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以及宋金战争形势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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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以及宋金战争形势的演变
文章提交者：武胜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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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以及宋金战争形势的演变（一）、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十二世纪初，东北地区的生女真部落，在完颜阿骨打(汉名旻)的领导下，反抗的统治，随即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了金国。完颜阿骨打（旻）也即后来被金人尊为金太祖的金国开国皇帝。新兴的金国女真族当时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盛行奴隶制，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和侵略性。金国剽悍的骑兵，胜过了原先辽国和的骑兵。在金国刚建立的时候，几乎所向披靡，从未遭到严重的挫败。时称“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如进行大规模的，先进的攻城技术的运用，复杂的攻城器械的制作，兵器的制造和使用等，这些显然本非女真人所擅长，而是他们在灭辽战争中逐步学会的。能实施攻城战，方能深入中原腹地，这又是金军胜过辽军和西夏军之优长。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汉名晟)即位后，金国女真吞灭辽国，接着又准备发动侵宋战争。他们看穿了宋朝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认为宋军是比辽军更不中用的对手。至于中原地区丰盛的物产，都市生活的繁华，统治者的无数金玉珍宝，更使女真贵族垂涎三尺。在攻宋前夕，金军的实力是空前强大的，但北宋朝廷对这场势不可免的战争却缺乏足够的警惕和准备，宋朝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文明国度和富庶国家，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劫难。宋朝是当时全世界最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社会，其农业以租佃制为主。宋代文明大大超过唐代文明，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宏大的进展。（注：据史学家考证，在宋朝鼎盛之时，宋朝的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80%以上。而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美国的经济总量则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以上）在宋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受到了两次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第一次是公元十二世纪女真人的南下，第二次是公元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南下。发生于公元十二世纪的宋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范围很广、持续很久的民族战争。在岳飞生前，酷烈的战祸遍及宋朝除四川、广南和福建以外的各路，对经济和文化造成很严重的破坏。即使在岳飞身后的近一百年，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域，大多人口稀少，经济凋敝，也没有恢复到北宋末年的水平。南北分裂的局面，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在北、南宋之交，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金国女真奴隶主所发动的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当时中原各地惨遭金军血与火的洗劫，“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金国建立初期，女真贵族在中原地区强制推行奴隶制，这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特别尖锐的社会问题。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上刺“官“字，立价出售，在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权隶的市场。驱掳的汉人过多，就大批大批地坑杀，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室韦和高丽。奴隶价格极为低廉，十个被俘的奴隶，到西夏只能换得一匹马。女真贵族还大放高利贷，“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使很多入沦为债务奴隶，有时则干脆“豪压贫民为奴”。按照女真社会的法律，罪犯的家属可以充当奴隶。在金国户籍中，“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此外，还有属于私人的“奴婢户”。这些都算是金国的正式户名。在奴隶制下，奴隶的来源不外有战俘奴隶、罪犯奴隶、债务奴隶等等，金国建立初期几乎是应有尽有。贪婪的金国女真贵族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部分地破坏了中原农业社会固有的土地租佃关系，而扩大其奴隶制经济。金国灭北宋，是落后生产力对先进生产力的胜利，是游牧民族对耕作民族的胜利，是奴隶制度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而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之间的战争！金国女真族侵入中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是，这却是以先进文明被严重摧残，出现文明大破坏和大倒退为代价的。 特别是在岳飞生前，即女真族南侵之初，乃是汉族文明遭受劫难最主要的、最惨重的阶段。金国女真贵族，除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在金国建立前期，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女真人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很多女真贵族都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刺上“官”字，标价出售，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国进行户口排查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金国女真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金国女真统治者在其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奴隶制，坚持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大量驱掳汉人当奴隶，使社会经济严重倒退；强迫汉人剃头辫发，加深了民族矛盾。由于金国女真人的入侵和破坏，当时北中国生产力倒退的严重程度，是难以完全统计的。在金军灭北宋30多年之后，金国包括秦岭淮河以北的今华北和东北全部、西北大部在内的广大辖区的总户口数只有300多万（参看王育民《金代户口问题析疑》，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但是在北宋灭亡之前，仅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一地，人口就超过一千万！而据学者考证，在北宋末年，宋朝辖区内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亿，而南宋人口最多时也有八千多万！自金国女真人进入中原之后，在野蛮残暴的女真兵的蹂躏劫掠之下，北中国广大地区生灵涂炭，经济倒退，民生凋敝，到处都是萧条景象。即使又经过了几十年，也没能恢复到金军入侵之前的水平。当时，在金军占领区内，“东至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山东、京西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五十千，全躯暴以为腊”(《鸡肋编》卷中)。