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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人寿将举行“幸福家庭日”系列公益活动
作者:费杨生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中证网讯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2日在北京启动“幸福家庭日”爱老助老公益活动,该公益活动将在全国20个城市的30多个社区举行,共计60余场社区公益服务。  7月12日,作为幸福人寿保险公众开放日重要组成部分的幸福人寿“幸福家庭日”爱老助老公益活动,在北京十里堡北里社区正式启动。幸福人寿总部及北京分公司的50余名志愿者们走进社区,用行动帮助社区老人,践行“爱无疆 责任在行”的保险行业主题。  此次活动在志愿者入户服务之前,幸福人寿邀请了慈爱嘉的专业讲师为志愿者们进行了养老技能培训,希望此次志愿者活动不仅仅是弘扬和践行把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更是通过专业技能的传播让更多爱自己家长辈父母的儿女更好的尽孝。除了出人出力,幸福人寿还通过华育助学基金会向慈爱嘉进行了捐赠,以支持中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培训和志愿者活动的开展。  本次幸福人寿“幸福家庭日”系列公益活动将在全国20个城市的30多个社区举办共计60余场社区公益服务活动,通过传授专业的养老护理知识和技能,一方面让社区的老年人得到更多的关爱和实际帮助,对提升社会敬老爱老的道德正能量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志愿者自身作为家庭成员,也可以更好地掌握如何从精神和身体上照顾老人的技能和知识,有利于促进家庭和谐。  “养老话题是目前的社会热点,从中央政府到保险监管部门都就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更好地解决养老问题进行研讨及实践。幸福人寿也致力于在养老助老方面的社会承诺,目前也在保监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以房养老的相关试点工作。” 幸福人寿总裁万鹏先生进一步介绍,志愿服务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是加强新形势下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保监会也一直大力提倡保险业开展志愿者活动。幸福人寿希望通过本次行动,一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汇聚向善力量;二来对外展示“守信用、担风险、重服务、合规范”的保险业形象;三来唤起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为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促进健康老龄化工程做出自己的贡献。  有机构预计,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预计将达到2.16亿人,占总人口的16.7%,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2400万人。针对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社会现象,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加强老龄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推动全社会树立积极老龄观,营造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中国家庭的养老压力越来越大,对于成年人而言,同时面临着家庭、工作及照顾老人三重压力。有调查显示七成左右的成年人在照顾老人的同时要兼顾工作;六成以上的成人为了能照顾老人要调整工作和生活;四成以上的人因此面临家庭矛盾;二成以上的人因此要向单位请假。家庭对老人的照料多有不足,未来专业养老的发展空间很大。”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4)》也指出,目前中国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多样化,出现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空巢家庭等多种类型,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减弱,迫切要求建立与家庭结构、养老服务需求增加相适应的社会养老服务制度。  幸福人寿是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旅(集团)公司、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十五家企业发起组建的国有企业控股的股份制人寿保险公司。幸福人寿于日正式成立,现有注册资本38.97亿元。幸福人寿已在北京、上海、陕西等22个省市开设分支机构,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销售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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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家庭成就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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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称大多国人家庭幸福 房子决定外来人员去留 日10:54&&
  幸福家庭成就中国梦
  在元旦与春节的交接点上,“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落下帷幕。至此,“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系列调查”已经走过了三年的路程。
