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注三国志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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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三国志》。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作&&&&者裴松之 注解&ISBN5定&&&&价126.00元出版时间&2009-12
书图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由此许多《》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我们在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又多首尾完具，不似水经注、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而成”。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则未作评叙。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200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仅以23字记之。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魏书》褒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良有以也”。对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
这种评断，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我国史书体例自《》、《》后，编年、纪传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无需多言了。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为主，专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将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乎？其照虽均，质则”，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
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三国志》中，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统计，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根据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据统计，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1990年）。根据金陵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都讥其繁芜，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文章，，家传，别传为类，统计裴注引书160余种（《三国志辨疑》）。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注引书目》）。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的分类列书名256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袁子，，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1956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1959年）。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203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对的“裴松之”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2年修订版）。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224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1986年）。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229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250页）。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奉宋文帝命完成对《三国志》作注释，以补缺、备异、惩妄、论辩等为宗旨，博采群书一百四十馀种，保存大量史料，注文较正文多出三倍，开创了作注的新例。二画
《九州岛春秋》（撰）
《九州岛记》（撰。注：此书总名《九州岛记》，则分为《
记》、《兖州记》等各篇）
《三辅决录》（撰） 《三朝录》
《三国评》（撰） 《山阳公载记》（乐资撰）
《山涛启事》
四画　《太康三年地记》
《文士传》
（注：《曹休传》注中说是张隐所撰，《荀彧传》注中说是所
撰，《王粲传》注中说是张骘所撰，待考）
《文章志》（挚虞撰） 《文章叙录》（荀勖撰）
《孔氏谱》 《孔融集》
《王氏谱》 《王朗家传》
《王朗集》 《王弼传》（撰）
《世语》=《魏晋世语》（撰）
《四体书势》（撰）
《江表传》（撰） 《交广记》（撰）
《交广二州春秋》（撰） 《先贤行状》
《汝南先贤传》 《任嘏别传》
《列书》 《列异传》
《决疑要注》（挚虞撰） 《百官志》
《百官名》
《吴书》（撰。注：本名昭，晋朝史官避讳改）
《吴历》（撰） 《吴录》（撰）
《吴纪》（环某撰） 《吴质别传》
《序传》（撰） 《阮氏谱》
《志林》（撰） 《杜氏新书》
《辛宪英传》（夏侯湛撰） 《典略》（鱼豢撰）
《邴原别传》 《明堂论》（撰）
《抱朴子》（撰） 《东阿王辩道论》
《》（撰） 《英雄记》
《兖州记》（注：即《九州岛记》其中一篇）
《风俗通》（应劭撰） 《胡氏谱》
《姚信集》
《晋纪》（撰） 《晋书》（撰）
《晋书》（撰） 《晋书》（虞预撰）
《晋诸公赞》（撰） 《晋阳秋》（撰）
《晋泰始起居注》 《晋惠帝起居注》（撰）
《益州耆旧传》 《益部耆旧传》（撰）
《益部耆旧杂记》（撰。注：此书应为《耆旧传》之附录）
《高贵乡公集》 《高士传》（撰）
《烈女传》（撰） 《荀氏家传》
《荀彧别传》 《袁氏世纪》
《孙氏谱》 《孙资别传》
《孙惠别传》 《马先生序》（撰）
《书林》（应璩撰） 《神仙传》（撰）
《陈留耆旧传》 《陈氏谱》
《曹瞒传》（吴人所撰） 《曹公集》
《曹志别传》 《庾氏谱》
《郭氏谱》 《崔氏谱》
《陆氏世颂》 《陆氏祠堂像赞》
《陆逊铭》（撰） 《启蒙注》（撰）
《通语》（撰） 《异同杂语》（撰）
《异同评》（撰） 《异物志》
《异林》（陆某撰）
《华阳国志》（常璩撰） 《华佗别传》
