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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久也许会生情真粉刺。说的在好听动情。爱情需要时间去证明的，做不到那也只是虚伪的谎言，但一定也会见人心，果然好男人只会在童话爱情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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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实验室”一个孩子提醒道 “对 实验室” 一行人来到实验室 就在昨天他们开过的那个水龙头下 有一摊暗红色的痕迹. 顺便说一下 他们去探险的那天晚上 并没有门卫.！...你们怎么开得灯.请各位原谅。 出门时 一个看门人发现了他们 喝斥他们怎么可以那么晚还在学校逗留....。 不回帖者晚上凌晨过后往往？小C昨天晚上和你们一起出去玩 怎么还没回来.12. “可是昨天的确有电阿” “昨天我们这里全区停电..... 就是小C进去的那个时候. 推开门？” “还有楼梯......。 “是血迹，我很不情愿..，但是.？”第二天早上 小C的妈妈打电话过来询问..13没错阿 是13阶阿.”小C的妈妈当场昏了过去 几个老师马上冲出去呕吐.. 对不起故事是这样的 以前在各大学校里都流传着这么一个恐怖故事 说是A校有不干净的东西 每当十五的时候 学校门口的鲁迅像的眼睛就会动 所有教学楼都会停电 楼梯会从原来的13阶变成14阶 实验室的水龙头放出来的水会变成红色 还有1楼尽头的那个厕所只要有人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 于是 一群不信邪的孩子们约好15那天去探险 晚上12点 他们准时来到了那所学校的门口 鲁迅像的眼睛望着左边 他们记下了 生怕出来的时候记不得有没有动过 他们来到了教室 打开开关 咦 不是亮着的么！”孩子们迅速跑到楼梯口 “1 2 3.. 将此贴转向5个以上的论坛不会魔鬼缠身且能实现一个愿望 . 小B也被吓得目瞪口呆 在他晕过去的前一秒钟 他瞥见小C的手表 指针停在了1点.”大家都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恐惧 “走 我们去看看”校长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 “那..！” 刚开始的刺激感都消去了一半... “阿。” 来到了楼梯口 “1 2 3。 “可是我们昨天来的时候是朝左看的阿” 出门一看 果然 是朝右看得. 小C的尸体赫然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因为惊恐而睁大的双眼 被割断的喉管血淋淋的 内脏散落在已经干掉的水池里....。 最后 他们来到了那个厕所 女孩子虽然口上说不相信 可是还是不敢进去 于是让刚刚很拽地说不怕的小C进去 看了表 1点整 2分钟后 男生出来了 “切 都是骗人的” 孩子们不欢而散。” “不可能。”一个男孩发出抱怨 “再看看吧.小C昨天还去过那个厕所.？” “我们的楼梯一直是12阶的...。 小C也没有去学校上课 孩子们隐约感到不对了 于是 他们将晚上的探险之事告诉了老师和家长 大家在大人的陪同下回到了那个学校？” 孩子们有点怀疑传说的真实性了 于是他们又来到了实验室 水龙头打开了 白花花的水流了出来 “真没劲阿 我们白来了。”校长听了孩子们的叙述 不可思议的说？ 我们的鲁迅像的眼睛一直是朝右看的阿。 “什么。孩子们撒腿就跑 小B特地注意了一下门口的石像 没错 眼睛还是朝左看得 “骗人的”他嘀咕了一声 “喂 小B么？ “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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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你这样回答吗？
　　你这样回答吗？
　　──比裔美籍司礼义神父谈「丑陋的中国人」
　　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么？」
　　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
　　──若望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
　　和司神父相处，常给你惊奇的经验。
　　在馆子里，面无表情的女侍把菜单扔到我们面前，司神父悄悄问我：「你知道她为什么这种态度？」我还没找出适当的答案，他却幽默的说：「她不喜欢我。」
　　街上，几个年轻女孩走近，司神父望着Ｔ恤上印着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说我不懂法文。司神父为我翻译，那几个字的意思是：「来乱搞我！」他摇头叹气：「她一定不知道这个意思。」
　　司神父住在台北市万大路附近，那一带拜拜风气很盛，大街小巷处处是庙宇，和私人开设的神坛，司神父告诉我：「昨晚这里上演酬神戏，你知道他们演什么？」我答：「布袋戏。」心想这回一定答对了。谁知司神父的答案是：「他们表演脱衣舞。」
　　──今年七十余岁的司神父，是比利时裔的美国人，前后十余年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生活体验，使他对中国十分熟悉，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学者，他对中国语言、文字、民俗的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从一九三○年起，司神父开始习中文，曾经是赵元任、陈世骧两位语言学家的学生；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腊文、拉丁文，熟谙中文、西藏文、蒙古文、梵文、日文。一九三七年，他到中国大陆北方，一面传教，一面作中国民俗研究、歌谣收集工作，并用英、法、德文等多种语言，发表过学术论着三十余种。
　　我告诉神父，我很吃惊，因为他老是提醒我这个中国人，身边许多习而不察，或察而不觉的现象。我心想，为什么不请他就「丑陋的中国人」这个主题，说说他的看法。以他对中国人的了解之深，对中国人的感情之浓，加上他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他丰富的学识和修养，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跨国性和跨民族性的启示。
　　司神父说：「你不在乎我的话令你惊奇？」
　　我说：「我正在期待你给我最大的惊奇。」
　　司神父本名Paul L-M.