  今年的调查仍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瞭望周刊社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在既往经验的基础之上,“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抽样更加科学、样本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重点更加突出、分析更加缜密,调查技术和调查风格走向成熟。
  中国人的“大健康指数”什么样?2.6亿外来务工者的家庭幸福感从哪里来?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究竟如何?超过700人次的调查员,在为期2个月的时间里,跨越中国东西南北,行程逾2万公里,只为探求中国家庭幸福感的轮廓与细节。
  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村、每一户人家,一次次敲门入户、一页页调查记录,每一次调查都是一场内心的抵达。意外事故发生后不离不弃重建幸福的患难夫妻,把小学老师视作亲娘奉养终老的退休教师,大地震过后再生育家庭的可爱宝宝,以“理解、体谅、包容”撑起幸福之家的婆婆与儿媳……透过一个个真实鲜活的家庭故事,我们在感动之余,更日益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的家庭其实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射和缩影。
  我们发现,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梦”,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和他们的家庭,对于幸福的向往和预期日趋强烈,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对于家庭幸福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元化、复合化;同时,我们的国家还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加速转变、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社会治理方式除旧布新等一系列困难、瓶颈、蜕变……这一切,全都清晰完整地投影在我们的调查数据之中。
  三年调查路,辛苦却幸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事,见证了许多努力奋斗的汗水和喜极而泣的泪水。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其中受到了感染,加深了对家庭幸福的理解,增添了持续前进的动力。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大家与我们一起,肩并肩、手挽手,将“家庭幸福”的正能量传递下去,以中国家庭的“幸福梦”成就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文/杨琳)
  勾勒中国家庭“幸福曲线”
  转型时刻,中国在变,中国家庭也在变。万千变化之间,不变的是追求幸福的家国梦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三年一瞬间”。自2011年开始,“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系列调查”通过对几万个中国家庭的实地走访观察,用诚意和努力串联起家庭幸福感的点点滴滴,勾勒中国家庭的“幸福曲线”。
  2014年元月,“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报告如约出炉。本次调查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瞭望周刊社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与往年相比,2013年的调查重点更加聚焦。中国人的“大健康指数”、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国人的生育意愿,成为三大关注点。
  特别是,为深入了解城镇化背景下2.6亿名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幸福感的来源和渠道,本次调查专门增设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独立问卷。由此,一张覆盖城镇、乡村以及“城乡缝隙”的“全包围式”调查网络,得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呈现出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的若干“变”与“不变”——
  67.10%的被调查居民家庭幸福感标准化评分超过6分,24.70%的家庭超过7分,全国平均水平为6.22分,这意味着大多数家庭感觉幸福;63.60%的被调查者认为周围人群绝大多数和大多数家庭幸福,这表明在中国人眼中,身边的大多数家庭都幸福;家庭幸福感较高的人群特征明显:健康状况良好、家庭收入较高、人际关系良好、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较高安全感和获得良好卫生保健服务。
  与此同时,调查还发现,在这一年间,中国人的家庭幸福感预期明显提高,城乡家庭幸福感差异发生显著变化,“大健康指数”成为家庭幸福感的首要决定因素,国人生育意愿低水平徘徊,仅有半数外来务工者打算留城、最大困惑是“就业”与“住房”……
  “社会转型期,中国在变,中国家庭也在变。透过这些变化,可以观察中国发展的大势,亦可了解中国家庭的细微需求。”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张汉湘说,“在这万千变化之间,不变的是人们对于幸福的追求。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真实可靠的决策参考,助力中国家庭更加幸福。”
  幸福预期明显上扬
  2013年的调查数据显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即与2012年相比,中国人的家庭幸福感预期显著提高。其中,农村家庭的幸福感预期提升幅度更大。
