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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网消息 (湖北日报) ――过去,由于战斗机座舱环境恶劣,飞行员只能由男性担任。近年来随着科技实力的增强,我国现有战斗机座舱环境建设已步入世界先进水平,经过训练的女性完全可以适应座舱环境、操纵飞机、
荆楚网消息 (湖北日报) ――过去,由于战斗机座舱环境恶劣,飞行员只能由男性担任。近年来随着科技实力的增强,我国现有战斗机座舱环境建设已步入世界先进水平,经过训练的女性完全可以适应座舱环境、操纵飞机、使用各种设备。――女性有着细心、缜密、敏感等特点,在现代军事行动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从美国、俄罗斯、韩国、巴基斯坦等已有女战斗机飞行员国家的经验看,女战斗机飞行员在武器操控手和精密仪器使用、地形识别等领域,都有超过男性的表现。――50多年来,空军已积累了大量的女飞行员培训经验,尤其在女飞行员体能训练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做法,完全具备了培训女战斗机飞行员的能力。同时,培养女战斗机飞行员还可为国家航天发展储备人才。(新华社哈尔滨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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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警戒3中国的激光武器红警3 武器《红色警戒3:起义》游戏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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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警系列游戏向来以其富有内涵的、变化多端及花样翻新的玩法面向富有挑战精神的核心向策略游戏玩家,但它也属于那种能用丰富的故事情节、即刻上手的运作机制,和趣味第一的设计来吸引更多休闲玩家的少数异类《红色警戒3:起义》游戏背景为苏维埃阵营试图回溯过去以期改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进程这场大战在三方之间展开:苏方、盟方、东方神起帝国(Empire of the Rising Sun),玩家将在战场上与熟悉的电塔、空艇、变形坦克重逢红警系列游戏向来以其富有内涵的、变化多端及花样翻新的玩法面向富有挑战精神的核心向策略游戏玩家,但它也属于那种能用丰富的故事情节、即刻上手的运作机制,和趣味第一的设计来吸引更多休闲玩家的少数异类《红色警戒3:起义》《红色警戒3:起义》游戏背景为苏维埃阵营试图回溯过去以期改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进程这场大战在三方之间展开:苏方、盟方、东方神起帝国(Empire of the Rising Sun),玩家将在战场上与熟悉的电塔、空艇、变形坦克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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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争霸2》韩龙故事背景介绍--《电子竞技》2014年12期
来自民间的职业杀手
《三国争霸2》韩龙故事背景介绍
【摘要】：正在三国演义中,小霸王孙策以比项羽还少的人数起兵,以速雷之势定江东,而他不仅勇猛果敢,更可以凭大嗓门杀人。但这样的猛男竟被几个不知名的刺客搞定,说实话小编真觉得有点……不过话说回来,刺客是一个十分神秘的职业,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瞎想空间,那本期小编就要同大家聊聊《三国争霸2》中的一位刺客英雄角色——韩龙。在《三国争霸2》中,韩龙不仅成为了三测
【关键词】：
【分类号】：G899【正文快照】：
在三国演义中,小霸王孙策以比项羽还少的人数起兵,以速雷之势定江东,而他不仅勇猛果敢,更可以凭大嗓门杀人。但这样的猛男竟被几个不知名的刺客搞定,说实话小编真觉得有点……不过话说回来,刺客是一个十分神秘的职业,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瞎想空间,那本期小编就要同大家聊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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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4号汉唐盛世对现实社会的借鉴意义，告诉我是什么，晚上要考的，万分感谢！！！_百度知道
汉唐盛世对现实社会的借鉴意义，告诉我是什么，晚上要考的，万分感谢！！！
汉唐盛世对现实社会的借鉴意义，告诉我是什么，晚上要考的，万分感谢！！！好的加10分
提问者采纳
借鉴就是他们的官僚制度，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运用，君权与相权的协调配合，他们的文化思想，社会风气，官僚作风问题，官员升迁休假养老退休问题体制。西汉和唐代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是汉唐两朝的共同特点。但是，两个王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路径。西汉王朝在汉初地方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中央集权化不断加强的 道路，唐王朝则在初期高度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地方分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道路。再有就是主要信奉的思想，他们的地方组织形式，文学形式，文风。