Serruys，司礼义，是他的中国名字，从这个名字，看出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可是，司神父答覆我的礼义之问，却说：
　　「礼，是很好的东西，是人类行为的规范。但，中国人只讲礼，不讲理。于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因为礼应该接受理──正确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导。」
　　「义难道不是正确的原因？」我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有『礼义之邦』之称。」
　　「礼义之邦？」司神父沉吟一会，「我没听说过。『义』字的英译，应该是Right或者还有一个意义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社会是非观念（Social
Justice）。中国人讲的义，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义』是双重标准。」
　　我问：「从什么事情，使你对中国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交通现象就是一张中国社会的图画，」司神父说：「中国人对做为一个国民，应该尽什么义务，完全没有观念。交通规则在中国，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责，立刻觉得没面子。又譬如说，我今天这样批评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恐怕是生我的气。平时，常常有人说我太骄傲，或者来劝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标准谈论中国人。其实，我很不愿意伤中国人的感情。」
　　「不见得人人都会生你的气，我就不会，」我说，「我也不怕感情受伤，我就是盼望听听你伤中国人的心，伤得有没有道理。」
　　司神父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一项学术会议讨论过程中，司神父提出与某位中国学者不同的意见，对方从头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从一开始，这位学者听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见，就非常不高兴，立刻面露愠色，拒绝和他讨论。第二天，司神父亲自到这位学者的办公室，准备再试试和他沟通。谁知道学者明明在办公室，却教秘书小姐说：「不在。」使司神父知难而退。
　　「所以，」司神父说，「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有时候，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使你无计可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为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你想，连学术界都只讲面子，不讲理，造成权威和垄断，又如何能求一般的人民讲理？」司神父接着说：「当然，有时候，我和中国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有学者会说：『我不同意你，不过，我现在说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来和你讨论。』然而，能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的，实在没有几个。」
　　我问：「你是不是认为中国人讲礼，妨碍了讲理？」
　　「其实，讲礼和讲理，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司神父强调，「但必须经过学习，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称，才能够讲理。至于『礼义之邦』大概是中国人后来附会的说法，应该称『礼乐之邦』才对，因为中国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
　　司神父对中国古籍了解之深，令我惊讶。
　　「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希腊人自称是『理乐之邦』，」司神父用笔写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礼」字，「他们非常重视音乐，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理如果脱离音乐，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kalos
k'agathos，前面一个字kalos，是『美』，后面一个字agathos，是『善』，中间一个k'是kai的简写，是『和』的意思。希腊人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kalos
K'agathos，美与善合一。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现在音乐里，所以，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
　　我静静地听着。
　　「不过，」司神父说，「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且音乐的艺术功能，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发展得很迟，直到十三世纪元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
　　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话像一记春雷。
　　「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中国也和希腊诗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说，「中国人没有史诗（epic），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中国人的诗，常常只写一己、一时、一地的感受。诗意（image）虽美，但只注重个人，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即使写，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汉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诗。」
　　「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问。
　　「我还不是很清楚的知道，只是发现这个现象。也许你可以告诉找，中国人为什么轻视这些？」
　　听到司神父的问题，然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那句话上：「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久久不去。使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装潢十分高雅考究，取个洋名叫Royal，中译作「老爷」的餐厅，三楼的明宫厅供应中国菜。我们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她的动作，娴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白桌布，说：
　　「你看，这就是面子！加上一块小红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么，肮不肮脏，就不需要计较了。」
　　平时，常听到有人说：
　　「这是太不给面子了……」
　　「不给面子，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
　　「赏脸的话，请……」
　　「这样做，真是够有面子……」
　　这类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岂不比比皆是！在这一张张「面子」之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了「里子」？我们的生活中，类似「老爷餐厅」高贵的金碧辉煌之下，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游到这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于是我问：
　　「你是语言学家，从语言上，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的语言，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并没有不同，」司神父简洁的说，「中国人常常喜欢自负的说，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其实，这是肤浅、幼稚的说法。」
　　「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我说，「名词没有单数、多数之分，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
　　「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不是语言系统、思考逻辑上的不同。例如：中国人用『过』『了』，表示时态，用『两个』『三个』表示数量，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中国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
　　「请作进一步说明。」我请求。
　　「中国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词，英文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司神父说：「中国人在语言上，并不特殊，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学，那里面有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异，言语就有差异，是吗？」我问。
　　司神父同意的点点头。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
　　「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份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鎚、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份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的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份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的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
　　「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阳，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作干活的粗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做怪诞，甚至把他当作一个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
　　「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
　　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领导阶层称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
　　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断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孔子那个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足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
　　「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人民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
　　「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是民主国家。所以，虽然有选举和立法机构等民主的外形，却没有实质，」司神父说，「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