《博物志》（撰） 《博物记》
《嵇氏谱》 《嵇康传》
《嵇康集》 《程晓别传》
《费祎别传》 《傅子》（撰）
《傅咸集》 《张超集》
《逸士传》（撰） 《搜神记》（撰）
《蜀记》（撰） 《蜀本纪》
《蜀世谱》（撰） 《楚国先贤传》
《零陵先贤传》 《会稽典录》
《会稽邵氏家传》 《虞翻别传》
《杨都赋注》（撰） 《万机论》（撰）
《汉纪》（张璠撰） 《汉纪》（撰）
《汉书》（撰） 《汉魏春秋》（撰）
《汉晋春秋》（撰） 《汉末名士传》
《管辂别传》 《赵云别传》
《裴氏家纪》（撰）
十五画　《郑玄别传》 《潘尼别传》
《潘岳别传》 《潘岳集》
《刘氏谱》 《刘廙别传》
十六画　《冀州记》（注：即《九州岛记》其中一篇）
《战略》（撰） 《卢谌别传》
《诸葛氏谱》 《》（次定）
《诸葛恪别传》 《机云别传》
《默记》（撰） 《褒赏令》
《襄阳记》（撰） 《锺会母传》
《魏书》（王沈撰） 《魏略》（鱼豢撰）
《魏纪》（殷澹撰） 《魏氏春秋》（撰）
《魏末传》 《魏武故事》
《魏名臣奏》 《魏世籍》（撰）
《魏世谱》 《魏都赋》
《杂记》（撰） 《礼论》
《庐江何氏家传》
《献帝传》 《献帝记》
《献帝春秋》（袁暐撰） 《献帝起居注》
《谱叙》（撰）
《续汉书》（撰） 《顾谭传》
《灵帝纪》（撰）
上所引书一百五十六种，不包括引用古书以为注释者。
1. 撰人着一书以上者
：《九州岛记》（《兖州记》、《冀州记》等）
：《典略》、《魏略》
：《汉晋春秋》、《襄阳记》
：《晋诸公赞》、《裴氏家纪》
：《马先生序》、《傅子》
：《汉书》、《谱叙》
：《文章志》、《决疑要注》
：《抱朴子》、《神仙传》
：《王弼传》、《荀粲传》
：《晋惠帝起居注》、《陆逊铭》
：《交广记》、《晋书》、《蜀记》
：《高士传》、《烈女传》、《逸士传》
：《晋纪》、《晋书》、《搜神记》
：《益部耆旧传》、《益部耆旧杂记》、《诸葛亮集》
：《九州岛春秋》、《序传》、《战略》、《续汉书》
：《晋阳秋》、《异同杂语》、《异同评》、《蜀世谱》、
《魏氏春秋》、《魏世籍》、《杂记》书 名: 裴松之注三国志
作　者：邹德金编
出版时间：
开本： 16开
定价: 126.00元《三国志》是一部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含《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东汉末至三国时期近百年的历史。最初三书单行，至北宋始合刻为一，并改称《三国志》。在古代正史中，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并称为。（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今四川）人。早年师事著名学者，在官至散骑黄门侍郎，人晋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后，开始撰《三国志》，十年完成，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三国志》成书年代不能确定。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的《魏书》、的《魏略》、的《吴书》，此三书是依据的基本材料。无史，由其自采资料。卷一 一 武帝纪第一
卷二 二 文帝纪第二
卷三 魏书三 明帝纪第三
卷四 魏书四 三少帝纪第四
卷五 魏书五 后妃传第五
卷六 六 董、、第六
卷七 七 、、臧洪传第七
卷八 八 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
卷九 九 诸夏侯、曹传第九
卷十 魏书十 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
卷十一 十一 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第十一
卷十二 十二 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第十二
卷十三 十三 、、传第十三
卷十四 十四 程、郭、董、刘、蒋、第十四
卷十五 十五 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五
卷十六 十六 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
卷十七 十七 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
卷十八 十八 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第十八
卷十九 十九 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
卷二十 二十 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
卷二十一 二十一 王、卫、、傅传第二十
卷二十二 二十二 桓、二陈、徐、卫、卢传第二十二
卷二十三 二十三 和、常、杨、杜、赵、裴传第二十三
卷二十四 二十四 韩、崔、高、孙、王传第二十四
卷二十五 二十五 、、传第二十五
卷二十六 二十六 满、田、牵、第二十六
卷二十七 二十七 徐、胡、二王传第二十七
卷二十八 二十八 王、母丘、诸葛、邓钟传第二十八
卷二十九 魏书二十九 方技传第二十九
卷三十 魏书三十 、鲜卑、东夷传第三十
卷三十一 蜀书一 刘二牧传第
卷三十二 蜀书二 先主传第二
卷三十三 蜀书三 后主传第三
卷三十四 蜀书四 二主妃子传第四
卷三十五 蜀书五 第五
卷三十六 蜀书六 关、张、马、黄、第六
卷三十七 蜀书七 、法正传第七
卷三十八 蜀书八 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
卷三十九 蜀书九 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
卷四十 蜀书十 刘、彭、廖、李、刘、魏、十
卷四十一 蜀书十一 霍、王、向、张、杨、费传第十
卷四十二 蜀书十二 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郐、传第十
卷四十三 蜀书十三 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
卷四十四 蜀书十四 、费袢、第十四
卷四十五 蜀书十五 邓、张、宗、十五
卷四十六 一 孙破虏、讨逆传第一
卷四十七 二 吴主传第二
卷四十八 三 三嗣主传第三
卷四十九 四 、、士燮传第四
卷五十 五 妃嫔传第五
卷五十一 六 宗室传第六
卷五十二 七 张、顾、诸葛、步传第七
卷五十三 八 张、严、程、阚、薛传第八
卷五十四 吴书九 、、第九
卷五十五 十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十
卷五十六 十一 、、、传第十一
卷五十七 十二 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第十二
卷五十八 十三 陆逊传第十三
卷五十九 十四 吴主五子传第十四
卷六十 十五 贺、全、吕、周、传第十五
卷六十一 十六 潘溶、陆凯传第十六
卷六十二 十七 、传第十七
卷六十三 十八 、、传第十八
卷六十四 十九 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卷六十五 二十 王、楼、贺、韦、华传第二十
附录一 上三国志注表
附录二 晋书·陈寿传
附录三 宋书·裴松之传
新手上路我有疑问投诉建议参考资料 查看系列讲座：《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到底是谁？
