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可量化和货币化的责任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凑份子”,是一种隐性的债务关系。它是在整个经济资源比较匮缺的情况底下,人们为了应付一些不确定性的外在冲击,而设计的这么一种多边的信贷网络,所以它在本质上是隐性的债务关系。
维系一个持续的债务关系的核心是“有借有还”,如果每个人都不还钱的话,形成一个违约的链条,整个社会的债务关系就会破裂,那整个社会也就运行不下去了。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就开始发现隐性的债务关系没有办法支撑整个社会的信用交换,显性的债务关系,比如说以金融契约呈现的债务关系就开始变得更加地普遍了。
债务合同:有强制力的显性金融契约
中国的春秋时期已经是用显性的金融契约、金融合同来维系“债务关系”了。在欧洲很多的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具有强制力的债务合约,比如说公元前1000多年《汉谟拉比法典》上就记载着对债务违约的惩罚机制。所以说这种显性的金融契约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促进了整个社会信用关系的发展和演化。一种具有强制力的显性的金融契约需要明确债务关系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这种契约必须包括两个部分:
为了适应社会债务关系的复杂化,整个社会的法律和行政机制必须不断地发展。而反过来讲,成熟的法律行政体系又能够支持更加复杂的债务关系,促进资金在整个社会上的流动和配置。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大规模和更复杂的融资需求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专门的中心化的金融机构也开始出现,来帮助更有效地实现这些借贷需求。
债务机构:信用分布的中心化
世界各地在不同时期出现的典当行、钱庄、银行这种中心化的类银行信用机构。不管是以哪一种形式存在,银行这个机构的作用就是完成借贷的过程,把复杂的多边债务网络变成单对多的债务关系,提高整个社会的资金配置效率。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分工会进一步地细化,“融资”也开始成为一门专门的行业,也就是金融行业。
不管是单边的债务契约还是债务机构,都缺乏流动性。比如说当你借钱给另外一个人,约定为期一年,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期,你却面临着要用钱的这么一个时刻,这就会比较麻烦。所以这种流动性的约束就开始产生了另外的需求——债务的合同要可以转让和交易的需求,那么一种非常重要的债务契约形式又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的中央,就是债券。
所以整体上看,债是我们人类社会最原始的金融活动。一切的金融现象,银行也好,资本市场也好,还有股票也好,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借贷行为,都牵涉到债务关系,所以对债务的理解是理解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核心逻辑。
按照2016年的数据,全球的债券市场是100万亿美金,是全球GDP的1.25倍。在这个数字面前,各种基金规模就都不是显得特别大了。从“债”到“债券”的诞生,是金融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金融创新。
债券:可转让和交易的标准化债务合同
债券是债务关系的凭证。债券的发行有一套规范的流程和统一的标准,每张债券的票面价值、还本期限、债权利率、评级、发行价格、交易价格都是一样的。
现代的社会是构建在形形色色的债务信贷关系之上的,如果这个债务关系破裂的话,整个社会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转,而维持一个庞大复杂的债务网络的核心在于债务的成本要均衡、稳定和可持续。债务的成本就是“利率和利息”,利率是资金借贷的价格,而利息则是资金借贷的成本,这个价格(成本)是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成本。
费雪的利息理论:时间偏好与投资机会
利息的本质,就是资金在时间维度上的价值,而利率就是资金的时间价格。换言之,借钱要还本付息,是因为当你借钱出去的时候,意味着让渡了一笔资金的时间价值,你需要得到补偿,而这个补偿额度的大小就是利率的高低,它取决于几个因素。
以上两条基本特征就是著名的费雪利息理论。费雪把利息就定义为“现在消费和将来消费之间的选择”,而利率是“现在消费和将来消费进行交换的价格”,资金是有时间价值的,所以让渡一部分现在消费,你就需要利息作为补偿或者报酬。费雪的这个理论又被称为“资金的时间偏好和投资机会理论”,他从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说明了资金的时间价值(价格)是怎么决定的:居民的耐心程度决定了资金的供给,社会的投资机会决定了资金的需求,这两者中间的互相作用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借贷的成本,也就是利率。
所以说理论模型实际上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它会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极大的简化,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能够生搬硬套地用理论去解释世界。