  本次调查的家庭幸福感基准为7.96分,比2012年调查(7.27分)提高了0.69分,上浮9.49%。而2013年调查家庭幸福感原始得分为8.00分,比2012年的8.15分降低了0.15分,降幅为1.84%,变化微小。在幸福感预期显著提高与幸福感原始得分基本持平的共同影响下,2013年调查全国家庭幸福感平均水平(6.22分)与2012年调查(6.90分)相比有所下降。
  “幸福感基准分主要体现了人们的家庭幸福感预期。十八大以来的一年间,党和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改革、改善民生的实质性举措。特别是实地调查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日益临近,重大改革信号逐步释放,人们对党和政府的期待不断增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幸福感预期的明显提升,反映出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方向与图景。
  在2011年和2012年的调查中,农村家庭的幸福感均高于城镇家庭。而2013年调查数据显示,城乡家庭幸福感差异发生了逆转——城镇居民感觉幸福的家庭比例为68.51%,这一数字在农村为66.22%。
  这同样与幸福感预期的提升有关。2013年调查农村家庭幸福感基准为7.92分,比2012年的7.13分提升了0.79分,上浮11.08%;而城镇家庭幸福感基准为8.00分,比2012年的7.47分提升了0.53分,上浮7.10%。与城镇家庭相比,农村家庭幸福感预期提升更为明显,这导致农村家庭幸福感平均水平(6.17分)略低于城镇家庭(6.28分)。
  调查还发现,农村家庭的主要公共服务诉求更趋近于城镇家庭,城乡居民在家庭幸福感的主要决定因素、家庭不幸福的原因等方面,均表现出一致性。“农村家庭幸福感预期提高、城乡家庭追求更趋一致,这些反映在调查数据上,就是城乡家庭幸福感差异发生逆转”,王广州认为,这也反映出加快推进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的期望更为强烈。
  仅半数农民工愿“留城”
  调查显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平均得分为6.09分,低于城市本地人口(6.28分)。
  “外来务工者的家庭幸福感直接影响其长期居留意愿,而居留意愿关联着一个城市的‘安稳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齐亚强副教授说,在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首先要估算出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规模,才能确定公共服务的提供数量和提供方式。“此次调查的一些数据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调查显示,约有一半的外来务工者明确表示计划长期居留目前所在城市。比如,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计划长期居留的比例为50.93%,将来打算离开的比例为28.78%,另外还有20.29%的外来务工人员还在“去留”之间徘徊。
  调查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平均每周的工作总小时数达60.6小时;仅有56.1%的外来务工者与目前的工作单位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87.3%的农民工参加了至少一种社会保险。
  调查中,77.7%的外来务工人员坦陈,自己与本地人之间存在差异,其中最普遍的差异来自住房(占比39.0%)。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着“返回老家”与“立足本地”的双重困境,分别有98.4%和97.1%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及就业压力(64.7%)和没有住房(61.0%)是最大困扰。
  71.10%的外来务工人员认为拥有住房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但仅有14.4%的被调查者住在自购房里,其余被调查者只能选择租赁(57.8%)、寄居亲友或雇主家中(5.3%),或栖身集体宿舍和工棚(21.1%)。“这表明,外来务工者的住房需求远未得到满足。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精细化分析,可以将这种需求具象化”。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王军表示。
  王军介绍,为简化分析起见,假设计划长期居留目前城市的外来人口将来都要购买自有产权住房,从长期来看,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未来住房需求套数在167万~233万套之间,深圳市的这一数值在195万~327万套之间。
  若以现有共同居住家庭人口为基础来估计,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目前住房需求”面积在3153万~4399万平方米之间,深圳的这一数值在3884万~6514万平方米之间;若以计划长期居留的外来人口实现家庭团聚为基础来估计,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未来住房需求”面积在5758万~8034万平方米之间,深圳的这一数值在7332万~12295万平方米之间。
  王广州表示,如此惊人的住房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特大型城市房价飙升、楼盘供不应求的深层原因,对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这即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一个决策背景。同时,北京和深圳在城市规划管理方面的得与失,也值得全国其他城市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时充分吸取。
  国人重视“大健康”
