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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2016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报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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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我在宗荣湾大队住在一位老中医的后人家里，主人的母亲还健在，是一位小脚老太太，很和善，每天给我们供应两个大暖壶开水，主人夫妻二人有一个三岁小男孩。他本人是家传的中医，有很多中医书籍，家中高墙大院，厚重的大门，墙角也有一高房，墙头各处还备有许多自卫用的石块，家产也颇殷实。本人成份是中农，也是基本群众。不过他没进过城，有文化，但见识不广。我们每天吃派饭，不吃房东家伙食，但每当他煮洋芋和胡萝卜当主食時，必定给我送来一大盆，外加食盐，所以我经常吃他家的东西。宗荣湾大队有一所小学，有门窗，但没有窗玻璃，经请示局里同意调拨两箱玻璃，免费给予安装，我专程返兰运来玻璃，并用我清产時学会的裁玻璃技术，给学校安装玻璃。学校的门窗是农村土生土长的木匠制作的，窗框的尺寸不标准，有大有小，虽然尺寸相差不大，但对於安装玻璃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必须边量尺寸边裁玻璃，很麻烦。给学校安完玻璃我顺便给房东给我们居住的房屋也安装了玻璃，由於没有窗框，我都是用整块的大玻璃覆盖，所以采光特别好，特别明亮，只是通风差一点，不过通渭农村夏季也阴冷，加上房屋不密封，並未感到闷，76年的冬季，李来玉从局里给公社送来的煤炭中，要来半车，又从兰州运来火炉，因此我们住的房间很早就生火炉取暖，这一特殊的待遇，除公社干部以外，别人是享受不到的，所以这一年的冬天我就如同在兰州家中一样，一点也没有受冻。而其他驻队干部则只能在没有取暖设备的社员家里，靠仅有的火炕一点温暖来越冬，所以无论干部社员，都愿意到我们的大房间开会，可以借机享受到璀璨的阳光和温暖的炉火，而且许多人都会在舒适温暖的会场打瞌睡，几乎成为普遍现象。
　　通渭的农村居住比较分散，大的村莊多在地势比较平坦的路边，而边缘的山地，村莊往往很小，有的只有三、五户人家，甚至孤零零的只有独门独院的一户人家，而生产队的划分则比较集中，於是就形成社员不能就近耕种自己的土地，而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必须由生产队长派工派活，大半時间就浪费在走路上，而且土地都属於集体，社员根本没有一点劳动积极性，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死胡同。再说队长的指令怎样才能传达到边远的社员耳中呢？社员们自有办法，近处的两山之间就靠“吼”，平静的時候吼叫的声音能传到很远，还有一种办法有時也能奏效。那時每家每户都装有一个有线广播的喇叭，由於当時农村包括公社所在地文树，都没有通电，那种使用干电池的扩音器基本是一种摆设，而且扩音器的主机安装在公社和大队，一般生产队也无法使用。但是每家每户安装的喇叭都是采用只需极小功率的，压电效应原理喇叭，在夜深人静的時候，如家人生病，就对着喇叭大声呼叫，压电效应产生的微弱电流往往能使住在很远村落的赤脚医生家中的喇叭发出极微弱的声音，他就会爬起来赶到病人家中，此法曾屡试不爽。因此也可以采用。再说吃饭的问题，那時到社员家中轮流吃派饭是铁打的规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一个人去社员家中吃饭，再远的山路也自然往返，从没有其他想法，而李来玉则不同，有一次派饭轮到一户十分遥远，住在一座大山上的人家，走路要翻深沟，爬大山，待我们到这户人家吃完第一顿饭之后，李来玉干脆坐着不走了，就这样在这户人家呆了一天，直到吃完晚饭才走。这出乎我的预料，也感到脸红。
