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经济决定文化的前提下，中国现如今的经济水平明明超过古代，而文化水平却远远低于古代呢？
中国文化成就的巅峰应该是在唐宋，而如今中国经济水平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古代，而文化却落后于古代？（抛开广义文化上的科技，戏剧艺术，思想制度，文明等等）而国外却产生了很多世界一流的文化艺术大师，中国却很少，这是为什么？真的是只关注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文化的发展吗？
这要看的是经济决定了哪一种文化，文化分为很多种，当今社会的文化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多元文化的存在导致了传统文化的被忽视，尤其是当今网络的发达，促进了现代社会的文化转型。再加上外国文化的熏陶和渲染，新生代青年的文化侧重点也变得不同。这都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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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帐号登录张五常说「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
张五常：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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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知友连张五常先生讲的究竟是什么都不清楚就开始扯，这还是知乎么？对于一个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研究制度经济学，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的言论和学术水平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么？另外经济奇迹明显指的是改革开放后，凡是谈之前的都是离题万里，不折腾当然对，但是太简单，如果指政府行为的话，有些有负面作用，但也有正面作用的。
题主的话是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到的，我看过此书，也有幸向谌洪果先生请教了对此书的看法，在这里我就先把张五常先生的观点写出来（引用来自谌洪果先生的文章），然后加点自己对本书的看法以及对题主问题的回答，请大家指正。
张五常在书里写到“在这个奇迹的发展中，中国要面对贪污，面对一个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论与宗教自由，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六万次动乱。”（页116-117），但他马上话锋一转，说道：“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随后张五常先生就用他最擅长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解释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针对改革的两个阶段，他运用自己拿手的合约理论——“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洗练地概括出中国改革的重点就是从按权力身份级别享受不同待遇的等级排列的合约安排转移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合约安排。这体现在农村改革，就是承包责任合约；而在城市的工业领域，则体现为在两权分离框架下的层层分包，而这里的关键在于，随着地价的上升，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农业承包与工业层层承包的组合，“不是引用到个别农户或个别国企，而是引用到有地理界线划分的地区去。我认为这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重心所在。”（页142-143）这就把问题引到中国特殊的、天下独有的，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区竞争格局。在张五常看来，中国的地区关系是“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页144）县的经济权力最大，所以这层的竞争最激烈。各个县好比一个个一级商业机构，全国两千多个这样的商业机构激烈竞争，加之县际竞争与官员权位紧密结合，对干部形成了强有力的激励，经济当然会充满勃勃生机。 张五常对“县际竞争”的揭示充分展现了他的超越学科畛域的敏锐才华，一般经济学的研究者往往不会观察到经济发展与地理政治之关联的层面；而一般的社会学研究者在关注中国地方政府的同时，却难以识破其对中国经济整体推动的制度价值。