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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现在生育率这么低？
男女比例失调生育率低的原因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上一辈子中有许多家庭都因为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导致很多人都只想生男生而不想要女孩，并且到目前为止，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存在着。因此目前为止中国的男女比例已经出现了严重失调。而男多女少的场面对生育率等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年轻人观念变化除了男女比例失调，会对生育率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目前随着社会变化，许多当代年轻人对于生育方面的思想也存在着很大的改变。许多人都喜欢更加自由的生活，觉得目前生一个孩子就是在束缚自己。因此有很多年轻人哪怕已经恋爱结婚，也并不会要孩子，造成生育率一年比一年低。
经济压力而造成声誉越来越低，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社会上对于年轻人的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有些年轻人甚至每天早出晚归也只能维持自己的温饱生活，又怎么敢再要一个孩子来增加自己经济方面的负担。并且生孩子并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难的是如何更好的养育他，如今养育一个孩子成年需要花至少几百万元，这也是导致如今更多人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
结语提高生育率光靠二胎政策是不够的，需要多帮助年轻人就业，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这样生育率低，老龄化趋势的情况就会受到很大改善。否则他们哪怕生育孩子也没有办法非常好基于他一定的生活教育环境，岂不是苦了孩子也苦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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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人的生育观念是否还很传统很难判定，但相比于我们父代、祖代，我们这代的生育观念已经很现代，倾向于少生和较少的性别偏好，即使在农村地区，人们的生育数量也很少超过3个，子女双全仍然占主流，但这种生育率高吗？当然不高！总和生育率达到2.1的生育更替水平，才能保持整个人口不增不减，人类这一生物才能持续的存在下去，不会消亡。
但是，城市地区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却很低，在城市社会中里，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较高，教育推迟人们的婚育年龄，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加之较高的生育成本，谁还愿意多生孩子？并且，在城市里这个陌生人且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中，且没有生育方面的舆论压力，自我意识越来越强，追求自我生活成为占据现在年轻人的主流思想，多元化家庭结构并存，晚婚、不婚、同性婚姻（可能在中国是隐形关系）、晚育、少生甚至不生等现象越来越多。虽然根据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生育政策放宽的情况下，生育二胎的比例确实略有增长，但是我们的生育水平却没有提高，正是反应了当下这个多元文化社会的现实，因为生育一胎比例再下降，没有一胎还有什么以后的二胎？因此城乡总体人口的总和生育率绝对达不到2，甚至连1.5都不到，因为农村人口生育3胎的比例不会太高。
中国生育率为何出现如此急剧的生育转变、进入极低的生育水平时代？这是有太多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受教育水平、生育观念转变、性别鉴定、育而成本等什么暂且不论，这里仅列举几个比较重要的或容易忽视的一些因素。
首先是以往限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再提“计划生育政策”希望能有所区分，激励生育和限制生育都是计划生育，未来也会有促进生育的激励性政策出台），这是降低中国生育水平比较显而易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生育水平下降最快的不是80年代之后实施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包括一胎一刀切），而是在70年代，我国总体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81年的2.6，这期间实施的是“晚、稀、少”较为柔和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80年代以后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为严格、强制，但其实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空间已经不大。纵观这些计划生育政策，确实大大加速了我国的生育转变时间，让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来了一个大刹车，这将为我国未来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带来更多更强的潜在风险与挑战，这就像，刹车越急，所带来的惯性越大，未来我国人口负增长的惯性将会很大，人口缩减的速度、老龄化加剧的速度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的速度会很快，对我国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冲击造成应对经验和手段措手不及。