系列讲座：《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到底是谁？
中国网 | 时间：2005
日 | 文章来源：中国网
主持人：傅光明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刘世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文学馆的解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系列演讲，在《新解〈红楼梦〉》和《品读〈水浒传〉》之后，将从今天开始《纵论〈三国演义〉》。第一场的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先生。
不知道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有没有提出过这一连串的疑问：《三国演义》的正式书名究竟是什么？《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罗贯中是怎样一个人？是何方人氏？生活在什么时代？都写过什么作品？他在撰写《三国志演义》时，是不是付出了创造性劳动？他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应不应该得到确认？应不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请刘世德先生为我们演讲《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之谜。大家欢迎。
大家好！我是刘世德。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
我讲的内容，一共七个问题，如下：
一、《三国志演义》的正式书名究竟是什么？
二、《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
三、罗贯中是怎样的一个人？
四、罗贯中到底是何方人氏？
五、罗贯中生活在什么时代？
六、罗贯中写过什么作品？
七、罗贯中撰写《三国志演义》时，是不是付出了创造性劳动？他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应不应该得到确认？应不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
一 《三国志演义》的书名
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三国志演义》的书名。
有人可能会问，我们看到的布告和通知上写的是“三国演义”，为什么您说的是“三国志演义”？
这部书的书名，到底应该叫做什么呢？
我认为，这部书的正式的、准确的、科学的名称，应当是“三国志演义”。
为什么呢？这牵涉到对“演义”二字的理解。用今天的话说，“演”就是阐述、表现、介绍、发挥等等的意思，“义”就是书的内容、蕴涵的思想、故事情节等等的意思。“三国志”当然指的就是24史当中的陈寿的《三国志》。所谓“三国志演义”，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实际上就是“演《三国志》之义”的意思。所以“志”字是不能缺少的。
几年前，我曾到日本国立东北大学做客座教授。有一次，我在演讲厅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走进《三国志演义》的世界”。演讲之前，走廊里贴着一张大布告。上面写着：今天请刘世德教授“讲义”。“讲义”这两个字，在这里，是作动词用。和我们中国不同。我们的“讲义”两个字是名词。
其实，“讲义”和“演义”的意思一样。“讲”相当于“演”，“义”就是“义”。
既然是“演《三国志》之义”，那么，“志”怎么可以缺少呢？
现在流传下来的几十种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绝大多数的书名都有这个“志”字。我发现只有夷白堂刊本（明末，杭州）的版心题作“三国演义”。其他的明刊本，还没有发现书名叫做“三国演义”的。
叫做“三国演义”，有两个起点。第一个起点是毛宗岗评本。但是，最早的毛宗岗评本仍然是以“三国志演义”为正式的书名。只不过后来翻刻的毛宗岗评本有的就叫做“三国演义”了。第二个起点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排印整理本。那个时候，规定古代小说只能由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直到“文革”以后，这个约束方才打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的书名就叫做“三国演义”。由于它的流行，它的垄断性，这个书名就广为人知了。
在这里，我要指出两点。第一，我们学术界的许多权威学者，在他们的著作或论文中，凡是提到着部小说的时候，都一律写作“三国志演义”，而不写作“三国演义”。他们是鲁迅、郑振铎、孙楷第、何其芳等等。第二，在日本，此书也不叫做“三国演义”，而是叫做“三国志”。由此可见，书名中的那个“志”字是万不能少的。
二 《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是谁？
以上是第一点，接着讲第二点：《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确凿无疑。
中国的古代小说，往往有作者问题。有时候，某一部小说的作者到底是谁，一时很不容易说清楚。
这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在那个时代，小说不受上流社会重视。大多数的人把小说当作是茶余酒后的一种消遣物。因此，小说的作者也不受到重视。人们只要看小说的内容，小说的故事，谁管你是张三写的，还是李四写的。
第二个原因：小说作者的社会地位低微，受到一些人的蔑视，所以一般不敢署名，不敢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地公开承认，这部小说就是我某某某写的。
第三个原因：那个时代没有稿费，作者的头脑里也没有著作权的概念。他们是随意而写，随意而流传。除非是内容出了违反法律的问题，出了诽谤他人的问题，才会去注意和调查作者是谁。
第四个原因：因此，很多小说不署作者的姓名，例如《西游记》和《红楼梦》。有的则不署真实的姓名，而只署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笔名，例如《金瓶梅》。
这就给古代小说研究中增加了一个专门的课题：研究小说的作者问题。《西游记》的作者是不是吴承恩？《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还是石兄，或者是曹雪芹的爸爸，或者是河北丰润一个姓曹的某某人？《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是谁，竟然出现了二三十种猜测！直到今天，这些古代小说的作者问题，还在不断地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争论。