张五常在这方面的研究尽显大家气度。 更为可贵的是，张五常不仅着眼于县级竞争的经济推动力，他还富有深意地描述了在这一竞争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中国宪政运作状况的真实规则。作为一个中国宪政和法治的研究者，我对张的这一部分研究充满兴趣。但也正是在这个部分，张五常施展出欲言又止、欲说还羞的姿态。张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动态格局的看法可谓入木三分，但他只说出一半，另一半却绝不说透，充满张氏的智慧禅机：其一，张五常描述了层层承包形成的佃农分成制，对县的干部形成的有力的激励机制。县的干部知道，如果策划的卖不出去，可能被革职。问题在于，这种分成是以全国各县统一的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税形式体现的。张在这里的经济学闪光点在于看到了这种增值税即是分成租金，而他由此提出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全国统一征税，不随土地质量与地点的不同发生变化，这怎么可以有经济效率呢？他从马歇尔的一个注脚中找到了答案：县向“佃农”分成的投资者收取的地价，可以是负值。县政府免费提供土地厂房等，负地价可以去到的尽头，是县的税收足以填补收回农地与改进为工商业用途的成本利息。甚至当一个投资者的项目可以引进很多其他好处时，县政府卖地的负地价可以跌到增值税的收入低于填补土地成本的利息。地价可以为负值，这就是张看透的地方，但他就此打住，不再追究这种负值还包括的更丰富的内容，比如资源可以大力耗费、环境可以随意污染、血汗可以白白付出，所有这些，虽然是负值，是经济推动的必要成本，但它们在经济的辉煌成就前，都是沉淀的，沉默的，可以忽略不计的，中国真的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死人活人都不缺的。套用张五常对林毅夫的批判——他说他不相信作为负责农业政策的林毅夫怎么会不知道农民的日子从来没有像今天好过，我在这里也想说，对于积累和看到了这么多个案，而且眼光如此具有穿透力的张五常来说，怎么就不知道经济背后的这些更沉重的负值？这是张五常看透却不会说透的一个地方。 其二，张五常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为人诟病的现象作出了合理性的阐释。例如，他认为基于统计方法的欠缺，中国的贫富差距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这至少在方法严谨上给我们很大启迪；他公允地评论说，中国的等级排列其实是合约的约束，在资产本身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这种排列机制可减低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这是结合具体语境来探讨相关制度的进步意义；他对贪污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很客观，比如贪污对经济发展并不是有利的，贪污在特定时期的好处在于“用金钱补偿特权分子或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137），这有利于实现合约安排的转变；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有助于减少贪污，因为投资者知道贿赂是一项成本；他也肯定了政府的好处，而不是意识形态化地高举市场至上，“不用政府策划而单靠市场必然较有效率的看法是错的”；他积极认可中国基层干部的作用和眼光，“跟县干部的多次倾谈中，他们的常识与他们永远关注着互补性、招徕力、交通水电、娱乐等事项的意识，令我印象难忘。”（157）所有这些，都是切中肯綮的评论，但是，贫富差距的剧烈程度在张五常非常推崇的个案研究那里，毕竟总能找到太多严峻的例证；等级排列机制在减少租值消散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租值消散的可能性；贪污虽然使特权分子减少对改革的抗拒，其带来的变本加厉的掠夺本身并不能用经济发展一语遮盖；县与县竞争可能减少贪污，但这种充满特权、地方保护和潜规则的竞争，对各种形式贪污的助长，本身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国人在浑水摸鱼方面一向不缺乏智慧；而现代社会是否存在纯粹的离开政府来规范的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假的问题；基层干部的实践理性和智慧值得肯定，但改革本身形成的以官商权势结合为依托的既得利益集团，早已成为尾大不掉的问题，其弊端将越来越严重。所有这些问题的另一面，我同样不相信张五常会看不透。这是他看透而不去说透的另一个地方。 其三，张五常的这本论著中充满对中国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博弈的深邃洞察。他指出，“县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自主权，好些时没有执行北京公布的政策。”“这不是说北京失控。他们是控制着的，但地区干部知道哪些真的要执行，哪些只是投石问路。