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急需用钱，想贷款，包头那家贷款无抵押无担保能贷啊？_百度知道
我现急需用钱，想贷款，包头那家贷款无抵押无担保能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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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还不上会被人跟踪泼油漆的。高利贷倒是能贷几万，稍微长一点就会还不起的。万不得已千万不能贷高利贷？能贷，贷的多的话甚至会危及生命无抵押，不够一顿饭呢还，无担保，撑死也就几百，短期可解燃眉之急。你要好好考虑考虑，那个哪儿都有搞的，不过高利贷的利息高的吓人
你还不如直接说让人家白给你钱好了
不是的，我在无抵押无担保公司工作，只要你有工作，银行流水还有一些必需品就能贷，可以贷1到30万，有事加我qq
注：包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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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 认 为 商号 是 市 镇 的 空间 与 记 忆符号 、 基本 组 织 形 式 ， 绅商 、 商绅 是 市 镇宗族 的 类 型 并 引 导 市 镇 类 型 ， 宗族 及 其 延伸 组 织 为 农 人 和 商 人 市 民 所 共 有 ， 宗族 作 为 商 人 天然 的 内 层 信任 机 构 具有 商营功 能 ； 绅商 、 商绅 是 市 镇宗族 的 核心 圈层 ， 中国 式市 民 社会 是 绅商 、 商绅 人格 的 复 制 或放 大 。 它 补充 了 弗 里 德 曼 的 宗族 研究 模 式 和 施 坚 雅 的 市 场 划 分 类 型 ， 以 及 华 北 的 商域 研究 。 基 于 市 镇商域圈层 和 乡 社 信 仰 圈 层 的 “ 圈层 格 局 ”， 可 为 汉 人 社会 关系 结 构提 供 新 解析 ， 并 对 差序 格 局进 行 补充 。[ 关键词 ] 市 镇 研究商域宗族绅商 / 商绅圈界信仰圈层 格 局〔 中图分类号 〕 C912.4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
（2013 ） 01-0031-11一 、 市镇研究与商域宗族 集镇或乡镇 、 尤其是市场镇 ， 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研究对象 ， 一直被关注不够 。 一是历史上官僚建 制只到县 ， 以往的史家多以府 、 州 、 县为研究对象 ； 二是镇往往设墟市 ， 而人类学家大都考察村落 。 日 本学者较早关注华北定期市研究 ， 场经济 》，[3] [1]然属于乡村集市或市集研究 。 早期人类学集镇与乡村市场研究主要[2]有杨懋春的 《 中国的集镇制度与乡村生活 》 和 《 中国的集镇区域乡村社区 》及杨庆堃的 《 华北地方市费正清肯定了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村庄 ， 而是包含一组村庄的市场共同体 。费孝通的集镇研究区分了村庄集市 、 驻军之镇和有市场的镇 ， 认为集市不代表一个社区 ， 而有市场的镇 则是一个永久的社区 。 军镇是政治中心 ， 是官僚当局和绅士驻地 ， 而市场镇是农民和商业 、 手工业的联 系环节 。 诚然 ， 费先生的划分有偏颇 ， 因为行政中心 （ 县镇 、 军镇 ） 往往兼具商业功能 ， 抑或县镇 、 军 镇 、 市镇合一 ， 杨柳青即由金 、 元兵镇转为明清商镇 、 市镇而今县镇 。 然则 ， 费先生已不限于乡村集 市 ， 而关注到连结城乡的市镇 。[4]20 世纪 60 年代初 ， 弗里 德曼在 “ 新加坡华 人社区 ” 调查中提 出 ， 村庄无法说明 中国社会的整 体性 ， 不能以村庄为模式理解中国 。[5]同期施坚雅提出 ， 中国社会的 “ 网结 ” 不在村庄而在集市 ； 要真正了解乡村社会结构 ， 必须研究集市及其内间交换关系 ， 指出 “ 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 本 文 材料 系 笔 者 自 2001 — 2007 年 于 天津 西 青区 、 杨 柳青镇 、 新 疆乌 鲁 木齐 、 伊 犁 、 奇台 、 喀 什 等 地 调 查 、 访 谈 ，以 及 对 《 大 清 法 规 大 全·实 业部 》、 （ 直隶 ） 《 实 业 杂 志 》、 《 左 文 襄 公 全 集·奏 稿 》、 《 工商 史 料 》、 《 天津通 志·商 业志 》、 《 天 津 商 会 档案 汇编 》、 《 天津 文 史 资料 选 辑 》、 《 西 青 文 史 》、 《 杨 柳青镇 志 》、 《 杨 柳青小 志 》、 《 西 域 图 志 》、 《 新 疆 通 志·商 业 志 》、 《 新 疆 文 史 资料 选 辑 》、 《 新 疆 地 方 志 》、 《 奇台 文 史 》 等梳 理 。 作者简介 周 泓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 族 学 与人 类 学 所 研究 员 （ 北京 ， 100081 ）。- ３１ -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 ， 而是由它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 ”。 备商业职能 ，[7][6]施坚雅注意到军事 、 行政中心之城镇具 然施坚雅的集镇研究 ， 侧重村庄对市场认为研究不应限于村庄边界 ， 经济引导的区系空间组织使国家与社会兼容相联 ， 是二者[8]关系的相遇点和透视点 ， 可同时观察非正式制度和行政体系 。 奇 ） 一样 ， 忽略了商镇商绅 （ 商域宗族 ） 场域 。