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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武清楼市蓝印政策取消后 下一张牌是什么？日 10:09 | 新闻编辑：张晶 白旭 | 来源：百度乐居
&&新华网北京5月17日新媒体专电 近年来，由于地处北京和天津交界，并有购房可得天津&蓝印户口&等优惠，大量投资者选择前往天津市武清区购房。5月31日，实行了20年的天津蓝印户口政策就将终结，武清楼市最近陷入了&最后的疯狂&。从6月1日开始，武清楼市的下一张牌是什么？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访了武清楼市。
&&武清楼市&最后的疯狂&
&&从北京南站坐城际列车，23分钟即可抵达武清站。检票口外，&最后的疯狂&&抢购蓝印户口，快来赶末班车&之类的广告标牌几乎充斥着火车站通道，正中央的位置还有楼盘的沙盘和咨询人员，向来往的乘客发送宣传单。
&&一出站，即可看到大大的&蓝印户口咨询处&和大厅周围各种崭新的楼盘广告，咨询处的接待人员告诉记者，自从说蓝印户口要取消，每天都有大量的外地看房者前来。
&&&最近接待的几乎都是外地来买房办蓝印户口的，之前政策不够明确，很多人担心手续办的慢赶不及蓝印户口的最后期限，后来明确5月31号之前网签的都可以享受之前蓝印户口的政策，开发商才开始&砸钱&投入大量广告。&接待人员说。
&&记者跟随销售人员一起乘出租车来到了一家售楼中心。路上，到处可见新建的高楼，高耸的&抢蓝印&的广告牌。&以前周末人多，现在周一到周五也有不少人来咨询，毕竟时间太紧了。都来抢。旁边有个楼盘刚开盘，这一周就卖了180多套。&
&&来自江苏的吴先生夫妇专门赶来为自己两岁的孙女买蓝印户口房。&在我们当地考上好大学不容易，40万元相当于给孩子的未来投资，也算值了。&吴先生说。
&&跟他一样抱着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据介绍，河南、河北、安徽购房者是天津蓝印户口的主力军，他们其中大部分是在北京工作但无法落户，孩子从初中二年级左右从老家转到天津来参加中考，然后在天津读三年高中。周一到周五寄宿，周末回北京跟父母团聚。
&&近期，武清区楼市成交量大涨。天津市房管局数据显示，自4月18日蓝印户口将取消的消息发布后，4月19日至28日武清区10天的总成交量达到981套，同比增加两倍以上；但平均价格保持在每平方米6500元左右，同比持平。
&&然而，吴先生在选房的过程中就发现，既满足宜居条件，又符合刚好40万元门槛的房源几乎很难寻觅。下手早的人早已经把性价比高的户型抢走，现在剩下的要么就是超出价格较多，要不就是户型实在很差。
&&&我们刚开盘两三天，最好卖的是75平方米和90平方米的，已经售完了，剩下的要不就是户型大点的，但是价钱得高好几万元。&一家楼盘的销售经理告诉记者。
&&据了解，近期当地不少楼盘借着&末班车&偷偷涨价，有的每平方米涨了100元－200元，有的直接在总价上一口加了3万元－5万元。&反正现在是卖房市场，不抢，政策不等人！&
&&下一张牌是什么？
&&&5月31号之后，楼市肯定会有3到5个月的观望期，房价应该会呈现一定程度的下跌。但是，各大开发商因为蓝印户口的末班车已经赚得盆钵满贯了，撑个半年没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从事房地产销售近十年的人士这样估计。
&&蓝印户口政策取消后，武清楼市的下一张牌是什么？京津冀一体化会给武清带来什么机会？
&&记者走访了不少售楼中心，但是发现目前为止，尚没有人打出&京津冀一体化&这张牌，也没有售楼人员对这个提法有什么概念。
&&售楼人员王芳告诉记者，&京津冀一体化&对本地人来说肯定是个好事，但是武清的楼市倒没有像保定和廊坊那样疯狂，还是比较平稳的。前段时间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也有人来武清看房投资，但是并不多。&关于5月31号之后的销售计划，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通知，都先把&蓝印户口&的末班车给做好再说。&
&&&京津冀一体化当然是个好事，但是要指望它短期内能改变武清多少，这也不现实。不一定非得转移、承接多少个项目，把开发区现有的项目做好，把正在进行的进度加快，这才是实打实的。&从事房地产销售的武清本地小伙张克超说。
&&张克超所说的武清开发区，是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位于京津之间，规划面积3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规划总面积93平方公里。其中一期7.4平方公里、二期7.6平方公里已出让完毕，三期15平方公里正在招商。
&&&目前，三星、LG、亚马逊运营中心、当当网都有厂房在这，还有一些企业前两年就已经在开发区拿地了但建设进度比较慢，京津冀一体化政策出来之后，最近厂房加速建起来了。这就是我看到的最具体的变化。接下来肯定也会有一些承接北京的产业项目，但是目前还不知道。&张克强说，武清这里交通便利，有环渤海物流[0.00% 资金 研报]中心，所以物流产业是发展首选，轻工业也有发展前景。
&&不可忽视的当地刚需
&&不少售楼人员坚持称，武清现在新开发的房子主要供应刚需人群，不存在过多泡沫。大多售楼人员给出的比例是，在武清，纯粹为了买蓝印户口的市场占总体房地产市场的30%－50%，其余都为本地人刚需。
&&记者在武清看到，武清的绿化范围十分广泛，道路宽敞，而且有大片的水域，京杭大运河就从城中穿过。武清老城区车辆并不少，即使不在上下班高峰也有堵车的情况。
