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巨大的骗局，80年代封闭的国门打开，人们看_卢龙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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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巨大的骗局，80年代封闭的国门打开，人们看收藏
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巨大的骗局，80年代封闭的国门打开，人们看到了与世界的极大差距，前三十年编织的谎言已彻底破灭，于是又找了一个新借口，中国人多就穷，今天由计生暴政人为造成的老龄化形成的养老困局，用计生暴政的人口与资源论，老人成为绝对的负担，屠杀完婴儿要屠杀老人了吗?
现在老龄化确实严重，要不现在二胎放宽！一朵妖艳的花，点染一座空城，就算痛，也要笑的毫无瑕疵！　　　--来自助手版贴吧客户端
终于骗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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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八十年代”乌托邦、文化自戕与经济大流血
摩罗：文化自戕与经济大流血记者：《中国站起来》所说的中国人一百年前的精神大崩溃是怎样发生的？谁是中国精神大崩溃的幕后旗手，谁是背后的最大赢家？摩罗：一位极其著名的西方学者（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另一位不太著名的西方学者（布克哈特）说，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毁灭一种宗教和文化。西方世界的殖民历程，实际上就是将地球上所有角落组织到一个国家政权之中的过程，原先的国家降级为州省，即使你有广土众民贵为帝王，也只能做西人的儿皇帝。世界体系国家化，是五百年殖民史的大趋势，控制国家的那个种族肯定要将他们自己的文化树立为唯一正统的文化，而其他文化都必须受到压制、贬抑乃至消灭。统治阶级消灭异族文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那些被征服的民族为了谋求生存空间，常常不得不主动抛弃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努力学习统治者的文化和语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化热，以及至今长盛不衰的全民英语热，都是这种文化适应行为。要问谁是中国精神大崩溃的幕后推手，那当然是西方殖民者。至于旗手，那当然要在中国人中找。我认为蔡元培比较合适。正是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时候，以国家的名义颁布法令，不许中国所有的学校教授中国文化的经典（废除读经），以此切断了中国文化传承的脉络。从此以后，蔡元培和他的五四盟友被树立为文化领袖。跟传统文化一刀两断，义无反顾地全盘西化，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从此极其谦卑地成为西方人的学生，而且不断地将西方文化和种族道德化、神圣化。这种自轻自贱的倾向，让谁从中得利呢？首先得利的当然是那些提倡全盘西化的人。这个道理很简单。以基督教治国，肯定是耶稣地位最高，以儒教治国，肯定是孔子地位最高。既然我们选择了西化之路，最强烈主张西化的人自然拥有至尊之位，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如果中国的选择沉稳一点，则文化领袖一定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熊十力等人中诞生的。当然，以上“得利”之说不无调侃之意。中国文化崩溃的最大受益者，毫无疑问是西方权贵。我最近反复强调，一个民族的文化权利，是他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一部分，文化是可以兑换为金钱的。我们抛弃自己的文化，跪倒在西方文化面前之后，我们会自觉地接受甚至会请求他们的统治，将自己的根本利益无保留地奉送给西方国家。举例言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过度崇拜外国公司，中国有关部门主动将中国的评级市场敞开奉送给美国评级公司，甚至在相关政策中明确规定，评级业务必须首选外国机构。我们以为这些外国机构可以公正评级，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代表自己的国家进行经济博弈的一颗棋子，公正不过是一个说辞而已。比如，美国国民平均资产值为15万元，可是美国政府靠举债度日，仅仅国家债务达到人均22万美元。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美国已经是一个破产国家。可是，美国三大评级机构都将美国的国家主权级继续评为最高，也就是AAA级。中国的经济形势比美国好，金融危机中堪称中流砥柱，可是美国评级机构依然将中国国家主权级维持在BBB级。BBB级与AAA级相差大约10级，中国要爬上十级台阶跟美国谈判，踮着脚尖也难于平等。美国人在十级之上跟我们说话，放个屁就能卷走几百个亿。由于中国国家主权级特别低，所有的公司即使完美无缺，也是下三流，他们在与外商谈判时永远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美国三家著名评级公司已经占领了中国评级市场的三分之二业务，中国自己成千上万的评级公司被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再看中国的审计业务。