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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479）见老子归而谓弟子曰：．庄子（约前369，思想家）曰：．司马谈（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之父）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司马迁在《史记》说：．汉人班固在中考察诸子各派源流时指出：．晋代道教大师葛洪认为：．晋代哲学家王弼（226－249）说：．唐太宗李世民(599．唐玄宗李隆基（685-762）说：《道德经》．宋太宗赵光义（939－997）：．宋真宗赵恒 (998－1022)说：－1135年)在《御解道德真经》颁行的诏书中说：说：．宋朝文学家苏辙（1039．宋朝朱熹说：．明太祖朱元璋()说：．明代思想家王廷相云：．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说：．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说：道家思想．清末思想家魏源（1794．梁启超说：．文学家林语堂（1895－1984）在《论道》中说：）先生说：．严复()在《老子道德经评点》中说：．胡适（1891年，第三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胡适说：．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的旗手吴虞号称，要只手打倒孔家店，视老庄为反专制的．陈柱约（1882盖一极端自由平等之学也．郭沫若认为：．中国物理学家董光璧，在《当代新道家》中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道家适宜与民主、科学文化对接《道家哲学主干说》《中国哲学》)& & 37．台湾著名学者丁中江认为：．著名学者熊春锦，在《圆融中华圣学，复兴民族道德》一文中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抗生说：老子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第一个提出比较系统的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的哲学，以至整整影响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哲学宇宙论（包括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的发展过程。在先秦时期，老子哲学直接影响了稷下黄老哲学、庄子哲学和申不害、韩非的哲学，也影响了孔子、孟子、荀子的天人学说，乃至《易传》和《吕氏春秋》的哲学思想。（《老子与道家》前言）& & 42．著名学者萧焜焘，在《再论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中说：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一文中指出：从本体论的角度,突出一个指出宇宙万物相联系而存在。第三,从价值论的角度突出一个指出道兼具真善美的品格,是社会人生的正路。(二)名人名家看老子——外国名人论老子　　1．德国哲学家、启蒙运动学家康德（1724－1804）认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亲近自然的思想与中国的老子思想有关”。& & 2．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1770—1831)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学术……。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 & 3．德国哲学家谢林（1775－1854）在《神话哲学：中国哲学》中指出：“道不是人们以前翻译的理性，道是门。”老子哲学是“真正思辨的”，他“完全地和普遍地深入到了存在的最深层”。& & 4．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评论《老子》一书说:“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 5．德国社会学家、古典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儒教与道教》中说：“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道家(道教)思想被认可的时期(例如唐初)，经济的发展是较好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道家重生，不仅体现在看重个体生命，也体现在看重社会整体的生计发展。”& & 6．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赫伯特·曼纽什，在《中国哲学对西方美学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哲学是我们这个精神世界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公正地说，这个世界的精神孕育者，应当是柏拉图和老子，亚里士多德和庄子，以及其它一些人。可惜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哲学著作总是习惯于仅提欧洲古代的一些哲学家，却忽视了老子的《道德经》，从而很不明智地拒绝了一种对欧洲文化的极为重要的源泉”。& & 7．德国学者克诺斯培说：“解决我们时代的三大问题(发展、裁军和环保)，都能从老子那里得到启发。”& & 8．前德国总理施罗德曾在电视上呼吁，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 & 9．德国诗人柯拉邦德1919年写了《听着，德国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号召德国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要争做“欧洲的中国人”。& & 10．德国人尤利斯·噶尔的1910年写了《老子的书——来自最高生命的至善教诲》一书，他说：“也许是老子的那个时代没有人真正理解老子，或许真正认识老子的时代至今还没有到来，老子已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名字了。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 & 11．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57年出版的《语言的本性》中说：“老子的‘道’能解释为一种深刻意义上的‘道路’，即‘开出新的道路’，它的含义要比西方人讲的‘理性’、‘精神’、‘意义’等更原本，其中隐藏着‘思想着的道说’或‘语言’的‘全部秘密之所在’。& & 12．法国传教士马若瑟(1666—1735)从《老子》第十四章中发现了：视之不见名曰夷（Yi）、听之不闻名曰希（Hsi）、搏之不得名曰微（Wei）。