　　在通渭还给县邮电局特批了一辆幸福—250两轮摩托车，是由我回兰办手续提货开回来的，我借机把车扣留了半个月，用於前往榜罗等地外调，其中榜罗镇曾是红军长征途中一次重要会议的地点，当時毛泽东的住地及一所小学校的会场，据说后来都建成纪念馆，不过我去時还未动作，我在调查对象的家中见过一个军用皮挎包，据说是红军的遗物，主人的另一项罪行是当年偷盗了红军的四匹马，给盗卖了。我还藉机去县城办事，通渭县城西郊有一处很有名的温泉，我们曾集体去过两次，那处温泉水温特别高，根本无法入浴，也不能混入其他冷水，否则就不是温泉了。在通渭期间工作组全体成员还集中到公社开过几次会，每次开会公社干部都很不情愿的把自己住的房间，借给我们住一、二天。他们就借住到附近的社员家中，我们也给公社做了许多好事，比如利用我们管物资的优势提供一些建材，给公社农机厂支援了一台拖车式的柴油发电机组，由於功率有限，白天可用於电焊，台钻等生产活动，晚上可为公社大院提供电力照明，包括我提给县上摩托车及给小学安装玻璃等等。
　　对於农村的伙食，虽然只有白水煮面条和白面油饼，但与赤贫的社员群众相比，已经是上好的美味佳肴，我对公社炊事员用菜园土地里新鲜的萝卜和新鲜的洋姜凉拌的咸菜记忆犹新，那个鲜美的味道是城里人吃不到的。总之通渭一年的经历等於上了一年大学，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终生难忘，对“陇中苦、甲天下”深有体会，对甘肃的农村有了初步的瞭解，增加了许多感性知识，唯一的遗憾是抓阶级斗争，发动群众斗群众，荒唐的政策，带来荒唐的结果，做了许多无效的劳动。
　　在物资局工作十八年，可以称之为上大学的事件，去通渭下乡的这一年可以称之为上了一年甘肃农村大学。而另一件则是参加局机关新宿舍楼的建设工程。从筹建到竣工交付使用也是历時一年多，我从头至尾参加了全部过程，从中学到东西和得到的启发，影响了我的后半生，因此也可称之为上了一年房地产开发和建筑工程方面的大学。
　　既搞工程就先要说我的工程师职称问题。文革前我刚转业到机电公司，职称的问题想都没有想过，文革中一切职称评定一律停止作废，文革后才逐渐恢复，首先推行的职称套改，即还多年的欠帳，这時部队工作超前，空军第二航校及時给我寄来一份学历证明，而按当時职称套改的规定，中专学历连续工作20年以上，可理所当然的套改为工程师职称，这个工作是局机关党支部支部专干王银凤牵头，在她的支持下我顺利的套改为局机关唯一的工程师，另又恰好主管局系统的基建工作，所以就顺理成章抽调到局机关新宿舍楼的筹建小组。那時还没恢复职称评定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也没有职称证书，我只是填写份表格。从此我的工作证以及后来的干部退休证，职务一栏里填写的都是“工程师”而这应该是一种职称，而并非职务。
　　年局机关新宿舍楼建设，是局机关的一件大事，因为此前，受极左思潮“先治坡，后治窝”的影响，局系统每年的基建投入都是库、站、铁路专用线等方面的建设，很少用於新建宿舍楼。而这一次局领导十分重视，由局长刘文正，亲自选址拍板，确定拆除局机关的大礼堂，及解放前遗留的一座二层小楼（据说是解放前的水利厅）在原址建一座三个单元六层的砖混楼。这在现在看来完全是一个小工程，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含量，而在当時则是十分重要的工程，因为前物资局一把手，已退居二线的老红军吴松也要住在新楼里。而吴松的声望及影响，在兰州市可谓家喻户晓。文革中兰州产业工人的造反派是以赵涛，苏华为首的铁路工人，而保皇派则是以吴松为首的，建工部第七工程局的建筑工人，两个单位系统都是有雄厚财力，人力，物力的大单位，而一旦上街游行则动辄数万人，统一着装，特别是七局的建筑工人一律头戴安全帽，行动整齐，時到中午，后勤部门统一送饭，完全是有组织的行动。而铁路工人则更胜一筹，不相上下。文革结束以保汪峰出名的吴松自然成为胜利者，官复原职，后又调到物资局任一把手，而老红军参加过万里长征的光环，也为其生色不少。所以在选择和组织施工单位時，在建工部门只要听说是给老局长吴松建宿舍楼，则一路绿灯。在我参加局机关新宿舍楼筹建小组的问题上，还要提到另一个人，那就是屈天福，他那時是局机关领导小组成员兼财务处长，负责主持拆迁筹建及建成后的分房。我在旧物资局清产结束调进局机关，和这次临時抽调到新楼筹建小组都是他的决定。而这两次调动都是影响我后半生的重大事件。前者使我走进公务员的队伍，后者使我进入房地产开发的行列长达二十多年。虽然说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而提供机遇的这个人似乎更重要。