的依赖 ， 而未涉及其反向路径或镇 — 乡共力 ； 其以集市解析乡土社会 ， 与其他中层理论 （ 布迪厄 、 杜赞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乡村研究中出现了市镇认同因素 ， 如科大卫对明清资本机制的研究家族商业研究 。 士大夫 ”[11] [10][9]和庄孔韶肖凤霞提到 “市场系统的层级怎样为商人提供了文化空间 ， 让商人以自己的方式去作[12]， 触及商绅 ， 然未将市镇 、 绅商 、 商域宗族作联结研究 。 杜赞奇认为 ， 国家直接削损华北豪 但没有意识到适应新政权的绅及其文化联系 ， 传统农村豪绅已经衰败 ， 新的豪绅无法使自己习俗化 ， 绅士 ）， 笔者研究的杨柳青绅商和商绅的意义正是在于此 。绅商与商绅之于新兴乡镇 （ 商镇 、 县镇 、 市镇 ）， 带动乡村和市民及其文化力量 （ 如绅商作为土改开明 在弗里德曼之前 ， 葛学博 （Daniel Kulp ） 的研究 《 华南乡村的生活 ： 家族主义的社会学 》 及胡先缙 的研究已涉猎汉人宗族对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意义 。 而弗里德曼则将其推入人类学理论 ， 并使宗族由政治 人类学元素成为汉学人类学的研究 “ 范式 ”。 弗里德曼质疑埃文思 — 普里查德和福蒂思宗族理论的前提 是无政府 、 无国家社会 ， 而有国家的中国社会宗族的存在则是非洲宗族模式的悖论 。 他认为中国宗族的 成因是共同祖先的认定与祖产的建立 ， 祖产可以在家族成员中分配 ， 有能力的成员往往把自己财产的一 部分捐出 ， 建立家族公田 ， 使之成为祖先祭祀和各种社区福利的财政支持 ， 即中国宗族的裂变不是依据 系谱 ， 而在同一个宗族内部出现社会分层 ， 领导权和负责权大多数集中于富绅 。[13]宗族精英分子的存在利于把宗族成员汇聚成一个团体 ， 强化社区内聚力 ， 使富人和绅士发挥自己的政治经济保护作用 ， 使穷 人发挥其武力优势 ； 地方自主则减少中央财政负担 ； 士绅立场富有官方色彩 ， 使乡村社会稳定置于中央 政府的控制下 。[14]这是国家与宗族并存的机制 。 弗里德曼最强调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结合 ， 把控产作为宗[15]族的核心要素 ， 使家族 、 宗族成为血缘的控产团体和地缘 、 业缘的控产机构和域外家族 （ 即异地同宗 ） 组织的 “联络场 ”， 使得地缘认同借助于宗族认同 。 即 ， 弗里德曼所分析的是一种地域化宗族 。 科大卫 （David Faure ） 认为 “ 中国商业制度史绝对是宗族制度史的延续 ”。 [16] 然笔者研究杨柳青商镇 运行形态显示 ， 信贷 、 资兑 、 契约 、 慈善均赖于大家族 、 族缘性同业公所 、 乡缘会所和地缘会馆 ； 业缘 的根基具有导向性 ， 商营形成绅商 、 商绅大家族而引导市镇属性 。 其延续迄今的形式即街村一体的商 农 、 商工 “ 两半户 ” 家庭 。 家族介入市镇管理 。[18] [17]科大卫对明清江南市镇乌青 、 濮院和南浔研究认为 ， 随着新迁入市镇人口的增加 ， 土著家族和新兴家族之间的矛盾加深 ， 多姓共同支配市镇的格局开始确立 ， 士绅阶层逐渐取代 在此绅阶与大家族没有结合 ， 或未论及绅阶大家族 ， 即市镇家族的典型类型 。 叶[19]显恩研究的徽商是儒商 ，由商入仕为官 ， 官方为之树碑 ； 而拙著显示津商以绅商 、 商绅公益之举使民[20]间为之立传 。 彭慕兰讨论华北官 、 绅 、 商关系及绅商 ， 然巨商与士绅家族被分而视之 ， 杆作用 ， 是促使其向 “商绅 ” 身份转化的最基本动因 。[21]未将绅商 、 商绅作为商域宗族主导类型和市镇主体 。 陈支平讨论家族 、 乡族商人的经济能力及其在地方社会的经济杠 然而商契入绅绝非经济意义 ， 绅商 、 商绅是历 史转型的产物 。 绅 、 商合流的方向是 “ 绅流向商 ”、 “ 商契入绅 ”。 其言恰是绅 → 绅商之动因 ， 而商 → 商 绅的动因却是对传统绅位的认同 。 [22] 日本学界村落共同体的学术传统 ， 将江南市镇研究具体到基层社会 ， 小岛淑男以城居地主 、 商人与在乡农民阶层 ， 论述清末江南市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 ， 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地主和佃农间关系的改变 ， 自主的前资本主义自然村 。[25] [24] [23]然未作商与绅的联结 。 白凯 (Kathryn Bernhardt) 从国家 、 地主士绅和农民三方关系 ， 探讨晚清至民国长江三角洲因商业 却忽略了绅阶内部分化出绅商 、 商绅及其作用空间 。 据斯科特的研究 ， 资本市场一旦侵入农村 ， 前资本主义的互惠性道义经济便会遭到破坏 ， 也会瓦解闭塞 然而杨柳青商性和绅性互补的二重格局 ， 则使这一论断尤为薄弱 。 牟复礼(F．W．Mote) 审视马克斯·韦伯以西方经验 ， 忽视中国城市行政等级愈低 、 乡土气息愈浓厚的特点 ， 而误 - ３２ -断城乡之间截然分立 。 [26] 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家伦理原则及其载体宗族 ， 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道路 ； 宗族 团结和族老的崇高社会地位 ， 导致了官吏 、 地主和其家族形成了一种营利共同体 ， 这与理性化的西方经 济性共同体背道而驰 。[27]上述既有的研究均未涉及 “ 商域宗族 ” 范畴 。 本文经由杨柳青商镇家族商营的思考 ， 强调商号是市 镇空间记忆符号与基本组织形式 ， 商绅是市镇的核心圈层与宗族类型 ， 宗族及其意义延伸组织不仅为农 人且为商人市民同有 ， 其作为商人的自身与内层信任机构具有商营功能 ， 并以 “ 商域宗族 ” 扩伸弗里德 曼华南乡村中国宗族研究类型 ； 从而由立足个体的差序格局扩伸至群体内部及其间的 “ 圈层格局 ”， 由 之引发出对差序格局的讨论 。 二 、 市镇圈团形态 （ 一 ） 青镇 构 型 杨柳青镇的格局是二重的 ， 即村落 + 市镇 （ 御河岸南的村落 + 御河岸北的市镇格局 ）。 