额，是对现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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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就是他们的官僚制度，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运用，君权与相权的协调配合，他们的文化思想，社会风气，官僚作风问题，官员升迁休假养老退休问题体制。西汉和唐代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是汉唐两朝的共同特点。但是，两个王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路径。西汉王朝在汉初地方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中央集权化不断加强的 道路，唐王朝则在初期高度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地方分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道路。
盛世是相对于周边来说的，唐朝时综合国力远超于同期的其他国家！唐朝最值得肯定的一点就是大力发展了科举制度，使天下人成才有规可循！对社会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历史上的汉唐盛世是今天中国的一面镜子！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和外国的历史经验，都是我们今天振兴中国的镜子，尤其是那些历史条件同当代中国的情况和诉求接近的时代的成功经验，更可以做为我们的镜子。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喜欢强调“中国特色”，然而，中国特色有精华也有糟粕，有正确也有谬误；中国历史有治世也有乱世，有前进也有倒退。我们当然只能继承那些前进的、优良的、治世的传统与特色，并使他们进行现代化的转化。可是，现在的影视屏幕以至文学创作，把清朝的历史和秦始皇、武则天的历史反反覆覆的进行炒作，实在叫人厌烦透了。我现在一看到影视屏幕上出现了阴阳头、大辫子、马蹄袖、红缨帽，一听到卑躬屈膝的自称“奴才、奴才”就感到恶心。其实，满清这个朝代和秦始皇之类的暴君值得宣传和继承的东西实在太少了。且不说清兵入关时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留发不留头”；也不说满清末期道光、咸丰和慈禧太后的昏庸腐朽、丧权辱国、荼毒百姓；仅就当代一些作家和影视制作者鼓吹和美化的“康干盛世”来说，也是不足为训的。 明代后期，皇权、政权是极端腐朽的。但是，由于当时的朝廷是一个弱政府，不如清朝统治那么多事和极权。{例如：万历皇帝长年不上朝，不办公；天启皇帝只顾游戏和做木工}，腐朽、软弱的政权并没有完全压倒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那时，城市民营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佣工数百人的手工作坊和经营规模较大的商人；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八股文走到末路；出现了讲究“致良知”和重实践的王阳明学和后期王学；西方的科学技术随着利玛窦、鄂本笃、龙华民、熊三拔、毕方济、汤若望、罗雅各、艾儒略等传教士的源源东进，传入中国；一大批高官和儒学权威徐光启、李之藻、叶益藩、杨廷筠、丁魁楚、瞿式耜等接受了西学，甚至信奉了基督教；南明的永历皇帝及其皇后、太子、妃嫔全家入教；反映市民生活的优秀小说“三言”、“二拍”和金瓶梅，中国最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和神怪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相继问世；中国第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把科举制度和庸俗、迂腐的两种儒生揭露得入木三分；人性化、自由化的散文小品层出不穷；反专制、反儒家名教和提倡个人自由、政治自由的大思想家李贽和中国最早的政党－－东林、复社应运而生；后来又出现了全面揭露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积弊，反对君主专制、官僚政治、绅士政治，民主思想呼之欲出的中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如果由这些进步思想家领导的反清斗争能够取胜，并改造农民的起义队伍，中国的近代化必将大大提前。可是，为满清二百余年统治建立典章制度、提供指导思想的康熙皇帝，却没有像同时代的彼得大帝一样，走“欧化”－－即近代化的道路，为中国发展近代科学，建立近代工业、近代学校和近代军队，也没有接受明末那些先进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的思想去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却是以程朱理学和已经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去牢笼士子，选拔人才、治理国家；加上，重农轻商、闭关锁国和大兴文字狱。虽然取得一时的统一和安定，但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导向方面，同那些实行近代化的国家背道而驰。所以，中国在1840年以后落后挨打以至沦为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境地，在所谓“康干盛世”已经埋下了祸根。“康干盛世”，不过是封建末世的回光返照而已。盲目歌颂“康干盛世”的人，他们的思想境界远远落后于当时的曹雪芹。汉唐盛世却大有不同。所谓汉唐盛世，大体上是指西汉开国以后，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到宣帝刘询执政的170年，即：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49年；东汉复国以后，历经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执政的76年，即：公元前25年到105年；唐朝贞观以后，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到天宝14年“安史之乱”以前大约130年，即：公元620年到755年。在这前后380年中，中国是堪与西罗马比美、超过东罗马的世界东方最富强、最文明的泱泱大国。汉唐盛世的优性文化和她们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积极经验，对于正在和平振兴的当代中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推行“无为”或“有为”的仁政。