&&当地居民70岁邢大爷告诉记者，武清人比较安逸，很多年轻人即便去外地上学了还是愿意回到天津、回到武清来工作生活，因为这里发展不错，房价又不高，因为武清开发区吸引公司进驻，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生活没有那么费劲&。
&&张克超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身为&90后&的他读大学之后又选择了回到武清工作。据他介绍，他的初中同学有60%以上都选择了留在本地工作。&毕竟，这里直辖市的政策都能享受到，离天津市区和北京都很近，到哪都很方便。干吗离开呢？&
&&&武清常住人口有100万，其中城区大概30万人左右。而近几年开发的房地产顶多也就满足了10万人的住房需求，本地人改善住房需求强烈，乡镇人口有不少也想往武清城区搬迁，所以大多是刚需盘。还有很多一部分是北京、天津人在这里买的别墅，因为这里的绿化、环境都比城市好不少，而且靠着京杭大运河，很适合居住。&一位姓冯的销售经理这样说。
&&接下来，武清开发商会有哪些转型？业内人士认为，最直接的转变就是户型的改变。之前由于蓝印户口&40万&的限制，很多开发商都只开发楼价40万左右的小户型(60－70平方米)，其实居住起来并不太适宜，很多设计并不人性化。现在蓝印户口要取消，开发商再开发房子要更考虑人居住的各方面细节，包括户型设计(转而做80－90平方米的主打户型)、绿化等等。
&&此外，还有分析指出，武清可以打&京津冀一体化&政策牌，但短期内不见得会有效果。&武清蓝印户口政策取消后的这几年，不建议投资。而自住、养老还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其绿化、交通、区位确实有优势。&一位在武清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商人这样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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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红利”给中国下一个30年高增长
　　增加消费不如先增加财产性收入
　　文⊙江 南
　　事实上，中国老百姓的储蓄根本没法拿出来消费。真的问题不是消费观念不对，而是――没钱！天量储蓄的本质是没钱，这个说法看似不合理，却完全符合现实。因为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跑输大市。
　　宏观经济学里的一个最重要也最基本的等式就是：总收入等于总支出。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国家乃至世界，这是一个基本的恒等式。然而，就是有好大一群经济研究者，包括决策层，总是对此视而不见或者压根不懂。
　　事实上，所谓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耳熟能详的GDP，大意基本就等同于“国家总收入”，也就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所有生产的木头、钢铁、棉花、粮食等等有形物资，去掉生产环节中的重合部分，得到的总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物理存在概念，不是一个货币概念，货币只是计量单位。它更不是一个支出概念，人们用支出法来算这个概念，只是为了便于统计。
　　那么，总支出又包括哪些？包括消费、投资和外贸净出口。消费又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及企业消费，投资也分为这两个范畴。
　　如果还有富余的钱怎么办，就形成了储蓄。储蓄是一个蓄水池的概念，可以是很多年的逐渐积累，比如中国的储蓄总量就是最近10年猛增上来的；也可以是很低甚至是亏空负债的概念，比如美国的金融危机前居民储蓄就是负数，政府储蓄也是负数。很多人误解储蓄就是老百姓存的钱，其实它同样包含政府及企业存款，而且在中国，后两个的增长速度极高。
　　当今很多官员学者喋喋不休的所谓“消费不足”其实盯住的含义很狭窄，主要是认为“居民消费不足”，因为政府消费非但很足，简直是乱花。我们上面的文章也分析了很多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居民消费其实没有不足，而这部分咬定消费不足的人的另一个论据就是，居民消费相对于储蓄和投资来说不足。换句话说，中国人的储蓄率太高并且造成了流动性过剩又不消费，还到处炒楼炒股乱投机，是很大的经济增长威胁。
　　所以，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地看看，储蓄究竟是怎样构成的，把储蓄变成消费会带来什么后果，如果一定要让居民多消费应该怎么做？
　　居民储蓄难以转化为消费
　　储蓄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人们未来的投资或消费。因为它的形成就是省下了当下的投资或消费支出，将来的归路自然也是只有这两个。现在业界呼吁很多的，就是希望降低储蓄率，将中国老百姓的储蓄拿一点出来消费。
　　比如周小川行长2009年7月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全球智库峰会”上发表讲话说：“现在谈得比较多的，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即美国家庭储蓄和总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也在上升，全球不平衡得到校正。这是最理想的。但结构调整会涉及许多难题，并不容易。”然而，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其实是既不公平也无效率的做法。