御河北岸是杨 柳青镇商业重心 ， 属于区域市场体系 ， 民国时土地交易频繁 ， 具有江南市镇的特征 。 御河南的地籍观念 比御河北强 ， 村籍已成为一种非成文法制度 ， 较多保留着内地村落成份 ， 即御河北商镇行业组织显著 ， 御河南乡社地域功能突出 。 北岸是传统市镇中以鱼骨街为中心的居住格局 ， 南岸则存留着传统聚落的复 合构型 。 青镇历史地名凸显了御河南北属性之别 。 以宗姓标记地名 ， 如御河北石家大院 、 安家大院 、 董家大 院 ， 戴家胡同 、 潘家胡同 、 曹家胡同 ； 御河南张家园 ， 李家园 ， 小梁庄 ， 小刘庄 。 以行业命名 ， 北岸如 估衣街 、 席市大街 、 菜市大街 、 糖坊胡同 、 染房胡同 ； 南岸如耕读顺胡同 、 饭店小子胡同 、 前后义合 庄 。 语义地名 ， 北岸如福祥胡同 、 财源胡同 、 富贵胡同 ； 南岸如厚谊胡同 、 朴实胡同 、 贤德胡同 。 以善 堂和寺庙命名方位 。 北岸如裴元堂胡同 、 佩德堂胡同 、 鉴心堂胡同 ； 南岸如龙王庙胡同 、 三官庙东 、 西 大街 、 佛爷庙大 、 小胡同等 。 可以看出 ： 第一 ， 北岸是商业集中地 ， 南岸是镇乡农社 ； 第二 ， 北岸亦是善堂 、 庙宇集中社区 ， 即 寺庙并非只是乡民的聚合标志 ， 商民亦然 ， 善堂 、 宗祠的修建表明 ， 商绅并未脱离农人宗祧理念 ， 同时 市镇庙宇的业缘性 、 市民性 ， 逐渐代替乡村寺庙的族缘性 、 地缘性 ； 第三 ， 民国时期杨柳青的宗族和业 缘观念持续和明显 ， 地缘观与族缘和业缘联结在一起 。 御河北 ， 祭祀圈 （ 寺庙 ） 民国后期几乎无存 ， 庙会与祭祀分离 ， 花会组织于祭祀圈分离出而保留持 续 。 庙会中的交易圈 、 市场圈因无祭祀中心而独立发育 ， 形成杨柳青县镇 、 市镇市场社区 ， 即现今杨柳 青镇商业中心 。 御河北与御河南形成镇市与乡连带组织 ， 整体上租佃关系浓厚 。 杨柳青土地交易圈远远 大于村庄交易市场 ， 商人购地置产而地主化 ， 地主多出租土地而商人化 。 整个镇乡构成商农互补的空 间。 （ 二 ） 商域宗族 与 圈层 机 制 商域 ， 即从商领域 。 农民应付狭小规模农地经营方式的经济选择之一是普遍兼业 ， 大家族要保证人 财两旺和每代子辈田产不消减 ， 需要经营商业 ， 其利润再投于置地 。 商域宗族 ， 系事商家族或以商兴业 立族者 ， 指城 、 镇 （ 市镇 、 县镇 、 商镇 、 乡镇 ） 经商家族 ， 城乡间行商家庭 ， 绅商 、 商绅 、 官商 、 商官 大家族等 。1. 家族商营及其圈层机制 。（1 ） 商营与家族的相互依托 。 家族是商人的内层依托组织 ， 是生产 、 投资单位 ， 在传统商人尤其是 其上层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 在 19 世纪 ， 天津人就把本地商人中的巨富称作 “ 八大家 ”， 即人们 更认同家族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 同时捐学以资族人 ， 捐绅以立族兴宗 。 以此宗族与商营同步扩展 。 而此 基于家业传递与宗祧传承互为动因 ， 基于 “ 贾儒互通 ” 的士商理念 ， 即士商与家族孝望相通 ， 商 、 读之 功名转化与相通 。 商人家族大都经历由核心家庭转化为几代同堂的大家族 ， 以及子孙分居 、 析产的过- ３３ -程 。 富商间常以联姻结成社会网络 ， 且力与军阀 、 官僚联姻 ， 抬升家族的社会权力与地位 。 市镇营商与 族缘不可分 ， 本小力微的中小商人大都以家族为基本经营力量 ， 合资多由族亲姻戚或同乡 ， 店铺中各层 次的伙计多为族人 、 乡党 ， 佣工也多由族中佃仆充当 。 这种纵向的依靠 ， 使得行会内部同样回到了纵向 的依赖 。 同业会馆公所的成员 ， 往往是家族及宗族性的帮 、 行 、 号 、 店 、 铺等 。 （2 ） 家族的商营功能 。 宗族具有商营机制的根源在于 ， 家是商人天然的自身内层信任和依靠体系 。 宗族伦理首先在家庭和小家族中得以培育和再生产 ， 将血缘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根基以及最原初的忠诚 。 大家庭对家族营生的人力与财力支撑 ； 宗法式 、 家族式管理 ； 家族商号和商营家族兴业与竞争的途径 ； 形成家族和地缘行业垄断 ； 族学或捐学以资族人 ， 从底层或内部促生或助发商和绅的合一 ； 商人各个层 次的转型升阶 ， 依托亲缘与地缘网结 ； 股东间多以家族 、 姻亲 、 乡党关系为纽带而结成同业之僚 ； 族缘 及乡缘圈层信任机制的功能亦在于分家后族内仍然合作 ； 家族使商营的资产和意义伸延与升华 。 杨柳青 绅商石家第四代分福善堂 、 恩绶堂 、 天锡堂 、 尊美堂四门 。 长门福善堂又分七小门 ： 敦厚堂 、 聿修堂 、 燕怀堂 、 元吉堂 、 尚纲堂 、 九思堂和裴元堂 ； 次门恩绶堂分为六小门 ： 承德堂 、 锡福堂 、 三德堂 、 润德 堂 、 裕德堂 、 怀德堂 。 大家庭中从事诸种职业的选择和可能是其能够达成势力和实力的重要原因 。 （3 ） 家族字号 ： “ 控产机构 ” 的延伸 。 笔者赞同孔麦隆 （ Myron Cohen ） 之分家对宗族形成的意义 ， 认为析产分家是家族财资积累的一种结果 ， 亦是分余节流 、 保存实力 ， 分散积聚 、 扩大势力的一种方 式 、 过程和环节 。 [28] 在此 ， 商营 、 家产与宗族 — —— 职业分立 、 伦理本位 ： 亲族不绝产 ， 分家而诸堂协作 ， 家产继承的意义在于宗祧继承 ， 行商纳妾循宗祧伦理 。 郑振满将宗族存在分为血缘继承式 、 地缘依附 式 、 利益合同式三个阶段 。[29]笔者认为 ， 其宗祧延承 、 聚族依托和族产互利是重叠互补而非分立的 。家族字号意味着弗里德曼宗族 “ 控产机构 ” 的延伸 。 杨柳青的建筑多以家族而名 ， 如清季贾家作 、 周家作 、 杨家作 、 白家作等 ， 民国的赵家作 、 于家作 、 高家作 、 徐家作 、 何家作等 。 杨柳青年画业数百 年以家族而传 ， 如青镇戴氏 、 齐氏 、 霍氏 。 民国年杨柳青钱庄大安 、 玉成 、 恩成 、 祥盛 、 裕丰 、 万兴 、 庆瑞和 、 义胜 、 义兴 、 大康 、 锐生 、 永生 、 同益 、 永和在等银号 ， 皆为家族钱庄 。