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艺培训主要讲哪些课程？ - 咨询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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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艺培训主要讲什么内容？【润三才】茶艺培训提示您
课程分为：茶艺（理论+实践）、服务礼仪
茶艺理论：茶文化基础知识、茶叶冲泡方法、茶叶销售技巧（理论与实践）、如何采购、市场调研等；
茶艺实践：茶艺表演;花茶茶艺、绿茶茶艺、乌龙茶（青茶）茶艺；
服务礼仪：仪容仪表礼仪、仪态礼仪、介绍礼仪、称呼礼仪、沟通礼仪、位次礼仪、接待宴请礼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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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都有客来敬茶之礼。随着茶文化的传播与普及，茶道、茶礼、茶艺已经通过不同的表现渗透到了寻常百姓家。特别是南方一些省市，很多家庭在家里不仅开辟了一个别致典雅的茶室，而且功夫茶具、各类名茶、特色茶点也一应俱全，俨然就是一个小茶楼。普通百姓家虽然没有专用的茶室，也结合自身条件， 配备有茶具和茶叶。
绿茶、花茶、白茶、黄茶不需洗茶，否则将损失茶叶有效成分；而经发酵的如红茶、黑茶、青茶（如铁观音、乌龙茶等）都需要经过洗茶，保障茶汤的口感和品质。茶叶冲泡时，要轻而快，八分满即可。冲泡后，有礼貌地对客人说：“请用茶。”客人也应表示谢意，待3-4分钟后，即可品茶。品茶时，若用茶杯，应右手拿杯柄，左手启杯盖；如用玻璃杯，则用大拇指和中指、食指夹杯，无名指和小指托底；如用盖碗，则右手持杯，左手启盖，客人可以拨去茶汤上的茶叶，慢慢细饮。如感到茶水过热，应放在茶几上稍凉后再饮，不要用嘴吹降温。中央党校讲些什么课程_尚文频道_新浪网
中央党校讲些什么课程
　　 这次改革的核心内容是重新编写党校的基本教材，把“老五门”改为“三基本、五当代”。“三基本”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五当代”是当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科技、当代世界法制、当代世界军事和中国国防、当代世界思潮。
　　“更加开放的中国、更加自信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有一个封闭的中央党校，更不能有一支封闭的、缺乏世界眼光的干部队伍”
东方周刊封面
　　《t望东方周刊》记者芦 | 北京报道
　　“领导干部肩负领导责任，知识水平如何直接影响工作水平、领导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学习不只是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问题。”
　　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2012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时，再次强调了领导干部学习的重要性。
　　他说，“领导干部集中一段时间到党校学习，很有必要，很有好处”。
　　对于领导干部的培养，中央一贯极度重视。而作为干部培训的最重要机构，中央党校的作用不言而喻。
　　随着中央对干部培训不断提出新要求，这些年来，中央党校的课程设置经历了怎样的变革？
　　党校教育正规化
　　中央党校原教育长李兴山告诉《t望东方周刊》，中央党校的课程改革经历过两次比较大的调整：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蒋南翔担任第一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期间；另一次则是上世纪90年代，郑必坚担任常务副校长期间。
　　1982年8月，蒋南翔调至中央党校。这位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教育部长的学者，在党校提出了教育正规化的意见。这成为中央党校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此之前两年，1980年，中宣部、中组部颁发了《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分析了当时干部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强调重视教育干部是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任务。这是文革之后重新启动干部培训工作的一个重要文件。
　　再往前追溯3年，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已经发布《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各级党校陆续复校招生。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是，中国决定恢复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党政干部并不像今天这样较为普遍地拥有高等学历。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曾撰文分析当时的培训情况：针对干部队伍学历低、整体素质不高的现象，干部教育培训主要以加强干部学历教育和提升干部专业知识能力为主。
　　《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文化程度低的干部，主要应当学习文化，包括语文、数学、史地和自然常识，凡有条件的都应争取在1982年达到初中或高中水平。1984年《中共中央转批 关于加强干部培训工作的报告 》要求，“对于45岁以下、不到中专文化程度的干部，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培训速度。”1985年，全国45岁以下干部参加高中、中专学习的136万人，毕业结业47万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校正规化被提上日程。
　　1983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对党校班次设置、招生工作、课程设置、教学原则、教材编审以及教职工编制、经费等作了相应规定。冯俊认为，“这些文件启动了全国党校教育正规化的进程，奠定了党校教育新的发展基础”。