我曾经说过，“和其他著名的小说家比较起来，罗贯中还算是幸运的。不管怎么说，他的姓名总是和《三国志演义》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我的一位学生对我说，“刘老师，您说得太早了！太乐观了！”原来，就在我说这话不久，就有一位姓张的先生，连续不断地发表几篇论文，剥夺了罗贯中的著作权。但是，他的理由不充分，他的根据也不充足。他可以说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他错误地把一个明末天启年间的黄正甫刊本当成了比嘉靖刊本还要早的刊本，因此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关于这个问题，今天不能细说。我在这里只需要举出两个证据：第一，所谓“黄正甫”这个人，在福建建阳黄家的家谱上，叫做“黄一鹗”，是万历年间的人。第二，日本目前还保存着黄正甫所刊刻的其他书籍，书上明确地记载着刊刻的年月，是万历，而不是嘉靖以前。
我有把握地告诉大家：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是错误的。罗贯中的著作权是不能剥夺的。
那么，为什么说，《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就是罗贯中呢？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演义》刻本是嘉靖壬午本。在它的上面，明确地题署着两行字：
晋平阳侯陈寿史传
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这两行字意味着什么呢？第一行字，说明小说的素材来自什么地方。第二行字，向读者指出作者是谁。
对这个题署，要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三国志演义》的素材来自陈寿的《三国志》。但是，陈寿并没有做过平阳侯。
他是晋朝人。他只做过平阳侯相。平阳侯相是平阳侯下属的官员。其地位相当于县令。平阳侯和平阳侯相，虽然只差一个字，从官职、地位和身份来说，差别是十分巨大的。怎么可以把它们混为一谈呢？
把陈寿的官职说成是平阳侯，这是罗贯中所犯的一个错误。
这个明显的错误不仅出现在这里的题署上，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小说的正文中。
这说明罗贯中犯这个错误，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为什么说是罗贯中所犯的错误呢？因为这两行字是他自己亲笔所写的。他在自报家门：我姓罗，名本，字贯中。
第三， 为什么说，这两行字是他自己亲笔所写的？因为有“后学”两个字作证明。“后
学”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种自谦之辞，是相对于前辈学者陈寿而言。这两个字必然出自作者罗贯中本人的笔下。旁的人没有必要去代替他谦虚。
这就是铁证：罗贯中千真万确地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
三 罗贯中小传
我在前面说，罗贯中是幸运的。这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说，他自报家门，确定了自己的不容剥夺的著作权。另一层含义则是说，他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给他写下了一篇小传，让我们得以对这位伟大的小说家的生平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这位朋友叫贾仲明。贾仲明是山东淄川人（他和蒲松龄是同乡），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戏
曲家，著有《录鬼簿续编》。
七十多年前，几位辛勤访书的学者，其中有郑振铎和赵万里，他们意外地发现了天一阁旧藏的明代的蓝格抄本《录鬼簿》和《录鬼簿续编》。《录鬼簿》是元代钟嗣成编写的。它是一本记载元代戏曲家的生平事迹、作品目录的专著。《录鬼簿续编》则是贾仲明编写的，是钟嗣成《录鬼簿》的续编。
令人惊喜的是, 在《录鬼簿续编》中, 赫然列有《三国志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小传。
关于罗贯中, 传世的资料不多。而最早、最全面、最详细、最可靠的资料, 就要数《录鬼簿续编》中的这篇小传了。
《录鬼簿续编》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
《录鬼簿续编》记录了元末明初的戏曲家78人的生平事迹和作品目录。
这78人，按记录的次序说，第一位是《录鬼簿》的作者钟嗣成。第二位便是罗贯中。这反映了罗贯中在贾仲明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罗贯中小传说：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这篇小传不愧为“小”传。它在短小的篇幅之中，描绘了罗贯中生平事迹的大致的轮廓。对它所包含的内容，可以有如下的理解和解释：
这篇小传的传主就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罗贯中兼有两种身份，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小说作家, 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杂剧作家、散曲作家。
他和许许多多伟大的作家一样: 他们往往是博学多才的, 他们的成就和贡献也常常是多方面的。例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不但是小说家，还是诗人、画家；《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传世作品不但有文言小说，还有诗文、俗曲；《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也是同时兼有小说家和诗人的两种身份。
“太原人”
罗贯中的故乡是太原，即今天的山西省太原市。
在元代，有众多的山西籍杂剧作家。不难举出一连串的名字，例如：李寿卿、刘唐卿、于伯渊、赵公辅、李行甫、狄君厚、孔文卿、石君宝、郑光祖、乔吉，等等。在中国戏剧史上，或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突出的现象。
“号湖海散人”
以“湖海散人”为号，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他是布衣之士，一生没有获取过功名, 也没有在官场上做过事；另一方面，他生活于动乱的年代，背井离乡， 四方漂泊，湖海为家。
“与人寡合”
这表现了罗贯中的性格特点。
他显然是个性格内向的文人，不擅长人际的交往。用“孤芳自赏”之类的词句来形容他，也许八九不离十。
乐府指的是散曲。这表明，罗贯中不但写杂剧，也写散曲。
隐语的含义，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谜语”差不多。
《三国志演义》本文提到了隐语。那是在第141节（第71回）“黄忠馘斩夏侯渊”，曹操兴兵，路过蓝田，去蔡邕庄上看望——
时董纪在任所牧民，止有蔡琰在庄。琰闻操至，忙出迎接操至堂。琰起居毕，侍立于
侧。操偶见壁间悬一碑文图轴，起身观之，问于蔡琰。
琰答曰：“此乃曹娥之碑也。昔和帝朝时，会稽上虞有一师巫，名曹旴，能娑婆乐神。
五月五日，醉舞舟中，堕江而死。其女年十四，绕江啼哭，十七日不息声，跳入波中。后
五日，负父之尸，浮于江面。里人葬于江边。后上虞令度尚奏闻朝廷，表为孝女。尚令邯
郸淳作文，镌碑以记其事。淳年十三岁，文不加点，一笔挥就，立石墓侧。先人闻知去看，
时夜黑，以手摸其文而读之，索笔题八字于其背。后人镌石继打，故传欲世。是为先人遗迹。”
操读八字云：“黄绢幼妇，外孙虀臼。”操问琰曰：“汝解此意否？”琰曰：“虽先人所遗之迹，妾不知其意。”操回顾众谋士曰：“汝等解否？”众皆低首。于内一人挺身而出，