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中，四家外国（当然是美国）审计公司的业务占40%，而5600家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加起来只占60%。外国公司的一笔业务往往是几亿元，中国公司所能承揽的业务，往往只有几千元。同样的审计业务，外国审计师每小时收2750元，中国审计师出场，只能收300元，是外国审计师的九分之一。有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歧视中国企业，曾经提出，即使中国的会计事务所已经完成的业务，也必须请外国公司进行补充审计。中国的职能部门竟然立即采纳这样的建议，制定这样的洋奴政策。这种“宁与外贼，不与家奴”的政策，把外国公司养成了太上皇，把中国公司压成了乞丐。中国的银行不但由外国公司评级，还全由外国公司审计。银行信息其实是国家的最高经济机密，可是我们把所有的经济机密，全部无保留地奉送给外国公司（他们几分钟就可以转送给美国的情报机构），还担心他们不愿意看，必须送上几亿元的审计费，请他们占有我们的机密。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一场傻乎乎的裸奔。美国人一边看笑话，一边夜以继日地数钱。中国送给他们的意外横财太多了。经济学家江涌在《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一书中指出，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国有银行狂赚了7500亿美元，加上他们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分享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一年从中国银行业获利1万亿美元，而那一年中国的GDP只有2.6万亿美元，而外国（主要是美国）资本家仅从咱们银行业掏走的利润（而不是GDP）就达1万亿——这得多少年的积累，才有这1万亿美元的财富供他们掠夺啊，我们这杨白劳当得实在太称职了，太死心塌地了。经济学家张宏良就此指出：“当初八国联军几十年从中国抢劫了13亿银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殊死反抗，而2007年通过银行股贱卖，外资一年就从中国掠走上万亿元，国人却没有任何反映，原因就是虚拟财富的流动大家都感觉不到，如果这上万亿财富如同当年日本鬼子那样直接拉走实物，抗日义勇军肯定会再次波及全国。”我想对张宏良谈到的原因做点补充。我们既然接受了以西方利益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我们既然接受了以西方利益尤其是美国利益为中心的游戏规则，我们必定会不由自主地以西方的利益为看待事物、评价事物的立场和标准。站在西方的立场和标准上，西方人占有世界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仅仅在一个行业就为他们奉献1万亿利润的行为，在中国精英曾看来，绝对是理所当然，而没有反思的余地。一百年来，我们的精英群体逐渐培养了这样一种立场和倾向，在清王朝和西方掠夺者之间，在义和团和西方掠夺者之间，在当今执政者与西方掠夺者之间，在国有企业与西方掠夺者之间，在中国资本家和西方掠夺者之间，他们永远站在西方掠夺者一边。持此立场的精英人物，有的可能是买办，有利可图，有的纯粹是文人，与利益无关，全系被西方文化洗脑所致。他们天天批评中国皇帝“教化”背后隐藏着权力和利益的阴谋，却丝毫不承认，西方文化对我们的教化背后，隐藏着更加彻底的权利与利益阴谋。他们同样也不承认，面对西方掠夺者的掠夺，我们无论如何跟清王朝、义和团、当今执政者、国有企业、中国资本家的利益关联更加紧密一些。中国人放弃自己的文化之后，就是这样沦落为洋奴的。洋奴不只是一个称号，最要命的是它跟利益密切相关。中国人如果永远跟着西方人说话，不但要把香港澳门青岛海参葳都说到西方人手里，把海关控制权、国家评估权、企业评估权、银行审计权、碳排放控制权都说到西方人手里，最终将把银行的钞票都说到西方人的手里。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归自己的文化，即使自己的文化已经残破也必须修复起来。
摩罗/“八十年代”乌托邦可以休矣记者：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国门重启、思想解放、洋溢浪漫气质的年代。您在《中国站起来》中表达了不同意见。我们应该如何看待80年代？摩罗：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在20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摄入知识的阅读高峰期，所以完整地经历了八十年代知识界的躁动和潮涌。八十年代完成了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遗产简单化、庸俗化的过程。五四建构了西方文化乌托邦，引导了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八十年代建构了西方国家乌托邦，引导了对西方国家的崇拜，和对以西方利益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崇拜。五四运动强烈反对由英美控制的国际秩序，对他们在巴黎和会中勾结日本人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发出了严正抗议。可是，八十年代这一代人带着对中国的极大失望，一心崇拜西方国家和以西方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甚至为中国没有机会被西方殖民三百年而痛不欲生。