所以，他认为：“Yihiwei(雅赫维)等于“夷希微”，就是上帝耶和华名字。”& & 13．法国传教士傅圣泽（）认为：“真正的儒教就是《道德经》的教义”。他还提出了神道教的观点，“是否可以说在中国古经中唯一真实的道即代表着基督信仰的神？答案是肯定的。道是神，是救世主”；“道是唯一，是宇宙之创造及保存者，在本质上与宇宙真主合而为一。”& & 14．法国第一位汉学家讲席雷慕沙（1788—1832）认为：老子的思想与稍后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学派所提出的“学说有无可争辩的共同之处”。& & 15．法国哲学家德里达（1930—2004）认为：“整个西方思想与民族精神，都以逻各斯为中心概念。逻各斯是西方民族精神的最高概念，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高概念，二者惊人的相似，可以说是‘逻各斯与道同在’。”& & 16．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家、两次诺贝尔奖得主，李约瑟（1900年—1995年）博士在其名著《中国科技史》中说：“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说道家思想是宗教和诗人的，诚然不错；但是它至少也同样强烈地是方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17．英国天文学家沙里斯（M.Shalls）在其1985年出版的《新科学的诞生》一书中认为：“前进的惟一道路是转过身来重新面向东方，带着对它的兴趣以及对其深远意义的理解离开西方的污秽，朝着神圣的东方前进。”& & 18．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说：“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一种哲学，它推断人类在获得文明的同时，已经打乱了自己与‘终极实在’精神的和谐相处，从而损害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为和存在。”& & 19．英国当代哲学家克拉克说过：“现代经济自由市场的原理就是源自《老子》的无为而治”。他还认为：“道家在西方的发展可能与佛教、印度教不同，它不会表现为宗教运动，而会体现在：挑战过头的启蒙理性精神、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原则，提供新话语、新洞识、新范式，影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个人选择与生活方式，替代唯物主义与彼岸宗教信仰并引导我们树立生态化精神的态度，有助于西方人灵肉二元论的克服和整体精神态度的转变，道家治疗性的哲学对西方人有关真理观、自我、性别认同等的反思有积极作用，对诊治西方虚无主义的顽症具有显著疗效，因而一般性地对西方反思启蒙的后现代计划有意义。”& & 20．英国学者J.M.霍布森在他近作《西方文明的东方来源》中指出：“魁奈思想当中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 & 21．英国当代汉学家彭马田认为：“《道德经》并非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书，它是格言及注疏的集合，前后并无明显的逻辑顺序，这81章犹如一串圆润的珍珠项链：象珍珠一样，各自独立，集合在一起，其效果则更显美奂绝伦。”& & 22．英国学者贝扶理在《道与言》中说：“道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渊源甚久”；“从历史的观点上说，道的观念在中国发展，似乎对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影响非常明显”；“因此各种不同译本的中文《圣经》都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在《启示录》我们读到：……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 23．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卡普拉，赞赏道家的生态智能，他说：“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美的生态智能，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 & 24．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说：“现代物理学大厦就建立在一无所有上，从一无所有导出了现在的所有，没想到的是，近代西方历经数代花费大量物力财力才找到的结论，在中国的远古早已有了思想的先驱。”& & 25．美国学者蒲克明曾预言《道德经》是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他说：“当人类隔阂泯除，四海成为一家时，《道德经》将是一本家传户诵的书。”& & 26．美国科学家威尔杜兰（1885—1981）在《世界文明历史》中说：“或许除了《道德经》外，我们要将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搞要”。“老子是孔子前最伟大的哲学家。《道德经》出自何人手笔，倒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乃是他所蕴涵的思想，在思想史中，它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最迷人的一部奇书”。& & 27．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在评述老子选入《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的评语是：“假如老子的确是《道德经》的作者，那么他的影响确实很大。这本书虽然不到六千字，却包含着许多精神食粮。在西方，《道德经》比孔子或任何儒家的作品流行。”& & 28．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7年国情咨文中引用了《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治国名言，以阐明其治国理念。& & 29．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认为：“《老子》的意义永无穷尽，通常也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一本有价值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教科书。这本书道出了一切。”& & 30．美国明道大学校长、道学基金会主席张绪通：“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朝代，即汉代与唐代奉行道的哲学。这两个帝国是当时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运、最先进的国度。监狱是空的，遗落在街道上的贵重东西没有人捡，所有国民充满自信。