辽国契丹族和西夏党项族也存在着一些奴隶制经济成分，但辽国契丹族和西夏党项族的奴隶制经济仅仅存在于边疆一隅之地，并没有推广，故虽对社会经济文明有所破坏，但影响不大。然而，金国女真贵族集团却要强行把落后野蛮的奴隶制度推广到整个北中国，造成了北中国广大地区社会经济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蓄发的习俗。辽国和西夏虽然也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但却没有金国强烈。辽国允许其辖区内的汉人、渤海人等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允许汉人保留本民族的发型、服饰、文字、语言等习俗。然而，金国女真统治者却按照女真族的习俗，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金国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的地位最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辽国契丹族统治者注意拉拢依靠汉族地主阶级。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名门望族，在辽国政权构成中仅次于契丹人，而居第二位。辽国还实行南北两套官制，北面官负责处理契丹等各游牧民族的事务，南面官负责处理汉族、渤海族等农耕民族的事务。但是金国却始终是女真完颜氏皇族控制军政大权，而且女真统治者向来疏远汉人，歧视汉人。在金国，汉人被列为第四等、第五等人。在金国灭亡之后，作为金国遗民的学者刘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国女真统治者为政的一大弊端，刘祁总结道：『大抵金国之政，分别番、汉人，且不变家政，偏私族类，疏外汉人』，以致得不到广大汉人的拥护，所以金国女真贵族的统治难以长期维持，『此所以不能长久』(《归潜志》卷12《辩亡》）。金国女真统治者还把其辖区内的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被划为第四等、第五等。由于金国一直坚持奉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始终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歧视，所以金国的民族矛盾始终存在。直到金国末年，北方汉人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武装斗争仍时有爆发。金国女真贵族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中原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引起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激烈的、顽强助、持久的反抗斗争。金国女真贵族的兵锋所到之处，宋朝各地人民随即聚集起来进行反抗。在河北，“太行义士”“相率上山，动以万计”（《大金国志》卷10）；为了挣脱奴隶锁链，被俘汉人“相结上太行为盗”（《大金国志》卷11）；在河东，一个名叫石竧（读净）的抗金义军首领，被俘之后，面对金兵统帅粘罕的威逼利诱，坚决不投降。后来粘罕命令金兵将石竧“钉之于车，刺刃于股”， 石竧仍然大声喊道：“爷是汉人，能死不降，爷姓石，石上钉撅，更不移改！”（《大金国志》卷6）李彦仙以陕州孤城为依托，屡次击败金国女真兵的进犯，“金人不得西”， 后来“城陷，彦仙率士卒巷战”，“虽妇女亦升屋以瓦掷金人”，为国捐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宋史》卷448《李彦仙传》）单是上述事实，即可深刻地说明，千百万人民群众，是抗金斗争的坚定的主力军。在金国女真贵族的侵掠、屠杀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曾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抗金战争中，这样的猛士，无论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没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万。正是这些猛士们的奋斗牺牲，保卫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女真族的进步和汉化。宋金战争本质上是一次民族战争，是女真奴隶主和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之间的武装斗争，是奴役和反奴役之争，是野蛮和文明之争，是分裂和统一之争。在攻灭辽国之后，金国女真人又将兵锋指向北宋王朝，金兵接连南下攻宋。而以宋徽宗、宋钦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不仅腐化没落，而且懦弱无能，在重大军国问题上接连失策，致使宋军接连败退，金兵攻城略地、长驱直入。女真兵铁骑所过之处，宋朝百姓老弱惨遭杀害，妇女被驱掠蹂躏，男子多被掳去为奴，剃掉部分头发，结扎辫子，充当管马、负担等苦力。田野里纵横交错的尸骸还来不及完全收拾，良田就已经荒芜，颓垣败屋也少有炊烟。金军的烧杀抢掠，既使对幸存者而言，也造成了极度的生活困难，中原百姓冻饿交迫，痛不欲生。在第二次从军归来之时，岳飞在家乡见到了怀念已久、存亡未卜的老母姚氏，总算得到了一点宽慰。但是，国家的危难，山河的破碎，百姓的苦难，使这个热血男儿悲愤填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在如此艰险困厄的世道，即使要贪生苟活，也极其不易，更何况岳飞决非是一个贪生苟活者。在河东的战争中，岳飞就已经是不畏刀丛箭雨的勇士。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家国危亡的严峻形势下，岳飞第三次从军。农民出身的岳飞过去两次当兵，其实是为了谋生而迫不得已。到了第三次从军之时，岳飞已经成长为一个自觉的爱国者。岳飞早年曾随东京留守宗泽守卫开封。宗泽死后，杜充接任东京留守，原本为宗泽部将的岳飞也就成了杜充的部属。后来杜充要放弃开封南下，岳飞进言说中原之地不可放弃，然而杜充不听，于是岳飞被迫随主将杜充南下，来到建康(今南京)。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金军大举南下侵宋，在南宋诸将皆溃的不利形势下，岳飞仍然奋力作战。不久，宋军统帅杜充向金人投降。当时，南宋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右相兼江、淮宣抚使杜充已经向金人投降，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军粮也开始短缺，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充当盗匪。面对主将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朝廷不知去向的乱局和艰难复杂处境，岳飞必须当机立断。岳飞召集全体将士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随后，岳飞率领这支为数不过几千人的部队转战江南的许多地方，所部秋毫无犯，在与金国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战中，接连获胜，收复江南地区的大片失地，并于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乘胜收复战略重镇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此时的岳飞已经开始成为独当一面的抗金将领，而在这个艰难时期，一支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抗金的中流砥柱。（二）、宋金战争形势的演变金国刚刚崛起时，之所以能称雄于东亚，主要是仰仗精悍的女真骑兵。经过马具的改良，包括马蹬的发明，顺连有素的女真骑兵无疑是古代世界相当完善的骑兵。女真骑兵惯于披挂好几十斤的重甲作战，兜鍪很坚固，只露双目。他们擅长连续作战，如果一次冲锋、一个回合的交锋失败，则败不至乱；他们可暂时退出战斗，重整队形，再次发起冲锋，叫做“更进迭退”。 女真骑兵的负荷很重，却能连续进行几十个以至上百个回合的交锋，足见其坚韧的战斗力，这是残酷的军法，加上女真人原来落后困苦的生活条件造成的。女真骑兵的主要兵器是弓箭，“弓力不过七斗，箭镞至六、七寸，形如凿，入辄不可出”，“刀剑亦不取其快利”。他们长于弓矢远射，却短于白刃近战。金国剽悍的骑兵，胜过了原先的辽国和西夏的骑兵。在金国建立之初，女真骑兵几乎所向披靡，从未遭到严重的挫败。时称“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如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先进的攻城技术的运用，复杂的攻城器械的制作，火药兵器的制造和使用等，显然本非女真人所擅长，而是他们在灭辽战争中逐步学会的。能实施攻城战，才能深入中原腹地，这又是金军胜过辽军和西夏军之优长。显而易见，在攻宋前夕，金军的实力是空前强大的。