　　仅从课程内容，也可看出中央党校改革的时代足迹。
　　在蒋南翔系统地提出党校教育正规化之前，党校的课程主要是“老五门”：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史、党建。正规化教育改革后，党校课程开始根据学员需要和形势发展添加新内容。
　　“以经济课程为例，80年代以后，中央党校不光有政治经济学，还有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李兴山说。
　　从“老五门”到“三基本、五当代”
　　1997年，郑必坚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职位调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同时，他还在1998年3月至2001年1月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主任。
　　郑必坚上任后，推动了党校历史上另一次重要的课程改革。
　　这次改革的核心内容是重新编写党校的基本教材，把“老五门”改为“三基本、五当代”。
　　“三基本”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五当代”是当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科技、当代世界法制、当代世界军事和中国国防、当代世界思潮。
　　这一改革，既有继承又有转变。
　　“经典著作的教学在中央党校一直没有中断过。”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感到要研究回答、解决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的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至关重要。”
　　中央党校的教学布局大体上叫做“一个中心、四个方面”：“一个中心”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为中心；“四个方面”就是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王东京接受采访时特别强调“理论基础”的重要性：“中央党校培养的是治党治国的政治家。理论课程对培养学员的理想信念至关重要，这些理论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绝不能丢。”
　　与理论基础一样，党性修养同样是党校教学坚持多年的重点。为此，在课程设置上，中央党校始终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一个重点。
　　重要的转变是培养干部们的国际化眼光。这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自然结果。
　　“更加开放的中国、更加自信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有一个封闭的中央党校，更不能有一支封闭的、缺乏世界眼光的干部队伍。”陈宝生说。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每周，党校会请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知名学者就当代世界的一些问题来学校做报告、办讲座。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曾专门撰文回忆在中央党校听讲座的情况：到中央党校作报告的部长们，几乎都曾是中央党校的学员，来时轻车简从，作报告也没有人陪坐，课前校领导或有关教授简单介绍几句，作完报告部长自己宣布下课。他说这是中央党校的规矩。
　　为了提高学员的国际视野，党校从提高教员的世界眼光做起。
　　“以前中央党校的教师出国很少，于是就有西方的机构讽刺说我们没有出过国的给出过国的讲国外的情况。现在，党校加强了国际交流，很多教员都可以出国交流，隔一两年至少可以出去一次。”李兴山说。
　　和当代世界有关的重大课题也会列入党校科研内容。2011年，陈宝生曾专门去调研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情况，而这些内容最终都会进入课堂。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近年来国外政要访华亦多将中央党校作为到访之地和演讲场所。这一名单颇为耀眼：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德国总理默克尔，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资政李光耀，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等。
　　教员要挂职
　　中央党校的干部培训分为培训班和进修班，分别由培训部和进修部负责。班级不同，培训对象和内容也有区别。其中，进修部负责省部级、地厅级干部、县(市)委书记的轮训，培训部则负责中青年后备干部以及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
　　“2000年以后，进修班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革。学校把课程时间缩短，并提高针对性。后备干部的培训班要上半年到一年，课程比较系统，还会结合形势任务配备其他课程。进修班则是一两个月，以专题培训的形式为主。”李兴山说。
　　专题培训的主题均直接链接当下重大问题，如科学发展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等。
　　陈宝生说，过去上课大体上都是灌输式、讲授式的教学，现在注重综合运用讲授式、讨论式、研讨式、模拟式、案例式、情景式、体验式等方法。
　　这也对授课者提出了新挑战。李兴山说：“现在的学员不一样了，他们的学历至少是本科，博士和硕士也占很大比重。而且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对教员提出了很多新要求。”
　　“教员在教学当中起到辅导引导作用，党校要求教员要挂职，到各省各地调查研究。在经济学方面，我们先后搞了几个重大调查研究，比如到山东进行国企改革的调研，到浙江进行民营经济的发展的调研。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样的调研就比较多了。”