他们指着香港说，如果英国当年不只占领香港，而是占领全中国，咱们早就富强幸福了如今天的香港了。稍有知识的人就能够弄明白，香港并不是用英国的财富建设起来的，而是中国人民的膏血在流向西方社会的过程中，遗留一点点将香港建成了一个中转站。印度被英国人殖民两百年，不但没有像香港那样富裕起来，而且手工业生产体系被殖民者完全摧毁，整个印度进入了一个“逆工业化”的状态，成为西方倾销工业产品的市场。他们的贫穷比中国还更加严重。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中国知识分子，比五四时贤倒退百步，成为西方殖民意识形态的信奉着、消费者和推销者。比如，九十年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其实是中国被组织到西方人控制的利益框架中的过程。此后中国与西方世界以及其他贸易伙伴关系日益密切，而利益的博弈也日益激烈。可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利益和国家之间的博弈很少关心，他们只是站在西方意识形态立场，敦促中国加入到这个“文明的”国际秩序之中。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特征较少，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特征较多。所关注和研究的真实问题较少，兴趣较多集中在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上。八十年代的读书人对中国从社会到文化到人种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卑贱化描述，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和“酱缸蛆”意象得到广泛的认同。而这种自轻自贱自虐的另一面，恰是对西方强势国家及其文化的简单崇拜。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士人，甘愿成为西方殖民意识形态的消费者，而不能立足于本土，从容地建构自己的文化，八零时贤这一代就这么无奈。八十年代是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富裕的发展道路的一个环节，其中满含热情和希望，但是也不无浅薄、曲折和失误，我们没必要刻意建构八十年代乌托邦。最后引用祝东力先生《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中所说的一句话给八十年代作结，祝东力说：“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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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印度改善弱势群体基础教育运动及问题――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为中心（上）
来源：《外国教育研究》2013年第08期
摘要：弱势群体占印度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关系到印度普及基础教育的成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公平与质量的提高，密集地实施了一系列的教育计划，新千年后逐步扩大范围并形成高潮。尽管如此，弱势群体基础教育的改善仍不足以乐观，印度政府依旧面临着贫困人口居高不下、弱势群体问题敏感尖锐、地方教育机构效率低下和公立教育系统的信任危机等诸多问题。
关键词：印度，弱势群体，基础教育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A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海西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研究》(项目编号：JA09158S)。
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印度的教育存在许多问题，弱势群体教育公平问题就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个。由于弱势群体在印度所占的比重很大，其发展直接关系国家整体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开展了改善弱势群体教育的运动，其经验与不足值得我们借鉴。
一、印度的弱势群体
在印度，弱势群体指的是那些在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居住的地理环境上处于不利位置的群体。主要包括在种姓制度中备受歧视贱民阶层(称为表列种姓)、偏远山区和丛林地带的少数民族部落(称为表列部落)、伊斯兰教群体以及其他落后阶层(地位好于贱民，属于原低种姓中经济地位差的大部分人)。由于重男轻女观念，女性在印度也属于弱势群体。这些弱势群体往往和贫穷、受教育程度低下、受歧视相联系。印度2001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在印度人口中，表列种姓占16.2%，表列部落占8.2%，穆斯林占13.4%。[1]其他落后阶层由于统计渠道不同，人数有出入，据全国抽样调查(National Sample Survey Organization)1999～2000年统计(第55次)，约占印度总人口的32%(去除穆斯林)，其他的统计数据则还要更高些。[2]由此，印度的弱势群体保守估计总数应接近70%。