金国女真贵族集团看穿了宋朝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认为宋军是比辽军更不中用的对手。至于中原地区丰盛的物产，都市生活的繁华，统治者的无数金玉珍宝，更使女真贵族垂涎三尺。在攻灭辽国之后，金国女真人又将兵锋指向北宋王朝，金军接连南下攻宋。而以宋徽宗、宋钦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不仅腐化昏聩、骄奢淫逸，而且懦弱无能，在重大军国问题上接连失策。同时，由于长期实行以文制武的“抑武”政策，致使北宋末年的宋军整体素质低下。面对金军的进攻，当时的宋军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就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宋军两次救援太原的失败，其实已决定了东京开封失陷和北宋灭亡的命运。在北宋末年，宋军节节败退，金军攻城略地、长驱直入。金兵最初刚进入中原之时，可以说是“有掳掠，而无战斗”。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因为昏庸无能的北宋君臣指挥不当，加之江湖术士郭京误国，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公元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国君主，后来的庙号称为宋高宗。宋高宗赵构当时才二十一岁，统治经验还不丰富。宋高宗赵构称帝伊始，迫于严酷的形势，不得不起用众望所归的爱国名臣李纲担任宰相。然而，宋高宗赵构当时真正言听计从的，却是权奸汪伯彦、黄潜善，外加一些宦官。李纲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总结北宋亡国的惨重教训，审度宋金的实力对比，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李纲采纳张悫等人的建议，号召民众组织忠义巡社，抵抗金军。李纲推荐宗泽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负责守卫京城；推荐张所任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任河东路经制副使，负责收复两路沦陷的州县。宋朝德高望重的爱国文臣东京留守宗泽守卫开封，主持前沿军务，抗金形势随即有了重大改观。从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到建炎二年(1128年)春，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金军兵势最旺盛之时，又是在最善战的金军统帅完颜粘罕（宗翰）等人的指挥下，金军大举南侵，再次对东京开封府发起最凌厉的攻势，却在那里接连遭受挫败，不得不退兵。这与北宋末年的东京失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李纲积极抗金备战，却遭到执政权奸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多方掣肘和刁难。黄潜善和汪伯彦坚持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这正中宋高宗的下怀。李纲只当了75天宰相，即被宋高宗罢免，李纲的抗金措置也随之被全部废弃。爱国老臣宗泽逝世后，在苟且偷安的宋高宗和权奸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统治下，加之，无勇无谋而又刚愎自用的宋军统帅杜充误国，致使宋朝再次丧失国土数千里，南宋的国土前线也由黄河两岸退到了长江淮河地区。从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秋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军再次大觉南下攻宋，金军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并渡江作战，南宋小朝廷逃亡海上。这是金国军队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物极必反。此后，金军由盛转衰，宋军由弱变强。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三月到四月，宋将韩世忠率八千余人的水军在黄天荡地区拦截号称十万的金军大部队，使完颜兀术（宗弼）率领的金军遭受挫折。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南宋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但是，当时全权负责川陕战事的南宋主战派文臣张浚刚愎自用，他拒不听取宋将郭浩、曲端、吴玠等人的忠告，轻率地在陕西富平一带发动了一场大规模会战，接着又坐失战机，导致宋军在陕西战败，使宋朝丧失了陕西的大片国土。而金国统帅完颜昌(挞懒) 所指挥的金军也在东线战场上发起攻势，占领了淮东。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三月，张荣率领的抗金义军在长江以北的缩头湖一带巧妙地利用地势，诱敌深入，使金人“步骑四集，悉陷于淖，无得解者”，趁机击败金军，大获全胜，进而迫使金军退到淮河以北。从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五月起，到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金军倾注全力，企图攻入四川，川陕战场随即成为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十月中旬，负责川陕战事的宋将吴玠依托和尚原一带有利的险峻地形，采用正确的战术，抓住有利战机，击败金兵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使金军遭受惨败。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再次击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宋将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而在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冬，金军主力部队进犯淮南的失败，则标志着金国军威的进一步没落。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在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其汉化的速度要快于契丹人和蒙古人，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进步的另一面却是女真人相对快地腐化。金国女真人入主中原还不到十年，岳飞就已经看穿了他们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岳飞在奏折中写道：“（金人）今所爱惟金帛、子女，志已骄惰”。金国女真猛安谋克户们享有特权，贪图享乐，依靠剥削汉族平民百姓为生，往往沦为既不能战、又不能耕的社会寄生虫。而金国女真上层统治者的腐化堕落速度则更快。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岳家军大举北伐，则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经过多次交锋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因而，他们也不得不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在1140年宋金大战之前，当时的金国统治集团也很腐败，金熙宗“不视朝”，“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金史》卷4，《熙宗纪》)。而在成为暴发户之后，金国的宗室政要将帅们也大多贪图享乐，逐渐沉溺于骄奢淫逸的富贵生活而丧失进取心。《金史》记载：『宗翰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金之国势亦曰殆哉。』在女真贵族入主中原之后，刚从原始部落联盟首领转变为大国统治者的女真贵族们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逐渐开始学习汉人制度，但是唐宋两朝政治冲突与妥协的调和机制却并没有与女真贵族旧有的原始民主因素相互促进融合。相反的，两者制度中的专制和野蛮的成分却紧密结合在一起，促成了金国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残暴化。当时，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经常爆发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并且政争的过程也很残酷。金国的大臣将帅们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频繁地爆发派系纷争，不断地自相残杀。继蒲庐虎（宗磐）、讹鲁观（宗隽）、挞懒、鹘懒、兀室等金国宗室政要接连被诛杀之后，左丞相希尹、右丞相萧庆也相继被杀。兀术杀兀室，株连者多达几千人；兀术杀希尹，连坐者数百人。