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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有五证的楼房东方明珠是小产权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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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大家对官员腐败不满的时候，总会有人抬出焦裕禄来，似乎这样就可以说明也有好干部。而今天，网络改变了一切，包括焦裕禄。
2014年3月，因为有大人物到兰考，重提焦裕禄，导致焦裕禄再次成为热点。网络上随后出现许多说法。
一问：焦裕禄6个子女全部吃皇粮？
有人晒贴焦裕禄子女：
大女儿焦守凤，开封市总工会。
大儿子焦国庆，开封市地税局。
二女儿焦守云，郑州科技情报研究所。
二儿子焦跃进，开封市新区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
三女儿焦守军，至今和丈夫在成都军区。
三儿子焦保钢，河南省公安厅。
6个子女全部吃皇粮，清一色都是公务员。并不是说焦裕禄的子女就应该继续待在兰考，与兰考百姓一起贫困。但是，在公务员待遇高高在上、千万人挤破脑袋都想当公务员的今天，焦裕禄6个子女全部吃皇粮，这正常吗？
希望有关部门出面说明上述传闻是否真实。
二问：焦裕禄的历史。
一些反焦裕禄的人贴出：焦裕禄，山东博山人，小学肄业，卖烧饼出身，抗战期间挖过煤，当过日本伪军，1946混进八路，建国后分到洛阳机器厂……
这个简历的核心在于“伪军”二字。我认为，在日军占领中国期间，从事过军警工作，并非就是什么汉奸。当前中国人对“伪军”的认识太情绪化。
吁请有关部门出来澄清焦裕禄的简历。只要真实就行。
三问：焦裕禄的事迹被夸大了吗？
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焦裕禄1962年底上任河南兰考县当书记，到1964年5月去世，前后仅一年半。这么短的时间能做什么？事实是，兰考还是特困县。
对焦裕禄的宣传，两个人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兰考张钦礼，后来做到兰考县长；二是新华社穆青，后来做到新华社社长。在穆青的宣传文章中，张钦礼被描绘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他们是焦裕禄宣传的受益者。
无论是喜欢张钦礼的人，还是不喜欢张钦礼的人，都评价他为“能说会道”。能在27岁做到县长，确实有能耐。
1980年，张钦礼被河南省法院判决有期徒刑13年。法庭所公布的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而张钦礼辩护说“事实有出入，不应追究我的刑事责任”，等于承认了在焦裕禄的宣传中弄虚作假。
当然，法院判张钦礼13年徒刑，不是因为虚假宣传，而是因为他后来以焦裕禄的继承者自居，打压反对他的人，造成多起血案。
张钦礼从焦裕禄的宣传中受益，然后又成为历史悲剧的卷入者。而穆青，似乎没有受什么负面影响。在他官至新华社社长的路上，对焦裕禄的宣传文章起了多大作用，他自己清楚。而焦裕禄的夫人曾经到北京找他，说文章有虚假（宣传焦裕禄读刘少奇的书在当时让家属紧张），穆青也是承认的。1980年2月，新华出版社重新出版了穆青等人著的大通讯《焦裕禄》，并未做内容修改。
穆青动用自己在新华社的影响力，帮助张钦礼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出狱。
“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这个法庭判决可以视为官方定论。除非中共高层在今后又出新的定义。
我们应当从善意的角度，先认定焦裕禄是个好人，除非有其他证据证明相反。焦裕禄一人无法改变兰考的贫困，也是事实。但焦裕禄从一个人，被吹捧成了神灵变成了神灵，这是中国当年哪个荒唐时代的无数造假之一。
如果抛开为焦裕禄假造的那些功绩，则焦裕禄在当年作为政治模范和典型是没有意义的。在今天，则焦裕禄无论如何都不具备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要还历史真相。
用真相保卫焦裕禄和他的后人。
高层领导的智囊团要多学习一些历史，为其服务的官员出谋划策，把好关。
焦裕禄背后的真实与虚假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兰考视察，又向全党发出了向焦裕禄学习的重要指示。焦裕禄这位仅仅当了一年多点时间的县委书记，那怕他就是天天执政为民，也不过四百多天，他又有何德何能竟能在全国闻名？新华社当年发表的那篇让其一夜成名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背后又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内情？可以说，近五十年来对其质疑的声音仍没有停息。
新华社报道史上的“孤例”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供稿，署名作者为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通过电波向全国诵播。电台节目录制过程中，播音员齐越几次泣不成声。节目一经播出，整个中国都被感动。中央各部委、各大行政区党委、无以计数的基层党组织，纷纷发出号召向焦裕禄学习，各新闻单位也纷纷派出记者，涌向兰考——此时距离焦裕禄去世，已近两年。
这篇报道的主要采访对象、焦裕禄事迹介绍者是张钦礼，时任兰考县县长兼县委副书记，他的名字曾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中出现多次，其中一处还加了一个定语：“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由此可见，焦裕禄的神话，是县长张钦礼编造，新华社记者鼓吹起来的。