其次是性别不平等。现在学术界越来越强调性别不平等是当下生育水平低下的根源。这是由澳大利亚学者McDonald最早提出的，他认为造成总和生育率在低于更替水平以后继续下降的根本原因是性别不平等（McDonald,
2000）。那么，是什么样的性别不平以及其如何起到降低生育水平的作用？以个人为导向的社会领域的性别平等上升到高水平，而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领域的性别平等保持着低水平状态，二者的矛盾导致低生育率继续下降（Mcdonald,2000），女性工作—家庭冲突是我国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涂肇庆，2006；计迎春、郑真真，2018）。简单的解释一下，现在总有一种不正风气，打着倡导男女平等的旗帜，在社会领域中，忽视男女客观的生理差异，要求男性做的事情，女性也被要求做，比如工作领域，估计那些上司总想着要求女性不要生孩子，不要被家庭所牵绊，要和男性做同样多的工作，同样出差，无差别对待，这就是个人主导的社会领域把性别平等上升到高水平。但是，女性能做到吗？大多数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是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在家庭中，女性首先要承担的是生育造成的工作风险，生育的生物载体是女性，不是男性。孕期、哺乳期、幼儿期等都是女性承担着最多的生养责任；另外，还有家务劳动、老人照料等，女性比男性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些家庭不平等当然会严重影响女性在工作领域的表现和晋升，而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当然不会管你为什么投入工作的精力和时间不如男性，表现可能不如男性，甚至出差都没有男性那么简单，只看你是否给公司带来利润，既然不如男性这么“拼命”，当然多招男性，给男性更多的晋升机会等，因此生育给职场上的女性带来巨大的成本。这种情况工作-家庭极端冲突的情况下，女性如何反击？（其实不是反击，而是无奈的选择）当然是不生、少生。现代不像过去时代，现在的女性，尤其是职场女性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能够依靠自己实现经济独立，不再依靠男性，以前男权家庭中让女性生育几个就生几个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生育权彻底地掌握在女性手中，女性自主独立意识提高，生与不生、生育几个由女性决定，既然生育影响了她们的工作，那她们就少生或不生。所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亚洲地区，中国、韩国和日本，性别不平等远低于欧美地区，这也是生育水平不断下降，甚至激励政策也难起作用，性别不平等的作用是不是起到更大的作用？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现在极低的生育体现了女性受教育水平以及自己决定生育的权力意识的提高。
最后，要提的一个个人认为容易被忽视却对生育水平下降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城镇化过程。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更多的农民进入城镇，传统的生育观念转变，这里是现代性的生育文化对降低生育率起到重要作用。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家庭结构与城市住房空间的矛盾。农村要进入城市，首先要有住房，城市住房建造很少有像农村那样足够的空间，即使有，那也是别墅，这种购买成本是农民无法承担的。因此，如果要完成市民化，农民要兼顾老人和孩子，尤其是孩子，购房成本不允许他们生育较多的孩子。并且，他们还要考虑进入城市的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如果他们实现向上流动，完成身份转变，就必须有所取舍，减轻生育所带来的负担，轻装上阵。这些年我国的城镇化加速上升的过程也是生育水平不断下降的过程。
…… ……
（以上仅说原因不论措施，只论原因不论好坏）
编辑于 2020-03-23 10:55查看全部 918 个回答}

人人都在担忧新生人口的骤减。
据公安部数据，2020年出生并登记的新出生人口数量为1003.5万，这一数据2019年为1465万，2020年减少了461.5万，降幅31.5%。2018年为1523万，2017年为1723万。下降趋势明显。2020年的新出生人口数据也是新中国成立来除1961年（3年自然灾害期间）外最低的一年。
中国近十年新出生人口趋势；新金融洛书根据公开资料制图
要找到这种变化的脉络，要厘清之前的线索。
中国新增人口趋势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1961年，呈现抛物线形，先升后降，1949年新增人口为1275万，逐年上升到1954年的波段高峰2232万，此后波动下降到1961年的949万。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1962年开始反弹。开始了第二阶段，即1962年-1975年间，在2100万-2900万之间浮动。第三阶段，1976年文革结束至亚洲金融危机前夕的1997年，此间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除1977-1980年新增人口在1700万左右外，其余年份均在2000万-2500万之间浮动。第四阶段，即1998年-2018年，新增人口在1500-1900万间浮动。而2018年以来的经济下行，加上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开启了新一轮的新增人口趋势下行。
我们不知道下一波新增人口反弹将在何时出现。
01
如果要从这种阶段性新增人口数据中寻找趋势，要先找到它的内在驱动力。