当时的金军“已如强弩之末”，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又“不达时变，贪而无亲，将自取毙”(《攻愧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节愍王公神道碑》)。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连年侵宋，耗费了金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国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在夜饮时，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旻)于公元1114年誓师起兵，公元1115年建国号大金。在这之后，金国女真兵几乎每年都要打仗。到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时，总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金国女真兵已经持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累积起来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不在少数，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注：这些“金兵金将”主要是女真本民族的，他们享有很多特权，也最善战，他们是金国军队的主力和中坚)。据《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而经过几十年的频繁战争消耗，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们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但是，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国将领甚至还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岳飞向来坚持正确的俘虏政策，禁止虐待俘虏，曾针对金国强征的汉人“剃头签军”做了很多分化瓦解工作，收到的效果显著，『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随着伪齐政权的垮台，原伪齐的很多官兵也纷纷倒戈降宋，其中有相对多的伪齐官兵争先恐后地投奔岳家军。自金国、伪齐投奔南宋的“归正人”络绎不绝，既有投奔岳家军的，也有投奔驻屯其他地区的宋军的。此外，还有两万伪齐军队在归德府 (原宋朝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一带起义，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统治(《金史》卷128《张奕传》)。宋使洪皓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奉命出使金国，之后被金人扣留了十五年。其间洪皓在金国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仍心眷故国，坚贞不屈，时人称赞他为“宋朝苏武”。宋使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他很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洪皓经常暗中派人给南宋朝廷通风报信，洪皓曾经在给宋高宗的密信中陈述：“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宋史》卷373《洪皓传》)。事实上，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军队不仅在南方战场上接连败退，而且在西面和北方的战场上，也陷入了困境。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西夏乘折可求新丧，进攻金国的府州，并攻占府州。紧挨着金国女真人老巢东北的高丽国（古代的朝鲜、韩国）过去曾经屈服于金国的兵威。如今金国内外交困，高丽也开始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的压迫，直接威胁着金国女真人的老巢东北。当时的南宋，由于韩世忠、岳飞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军匪游寇和以杨幺为代表的武装割据势力，数年之间，有了稳定的后方。故在与金国军队作战时，南宋军队没有后顾之忧。而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国和金国在北方的主要边患。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金国事实上长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迫困境。金国曾经多次派大军去讨伐蒙古，但是常常无功而返。蒙古曾经多次击败金军，还曾趁胜追击金兵，一直打到金国上京的附近。金国天眷二年(1139年)，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即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大金国志校证》卷1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在立国前期，金国主要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而投降金国的辽宋将领中既没有高明的人才，也很少得到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重用.在金军刚灭亡北宋的时候(公元1127年前后)，当时的金国统帅完颜宗翰（粘罕）、完颜宗望（斡离不）等手下名将云集，像完颜活女、拔离速、银可术、阇母、娄室、挞懒等，其中，完颜活女曾击败并阵斩北宋名将种师中，拔离速击败姚古，阇母、娄室等曾攻占陕西，他们无一不是能征善战，并且都是女真本族的宿将。但是到了公元1140年前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却让李成、孔彦舟、徐文之流当上了分路大将军。须知，李成、孔彦舟等人本来都是宋朝的军匪流寇，在乱世中到处烧杀抢劫、掳掠百姓、奸**女，却被各路宋军接连击败，于是他们只好投靠伪齐和金国，成了金人南侵的汉奸走狗帮凶。但是到如今，一向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的堂堂大金国居然以这些战斗力差劲的汉奸流寇为宝，让他们当上了分路大将军，这实在让人感到惊奇！很显然，当时的金国不仅兵老气衰，而且缺乏良将。事实上，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主要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强撑大局。从两淮到中原，从中原到川陕，到处都能见到宗弼元帅那勤劳忙碌的身影。宗弼元帅屡败屡战，坚忍不拔而又疲于奔命，难怪编著《金史》的金国遗老们感慨地总结说：『宗翰（粘罕）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兀术），金之国势亦曰殆哉。世宗尝有言曰：「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非虚言也！』堂堂的大金国，曾经有“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之威名盛誉的金兵金将，到如今，落到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苦撑大局，可见“金之国势亦曰殆哉”！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为了与宋朝王牌雄师岳家军作战，完颜宗弼（兀术）从金国各地抽调人马以集中兵力，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宗贤(赛里)就被招至前线，金国在黄河以北负责镇守各路的兵力更加薄弱。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趁机揭竿而起，并形成了燎原之势。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接连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在黄河以北的河东路，忠义军攻占了十一州军；在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北方义军攻占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在东京开封府衰落之后，北京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国已经开始丧失对其属地的控制力，金国已经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以及北方抗金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当时，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金国的后院不仅起火，而且火势熊熊。