　　首先，我们看中国储蓄的构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开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末的存款总额为61万亿元人民币，比2008年末的近48万亿多了13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存款为22万多亿元，居民储蓄存款为26万多亿元，其他存款近12万亿元。以此数据推算，中国的居民储蓄仅占到总储蓄量的43%左右。储蓄的大头还是政府和企业。再看增速，2008年的企事业单位存款为15.7万亿元，居民为21万多亿元，其他存款为将近10万亿元；简单一算就发现了问题，经历了一年国际金融危机，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增加了41%，老百姓增加了24%不到。也就是说，所谓天量储蓄，居民部分并不是大头，也不是增长最快的部分。
　　其次，我们看谁的消费能力强。根据央行的统计，中国企业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1992年为11.3%，2007年达22.9%，涨了一倍；同期，政府亦即公共部门储蓄占比从1992年的4.4%提高到2007年的8.1%，也上升了近一倍。比较而言，政府储蓄基数相对较小，而企业储蓄大幅增长的作用更大。同期增幅最小的就是居民储蓄，增幅几乎可忽略不计。毫不夸张地讲，1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增长几乎已达极限甚至透支了。
　　最后，我们假设一下将储蓄转化为消费的结果会怎样？截止到2010年8月的央行统计数据，我国居民的储蓄量为28.8万亿元，而2009年的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值得一提的是，被老外消费掉的部分，也就是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为1961亿美元，比2008年减少102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计算的话，对经济的贡献尚不到内需的11%。
　　我们前面讲了，储蓄是未来的投资加消费，假如中国人突然转变观念，将28.8万亿元的存量储蓄释放进消费池，即使仅仅释放1/3也将近10万亿规模，涌入全年12.5万亿的消费总额中，恐怕通胀率立刻将飙升到80%！实际上，即使释放1/10也就是3万亿左右的流动性去消费，恐怕全社会也受不了，立刻刮起抢购之风！
　　真正需要提高的是居民财产性收入
　　拿出28.8万亿的居民储蓄中的一部分出来消费会导致恶性通胀――你可以理解为笔者在开玩笑――事实上，中国老百姓的储蓄根本没法拿出来消费。真的问题不是消费观念不对，而是――没钱！
　　天量储蓄的本质是没钱，这个说法看似不合理，却完全符合现实。因为只要认真打量一下过去10年的经济增长的真实状况，就不难发现，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跑输大市。
　　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在过去10年中，国内广义货币M2的年均复合增长约18%，由于M2代表的是流通中的货币量，对购买力有最为现实的指标意义。因此，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相比，更能说明居民实际的财富增长速度。尤其是CPI，不包括购房开支，是否能跑赢它基本没什么意义。
　　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8.9万亿元，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3.5万亿元，10年增加了2.75倍；同样是这10个年头，货币供应量指标M2则从2000年的12.8万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68.7万亿元，增长了4.36倍。换句话说，10年内，中国的实际货币流通总量增加了55.9万亿元，几乎是居民全部储蓄的两倍！这组数据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国老百姓现在释放所有储蓄来消费的话，购买力实质上还不如10年前的一半水平，近10年的储蓄难道毫无意义？
　　实际情况是，这个悖论的深层次含义是中国老百姓的投资渠道严重不足，产权保护落后，行政干预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恶劣，导致这个资本蓄水池里的始终是一潭死水。举例而言，10年来的上证指数从2000点附近走到3000点附近，收益率50%；国债收益率25%左右；储蓄利息收益率25%左右；黄金400%不到；都是跑输货币供应量增速的。在比较大众化的市场(不含艺术品投资等需要专业技能，或者港股等需要特殊渠道的投资市场)中，唯有投资房地产才能跑赢，而房地产投资也不是一定能战胜4.36倍的增速的，要看地段和户型。
　　很多学者都曾指出，缺乏完善社保体系，有后顾之忧，是中国老百姓不敢消费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这只是次要原因，近忧尚且没有解决，谁会思考远虑？真正令人忧心忡忡的是区区一点银行存款还在不断贬值，哪怕跑赢了CPI也不能带来购买力的上升，最保险的选择显然不是大把消费，而是拼命存钱然后努力忍受钱不值钱的痛苦过程！