马克思将生育定性为一种“再生产”，再生产的生产力和经济市场相关。50年代之后，生育被赋予意识形态，一种是生育被政治社会化的“劳动力再生产”需要，那时的口号是“人多力量大”。此外，传统家庭还被一种传统的“生育的是一种天职”的理念萦绕。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促成生育率高的因素很多，首先是顶层设计方面，再就是生育成本。
上世纪50-70年代末，即第一、二阶段的人口增加，与当时的经济社会结构相关。当时的“公社”模式下，虽然普遍贫困，但社会机构对“育儿”有保障制度，农村有公社，城市有工厂全日制托儿所，那时医疗和住房虽普遍匮乏但普遍均衡，个人的精力和资本还没有被扔到永动机般市场竞争环境里一点点榨干，所以新生人口整体呈现增长趋势。
即使70年代末之后到1998年之前的国企职工，繁衍下一代仍然受全日制托儿所体系的庇护，家长可以一天看一次孩子或一星期看一次孩子。
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里举过一个例子，人作为劳动力资源，如果男人是现役兵，儿童是预备役，老人是退伍兵，那女人就是辅助照料他们的“非人”，是被这个“市场”抛弃的“非人”。中国在50-70年代末的生育，有着强烈的预备役功能。
02
1998年之后，新生人口整体呈现了下降趋势，降低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
1998年之后，国企铁饭碗被打破，中国加入WTO，市场化经济的加速首先让过去“人多力量大”生育意识形态解体。接着，生育率遭遇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从1998年至2018年左右，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要职业领域，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人们开始面临就业竞争。人们在市场化第三产业付出的时间、精力的要求，大于过去铁饭碗时期的第二产业，在育儿方面，又面对着市场化的托儿所机构，市场的学前教育，学生竞争培训的成本付出……
2020年期间，新冠疫情冲击了各行各业尤其是第三产业，这种冲击的压力转化成了对从业者的就业压力，这也是2020年生育率骤降的原因之一。
年轻人不想生孩子，更多的还是经济结构问题。
2019年，总人口1.08亿人的东北三省新出生人口65.88万，出生率为0.61%；这比一向以低生育率著称的日本2019年的0.68%还要低，这年日本出生人口86.52万，总人口1.26亿。
因为东三省经济的萧条，年轻人很多选择了外出谋生，这和全国盛行的打工经济一致，打工经济对生育产生的影响是，一、很大一部分生育黄金期（20-30岁）的女性在异地大城市以租房为生，没有生育的安全感；二，外出就业成本与本地就业的相比，在经济负担、归属感缺乏，受歧视方面更严重；三、生育成本之后的成本，如入学问题、教育精力成本问题，年轻人都有较大压力。
生育的压力特别大的是女性。美国学者贝蒂娜·伯奇认为，女性普遍承担着“兼顾工作和生育”的三重负担，一种职业劳动，一种家务劳动和一种生育责任。
03
女性的生育难题，是一门大学问。
女性在职场上，通常是一种受歧视的地位，且经济地位明显低于男性。这出现了一种经济收入和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不公分配。很多女性在生育期间会离职，哺乳期结束后再就职，然后出现普遍的“中断——再就业”现象，让她们在职场生涯中陷入一种陷阱：业绩中断、职业规划破碎，经济阶层断层。
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里论述东亚社会的男主外、女主内社会结构时说，这种模式让职业女性的分娩、育儿一直都伴随着类似于“惩罚”的某些社会不利条件，比如在就业时遭到歧视、分娩后工作精力的分散。
当代社会，虽然女性逐渐得到了更多的雇佣机会，但雇佣这一领域丝毫没有改变男女不平等现象。
这种不平等是再生产的成本和分配不公造成的。即女性付出了更大精力育儿，却遭受了更大分配不公，什么样的不公呢？
上野千鹤子曾论述，生育是再生产，但女性仍是再生产的被统治阶级，女性虽然持有“子宫”这一再生产手段，但从未完整获得所有权。当代的代孕买卖中，买方总是男性，卖方总是女性，货币资源代替爱，父权制的主角是货币的主要支配者，他们决定着子宫再生产的所有权落在谁手中。
尽管女性是“生产者”，却没有被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而是被归为父权制领域的二流生产者，这种境遇，正是由于女性的再生产者角色。
04
过去，“人多力量大”时代，一个男性或女性子女带来的经济效益，能直观地反馈到家庭中来。当代经济社会中的年轻人不愿生养。很大一部分是生育成本的，过去纯粹的边际效益递增，成本低，但收益高。进入当代后，过去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家庭机构几乎瓦解，生育带来的收益，和家庭的相关性逐步弱化。
在美国，一项讲求孩子经济独立，学者福尔布里曾说，养育孩子这一决定，不仅使父母承担了非比寻常的经济成本，实际上还收获不到任何经济利益……为人父母，倘若没有任何经济上的盈余，养孩子就是购买奢侈品，是无法维持的。所谓“奢侈品”，即付出了精力、经济成本后，收获的是孩子带来的喜悦、天伦之乐。
1990年的日本某报纸，曾刊登过一个名为《由一个电视制片人的死所所想到的》短文，主人公近藤洲弘死于53岁，死前他为了收视率和保住工作岗位，以一种近乎自虐的过劳方式工作，近无个人生活时间。正是由于收视率无休止的循环需求，和充斥着不稳定因素的社会，导致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在持续不断地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不知休止的前行，直到把自己累死。
日本记者斋藤茂男在他的《饱食穷民》里，将“饱食穷民”描述为“竞争和生产效率至上主义齿轮所演奏的吱吱嘎嘎旋律正日夜压榨着每一个人”。
这样的生活，年轻一代拿什么生育下一代？在猝死频发、福报996、狼性007下生活的我们，曾有网友评论：这样的环境，生孩子给资本家做奴工？
上野千鹤子还曾发出警告：当生育成本如此之高时，变得让“饱食穷民”们无法企及，养育孩子是否形成了再生产分配的新的阶级等级？
发布于 2021-04-08 2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