答曰：“某已解其意。”操视之，乃主簿杨修也。见管行军钱粮，兼理赞军机事。操曰：“卿且勿言，容吾思之。”
操乘马行三里，忽悟省，笑问修曰：“卿试言之。”修曰：“此隐语也。‘黄绢'，乃颜色之丝也。色傍搅丝，是‘绝'字。‘幼妇'者， 乃少女也。女傍少字，是‘妙'字。‘外孙’，乃女之子也。女傍子字，是‘好'字。‘齑臼'，乃受五辛之器也。受傍辛字，是‘辤'字。总而言之，乃‘绝妙好辤' 之四字也。此是伯喈赞美邯郸淳之文，乃绝妙好辤也。”操大惊曰：“正合孤意！”
“黄绢幼妇，外孙虀臼”是谜面，“绝妙好辤”则是谜底。这和现在的谜语是差不多的。在元末明初，在中、下层文人中，猜谜语是一种流行的风气和爱好。根据《录鬼簿》和《录鬼簿续编》的记载，很多戏曲家都擅长猜谜语。罗贯中也不例外。
贾仲明用“清新”两个字来概括罗贯中戏曲作品的风格，比较恰当，因为这符合于罗贯中留下的杂剧作品（《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的实际。
“与余为忘年交”
罗贯中和贾仲明是“忘年交”。
忘年交, 是指不受年龄或行辈的拘限，由于两人在才能和道德品质方面相互敬慕，因而成为知心的朋友。
这表明，罗贯中和贾仲明两个人的年龄相差很大。差距起码要在二十岁上下。具体用在罗贯中、贾仲明二人身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贾仲明的年龄大于罗贯中二十岁上下；另一种解释则是：罗贯中的年龄大于贾仲明二十岁上下。
“遭时多故，各天一方”
元末明初是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两个人结交的地点大约是在杭州。此后便分手了。天南地北，不在一个地方，没有见面的机会。“各天一方”反映了元末明初一些文人的遭遇。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个爱用的词语。在《三国志演义》中，罗贯中就不止一次地使用过这个词语。
“至正甲辰复会”
罗贯中和贾仲明二人结交之后，曾在“至正甲辰”那一年再度相逢。至正是元代最后一个皇帝的最后一个年号。甲辰，即至正24年 (1364)。再过四年，就是明朝正式开始的第一年，即洪武元年（1368）了。
“别来又六十余年”
“六十余年”是从至正24年算起的。
“竟不知其所终”
从至正24年（1364）会晤之后，便失去了罗贯中的消息。
贾仲明的这个记载，字数不多，却非常重要。它向我们提供了有关罗贯中的种种情况：他的籍贯，他的别号，他的性格，他的文字风格，他的交游，他的经历等。这些，对中国小说史或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说来，都是新鲜的、罕见的史料。依靠这篇小传，我们对罗贯中这位伟大作家的生平才有了初步的了解。
四 罗贯中的籍贯
尽管有了罗贯中小传，他的生平事迹仍然遗留下三个大家感兴趣的、有争论的、还没有最终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是罗贯中的籍贯问题，籍贯问题牵涉到是一个罗贯中，还是两个罗贯中的问题；第二个是罗贯中的生卒年问题，他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第三个是罗贯中的作品问题，他究竟写了多少作品？
现在先讲籍贯问题。
罗贯中的籍贯，根据贾仲明的说法，是山西太原人。
我认为，这是目前最可靠的、最正确的说法。因为他们是同时代人，贾仲明又是罗贯中的朋友。白纸黑字，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说法。如果没有出现确凿可靠的、坚强有力的反证，那么，这个说法应该有着最大的可信性。
当然，在前人的记载中，在当前的学术界中，还存在着与此不同的说法。主要有三种：
1．钱塘说。
2．东原说，或者叫做东平说。
3．慈溪说。
先介绍钱塘说。
在明代嘉靖年间的笔记中，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5说他是“钱塘”人，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77说他是“杭州”人，郎瑛《七修类稿》卷23说他是“杭人”。
在清代人的笔记中，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1说他是“越人”。这也可以归入钱塘说一类。
钱塘说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
这是因为，在《水浒传》的创作上，罗贯中和施耐庵是亲密的合作者。而据嘉靖时人高儒《百川书志》卷6说，施耐庵是钱塘人。我想，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都曾经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只有这样，他们在小说创作上有携手联袂的机会。
既然罗贯中是太原人，那么，钱塘便可能是他的流寓地。
也就是说，太原是罗贯中的原籍，钱塘则是他是寄籍。
接着，介绍东原说，即东平说。
东原说的根据在于明代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后来，从万历年间开始，许多《三国志演义》刊本，或其他署名罗贯中的小说刊本，在作者署名上，给罗贯中增添了东原的籍贯。有的更把“东原”错成了“中原”。
这需要指出以下四点。
第一，东原并不是实有的地名。在古代，并没有任何一个州县叫做东原。“东原”这个词见于《尚书》本文。《尚书》的注释说，东原指山东东平一带。
第二，那些以东原为罗贯中籍贯的刊本，刊刻的年代都比较晚。
它们一共有16种。其中，12种为明刊本，4种为清刊本。
12种明刊本中，又有8种刊行于万历中、后期，其余4种则刊行于万历之后。
第三，蒋大器本人的时代也比较晚。他那篇序文写于弘治7年（1494）。他是成化、弘治年间人。他距离罗贯中有100年之久。
第四，有人说，《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小传中的“太原人”乃是“东原人”的讹误。
这个说法显然没有必要的说服力。
蓝格抄本《录鬼簿》和《录鬼簿续编》一共记录了四位太原籍贯的杂剧作家：李寿卿、刘唐卿、乔梦符、罗贯中。在小传中，都说他们是太原人。前三个“太原”都没有写错，偏偏最后一个“太原”写错了：这恐怕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主张“东原说”的人，认为东原就是东平。然而元代东平籍贯的杂剧作家很多，《录鬼簿》就记载了8位：高文秀、李好古、张时起、顾仲清、赵君卿、陈彦实、张寿卿、李显卿。在他们的小传中，都一无例外地说他们是“东平人”，而不是说他们是“东原人”。如果罗贯中也是东平人，那么，在他的小传中，也一定是写的是“东平人”，而不会是“东原人”。这样一来，硬说“太原人”是“东原人”的讹误，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更何况，在古人的头脑中，乡土观念十分浓厚。贾仲明本人就是山东人，如果罗贯中也是山东人，那他们就是同乡，岂有把同乡看作是异乡人的道理？
介绍完东原说，再来介绍慈溪说。
慈溪说是当代学者提出的。
1959年，在上海，发现了元代理学家赵偕的文集《赵宝峰先生集》。这部书的卷首，有一篇《门人祭宝峰先生文》。它写于至正26年（日。署名的门人，共31人。其中有“罗拱”和“罗本”二人。有人说，这位罗本就是《三国志演义》作者罗贯中。、罗本兄弟二人和他们的老师都是浙江慈溪人。这就是慈溪说的依据。