　　美国的消费繁荣时代虽然被金融危机终结，但是它的肇端却值得思考：宽松的货币加上鼓励投资的税收政策，令普通美国人在一轮轮资产上升潮中敢于消费并放弃储蓄。如果中国的执政者真的想在居民消费上有所作为，最急需做的工作根本不是鼓励消费，而是放宽居民投资渠道，减少行政干预，眼看着一轮轮泡沫蔓延在各个经济领域中，而不是自我矛盾地干预股价房价。当然美国人走的太远的教训要记取。
　　拉动消费，请先给投资松绑
　　文⊙薄士筹
　　抛开统计本身存在的问题，中国表现出来的“消费不足”实质上是消费因投资不足、供给能力有限而得不到释放，而政府管制是制约投资的主要原因。
　　有关消费，切身感受总和专家说法不对板。比如说，消费不足，简言之即是“要买的比要卖的少”，也就是供过于求，按市场规律自然是要跌价；但四顾当下，显然都是喊“通胀”的，什么叫通货膨胀？翻看各种经济学教材，无外乎几个表现――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货币贬值、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总之，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所以，先放下教科书，讲讲笔者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去西安旅游的个人体验。
　　第一天便吃了个“下马威”。在酒店办理入住手续的当口，连续进来三四拨人意欲订房，前台一律礼貌作答“全满，没房”，顿时让人暗自窃喜，但同时又隐隐生出几分担忧。果然，下午由古城中心去城外曲江景区，遍眼打不到车，只得愣生生挤上公交。待到晚上回转，途经大雁塔附近，才见识了一番之前领略的根本不能算什么人多。回程去机场的出租车上，司机讲了他的遭遇：“有客人包车去兵马俑，2个小时的游程最终变成了6个小时，只见人头不见俑，40公里的公路来回花了5小时；还有客人包车上华山，缆车上山排队4小时，直到半夜都没排上下山的缆车，在山上猫了一宿。”
　　不是说中国内需不旺、消费不足么？或许“黄金周”是个特例？事实并不是这样。机场坐着20多个背着“榆林”字样旅行袋的中老年人，是赶去国庆后上海看世博会的。上海、杭州、苏州三个地方，团费4000元/人。榆林是个怎样的城市？2009年人均GDP约57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00元上下，跟2004年的上海差不多，正站在“中等收入”的门槛上――按照官方媒体宣传的说法，就是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乐型转变。两下里一对照：哪怕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到了一定水平，相应的消费自然就会产生。
　　令人纠结的问题源于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和火辣辣的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房子。如果主语是统计局，那么房屋开发计做投资，而在计入消费时只包括“建房及装修材料，租房费用(主要是公房和私房的房租)，水电煤以及自有住房的房贷利息、物业费、各种房屋维修费用等”。但如果主语换做老百姓，一定只算“这套房子要花多少钱”――花出去的，都是消费。有这样一组数据：商品房如果算消费品，则消费率会提高13%；如果算投资品，则这13%就会转到投资率名下。
　　统计是用来描述经济活动的工具，而不是现实的经济活动本身。看消费与投资，如果拘泥于数据和名词解释，容易引致“本本主义”的政策取向。
　　中国社科院《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对“城乡家庭消费结构”的数据分析显示，生存型消费(包括食品和衣着类)的比重约占到消费总支出的40.9%，发展型消费(包括居住、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医疗保健、旅游等)的比重占到消费总支出的50%以上――后者所占比重仍在不断攀升，但供给却是呈现明显不足的态势。
　　如果你还没有为孩子找个好学校而托过人、付过赞助费的话，不妨先从以下新闻感受“供给不足”：今年8月20日，不少家长因孩子报不上名围堵聚源路小学，“跪求”郑东新区教育局――自5年前郑州“削平”对外来务工子女入学门槛之后，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学校全面供不应求。如果再仔细搜一遍8、9月间的新闻，有关“学校紧张”的报道在各地此起彼伏。
　　即便不承认教育对老百姓来说是一种消费，我们也不能否认建学校是一种投资――不管投资主体是政府还是私人。很显然，有关学校的投资是严重不足的――郑州自2006年起规划5年内每年新建15所中小学，但年年有欠账，因为不出政绩，政府没有完成对教育的“许诺”；与此同时，民间资本也没有动――来自河南的全国政协委员胡大白分析：教师待遇得不到保障、毕业生找工作难、很多国家优惠政策享受不到……民办学校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歧视。
　　政府投资上不去，且投资效率低下；民间资本进入的门槛很高，政府管理能力不足，但干预能力强劲――几乎所有正在快速发展的发展型消费都会因为政府管制而面临供给不足、需求得不到释放的局面。所以，抛开统计本身存在的问题，中国表现出来的“消费不足”实质上是消费因投资不足、供给能力有限而得不到释放，而政府管制是制约投资的主要原因。