　　新楼选址确定以后，接着就是拆迁，当時小二楼（大家都称之为蝴蝶楼，因为一中两翼，状似蝴蝶）里住有局机关的许多住户，包括我在内，我在楼里也有一间很大的房子，而房外，还养了两只小鸭子。下雨天，把小鸭子放到雨中的积水里，鸭子在水中玩耍，十分可爱。
　　我们为建新楼搬迁没有阻力，但大家无处可去，经局领导同意，大家就全部挤进办公楼，处室办公室三间挤成两间，两间挤进一间，一切为建新楼让路，我就佔用了处理两间办公室里用傢俱隔出来的半间，旧蝴蝶楼及礼堂兼食堂很快就动手拆除。此時筹建小组也正式组成，局里主持领导是财务处长屈天福和办公室主任张杰，筹建小组的日常工作主要由我和杨兆祥负责，另外还有杨平和小徐两个干部及一台专车和司机张炳芳。由此可见基建阵容的强大。选我负责是因为我分管局系统的基建工作，懂技术，又是唯一的工程师，选杨兆祥是因为他文革前在设计院工作过，他爱人当時以及后来直至退休，一直是省院的电气工程师，杨兆祥本人文革中则是一位造反派头头，善弄权术，在筹建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就如同文革中夺权一样，上演了抢夺会场的闹剧。本来会议由局办公室主任张杰主持，张杰刚说出“今天开会大家先把分工确定一下”这一句话，杨兆祥马上把会场抢了过去，说出今后的工作安排，俨然以领导自居。而这一切，则为毫无魄力可言的张杰默认，所以从此杨兆祥就成为筹建小组的领导。而这一切被我看在眼里，而我一贯对人以诚相待，一切从工作出发，从不与人争权夺利，所以整个基建过程与相兆祥相安无事，只是在工程结束给施工方省建七公司七〇二处结算工程款時，我签字付款。而他事后找我问为何未与他商量。我说决算是经审查通过的，你也是审查同意的，至於谁签字付款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已，我毫无争权的故意。他也就不再提此事了，后来分房我们住对门，关系一直不错，他后来调任农委，很快就离开了物资局，现已过世。
　　79年時政府还没有土地财政，在自己单位院内建房，只要不临街手续很好办。接着便是建房方案，省建筑勘察设计院，做为当時兰州最大最好的设计单位，向我们推荐已建成投入使用，由他们设计的省文联宿舍楼，也是一座三个单元六层砖混楼，一梯三户，分大、中、小套，有单独的厨、卫，还有浴盆和热水系统，厨房里还有一个碗橱，这在当時算得上是少有的奢华设计，於是上下一致同意照抄，设计方案顺利确定，这个过程以杨兆祥为主操作，因为他是从设计院出来的。等到设计出图以后，就发挥我的专长了，我在航校学习过机械制图的基本功，而建筑图纸与机械图纸相比，要相对简单，水暖电的图纸也一样，只要肯钻研，都能很快熟悉，至於各种建筑施工验收规范，只要认真研究，也不难读懂。最主要的是我们是投资方，即甲方，一切工作都是最先介入，处处主动，有不懂的地方可向设计院和其他懂行的人请教，加上我自己的努力，因此很快进入施工合同中甲方代表的角色，工作顺风顺水只是十分辛苦。
　　新楼工程为了抢进度，采用三班倒，昼夜施工，而我作为唯一正式的甲方代表，责任心加责任所在，夜间施工必到现场，所以几乎每天加班至深夜，那時刚开始有农民工进城，很少，而建工部门主要工作，都是由正式工来完成，承包工程的施工队尚未形成。夜里施工结束，我往往开车送工人回住地，我那个开放的小货厢，夜里可以挤下十来个人。都是七〇二处的正式工。经常是工作至凌晨。这个送人的事没有人要求，是我主动心甘情愿的，所以有人说我傻，其实是性格使然，也是举手之劳。我的工作群众自然看在眼里，所以才有82年参加省劳模会之举。
　　那時建筑标准低，卫生间采用坐便器都很少，而我们采用低水箱坐便器，其中低水箱中的全铜水箱配件，兰州市场就根本无货，经嘹解只有北京才有，为此我还专门跑北京出差，买配件发运回来。户内选用安全插座，国内也没有现成产品，只能用英制的出口产品代替，而今天看来则成笑话。因为那時许多国标都尚在制订当中，建筑材料的市场十分狭窄，而装修市场尚未出生。那時建房時门窗，室内水泥地面，卫生间洁具，厨房案台，橱柜，都是由建筑方一次完成，水暖电齐全，人们可以直接入住，根本无需装修，也没有装修这个行业。而我们这座新楼建筑标准之高，当時很少见，比如热水系统是由锅炉房热水锅炉集中供应热水，而恰恰在热水系统这个问题上成为一大败笔。问题的症结在於局机关人员居住分散，没有分到新房的职工，对分到新房的职工家中有热水供应一事，愤愤不平，哪怕每月一、二次也不同意，所以热水系统开通只试水两次就寿终正寝，成为一项报废的工程。好事办成了坏事。那時人们还都不知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为何物，也没有气源，因此家中的浴盆也就成为摆设。