天下同时、同姓、同名的人，很多，那不是稀罕的事。如果想要证明这位慈溪的罗本就是《三国志演义》作者罗本、罗贯中，就必须做两件事。第一，必须另外举出确凿可靠的、坚强有力的证据。第二，必须驳倒和破除别人提出的反证。仅仅因为某甲和某乙同时、同姓、同名，而匆忙断定他们就是同一个人，那是远远不够的，也是无法取信于人的。慈溪说最大的缺陷，即在于此。
慈溪罗本不可能是罗贯中，这有三个反证。
第一个反证：他们的表字不同。慈溪罗本的表字是“彦直”，而《三国志演义》作者罗本的表字是“贯中”。
第二个反证：慈溪罗本是土生土长的慈溪人，而罗贯中却是离乡背井、湖海漂泊的人。
在《宋元学案》中有全祖望所写的罗拱小传。罗拱是慈溪罗本的哥哥。罗拱小传中说：“慈之杜湖人也。”哥哥是杜湖人，弟弟当然也是杜湖人。他们明明是慈溪人，偏偏要特别指出，他们是慈溪境内的杜湖人，而不是慈溪境内别的什么地方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杜湖，他们是在在杜湖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
第三个反证：戴良（元末明初人）《九灵山房集》有一首《寄罗彦直》诗和一篇《书画舫宴集诗序》、一篇《竹所铭》。这三篇作品告诉我们，慈溪罗本（罗彦直）是一位有经济实力的书画收藏家，家境富裕，经常和一些文人学士集会，诗酒往来。而罗贯中却是一个离乡背井的漂泊者。他们完全是两路人。
除了以上三种说法之外，还有江西庐陵说、山西清徐说、山西祁县说等等，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详细介绍了。
五 罗贯中的生卒年
罗贯中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这可以从贾仲明撰写的罗贯中小传作一些推测。
尽管目前还不能考证出罗贯中诞生和逝世的确切年月日，却不难框定一个大致的轮廓。
这需要先考证出贾仲明的生年。
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录鬼簿》附有贾仲明的一篇文章，叫做《书&录鬼簿&后》。文章的末尾，题署：
永乐二十年壬寅中秋, 淄川八十云水翁贾仲明书于怡和养素轩。
从这里可以知道，在明代永乐二十年（1422），贾仲明的年龄是八十岁。
古人自称“八十”，有可能是指八十岁整，也有可能仅仅是举成数来说，实际上指八十岁上下。
如果按八十岁整计算，向前逆推，结果是：贾仲明生于元代至正3年（1343）。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罗贯中和贾仲明是忘年交。忘年交是指：不受年龄或行辈的拘限，因为相互敬慕对方的才能和道德品质，而成为知心朋友。这表明，罗、贾二人的年龄相差很大，差距起码要在二十岁上下。
贾仲明如果生于至正3年左右，那么，在至正24年为22岁左右。因此，“忘年交”的解释只有一种能符合罗、贾二人的情况，——是罗贯中的年龄大于贾仲明，而不是贾仲明的年龄大于罗贯中。这是因为，如果贾仲明的年龄大于罗贯中，二十二岁的贾仲明怎么可能去同一个幼小的孩童会晤、谈心和订交呢？
罗贯中的年龄大于贾仲明，这就是一个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再来进一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
试提出三个假设：
假设一：如果罗贯中在至正24年是40岁（比贾仲明大18岁），那么，他大约生于元代泰定2年（1325）。
假设二：如果罗贯中这一年是42岁（比贾仲明大20岁），那么，他大约生于元代至治3年（1323）。
假设三：如果罗贯中这一年是44岁（比贾仲明大22岁），那么，他大约生于元代至治元年 (1321)。
有了三种假设，边有了三种答案：
1）如果罗贯中生于元代泰定2年，则在明代洪武元年时，他是44岁。
2）如果罗贯中生于元代至治3年，则在明代洪武元年时，他是46岁；
3）如果罗贯中生于元代至治元年，则在明代洪武元年时，他是48岁。
这就是关于罗贯中生年的推测。
推测罗贯中的卒年比较困难。但有个方法不妨一试。那就是，以贾仲明写《书&录鬼簿&后》的年月（永乐20年8月）作为贾仲明撰写《录鬼簿续编》和罗贯中小传的年月。
小传中说“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前面已经说过，“至正甲辰”时，罗贯中的年龄可能为40岁，或42岁、44岁。那么，到了永乐20年，罗贯中应当是一百零几岁左右。罗贯中如此高寿，可能性不大。按照当时一般人的情况，假设罗贯中享年80岁左右，则他可能死于明代建文2年（1400）或建文4年（1402）、永乐2年（1404）左右。这三个年份离洪武末年（31年，1398）都很近。
因此，罗贯中的卒年不外乎：洪武年间，或建文年间，或永乐初年。
框定了罗贯中的生卒年的范围之后，我们就可以有根有据地确认：罗贯中是一位生活于元末明初的作家。或者说，他是一位属于十四世纪的作家。
当然，这也就可以确认：《三国志演义》是一部元末明初的作品。或者说，它是一部属于十四世纪的作品。
六 罗贯中的著作
罗贯中有哪些著作? 除了《三国志演义》, 他还写过哪些小说?
罗贯中的著作, 主要是小说和杂剧。另外, 还有散曲和“隐语”。
罗贯中小传还著录了他撰写的三部杂剧作品: 《赵太祖龙虎风云会》, 《忠正孝子连环谏》和《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其中, 《连环谏》和《蜚虎子》两部佚失不传, 它们的内容已无法详知。只有一部《风云会》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风云会》见于抄本《古名家杂剧》,现有《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影印本、《元曲选外编》排印本 (中华书局, 1959年, 北京) 。它的“题目正名”乃是: “伏降四国咨谋议, 雪夜亲临赵普第, 君相当时一梦中, 今朝龙虎风云会”。全剧共四折一楔子。第一折至第三折, 正末扮赵匡胤; 第四折, 正末扮赵普。在作者的安排下, 赵匡胤、赵普二人成为全剧的中心人物, 故事情节正是围绕着他们二人展开的。
罗贯中的《风云会》杂剧和他的《三国志演义》小说有着若干相似之处。它们都同样地歌颂了贤明的、时刻以社稷与苍生为念的君主, 也同样地歌颂了那些忠心耿耿的、建功立业的将相王侯们。赵匡胤不就是刘备的影子吗? 赵普、苗训不就是诸葛亮的影子吗? 赵匡胤和曹彬、郑恩等人的结义兄弟关系, 不就是桃园三兄弟的写照吗?
在《风云会》和《三国志演义》之间, 从主题思想到人物形象, 在某种程度上, 人们都能发现有趣的、巧妙的重合。它们是出于同一个作家的笔下的两部作品。因之, 这种重合的呈现决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 《风云会》不但有助于我们对罗贯中这位伟大作家的思想、艺术成就的认识和评价, 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对《三国志演义》这部伟大作品的思想、艺术特征的认识和发掘。
罗贯中是伟大的小说家。他的代表作, 当然是小说《三国志演义》。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25、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77、 雷琳等《渔矶漫钞》卷7说, 罗贯中编撰的小说竟有“数十种”。数量之多, 令人大吃一惊。我认为, 这可能是一种夸大的妄说。我们实际上只能看到下列四种被说成是罗贯中所撰写的小说:
 1.《隋唐两朝志传》
 2.《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3.《三遂平妖传》
 4.《水浒传》
它们到底是不是罗贯中的作品呢?