[30]杨柳青人赶大船和赶白沟河的营运亦以家族字号而立 ， 白沟有明盛周家 、 恒义源王家 、 春毓永杜家等家族铺号约百 。 （4 ） 家族买办 。 津青买办的华账房大都是家族或宗族式的 ， 买办的职位往往世袭 ， 雇佣人员或为同 族或为同乡 ， 没有亲缘或地籍关系的人难以立足华账房 。 横滨正金银行华账房的成员都是魏氏家族及其 亲友 。 怡和的华账房成为梁炎卿家族世袭产业 。 英商太古洋行买办由郑翼之及其子郑宗荫 、 郑慈荫继 任 。 继华俄道胜银行任德国礼和洋行买办的王铭槐 ， 其子孙长期掌控德华银行在天津和济南的华账房 ， 成为买办世家 。 民国后 ， 新泰洋行宁紫垣继承了父亲宁星普 ， 仁记洋行李吉甫兄弟继承父亲李辅臣 ， 横 滨正金银行买办由魏信臣之子魏伯刚继承 ， 宁波买办王铭槐的职位传到第三代 。 洋行雇佣买办看重亲族 或同乡关系 ， 或许基于一种观念 ： 父传子继的方式与中国的宗法制度一致 ， 血缘关系是最好的信用 。 —— 域外圈层 。 杨柳青人随左宗棠西征 ， 宿官营 ， 做军兵 （5 ） 宗族衍分 ： “ 控产机构 ” 的乡缘延伸 — 生意 ， 作商官 、 官商 ； 承办进疆货税 ， 代征新疆协饷 ； 经营边域军政重心古城子驻兵要镇 、 伊犁惠远将 军府和宁远 “ 汉人街 ” —“ —— 小天津 ”、 迪化 —“ —— 小杨柳青 ”、 南疆喀什噶尔 “ 汉城 ”， 显示了商势与权 力的交叠和经济的政治功能 ， 使杨柳青商绅性西延 。 杨柳青商帮在新疆经营家族商号数百家 ， 亲族控产如伊犁安氏文丰泰 ， 迪化津帮新 、 老 “ 八大家 ”， 振丰恒号等家族商号 ， 是控产机构的族缘延伸 ； 移植了会馆 、 水局 、 商会 、 赈济会 、 理教等业缘和乡缘 组织 ， 是控产机构的乡缘扩伸 ； 以回货 、 连庄 、 经纪维系与津地业界的联结 ， 与当地族商生成了支放 、 押当等区域性经营方式 ， 与边域洋行内贸 、 外商贸易 ， 构成了业缘网络 。 家族连庄字号 ， 如周氏同盛和 号之迪化 — 伊宁 — 霍城 — 古城 （ 奇台 ） — 吐鲁番 — 阿克苏 — 焉耆 — 喀什 — 和田 — 归化 （ 呼和浩特 ） — 武 汉 — 天津 — 北京 — 上海 — 广州 — 香港分庄约 20 座 。 杨 柳青津帮在新 疆的实力 ， 使其经 营中心在迪化 、 伊犁和奇台诸城的商会 ， 历任会长几乎是杨柳青人 。 商会中的绅董几乎全由杨柳青人所领 ， 使商会实际- ３４ -成为津帮商人为主体的社团 ， 成为杨柳青商会的西延 。 这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移植 ， 且携蕴着政治文化因 子。 黄宗智以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的二元视角 ， 比较华北与华南的不同特征 ， 认为华北 “ 商品化程度 低 ， 国家政权势力渗入村庄 ， …… 同族组织不稳定 ， 而超族的村社组织却力量强大 。” [31] 然而 ， 天津与杨 柳青并非如其所述 “ 商品化程度低 ”。 以地缘 、 业缘 、 族缘而结的商与商 、 商与官 、 商与家族之联系 ， 虽无实体形态而功能凸现 ； 亲缘股份 、 家族字号 、 商脉伦理等 ， 虽已不存有物化符号 ， 却铭载于商民心 口之中 。 况且南宋以降 ， 华南是国家经济的中心 ， 亦非政治的边缘 ， 宗族以宗祠 、 族谱 、 祭田 、 学田 、 义庄等实体化的拉伸 ， 实际是国家政治与赋役 、 科举 、 法律 、 保甲 、 户籍制度与之整合的结果 。[32]故其及建省时的迪化均同与华北之地域宗族伸展 。 以往学界认为 ， 中国宗族制度南方发达 ， 北方较弱 。 然若 以津地宗族理念之空间影响深厚 、 广久而判断 ， 结论则非然 。 杨柳青绅商立族而兴业的传统和其商会在 民国新疆的功用 ， 表明行商对于杨柳青人文化传衍和阶层改变的意义 ， 以及宗族的商营机制与功能 。 既 有的乡村宗族研究模式不可以涵盖杨柳青的经验事实 。2. 业缘圈层 。（1 ） 绅商商号 （ 典当 、 票号 、 银庄 、 银贷 ）： 商镇符号 。 商号是商镇的构成元素 ， 绅商大商号是市 镇空间与记忆符号 。 杨柳青大商家大都兼做银庄 、 典当 、 抵押 、 土地经营 ， 即钱业 、 典业和土地多为大 商号并营 ， 大商人 、 大地主 、 大银号往往合一 ， 商主兼地东兼作银贷 。 绅商当铺 ， 如杨柳青绅商石家万 兴公号的万顺当 、 万生当 、 万福当 ， 万吉当 、 万聚当 、 永清当 。 天津长源号杨家在杨柳青的中兴典当和 宝昌代当 、 宝和代当 、 德益代当 、 仁和当 。 杨柳青西帮八大家周氏同盛和 、 复泉涌号 ， 贾家振丰恒号都 经营典当与押借 。 （2 ） 民间私契交易圈 。 土地典当抵押属于地权转移方式 ， 往往是土地转卖的先声 。 津青典当以不动 产作抵押借贷普遍 ， 表明商业契约关系发达 。 土地典当转售 ， 典当的是已经出租的土地 ， 转典契约是重 叠的商业契约关系 。 华北一些地方当期内 “ 租不拦典 ， 典不拦卖 ”， 是连环的商业契约行为 。 土地抵押 是真正的信贷关系 ， 最终形成地权转移 。 按清律 ， 民间土地买卖成交后 ， 买主应执白契 （ 草契 ） 至县政 府办理田赋更名手续税契 ， 在白契上加盖公章 ， 粘贴契尾 ( 官方刻印编号文书 ) ， 地契遂成为具有完整法 律效力的红契 。 清至民国 ， 杨柳青私有土地所有权凭证 ， 主要不是官府红契 ， 而是私人或官私文书 “ 卖 契 ” （ 白契 、 推契 ）。 白契是相当常见的无官方正式确认而为田主手书 、 民间公认的地权书 。 草契为白契 的别称 ， 天津县府亦印行草契 。 推契在华北大部分代表土地所有权的买卖 ， 实际属于卖契 。 草契的广泛 存在意味着土地买卖普遍 ， 已不必到官府备案 ； 政府关于土地交易的法令及其赋税征收方式 ， 实际上不 能限制地权的转移 ， 而使地方法律附合民间习俗 。 （ 3） 边缘商贩 、 行商圈层 。 摊贩一般作为群体经营者而存在 。 城镇中的摊贩往往在人口密集的街 区 、 商业中心 、 河岸码头或庙宇前自发形成专门的露天市场 （ 如杨柳青的席市 、 菜市 、 猪市 ）。 