西汉、东汉和唐朝，是推翻了极端专制、极端残暴、极端劳民、虐民的秦始皇、王莽和隋炀帝而赢得民心、取得政权的，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推行民本主义的仁政。在汉惠帝、文帝、景帝三朝，由于暴秦的杀伐、苛法、苦役、重负闹得人口锐减、民穷财尽，汉朝就实行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仁政，让老百姓修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 无为”，是人治的无为和法治的有为。西汉，第一个开国丞相是萧何。当刘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以战争争夺政权的时间，萧何就在刘邦的大后方关中建立法律、制度。萧何原来是秦朝的县吏，熟悉秦朝的法律，也体会到秦法的严酷，他在《汉律》中放宽了秦法，惠帝、文帝、景帝又继续放宽。例如，惠帝废除了“挟书律”，即：不许民间挟书、藏书；废除了“夷三族”律，即：诛杀父族、母族、妻族；并规定“民年七十以上或不满十岁者，有罪当刑皆免”；减田租，十五税一。汉文帝元年，“尽除收帑相坐令”，就是废除有罪者连坐亲友、邻里的苛法。文帝二年，开言路，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这同近现代的“言论自由”有些类似。文帝十三年，废除了墨、鼻、剕三种肉刑，用剃发、割须代替了脸上刻字的“墨”刑；用“笞”（打棍子）代替了割鼻和剁脚的“鼻”和“剕”刑；保留了宫刑和死刑。景帝元年，又减少了笞刑的数量，规定了笞具的大小、厚薄。元二年，明令改剐刑（即千刀万剐）为斩首弃命。景帝二年，又将田赋减为三十分税一，这个税率一直维持到东汉末年。文帝和景帝还规定了轻罪可以纳粟赎罪。由于法律较为宽松、合理，长期受到秦朝苛法迫害的人民，也乐于遵守宽松合理的汉律，官民上下都有守法精神。从西汉高祖到惠、文、景帝，政风宽大，绝不奴役和掠夺人民，相反的，多方减刑减税，也不滥用兵力大修宫室，轻启战端。概括起来说，慎选官吏，明修赏罚，不求多事，不事扰民，让人民在法律范围之内休养生息，享有较多的自由。这就是西汉的“无为而治”。 从惠帝、文帝到景帝，经过五十多年的“无为而治”，西汉人民逐渐富庶起来，据《史记-平淮书》记载：在景帝末年，除非有水旱大灾，城乡家给人足，安居乐业，几乎家家有马役使；公家仓库里存粮过剩，陈陈相因；长安钱库里存钱数十万万，穿钱的绳子都烂了。五十年以民为本的仁政，为西汉培养了雄厚的国力，才产生了汉武帝和汉宣帝由“无为”到“大有为”的时代。东汉光武帝也是一个以民为本，关心人民疾苦的皇帝。他自己是有知识的太学生，即位以后，以仁爱、忠恕的儒学治国，他先后下诏七次解放奴婢。例如：建武十一年的诏书说:“天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灼奴婢者，论如律。”他爱惜民力，崇尚节俭，“身衣大练，衣无重彩，宫室无私爱，左右无偏私”，对于后宫、外戚、官吏约束很严。光武帝一朝33年，没有大规模营造宫室和巡游劳民之举，也没有大的贪污和腐败。明帝、章帝继续大兴学校，以儒术治国，并从西域引进佛教，以致风俗醇厚，天下太平。史称“明章之治”。尤其是：他允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从政做官的自由。也有不臣、不仕的自由。他尊重严光、周党等“不臣”之士，倡导士节，即：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其影响所及，东汉二百年间特立独行、重节义轻生死之士，不绝于书，直到汉末“党锢之狱”中，富有独立人格和殉道精神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使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仁政”达到顶峰，也使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达到顶峰。盛唐的生产水平很高。据唐玄宗天宝四年记载，人均亩产粮食800多斤，相当于当代的最高水平。那时，实行的均田制和租用调制，男丁一口受田100亩，其中口分田80亩，每年纳粟2石。以每亩收获1石计算，80亩收80石，所纳田赋，仅占其农业收入的1/40。这比汉代“文景之治”、“明章之治”的1/30更轻。以庸而言，唐制：每人每年为国家服役20天，也比汉朝的30天更轻。以调（布帛之征）而言，每人每年交纳绫、绢各2丈，仅及西晋的1/6。除了租庸调以外，唐初没有盐、酒、茶等苛捐杂税。 由于民生富庶，物价很低。唐太宗贞观4年斗米3文，唐玄宗开元13年，洛阳米价1斗10文，青州、徐州斗米5文。国家的粮库、钱库、布泉库都装满了。例如，河北的清河（是唐朝北方的一个仓库）。小小的州城，户口就有10余万人，天宝年间储存粮食30余万斛，布300余万匹，帛80余万匹，钱30余万串（一串千钱）。所以杜甫赋诗：“忆惜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当时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盛唐的文化也达到中国古代的顶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还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等第一流的书法家，李龟年、李mu等第一流的乐师，宇文恺等第一流的建筑师，刘知几、杜佑等第一流的史学家，玄奘等第一流的佛学家、翻译家和旅行家，还有在敦煌、龙门、大同留下他们杰作的佚名的第一流雕塑家和壁画家，都出在这个辉煌的时代。 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唐太宗贞观4年，处决死囚20余人。唐玄宗开元18年，全国犯罪的仅24人。从“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没有发生过农民或市民暴乱、起义的事件（不包括宫廷、贵族中的夺权斗争）。为什么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以大兴“文字狱”来钳制言论、镇压汉族人民，以严刑峻法来整饬吏治，可是，在满清一代，官吏贪污越整越严重，人民起义越镇压越激烈。而在政简刑清、轻徭薄赋的汉唐盛世，官吏贪污者少，人民犯罪者更少，民间暴乱起义事件基本上没有发生。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特别是非常注意政治安定的现在的执政者，更需要研究这个问题。