原来是在1965年底，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和冯健、周原等几位记者来到兰考采访灾区受灾情况，没想到张钦礼却对死去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加赞扬。焦裕禄是该赞扬，但张钦礼说过了头，甚至将自己的事迹都按到了焦裕禄的身上。这样，本应报道灾区民众的悲剧竟然变成了歌颂英雄的喜剧。
于是，焦裕禄事迹登了党报，上了广播。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载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时还刊登了《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毛泽东还曾两次接见了焦裕禄的儿女。
焦裕禄的老领导地委书记张申，当时看到报上发表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感到迷惑不解，感到过分渲染和夸大，文章中的“焦裕禄”与真实的焦裕禄完全是两码事。他搞不清这篇“大通讯”到底是新闻报道还是纪实小说。
书记焦裕禄成了毛主席的好学生，县长张钦礼成了他的亲密战友；死了的焦裕禄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活着的张钦礼在文革中也达到了权力和荣誉的巅峰，他当上了中共九大的代表、河南省革委会的常委兼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张钦礼因焦裕禄而走红，也因焦裕禄而入狱。
日，中共河南省委免去张钦礼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职务。1980年，张钦礼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有期徒刑13年。法庭所公布的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无中生有地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等等。
张钦礼病逝于2004年，虽然他活得足够长，但并没有等来“平反”。
真实的焦裕禄是这样的
焦裕禄（）山东淄博人，1962年12月，调任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直至病逝。他努力工作，但没能改变兰考面貌。焦裕禄主持兰考县工作，但他不是县委第一书记。他在兰考工作400多天，没有休息一天，都在拼命工作。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精神可嘉。但在阶级斗争和“大锅饭”环境下，他不可能有效改变兰考面貌。兰考太穷了，他来时老百姓要饭，他死时老百姓还在要饭。
焦裕禄上任兰考，亲眼看到固阳公社刘楼村一户农民，全部家当仅值7.5元；而三义寨村一户农民，几口人只穿一条裤子。这种不幸局面持续很多年，焦裕禄既不是天使，更不是上帝，他根本无力改变这个世界。
焦裕禄在上任兰考前就患有肝炎，不是他在兰考劳累成疾，而是他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吃树皮、树叶造成的，之后转为肝癌，逝世时才42岁。他在兰考工作不到一年半时间，其中还有两个多月在开封和北京住院。相对而言，在兰考土生土长、24岁就当县长的张钦礼对兰考的贡献和影响要远远大于焦裕禄。
当时兰考有三害：内涝、风沙、盐碱。这些其实都是当时大跃进造成的恶果。1957年之前，兰考还是个林茂粮丰的好地方。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把树木砍光，树林没有了，风沙自然起；而因为违背大自然，不去疏导，造成了内涝；由于地下水位上升，盐碱也上来了。三年大饥荒，兰考饿死数万人，真是饿殍遍野，惨不忍睹，有位记者说：
“从大跃进开始，兰考就以乞丐闻名。焦裕禄来了，迎接他的是乞丐；焦裕禄走了，送他的还是乞丐。焦裕禄穷尽其能也无法让兰考民众扔掉讨饭的棍子。”
焦裕禄1962年12月调到兰考任县委书记，日去世，在兰考任县委书记（不是第一书记）共计504天，而住院就有一百多天。焦裕禄到兰考主要是执行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是主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而不是主抓治理“三害”。所谓焦裕禄的精神，最注重的核心是听毛主席的话，千万不要忘记亊实上根本不存在的阶级斗争，不断的整人斗人。
200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作家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我和兰考的悲喜剧》一书中也证实，焦裕禄到兰考，是执行中共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主要精力是在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上的。继任的县委领导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兰考在焦裕禄当政时期，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不过，新华社记者为了突出焦裕禄的高大形象，特意在治理“三害”这方面进行了拔高，把本来是张钦礼县长干的工作都写到了他的身上。
当然，焦裕禄也绝对是一个对党无比忠诚，肯于吃苦、肯于奉献的干部，但他没有做出成绩，这主要是受到时代的局限。当时社会提倡政治挂帅，他用各种办法阻拦农民离家出走、逃荒要饭，尽心尽力维持人民公社这种集体经济模式，无论他自己怎样带头，做出榜样，但在“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制度下，农民不会无私奉献，只能是捆在一起受穷。与其说焦裕禄死于疾病，不如说他是死于饥荒。