以地区分布来看，弱势群体主要分布在印度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包括位于人口数量第一、第三、第四和第六位的北方邦、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和中央邦。以城乡分布来看，弱势群体主要分布在农村，随着印度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弱势群体有向城市流动的趋势，成为城市众多的临时职业者并主要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中。以种姓来看，弱势群体主要为不列入种姓的贱民阶层和首佗罗中的大部分。以宗教类别来看，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相比其他宗教弱势群体的比例最高，在印度，不少穆斯林是源自不满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而更改信仰的印度教徒。
二、印度改善弱势群体基础教育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印度种姓冲突、教派冲突不断，妇女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也越来越公开化。弱势人口众多、暴力冲突频发使得印度社会变得极不稳定。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执政期间，其尝试满足社会底层阶级的经济发展模式宣告失败，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动荡。到了80年代，印度全国各地形成了争取人权和公民权的运动，妇女运动和环境运动也造成了浓厚的民主气氛。[3]为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印度政府决心改善弱势群体状况。
在经济上，经过了近20年相对缓慢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经济进入平稳快速发展的新时期。1984年，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执政，他推动了印度计算机产业的发展，以软件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印度经济的催化剂。1991年拉奥(P. V. Narasimha Rao)执政后，印度开始经济自由化改革并逐步打开国门，步入了经济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印度仅仅用了16年就实现了人均GDP翻番。其中，1990～2000年，印度GDP年均增长超过6%；2000～2010年，GDP年均增长超过8%。[4]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扶持弱势群体的各项计划提供了必要的经费保障。与此同时，印度人口飞速增长，从1951年到2001年，印度人口的十年增长率都超过20%。其中，25岁以下的人口超过50%，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随着经济发展愿望的加强，印度政府将视线转移到了国民素质的提高上，并从基础教育抓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迎来基础教育发展的转折时期。印度政府及时地将教育的重点由高等教育领域转移至基础教育领域，同时将促进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作为印度基础教育发展的主题。1985年，拉吉夫?甘地政府在广泛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后，出台了《国家教育政策1986》，强调要通过关注那些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来消除教育差距，实现教育机会平等。1992年，拉奥政府出台了《行动纲领1992》，明确提出了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对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后阶层的基础教育规划做了具体说明。[5]
1990年，联合国世界全民教育大会在泰国宗滴恩召开，全民教育思想被世界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广泛接受。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达喀尔行动纲领》，要求各国政府“确保在2015年以前所有的儿童，尤其是女童、各方面条件较差的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都能接受和完成免费的和高质量的义务初等教育”。同年，联合国在《千年宣言》中强调：“在2015年年底前，使世界各地的儿童，不论男女，都能上完小学全部课程，男女儿童都享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所有各级教育。”[6]
三、印度改善弱势群体基础教育运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政府为促进弱势群体的发展，在乡村和城市开展了多项减贫计划，如乡村自我就业计划、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国家贫民区发展方案等，与此同时，也开展了多项改善弱势群体教育的计划。这些计划由农村偏远地区和城市贫民区向全国逐步扩散，参与的学校和学生越来越多，掀起了一场改善弱势群体基础教育的持续运动。