下面，我只提出个人的一点初步的看法。第一、不拘一格选用贤才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就是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他们都能够大兴学校、培养人才。而在两汉初期选拔人才的荐举制度，还在上升时期，不像东汉末期和魏晋那样腐朽；唐太宗李世民又推行了隋文帝杨坚创始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它实行的初期，突破了“九品中正”等贵族垄断政权的制度，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和政权的基础，起了革命性作用，以致西方国家也加以效法。选拔人才的标准，重视德行、学问和从政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贵贱、亲疏的界限，以至在汉武帝、唐太宗和唐玄宗初期人才济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以唐太宗“贞观之治”为例，那时中央政府的重臣，有李世民的亲友长孙无忌、段志玄、高士廉，有隋朝旧臣萧瑀、裴矩，有地方小吏出身的房玄龄、杜如晦，有敌方降将李世绩、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和异党政敌魏征、王珪，还有外国人史大奈和出身寒微的马周。李世民都能兼收并蓄，推诚相待，量才器使。再以唐玄宗“开元盛世”为例，当时的贤明宰相，就有姚崇、宋璟、张嘉贞、李元纮、杜暹、张说、韩休等人。同时，这些朝代都注意裁汰冗员，精官简政。西汉成帝时官民之比是：1：7945；唐玄宗时官民之比是：1：3927。官员越少，人民的负担越小，扰民的兴作也少。第二、建立了一套制约官员权力的制度 近现代民主制度的要义是：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这个制度，在西欧和北美发展成为较为完善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更好或最好的制度，现在尚未发现）。但是，这个制度的起源，不在西欧、北美，而在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尤其是中国。 监察御史制度和科举制度都是中国的发明。战国和秦朝就有御史，不过那时的御史地位还不高。汉代，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平行，后来又称司徒、司空、司马，称为三公。三公都有专门的衙门，各自开府办公，即：丞相府、御史府和太尉府，再后来太傅和大将军也开府，就由三权分立变成五权分立了。唐太宗贞观年间，中央政府的权力制约制度更加完善。那时，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御史台。尚书省总理国家庶政，由左、右仆射统率着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部。中书省承旨制订法令和诏书，是立法机构，由中书令和中书侍郎主持。门下省掌管出纳帝命，赞相礼仪和审议法令、诏书，相当于秘书长和审议机关。御史台，由御史大夫主持，御史中丞辅佐，下设三院，即：台院，掌管纠察中央政府百官，并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刑狱大案，称为“三法司”。殿院，设殿中侍御史，掌管朝延供奉，肃正朝仪，并对皇帝进谏。察院，设监察御史，掌管巡查地方州县，具体任务是：1、察官员善恶；2、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3、察农桑不勤，仓库损耗；4、察妖猾盗贼，为公私祸害；5、察德行孝廉，茂才异等，应时用者，也就是发现和举荐人才；6、察黠吏豪宗兼并土地，欺压良民和为贫弱人民伸理冤屈苦难。唐太宗贞观3年，还建立了三省驳议与合议制度。所谓驳议制，即：国家大政，由中书省草拟法令、诏书，交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认为不妥，可以涂改发还，谓之“涂归”，再经过中书令审阅，黄门侍郎驳正，尚书省同意后，呈皇帝审核批准，再由尚书省执行。一项法令，一纸诏书，要经过多次反覆检讨驳正才能够定案。所谓合议制，就是遇到国家大事，由三省长官会议于政事堂，共商对策。这种三省驳议制与合议制，既能互相监督制约，又能互相合作，收到相反相成的效果，同现代的民主决策很近似了。皇帝本人也受到一定的监督。他要接受御史和百官的谏诤；史官要如实记录他的言行，叫做“起居注”；钦天监，还可以借天象示警，要求皇帝反省自己的失德，以便减刑、减税，甚至下“罪已诏”。唐太宗李世民还制定了死刑裁决“三复奏”和“五复奏”的制度，来限制皇帝滥杀和误杀。即：全国死刑的裁决权集中在皇帝手里。皇帝判决死刑以后，执法部门和监察部门可以反驳，再判决，再反驳，直到反覆三次到五次以后，最后的裁决才算定案。此外，唐玄宗李隆基还采纳了第一任宰相姚崇关于“宰相权重，不可久任”的建议，实行宰相轮换的制度（天宝年间被他自己破坏了，长期任用李林甫、杨国忠）。采纳宰相张九龄的建议，制订了京官和外官互相迁调的制度。实行了对官员甄别试验的制度，成绩优异者升迁，考试不及格者，解职归田。 第三、广开言路 唐太宗在他所作的《帝京篇》中，有两句诗说：“察善纳忠谏，明科慎刑罚”。这就是说：从政之道，一要广开言路；二要赏罚分明。他确实做到了这两点。贞观一朝，政治上形成了敢于直言，敢于批评的风气。他的大臣，如魏征、王珪、孙伏伽、戴胄、张玄素、柳范、马周、褚遂良等，无不以直言敢谏名垂青史。就连在隋朝以逢迎炀帝著名的裴矩，到了李世民手下，也累上谏章。这是李世民提倡、鼓励、宽容谏诤的结果。由于唐太宗“典型在宿夙”，唐朝后世的中主、庸主，也不敢打击直言极谏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歌中，都有指名批评皇帝的内容，唐玄宗、唐宪宗等并未加罪于他们。朝廷的风气，自然会影响到民间。在“文景”、“明章”和武则天以外的盛唐，下情上述比较通畅，没有以言获罪的人民。汉哀帝是个大昏君，他要杀弹劾权臣的著名知识分子鲍宣，引起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即1000余太学生伏阙上书，为鲍宣鸣不平。汉哀帝不仅没有降罪，还采纳了太学生们的意见。 第四、在各方面实行宽容政策 一、民族宽容 唐太宗自己总结“贞观之治”的五条经验，最后一条是：自古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却实行“华夷一体”的政策。