这是因为这两个朝代的政府达到了礼制与正义政府的水准。历史学家把这两个朝代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 31．美国汉学家艾兰教授在《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的本喻》中概述说：“‘无为’正如水之所为：它缺乏意识不能有‘行为’，但其自然而然地流淌而不需任何人为的努力……其是‘无为’的一个侧面，由于‘道’也是基于水的意向，故‘无为’亦是‘道’的体现。”& & 32．美国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卡托研究所副总裁邓正莱（James A. Dorn），1998年发表《中国的前程：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道家？》一文，他指出：“中国的前程，在于通过信奉和拓展老子的天道思想而回到本国的自由传统。《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老子关于天道、自由与无为的思想，跟亚当斯密的一样，既是道德的，也是实用的。说它是道德的，是因为它建立在美德基础上，说它是实用的，因为它能导向繁荣。按照天道所演化的秩序就是哈耶克所阐发的那种自发秩序。中国的出路，通过缩小国家的规模、扩展市场的规模来走向天道自由主义政治秩序。我认为这个答案就是天道自由主义。”& & 33．美国管理学大师艾博契特所著《二十二种新管理工具》一书谈到管理的过去与未来时，引用了《老子》的“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并议论：“讲这几句话至今已有二千年历史，它代表见识不凡的管理者长久以来都在努力，但仍未有人能够趋近这种道的境界。从某种意义来看，管理者的历史，也就是试图实践这项基本观念的历史。”& & 34．加裔美籍教授罗伯特·蒙代尔，1999年诺贝尔奖得主，享有“欧元之父”称号，他说：“中国人相信的是道，这种道教的思想实际上在中国的三种主要的思想流派中都存在。道是宇宙运行的方式，是自然的规律，是一种统一的和自发的行动。世界万物和每一种变化都有它内在的必然性，都是部分的协同的合作来促进一个整体。”& & 35．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1907—1981）赞赏道家的现代性，他于1968年在《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中指出：“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预见并批判今天人类文明缺陷的先知。老子似乎用惊人的洞察力看透个体的人和整体人类的最终命运。”& & 36．日本当代学者卢川芳郎说：“《老子》有一种魅力，它给在世俗世界压迫下疲惫的人们以一种神奇的力量。”& & 37．日本当代自然派学者福冈正信说：“自然农法就是在老子‘道法自然’这一伟大命题的启发下提出来的。”他还说：“如果我们早听老子的话，也不致使科技的发展对人类自然环境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 38．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1894—1989）在回答“你的经营秘诀是什么”时强调：“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松下幸之助的这种理念实际上是从另外一方面对老子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一说的充分肯定。& & 39．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1828—1910）当年曾经说：“我的良好精神状态归功于阅读孔子，而主要是《老子》。”1891年俄国圣彼得堡一位出版家询问托尔斯泰，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影响最大。他回答说：受中国的孔子和孟子的影响“很大”，而受老子的影响则是“巨大”。他在1884年3月10日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 & 40．前苏联著名汉学家李谢维奇说：“老子是国际的，是属于全人类的。”& & 41．前苏联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的林德曾说道家：“宇宙创生于无的可能性，是非常有兴趣的，应当进一步，加以研究……这个问题似乎是绝对玄学的，但是，我们有关玄学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类玄学问题有时却由物理学给出答案。”& & 42．俄国汉学家海澳基也夫斯基说：“古代哲学家老子的学说，是中国一切哲学发展的出发点，所有其它中国哲学家的体系，都是在道德哲学体系的各个部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43．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施舟人，在1996年8月召开的“北京道家文化国际研讨会”上，说：“道家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这对西方文化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能使西方文化得以更新的动力和活力的源泉。”& & 44．荷兰著名的汉学家、欧洲汉学会会长许理和说：“道德经在西方人眼中，无论从任何西方的思想派别看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典籍，也最富于中国智慧，或甚至更广泛而言——东方智慧。”& & 45．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柳存仁，在1996年8月召开的“北京道家文化国际研讨会”上说：“道的根就在中国，尽管道无所不在，但道更在中国。”& & 46．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比利时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指出：耗散结构理论“对自然界的描述非常接近中国道家关于自然界中的自组织与和谐的传统观点”； “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有新启蒙思想的性质。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 & 47．协同论创始人哈肯在《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的序言中说：“协同学含有中国基本思维的一些特点。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道家)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 & 48．突变理论的创始人托姆在《转折点》一文中说：“在老子的理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突变理论的启蒙论述。