他们懂得衡量上头传达下来的文件有多认真。北京征求地区的意见常有，而推了出来的政策可能悄悄地取消但没有公布。/我认为上述的混乱画面可不是真的混乱，而是起自地区的自主权与他们之间对政策的取向有别。一个县是否把一项政策用作粉饰橱窗，考虑的是这政策会否有助他们的竞争。为了增加县的产品增值税收，为了生存，县的干部要引进投资者，他们知道劣政策会把投资者赶走。如果北京坚持要执行一项政策，县会接受，但如果这政策有损地区的利益，他们会投诉。投诉够多往往有效。”（页166-167）这样的描述确实非常清晰精当，乃是真正的学术解释，而且也触及到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宪政意义的层面。不过，这种解释是服务于他对中国县制度将长期存在并继续支持快速经济增长的乐观看法的。问题在于，即便从解释的完善性方面入手，我们也能看到，县级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而言，既强势又瘫痪，相对于县治之下的百姓来说，更是如此；这种博弈也应当促使我们进一步深思传统的文件治国、运动之国等方式的痼疾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组织能力高效的好处；地方和中央关系伴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上行下效瞒上欺下”的双面效应，足以引发我们认真的对待；而中国的这种地方中央关系中蕴含的各种危机，不仅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事件中体现出来，在各种群体性事件中也一再体现，并都有严重化的趋势。对于所有这些背后的问题，张五常又一次止步于他的立场和他的解释的统一性，而不愿再进一步挖掘。这可以说是他看透而不需去说透的第三个地方。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严肃而机智的学术大家，张五常通过他长期的观察思考，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有利于决策者们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参与者们认真总结，思考进一步前行的真正方向。正因如此，张五常在书中提出的那些历史深处的忧虑，非常值得我们的重视：他对新劳动合同法的最低工资制提出了批评，对有损县制度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地区无权过问的事项（对外政策、宗教言论自由、教育医疗等）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在此基础上，他富有意义地再度强调了中国制度推进的成本较小的进路，那就是邓小平先生的“试一试，看一看”。这种尝试和观望的姿态，并不是盲目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在一种历史眼光和人文关怀的指导下，在认识到理性和制度局限性的条件下，所应该采取的利国利民的态度。说到底，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今天的中国制度不是个别天才想出来的。这制度是被经济压力逼出来的。” 今天的中国的确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机，是机遇，而且我们抓住了；更是挑战，但我们显然对挑战的估计并不足够，而往往不由自主地沉迷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上面。不是寻找到合理性的解释就足以面对今后的更严峻的挑战的。而一种真正有教益的经济解释，需要的是更完善的思考和对各种内外变量的更充分的考虑，比如中国发展所得益的全球化的规范贸易体系，比如中国人民的坚韧和创新的精神，等等，正是在这里，张五常说了一段让我既感动又感叹的话：“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拼搏——而还在笑。”（179）在我看来，这或许才是中国经济的真正推动力量。中国人民实在是太伟大了。在中国，你只要给老百姓一点呼吸和挣扎的空间，他们就能勃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他们就能乐观地活着。这一经济发展的奥秘，说来让人感动得流泪，却又无不充满悲情的色彩。
简单来说，张五常先生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因归结到县域经济的竞争身上，认为这种经济承包制度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分开来说有三个观点：第一，一定要加入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和安排来看私产和市场的问题；第二，人民与社会面对的局限性条件如何，对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的选择有决定性；第三，因为政府或共产党的主持，得益于政府选拔的精英主义和强大的控制力和执行力，中国的经济近于奇迹的发展起来。