　　新房经一年施工80年春如期交付，接着就是复杂的分房工作。我们住办公室的搬迁户，自然在分房之列，尤其我们参加筹建的班子，要分到最好的房子。谈到分房，我转业结婚之后，也不曾为住房发愁，但总是不如人意，从旧大路到局机关分到小套，分到大套换成中套，再到在蝴蝶楼里增加一间房，总之搬家多次，从未满意，还为此生过很多气。骂过处长。此次分房终於扬眉吐气，由屈天福和杨兆祥密谋分房名单，我和杨兆祥分到三楼对门，分到一中、一小两套房，因为我们家中祖孙三代人。分房结果一宣布，立即引起大哗，分到房的人也不是全高兴，也有骂街的，何况没有分到房的人。不过我本人终於如愿以偿，分到满意的住房。不过好景不长，不久之后分房引起的矛盾暴发，局里最终决定，新楼住两套房的人必须退出一套，这样一来分到大套住房的人自然安平安无事，而我这样佔两套的人，则退出小套只剩中套，这样就吃了大亏。但也没有办法，好在不久之后又在院内给补充一间平房，这间平房在2002年局机关开发建设临街的新楼時，又处拆迁位置，使我又当了一次拆迁户，不过此時我早已退休多年。
　　2002年建临街新楼之前局机关办公室给我写了一份专函，意为新楼住房的楼层，面积由我任选，条件是退出旧楼的中套住房上缴。而此時已改革开放多年，我早已搬出局院内旧房，住进我自己开发建设的新房。此次最后一次分房的机会已不十分重要，不过我仍然运用对我分房的承诺，挑选了一套三层带大面积阴台的130平方米的住房，并在施工期间，通过施工方的工长，按我的意图改变平面布置，对房间进行重新分隔，直至顺利交付使用，这些都是后话。总之在分房的问题上，生过不少气，但最终算有一个完满的结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长乐。
　　局机关新建宿舍楼之后进入80年代，局系统各单位都开始建新宿舍楼，一時间遍地开花，我参与的是由局直接投资建设的省物资学校教学楼，和宿舍楼工程，以及系统内其他公用建筑的项目立项，投资管理等方面宏观管理工作，具体工作很少过问，不过物资学校教学楼的工程还是出了质量问题，那時还没有商品混凝土供应，也没有强制监理制度，各单位混凝土工程都是现场搅拌，这時机配的比例就十分重要。工程质量完全凭施工员的责任心，如果机配不准，混凝土的质量就得不到保证，物资学校教学楼施工至五层時，发现四层柱子的试块达不到要求，经协商最后采取抗震加固的工艺，用来加固四层的柱子，而后来我在兰州二中开发施工時亲眼见到，对面临街酒泉路的糖酒大厦，因为混凝土试块不合格，砸掉了整整一层楼。现在规定强制监理及强制使用商品混凝土，无異是好制度。
　　这里要提到省市建委在雁滩召集的一次土建事故现场会，那是一座三个单元的砖混楼，已建至三层，建设单位是兰州市计量局，那時，单位还未规定强制监理制度，但是规定建设工程开工前必须向兰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报备，由监督站指派专人前往监理，并按工程造价的2.5‰收取质量监督费，工程完毕由监督站验收发给合格证。而雁滩此处工地什么手续都没有办就开工了。直至向监督站报备時监督来人查看，发现钢筋混凝土楼梯正在自行拆除，其原因是发现混凝土标号竟然不足50号，即还不如兰州本地的红砖，於是工程立即叫停，并决定在现场召集全市各单位主管基建的人，开现场会，由施工单位某公司的工长，现场介绍发生问题的经过及处理意见。原来施工方把工程转包给一个私人工程队，而这个工程队使用的水泥虽然外观上是永登水泥厂大窑祁连山牌水泥的包装，而实际上是假水泥，而且事故现场已清理得十分彻底，竟一斤假水泥也找不到，只有报废的工程摆在那里。而且建设和施工方均已发现混凝土标号不达标，用手即可捏碎，所以他们才开始自行拆除。检查中还发现，已拆除一半的阳台板，本应在上部的钢筋，竟然全挷扎在下部，这样的悬挑构件，即便混凝土达标，也必然会断裂，所以问题十分严重，也很典型。原来施工的包工队已逃离现场，只好由现在施工方收拾残局，处理意见十分简单，全部工程拆除重建。