我相信今天中国许多喜欢这个学说的科学天才，会了解突变理论是如何证实这些发源于中国的古老学说的。”& & 49．自发秩序理创始人，奥地利社会经济学家哈耶克(1899—1992)，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为，道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是其自发秩序理论的经典表述。& & 50．互补理论创始人，丹麦大物理学家玻尔(1885—1962)，在被丹麦王室授以勋章时说：“我不是理论的创立者，我只是个（道家）得道者”；“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人类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难忘的表现在中国古代(道家)哲学中的一些互补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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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最新博客名人怎样做父亲？
　西安日报社
第16版：文娱新闻
　　社长：夏泽民　总编辑：屈胜文　　　　国内统一刊号 CN61-0002
名人怎样做父亲？
鲁迅用报纸打儿子屁股 丰子恺反对培养“小大人”
　　鲁迅与周海婴（摄于1930年）
　　梁启超与长子梁思成（左一）、三子梁思忠、长女梁思顺（摄于东京）
　　胡适全家,胡适(右一)、江冬秀、长子胡祖望(左一)、次子胡思杜
　　钱基博与钱钟书
　　梁漱溟与长子梁培宽（右）、次子梁培恕 （摄于1936年）
　　丰子恺长女丰陈宝的女儿杨朝婴、儿子杨子耘在上海日月楼观看外公画画（摄于1963年）
&&昨天是2014年父亲节。这一节日的确立，以表达对父亲的敬重，希望在父亲和子女之间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并且使父亲铭记自己应尽的全部责任”。红色或白色玫瑰是公认的父亲节的节日之花，佩戴红玫瑰向健在的父亲们表示爱戴，佩戴白玫瑰对逝去的父亲们表示悼念。 &&不过，节日本身，只是某种仪式，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在节日之外，“怎样做父亲”才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值得每一个人去体悟。“……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呼喊“救救孩子”的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如是写道。&&除了鲁迅，还有钱基博、梁启超、梁漱溟、胡适、丰子恺等一众学者、作家、画家，在怎样做父亲这一方面，各自呈现出了独特气象，使得“父亲”在言传身教之时洋溢出一种自然吸引人注意的力量。&&鲁迅&&用报纸打儿子屁股&&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七年，称其为“小红象”，因为在信中鲁迅称许广平为“小白象”，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叫“小红象”。&&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这足以显示出父爱来了。&&日，鲁迅去世，次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遗嘱，其中第五条写道：“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周海婴正是这样做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成为无线电专家，一生“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梁启超&&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胡适&&平时不亲热，只知责怪&&1908年9月，胡适尚就读于上海中国新公学，他发表了《论家庭教育》一文，在文中，强调“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钱基博&&做仁人君子比做名士要紧&&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据说，钱钟书周岁时“抓周”，小手没有抓玩具，没有抓糖果，没有抓铜钱，而是抓起了一本书，钱基博自己喜好读书，“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因而喜出望外，取其名为“钟书”。&&钱钟书出生后出嗣给伯父钱基成，伯父上午带他上茶馆、听说书，四处闲走，下午才授课，钟书玩得开心。1920年，伯父去世后，由钱基博直接进行教育，钱钟书慢慢开始潜心读书。&&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曾被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此后，他才真正奋发读书，为日后治学打下了“童子功”。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用我们今天的话，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家世》一书中，学者余世存写道。&&梁漱溟&&补考通知单只瞟一眼&&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唯人类生活仍需要教育，然教育徒为生活而已，将以为人类生命之无限发展焉。”在《教育与人生》一书中，梁漱溟一再强调“生活本身的教育”。&&丰子恺&&反对培养“小大人”&&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专门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小大人》，缘起是他曾看见：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长袍马褂，戴上小铜盆帽，教他学父亲走路；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在脸上涂脂抹粉，教她学母亲一样。在丰子恺眼中，这样的“小大人”简直是“畸形发育的怪人”。&&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接受采访时，丰家“老六”丰一吟说：“爸爸特别反对家长按照成人的观念去干预孩子，他从不要求孩子们做什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任由我们根据兴趣发展。”丰一吟读完初一，“不想读了”，丰子恺送她去学美术，但丰一吟没有什么兴趣，在学校，别人学绘画，她逃课去学唱京剧，“父亲没有怪我，还去看过我的京剧表演”。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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