对于历史，真实的焦裕禄微不足道，他一心想拯救饥民但又必须维护饥荒体制，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四十年后，作家重提大字报观点
焦裕禄大通讯甫一发表，在全国掀起学习热潮的同时，兰考县委县政府里就已经起了纷争——焦点在大通讯为张钦礼戴上的那顶“亲密战友”的帽子。一些县领导认为焦裕禄生前与张钦礼不睦，所谓“亲密战友”是编造的谎言，是张“想借焦裕禄之名，把自己宣传出去，搞政治投机”。
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八个院校和单位的红卫兵来到兰考串联，听闻对大通讯和张钦礼的质疑后，他们在县委机关大院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同一天，兰考县委机关红卫兵也贴出大字报响应，要求把“污蔑、诽谤、攻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一伙黑帮揪到光天化日之下”。大字报上写道：“那些混蛋的修正主义王八羔子，在采访当中，对人所共知的举旗抓纲，却不理不睬，根本不到工农兵群众当中去采访，只听信那些企图想骗取政治资本的扒手乱说一通。”
2009年1月，作家任彦芳出版了《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一书，书中一些观点，竟与43年前的两张大字报的定论惊人地一致。任彦芳写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一篇“有不少重要情节失实”的报道，新华社记者只用了三天采访，片面听取了张钦礼的汇报，没有深入调查核实，一个错误树立起来的“亲密战友”，间接导致了兰考在文革十年中的一系列惨剧。
任彦芳的继父曾与焦裕禄共事，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县委副书记，两家做过邻居。由于继父的便利，任彦芳从兰考的档案中看了焦裕禄任职以来起草和批阅的全部文件，编写了《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记下了焦裕禄从到兰考报到，到告别兰考去开封住院治病的475天，每天都做了些什么。
任彦芳在《焦裕禄身后》一书中写道：“看焦裕禄的475天的生活，我才发现，迄今为止，不论是穆青等同志写的闻名世界的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是之后出版的焦裕禄的传记、纪实文学，这些文章和著作在宣传焦裕禄精神上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却都有着令人遗憾的缺陷。他们全有意或无意地忘记和回避了历史，最重要的是把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丢掉没写，这就是他作为党派来的县委书记，他在忠实地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狠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
关于“亲密战友”的谜题
任彦芳认为：“真实地写下焦裕禄在兰考的作为，丝毫不会影响他本身的光辉。”他一再强调，“历史事实就是如此”，“焦裕禄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他不可能对毛泽东的‘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丝毫怀疑”，“大通讯没有写阶级斗争，只着重写除三害，这与当时主抓除三害的副书记张钦礼的介绍有直接关系，他将一些自己做的事情都安在了焦裕禄的身上”。
1980年2月新华出版社重新出版大通讯，“张钦礼”的名字消失。任彦芳以此作为重要论据：“那明显是（大通讯）在说瞎话，编的‘亲密战友’啊。可是穆青也不好改，他怎么改呀，怎么改才是真实的？他得重新写。所以他就用了一个办法，把张钦礼的名字勾掉。名字虽说不是张钦礼了，但是张钦礼说的瞎话、那些‘亲密战友’的情节还在这大通讯里存在着，所以就理所应当地遭到了一些当事人的反对。”
然而，当记者带着这本书赴兰考、郑州采访，向依然健在的亲历者、当事人求证时，却发现这本自称“写历史真相”的著述，激起了许多老人愤慨，其中一些段落被指为不真实。
更让人震动的，是位于兰考县南彰镇张庄的张钦礼墓地。坟墓本身极简陋，一抔黄土，既没有水泥铺盖，也没有茵茵绿草，坟头前面就是菜地，种着油菜和大葱。但在这个土堆周围，百姓自发竖起了大小四十多块石碑、玉碑，形成一片碑林，每块碑上都刻有张钦礼的事迹，以及密密麻麻向他致敬的名字，立碑者来自兰考不同的村庄、河南各地、山东、河北甚至台湾。
其中一块碑上刻着：“从我曾祖父、高祖父、爷爷还有我父亲一百多年来曾雕刻过许多知名人士的石碑，但从没雕刻过像那么多平常百姓给张钦礼书记的赞碑，也没有见过一个普通县官有那么多百姓前来祭念……”署名的丁胜杰，是附近白茅石雕厂的老板，祖上几代都以刻碑为生。
给记者带路的出租车司机对“张钦礼”这个名字也并不陌生，他回忆起五年前张钦礼病逝时，灵柩运回老家安葬，途径兰考县城的情景：“本来二十分钟就可以走完的路，结果走了四、五个小时还没通过，街上至少有十万人，灵车根本走不动。有的老人举着吊瓶从医院跑出来，还有好多人趴在灵车上哭，一直哭昏过去……像我们这些出租车司机，那天都免费搭客，只要是赶去送张书记的，一分钱不收，完全是自发的……”
任彦芳笔下那个“靠说谎话爬上高位、擅自挖开黄河大堤淹没农田、胡乱指挥生产破坏生产力、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张钦礼，在经历了13载牢狱生涯、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后，竟获得了一个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的哀荣结局。
一个敢言者