　　尽管如此，也不能完全满足党政干部们的学习需求。相比国民教育，更新教学内容对党校来说非常重要。党校每学期都要根据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根据干部的实际需要更新教学内容。
　　并且，“因为学员来自各个方面，各自需求不同，各方面工作对党校教育提出的需求也不同，我们尽可能兼顾各方需求，设计教学和科研，以便更有针对性、实效性，尽可能搞一些个性化的教学。”陈宝生说。
　　郭占恒回忆道，除了4个单元、20门必修理论课，每周五上午的“形势与任务”报告、每周三下午的“当代世界”报告等必修课程，还有五类选修课，包括“时事热点问题”讲座、全校选听讲座、电视选修课、校园网网上选修课、体育课等。
　　与时俱进
　　进入新世纪后，中央对于培训干部愈发重视。
　　十六大之后，中央确定了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任务；十七大时，这一点又被重申。
　　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专门为全国干部培训科学发展主题案例教材作序。他强调，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基础性工作，必须紧扣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联系实际创新路，加强培训求实效。
　　随着新的转型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党校培训也与时俱进。
　　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自媒体的迅速普及，媒体应对和网络应用成为干部培训的新课题。
　　在这方面，中央党校步伐较快。2011年，学校专门举办《微博影响力及其应用》专题讲座，邀请新浪微博出品人、新浪网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曹国伟和多名典型用户，以访谈方式参与讲解。
　　陈宝生说，中央党校帮助学员，特别是年龄偏大的学员学习电脑操作、上网技巧，很多学员在党校期间就开设了微博、博客。但是，问题面前也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党校课程多方尝试从更高层面提高领导干部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中央党校开设了战略思维的课程，这成为学校颇受欢迎的一门课。
　　郭占恒介绍，中央党校高度重视“战略思维与领导能力”专题的教学组织工作，首次实行项目组制。经过竞争，由哲学教研部组成教学组，但主讲教授又不限于哲学教研部，还选调了经济学教研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政法教研部、党建教研部、党史教研部、战略研究所等著名教授讲课。
　　与此相对应的是，《学习时报》新近也开设了战略管理的版面。《学习时报》常务副总编钟国兴说：“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战略管理问题太重要了。国际上对于战略管理的研究很有一套，我们目前还缺乏。”
　　这是对中央决策的具体实践。十六大报告中提到，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都要“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在十七大报告中，这一要求被再次重申：要“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
　　随着改革的进展，中央党校的研究机构设置也在进行配套的变更。
　　如今，中央党校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哲学教研部、经济学教研部、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政法教研部、中共党史教研部、党建教研部、文史教研部和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八部一所”的格局。
　　这其中，政法教研部、文史教研部，国际战略研究所等部门都是改革过程中的产物。与之相对应的是，《学习时报》近年来也增加了民主法治、战略管理等版面。而这，也反映了中央党校改革的时代足迹。
　　《学习时报》的读者，以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为主，科级干部也有人订，厅局级干部大部分都有，省部级以上几乎人手一份。“中南海每期要360多份，还有领导专门向我们要”
　　《t望东方周刊》记者芦 | 北京报道
　　这是一张庄重的报纸，也是一张新锐又“尖锐”的报纸。
　　日的《学习时报》，就展现出这样的面貌。
　　报纸头版，全文刊登了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2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第二版是极具现实针对性的文章---《法国对行政权的监督》。
　　在所有报纸中，《学习时报》因为中央党校校办报刊的特别背景，更因为它对党和国家政策理论的深刻解读，受到国内外的特殊关注。
　　尽管创刊至今不过13年，但《学习时报》却是一张有传统的报纸。在历史上，以《理论动态》为代表的中央党校校办报刊就曾经扮演重要角色，而今，《学习时报》将这一角色继承并发扬。
　　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
　　无论在中央党校历史上还是中国当代史上，提到对改革开放的推动，《理论动态》都有一席之地。
　　在改革开放历史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因直指“两个凡是”、开启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而彪炳史册。
　　多数人初识此文，源于日的《光明日报》。当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将全文刊于头版。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实际上，在《光明日报》刊发此文前一天，5月10日，此文首发于《理论动态》第60期。但因为《理论动态》是内部刊物，多数人并不知情。
　　发表这篇文章时，《理论动态》已创办了将近10个月。日，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结束了近3个月旨在“拨乱反正”的整风会议。当天上午会议结束后，胡耀邦开了一个小会，说：“要办一个《理论动态》，把一些重大问题搞清楚。”
