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2 Bad Gateway
502 Bad Gateway一种后现代：语言寓言 ―一兼论东西的小说
　　 内容提要：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是三种重要的文学形态。现实主义关注的是人的社会状态，表现社会的共同性；现代主义关注的是人的内心状态，表现人的共同性；后现代关注的是人的文化状态，表现文化的差异性。陌生化的语言既是后现代文学的形式，也是后现代文学的内涵，东西的小说由于具有对后现代精神深刻独特的理解而被认为是后现代时代的语言寓言。　　关键词：社会共同性、人的共同性、文化差异性　　作者简介：黄伟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旅游文化研究，现任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广西师大旅游研究所副所长。　　文学是人学。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全面关注和对人性的全方位表现。人的存在状态是有差异的，人性也是有不同层面的。不同形态的文学是从不同视角对人的表现或是对人性的不同层面的关注。现实主义、现代、后现代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概念，也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形态。或许，只有将三种形态的文学并置参照，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认识 彼此的差异和各自的特性。　　在我看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是以共同性为基础的文学。现实主义出现在欧洲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时代。即市场资本主义时代，出现在地球上的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一个完整的地球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更先进、更发达、更具有整体性、更具有民主与科学意识的世界在前方诱惑着人类，显而易见，现实主义是向着这样一个目标前进的，于是，现实主义的共同性可以说是社会的共同性。也就是说，同样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关怀，同样是对人性的体认，现实主义文学更倾向于对人的社会性进行思考，更倾向于关注人的社会存在状态。由于人类科会理想在19、20世纪有着明显的差异，所以，现实主义文学也呈现出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这种社会的共同性是以人类的整体乐观为基础的。它隐藏着一种社会理想的承诺。这种社会理想可能是“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形态。也可能是“集体富裕”的社会主义形态。现代主义出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己经相当成熟的时代，即垄断资本主义或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社会共同性使人的个体性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正是这种压抑才导致了异化观念的出现，于是，对正常的人的呼唤变得日益强烈，不要异化的人，要求返朴归真的人，要求全面发展的人，也就是说，在现代主义的观念体系中。人是先在地具有某种理想性的，这可以理解为人的共同性，现代主义就是以人的共同性为基础的，所谓理想的人性。只要承认有理想的人性，就意味着保持着对人的信念，拥有对个体的人的乐观。现代主义反抗的只是社会共同性。卡夫卡的《变形记》写人的变形，人的异化，其前提就是人本来是有一个正常的、理想的 “形”的，只是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变异了。然而，到了后现代，确切地说，出现了世界人大战之后，现实主义的社会共同性和现代主义的人的共同性都受到了置疑。全球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也在消解着这种共同性的信念。因为，至少在一批敏感的作家看来，社会共同性的结果是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人性中的“反人性冈素”。因此，后现代理论是建立在共同性消灭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分，从尤奈斯库的荒诞戏剧《犀牛》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对人还是有一个确定的信念的，那么，到了尤奈斯库的《犀牛》，这种确定的信念已经完全丧失，人不是不能而是不知道他是否应该坚持什么立场。人是什么？启蒙主义时代曾经作出的回答在这时受到了强大的置疑和深刻的挑战。从表面上看，后现代是一个世界整体化的时代，用时髦的话说则是世界一体化的时代。但这只是物质经济层面的事实。而在文化心理的层面，后现代却是一个多元分化的时代。这种多元文化既来自人类对现实社会的体验与选择，也来自人类在这个时代对各种文化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时代是一个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的多元文化不断得到发现，或者说人类的文化差异不断得到发现。比如黑人对自身黑人文化的发现，美国对印第安文化的发现（据说美国人最后悔的是在西进运动中掠夺了印第安人的文化，后来不再狩猎、说着英语的印第安人没有了文化归宿感，并且犯罪率上升，酗酒和自杀的人数增多。参见《南方周末》 0日第 9版《西部文化：以什么方式留下来》）。主流文化对亚文化、边缘文化、另类文化的发现，异性恋文化对同性恋文化的发现等等。同时，后现代也是一个人的大发现的时代，但这里的人的发现不同于现实主义时代的人的发现，现实主义的人的发现是发现人的共同性，发现人的理想，理想的人，后现代的人的发现是发现人的差异性，发现人群的差异性，这与文化大发现是一体两面，因为人的差异往往就是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不仅仅体现为种族文化的差异，甚至是生活在一起的人，同样可能存在着文化差异，比如另类的存在，加缪的《局外人》和米兰 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都是典型，一个人哪怕与周围的人朝夕相处，仍然可以是一个局外人；一个人哪怕生活在一个地方，也可以是生活在别处。因此，无论是文化的大发现，还是人的大发现，后现代发现的结果都是差异，也就是共同性的丧失。