下面是我对题主问题的回答，是对张五常先生观点的一点补充，个人浅见，有错漏之处望指出。
第一，中国经济最大的幸运就是抓住了世界产业转移的窗口期，具体而言，要分为改革开放以来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以及后来的入世。改革开放就不详谈，相信大家都清楚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外资进来后的正面影响，就谈谈入世。可能一些知友不清楚，当初入世是个争论非常激烈的话题，反对声音不仅仅来自于政府高层，学界、地方政府、民间企业和国企都有一股很大的反对声音。负责和世贸组织谈判的龙永图先生都被人骂成“卖国贼”。过度开放论，狼来了的声音也在民间不绝于耳，但是中国坚持加入了wto，影响中国经济的效果如何大家也看的清楚。另外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限制外资进入的印度，例如不让大型超市进入等政策，是导致印度的销售体系落后的一大因素，例如前几年的洋葱事件。
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比较正确，一方面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承接了世界产业转移的企业，让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坚持加大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世界公认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营造的良好企业发展环境，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也能又能带动很多产业发展。同时中国不断进行的改革如朱镕基时期的货币改革，国企改革，三角债问题等众多经济制度的问题能解决都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前进。
第三，（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这是做对的）那就是中国的巨大高素质低收入劳动人口红利（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垄断土地交易的土地红利（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及开发区）以及户籍制度，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导致的低人权优势。这在给中国人民带来众多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有了巨大的正面激励作用。
最后谈谈很多知友有点偏题的政府发挥作用占多大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单独拿出来是没有办法去用数值衡量的，因为各个时期，各类制度、政策以及不同产业的影响差别太大，但从总体而言，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这三十多年至少是称职的，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帕累托改进消失后的改革深水期究竟做的怎么样，还要看以后的作为了，我个人持乐观态度。
新增内容：评论里有人看不懂说我偷换概念，那我就讲清楚点顺便把以上一些不承认政府贡献的答案一一反驳。这题目下面很多答案首先将政府和人民对立，然后一个劲贬低政府的贡献和吹捧“人民”的能力。贬低政府的类似观点包括1.“只要政府不做傻事不添乱，回归常识回归正常化国家就能高速发展”。2.政府没什么制度贡献。3.东亚的国家正常就都能高速发展。4.历史上中国经常是经济体第一，重回第一很正常。5.中国过去三十年人均GNI的增长速度很慢。对中国“人民”的吹捧则有 ，“凭借着中国人天生的勤劳与聪明，中国人本不应该在贫穷与愚昧中苦苦挣扎。”我在一些评论里看到某些答案之所以如此反对承认政府的贡献是因为他们觉得“明明是人民自己奋斗出来的，为什么要说是被政府管出来的?"所以我的答案首先说明政府和人民并不对立，中国人民包括中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有贡献是在承认中国人民的能力而不是贬低中国人民，说明中国人民不仅有来自民间的造富能力，还有来自政府良好的组织能力。所以我首先区分概念，不是将政府和人民进行对立区分，而是对政府和民间的区分。接下来开始反驳以上几种观点，首先何谓常识何谓正常化？那些说只要政府不搞乱回归本质规律经济就能高速增长等观点的人都是马后炮站着说话不腰疼。二战之后一众落后国家开始思考如何追上先进国家，于是发展经济学就创立了，里面的结构经济学就推出了进口替代的策略，在当时的一众落后国家看来这个理论多么高大上，多有逻辑的美揭示了发展的本质规律，于是大家立马开干，当时不仅中国相信这套理论，印度相信，南美相信，东南亚相信，日本四小龙相信，非洲相信。搞了一段时间后呢，有些经济体比如日本因为有美国大量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同时有美国这个最大的盟友市场可以吸收出口，于是试探性地转成出口导向型经济。