　　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
　　理论动态组当时的成员之一沈宝祥告诉《t望东方周刊》：“那时胡耀邦就是主编，要写什么文章都是他定的。我们几个人思想还算比较解放的，但还是跟不上他。开始时，我们连文章怎么写都不大会，为了修改文章，胡耀邦一天要找我们好几次，他还给一些同志写提纲。当时约稿也很难，没人敢写。”
　　考虑到这份刊物的主要读者是高级党政领导干部，每天要看的文件非常多，因此，《理论动态》每期只有1篇文章，5天1期。
　　第一期，《理论动态》刊出的文章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犹如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1977年8月举行的“十一大”，并未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理论动态》此时提出这一话题，无疑冒了很大风险。
　　“第一期刚开始只印了300份，后来许多领导干部知道后不断打电话来要，就加印了300份。”沈宝祥说。
　　胡耀邦及理论动态组以其政治勇气和理论敏感，将《理论动态》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后来每期都增加印数，很快到了2000份。”
　　其间，这份理论刊物也曾遭遇激烈反对。日，《理论动态》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为题，编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几条语录。
　　“中央党校的同事很熟悉，说话没有顾忌。这期文章出来后，有人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拿着报纸对着我问，你们要干什么？矛头针对谁？我跟胡耀邦说了，他说，你问他们要干什么？”沈宝祥说。
　　面对混沌未开的社会思潮，《理论动态》对于改革的理论和舆论准备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摸索。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诞生，拐点降临。
　　“开始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后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沈宝祥说，“当时总有人说，这样不对，毛主席不是这么说的。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需要一个是与非、对与错的标准。”
　　由胡耀邦最后审定、《理论动态》首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起到的正是这个作用。而由此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而这次全会掀开了中国新的一页。
　　反“左”是重点
　　1977年12月，也就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前大约半年，胡耀邦离开中央党校，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离开党校前，他专门召集理论动态组的工作人员到办公室，叮嘱大家“要当思想战线的前卫战士”。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还一直关心和影响着他一手催生的《理论动态》。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完成了重大历史使命的《理论动态》需要重新起航。
　　日，胡耀邦同理论动态组谈话时说：《理论动态》如何更好地前进？这要从分析形势起。三中全会前，理论思想界的任务主要是拨乱反正，破的多，这是对的，现在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还要搞。今年主要任务是什么？四个字：“扬帆远征”。重点转移，夺取“四化”建设的胜利。帆扬起来，还有拨乱反正的任务，但侧重点是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思想界、理论界、新闻出版界要在扬帆远征中走在前面。
　　这年，“人权”问题开始成为舆论焦点。从3月起，《北京日报》、《文汇报》、《红旗》杂志等报刊相继发表关于人权的文章。《人民日报》的《情况反映》第1220期(日)以《对人权应作分析》为题，反映了理论界人士的不同意见。
　　日，胡耀邦阅看《情况反映》后给理论动态组写了如下批语：“吴江同志：请你们写一篇。这个问题确实没有讲清楚，而这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一个口号。”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吴江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沈宝祥。
　　由于以前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沈宝祥不得不马上“补课”。“我先学习了马列著作中有关人权的论述，又到外交部找联合国关于人权的文件和一些历史文件，还看了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人类文明的起源》、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这些书。”
　　日，《理论动态》第141期发表了沈宝祥的《略谈人权问题》一文。
　　“这是第一篇比较缜密地讲人权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人权不是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对现实生活中人们提出的人权要求，给予相当程度的肯定。现在来看，这篇文章讲得不彻底，但在当时也不可能彻底。”沈宝祥说。
　　“后来在中央党校编写基本教材的时候，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个标题，写进了邓小平理论的教材里。”
　　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9月29日，他召集理论动态组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了最后一次会。