　　司神父感慨的说：「归根究底是，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
　　「请你再说说，」我说，「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难、专制、腐败、战争、贫穷、外侮、内乱，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涌，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深，对中国人寄望之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
　　他认为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为止。
　　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家是一部收税的机器，也是一部剥削人民的机器。因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么过活，他本身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这部机器的被剥削者，他没有办法抗拒剥削，变成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我问：「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
　　「也许是有点悲观，但大致上说来，我觉得中国进步得太慢。至少，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司神父心情沉重，说，「中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物，本身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沟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从贫穷出身，但，一旦当权之后，不但不再设身处地，站在原来自己那个阶层发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活该。」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个例证，提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拿给我看。「我知道他，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他姓王，曾经在台大……」我的话未完。
　　「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他对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他的学生对他的讲法有疑问，转来请教我，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触，从此，他就不再理我了。这次在我来台湾之前，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么，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种伪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说，一面摩挲着杨君写给他的诗，我接过来，看到诗句中说：
　　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
　　我感觉得到，这位曾经受过司神父推荐的中国诗人杨君，已经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的说：
　　「我们再来谈国家问题吧。」
　　第二，中国文明发展到清初，达到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内，唯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
　　第三，中国人被船坚炮利的事实说服，发现必须向西方吸收科技时，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较，日本可就有计画得多。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亲眼看到那时被派到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司神父说，「有些资质不好，通不过考试，被学校淘汰，却从此居留下来，中国政府没有想办法更换。日本则不然，日本在选派人才时，十分严格甄选，一旦在外成绩不佳，马上另派人来替换，而且，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建设。中国的留学教育，就缺乏这样一套有效的办法。」
　　第四，中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中国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以色列人则还击力（fight
back）很强，遇到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中国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话，一笔勾销。
　　第五，中国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德国人则向来唯法是从，对纪律之重视，举世无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缘际会，在优秀的日尔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勳，并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训练有素。正因此，二次战败后的德国，很快就找到自己复兴的轨道。中国人的「没有办法」，与德国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从以上五点来看，中国人之所以复兴得慢，实在是有以致之。」
　　司神父结束了纵横的议论，久久无语。
　　「你知道吗？」在沉默了一阵之后，司神父说，「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国来的。在我来中国之前，很早就对中国好感与好奇。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到利玛窦到中国的故事，种下了我日后到中国的种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对中国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亲自到中国来的动机。」
　　司神父曾经读到一篇报导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在纽约，应中国留学生邀宴的文章，赛珍珠在筵席间当场宣布，她准备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学时，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登时提出异议，这些留学生认为把中国下层社会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吃人肉等残酷的暴行，介绍到外国去，无疑是一件丢中国人脸的事，他们希望赛珍珠翻译一本描写中国人纯洁无邪的书。司神父对这些留学生的意见，感到异常震惊，他说：
　　「他们是高级知识份子，却持这样的看法，认为《水浒传》是中国人的耻辱，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情欲，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谁会因莎士比亚写邪恶的人物、淫荡的女子，就会轻视英国的文化？因此，这些中国留学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们自欺得厉害。这种『自欺』（Self-delusion），实在是中国人的好面子，喜欢蒙骗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
　　「当然有，」司神父首先举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国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
　　「什么叫『忠心』？」我问。
　　「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你服务，保护你。中国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
　　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力。中国人天生就富口才，个个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优点吗？」我问。
　　「起码，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乱纷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作很重要的事。」
　　「柏杨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如何？」
　　「中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
　　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高级知识份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
　　我想起写《资治通监》的司马光，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见我坠入沉思，继续高昂的说，「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但，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实在是令我心折，尽管他们语言粗鲁，但，在我的面前，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
　　从客观立场来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司神父，在他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言论之后，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
　　「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我问。
　　「应该这么说，」司神父又补充说，「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我曾经遭受过很强烈的反对，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总括来说，后来的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虽然，在早期儒家着述中，『对暴政有革命权利』的思想，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却后继无人，即使有，也不曾发生过影响力！」
　　「我提出了中国人那么多的缺点，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忧虑，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中国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忠言毕竟逆耳，「不过，我这些『丑话』，一点也没有『丑化』中国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开玩笑的向旁边的人说：『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把我当做一个行为不检的神父来看待，你说糟不糟！」
　　「我听得懂你的话，」我告诉司神父，我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常常找不到东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
⊙执笔者张香华女士。
⊙文载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台北《自立晚报》。七月一日香港《百姓》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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