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李唐家族，至少是李世民的祖父母、父母和他与长孙皇后，都是汉族同鲜卑族混血，因而很少有排斥异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心态；加上李世民本人胸怀广阔，目光远大，能够实行民族宽容，宗教宽容，社会宽容和文化宽容。 唐代，留居中国的外族人空前之多，将相、官员、富商中外族人也很多。唐朝的宰相，有29人是外族人。大臣和大将中，突厥人有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执失思力、阿史那承庆、阿史那弥射、斛瑟罗等；沙陀人有沙叱阿博、沙叱忠义，而李国昌，李克用竟然封王；回纥人有契必何力、浑释之、李思义，而仆固怀恩、浑瑊、李光颜、王庭凑竟成为有大功于唐朝的名将；奚人和契丹人中有张孝忠、李宝臣、李唯岳、史宪臣、孙万荣、孙孝哲、李楷洛，而李先弼竟成为与郭文仪齐名的再造唐室的统帅；高丽、百济、新罗人有泉男生、高仙芝、王思礼、李思道、黑齿常之、金人问、李元佑等；中亚九国有康国人康待宝、康日知；安国人李国臣、骆光先、安禄山；何国人何稠、何潘仁；天竺（印度）人瞿昙谦、瞿昙悉达；日本人也很多，最著名的是官至左散骑常侍、北海郡公的阿部仲麻吕，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西汉和唐代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是汉唐两朝的共同特点。但是，两个王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路径。西汉王朝在汉初地方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中央集权化不断加强的 道路，唐王朝则在初期高度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地方分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道路。西汉文景之治
汉唐盛世西汉初年，经济萧条，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汉高祖及其后的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灭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时十七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二十三岁。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见云梦秦律）。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改革的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虽没有认真执行，但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化进程　　汉代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背景是西汉初期广泛存在的分封制和诸侯王国，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化进程实质上也是分封制不断被改造、诸侯王国权力不断被限制的过程。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争取胜利，曾先后分封异姓功臣七人为王。刘邦称帝后，又逐个清除异姓王，并先后分封了九个同姓王。这样，汉帝国的版图以朝廷直辖15郡为中心，形成了“诸侯比境，周匝三垂”的基本格局。汉初，一方面在部分地区推行由中央直接管理地方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又在许多地区推行由中央间接控制地方的分封制和建立诸侯王国，造成了地方权力结构的复杂局面。郡县制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直接统辖和直接管理的关系，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属于单一制的范畴。分封制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间接统辖和间接管理的关系，以地方分权为主要特征，属于复合制的范畴。汉初，诸侯王国的地域大于中央辖郡，地位高于中央辖郡，这表明汉初地方的基本性质是分封制为主郡县制为辅或曰复合制为主单一制为辅的地方分权制。这就是汉代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历史背景。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西汉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曾采取过一系列改造分封制和削弱诸侯王权力的措施，如剪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平定吴楚七国之乱、颁布“推恩令”等。这些措施，人所周知，耳熟能详，笔者不拟重复，这里只想从诸侯王国政区性质变化这一侧面来谈西汉推进中央集权化的历史进程。 　　西汉诸侯王国政区性质的变化过程大约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汉高祖初年分封异姓王时期，诸侯王国是一种高度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本封国内具有完整的行政权，可以任免几乎所有的王国官员。王国向中央承担的义务似乎只有定期朝贡和不定期提供兵役。这一时期，在中央权力结构方面，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君主专制政体。在地方权力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则是地方分权的分封制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结合而以地方分权为主。 　　在汉高祖分封同姓王至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以前，诸侯王国是一种基本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封国内具有不完全的行政权，可以任免大多数王国官员，除中央代置丞相外，诸侯“得自除内史以下”、“自除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拟于天子”（《史记·五宗世家》）。