　　中国汽车市场的发育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2002年，中国汽车销量增幅近40%，被赞为“世界汽车发展史上的井喷年”；从2004年开始，车市销量始终以10%的幅度高速递增；2010年预计销量突破1700万辆――相当于美国历史最高水平。在这组令人狂欢的数据背后，有一件重要的事：2001年，吉利成为中国首家获得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并且在10年间拉低了轿车的低价区间――2.99万元的“吉利豪情”，比当时最便宜的天津夏利便宜了一半还多。
　　今天，站在二三线城市的马路边，满眼的吉利、奇瑞、比亚迪，加上价格被它们拉下一截的桑塔纳、捷达，令买车变成了一件很便宜的事。但是我们要记得，吉利的第一辆车下线是在1998年――那是一辆“黑车”，吉利为了拿批文、上产业目录已经折腾了好几年，但一直没有汽车生产的“准生证”。2001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机械局被撤销，国家经贸委接管汽车目录管理并改成“公告”，管理职能发生变化；以陈祖涛(原中汽公司总经理)为代表的一批老专家直言利弊，提出“民营企业要和外资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政府对汽车生产的管制逐渐放开，汽车消费在此后10年中飙升。
　　今天我们谈消费不足、消费率偏低，是基于经济增长有“减速”的危险，寄希望于消费能够成为马力强劲的经济发动机。那么，让我们回到经济增长这个原始话题上――放松管制，就是给经济增长增加动力――汽车生产管制的放松，带来了一个产值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利税超过3000亿元的“支柱产业”。
　　有关管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纠结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1980年代的里根政府上台之初，美国经济陷入滞涨，他所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停止政府对石油价格的控制，以恢复国内在石油生产和探测上的市场动力。在全面刺激供给的同时，里根政府主张减少政府对企业的限制性条款。作为其理论支持的供给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谋取报酬或利润。因此，对报酬和利润的刺激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实际工资的刺激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对储蓄和投资报酬的刺激会影响资本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因素，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同期，撒切尔夫人通过“大爆炸”大面积取消管制，实现了金融业的突破性发展，使伦敦重新站到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前列。
　　供给学派在实际应用中将“减税”视为刺激投资的主要手段，并因此引发财政赤字激增的争议。所以也就有了很多修正版，比如“中间供应学派”，其代表人物菲尔德斯坦是哈佛大学教授、克拉克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曾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中间供应学派认为：在趋于充分就业的经济中，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引起失业率和通胀率上升以及资本形成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政府通过扩大社会福利计划使失业人数反而增加，个人储蓄减少，阻碍了资本的投资和经济增长。德斯坦最大的“偏执”在于极力强调增加储蓄的重要性和减少政府干预及价格补贴的必要性，认为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王道。
　　当今中国，面临的“浅层次”问题远比里根时代的美国多得多，比如被供给学派深恶痛绝的价格补贴和行政干预市场行为，在中国不算什么，中国政府通用的限制投资的主要办法是部分行业不能实现自由进出――谁能进出，政府通过审批掌握了选择权，并且因此使政府利益与管制绑在了一起。释放消费，关键在于给投资松绑，尤其是要解开政府管制这道锁链。但现在的趋势并不令人乐观：教育、医疗，从来都是无审批不入行。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借民生之名，这种政府管制甚至出现了更趋于恶化的释放，比如干预需求，对房地产、农产品等市场实行“辨别消费者目的”的匪夷所思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称为“经济法西斯主义”了。
　　一边喊着释放需求拉动消费，一边嚷着房价太高大蒜太贵，正是南方很多媒体自抽着耳光的做法；也许，矛盾的行为背后是一个一致的思维驱动：投资有罪！
　　“投资红利”给中国下一个三十年高增长！
　　文⊙江 南
　　让钱出去自由地投资获利，无论是股市楼市，还是通过金融中介提供给企业扩大经营规模，甚至出境收购国际生产要素和技术，才是正解。
　　10年来，中国M2从12万亿到了68万亿，名义GDP仅累计增长275%，勤劳节俭的中国老百姓用储蓄吸纳了天量流动性，也为中国下一个10年的增长聚集势能。若再将眼光打开看更为深远的发展脉络，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唯一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并以此建立了相对较高的资本储备，而全世界工业化国家则基本都处于消费率逐渐提升、投资率和储蓄率不断下降的通道中。