说得更明白些，就是，当人类进入到一个物质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当人类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种物质经济的“大同”恰恰反衬了文化心理的“差异”，这是后现代人类的生存状态，也是后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关怀，这种关怀可以表述为“差异关怀”或者“另类关怀”。　　众所周知，后现代最流行的概念可能是解构，与此相关的概念还有碎片、平面、不完整等等。其实，所有这些概念都和共同性的丧失有关。解构实际上就是对共同性的解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所信奉的社会共同性和人的共同性到了后现代都被解构了。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实际上是宣布社会共同性的丧失，福柯说“人死了”实际上是说人的共同性丧失了。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是为了交流存在的，承认后现代文学是对后现代生存状态和后现代情感方式的把握与表现，那么，世界共同性和人的共同性的丧失，就直接意味着交流出现了困难。我想，这可能是后现代文学难以理解的原因。进一步，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的存在形式是语言，我们会发现，文学的难以理解实际上是和语言的无法沟通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因为世界共同性和人的共同性的丧失，导致了语言共同性的丧失。语言共同性的丧失直接为沟通交流设置了巨大的障碍，换言之，人们无法沟通交流是因为人们操持着不同的语言。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认为后现代生活是一种失去了语言共同性的生活。简言之，是一种没有语言的生活。由此可见，东西的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是充分传达了作者的后现代体验的，非常准确形象地揭示了后现代生存状况。　　有许多证据表明东西的小说创作是以“没有语言的生活”为主题的。或者说是以后现代的存在状态为写作依据的。李敬泽在“广西三剑客”作品讨论会上谈到东西的小说创作时，曾有一个相当精彩的发现，他说东西的小说总是专注于对人的感觉器官的感觉，甚至从东西小说的标题就可以发现这一点，比如《耳光响亮》、《目光愈拉愈长》、《口哨远去》。《戏看》、《把嘴角挂在耳边》等等，至于小说中关于人的感觉器官的描写就更多，像《没有语言的生活》写瞎子、聋子和哑巴，《睡觉》写睡觉，《我们的感情》写感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为什么东西如此关注人的感觉器官？我认为，对人的感觉器官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后现代时代的关注。因为，时代是被人的感官感知的。人通过感官感觉时代进而获得感觉，而语言则是人的感官感知也就是感觉的结果。写人的感觉器官，实际上就是写人的语言。当然，这里的语言不是现实主义的语言，也不是现代主义的语言，而是后现代的语言。什么是后现代的语言？如果说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语言的所指还是很清晰的，分别指向世界和人的共同性，那么，由于共同性的丧失，后现代的语言的所指就变得含混了，夸张地说，就成了没有语言或者说是失去了语言。也就是说，后现代语言是一种失去了共同性的语言。那么，东两对感觉器官的关注在这里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了。因为后现代是一个失去了语言共同性的时代，东西无法用一种现成的语言去表现这种后现代状态，那么，他只能通过对人的感觉器官的关注，尽可能真实地体验后现代的生存状态。我想，这也是后现代崇尚身体写作的根本原因。当人已经不相信自己的意识和理性，他只能相信自己的感觉。感觉从哪里来，自然是从感觉器官来。这里所谓感觉器官。也就是人的身体。于是后现代写作成为一种身体写作。更具体地说，后现代写作表达的是写作者通过自己的身体感觉和体验到的世界。显而易见，东西的体验结果是非常符合后现代精神的，东西所有这些关注人的感觉器官的作品，，全都表达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人的沟通的困难，也就是人的感觉的差异性。人的感觉的差异性实际上就是对人的感觉的共同性的解构，人的感觉的共同性一旦解构，语言的共同性也就丧失了。于是，后现代生活就成为没有语言的生活。东西的小说创作正是从人的感觉器官这个最基本的现实出发，揭示了后现代最具有本质意味的精神。　　以上的分析是非常概括、非常抽象的。现在不妨举一个具体例子。《耳光响亮》表面看是写新时期20年的历史进程，这种题材选择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选择，关注社会历史进程，关注时代精神变迁。似乎是非常主流意识形态，非常具有历史共同性的，应该属于现实主义文学。但真正阅读这部作品，你会感到它和主流、和共同性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一种与共同性无关的写作。我读这部长篇小说。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其中叙述的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甚至语言都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痕迹，主体叙事也确实是再现了中国新时期20年的历史。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叙述已经与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这样的现实主义叙事方式完全不一样了。它已经成功地逃出了现实主义的话语框架。从它的叙述，我们虽然可以读到共同的历史，却找不到共同的感觉。似乎共同历史只是一种表面，真实的意图则在真实历史的背后。我认为，这实质上是建立了一种与宏大叙事不同的叙述视角，尽管时代的背景是相同的，但它关注的其实是与主流社会截然不同的另类感觉。这种感觉的存在，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与主流社群不同的社群的存在。这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差异的揭示。也就是说，在《耳光响亮》这部作品中，东西建构了两种逻辑，表面上是一种历史叙事的逻辑，深层中则是一种语言叙事的逻辑。这就涉及到东西的小说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不是历史叙事，而是语言寓言。　　