不久，北方义军首领梁兴的战报呈送到岳飞的宣抚司，梁兴在战报中称：『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英勇奋战，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岳家军和北方民众抗金义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蔚为奇观。而只有在金国女真贵族强迫广大汉人剃头辫发，强制推行奴隶制等特殊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的爱国壮举。金国女真统治者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他们在原辽国辖区内的残暴统治和压迫掠夺，又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蛮力，再也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绍兴十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事实上，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困境。而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的，绝不止洪皓一人，其他一些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人也多持此观点，他们普遍认为：『敌主懦而将骄，兵寡而怯，又且离心，民怨而困，咸有异意。邻国延颈以窥隙，臣下侧目以观变。寇盗外起，亲戚内乱。加以昔之名王良将如粘罕、挞懒之徒，非被诛则病死，……内有羽毛零落之忧，外失刘豫藩篱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复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难乎！』而自从金国废黜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之后，在包括中原在内的整个北中国地区，“辽人与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金国女真人已经无法控制。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的困境。金国兵力日弱，签发而来的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金人想要继续用兵，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徐为后图”。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古今中外，无数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并不需要条约保障，而需要实力保证。金真有实力灭亡南宋，再多条约也没有用。南宋要立足江南，也根本不需要条约，不要忘记南北朝时期，南朝什么时候向北国签和约啦？当初，北宋与辽国达成“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两国之间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而南宋与金国先后达成两次绍兴和议，第一次不到两年就被金国单方面破坏，第二次不到二十年，又被金国单方面破坏。并且“澶渊之盟”也没有南宋与金国达成的“绍兴和议”屈辱！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第二次达成议和，外强中干的金国在国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占了很大的便宜。然而，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不到二十年，金国再次单方面撕毁合约，大举南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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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是宋朝的民族英雄，秦桧是金国的民族英雄。在绍兴十一年的时候，兀术在被岳家军狠揍一顿后转性了，认清现实了，愿意跟宋朝讲和了，也开出条件了“必杀飞，始可和”；同时赵构自己小算盘扒拉了一顿后，也想清楚了准备同意金国开出的一切条件了。按说这就应该是又一次的“和议自此平达”（这是完颜昌掌握金国政权后，托人带给秦桧的话，原话是“好报江南，和议自此平达”）了。但是还有个麻烦。——这个和约是南宋统治者在明明自己这边占巨大优势的情况下，自废武功和差点被自己灭国的敌国订立的。而且最终订立的和约，不仅仅是南宋这边按金国要求杀了岳飞的问题，还出让了大片原本为南宋占有的土地，包括一些非常关键的战略要地比如唐州、邓州。连名将吴玠的葬地都被划归了金国。还按要求遣返了大批当初冒着危险从金国投奔到南宋的归正人。相比这些，其他的什么“称臣”、送岁币，甚至杀害岳飞父子和张宪，倒都是小事儿了。这种上赶着倒贴跪舔的“议和”，给个简单点儿的名称，就叫卖国。而出卖国家出卖百姓这种三孙子事儿，即使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古代，也是不能被容忍也是要招骂的。何况赵构自己不是没经历过。——前面说了，绍兴八年宋金第一次和议时，赵构就被大臣百姓骂了个狗血淋头。当时大臣上书言辞之激烈大胆，足以亮瞎现在某些只会玩办公室政治，满脑子也只知道办公室政治“人际关系”的“聪明人”的狗眼。甚至三衙也就是御林军的将领杨沂中、韩世良（韩世忠的弟弟）、解潜都去找秦桧，说你如果真让天子去跪迎敌国诏书，导致激起民变的话，我们管不了；那三个大军头（指韩世忠、张俊、岳飞）回头问我们为什么眼看着皇帝干这个，我们也张不开嘴。临安的百姓也到处贴小字报，直接说“秦相公是细作”。闹到最后，赵构不得不抬出“孝道”+让秦桧代行跪迎礼，外加下狠手打击嚷嚷的最难听的大臣，才险险过关。——绍兴八年尚且闹到如此声势，叛卖行为更严重更令人发指的绍兴十年议和怎么走？岂不是真要造反清君侧？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绍兴十年和议的反对力度，远没有绍兴八年大。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局面，主要要归功于当时另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秦桧。这个人物从进入南宋政坛开始，惟一的但也是最大的政治资本，就是他认识金国的上层贵族，尤其是一开始认识比较早的认清形势变化的完颜昌，所以能帮助赵构实现议和的愿望。而秦桧自己为什么要担着骂名干这么个其实也挺辛苦的事儿？很简单，为了权势。对于秦桧来说，只有借助金人的力量才能逢迎赵构，只有把赵构哄高兴了，他才能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甚至打破宋代设置“左相”“右相”和经常更换宰执大臣的政治传统，“独相”直到终身做宰相。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看到岳飞被害后的故事，看到这位秦丞相逼迫赵构给他加九锡、甚至弄的赵构天天防着他谋反，直到秦桧挂掉才长出一口气，然后做太上皇后搬到秦桧故居里住着天天得瑟“你到底没活过我”时，你也不用太惊讶。这不过是这个人物必然的发展路径，早在赵构应允金人的要求，答应不无故更换宰相时就注定了。也许有人看到这里会问，毕竟很多人还是在乎名声的，秦桧就算想大权独揽，难道不能换个方式么？——还真是不能。原因也简单，秦桧自己能拿的出手的东西太少，而南宋当时的能人太多。论战略眼光和政治水平有李纲；论让神经病皇帝听自己话和年轻有为精力充沛有张浚；论善于协调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和能得人心有赵鼎；就算论政坛大乱斗的手段论黑人的本事，秦桧刚回南宋第一次入中枢的时候，都没玩过吕颐浩。而且秦桧这人才是真正的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他虽然也是科举出身的文士，但是实际得罪人的本事很强，涵养也很差。第一次做宰相，就和自己的好友翟汝文翻脸，以至于两人在政事堂（宋代宰相的办公室）隔着办公桌对骂。——这在宋代也是属于SB才会干、一旦干了就要成笑话的事儿。更不用说他以后还陆续得罪了张浚、赵鼎，并且在去假惺惺送赵鼎的时候，惹得一向老好人的赵鼎都公然和他对喷了。除此之外，秦桧因为出身贫寒，中进士以后又长期在太学这种清水衙门混，之后还被金国掳掠到北方，所以也没有自己的班底。相比之下，张浚、赵鼎这些人，手底下都是有自己一套人马的，武的文的都不缺。所以秦桧论人脉也拼不过人家。总之，要才干，要人品，甚至要城府涵养，要人脉和圈子，秦桧一样也拿不出手。所以他想在政坛上起步，就只能剑走偏锋，凭自己和金国上层的关系做资本来迎合赵构议和的需求，才好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满足一直以来飞黄腾达的渴望。而作汉奸这种事情，大家都懂，一旦开了头，这一辈子都别再想摘出来了。