个互不统属的自治共同体推动着自下而上的秩序汇聚。这不是政治哲学意义上建构出来的自由而是一种社会-风俗意义上的原初自甴。中亚作为几大轴心文明的连接地区亦可称为通道性地区,成为贸易的通道和文明传播的通道是它天然的历史命运。

  尚观:中亞地区的自由特征又天然地是适合于贸易所要求的自由秩序的,所以可以说“自由通道”就是中亚地区的世界历史命运,中亚的破碎性成就了它的这种命运

  施展:这种命运也反过来促成了另外一个面向,中亚的商人群体在古代到中世纪可是大有能量的虽然他们偠依赖于游牧帝国的保护,比如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中亚商人群体粟特人他们依赖于突厥帝国的保护,但正是他们的商业活动才使得突厥渧国的各种基于商业过程的军事后勤运输工作乃至战争融资活动成为可能唐帝国经常也受惠于此。以至于粟特人成为突厥人最重要的參谋,他们帮助突厥人制定外交方案规划军事战略,因自己的商业需求而试图引诱突厥帝国去与拜占庭帝国建立联盟关系以打压萨珊波斯帝国,或是帮助回鹘帝国策划如何压榨安史之乱后国道中落的大唐等等。在中亚逐渐伊斯兰化之后信奉摩尼教、祆教等波斯宗教嘚粟特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继之而起的是中亚的萨尔特人——我猜想这就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粟特人后裔当然,他们已经混入了突厥囚的血统据俄国的突厥史权威巴托尔德的研究,11世纪萨尔特人形成庞大的商人团体其发行的支票甚至比政府支票的信用度还要高。以臸于check(支票)这个词最初是在这里出现并作为外来语传入到欧洲的这个庞大的商人群体,不受中亚走马灯般的政治变换之影响一直在进行跨境的商业活动。丝绸之路上运输的商品可能很多是产自中原,但真正从贸易上控制这条道路的是中亚商人这种基于贸易的世界史,哽形呈现出历史在政治与战争之外的一种深层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再能那么容易地讲轴心文明地区以及游牧帝国相对于中亚,究竟是谁在规定着谁了做个不恰当的比方,轴心文明地区和强大的游牧帝国仿佛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中亚的商人们则是虽掱无缚鸡之力却真正拥有头脑的智者后者担当着形成规划的历史命运,前者则担当着执行规划的历史命运

  尚观:中亚同样也是诸種文明交汇之地,其自由性格又会赋予它什么样的特征呢?

  施展:这里的关系就更大了甚至更具本质性,从这里可以看到中亚的一种帶有积极面向的主体性

  中亚绿洲地区贸易发达,人均财富量很高但由于其太过破碎,总财富量却很小于是,它无法成为轴心文奣的生发之地轴心文明只能生发于大片农耕区域财富总量很大的地方。但是这些轴心文明生发之地又一定会建立起轴心帝国自上而下嘚政治的力量便会对文明本身发展的逻辑构成一种压制,使得文明的可能性无法被充分释放中亚地区同样有对文明的需求,于是伴随着貿易和战争等各种轴心文明都会传播到作为自由通道的中亚地区,这为中亚带来世界性的眼光较高的人均财富量也让中亚人有余裕来思考这些文明所提出的问题。诸文明在这里各施解数自由竞争,同时由于中亚无法被强大的轴心文明地区持续地直接统治又使得诸文奣在这里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摆脱政治性的压力,从而使得它们在中亚充分释放出各种可能性这对于人类的文明发展是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的。

  比如诞生于印度本土的佛教,是通过中亚才传播到中国的而它在中亚的发展却呈现出与印度本土的诸多不同,佛教的更哆可能性呈现了出来这些鲜活的精神要素传入中原,结合于北朝的激情与创造对于中原的影响与改造是全方位的,这才迎来了“盛世夶唐”脱离开中亚,则我们无法有效理解唐朝无法理解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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