　　我在储运处分管基建工作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是80年代初，我到天水参加每年一度的全省基建会，那時后来成为省委书记的闫海旺，刚由省建二公司经理的位置上，调到省建委当付主任，这次会议就由闫海旺主持作主题报告。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一改过去领导作报告那种装腔作势，语言含混不清，带着浓重方言的声调，而采用标准的普通话，吐字清晰，声音洪亮，让人感到，精神为之一振。此時胡锦涛做为省建委主管设计工作的设计处长，也一定坐在台上，不过当時大家都不认识他。胡锦涛是在闫海旺之后，才担任省建委付主任、主任，团省委书记，然后调到中央去的。按现在的项目报批程序，设计处长的工作与房地产开发有必然的联系。现在项目不分大小，都必须有省市建委有关项目建设初步设计审查的一个批文，否则规划部门不予办证，而这个批文的产生则要通过建委主持召开的一次专家审查会，会后由建委汇总专家的意见，写出审查意见，以批文的形式下发，所以现在开发商与建委之间的来往是十分密切的，滋生出许多腐败现象，幸好胡锦涛在省建委時，此一制度尚未形成，因此还算清水衙门。关於房地产开发中的许多内幕，我将在88年以后，20多年的房地开发经历中去详细记述。
　　我在搞基建管理之前，在局里做的机械车辆仓管等工作，大都是服务的性质，工作做得越多越仔细，上下越满意，而基建管理工作则正好相反，往往是前去挑毛病，工作做得越多越细，则得罪人也越多，加上我的性格认真，所以至少是不受人欢迎。
　　譬如天水材料站散装水泥库的验收，那个项目是由省建材化轻公司投资建设，工程结束建化公司组织验收，按公司领导的安排就是去天水开个验收会，大家一起喝酒吃饭皆大欢喜事情就算结束。而我事先查阅了一下施工验收规范，除土建工程外，散装水泥地输送系统的核心，空气压缩机，是要求空载运行若干小時，检查无误，然后才能投入运行，而施工方仅仅是试过车，并未进行试运行，当我提此项要求時，现场无人以对，於是只好安排补做试验，於是这场验收会就被我搅黄了。再如省物资学校宿舍楼的验收，那个工程是由省住宅建设公司承包施工的，而施工队伍的技术水平实在太差，一栋五层砖混楼，每层的阳台栏板，七扭八歪，不在一条直线上，楼房清水墙的砖缝也七扭八歪，凹凸不平，根本达不到清水墙的要求，为了遮丑，只好加上水泥砂漿外粉，而我指出这些问题時，施工方，建设方虽然口头都认错，可是心里都不高兴。
　　那時局机关的处室分工很奇怪，局办公室只管局机关的工作，而物资系统面对省市各部门的文电往来，则全部通过储运处，所以我退休以后直到今日改称企管处是十分确切的，是管理局系统全部企业的处室，由此可见处里的工作是很杂的，省上各部门面向社会布置的工作，无论大小，只要有文件或电话通知下来，都要去办，去处理，如增产节约，技术革新，安全生产，政策变迁，学大庆等等，不一而足。
　　如有一次数学家华罗庚来兰州推行优选法0.618，我认为应该召开大会由专家作报告。而当時省上根本不重视，仅在友谊饭店一间会议室，召开由几十人参加的各厅局代表的小会，应付了事。我作为物资局唯一的代表，有幸目睹华罗庚教授的风采。华教授此時年事已高，又拖着一条残废的病腿，不远万里到全国各地推行一种用数学方法来提高生产效率的理论，应该是十分可敬的。可是要我这样的小人物去听他老人家精彩的报告，是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的，真是辜负了他老人家的一片心意。还有一次组织全省各地区物资系统的人来兰州，去兰化参观学习兰化物资供销公司工业学大庆的经验，局里由我一个人带队去兰化参观。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中老机电公司的一把手穆章盛，此時担任兰化供销公司的经理，原来他在物资部担任办公室主任時的一位付部长，此時调到兰州兰化当一把手，就把穆章盛起用了。穆章盛还是很有水平的人，能把兰化供销公司搞成物资工作的先进单位，让新物资系统的人去参观学习，也确实不简单。他在现场向我们介绍情况，不用讲稿，但我发现讲话内容，与墙上悬挂的宣传图板几乎一字不差。看来他已是轻车熟路早有准备，不过我们物资系统这些地县来的听众，完全心不在焉，他们来兰州只是一趟公费旅游而已，可是说老实话，那時的学大庆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不认真也是必然的。