　　此消彼长，如果运用得当，到2020年中国将获得双重红利(人口加资本)，并由此建立起相对的技术优势，为再后来(至2040年)累计30年的发展提供基础。若不幸被误导往拉美“高消费低投资”发展模式的方向上去，则再无此良机。
　　从批驳一种很荒谬又很流行的论调破题：“中国目前的投资比例过重，标志是投资对GDP的贡献太低。”
　　比如，银河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最爱讲这类的话，截取一段她的文章：“目前，投资增长为主的模式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投资的有效性。比如8%的经济增长通过33%的投资实现，也就是说4个百分点的投入带来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这种规模递减的状态不改变，要继续保持增长，就必须有更大比例的投资。投资效率的调整，才应该是投资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核心问题。”
　　宏观经济学里从来没有什么“投资拉动了多少GDP”或者“消费拉动了多少GDP”，这是狗咬自己尾巴或人拉着头发离开地球的说法。直接忽悠了媒体上大量写手似是而非地批判中国的GDP都靠不正常的投资增长缔造的，不绿色不环保不可持续，非要倒逼政府下决心“转变增长方式”。
　　事实是怎样呢？
　　家庭(居民)、政府，将生产要素和资金提供给厂商(企业)，企业也通过自己积累的资金和库存投入再生产，然后一年辛苦劳作得到了大量产品，这些产品就是所谓“GDP”(国内生产总值)。这些产品当然还要回归给居民、政府和厂商自己消费一部分，出口给老外(如果是出口大于进口的话)消费一部分，剩余的部分，可以积累到明年作为要素和资金再投入生产。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情景：2008年，GDP总共价值100块钱，净出口很小，可以忽略，于是30块钱被消费了，70块钱被投资再生产了。第二年，也就是2009年，GDP增长了10%，总计110块钱，消费没增长，还是30块，剩余70块，加上国家又印刷了很多货币，投资增长到90块钱，相当于投资增长了28%。于是，左小蕾们就出来说话，看GDP里10个点的增加投资才拉动了7个点(按照2008年消费投资三七开)，但是投资增加了28%，等于是4个点拉动了1个点，很不环保！不可持续！
　　问题是，2009年的投资增长是2009年GDP和M2共同作用的结果，怎么会变成原因？而且因为有货币供应量不断加大的因素以及自身基数制约，投资和消费这两极中，增速大的那一极必然会跑输GDP增速，假如消费比重不断加大，和投资换了1个个儿，按照左小蕾们的思维，必然又要跳出来批判消费用4个点才拉动了GDP1个点。事实上，美国前几年的经济就是这种状况。
　　那么，所谓“消费拉动GDP”到底是什么路径呢？其实是今年的总收入，满足不了居民和政府的消费需求，然后会使这些满足不了的部门产生价格上升信号，促进这些行业去加大投资扩张产能，令明年的真实GDP和名义GDP都得到提升。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保障是政府不能随便干扰市场，令价格信号不真实，或者令需求被强行抑制，那会令投资过大或者过小，产能过剩或者不足，最终产生很恶劣的结果：资本和要素配置错乱，恶性通胀(真实产品产量没上升，需求上升，价格失控)。更坏的结果是政府对此继续干预，强行干扰价格信号，甚至用高税收压制投资却用价格补贴鼓励消费，直至彻底失控。――这个鬼故事，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讲述的。
　　作为宏观经济的一个元素，投资是否过度并不是按照投资增长率是否高于GDP增长率来衡量的。宏观经济基本数量模型是：总供给＝总需求。其中，总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由于储蓄本质上是今天未实现的消费，或打算明天实现的消费，为满足明天因此扩大的消费需求，同时也是为了保证今天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达成基本平衡，必须将今天的储蓄转换为今天的投资。
　　转化为现实数据解读就是，今天老百姓在金融机构储蓄了28.8万亿元的货币，这些钱的最终目的是用于未来的消费，如果按照目前的产品供给状况，什么时候拿出来消费什么时候就是一场恶性通胀。办法只有两个：要么拓宽渠道鼓励这些钱出去投资，转化为生产力，提供出更多的产品；要么用超级负利率(对应的不是CPI增速而是M2增速)来稀释它们，让购买力逐渐腐烂。
　　我们认为，只有第一个办法才是符合社会正义又能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让钱出去自由地投资获利，无论是股市楼市，还是通过金融中介提供给企业扩大经营规模，甚至出境收购国际生产要素和技术，才是正解。民粹主义式地指责先富起来的投资者，鄙视投资行为，罔顾经济铁律，只是鸵鸟式的慢性自杀行为，坐等人口红利吃光用光而黯然神伤。
　　下面，我们从横向的世界现实和纵向的历史现实两个层面来深层次解读以上观点。
　　中国的问题是投资不足
　　彼得?德鲁克说，在泰勒之前，所有经济都不发达，泰勒之后，才有了发达国家。