这一时期中央虽然采取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某些封国的实力遭到削弱，但依然存在“夸州兼郡、连城数十”（《汉书·诸侯王表序》）的强大封国，诸侯王国的总体实力依然如初。因此这一时期汉代的政体性质基本类同前一时期。当然，中央集权因素具有某些量的增加。 　　在吴楚七国之乱以后至汉武帝前期，诸侯王国是一种有限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本封国内只有部分决策权，可以任免部分级别较低的王国官员。《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载，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衡山王刘赐犯有过失，“有司请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许，为置吏二百石以上。”《史记集解》引如淳语：“《汉仪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调除国中。今王恶，天子皆为置之”，在此之前衡山王至少有除置四百石以下官吏的权力。这足证吴、楚乱后诸侯王仍有任免中下级王国官员的权力。这一时期，在地方权力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比重基本是平分秋色。地方分权为主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汉武帝后期以后，诸侯王国完全失去了行政权。诸侯王“官职皆朝廷为署，不得自置”（《后汉书·百官志五》），官员的任免权完全被剥夺。“诸侯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序》）。诸侯王之号除了仅表示政治身份和获取经济利益外，已不再具有其他政治意义。从此，诸侯王国的自治实体色彩消失殆尽，尽管形式上仍与郡县制并存，但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的性质完全变成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封国只是地方政区制度的一个特殊形式而已。至此，西汉王朝完成了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地方政体由复合制向单一制的转变。唐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在深层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遗产）上作出突出建树的有贞观王朝。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武则天才能做到“政启开元”，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开元盛世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为证。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几条文明成果使大汉民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 　　贞观年间，农民占有一定土地，赋役负担减轻，有了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那时候，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开元盛世　　唐玄宗李隆基一心想仿效唐太宗，也做一个英明的君主。即位以后，唐玄宗励精图治，开始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和治国才能。 　　首先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并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核。经过一番精心整饬，官吏队伍面貌为之一新，充满了健康、向上的活力，使国家机构这架机器正常地运转起来了。 　　从开元九年(721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检田括户运动，意即检查“黑地”和豪强荫庇的“客户”，经过查检，把检括出来的土地全部没收，按均田制分给无地的农民使用；对于帐外人口，一律登记注册，就地入籍。检田括户历时4年，经过辛勤努力，中央政府增户88万，检出大量土地，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数百万。 　　玄宗还从自身做起，大开节俭之风，凡宫中乘舆服御、金银器物、珠玉锦绣等奢侈的东西统统焚毁，后宫嫔妃自后妃以下者都不得佩珠玉、刺锦绣；禁止天下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罚一百。 　　通过玄宗的一系列措施和努力，农业大大向前发展，农民不再因过重的赋税举家外逃，而是积极性很高地从事耕作，四海之内，无论山川还是沟壑，都出现了一派牛耕农作的兴盛景象。粮食获得大丰收，当时一斗谷物，多则一二十文钱，少则几文钱，天下户口猛增至840余万。 　　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手工业及文化科技事业也随之繁荣发达起来。许多海外商人、使者慕大唐盛名而来，最远的波斯、大食(伊朗)都派使节来参观、访问以示友好。当时的唐朝已成为亚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唐玄宗把国家治理得不仅国富民强，而且响誉世界，经济达到空前的繁荣，大唐达到了极盛时期。人们把唐玄宗统治的这一时期称为“开元盛世”。唐王朝的地方分权化趋势　　与西汉的中央集权化趋势相反，唐代则呈现出明显的地方分权化趋势，即唐代初期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趋于弱化，地方拥有权力的范围和强度不断增强，形成了唐后期藩镇林立，叛乱频仍的局面，最后演变成为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唐代地方分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政区“道”或曰藩镇（方镇）的形成，二是地方权力的扩大。 　　