　　他说，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要密切注意思想动向，抓住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加以思想的、理论的阐述，作出回答。“尤其是要注意长期以来因受极‘左’思潮影响而形成的一些错误的、模糊的而又急需拨乱反正的问题，更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正本清源。”“反‘左’是此后《理论动态》关注的重点。”沈宝祥说。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之后，《理论动态》又面临新问题。“怎么办？”沈宝祥说，“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写文章介绍邓小平思想，着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学资政
　　1992年，中央党校批准沈宝祥从《理论动态》主编的位子上退休。
　　7年后，他再次走上了中央党校报刊的工作岗位---1999年，《学习时报》创办，沈宝祥担任筹备小组副组长。同时担任副组长的还有现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组长是现中央党校副校长徐伟新。
　　《学习时报》是继《理论动态》之后，中央党校校办报刊中著名的品牌之一。
　　周为民告诉《t望东方周刊》：“从改革开放、主动参与全球化的大趋势来看，我们有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需要研究，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着眼于面向新世纪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来推进思想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
　　《学习时报》的创办应此而生。以“求真创新、以学资政”为主旨，《学习时报》“需要为各级领导干部提供思想上的学识上的文化上的支持”。
　　“当时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育之很注重一点，希望通过这份报纸来促成党内干部读书的风气。我们讲理论联系实际，依托于读书着眼于问题，首先要有理论，因此读书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是关系中国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问题。龚育之说过，希望《学习时报》在党内的作用像上世纪80年代《读书》杂志在知识分子中的作用。”周为民说。
　　这份出身特别的报纸，其分量之重从此可见一斑：报名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写，时任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撰写了《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发刊词。
　　《学习时报》常务副总编钟国兴告诉本刊记者：“胡锦涛同志非常关心《学习时报》。除了发刊词，2001年元旦，他专门为《学习时报》写了新世纪献词。2002年元旦，他再次专门写了文章。除了这些专门给《学习时报》写的文章之外，从1999年到2002年，胡锦涛把文章和讲话独家拿给《学习时报》发的有9篇。”
　　在这张全党全国唯一专门讲学习的报纸上，中央甚至直接点题，以此引导广大党政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
　　日，《学习时报》头版以整版篇幅发表文章《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
　　“这是贯彻江泽民总书记的要求，由郑必坚校长直接组织撰写的。”周为民说。
　　这篇文章分析了“康乾盛世”之后中国骤然跌落的历史原因。文章刊发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予以转载，文章亦成为各级各地干部的学习资料。
　　据《学习时报》现任社长兼总编辑肖勤福介绍，一些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将重要文章的首发主动交给《学习时报》。
　　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曾经在《学习时报》发文，并特别叮嘱，不要占第一版，发后面就行了。文章后来发在第三版。
　　肖勤福告诉本刊记者：“《学习时报》生命力之所以强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这既是党内的论坛，也是党向社会发声的平台。”
　　导弹要落地，理论要管用
　　从创办之日起，《学习时报》经历过多次扩版和栏目调整。
　　最开始四个版面是国内大局、国际大局、思想理论、文化历史。“实际上是按照中央党校的教学布局来设置的。”钟国兴说。
　　经过13年的发展，现在《学习时报》的版面已经变化巨大。版面扩充为16版，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社会综合、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中外历史、军事国防、读书治学等版面先后面世。
　　在版面流变中，报纸“始终关注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的导弹要落地，要打空对地导弹，要管用，要落地要开花，对解决实际问题有帮助。”肖勤福说。
　　版面和栏目所作的调整，也是这份报纸的务实态度的一个体现。
　　钟国兴说：“国际版原来关注的都是国外热点问题，现在不只关注热点，还要介绍国外的发展经验。比如哈尔滨桥断了，我们马上要看日本、韩国、美国怎么是反思桥梁事故的。”
　　《学习时报》非常重视案例。在孟连事件和乌坎事件之后，报纸都推出了相关文章。
　　“历史发展是以一些事件为转折点的，不要以为好多问题挺严重，某些事件就会促成观念乃至社会的转型。如果没有一些事件警醒，就不会有系统总结。各地发生一些群体性事件，我们就研究这些事件的原因，特别是地方政府党委，怎么反思，怎么创新体制机制，拿出系统的解决办法。”钟国兴说。
　　肖勤福介绍说：“倡导学习者，自身要先学习。党的重大会议后，我们都组织学习研究。报社至今已经坚持4年组织编辑记者到全国各地调研考察，选择有典型性的地点，要经过社里同意把关，跟热点难点焦点结合。”“我们开玩笑说，《学习时报》的记者简称学者。只有自己能够研究问题，才能得其要领。”