  与往届相比,本次调查开始引入中国家庭“大健康指数”的测量。数据显示,健康已经成为家庭幸福感的首要决定因素。此处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社会交往和适应能力),即“大健康”概念。
  76.88%的受访者认为家庭幸福主要取决于家人健康,占所有取决因素的首位。全国城乡居民健康平均水平为5.97分,其中60.60%的受访者自感健康标准化评分超过6分,21.70%的受访者超过7分。这表明,大部分被调查者的健康状况良好。
  调查显示,健康状况越好的人,家庭幸福感越强。生理、心理、社会适应健康与家庭幸福感均呈正向变化,其中心理健康对家庭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最大,社会适应健康次之,而生理健康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相对较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郭静认为,这表明,当人们普遍拥有较好的生理健康状况时,就会将目光转向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此时生理健康对幸福感的边际效用降低,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
  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中国人口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此项改革公布之前,本次调查将生育意愿列为调查重点之一,侧重测量生育政策对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影响。
  调查发现,中国城镇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为1.84,即平均每个家庭希望生育1.84个孩子,低于2.10的更替生育水平;生育政策调整前,中国城镇家庭计划拥有的子女总数为1.29;假设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城镇家庭计划拥有的子女总数为1.45。
  专家分析,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实际生育子女数(1.45),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1.84),二者相差0.39,这主要受育龄人群自身健康、家庭经济条件、职业发展规划等非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而政策完全放开后的实际生育子女数(1.45)比政策调整前计划拥有子女数(1.29)高出0.16,这主要是受生育政策的影响。
  “由此可知,在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计划的差距中,生育政策因素影响占比28.63%,非政策性因素影响占比71.37%。”王广州说,可见中国的实际低生育水平,虽然有生育政策的影响因素,但主要还是受家庭成员自身健康、家庭经济条件、职业发展等非政策因素的影响。这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多年来,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王广州说,随着“单独二孩”政策在各省区市陆续执行,政策调整前后的生育意愿变化成为了新的研究课题,值得持续跟踪。
  “中国梦”的投影
  家庭承载着中国人的梦想,“幸福”就是“中国梦”在中国家庭中的投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系列部署,也从不同角度对提升中国家庭幸福感提出了具体要求。针对本次调查所反映出的中国家庭需求现状和家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报告提出了四项建议。
  首先,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建立覆盖城乡的家庭服务体系。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大力发展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发展家庭用品配送、家庭教育等特色服务,引导城乡家庭合理消费。大力增强针对城乡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的公共服务能力,努力改善和缓解家庭“看病难”、“养老难”、“入学难”问题。
  其次,加大健康教育和宣传力度,提供更加完善的健康服务。各级政府要把家庭健康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健全网络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加强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
  其三,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以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契机,稳步解决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落户问题,将其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保体系,努力解决他们在劳动就业、工资待遇、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困难。
  积极探索建立以家庭为中心的卫生与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体系,加大对外来务工人员、空巢家庭、农村留守家庭、受灾家庭和其他特殊困难家庭的扶持力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其四,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减少城乡差异。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通过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方式,逐步减少城乡差异,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城市外来者渴求幸福家庭 面临是否回老家抉择