唐代的地方政区制度本来是州县两级制或郡县两级制（天宝年间以前为州县两级制，天宝年间为郡县两级制），但安史之乱以后又出现了凌驾于州郡之上的藩镇，当时的藩镇往往被称为“道”，因此道成为最高一级地方政区实体，唐代的地方政区制度于是由前期的州县两级制变成了后期的道州县三级制。 　　唐代前期的地方在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在人事权方面，不仅州县主要官员由朝廷任免，其他僚佐的任命也一概权在中央，西汉以来通行于魏晋南北朝的僚佐辟署制，在隋文帝时期早已废除，“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有辟署之事”（《文献通考》卷39《选举·辟举》）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唐前期。在财政权方面，由于唐朝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当时财税制度主体的租庸调制，无论是税种、税率，还是征税时间、输纳方式等等，全由中央制定，“国家税收由中央统收统支，地方政府只有依法征税、纳税和输税的义务，没有制税的权力和擅自支用国家税收的权力”（李治安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第40页）。在军事权方面，除了纳入地方政区序列的都督府、都护府具有一定权力外，地方在平时既无统兵权，也无调兵权，根本就没有置兵权。 　　到了唐后期，地方权力与前期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在人事权方面，且不说割据型藩镇“文武将吏，擅自署置”，即使非割据型的一般藩镇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空间。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在西幸途中曾下令“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资治通鉴》卷218），“任自简择”官属和郡县官虽是战争期间赋予地方节度使的临时权力，但实质上这种权力在战后仍得到相当程度的保留。藩镇节帅不但可以辟署幕僚，也可以通过差遣的形式任命管下州县的官吏，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6《潞磁等四州县令录事参军状》就称泽潞镇“缘地贫俸薄，无人情愿，多是假摄”。潞磁等四州的县令和录事参军“多是假摄”就是差遣，而且“以前并是积久之弊”，说明相沿已久。唐后期藩镇人事权的扩张于此可见一斑。在财政权方面，唐前期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也被打破，地方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赋税分割权。建中元年（780年）实行的两税法，以大历十四年（779年）为基准，确定各州府征税总数以及送使、留州的数量，启动了唐王朝建立中央与地方赋税分割制度的进程。至元和年间，唐宪宗“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新唐书·食货志二》），标志着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分割两税和中央对两税收支实行定额管理的新体制的全面建立。至于军事权方面，唐后期的藩镇，无论是拥兵一方军政自专的割据型藩镇，还是以向朝廷提供财源为主的财源型藩镇，或者是以防止边地少数民族骚扰为主要任务的御边型藩镇，以及以牵制对付割据藩镇为目标的防遏型藩镇，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有学者统计，唐后期全国军队近百万，藩镇军约占其中的80％，是当时武装力量的主要构成部分。藩镇的军事权构成了唐后期地方权力最鲜明的特色。 　　当然，唐后期地方权力的扩大并不限于以上三个方面，即便如此，从以上所述也足以看出在中央集权衰弱的同时，地方拥有越来越广泛的权力，在地方和国家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这样说，地方分权化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运动的基本趋势。群星荟萃，百花齐放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和学识。东汉桓帝时，仅太学生就号称有3万人。史学方面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卅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卅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班固所编写的《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全书体例仿效《史记》，惟改“书”为“纪”，废“世家”入“列传”，还开创了刑法、五行、地理、天文、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更是成为了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而两汉时期其他的史书还有《东观汉书》、《汉纪》和《吴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 　　汉代在立国时用无为而治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 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书籍，通过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发掘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都有偏差，学术也被分为不同流派。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 　　汉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赋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科技方面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丝絮和麻造纸，是纸的远祖，而东汉时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纸。