我想，这才是东西小说的价值所在。它让我们意识到，即使说今天己经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差异仍然存在。而东西呈现差异的形式是语言寓言。　　如何理解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我想用一个最直截了当也十分粗浅的比喻。一件衣服，现实主义看重的是它的质地、材料及其实用价值，是否保暖，是否凉爽，是否透气，等等。现代主义看重的是它的风格、式样，是否漂亮，是否潇洒，是否得体，等等；后现代主义看重的是它的品牌，是否名牌，或者，是否有名人为之做过广告，等等。在对待衣服的现实主义态度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种内容主导的态度；而现代主义态度是一种形式主导的态度，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语言主导的态度。这个比喻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即后现代仅仅是一种形式主义，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人类的态度在逐渐退化。其实不然，任何形式都是有意味的形式，形式中不可避免地积淀着内容。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变化过程，我们不妨将它理解成一个后者包容前者的进步过程。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虽然是语言主导，但它已经积淀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内容和形式，是现实主义的内容和现代主义的形式加后现代主义的语言的组合。　　这样看来，在这三种态度中，我们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现实主义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它相信一种稳定的价值，它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更好，什么是最好，这种态度中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现实主义相信存在一个客观，相信存在一个恒定的价值体系，相信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是在人那里，而是存在于客观世界中。所以现实主义是承认等级的，承认高贵与卑贱的二元对立，进而，我们可以认为，现实主义是神圣引导的，它相信有一个超越芸芸众生的至高无上的神圣在引领着人类。现代主义是一种个性主义态度，它也承认价值标准的存在，承认中心的存在，但这个中心已经不在客观世界，而是在人本身，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自己的最好，客观的价值标准己经不存在了，每个人可以自己建构价值标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主义其实是很浪漫的，并且很自信，很自我，也就是说，现代主义是自我引导的。后现代主义则持一种商业主义态度，这时候，客观的价值标准己经不存在了（上帝与权力）， 人的自我中心也不存在了（人与智慧）， 这时候的人被他者引导，换言之，这时候的人是被语言或者说被品牌引导着。这里的品牌就是商品时代的语言。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态度是和大众媒体的发达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品牌是经过媒体才成为品牌的，而媒体的运作机制是一种商业机制。人们在消费某种衣服时，由干实用的价值己经“先天”存在，风格式样又失去了客观标准，这时候人们只能接受品牌的引导，只有品牌才能使消费者最大限度地获得消费心理的满足。　　品牌既不实用，也没有统一的审美标准。那么，品牌究竟是什么？这个商业时代最显赫的名词，或许也是最经不起追问的名词。在我看来，品牌的秘密就是现代商业的秘密，参透了品牌也就参透了现代商业。遗憾的是人们往往来不及参透品牌的秘密就已经接受了品牌的诱惑。这个时间差是广告造成的。广告是后现代时代最典型的文化形态，它的作用是以最短的时间将信息传播到最大的范围，这种大范围传播使某种信息成为时尚，而时尚又对消费者心理形成了有力的驱动。于是，我们发现，无论是广告，还是媒介，或者是品牌，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些语言符号或者语言载体，它们全都与诸如实用与美这样的本体无关。也就是与世界的共同性、人的共同性无关。这就是后现代最大的文化表征，人们沉溺在语言的泡沫中，找不到“脚踏实地”（这里的实地也就是共同性）的感觉。　　东西的小说很深刻地表达了这种感觉。他的《抒情时代》、《商品》、《我们的感情》等一系列小说就淋漓尽致表达了后现代时代语言泛滥的局面。《抒情时代》中无边无际的电话聊天是一种丧失了所指的情感能指，情感能指是语言，但却没有共同性作为所指来支撑；《商品》中的工具、原料和作品、产品的最后早现形式是评论和广告，评论和广告而不是原料作品成了终极，并且这些评论与广告并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价值标准，共同性还是被取消了；《我们的感情》中的主人公由于得不到语言的证实，对人的感情乃至人的身体进而是现实本身都发生了怀疑。东西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现代人对语言的无限依赖的情景．人，也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最大程度地成为了一种语言动物。换言之，丧失了共同性的这种后现代独有的语言景观成了当今时代最大的暴力。　　东西的小说以寓言的形式写出了当今时代语言共同性的丧失，如今的生活成了一种没有语言的生活（《没有语言的生活》），通过对主流历史的游离呈现出历史本身的差异（《耳光响亮》)，精神、思想不仅可以成为商品，而且，商品对原料的依赖已经让位于对品牌或者对广告的依赖（《商品》），总而言之，东两笔下的人物对语言的依赖已经超过了对现实的确认。所有这一切都是典型的后现代状态，后现代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描述为一种语言状态，东西的小说最大限度地呈现了这种语言状态，作为语言的寓言，它毫无疑问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小说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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