小本经 营的摊贩和拥有店面字号的铺商 ， 构成了空间相对固定的市场和商业系统两个基本层面 。 许多摊贩从大 商家进货 ， 走街串巷的小贩又从摊贩那里趸货 。 因而商家与小贩间形成一个商业链条 。 另外一些行当如 旧物业 、 估衣业等主要由摊贩经营 ， 使摊贩与当铺之间形成了共生关系 。 小商贩是传统商业的代表和传 统市镇的一种标志 ， 它是镇乡家族商营的基层形态 。 杨柳青以元明清漕运码头 、 近津港与津浦铁路及地 少而促发了商业和市场 。 赶大船的小本经营摊点和饭铺成为杨柳青小商业经济的先声 。 而水患频繁又使 失地农民借债或个体外出行商成为通常的选择 ， 赶白沟与饮食服务性营销成为杨柳青商镇经济的传统本 色 ； 同时 “ 赶大营 ” 成为杨柳青的从业习俗 。 河船 、 灾荒与战乱 ， 使杨柳青生成和传承着商贩圈层 — —— 非固定大型经营者 。 变动 、 动荡使中小商人易存 ， 生成了行商群层 。 （4 ） 中介经纪 。 牙行 ， 一指官府对牙行与商人的控制方式 ； 二指地方某一政府部门特许的行业与 交易 ； 三指自由经纪人 ， 津人称 “ 跑合 ” 的 ， 专事中介业务 ， 作不熟悉北方市场的南方商人的全权代理- ３５ -商 。 据记载 ： “ 棉业粮商因苛扰而多处停市 …… 前订牙税新章 ， 每行设一总记 ， 总记以下各设若干分 ， 层层包办 ， 分区征收 ， 外县棉花商店甚至有每家坐一牙纪 ”。 [33] 商会成立后 ， 商人借助商会推举公正绅商 充任总董 ， 取代牙纪 。 [34] 买办在津地主要是清中期由开阜通商的广东通事 （ 翻译 ）， 随外国洋行 、 商团北 上而承包华账房和商营 ， 后来又有沿海浙江 、 福建商人随洋行北移 ， 形成买办帮 、 家族 — 同乡网络 、 买 办 — 官僚网络 ， 成为外国商团 、 银行的代理人 。 买办的职位虽由买办与洋行契约达成 ， 但实际上许多买 办职位往往世袭 ， 形成家族买办 ， 这种承袭方式大都得以洋行认可 ， 使其成为中外商行的中介 。 杨柳青 商绅安文忠之子亦作洋行买办 ， 文丰泰号与俄商及德行贸易相连 。 （5 ） 行会与商会 。 在传统镇乡和市镇 ， 行会与宗族和地域组织一同 ， 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左右着 社会的生产和生活 。 行会规划同行的功能为其独有且与乡族系结 ， 故行业或业缘性的增长意味着基于区 域或家族的业技的提高 。 宗族 、 行会 、 乡亲相对于学校 、 工会 、 商会是一种首属群体 ， 常以直接 、 亲密 和个人的方式交往 。 行会赋有经营 、 祭祀 、 救助诸功能 。 民国杨柳青行会如银钱业 、 金店业 、 洋行业 等 。 故行会是市镇的基础圈层 ， 每个商会以当地行会为主要成员和基层组织 。 行会加入商会后 ， 其固有 的功能仍在发挥 ， 传统仍被保持 ， 依然是独立的行业团体 。 因此行会联结着同业小工商者和商会 。 商会 整合手工业行会 、 同业公会 ， 行业商会 、 同业商会 、 商业公会以及农会 、 水会诸业缘商团 ， 统领商域实 业圈团 。 行会是商会的实体圈层 。3. 地缘圈层 。（1 ） 地缘行帮 。 行业组织的地缘性源于行业之地缘基础 。 津市本帮和客帮各工 、 商 、 手工业以及杨 柳青年画 、 运营 、 建筑 、 服务业均显现出地缘与区域业缘结构 。 杨柳青年画实际垄断了津市画业 ， 使津 地手工业行会中无画业公会 。 杨柳青脚夫行垄断车站和货场搬运 ， 以此分化出码头脚行和铁路脚行 。 行 内地盘按街道里巷划界 ， 称为 “ 口 ”， 各口脚行头和脚夫都有本地绅耆作保 ， 多为本区居民 ， 不得承揽 界外生意 ， 界内商家铺户百姓不能越界运货 。 官府并颁发 “ 谕贴 ”， 民间称 “ 龙票 ”， 以示承认脚行的 “ 地盘 ”。 划定后的 “ 地盘 ” 成为脚行头儿的产业以世袭和出租 。 脚行内凭 “ 签 ” 世袭制 ， 代表着脚头控 制脚行的正统性 。 持有祖上传下来的 “ 签 ” 可以占地段 、 揽生意 、 雇用工人 ， 既是 “ 股份 ”， 又象征着 权力 。 杨柳青与外界以乡缘性业缘联结 ， 白沟镇和新疆伊宁 、 迪化 、 绥定等地 80% 的商家来自杨柳青 镇。 （2 ） 社区借贷结社 。 商民急需用钱又告贷无门时 ， 为避免高利货层剥 ， 则就近求助乡亲朋友 ， 自愿 结成一个互助互利的临时小团体 ， 解决借贷困境 。 民间称 “ 做会 ”、 “ 合会 ”、 “ 请会 ”、 “ 行会 ” 等 。 发起 人称 “ 会首 ”， 参与人称 “ 会脚 ”。 因以 10 人为最常见 ， 又称 “ 十子会 ”、 “ 十贤会 ”。 每月或季 、 年举会 一次 ， 每人交一定数量的会费 。 第一次由会首收取支用 ， 以后轮流交由其中一人支用 。 至会脚都收回本 金 ， 会则自动结束 。 轮流收会费的方式 ， 有一开始排定次序的 ， 称 “ 轮会 ”； 有按摇骰子方式确定次序 的 ， 称 “ 摇会 ”； 有投标竞争的 ， 称 “ 标会 ”， 还有由会首收会费 ， 按次序每年向各会脚偿还 ， 各会脚之 间没有收付关系 ， 称 “ 单刀会 ”。 （3 ） 市镇地保 。 镇的商业区是行政管理松散的社会 ， 某些利益与安全为成员共有 ， 遂产生 “ 地保制 度 ”。 地保非由官方委派 ， 不同于保甲制以共同利害 “ 联保 ” 而形成对官方的承诺 。 地段保长可以是市 民中的公众权威 ， 也可以由公众推举 ， 经官方认定赋予监察和调解权 ， 其对官府只有联络而没有承诺意 义 。 地保虽无族缘和行政联系 ， 然在乡土社会 ， 基于宗法制 ， 族长和耆老往往成为仲裁人 。 地保制度和 规则约定俗成而道义互助 ， 当其义务 、 责任 、 利益被认同而获得某种皈依 ， 生成 “ 街坊 ” 感 ， 镇民遂成 为一个地域群体 。 镇保结社组织有公益写会制 — —— 修桥 、 铺路 、 安装街灯 、 筹神演戏而集资基金 ； 义务 互救制 — —— 救助市民火灾 、 遇盗及被劫之难 ； 请令互助制 — —— 民间信用基础上的互助借货 ； 义务舍施 制— —— 商民慈善义举 ； 写会公摊 — —— 建 “ 保安局 ” 等 。 这些都体现了绅商 、 商绅的社区功能 。 市镇由地 保管理 ， 镇乡由保甲责辖 ； 商镇兼市镇与乡村属性 ， 设地保 、 保甲 。 