日10:54&&瞭望
  城市外来者渴求幸福家庭
  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着“返回老家”与“立足本地”的艰难抉择与双重困境,就业压力和住房压力分列两种选择的困难之首
  文/齐亚强刘洁
  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离乡背井、外出务工,他们苦苦寻觅的无不是生活质量的改善,最终实现更幸福的生活。由于外出务工往往伴随着长期或短期的家人分离,外来务工者的家庭幸福感尤其值得关注。
  “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外来务工人员问卷)”的有关数据,可以较为具象地考察出外来务工者的家庭幸福感状况以及相应的影响因素。希望通过这些分析,呼吁社会公众更多地关心和理解外来者的生活状况,为早日实现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社会大众的普遍幸福贡献力量。
  本次调查共回收北京、广东、浙江、辽宁、河南、安徽、重庆、宁夏等8省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有效问卷2198份。在调查中,92.1%的被调查者得分在6分(含6分)及以上,说明其家庭幸福感较高;其中63.9%的被调查者的得分在8分(含8分)~10分的区间内,具有很高的家庭幸福感。而得分在4分以下的被调查者仅占总样本量的1.4%。可见此次受访的外来务工人员普遍认为自己比较幸福。
  外来者眼中的幸福
  外来务工人员最看重的促进家庭幸福的四个因素依次为:家人健康(78.8%)、有自己的住房(71.0%)、有较高的收入(62.0%)和夫妻和谐(58.1%);而认为最易导致家庭不幸福的四个主要问题则是:无法照顾父母(64.5%)、收入低(54.5%)、对住房不满意(43.2%)和工作压力大(41.8%)。这呈现出明显的伦理约束和成功取向。
  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
  职业连接幸福感。调查结果表明,在不同职业类别的外来务工人员之间,幸福感标准化得分分化比较明显。集市商贩和服务性工作人员的幸福感标准化得分最低,而除集市商贩以外的其他商业工作人员得分最高。这可能与商业活动相对于体力劳动带来的高收入有关,也是相对于集市商贩更高的职业声望、更有利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更优良的工作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得分为6.2分,这同样也应归功于他们体面的谋生方式以及较为舒适的生活。而服务性工作人员和集市商贩由于收入普遍偏低,工作环境复杂,辛苦劳累却往往得不到人们的尊重,因而幸福感标准化得分最低,分别仅有6.0分和5.9分。
  收入与幸福感正相关。外来务工人员个人年收入越高,其家庭幸福感越强烈。个人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者的幸福感标准化得分为6.6分,而个人年收入低于2万元的被调查者得分仅为5.8分。这进一步确证了物质基础对于家庭幸福的重要意义。
  对外来务工者来说,相对生活水平的改善比绝对收入水平更重要。认为现在的生活相对于在老家时“有很大改善”的被调查者,其幸福感标准化得分显著高于认为“变得很差”的人。
  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相对应的是必须付出的工作时长。外来务工人员平均每周的工作总小时数达60.6小时。而且工作时长与收入也是相脱节的,二者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这些数据体现出外来务工人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希望改善生活的迫切愿望,但这种愿望的实施过程并不是没有底线的:一旦过于繁重的工作损害到被调查者的身体健康,就会与幸福感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那些认为工作对健康有很大影响的被访者幸福感标准化得分仅为5.3分,明显偏低。
  社会保障作用明显。社会保障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以住房为例,这是外来务工人员立足城市的首要条件。调查显示,仅有14.4%的被调查者住在自购房里,其余被调查者只能选择租赁(57.8%)、寄居亲友或雇主家中(5.3%),或栖身集体宿舍和工棚(21.1%)。自购房的比例较低,这无疑是缺乏保障的直接体现,也必然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调查显示,43.9%的外来务工人员没有与目前的工作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将引发严峻风险。值得欣慰的是,87.3%的被调查者参加了社保。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率最高,达38.1%,其后依次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33.8%)、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5.5%)、工伤保险(24.7%)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4.5%)。各险种单独的参保率仍然偏低,反映出社会保障虽然实现了“制度的全覆盖”,但是至少对于外来务工者来说,还没有实现“人群的全覆盖”。
  社会融入更重要
  调查显示,由环境认同、生活方式和未来期望等指标共同构建的社会融合指标与幸福感的相关程度,远比社会保障更为密切。
  社会融合的第一个层次是环境认同,即感受到自己得到了新环境的接纳,并为身处其中而欢欣满足。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人之间的心理落差反映在他们对差异的感知上。77.7%的外来务工人员坦陈,自己与本地人之间存在差异。其中最普遍的差异来自住房(39.0%)、社会保障(27.2%)、子女教育(26.1%),以及医疗(23.9%)。