具体为什么摘不出来就不解释了，还有不明白的自己捉摸吧。但是既然自己是剑走偏锋，换句话说干的是见不得光的事儿，所以光上台当宰相还不行，还要把那些才具比自己高的正常人都清理掉，否则自己才不如人德不如人，还特么是个卧底，岂不是随时都可能被干掉，再次被打进政治冷宫甚至送掉小命？另外一个好汉三个帮，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所以还要培植党羽。张浚、赵鼎这些政坛大佬手下不都是有门生故吏有文武亲信么？那么秦桧也得慢慢培养。所以绍兴七年，秦桧接着张浚和赵鼎俩人互相乱斗和张浚的祥瑞级错误上台、又借着自己能迎合赵构深层需求的资本和政治手腕，挤走赵鼎以后，他就开始着手做这两件事儿了。一方面他开始培养自己的党羽，拉拢的人里有真的比较能干、至少出身、学问上看着比较档次的，比如何铸、沈该这样的；也有不上道的人渣，但是秦丞相本着海纳百川不择细流和人尽其用的原则，还是收下了，比如后来担任岳飞一案主审官的万俟卨。另一方面他不遗余力的打击其他政敌。从绍兴七年到绍兴十一年，陆续被他干掉或间接干掉的人，包括张浚、赵鼎、李光、王庶这样的宰执大臣，也包括薛徵言、胡铨这样的言官、名士，总之比较像样的差不多都撵走了。当然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两件事儿，特别是后一件，秦桧自己一个人是干不成的，必须有高宗的支持。而高宗也确实给了他这种支持：因为知道秦桧能帮助自己实现与金国议和的夙愿，所以秦桧干什么赵构都没管，直到最后突破宋代的政治传统让他一个人做宰相也没管。当然秦桧也没有让赵构白支持。——绍兴十一年的时候，朝廷上下，比较重要的位置，包括在宋代的政治体制中负责制衡宰相权力的台谏、监察系统，都是秦桧的人了。所以当秦桧和赵构倒腾着卖国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说话了。一言以蔽之，赵构；以及绍兴七年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私人恩怨而彼此乱斗，结果给了秦桧东山再起机会的张浚和赵鼎，这三人在绍兴七年种埋下的种子，到这个时候才终于结出了最大的恶果。而且是对于宋金和议能够达成，相当重要的一枚恶果。绍兴十一年，赵构秦桧和兀术商量出来的、对南宋来说卖国程度比第一次绍兴和议更严重的第二次宋金和议，之所以在南宋朝廷中没有遭遇像三年前一样大、甚至按理说应该更大的阻力，根子在这里。而为宋金和议解除这一重制约，秦桧花了大概两年多的时间，也死了很多脑细胞。很多时候说提着脑袋干的也不差。——因为那种情况下，他的这些勾当一旦失败、暴露，就不是像第一次为相那样，单纯下台的问题了。所以你看，不管好事儿坏事儿，凡是最后能成功的事儿，都要费很多周折的。当个成功的汉奸也很不容易的~~秦桧为金国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难道秦桧不是金国的民族英雄么？不值得金国的遗老遗少们磕个头么？顺便再插一嘴：和说岳飞之所以被害是因为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差不多的脑回路，很多人论证岳飞死于不会玩办公室政治的时候，都喜欢说岳飞受审的时候没人替他求情。这是非常典型的“想当然”。稍微看一点具体的史实就会觉得脸很疼的。岳飞下狱的时候替他说话的人完全不少。——向来滑头的韩世忠，为了他的案子当面和秦桧起冲突；而在此之前，他是能为了不给秦桧害自己的口实就去坑三衙将领解潜、把自己反对和议的上书栽人家头上眼都不眨的家伙；——大理寺的官员除去周三畏不肯表态之外，几乎全都明确反对判岳飞死刑；——赵构的叔叔、皇室宗亲的头头、宗正赵士褭亲自出面，提出愿意用自己家一百多口人的性命保岳飞无罪；——很多百姓、文士，包括之前和他素不相识的，都主动冒着天大的风险替他上书鸣冤；——最倒霉的同学是前面提到的秦桧党羽何铸，哥们本来前途无量，大理寺里看到岳飞刺字以后临阵反水，不光不肯再审问岳飞，还自己到处联络人想办法替岳飞脱罪（“日延过客，以缓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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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大败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 。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岳家军大举北伐，则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经过多次交锋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因而，他们也不得不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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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就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面对金军的武力威胁，宋高宗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但是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却一直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打压武将的事权，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出现武将功大、官高、兵多、权重的情况，就会被宋朝统治者视为对皇权的巨大潜在威胁。 然而，只要战争继续下去，南宋朝廷就不得不倚重武将，这与宋朝对武将的猜忌与防范的传统国策相抵触。南宋初年外敌入侵、战乱不断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事权增重、地位和威望提高，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始终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到后来，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南宋朝廷出于对武将的防范与猜忌，急于收回诸大将的兵权，甚至不惜放弃收复失地，曲膝求和、偏安江南。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赵构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事实上，“岳家军”的说法其实只是宋朝民间对岳飞部队的口头亲切叫法，而非岳飞军队的正式军号，更不是岳飞想出来的名字！再者，当然确实有“韩家军”的说法，只不过因为没有“岳家军”名气大而未能流传后世！绍兴五年（1135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岳家军前后更改了神武右副军、神武副军、神武后军和行营后护军四个军号。当时世人习惯“以姓为军号”，如有张家军、韩家军、岳家军之称（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绍兴十年七月乙卯，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19《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第三》，《云麓漫钞》卷7，罗大经《鹤林玉露》乙 编卷2《旌忠庄》）。然而随着时光之流逝，不论是岳家军的四个正式军号，还是韩家军、张家军等习惯称呼，都被人们所遗忘，惟有“岳家军”这个民间的亲切叫法永葆盛誉，这当然决非偶然，正是历史的公正选择和淘汰。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张俊比岳飞年长17岁，韩世忠、刘光世比岳飞年长14岁，吴玠比岳飞年长10岁。但是，岳飞后来居上，靠着自己的杰出军事才能和辉煌战功而不断得到提拔重用，不仅军事才能出类拔萃，而且战功和声望也超过了其他将帅。秦桧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赵构的主意，正中奸相秦桧的下怀。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王夫之《宋论》卷10说：『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降金和解除大将们的兵柄，成了宋高宗和秦桧的当务之急；而岳飞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后来又被罢官，居家赋闲，脱离军队，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九日，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金佗续编》卷2《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奉朝请制》)。