操作黑板计划(Operation Blackboard)是《国家教育政策1986》颁布后于1987年实施的计划。该计划划拨专项资金力求保证全国初级小学校满足最低限度的设施和教师要求。其措施包括为小学生提供最必要的教学设施和教学材料，为招生超过100人或已持续办学两年的小学校增配1名教师。在印度第九个五年计划(1997～2002)期间，该计划覆盖了高级小学，同时附加了新的资助项目，比如，为所有教师开设使用新教学设施的准备课程；更换破损的教学设施设备；允许根据当地教学需要适度灵活地购买所需要的教学材料；保证女教师的比例至少为50%，以便更好地帮助小学中的女童。1987～1994年该项目支出近130万卢比。[7]
操作黑板计划启动后的第二年，妇女平等教育计划(Mahila Samakhya)开始构思并于1989年率先在妇女识字率和女童入学率较低的卡纳塔克邦、古吉拉特邦和北方邦实施。该计划主要针对农村地区尤其是处在社会和经济边缘的弱势妇女和女童。到2007年，已经推广到9个邦83个县，并计划5年内再扩充约60个县。该计划在提高女童的入学率和综合素质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通过非正式教育为年长失学女童提供专门教材，开设特殊的课程，进行基础知识、性别、健康、卫生、环境、人权等方面的教育；通过寄宿制学习中心为女童提供短期和长期课程，使她们融入主流教育，除了国家课程外，还包括种类众多的适合女童的综合课程，如戏剧、歌曲、舞蹈、青春期和生殖健康、草药、解决暴力、体育运动和职业教育等。[8]这些举措提高了弱势女童进入学校或寄宿制学习中心的比例。
这一时期，印度还在教育特别落后地区开展了地方性的教育普及计划。主要有拉贾斯坦邦教育工作者计划(Shiksha Karmi Project)和人民行动计划(Lok Jumbish)、比哈尔邦教育计划(Bihar Education Project)和北方邦基础教育计划(Uttar Pradesh Basic Education Program)，其中拉贾斯坦邦最有影响力。
随着《行动纲领1992》颁行，1993年印度政府开始酝酿新的更大规模的基础教育计划――县初级小学教育计划。1994年，该计划率先在阿萨姆邦、哈里亚纳邦、中央邦、卡纳塔克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的42个县开展。该计划的特点是中央放权，不设统一措施，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来实施，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灵活性。人力资源部提供总体方案，并派各领域专家与地方协作实现计划总目标：初级小学辍学率低于10%；初级小学生学习成绩通过率提高25%，确保他们基本的识字能力和计算能力并使其他方面的能力至少提高40%；在入学、辍学和学习成绩上不同性别与社会群体初级小学生差距缩小5%以上。[9]女童教育和部落教育是该计划关注的两大领域。各县具体措施包括开设新学校(包括非正规教育)、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增加新教师、面向落后学童提供补习教育等。
为了进一步提升贫困子弟的入学率、保持率并增进他们的营养水平，印度政府在1995年启动全世界最大的免费午餐行动――免费午餐计划(Mid day Meals Scheme)，即国家小学营养支持计划。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午餐计划已经在印度若干邦实施，并在泰米尔纳德邦取得不小的成功，因此总理拉奥将其扩展为一个全国项目，最初主要是面向全国农村和落后地区。到2001年，政府宣布所有的公立和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的初级小学生都可以领到至少包含200卡路里和8-12克蛋白质的午餐，年供应天数不少于200天。2002年该项计划扩展到为数众多的为弱势群体修建的非正式临时学校；2007年扩大到3 479个教育落后乡的6-8年级学生；2008年4月后扩展到所有小学(即包括高级小学)，营养标准也提高到了700卡路里和20克蛋白质。全面推广后，午餐计划仍向落后地区倾斜，如东北地区各邦每个孩子每天的午餐费标准是1.8卢比，其他地区为1.5卢比。[10]免费午餐计划非常成功地提高了学生的入学率，尤其是来自贫困家庭和社会底层的学生。
由午餐计划的快速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新千年后，印度加大了普及基础教育的力度，事实上，这一时期也迎来了印度普及教育运动的最高潮――初等教育普及计划(Sarva Shiksha Abhiyan)的实行，该计划2001年面向全国所有小学启动，是印度自独立以来全国性的最大的普及教育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使所有6-14岁儿童完成八年义务教育，有效弥合小学阶段学生因性别和阶层产生的差距。该计划在偏远的农村、少数民族区域、城市贫民区等地带建立临时教育机构，重点解决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其他弱势群体的失学问题。此外还通过开展全国小学女童教育计划和高级小学女童寄宿计划，有效地提高了女童就学率和毕业率。2004年，印度政府专门划拨所有税收中的2%作为教育专项费用投入到初等教育普及计划和午餐计划中，2008年后增加为3%，进一步保证了这两项计划经费的投入。初等教育普及计划是目前花费最大计划，在2010～2015年的预算中，平均每年的投入将超过4 600亿卢比，对于东北部教育落后的邦，该计划来自印度中央政府的投入比例一直维持在90%，其他地区中央的投入也达65%以上。[11]