  穿着差异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指标:感受到穿着差异的被调查者,其幸福感标准化得分(6.0分)显著低于缺乏这种感受的人(6.4分)。在这里,穿着已经超越了民俗和审美的层面,进而成为了一种社会经济地位的投影。富者锦衣华服,贫者衣着寒酸,符号化的标签将不平等背后的刻板印象生动鲜活地反映出来,构成了资源分配不均之外更深层的心理伤害。
  社会融合的第二个层次是生活方式。61.8%的外来务工人员与配偶同住,43.3%的人带来了子女,10.0%的人把父母也接到了身边,独居者仅占28.4%,显示出他们与家人间密切的联系。
  调查显示,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会选择在工作地发展多种形态的社会交往,包括之前认识的(54.7%)、在本地认识的非本地户籍的(57.4%)以及本地户籍的(50.9%)同事和朋友。其中,与在本地认识的非本地户籍的同事和朋友间的交往,对幸福感的贡献最大。这可能是相似的社会地位和境遇下产生的共鸣的结果,也与工友身份下较长的相处时间带来的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不无关系。此外,与老家的亲友间的交往大多依然存续,越常回老家的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越高。
  社会融合的最后一个层次是未来期望。未来期望与工作地之间的粘连程度决定了外来务工人员对于自我和后代的最终身份定位,是进行完全彻底的社会融合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中,工作打算是未来期望分化的标志之一。
  绝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对于未来的工作有着明确的定位(80.6%),但呈现出明显的保守倾向:选择继续打工和继续创业的比例远高于改换单位和尝试创业的比例,并有一部分人准备放弃在城市的发展,转而回家务农。
  让家人随迁的意愿是未来期望分化的另一个标志。47.9%的被调查者没有将家人搬到城市的打算,这与在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和窘迫的住房、收入等现状有关。不打算将家人搬来的人比将要有所行动的人拥有更高的幸福感(6.2分),而幸福感最低的则是有志让子女也来到城市的人(5.9分),这涉及到外来务工者子女的教育、安全等诸多问题及其带来的巨大压力。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未来期望的分析,可以描画出一幅充满矛盾的图景:他们普遍没有短期内离开城市的打算,但也缺乏在城市改善现状的决心;无论对家庭如何重视、关心,在随迁问题上都会更具理性地对现实作一番考量。外来务工人员想要实现完全的社会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让外来者更幸福
  调查发现,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着“返回老家”与“立足本地”的艰难抉择与双重困境。分别有98.4%和97.1%的被调查者坦陈了回老家和留本地所面临的困难,其中经济及就业压力(64.7%)和没有住房(61.0%)分列两种选择的困难之首。
  经济及就业压力是外来务工人员在两条未来道路上所面临的共同困难,这实际上是其生计选择中两难局面的真实写照——进城务工收入远高于在家务农,加之教育、社保等资源向城市的倾斜,这是促成农民工潮的直接动力。然而,在城市立足也很难。有些压力来源于流动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如住房的重新购买、家人的妥善安排;而有些压力则受政策影响,如户口及与之挂钩的入学资格等方面的门槛设置。
  高压之下,一部分人选择逃离城市,却又面临着农业技能丧失甚至土地丧失等更严峻的问题。因此,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刻不容缓,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首先,对于有意愿继续在城市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应在政策层面扫除其融入城市的障碍,让他们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打破户籍壁垒是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必然要求。同时,应出台更细致、更具针对性和倾斜性的政策以体现对这一群体的关怀,如完善保障房的建设与分配政策、加强对农民创业的资金及技术支持、为流动人口提供医疗救助以降低其疾病风险等。
  其次,外来务工人员在农村老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权益,同样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保护。土地是农民的根,外出务工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很常见。土地互换、出租、入股或者以土地换取住房和社保,各地进行过很多试点,但如何探究出更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流转形式并加以引导规范,仍是当下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拆迁是另一个敏感话题,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如何合理有序地完成好居住地的重新规划并严格控制其实施过程,同样关系到千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切身利益。
  最后,加强对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关爱、组织对返乡人员农业技能的培训等,都将成为提高务工人员幸福感的有效途径。□(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八大因素提升幸福体验:收入显著影响幸福感
日10:54&&瞭望
  八大因素提升幸福体验
  收入、教育、与周围家庭的对比、沟通与交流、“性”福、卫生保健、人际关系、安全感,共同构成了家庭幸福感的八大关键性因素
  文/陆杰华王笑非
  幸福,是人们亘古不变的追求。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个体生存的最重要的初级群体,家庭幸福关乎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是实现“中国梦”本质内涵的重要内容。