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岳飞罢官赋闲之后，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很显然，如果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仅仅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毕竟，岳飞当时已经被解除了兵权，后来被罢官，又脱离军队，不可能再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卖国求和政策构成阻碍，更不可能威胁南宋皇权。况且，威名远播的抗金名将岳飞曾经是南宋的重要军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惧他。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曾经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所以，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达成议和之后，金人会不会很快变卦，还是一个未知数。很显然，假如南宋留着岳飞不杀，即使暂时不用岳飞，而只是让他呆在家里赋闲，或者把他软禁起来，也可以在无形中震慑那些贪婪狡诈、反复无常的金国女真统治者，使金人不敢轻易违约败盟。岳家军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七月颍昌大战时，重创金军，并杀死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女婿，即金军中的夏姓统军使、金吾卫上将军，而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结下深仇。再者，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并且，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而刘光世、张俊等人其实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与皇帝关系亲近、会奉承且资历老而忝为大帅。此外，岳飞抗金意志十分坚定，向来主张积极备战进攻，反对消极防守。岳飞提出了“连结河朔”的高明军事策略，还坚持“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向来治军严明，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所以，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据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的考证，负责掌管南宋朝廷文献的官员查龠曾经揭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给南宋的信件，兀术在信中要求一定要杀害岳飞，然后才可以达成和议，金国才能归还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兀术的信对于岳飞的遇害，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兀术的密信可能是给南宋朝廷的(宰相秦桧当然能看到)，也可能是给秦桧的，当然还可能既有给南宋朝廷的，也有给秦桧的。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认为，兀术的密信早在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中旬的颖昌之战结束后就已经发出，当时派人秘密送给内奸秦桧。著名历史学者邓广铭先生则认为，查龠所揭发的密信，应该即是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再次议和之时，金国统帅兀术口授给南宋使臣魏良臣，让魏良臣捎带给南宋朝廷的话。宋金虽然已经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最终决定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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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就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面对金军的武力威胁，宋高宗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但是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却一直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打压武将的事权，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出现武将功大、官高、兵多、权重的情况，就会被宋朝统治者视为对皇权的巨大潜在威胁。 然而，只要战争继续下去，南宋朝廷就不得不倚重武将，这与宋朝对武将的猜忌与防范的传统国策相抵触。南宋初年外敌入侵、战乱不断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事权增重、地位和威望提高，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始终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到后来，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南宋朝廷出于对武将的防范与猜忌，急于收回诸大将的兵权，甚至不惜放弃收复失地，曲膝求和、偏安江南。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赵构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事实上，“岳家军”的说法其实只是宋朝民间对岳飞部队的口头亲切叫法，而非岳飞军队的正式军号，更不是岳飞想出来的名字！再者，当然确实有“韩家军”的说法，只不过因为没有“岳家军”名气大而未能流传后世！绍兴五年（1135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岳家军前后更改了神武右副军、神武副军、神武后军和行营后护军四个军号。当时世人习惯“以姓为军号”，如有张家军、韩家军、岳家军之称（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绍兴十年七月乙卯，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19《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第三》，《云麓漫钞》卷7，罗大经《鹤林玉露》乙 编卷2《旌忠庄》）。然而随着时光之流逝，不论是岳家军的四个正式军号，还是韩家军、张家军等习惯称呼，都被人们所遗忘，惟有“岳家军”这个民间的亲切叫法永葆盛誉，这当然决非偶然，正是历史的公正选择和淘汰。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张俊比岳飞年长17岁，韩世忠、刘光世比岳飞年长14岁，吴玠比岳飞年长10岁。但是，岳飞后来居上，靠着自己的杰出军事才能和辉煌战功而不断得到提拔重用，不仅军事才能出类拔萃，而且战功和声望也超过了其他将帅。秦桧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赵构的主意，正中奸相秦桧的下怀。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王夫之《宋论》卷10说：『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降金和解除大将们的兵柄，成了宋高宗和秦桧的当务之急；而岳飞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后来又被罢官，居家赋闲，脱离军队，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九日，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金佗续编》卷2《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奉朝请制》)。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岳飞罢官赋闲之后，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很显然，如果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仅仅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毕竟，岳飞当时已经被解除了兵权，后来被罢官，又脱离军队，不可能再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卖国求和政策构成阻碍，更不可能威胁南宋皇权。况且，威名远播的抗金名将岳飞曾经是南宋的重要军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惧他。