造纸术成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东汉张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预报地震的候风地动仪。落下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张仲景因《伤寒杂病论》而被尊为中华“医圣”、中医之祖。而史书记载华佗更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生（其真实性现在受到陈寅恪等的质疑）。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及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则是数学领域的杰作。其中，《九章算术》是对战国、秦、汉古代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列有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汉代也是中国最早发明瓷器烧造的时代。这个时期还发明了蒸馏法、水力磨坊、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漆器、用于冶金的往复式活塞风箱、出现于汉末的独轮车、水车和吊桥。造船已经采用了防水隔舱、多重桅和船尾柱舵，并且开始使用罗盘。此外，血液循环也是首先在此时发现。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彩绘工艺独特，如马王堆所出土的帛书彩绘，各种生活用品齐全，如有“汉代魔镜”之称的铜镜，煮盐技术也不断提高，两汉出现了蒸馏酒，酿酒水平臻于完美。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东汉早期出现了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 　　汉朝也是中国宗教的勃兴期。佛教在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白马寺是中国第一间佛寺。道教也是在东汉时期宣告形成的。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两大流派，一支为太平道；另外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内部还有一个大支派，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地区传播。唐朝唐诗，唐三彩，佛教的传播发展，成就飘逸灵动的敦煌艺术，绚丽多姿的唐代乐舞，如《秦王破阵乐》和《霓裳羽衣舞》。 　　1、雕版印刷术 我国在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隋唐时，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佛经，日历和诗。现在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我国印制的《金刚经》 卷子。它的发明，大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2、僧一行 他是我国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一行从实测得了子午线的长度。这是世界上测量子午线的第一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对测知地球的大小有很大关系。 　　3 、孙思邈的《千金方》 他是良朝最著名的医学家。经过不断的努力，写成了杰出医学著作《千金方》。被后世尊为“药王” 　　4、唐诗，李白、杜甫、白居易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诗歌的繁荣时代。流传至今有近五万首诗歌。这些诗，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其中有不少诗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和较好的思想内容，到今仍为人们所喜爱。 　　5、散文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朝著名的散文家。韩愈提倡继承存贷散文优良传统，强调写文章不受形式的束缚，要言之有物，有创造性。柳宗元的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寓言。 　　6、阎立本和吴道子 画家，擅人物故事画。他画的＜步辇图＞生动描绘了唐太宗从在步辇上接见松赞干布派来的求婚使者的情景。吴道子的画立体感强，所画人物形态逼真，“吴带当风”被后世称为“画圣”。 7、敦煌莫高窟 甘肃敦煌东南鸣少山断崖的莫高窟，又称千佛洞，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现在四百九十二窟，多是隋唐时开凿的。多娄画的是佛经故事，也有一部分反映了唐代的经济繁荣、统治阶级生活的豪华和劳动人民辛勤操作的艰苦。其艺术创作，深刻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卓越才能。意义汉唐两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不同路径，对我们思考地方权力在两朝盛世形成、持续中所起的作用极富启发意义。我们知道，西汉盛世的顶峰是汉武帝时期，但被后代史家津津乐道的“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盛世局面，就主要出现在作为西汉盛世组成部分的“文景之治”时期以及汉武帝即位的初期，而此一阶段恰值汉代地方权力最为活跃和比较活跃的时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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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还要考试?!
对啊，晚自修要的怎么回答，你会吗
汉唐盛世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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