杨柳青以镇治乡 ， 绅商居优 ， 常以- ３６ -绅商族裔作地保兼保甲 。 （4 ） 绅商筹创商镇社团 、 学堂 。 绅和商的共性在于地域和社会的双层空间流动 ， 大部分绅尤其是绅 商和商绅居住于市镇或商镇 。 杨柳青的绅具有商的属性 ， 八大家以财势论称 ； 杨柳青的商具有绅的属 性 ， 捐科衔 、 功名 、 官职 。 杨柳青绅商 、 商绅引导着商镇属性 ， 借贷 、 善施成为杨柳青商营和公益社会 的文化底色 。 杨柳青绅商组织地缘 、 业缘社团 。 清季民国杨柳青绅商捐建的慈善会社主要有石氏族长石 元仕联绅募集的辅善社 （ 举冬舍 、 恤金 、 义地 、 施材 、 掩骨 、 义学 、 蒙养 ）； 安氏文丰泰捐资的同善社 （ 设施医局 ， 建安氏小学 ）； 西帮商绅的伊犁津商同乡会和迪化津商促进会 ； 周氏同盛和 、 郭氏德心堂 、 贾氏振丰恒 、 李氏义善长筹资的杨柳青红万字会 ， 承接辅善社和同善社 ； 同盛和周氏与镇绅周继和组织 的济盲会 ；[35]杨柳青绅商筹建管理庙会的扫垫会 ， 后由水局代管 ， 更名万善会 。 杨柳青绅商于光绪末年筹建 “ 支更水局 ” （ 天安水局 ） 等 18 家 ， 系商办救火会 ， 会首以富商地主仕绅轮任 ， 由各村 、 诸村组织 进而为跨村和县镇社团 ， 后隶属于商会 ， 会董 、 议员仍为绅商 、 商绅 。 弗里德曼认为财富的积累促成祠堂的建设与宗族的形成 。 然而杨柳青望族在获得大量财富之后 ， 往 往不用于扩大家族势力 ， 而用以建设当地公益事业 （ 绅商石家仅三门立宗祠 ， 其他则修书院 ， 办学堂 ， 兴保甲 ， 集善社 ， 捐水会 ， 行义举 ）。 杨柳青书院 、 新学多由绅商 、 商绅出资兴办 。 绅商石元俊修缮文 昌阁 ； 部分商绅资办新学 ， 如安氏小学 、 中学 、 商校 ； 绅商石氏自立西学堂 ； 新绅董绍良和董绍康与士 绅 、 商绅合办中学 ； 安氏 、 石氏 、 周氏子弟和年画绅商齐氏回乡劝学 。 当乡社精英相继转至城镇或西向 经营 ， 乡村教化主体不在乡绅和士绅 ， 正好为当地绅商 、 商绅余留了空间 。 青镇绅商组织团练 、 保甲局 、 支应局 。 在 “ 保甲 — 团练 ”、 “ 团练 — 保甲 ”、 “ 宗族 — 团练保甲 ” 体系 中具三重领导身份者是绅 。 绅商以之财势成为当地社会的组织者 。 杨柳青在甲午战争 、 义和团 、 八国联 军入京时 ， 均由绅商石氏组织保甲局 、 全盛保甲局和支应局 ， 安靖地方 。 绅商以各水会为基础建立 “ 水 团 ”， 捐集建立 “ 绅商保卫局 ”， 卫城厢治安 ， 建立联合治保 “ 商团 ”， [36] 维秩市面 ， 即官方督促监督的地 方公益 ， 传统上主要由民间士绅 、 商绅治理 。 绅商调恰官商之政 ， 使市镇公领域空间上移 ， 县镇部分权利下移 ， 具官绅色彩 。 中国式市民社会 ， 系绅商和商绅属性的复制或放大 。 商会以 “ 绅商领导体制 ” 维系着地方主权 。 商会与其他社会团体皆由 集商 、 学 、 官于一身的绅商密切联系 ， 如地方议会 、 预备立案公会 、 咨议局 、 工会 、 农会 、 教育会等 ； 与商会平行的团体学务公所 、 教育会 、 农会 、 医学会 、 研究会 、 公安会实际由商会资助 、 代与官府交 道 ， 工会 、 农会往往由绅商创办 ； 水会则直接由商董操办 。 绅商势力延伸于诸多国家和社会权限兼有 、 空缺或不确的活动空间 。 因而传统 “ 公 ” 领域 — —— 绅商功能空间 ， 其本质并非官民割裂 、 分立或对峙 ， 而存在以绅为纽带的协作 。 萧公权认为 ， 家族组织在黄河以北省份和经济拮据的乡村往往不存在 ， 书院在乡村社区难以看到 ， 行会只在商业中心运作 ， 并只对会员提供服务 ， 基层准行政人员 ， 皆扮演着国家代理人的角色 ， 似乎与 乡村社会毫无关 系 。[38] [37]这些在北方县 镇杨柳青绝非如 是 。 尤其是绅商 和商绅是当地不 可或缺的主体 。[39]显然 ， 萧氏忽视了州县以下地方治理的实际操作过程和基层职能人员的多面角色 。商镇家族字号 ，商帮会社 ， 商营与宗祧 ， 商贩与绅商 ， 绅商与市民社会等为人类学研究新内容 ， 可资补缺弗里德曼的乡 村宗族范式和华北的商域研究 ， 以及施坚雅镇市研究的遗漏 。 三 、 市镇宗族与圈层格局 （ 一 ） 商域 核心 圈层 ： 绅商 、 商绅 之 政 绅商 、 商绅一般系属市镇商域大家族 。 中层理论和行政空间理论大都忽视了商镇商号和绅商 / 商绅 场域 。 而绅商 、 商绅是士绅 、 地绅的转型延续 ， 其功能空间与国家和民间场域交叠 。 商绅组织商镇社 会 ， 安靖地方 ； 商绅延伸家族合作传统 ， 赋予商界新的成分 ， 联结传统与近代 ； 绅商 、 商绅作为士绅社 会结构的主体延替 ， 使得军绅未取代商绅占居市镇主导地位 ， 乡绅 、 士绅的意义持续存在于绅商和商绅- ３７ -中 。 绅商调恰官商之政 ， 使市镇公领域空间上移 ， 县镇部分权利下移 ， 具官绅色彩 。 商会以 “ 绅商领导 体制 ” 维系着地方主权 。 杨柳青绅商 、 商绅引导其商镇属性 。 中国式市民社会具绅商 、 商绅属性 。 黑格尔意义的市民社会包括市场经济 （ 需求体系 ）， 同业公会 自组织 （ 多元体系 ）， 警司机构 （ 司法体系 ），[40]尤其强调同业公会 、 自治团体等中间组织 ， 认为 “ 合法的权力只有在各种特殊领域的有组织状态中才是存在的 ”， [41] 个人只有作为各种等级社团的成员才能进入 政治领域 。 天津及杨柳青具备市场经济需求体系 ， 以商会为中枢 ； 然不似托克维尔 （De Tocqueville ） 所 论西方市民社会必经自由结社而与国家相对视的紧张状态 ，[42]而旨在调谐民间与官府的关系 ， 以民治辅助官治 ， 此可谓中国式市民社会 ， 其重心机构是官方允准的法人社团商会 ， 其总协理由商部 （ 农工商 部 ） “ 札委 ”， “ 归本部管辖 ”； 警政与警务公所视为 “ 官绅势力强弱与消长范围 ”， 天津和杨柳青绅商保 卫局与治安公所 ， 均隶属于商会并由其职员兼领 ， 孕含着官 、 民二重身份 ， 即中国式市民社会依属于国 家体制 ， 不同于西方纯民或纯自治社团 ， 并因市镇之绅商性或商绅性 ， 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 。 