《隋唐两朝志传》，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现存万历四十七年 (1619) 龚绍山刊本,题“东原贯中罗本编辑”“西蜀升庵杨慎批评”。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六十节。刻本很多, 最早的刊行于明末。题“贯中罗本编辑”。有八卷本、六卷本、十二卷本之分。八卷本题“李卓吾批点”。六卷本、十二卷本题“玉茗堂批点”。
《三遂平妖传》，四卷，二十回。题“东原罗贯中编次”。现存万历两种: 一种是残存两卷本；一种是完整本, 第一卷至第三卷题“钱塘王慎修校梓”, 第四卷题“金陵世德堂校梓”。
这部小说，另有冯梦龙增补四十回本，刊行于明末泰昌元年 (1620) 之后。
 《水浒传》，较早的刊本有三种：第一种，北京图书馆藏白棉纸残本 (残存八卷, 系郑振铎及敝帚斋旧藏)，有人认为是“嘉靖间刻本”但，学术界存在着争议。第二种：天都外臣序本, 序文撰写于万历17年 (1589)，现存清代石渠阁补刻本。袁无涯刊本，刊行于万历42年 (1614) 。以上三种版本都题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而嘉靖年间的高儒《百川书志》著录《忠义水浒传》时, 也说是“钱塘施耐庵的本, 罗贯中编次”。
怎样判断这四部小说是不是罗贯中的著作呢?
不妨分两步走。先立下一个判断真伪的标准, 再来讨论某些细节。
在没有确凿可靠的文献资料的情况下, 可以根据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史的实际进程, 根据中国古代小说刊本演变的规律, 在时间上寻找出一条分界线来。
我们注意到, 在明代, 在小说刊本上, 伪托作者的姓名, 或者乱题作者的姓名, 这种现象是从万历年间 () 开始流行的。因此, 分界线便可划在万历之前的隆庆年间 () 。在这之前, 这种风气还没有出现。在那个时代，小说刊本上关于作者的题署, 书目上关于小说作者的著录, 应该承认, 是比较可靠的。
这个标准, 如果能被大家接受、同意, 那么, 就可以用它对前面提到的四部小说进行初步的判断了。
显然, 只有《水浒传》处于这个分界线之前, 其馀三部小说都处于分界线之后。
也就是说, 需要把《水浒传》单独地脱离出来, 它的作者之一非常可能是罗贯中。而现存的《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倒不一定是罗贯中的作品。
这有三点可说——
第一,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演义》刊本分节（240节）而不分回。因此，我们知道，《三国志演义》原本必定也是这样。《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恰巧跟这一点抵触。这成为它们晚出的一个特征。
第二, 刻印小说而加上名人的评点, 也是从万历年间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末和清代的一种风气。比较早的李卓吾评本，出现于万历年间。其后, 陆续有所谓“李卓吾”、“钟伯敬”、“汤显祖”、“杨升庵”、“陈眉公”等人的评本出笼。其中，绝大部分是书商玩弄的把戏：伪托作者、评者，或乱题作者、评者。《隋唐两朝志传》、《五代残唐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的先后问世, 正反映了这种风气的传播之广。
第三, 我已在前面指出,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太原”是记载最早的、最可靠的说法，“东原”则是后起的、错误的说法。某些书商把“东原”两个字题写在某些《三国志演义》刊本上，题写在某些小说刊本上, 除了刊行于嘉靖27年的《三国志演义》叶逢春刊本之外，都是发生在万历年间的事情。而《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恰恰是以“东原”为罗贯中的籍贯,这正好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 它们的底本不可能罗贯中的原本, 甚至可能与罗贯中毫无关系。
这三部小说在大体上是比较一致的, 但是，它们之间仍然有细微的差别。《隋唐两朝志传》和《三遂平妖传》比《五代残唐史演义传》更不可靠，更不可能是罗贯中的作品。。
剩下一个问题: 《水浒传》是不是罗贯中的作品?
在题署上, 施耐庵名下是“集撰”和“的本”, 罗贯中名下则是“纂修”和“编次”。从语义上分析, 这两组的词意有明显的区别。仔细比较一下, 即可看出: 施耐庵是作者、执笔者, 而罗贯中只不过是整理者、编辑者而已。
因此, 从狭义上说, 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 从广义上说, 《水浒传》是施耐庵、
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物。
有人（徐渭仁《徐鈵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坐实了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的具体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的著作权给予施耐庵, 把后五十回的著作权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它出现的时间很晚，不足为据。只有在120回本、70回本流行之后, 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
七 《三国志演义》不是累积型作品
有人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等作品是累积性的作品。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这种看法忽略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创造性的劳动。它尤其是贬低了罗贯中、施耐庵这两个伟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创造性的劳动。
任何作品都可能是有素材的。素材有大有小，有多有少。但，素材是素材，作品是作品，完全是两码事。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从素材到作品，不是量的增加，而是质的飞跃。
上一次我讲《水浒传》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这个问题。
我打过一个比方。素材好比是做衣服的布料，作品好比是一件漂亮的衣服。布料是一片一片的，零散的。把它们堆在一起，相加起来，并不能成为一件衣服。必须经过裁缝师傅的巧手，零散的布料才能变成漂亮的衣服。布料好比是素材，衣服好比是作品。而那位巧手裁缝就好比是作家。
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伟大的作家写成的。没有伟大的作家，也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是“累积”而成的。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通过天才的头脑、天才的手，创作出来的。而且，这种创作又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没有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
《三国志演义》就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罗贯中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三国志演义》通过罗贯中的创造性劳动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它绝对不是什么“累积性”的作品。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不是靠“累积”就能得出来的。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是靠作家的头脑，作家的手“写”出来的。