从全球范围来看,发展很快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水平,总是比那些处于稳态的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要更高,其中的道理也就是费雪的理论里面讲到的,资金的投资机会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利率水平。
利率问题是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因为利率就是债务的成本,你要计算社会的成本,就必须好好地计算利率。
中国的银行存款,采取的都是单利的计算方式,而大部分的基金、保险产品用的是复利的计算方式,聚沙成塔,即使是不大的金额,在经历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在你的财富上也会产生很大的差距。中国的存款利率采取的是单利计算,但是贷款利率采取的是复利计算。假设说现在是3%的存款利率,6%的贷款利率,一笔100万的存款,15年以后你拿到的累积利息是45万;假设同时还有一笔100万的贷款,同样是单利计算的话,15年以后累积利息是90万,而如果是复利计算,累积利息是140万。这样看下来,银行在单利复利上还赚了95万。
假设说现在有一个十年期的债券,它的票面利息是8%,你可以选择付息方式,一种是每年付一次,另外一种是每个季度付一次,都使用复利计算,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每个季度付息一次的方法就像滚雪球,在票面利率恒定的情况下,这个雪球滚动的次数越多越好,如果我们一年只滚一次,实际的年利率就是8%;一年滚动四次的话,季度利率是2%(8%/4=2%),实际的年利率就变成了8.24%((1+2%)^4-1=8.24%)。
看一家企业财务报表的时候,会非常关注资金周转率。一个同样规模和利润的企业,如果资金周转得快,就相当于刚才例子里面的滚雪球,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雪球滚动得越快,这个公司最后的利润率肯定越好。另外,现在很多网红的服装店,都会采取订单生产的模式,也就是接到订单以后再拿到工厂里去生产,这样不会积压资金,本质上就是为了加快资金的周转。所以说,虽然复利是一个标准的金融概念,但是你会发现它在管理、营销上都有很大的运用空间。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起步的,前期的时候尽管增长得很快,但没有看出很强烈的效果,但是到2000年以后,这种持续稳定高增速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突然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好像完全不一样了,经济体量一下子就蹦到了全球第二这么一个位置,其实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在复利增长下长期累积的结果。比如说10%的增速下,五年GDP就能翻番,即使按照现在7%的增速,十年后中国的经济体量也会翻番,但是一旦这个持续增长的趋势被打破的话,整个发展的速度就会下降得比想象的要大。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国家一直强调要维持稳定发展的态势,在复利增长的模型里,不怕增长率微小,就怕过度波动,因为这些波动会把你的增长给吞噬掉。
人为借贷的目的是想要突破自己的资金约束,做“力所不能及”的事,用金融语言来说,就是要运用信用杠杆。债的本质就是信用杠杆。
当铺的常客不是你想象的穷人,而是官员。明清两朝公务员的工资很低,尤其是京官,又没有外快,一旦碰上家里有事,就只有拿东西到当铺去换钱了。久而久之,当铺开始对一些名声好,有潜力的官员实施“信当”,这个官员可以弄一个大皮箱,里面塞点不值钱的东西,锁好加封,送到当铺,当个千儿八百的。但是到了期以后,你必须去赎买,否则名声就坏了,京城的小圈子是很容易传开的。
所谓的信当,和我们现在使用的各种无抵押品的“信用贷款”,信用卡也好,蚂蚁花呗也好,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就是用你的承诺去换取资金的周转。所以说,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美国还是中国,个人信用杠杆的意思是个人积累的名誉和信用可以进行资本化来换钱。
现代信用体系建立的几个必要条件:法律的完善,信息披露的完整及时,和科学的信用评价体系。以美国为例:
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的信用社会。
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中国的个人信用资本化是未来一个不可扭转的方向。
提醒一句,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官方已经也有了自己的个人信用报告,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网站可以查到自己的信用报告( 这个报告的数据主要来自银行体系,在申请房贷或者其它银行贷款的时候,这个报告的分值是会被参考的。
中小企业(中小企业 ≠ 初创企业)融资难,也就是中小企业很难顺利地运用自己的信用杠杆。这句话在媒体上、政府报告里面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这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全世界性的难题。
企业的债务融资有两种:发行债券,银行拿贷款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破局之道