绅商参 政出发点在于充官商之桥 、 调恰官商关系 ， 赢得商人权利之商政 ； 其参政方式基于 “ 言商仍向儒 ” 和非 暴力理念 ， 限政治行为于合法 、 合理范围 。 故中国式市民社会以绅商和商绅为主导 ， 是绅商和商绅属性 的复制或放大 。 当军绅地位上升 ， 部分绅商转入官绅 ， 中国市民社会遂具官绅及官商的色彩 。 费孝通曾将市镇由集市划分出 ； 弗里德曼注意到宗族的控产机制 ； 华德英讨论宗族并非地方社会的 扩展目标 ； 施坚雅注重集市区位 ， 然其如科大卫所关切之商业制度史 ， 仍为乡村宗族社会的脚本 ； 其以 集市解析乡土社会 ， 与其他中层理论 （ 布迪厄 ， 杜赞奇 ） 同样 ， 忽略了商镇商绅 （ 商域宗族 ） 场域 。 肖 凤霞研究地方社会的 “结构过程 ” 提及 “ 市场系统的层级怎样为商人提供了文化空间 ， 让商人以自己的 方式去作士大夫 ”，[43]然未联结市镇 、 绅商与宗族 。 即弗里德曼 、 马克斯·韦伯等乡村宗族之核心地位 ，以及商农分立之研究偏误 ， 使得以往汉学研究 （ 黄宗智 、 杜赞奇等 ） 忽视了华北商域 ， 施坚雅 、 肖凤霞 等疏及商绅于市镇的意义 。 华琛 （ James Watson ）、 华德英 (Barbara Ward) 、 丁荷生 （ Kenneth Dean ） 研 究乡村以国家正祀神明或里甲制而结构化的过程 ，[44]笔者认为商镇结构化的主干渠径 ， 即国家建构商会与商农 、 商绅之主体能动 ， 且不同地域国家正祀与杂祀属性相左 。 吉登斯 、 科大卫 、 肖凤霞区域过程研 究 ， 未涉及一地域内不同社群形态 ， 杨柳青商性乡镇 、 绅型商镇可为地域新类型 。 笔者所述的商域家族 字号 ， 绅商 、 商绅大家族域外连庄分号 ， 是市镇 、 商域宗族类型与方式 ， 它扩伸了传统宗族类型的研 究 。 而且 ， 北方宗族宗祧 、 商缘 、 跨域之意义延伸 ， 补正了南方宗族乡缘地产实体的功能研究 。 同时 ， 绅商 、 商绅是市镇宗族的核心圈层与市政主体 ， 费孝通以西方团体概念忽略了中国亲属关系以外社会群 体内外圈层之结构 。 圈层格局可为横向差序的补充 ， 接续差序格局并列为汉人社会关系的新解析 。 结构 与历史同为动态并相互塑造 。 （二 ） 关 于 施 坚 雅 集 市 与 市 镇 类 型 施坚雅注意到军事 、 行政中心之城镇具备商业职能 ， 系。[46] [45]认为研究不应限于村庄边界 ， 经济引导的区系空间组织使国家与社会兼容相联 ， 是二者关系的相遇点和透视点 ， 可同时观察非正式制度和行政体 然施坚雅的集镇研究 ， 侧重村庄对市场的依赖 ， 而弱及反向路径或镇 — 乡共力 。 首 先 ， 施 坚 雅 运 用 德 国 学 者 沃 尔 特·克 里 斯 塔 勒 （ Walter Christaller ） 和 奥 古 斯 特·罗 西 （ AugustLosch ） 的中心地理论 （Central Place Theory ）， 将中国的中心地分为诸个层级 ， 即小市 、 基层集镇 、 中间集镇 、 中心集镇 、 地方城市和地区城市 ； 将城镇划分为基层市场 （Standard market ）、 中介市场 (inter-mediate market) 和中心市场 （Central market ）。 然按行政建制 ， 清季民国杨柳青属于天津县 ， 那么应该属于施氏的基层市场 ， 即标准集镇 。 然而集镇以定期或隔日集市 、 乡村行商为标志 ， 而杨柳青为座商商 号逾百 、 日日开市营业的商镇 ， 故其划分不准确 。 现今杨柳青为津市西青区政府所在县级镇 ， 属于施氏 表格的中心市镇 ， 而其商性是前代之沿袭 ， 故民国杨柳青至少应是中间市镇 。 施氏的研究不能涵盖中国 市镇类型 。 其次 ， 施坚雅的集镇 、 市场是基于乡村社会视点 。 其标准 “ 集市 ” 是指一般由 6 个村庄组成- ３８ -的基本共同体 ，[47]实际是村庄的外延 。 而非对于商业市镇之研究 。 再次 ， 施氏认为 ， 中国的经济实体是由标准集市联结的宏观经济区域 ， 其内部皆一体化 ， 对外相对独立 ， 历史上不仅是经济区域 ， 而且是文 化区域 ， 与行政区划重合 。 然而 ， 这实际是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 ， 而非近代集市 ， 是以中世纪欧洲城邦 比待中国 。 迪化和杨柳青均不是标准集市联结的经济区域 ， 却是经济实体 ， 其内部非一体化 ， 对外非独 立而外向贸易 ， 亦非是历史上经济 、 文化 、 行政区之叠合 。 再者 ， 施氏认为中国社会的 “ 网结 ” 不在乡村 ， 而在集市 。 笔者则认为 “ 市镇 ” 更合宜 。 市镇是乡 村与城市的链环 ， 是草民社会与上层权力递接的枢纽 ， 是诸种因素和力量交聚的地方 。 内外贸易和关系 中的 “ 代理 ”、 “ 商约 ”、 “ 买办 ” 多是在此 。 最后 ， 津青西帮商号所在迪化和南北疆 （ 喀什 、 阿克苏 、 吐 鲁番 、 伊犁等地 ） 汉满回蒙俄连城 ， 可以作为施坚雅中国市镇划分类型的缺失之补充 。 （ 三 ） 圈层 格 局 费孝通认为 ， 中国传统社会奉行的是以 “ 己 ” 为中心的自我主义 ， 有别于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 ， 提 出差序格局的概念 ： “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 …… 以亲属 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 …… 每一个网络有个 ‘ 己 ’ 作为中心 ， 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 “ 家 ” 的指称范围可小可大 （ 小家庭 、 家户 、 家族 、 宗族 ）。[48]即 ， 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确立社会关系的亲疏 ， 以差序方式来建构同其他人的关系 ， 以血缘远近 、 辈份高低 、 地位尊卑 、 对自己的忠诚等相互分 待和结交 。 