这在当时可不是被视为什么常识什么本质规律，而是离经叛道类的存在，谁知道这个试探性的转变出奇的好，而作为日本殖民地，各方面制度相似而且有一定工业基础的韩国和台湾很自然就开始跟进。后来的故事我们知道了，这些经济体被后人称为成功国家，出口导向开放贸易被称为现在的常识。而当年的常识被视为笑柄。就像八十年代休克疗法是主流常识，而中国双轨制改革是绝对的异端，当时主流舆论对中国的批判一点都不少，纷纷呼吁中国回归常识，俄罗斯听到了这种呼吁并尝试了这种常识，然后历史大家都懂的。键盘政治手可笑就可笑在这，回看历史然后马后炮说什么常识，现在的历史觉得进口替代，休克疗法是异端，出口导向是常识，和当年完全反过来。第二，世界上没有同一条一模一样的河流，为何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就真把自己整休克了，而玻利维亚智利却效果良好？为何同样进口替代，有些国家就扭曲价格信号，不但培育不起来有竞争力的国内产业反而把市场搞得一团糟？而有些国家就能进行良性的进口替代，不扭曲价格信号还能培育国内产业？为何同样出口导向，有些国家地区如四小龙就能逐步产业升级，而有些国家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惨的是有些国家一直在卖原材料农产品转也转不出来？请问普适规律在哪里？常识是什么？第三，东亚国家真的自然而然就能发展？如果要算儒家文化圈的话，朝鲜越南躺着也中枪，算地理位置的话蒙古朝鲜躺着也中枪，另外新加坡这种南亚国家算不算东亚？韩台的日殖因素有没有考虑进去，新香的英殖因素呢？美国对日韩台的技术援助和经济援助呢？比如“日本充分利用被美国独占和美国将大量加工制造业搬进日本之机，大力吸收美国的资金，学习、借鉴美国的先进工艺、科技和管理经验，并加强仿制、模仿和创新工作，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对外国技术、工艺消化、吸收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日本从年共引进了25000多项技术，并用不到30年时间、花了仅60亿美元左右，就把美国等西方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花了2000多亿美元的研究成果学到手。”又比如引自
的答案“ 从受援资金角度看：年美国对韩国无偿援助总额总计为37.8亿美元。以联合国为首的对韩多边援助，总计6.26亿美元。同时韩国还大借外债，如1985年所欠外债总额达467亿美元，差不多是当年GDP的一半。而对中国而言，最大的一次受援（也差不多是唯一一次）就是苏联援助我国的“156项工程”，其中优惠贷款3亿美元+5亿卢布，苏方担负工程项目工作量的70％—80％，设备供应的50％—70％及技术援助和培训。其无偿和超常规部分大概价值也在20-60亿美元。不计韩国的优惠贷款，两国差不多的无偿受援总额，但以1960年韩国人口2501万，中国人口6亿计算，韩国人均受援176美元，中国不到10美元，如果以国土面积计算，这一差异就更大了。所以美援可以让韩国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而“156项工程”只能为我们提供火种。而对中国这样的大国，也没有谁有能力（无偿受援金额按中韩人口比例应为1000亿，按中韩国土比例为4000亿美元）、或有意愿（谁也不愿援助出个超级庞大的竞争对手）象援助韩国一样地援助中国。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西欧16国也“只”获得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再以台湾为例，1960年台湾省人口1079万，不计优惠贷款和国府运台黄金，仅美国从50~70年代对台援助总额就高达48.64亿美元，其中无偿赠与超过42亿美元。大陆人口6亿，以人口比例计算差不多等于大陆得到2400亿美元，这个金额相当于1950年苏联GDP的40%或美国GDP的17%。”再者有没有考虑这几个国家地区良好的地理位置呢比如各种环海各种港口，对比中国和蒙古的广大内陆地区呢？二战之后平稳开放的国际贸易局势有没有考虑？几次战争导致的大规模需求有没有考虑？四小龙真的遵循同样的发展模式吗？为何同为日殖的韩台，韩国采用了跟日本相似的大集团发展策略，无数大型集团和重工产业，三星LG现代造船造车等都不缺，而台湾却是小型企业为主？为何同为英殖的新香，一个是高度依赖政府投资规划的新加坡，一个则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香港？500多万人口，700多万人口，两千多万人口，五千万人口，一亿多人口，十三亿多人口这些经济体真的起点一样难度一样受资助的人均条件一样？第四，“凭借中国人民的聪明勤奋，本不该在贫穷和愚昧中如此挣扎。”真是无视中国历史上的主要人群——无数悲苦的农民群体，他们勤奋吗？是的，为何还是逃脱不了贫穷。为何古代中国始终伴随着动乱和饥荒？因为人口到达上限之后边际产出开始下降人均生产率开始递减，于是人均食物开始减少，饥荒开始出现，社会矛盾激化一场革命重新洗牌大量人口减少后又是新的一轮循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内卷化呢？因为时代的局限科技的局限摆在那，如何逃脱内卷化呢？工业革命有了化肥等等工业品就能逃脱。