　　值得一提的是，在党校学习的众多党政干部也是《学习时报》重要的思想来源。“报纸每期都会有学员的成果。学员中不少人既有理论素养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分析问题很有特色。”肖勤福说。
　　为了利用好学员资源，报社鼓励编辑记者参加学员的活动。同时，报社加强与班主任的联系，以此促进与学员的沟通。
　　“学员的文章注重言以致用。他们的调研文章往往都带有对策性研究，读者愿意看。”肖勤福说。
　　周为民说：“《学习时报》成为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桥梁，这是我们力图争取的。这两拨人由于职业性质不同，相互之间缺乏理解。位置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不断深化这两部分人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往往会形成隔膜，我看你有腐败危险你看我有自由化倾向。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在大方向上大家其实都是一致的。”
　　做大家闺秀
　　创办之初，中央党校校委明确，《学习时报》是一份提供思想和观点的报纸，不做新闻。
　　“和当时梁启超办的报纸一样，《学习时报》有论说而无新闻。这可以说不是巧合。当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在思想理念上、对问题的认识上，存在非常多需要回答的问题。这时候，一份提供思想观点的报纸就能够起作用。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变革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也是个深刻的变革时期。”周为民说。
　　思想性是《学习时报》的一个重要标签，这成为它区别于一般报纸、也区别于一般党报的关键。
　　钟国兴说：“党报不能成为简单的宣传工具。首先自己要研究问题，要有思想。《学习时报》重视探索研究，要求评论要有内涵，要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胡乔木说过，宣传有优劣之分，雅俗之分。改革开放以来，党提出了很多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思想论断，但如果仅仅是简单重复中央的论断，重复来重复去，就往往会把深刻的进步意义甚至是革命性的进步意义说成了空话套话。”周为民说。
　　另一方面，《学习时报》注重学养，以此区别于一般的议论。
　　“转型时期，社会的自主性开放性在提升，思想活跃，会有很多看法议论。《学习时报》不回避任何尖锐、敏感问题，关键在于要以严谨郑重的态度来观察和认识这些问题，不能空口说白话，貌似很开放很敢说话，其实是无助于推进问题的解决。”周为民说。
　　“现在很多时候，民众议题引导了媒体议题。但我们还是坚持自己的办报方针，很重要的一条，我们还是党报，要站在建设性的角度，尤其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肖勤福说。
　　日，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发表讲话，要求“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
　　《学习时报》对文风问题一贯重视。
　　肖勤福说：“我们要求组短文，编短文，主题必须鲜明，要有观点。领导干部时间有限，所以要给他们‘压缩饼干’。要去掉‘穿衣戴帽’，言之有物。”
　　“打个比喻，我们追求的格调是要做大家闺秀，不是小家碧玉，也不是风尘女子，龚育之还加了一句，也不是马列主义老太太。”周为民说。
　　不东歪西倒
　　尽管要在经营上自负盈亏，但《学习时报》并不以追求发行量为目标。“作为这样的定位，报纸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取决于一般的发行量。”周为民说。
　　不仅在国内，在国外，《学习时报》也被视为有特殊的政治价值。
　　“国外对我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转载也越来越多。我们碰到海外研究机构来订阅，还有缺几期让我们补上的。尤其是国外智库，比较重视《学习时报》。”肖勤福说。
　　“曾经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过，他们主要关注两份中国报纸，一份是《学习时报》，另外一份是安全系统的刊物。”周为民说。
　　没用几年，《学习时报》已经在立言方面取得了特别的优势。
　　最为著名的例子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2006年10月，这篇文章首发在《北京日报》。2007年，十七大召开的那年1月，《学习时报》将此文全文转载，关注度之高，超出国界。
　　“我签过4000多个版，没被上级主管部门批评过一次。”钟国兴说，与此同时，“社会上都认为《学习时报》思想非常解放。”
　　仅从《学习时报》发表过的一些文章的标题来看，就可知这张报纸不回避尖锐问题不是空谈：《今天干部为什么只能上不能下》、《正确对待党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后备和新提拔干部应率先公示财产》、《个人挂像越多的国家政权越危险》、《对高官进行监督十分必要》、《英明绝伦的领袖替代不了民主宪政》等。
　　“我们不贴标签，不无限上纲，关键是讲怎么解决问题。今天左右争论不少，我们选择多谈问题。只要中国共产党把问题解决好，‘左’‘右’都影响不了。”钟国兴认为这是《学习时报》能够同时获得多方面认可的关键。
　　周为民则有另一番看法：“《学习时报》要做的事情就是坚定维护、捍卫、推动改革开放。很多媒体只是提供信息和议论的场所，但学习时报自有立场。多年来，《学习时报》有一个很清晰的基调和方向，不因为任何干扰，不因为今天刮这个风明天刮那个风而东歪西倒，这就是郑必坚说的有主心骨。”
　　如今，网络突进，传统媒体受到不小的冲击，而《学习时报》在言论上几乎实现“无缝对接”。《学习时报》的文章在网上颇受欢迎，而报纸也频频发表关于网络的文章，如《网络时代绕不开知情权》、《做好网络监督这个时代课题》。
　　“自从胡耀邦在党校创办《理论动态》，开启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党校的确形成了这样的传统：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是走在解放思想的前列。而党校的特点，也就形成了《学习时报》的性格。”周为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