然而 ， 差序格局未涉及群体关系中的差序和社会中的团体身份 ， 未略及在群体和公领域 （ 地 缘 、 业缘 、 政缘 ） 中 ， 以义 、 利分层圈界的利益 、 信任和认同圈层 。 费孝通认为凡团体皆非传统 ， 是近 代西方式的 ， 而 “ 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 …… 是人伦 ”。 如 “ 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 ， 但是这和传 统的结构却格格不相入 ”； “ 团体里的人 …… 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 ， 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 分别 ， 那也是先规定的 ”， “ 在团体里的有一定的资格 …… 是权利问题 。 …… 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 一个平面上 ”。[49]即是西方团体论 。费孝通忽略了中国亲属关系之外的群体 （ 圈团 ） 结构 ， 然则中国历来重视非亲属的圈子 （ 团帮派别 府系 ： 政派 、 军阀 、 行会 、 商帮 、 乡党 、 师承 、 坊闾等 ）； 且圈团 、 圈层内外权利 、 交往规则并非如西 方 ， 而如亲属关系 ， 亦以私人为中心 （ 如地绅乡绅 、 富绅豪绅 、 绅商商绅 、 官绅军神 ）； 况且亲属关系 中亦非仅依人伦而差序 ， 却往往以权利 （ 社会地位 、 身份 ）、 财富论高低轻重 。 因而 “ 富于伸缩的社会 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 的不同位置而有别 。[51] [50]王斯福以 “ 社会自我主义 （social egoism ）” 重释差序格局 ， 强调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团体格局及其边界和成员资格 ， 此格局上的每一个圈都是根据制造这些波纹的人 然而 ， 后者没有涉及团体内部和之间行动的信任层级规则 ， 即在每个圈团内和内外交往中 ， 又有基 于不同功用或利害关系而组合的各个 “ 信任 ” 圈层 。 在中国的每一个团体 （ 圈团 ） 里 ， 仍都有以个人权 力 、 私人利害确定的圈层 ， 成员对于团体的关系并非是相同的 。 依宪法 、 法律 ， “ 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 地位相等 ， 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 ， …… 团体不能抹煞个人 ， 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突出的一分权利上 控制个人 ”，[52]实难相符 。 甚而 ， 中心者牺牲成员利益 ， 为小圈层争权利 ， 也是为 “ 团体 ”。 阎云翔认为“ 通过与作为他者的团体格局的对比 ， 费孝通实际上已经指出差序格局下没有由平等的个人组成的大大 小小的团体 ”。 [53] 笔者认为 ， 费孝通基于西方团体模式而判断汉人群体形态 。 亦即 ， 费孝通 、 王斯福 、 阎 云翔所言团体 ， 皆为法团 ， 而中国的团体 ， 实则圈团 。 每一圈团内又有诸个圈子 ， 可以拥有或分属不同 圈层 。 在团体 （ 法团 ） 格局下个人是具有本体论意义之人格平等的实体 ， 团体格局与权利平等相辅相 成 。 而基于权益 、 信任和认同的圈层格局 ， 不同于团体格局 。 圈层框架已充斥国家公领域 ， 各单位边界 明确 ， 而内部等级分明 。 笔者以对外边界明确 、 内部层级分明的圈团圈层格局表征汉人社会群体 、 机构愈益普遍的内外关系 结构 。 圈团以地缘 、 业缘 、 信仰 、 权益 、 认知等维系持久的机构 、 交往和身份认同 。 圈层是圈团的缩- ３９ -影 ， 圈团内通常有更直接 、 密切 、 亲近或以个人方式交往的核心圈层与次圈层 。 即一个团体大都有一个 或几个 、 一层或诸层内部与内核组织或关系与权益网结 。 在古代血缘与地缘组织明显 ， 近代业缘机构发 展 ； 至现代业界 、 圈界的分割 、 分层 、 分化扩大 ， 如政界 、 业界 、 教界 、 学界的梯队 、 乡缘 、 宗派 、 师 承关系 ， 几乎替代古代宗族 、 父子关系 ， 或以人际圈层充替组织 、 业务 、 教宗 、 地域 、 学术诸实力圈 层 ， 形成某领域或学科的内核权力网结或核心势力层围 。 它是中国社会裙带关系的现实写照 。 每个圈层 内亦有类似更近距离的小圈层 。 其主体不只以个人自我出发 ， 而以小团体 、 派系 、 帮别权利交叠而结 。 圈界越小 ， 成员的秉性越相似 ， 交往越具私人性和认真 ， 抵触新成员和新的规范 ， 偏离者会受到核心圈 的压力 。 这种归属感和信任度使秩序持续 ， 并提供单独个人所不具备的联结社会的能力 。 人观 、 阶层 、 权力资本 、 资源机制维系着差序格局 ， 亦生成了圈层格局 。 杨柳青御河南北分别以绅商石氏和于伍爷为代表的圈团圈层结构 ， 是汉人社会生活的一个历史投 影 。 岸南是镇乡社民圈团 ； 岸北是与区域贸易体系连结的营商圈团 。 每个圈团内有不同的圈层 。 如清时 岸北每个街区都有街庙 ， 市民多为庙脚 ； 岸南则多维护义和团的拳民 。 然而不论乡民 、 市民 ， 不论职业 阶层 ， 均祭奉于伍爷 ， 使阶层社会在此解构为社群圈层 。 商域与乡土的关系又非以往的研究那样分化对 立 。 它是圈团与圈层的社会 ， 是往昔市镇地保与村社保甲均系绅兼的民间承衍 。 二元对立或三元结构 说 、 社会分层或流动理论 、 市民社会观均无以解释杨柳青的商域形态 。 而对于阶级框架解构的宗族 、 建 构的国家与社会尤难以差序伦理格局而释 。[参考文献][1] [ 日 ] 加 藤繁 ： 《 清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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