  当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凸显,家庭幸福感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需要冷静下来问问自己:我今天幸福吗?哪些因素与家庭幸福感密切相关?是金钱,是人际交往?是健康,是学历?通过“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决定家庭幸福感的八个关键性因素日益清晰。
  收入——显著影响幸福感
  经济水平作为衡量人们满足自身物质需求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成为了决定人们家庭幸福感的主要因素。调查数据显示,收入与家庭幸福感仍然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调查结果发现,较高收入者比较低收入者家庭幸福感得分高出1.15分,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打工者比年收入2万元以下的打工者家庭幸福感得分高出0.78分,可见不同收入者家庭幸福感得分差异明显。
  一个人的经济实力是其生存的基本因素,收入决定了其消费水平和购买能力,以及满足自身欲望的能力。更高的收入可以使人们有效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风险,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获得满足,因而幸福感得分更高。
  教育——青年逆袭的武器
  教育是人们打破自身社会阶层束缚,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阶梯,受教育程度越高者,人力资本越多,其收入和职业声望也相应越高,因而有着越多的幸福体验。
  调查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幸福感得分基本呈现正相关关系。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者比拥有初中和小学学历者家庭幸福感得分高出0.33分和0.45分;在外出务工者群体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其家庭幸福感得分比只拥有小学学历者高出0.5分。
  教育程度虽然不如收入和住房等显性因素对家庭幸福感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拥有更良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助的工具,他们更容易走出生活的困境,作出正确的决断,继而影响其对于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主观评价。
  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是促使人们获得人力资本进行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当今社会,一些行业需要从业者受过完整而系统的训练。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在获得更多的知识资本与技能的同时成为了全社会的“高精尖”人才,这增加了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力,同样也为其带来了较高的报酬与职业声望。
  虽然教育公平屡遭诟病,但至少在现阶段,教育仍是青年人改变社会出身,谋求社会地位升迁,实现“命运逆转”的最有力工具。
  对比——幸福可以传递
  幸福是一种可以在人群之中传播的“正能量”。周围幸福人群比例越多,人越会被正面的快乐情绪感染,因而幸福感更强烈。
  本次调查发现,认为周围幸福家庭比例高的人,其自身家庭幸福感得分也越高。调查数据显示,认为周围幸福家庭占绝大多数的人比认为周围幸福家庭只占极少数或者少数的人,幸福感得分分别高出2.15分和1.42分。在外出务工者群体中,认为周围幸福家庭占大多数的人,比认为周围幸福家庭只占极少数或者少数的人,幸福感得分分别高出1.61分和1.25分。
  一个人的快乐两个人分享,就变成了两份快乐。在群体中,不论是正面情绪抑或负面情绪,都会在不同个体间传播的过程中得到强化。乐观、积极而健康的正面情绪可以在人际交往中迅速传播,使每个人获取一种向上的力量。如果一个群体中持有抱怨、无助、消极避世等态度的人居多,不良的负面情绪同样会在群体中蔓延开来,犹如阴霾般遮蔽了人们的心灵,使情绪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由此说来,作为一种“正能量”,家庭幸福感这种积极的力量可以涤荡人们的心境,驱走阴霾,为心灵照进一米阳光。
  沟通与交流——
  开启家庭幸福之门
  在现代社会,人际沟通能力强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更有机会获得成功,完成自我实现从而有着较高的幸福体验。
  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人际沟通能力正是编织社会关系网的工具。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对于被访者的人际沟通能力进行了测量,发现人际沟通能力越高者,家庭幸福感得分越高。
  人际沟通能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个体领悟他人的能力,二是如何使对方理解自己。在现代生活中,个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总是要与他人建立一定的人际关系。当人们深处逆境时,向朋友倾诉遇到的困境,寻求走出人生低谷的方法,得到心灵上的慰藉,情感上的支持,这无不要求他们拥有良好的沟通技能。
  良好的人际沟通技能还有助于人们结交更多的社会关系,在这个“人脉就是生产力”的时代中,这有助于人们寻找到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获得升迁,提高生活满意度从而有着更高的幸福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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