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曾经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所以，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达成议和之后，金人会不会很快变卦，还是一个未知数。很显然，假如南宋留着岳飞不杀，即使暂时不用岳飞，而只是让他呆在家里赋闲，或者把他软禁起来，也可以在无形中震慑那些贪婪狡诈、反复无常的金国女真统治者，使金人不敢轻易违约败盟。岳家军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七月颍昌大战时，重创金军，并杀死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女婿，即金军中的夏姓统军使、金吾卫上将军，而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结下深仇。再者，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并且，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而刘光世、张俊等人其实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与皇帝关系亲近、会奉承且资历老而忝为大帅。此外，岳飞抗金意志十分坚定，向来主张积极备战进攻，反对消极防守。岳飞提出了“连结河朔”的高明军事策略，还坚持“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向来治军严明，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所以，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据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的考证，负责掌管南宋朝廷文献的官员查龠曾经揭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给南宋的信件，兀术在信中要求一定要杀害岳飞，然后才可以达成和议，金国才能归还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兀术的信对于岳飞的遇害，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兀术的密信可能是给南宋朝廷的(宰相秦桧当然能看到)，也可能是给秦桧的，当然还可能既有给南宋朝廷的，也有给秦桧的。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认为，兀术的密信早在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中旬的颖昌之战结束后就已经发出，当时派人秘密送给内奸秦桧。著名历史学者邓广铭先生则认为，查龠所揭发的密信，应该即是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再次议和之时，金国统帅兀术口授给南宋使臣魏良臣，让魏良臣捎带给南宋朝廷的话。宋金虽然已经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最终决定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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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之所以没有灭亡，主要是因为岳飞等抗金英雄的抵抗，金国之所以要与南宋议和，主要是因为岳飞北伐击败金军主力，使金人认识到武力难以灭宋。建炎四年（1130），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军进犯江南地区，长途奔袭，战线过长，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同时，在金军主力进攻江南的时候，中原沦陷区内的原宋朝军民也纷纷聚众抗金，“江北之民，誓不从敌，自为寨栅，群聚以守者甚众”。种种迹象表明，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金国女真贵族们于是放弃了在短期内消灭南宋政权的不切实际的计划，要转回头去，去倾力经营已经占领的中原和华北各地。此后，经过南宋朝野上下齐心协力的经营与努力，南宋辖区的社会经济逐渐从动荡不安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稳定恢复阶段。这期间，好几支新的宋军（包括威名远扬的岳家军）在战场逐渐发展壮大，而且通过平定内乱、抗击外敌，确保了江南地区的安宁，为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事实上，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古今中外，无数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并不需要条约保障，而需要实力保证。金真有实力灭亡南宋，再多条约也没有用。南宋要立足江南，也根本不需要条约，不要忘记南北朝时期，南朝什么时候向北国签和约啦？当初，北宋与辽国达成“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两国之间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而南宋与金国先后达成两次绍兴和议，第一次不到两年就被金国单方面破坏，第二次不到二十年，又被金国单方面破坏。——并且“澶渊之盟”也没有南宋与金国达成的“绍兴和议”屈辱！1. 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2.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第二次达成议和，外强中干的金国在国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占了很大的便宜。然而，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不到二十年，金国再次单方面撕毁合约，大举南侵。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再次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再到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国与北方的蒙古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绝，难以有完全的统计！人们珍视和平，但是绝对不能把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须知由于南宋小朝廷的偷安妥协,致使当时的中国饱受南北分裂之苦,经济文化惨遭摧残,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区因为属于宋金两国交界区而长期处于荒凉状态。在宋金达成和议以后，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国女真贵族的残酷奴役,忍受来自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又要承担金国对蒙古战争引起的各种负担, 大批汉人壮丁被金国女真统治者强征戍边,在金国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国始终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当时的金国把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是第四、第五等）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是中国北方社会奴隶制成分扩张的时期，这当然是严重的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个女婢颊刺“逃走”两字，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范成大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行为，表示义愤。而南宋自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南宋官府对南宋人民的横征暴敛不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不断加重.真正能够享受和平的只有金国女真贵族和苟且偷安的南宋君臣,少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与大多数人的贫困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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