泰隆银行的中小企业融资业务,尤其是那些民营的中小企业融资业务做得特别好,它们的金额小,几万块、几千块钱的贷款都做,而且坏账率还很低。比如说你开一个小超市,去银行里申请贷款,银行不看你的报表,因为小地方小企业的报表,作假的空间非常地大,他们会派一个信贷员到你的店里面蹲点,记录超市每天的客流量,寻访附近居民的消费趋势,判断你的超市的经营潜力,好几个月以后,很多的信息就非常地清晰了。对一个数据造假容易,但是你每天要找这么多群众演员来演戏,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这样下来以后,泰隆银行对于自己当地的贷款客户都有一个非常精准的画像,就筛选出了真正比较踏实、有潜力的企业。其实泰隆银行的这个生存之道就印证了德国经验的成功,当地的小银行为当地的中小企业融资,大大地降低了信息和交易成本。这也是我们国家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目的。
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变金融模式。阿里的蚂蚁金服、京东的京小贷、滴滴的车贷,采用的都是无抵押贷款,用数据决定是否放款。
为什么直到公元16世纪,还在科技、文化、经济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也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换句话说,为什么四百多年来,中国会落后于西方?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解释,包括科举制度、小农经济、外族入侵等等。但是,金融的因素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西方的财政金融体系大规模地使用国债,而中国依然主要依赖财政税收体系,导致东西方大分流。
国债发行的目的是替国家融资,解决国家的财政支出。现代社会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国家的公共服务,包括国防军事、司法、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财政收入的另外一个来源是税收。
货币不是起源于亚当·斯密提出的物物交换,在一个村庄里人们之间进行物物交换,然后就产生了一般等价物货币,所以货币也是一种商品,是“市场”的产物。其实在很久以后,亚当·斯密承认那个所谓的村庄是他虚构出来的。
信用货币理论认为,所谓经济就是庞大的物物交换体系,而这么一个体系离开货币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的,不管这个货币是以什么形式存在,在古代的时候是牛、盐、贝壳,后来是金银。换一句话说,货币是市场的必要条件,起源于人们在交换中产生的债务关系,而且债务背后考量的是人的“信用”,所以我们经常见到的货币单位是一种抽象的衡量单位,它在本质上是对“信用”的度量。
教科书的例子里,可能会对物物交换有一种错觉,认为物物交换是一个人拿着三只鸭去换五只鸡,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这样子的交换是不存在的,真实的交换场景是什么样子呢?张三从李四那买了一只鸡,然后他会写一张欠条,或者是某种凭证给李四,承诺未来我会给李四和这个鸡同等价值的某种东西,接下来李四要到王五那买一双鞋,就把这个欠条或者凭证给了王五。如此类推下去,在一个社群里面物物交换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个欠条或者这个凭证流通的过程。当这个凭证流通的时间足够长,人们就渐渐地忘记了它最开始的主人是谁,这个时候这张欠条就成为了一个“可流通、可转让”的票据,也就是充当了货币的功能。换一句话说,在这种物物交换的过程中,债务关系以货币的形式被量化,而单位货币的价值也就代表着人们对欠条发行人的信任程度。
国家信用,货币,与债务
在17世纪的时候,英格兰有一个银行财团借给了国王120万英镑,然后就发行了120万英镑债务的欠条。这些欠条在发行的时候就获得了王室批准的垄断权,上面盖着一个王室的印章,任何希望向财团借钱的居民或者希望把自己的钱存入这个银行的居民,都有权利可以使用国王的欠条来进行支付。这意味着有一笔巨额的王室债务在整个英国境内开始流通起来,或者说王室的债务被货币化了,这些国王的欠条也就是英国的法定货币英镑。这个例子其实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家央行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法定货币的发行也是以债务为基础的。其实直到今天,英国王室的这个120万英镑的债务也没有还清楚,因为如果这笔贷款还清楚了,英国的整个货币体系就不复存在了。
其实现在你从全球范围来看,这种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央行和法定货币体制早已经成为了常态。美元、人民币,其实它们都是用国家的信用做抵押,再发行到市面上,所以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货币发行也称为基础货币发行,它都是在负债端,意味着这是央行的“负债”。
没有违约的债务市场不能存续
赦免债务(债务重组)是社会成本更低的策略
债务违约其实是债务市场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违约的市场就像没有死亡的自然界一样,很难具有一个良好的生态。
欧债危机中对希腊的国债评级被连续地下调,面临着主权债违约的风险。刚开始的时候和很多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想法一样,欧元区的成员国确实担心道德风险问题,所以没有救助计划,希腊在债务危机里越陷越深,紧接着像葡萄牙、西班牙也都爆发出财政问题,结果连一向很健康的德国和法国也受到了拖累,一场新的金融危机看上去马上就要在欧洲全面爆发了。这个时候欧洲央行和欧元区各成员国就开始采取了紧急的援助措施,减免希腊债务的50%,相当于让希腊政府赖掉了1000亿欧元的债务。因为这是使得整个欧元区成本更小的方法。欧元区各国的经济依存度是非常高的,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当时希腊的债务危机已经导致了它国内的政治局势很动荡,然后也影响到了国际市场对欧元区的态度。所以如果扳机抠下,多米诺骨牌一坍塌的话欧洲危机就会蔓延,最后导致的损失绝不是千亿级别,所以说让希腊赖账反而是两害相较取其轻,是成本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策略。