接着是参观兰化的生产车间，这是我第一次身临石化企业的生产现场，只见各种高耸的塔、罐，密如蛛网的各种管线，名为车间，实际装置全在露天，特别是当我走到高压聚乙烯的生产装置的下方，看到最大读数为1500 kg/cm2压力表,指针在1000kg/cm2处晃动時，我赶紧迅速走开，因为我知道1000 kg/cm2相当子弹在枪里的膛压，看来石化行业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此外就是不時的接到通知，参加省市的各种大会、小会，然后上传下达。因此当時兰州市仅有的兰州饭店、友谊饭店就成为开会的固定场所，特别是物资局召开的每年一度物资工作会议，那時物资工作实行四统一，一直管到县，所以到会的代表很多。会议会风千篇一律，不过也互相攀比，会议的规格逐年提高，比如出会议简报就是例子，开始是很少几期，后来是每日一期，而且油印打字还不行，要搞铅印，那時省委倒是真有一个专为会议服务的印刷厂，於是通过各种关系联系成功实现了铅印。那時还未发明激光照排，完全是手工捡字，而時间要求很严，众多的人员为此忙碌，而那个辛辛苦苦搞出来的会议简报，不过是一种表示会规格和排场的作秀而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物资局的业务处室，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权限很大，各种生产资料，都必须到物资局来才能得到，因此每日企业采购人员云集，我们储运处业务面向系统内部，也有一点对系统内部的三材审批权，对外的业务只有一项，即物资出省审批。大宗的出省都是按计划本子执行，零星的出省则要到储运处来盖出省章，所以偶尔也有人来访，比如私人发运棺木原材，就必须盖这个出省章，而且随意性很大，不过我们处里无论谁接待，最后还是都给盖章放行。
　　储运处的工作到外省出差的机会不多，我有一次去青岛参加全国铁路系统运输方面的一个会议，在青岛住有一周，回来的路上许多人去登泰山，我因为要去连云港探亲，而失去了这次机会，还有一次去长春汽车厂签订分配给我们的汽车合同，原本想在故地長春和沈陽重游一番，然而在1972～73年解放已二十余年，两地市容变化有限，有轨电车仍然在市区穿行，只是那時文革大潮正兴，物资供应十分困难，辽宁主持工作的陈锡联，被人戏称为“陈三两”，因为沈阳当時的食油供应是每人每月三两。比兰州还要低二两。沈阳本是我的故乡，本应各处走走看看，可是当時吃不上饭，饭馆里供应的只有单一的高粱面面条，白菜叶子。家乡被搞成那个样子，心情十分压抑，所以只住了三天就赶快逃离。长春情况比沈阳好一些，当時正值秋季，街上卖烤玉米，煮玉米的都很多，起码吃的东西不缺乏。两个城市当時都还在享用日伪時期留下的城市建设遗产，城建工作也是改革开放之后才走出一条路。还有一次出差北京，参加物资部举办的经济法培训班，時间长达三个多月。時间是在1986年，那時我已交出退休报告，在家休病假，此后三年没有上班，而这个培训班因为是在北京举办，我可以借机回北京探亲，所以就主动去了。参加培训的学员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大都是中、青年，我是唯一50岁以上的“老人”。培训班的课程主要是各项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入门教育，题材广泛，但并不深入。要学习好经济法，主要还是要靠自学，所以发了许多书，请来讲课的大都是北京高校知名的教授，以政法大学的居多，课程编排主要以案例来解释法条，案例通俗逼真，贴近生活，简洁易懂，内容丰富，用几个案例来说明一个法条，所以课程生动引人入胜，我每日听课津津有味，三个月下来笔记记了厚厚的一大本，此時我已决心辞职下海（以35年工龄提前退休）学习也是为自己积累一些知识，现在回想，我这几十年的奋斗，在别人叶啓荣，刘玉章这些三代贫农的身上，可能毫无用处，而在我身上则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后来几乎都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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