　　德鲁克的研究证明，在泰勒首次提出了体力劳动分工协作流水线生产模式的10年后，整个人类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以3.5%的速度复合增长，至今累计提升了50倍。事实上，工业化国家的历程也都纷纷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从早期低就业模式起步，劳动力不断从农业生产迈入工业化生产，资本开始形成；进入到高就业模式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持续增长以及技术进步，也就是劳动生产率对经济的效果显著大于人口红利，在这个转化中，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初始人均资本存量较低的经济欠发达国家，通过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将具有比人均资本存量较高的发达国家更为快速的经济增长，而经过一段时间高增长缩短了这种差距。这被称为“经济增长的绝对收敛性假说”，也是梭罗经济增长模型的最重要结论之一。事实上，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纷纷制定政策，旨在提高本地区居民储蓄率，增加信贷资金总量，进而导致投资增加，较高的投资通过乘数效应，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中国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正式开始实施这种策略，以储蓄带动投资，通过乘数效应放大对经济的正面影响。当时最无奈的问题是这个过程只能通过效率低下的国有银行进行，直接融资比例实在太低，民间投资渠道不畅，股市持续低迷，于是，GDP固然带动起来了，银行坏账也呈蔓延之势。
　　亚洲地区的最佳模板是日本。它在1955年到1970年间，通过居民储蓄维持高投资水平，其中有4年的投资增速超过40%，甚至有一个年份超过60%，即使今天的中国也难以望其项背。在此期间，日本国民收入增长率维持在接近20%高位，但消费率却较低，不足50%，大量的自由资金被储蓄起来供给生产。正是经过了一个这样的时期，日本才有了现在人均消费水平居世界前列的基础，如果当时就把钱花光，而不是投资，怎么维持？
　　这个规律，在文化习惯偏好储蓄和投资的亚洲地区广泛存在，见附图。
　　投资、消费和居民收入的第二重关系是结构性改变。工业化进程早期阶段，共同规律就是投资率不断提高，但在工业化进程基本结束后，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这时候变化更大的是投资和消费结构。
　　维持生存所需的食品消费比重会逐步下降，工业制成品和服务类消费会不断上升，带动劳动力成本上升，收入增加，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加快。在这个过程中，短期内投资率会受影响下降，因为第三产业的投资率比第二产业低，但是决不能盲目认为此时投资不拉动经济了，消费才拉动经济，因为消费第三产业的人群中很大比例是来自第二产业中的蓝领和白领。日本经济不振，很多人简单归结为金融泡沫破灭，其实本质原因是“日本制造”的优势缩小了。美国次贷危机表面上是金融问题和房地产问题，其实深层次原因也是美国的制造业被掏空，大量工作岗位缺失。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钱纳里和赛尔奎因等人曾对39个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结构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当工业化进程到达末期或社会经济发展达到初步发达阶段，人均GDP达到2100美元时，投资率会重新上升，原因是早期比较原始形态的工业升级换代为新型工业，会需要大量资本投入。而中国的很多声音一边呼吁产业政策推进工业从“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一边呼吁“降低投资增速提高消费增速”，无异于缘木求鱼异想天开。
　　我们再把视野从中国、亚洲放大到世界范围内，看看经济发展中的“好学生”和“坏学生”都是什么表现。
　　世界银行另一份针对全球不同区域中数据较为完整的43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率与投资率进行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971年到2001年这30年间，非洲和拉美国家平均消费率最高，为78.5%，13个发达工业化国家次之，亚洲国家较低，最低的是中东地区。平均消费最高的国家在亚洲，是孟加拉国，达到86.6%；平均消费最低的是新加坡，仅为59.8%。
　　孟加拉国和新加坡，我们该借鉴哪个？结论似乎一目了然。
　　投资之道贵在市场自主评判
　　相对于2009年的35.5万亿元的GDP，2009年底金融体系内囤积的总共61万亿元的存款(包括所有存款单位，并非单指居民)确实是世所罕见。存款与GDP比例高达172%！这样天量的流动性确实必须得到治理，但是治理的方向却很有讲究。
　　之前的文章我们已经反复分析强调了，如果将大量的钱推向消费，恶性通胀不可避免，未来可持续的发展也无从谈起；若简单重复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通过银行进行投资，投向那些国企央企和地方融资平台，可能坏账将卷土重来。那么出路何在呢？让我们再结合历史和现实做一番思考。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后期，而不是早一百年或一千年前？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于海外大扩张后欧洲惊人的贸易部门资本积累，以至于它现在通常被称为‘商业革命’。调查显示，英国18世纪从印度蔗糖殖民地所榨取的利润与1800年在英国工业上的投资一样多。”