张钦礼是土生土长的兰考人。他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由吴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领导的濉（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起义失败后，回兰考和妻子一起组织农民打游击、打鬼子。张钦礼从小受到父母熏陶，1943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1945年入党，24岁时已经任兰考县县长。
1957年“反右”，兰考县不到1000名的脱产干部就划了366名右派，原因是一张大字报引发的风波。风波的起因是县委某干部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农村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干部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1957年号召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转入“反右”，所有签名者全部被划为右派。
时任县长的36岁的张钦礼，年轻气盛，他不能接受对这二百多名干部的右派结论，于是为他们大声疾呼，鸣冤叫屈，说他们都是好同志，揭发的问题也都是事实。结果他被省委组织部领导点名批评“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受到了“降级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
1958年“大跃进”，张钦礼在省里召开的地、县秋粮征购大会上公开发言，说他从没见过红薯亩产二十万斤、小麦亩产五千斤、芝麻秆能炸出油的事儿，直言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省委立即组织对他的批斗，他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职三级，送往农村劳动改造。
1959年冬、1960年春，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的后遗症导致大饥荒，大批群众偷偷外出逃荒要饭，在农村亲睹惨状的张钦礼再也无法沉默，夜里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灯，开始给周总理写信，呼求总理快救救河南的人民。
——张钦礼写完此信的时间是日。他不敢贸然把信从邮局发出，便偷偷扒火车到北京，几经周折将信送到周总理手里。
周总理随即接见了张钦礼，并对他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跑来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
说罢他从一个布袋中掏出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小心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边嚼边流着泪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啊。”
从北京回到河南，省委给张钦礼平了反（注：是不是总理打了电话，张不知情也不敢肯定）。反正他回到兰考后，把三年劳改期间给他补发的1264元工资全部捐给了县委救灾办公室。
与焦裕禄的关系
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一书，依据兰考县委干部刘呈明、程世平的叙述，认为焦裕禄初到兰考时，张钦礼对他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说“傲气”的张钦礼如何给焦裕禄泼冷水，并背后打焦裕禄的小报告。
但依据新华社记者陈健在张钦礼生前对他、对焦裕禄时期兰考“除三害”办公室工作人员长达数年的采访，结论却完全相反：“张钦礼一直想成立一个‘除三害’办公室。但因为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而他又一贬再贬，长期被‘控制’使用，他终不能如愿。焦裕禄来到兰考，立即采纳了张钦礼的建议，并一眼识别卓兴隆是个人才，从公社调到‘除三害’办公室任主任并兼宣传部副部长。”
当年经常跟随焦裕禄下乡的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刘俊生，对记者说：“焦裕禄来到兰考，正是兰考三害最严重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重担交到张钦礼手上。张钦礼这个副书记主抓除三害，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这个工作中去了。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如果配合不好，兰考多年存在的三害，为啥焦裕禄才来一年多时间，这治理成效咋会这么高呢？”
任彦芳用以证明张钦礼和焦裕禄不睦的，还有一个重要论据：张钦礼是兰考县委常委里唯一没有参加焦裕禄追悼会的。
陈健的回应是：“在焦裕禄追悼会的那一天，河南省政府在民权县召开一个沙区造林会议，张钦礼主抓除三害，他必须得参加。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张钦礼第一次向全省的救灾干部和省里的负责人，声泪俱下地讲述了焦裕禄在兰考除三害累倒在工地上的事迹……”
——是的，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可以说，是张钦礼发现并首次向公众介绍了焦裕禄这个典型，尽管他本人曾担任兰考县主要领导长达12年，他的事迹也并不比焦逊色多少，但这也恰恰说明张钦礼的人格魅力是多么的伟大和高尚！
然而，张钦礼却没有焦裕禄那样幸运，他为此甚至付出了坐牢的沉重代价，时至今日，在新君等中共的高官和官媒的眼里，他仍然是个悲情人物，没有谁再提起过他！
老夫为此愤怒不平，编发此文以告慰张钦礼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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