只能这样去给罗贯中和《三国志演义》定位。否则，就是对罗贯中这位伟大作家，对《三国志演义》这部伟大作品的不敬和蔑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举出书中的许许多多的例子。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不可能这样做。请允许我只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我想，它虽然只是一个例子，但对于我们所要议论的问题，已是绰绰有余了。
这个例子就是曹操杀吕伯奢的故事。
这个故事，家喻户晓。
曹操有句令人难忘的名言：“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这句话集中地、深刻地道出了曹操的奸雄的本质。
曹操的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呢？
是在他杀吕伯奢之后所说的。这见于《三国志演义》第8节（第4回）。
介绍故事（略）。
那么，这个故事有没有“累积”呢？
《三分事略》或《三国志平话》没有记载这个故事。
《三国志》的《魏书·武帝纪》中有这么几句：
卓（董卓）表太祖（曹操）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虎牢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太祖至陈留（今属开封市），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
它只有这个故事的前奏曲，而没有这个故事的主体。曹操离开中牟之后，直接到了陈留，他并没有路过成皋，即吕伯奢居住的地方。因此，他也就没有机会和吕伯奢见上一面。
在《三国志》的《魏书·武帝纪》中，没有吕伯奢其人其事。但是，在裴松之注中，吕伯奢却露了面。裴松之注援引了三部书：王沈的《魏书》，郭颁的《世语》，孙盛的《杂记》。它们或详或略地记载有关曹操杀吕伯奢的故事。
它们是怎么说的呢？
王沈的《魏书》说：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在这一段记载中，有以下七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曹操到成皋去找吕伯奢，并不是孤身一人去的，有好几个人骑着马和他同行。同行者是哪几个人，作者没有说出他们的姓名。
第二，吕伯奢仅仅是曹操的“故人”。这只是一般的关系。二人之间并没有特殊的亲密的关系。
第三，曹操此行并没有见到吕伯奢本人。当时，吕伯奢已经外出，不在家中。
第四，吕伯奢有几个儿子，没有明确的、具体的交代。
第五，吕伯奢之子是怎样招待曹操等人的，同样也没有明确的、具体的交代。
第六，吕伯奢之子对曹操一行人主动地采取了恶意攻击的行动，而且获得了初步的战果：马和物。
第七，曹操杀了人。但是，他杀人，不是故意的，而是被迫的，出于自卫。至于他究竟杀了谁，到底杀了几个人，以及被杀者之中是不是包括吕伯奢之子在内，这些都含糊不清，缺乏必要的交代。
再看郭颁的《世语》是怎样叙述这同一件故事的：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在这里，有的情节和前面引用的王沈的《魏书》相同。相同的情节有两点：
一，吕伯奢出行在外，曹操没有见到吕伯奢；
二，曹操杀了人，但读者并不知道他杀的是谁（当然，他并没有杀吕伯奢）。
这说的是和王沈的《魏书》相同的情节。
至于王沈的《魏书》不同的情节，则有以下六点：
第一，曹操似乎没有同行者。
第二，曹操和吕伯奢之间是什么关系，没有明确的交代。
第三，吕伯奢有五个儿子。
第四，吕伯奢的儿子们招待了曹操。他们的招待，是殷勤的、礼貌的、善意的。
第五，曹操无缘无故地起了疑心，怀疑吕伯奢之子对自己有不良的企图和举动。
第六，曹操一共杀了八个人。但是，这八个人之中，是不是包括吕伯奢之子在内，仍然没有直截了当的设法。猜想起来，这被杀的八个人中，应该有吕伯奢的五个儿子，他们恐怕逃不掉被杀的命运。
让我们再看孙盛的《杂记》是怎么说的：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这个记载，实际上是对前面提到的两部书的补充。吕伯奢是不是在家？吕伯奢之子对待曹操，是善意，还是恶意？这些都没有作正面的叙述。它仅仅是从曹操的视角，写他如何产生疑心，如何抒发一种悲凄的感情，尤其最后两句话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把曹操内心深处的思想集中地、突出地暴露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三部书，三种不同的叙述。
它们都是《三国志演义》的素材。
比较起来，以孙盛的《杂记》写得最好。它写得尖锐、简炼，而又深刻。郭颁的《世语》次之。王沈的《魏书》最差。《魏书》替曹操文过饰非对吕伯奢父子恶意中伤。
罗贯中吸收了它们的故事情节，但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
在改变的过程中，罗贯中既有继承，又有扬弃。
他的创造性具体表现为以下的三点：
第一，罗贯中增加了一个有名有姓的角色：陈宫。在罗贯中的笔下，陈宫拥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他是被擒的曹操的救援者。没有他的帮助，曹操不可能逃出中牟县的监狱。另一方面，他又是逃亡的曹操的同行者。他们一路同行，就有了交谈的机会。由陈宫提问，曹操应答，罗贯中因此就可以借此剖析曹操的内心。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宫无疑成为曹操的隐秘的思想的揭露者。
第二，罗贯中改变了曹操和吕伯奢之间的关系。吕伯奢不再是曹操的“故人”，而变成了曹操父亲的“结义弟兄”。二人关系的趋向亲密，一方面，表明吕伯奢不可能对义侄怀有恶意、敌意；另一方面，表明草草更不应该对老人家产生戒心、疑心，更不应该狠下毒手，连杀一家八口。再说，二人关系的趋向亲密，也让吕伯奢出门沽酒的行动有了充分的、必然的理由。
第三，罗贯中增添了两个重要的细节：
1） 杀死吕伯奢一家八口之后，陈宫和曹操“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
这就让读者知道了真相：吕伯奢的确是在准备真心实意地款待曹操。
2）出庄之后，见吕伯奢携带瓶酒、蔬菜归来，曹操反而用话诱骗吕伯奢回头去看“此来者何人”，然后“挥剑砍伯奢于驴下”。错杀了八口人，还不感到后悔，仍然不惜一错到底，砍死了一位毫无防备的、好心的老人。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是他的父亲的结拜兄弟！这使得曹操多疑、自私、奸险、狠毒、残忍的性格暴露无遗。
总之，曹操杀吕伯奢的情节是罗贯中的神来之笔。这也是他刻画曹操性格的全局棋中的一步要着！
傅光明：学者讲得就是缜密而清晰，刘先生的演讲有假设，有考证，有引据，有分析，有推断。我想，听完刘先生的演讲，我们应该弄清两大点，一个是《三国志演义》的著作权问题，它的作者是公元14世纪，也就是元末明初的山西太原人氏罗贯中。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第二，从罗贯中写《三国志演义》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付出了创造性劳动的伟大作家。我们也不难体会到，一个伟大作家应该，或者说肯定是博古通今、博大精深的。反之，则很难称其为伟大。
最后让我们向刘世德先生表示感谢。[演讲时间：日。]
供稿：中国现代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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