　　英国的工业革命经验表明，由重商主义式的贸易堆积的流动性不但被投入扩大贸易，更被广泛投资在工业生产上。英国的机器制造业从纺织开始，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之后被用于炼铁业和面粉厂，接下来是采掘业和冶金工业，英国迅速进入钢铁时代和造船时代，最终迈入铁路时代。没有一项科技革命不是和资本的重大投入密切相关。研究表明，英国1750年的累计固定资产投资为5亿英镑，1800年为15亿英镑，1865年为60亿英镑――这笔钱里相当部分是从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中赚取的利润。这个投资黄金年代的另一个效应是人口红利产生。照道理，英国的人口增长率并不快，何来“人口红利”？事实是，由于铁路和港口效应以及工业化生产需要，大量农业人口开始走进城市，于是进一步拉动了基础设施投资，标志性的事件是1835年英国颁布了《市政公司法》。到1870年，英国的铁路总里程从1850年的6600英里增长到15500英里，成为英国完成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仅仅48%不到，大量的流动性被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中正是适得其所。
　　再看一个20世纪最大的资本堆积事件：美元模式。美国人的本事丝毫不亚于英国人。二战最大的受益国是美国，而美国从中获得的最大利益是迅速增加了黄金储备，进而大大提升了美元的国际地位。1949年美国黄金储备数量达到峰值，占同期世界货币用黄金总额的70%。据1949年美国《联邦储备公告》，美国的黄金储备达246亿美元(按1盎司黄金35美元计)，而同期世界货币用黄金总额为351亿美元。然而之前，在1938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只有146亿美元，而1932年还不到40亿美元。17年流动性增长了5倍！
　　暴增的流动性让美国家庭的储蓄飙升，同时消费旺盛，于是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痛苦的通货膨胀危机。1946年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8.3%，第二年大幅提升了14.3%，1948年为7.6%，1929年的一轮大萧条似乎不可避免。此时，美国选择的应对之策是鼓励企业和私人投资，尤其是去海外投资。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帮助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利用资本优势到海外开展投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及原材料资源取代本土生产，成为企业和私人部门的最佳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并没有选择中国式的“中投公司”模式，即将流动性集中给若干个主权投资公司进行投资，而是让政府制定规则，市场自己评判投资损益――这才是投资唯一的正确之道。
　　中国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建立了巨大的劳动力优势，这是在早期工业化时代的成功秘诀；在接下去的10年中，这个数量优势依然不可动摇，但在更晚些时候必然走向人口红利的消亡，在这个交替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就成了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而不是什么绿色、低碳、能耗之类的指标)。
　　这个进程的关键是早期劳动力价格低廉优势积累起来的贸易盈余所形成的大量储蓄，是否能有效率地资本化。因为如果可以实现有效资本化，则生产效率会得到进一步提升，研发工作和技术优势也会在资本量达到一定规模后自然形成，房地产的量和价的提升会进一步带动城市化，并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从东部向西部转移，甚至向海外扩张。中国的这一步在之前5年里做得相对不错，主要是因为巨量资本通过股改引发的资本市场内部再分配，以及房地产市场上升引发的资本通过杠杆实现的聚集，令钱到了聪明人的手中，实现了资源的有效使用。
　　下一步，中国经济需要在不增加银行部门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将储蓄化为产业资本，就必然需要资本市场的壮大以及金融衍生品行业的繁荣，大量增加直接融资规模，在资本优势地区(上海等大都市)形成“招资引商”效应，即聚集大量流动性在私募股权投资者和对冲基金手中，吸引产业链环绕聚能，提升价值。唯有这样，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才会快速增加，所谓社会保障体系才有可能建立和覆盖(社保的本质是投资！)，下一个30年高增长可期。宏观经济管理者们则不必再空喊着民粹主义口号却惧怕老百姓更富裕，更不必把希望寄托于“拉动消费”。
　　本刊上期第80页的专栏里，《纽约时报》作家戴维?布鲁克斯说了一句很过瘾的话：“他们(美国的建国者们)对国民经济的联合体充满信心，相信劳动、贸易和投资可以互通有无。汉密尔顿卫护资本市场，林肯支持银行。这并非出于对商人和银行家的钟爱，而是因为相信，像他们这样的寒门子弟，只有在活跃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才能找到最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