比如说一个公司有1亿元的债务,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公司就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境地,账面的价值仅剩下5000万元。但是这个公司也有投资机会,如果它继续经营下去的话,大概有50%的概率能够赚到1.5个亿。好了,这个时候公司的债权人就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非常直截了当,就是让这个企业破产清偿,然后债权人拿到它账上剩下的5000万;第二种选择就比较复杂一点,进行债务重组,比如说把原有的一个亿的债务减免到7000万,同时进行债务置换,用更低利率的新债来帮助企业偿还旧债,然后恢复经营。在第一种方案中债权人得到的最大金额就是5000万了。在第二种方案中债权人得到的最大金额是7000万,也就是50%的概率乘以1.5亿的收入,就是7500万,然后债务人又拿到剩下的500万。很明显,选择第二种方案进行债务重组是对双方更有利的选择,也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
债务重组是企业、政府、国家中最常见的金融行为。比如这几年中国在自己的地方债问题上也采取了债务置换的做法,以低息的新债去置换那些高息的旧债,实际上就是允许债务负担过重的地方政府赖掉部分债务,让它们恢复生机。
国家和民间债务关系互相影响恶化的一个“债务螺旋”,是中国王朝更替的金融根源。
社会上的债务关按大类分无非是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中间的一个债务网络。在农耕经济的古代中国,这个网络就可以简化成国家和个人、个人和个人这两类债务关系。
从汉朝以来中国就是以一个相对简单的官僚治理结构,管理着一个庞大和复杂的帝国,所以“维稳”是历朝历代的刚需。而“维稳”是需要成本的,在这两种关系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都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所以杠杆率一高,社会的张力、社会的摩擦就会变大,“维稳”的成本就会急速地上升。所以“低杠杆”是中国社会维持稳态结构运行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也是传统中国社会“去金融化”的根源所在。
明朝是如何被“债务螺旋”击垮的?
所谓的稳态结构其实是不稳定的,因为一旦有外生冲击,比如说天灾人祸、外族入侵,这两种债务关系就会迅速地恶化,形成一个杠杆率交替上升的“债务螺旋”,将这个稳态结构打破,最后以王朝的更替结束。
以明朝为例,明朝不是一个自然维稳的状态,而是靠庞大的集权和行政体系来强行维持的。维持这么庞大的官僚体系,国家就必须多征税与民争利,同时因为民间财富被挤压,在靠天吃饭的年代里任何一点点自然灾害,旱灾、涝灾、虫灾都会造成民间杠杆率的大幅度上升,债务关系恶化。民间债务关系恶化的极端表述就是“民不聊生、揭竿而起”。意味着维稳成本急速上升,所以财政又会出现巨大的缺口。那财政出现巨大的缺口以后,朝廷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加重税负,提高国家对百姓的杠杆率,从而又导致民间债务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更多的社会动乱出现。
历史其实总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每次王朝的更替之后,新朝廷一般会干两件事情:第一是大赦,除了赦免犯人的罪行以外,就是废除前朝的一切债务,相当于强行“去杠杆”,用强制的办法理顺民间的债务关系;第二件就是减税,休养生息,去理顺国家和居民中间的债务关系。这两个举措我把它称为“双降”,也就是同时降低国家和民间的杠杆率。整个社会的杠杆率下降以后,社会会渐渐地恢复到原有的稳态结构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盛世就逐渐地出现,一直到下一个冲击的出现。
债券市场:机构化的金融市场
中国的债券市场是一个高度机构化的市场,个人缺乏进入的渠道。咱们中国的债券市场,分两个部分,一个叫场内市场,一个叫场外市场。场内市场又叫交易所市场,就是我们平时熟悉的上交所、深交所。它们对散户是相对友好的,散户参与的门槛比较低,交易的规则也比较简单,我们可以像买卖股票一样地买卖债券。可惜的是,这个市场上交易的债券只占整个债券市场不到5%的量,剩下的95%的债券都在银行间市场,也就是场外市场上交易。场外市场是不对散户开放的机构市场,像银行这样的大型机构才是主要的玩家。有时候它们一单买卖都是百亿元的规模,根本不是我们散户可以企及的数字。从2017年的数据来看,债券市场,散户的比例不到0.1%,股市的散户比例是42%。
为什么债券市场不适合散户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更好的选择是什么?
利率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决定
一个是市场力量决定的利率,我们把它称为“基础利率”;另外一个是政府干预形成的利率,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干预利率”。
如何看待政府调控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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