在保证小学阶段入学率的稳步提升后，2009年印度将普及教育计划延伸到了中学阶段，开展了中等教育普及计划(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这是印度首次开展的全国性大规模的普及中等教育计划。其目标是提高中等教育阶段即14-18岁学生的入学率和教育质量，到2020年基本普及中等教育。该计划特别关注经济、教育落后群体，包括女生、残疾学生、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其他落后阶层和落后少数民族学生，提出要在2020年扫除由性别、社会经济和身体残疾所带来的教育不平等现象。[12]在经费负担上，中央政府承担75%，地方政府承担25%。同初等教育普及计划一样，对于东北部教育落后邦，政府负担90%的教育经费。
鉴于弱势群体中的穆斯林和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一直落后，2009年印度政府开展了穆斯林教育质量提升计划(Scheme for Provide Quality Education in Madrasas)和少数民族区基础设施计划(Scheme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Institutes)。前者主要通过加强科学、数学、语言和社会等正式课程和教师培训提高穆斯林学生的素质。[13]后者是通过扩充和加强少数民族学校的基础设施、关注少数民族女童和特殊儿童而面向全国范围开展的教育计划，该计划提出，少数民族人口占20%以上的县、区和镇可优先发展。[14]
由于一系列计划的实施，20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教育经费出现了稳定且较快的增长(详见表1)。2010～2011年度，印度政府各部门的教育预算约为27 214亿卢比，占公共支出的14.16%。其中约50%的支出投入在小学领域，30%投入在中学领域。当然，其中不包括私立学校。据统计，印度近10%的小学和超过30%的中学是不受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自由化发展，印度中央财政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开始稳步降低，可是中央政府教育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比例却逐年增加，近年来一直稳定在25%左右。[15]
印度上述各项计划也几乎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资金支持，资助的数额约占全部教育支出的1.5%，其中在小学教育阶段，约占全部教育支出的3%。[16]
四、印度弱势群体基础教育运动面临的问题
表1&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政府教育支出增长表
资料来源：本表由笔者根据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官方网站(http://mhrd.gov.in/statistics_data)公布的数据整理而成。
通过努力，印度弱势群体基础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教育基本设施的改善、来自弱势群体学生入学比例的大幅度上升。从表2可以看出，经过二十五年的发展，学校数量、学生数量、教师尤其是女教师的数量有了巨大的增长。
增长最快的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学生。其小学阶段毛入学率从80年代中期的不到70%上升到了2010～2011年度的近120%，中学阶段的毛入学率也分别达到54.9%(超过了平均入学率52.1%)和41.5%。[17]小学阶段性别平等指数也从1986～1987年度的0.6左右，上升到2010～2011年度的0.99，说明男女入学率在小学已基本持平。[18]与此同时，女童的教育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英国国际发展部所做的印度学业成就调查发现，小学五年级，男女儿童在阅读、数学和环境科学上的成绩没有显著差异。而印度官方2011年公布的报告显示，女童在五年级和八年级的考试中，分别高出男童0.15%和1.01%。[19]
但是，由于印度弱势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弱势群体基础教育总体状况依然不容乐观。首先，弱势群体学生失学率和辍学率偏高，学习质量低。2010～2011年度，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穆斯林儿童的失学率分别是5.9%、5.5%和7.7%，均高于6-14岁儿童3.3%的平均失学率。[20]同年度，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小学阶段辍学率达到43.3%和55%，也高于平均值40.6%。[21]同时，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统计资料显示：小学五年级和七年级的测试通过率，表列种姓的学生都要比一般平均值低6%，表列部落的学生则更低，比平均通过率分别低13%和10%。[22]其次，教育地区差异仍显著，弱势群体集中的地区整体教育质量较差。独立调查机构布拉罕协会(Pratham)2011年度调查显示，无论是学生的阅读水平还是数学计算能力，喀拉拉邦、米佐拉姆邦、喜马偕尔邦、旁遮普邦等传统教育强邦依旧遥遥领先，比哈尔邦、北方邦、中央邦则远远落后。[23]
作者： 集美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杨FF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连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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