古代中国确实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在于政府组织的发达，秦始皇的年代就懂得书同文车同轨，有些国家直到现在还内部语言文字尚不能统一。古代中国就有政府主导兴建一系列大型基础设施，例如长城都江堰京杭大运河，有些国家到今天还连基本的路水电都不能稳定提供。别人还在玩封建制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中央集权，有的国家现代才进入考试选拔不再任人唯亲而我们的科举制早已沿用多年。这种优秀的组织能力使得古代中国虽有不断的内乱和改朝换代，但总体上比起其他地区仍较为稳定并掌握了大量领土，凭借人口上的优势才造就的古代GDP第一，但是人均生产率根本没有多少优势，这种受制于内卷化，不断饥荒内乱改朝换代的经济体第一意义大吗？和现代经济体系下，工业革命后的经济体第一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指相对位置的伟大复兴，以前是第一流的国家现在我们也要争取第一流。但在绝对高度上来看，如果现代中国能跻身第一流国家，其意义是任何古代的朝代都不能相比的。中国在古代有一个强大组织力的帝制国家并不意味着在现代就一定能建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曾经强大但消失于历史中的古文明太多太多。中共如果能带领现代中国跻身第一流的发达国家，其意义不是对古代中国GDP第一的重复，而是开创历史的存在。最后再反驳一下某人用心良苦不用主流数据GDP，比较普通居民生活水平不用PPP而用Constant US$, 特地跑去截了个GNI Per capita current US,纵轴用绝对值来试图否认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首先这个题目问的是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这是客观存在而且要列表就必须纵轴用对数，我列一个表各位就知道他如何操纵数据这才是真实反映中国GNI增长率的表，并且用PPP更能比较生活水平，各位中国增长慢吗？诚然中国仍在世界水准之下，但不能忽视的是我们的起点相当低，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起点还是连续犯错之后改开前的起点都相当低，建国之后中国的很多经济数据连非洲很多国家都不如，这些数据其他答案有我就懒得贴了。也正是因为起点不一样，所以虽然四小龙日本和中国都是连续几十年增长，但是今天的绝对值仍然差多了，我们仍然很穷。打个比方，别人是在10的时候开始年均9%的增长，我们在1的时候开始年均9%的增长，同样高增长三十年，出来的绝对值我们当然比别人穷多了。前世行副行长林毅夫就类比过，“现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与1950年代的日本、1960年代的新加坡，及1970年代的韩国非常相近。他们在同样的差距水平上保持了20年的8%-9%的增长速度，这也就说明了中国还有20年8%增长的潜力。”没错，中国即使高增长35年，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却相当于1950的日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足见中国的起点多么的低。有些人可能要沮丧的以为我们仍要很多年才能在人均GDP,GNI这些数据上赶上发达国家，其实也不用，这时候就要引用一下那位哥们用心良苦截的图了简单说，因为底数够大，所以虽然都是9%的增长率，实际上增长的数量完全不一样，所以上图四小龙和日本起点高，他们年均9%的增长率导致了一条很陡峭的斜线，而中国起点低所以相对较平缓。但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PPP计价的话全球第一），底数已经足够大，如果已年均7.4的速度再成长6年左右就能进入所谓高收入国家，成长十多年就能追上所谓四小龙（大概估计，有错误请指出）。可以说，接下来的二十年才是中国的关键时刻，但能否保持高增长谁也没法下定论，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希望国家能平稳增长的，当然口头禅是“你国”的人显然不在其中。以下是原答案：——————————————————————————————反对这个题目下所有认为政府没贡献，全靠中国民间就能自然而然高速增长的答案。个人认为稍微有点经济学的知识，就不会如此天真无知。先说结论，中国大陆在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增长来自于“中国人民”运用一系列优秀的制度和优秀的领导组织能力再加上勤劳奋斗的工作态度。是的，很多答案的偏颇在于把“政府”和“人民”对立了，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而在我看来，评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成果必须把政府和人民统一。因为政府并不是一台冰冷的机器，也是由无数人民参与组织，设立了一系列制度，领导并执行。当评论一个国家地区发展得好的时候要意识到，政府也是由“当地人民”构成的。换言之，高至习李，低至底层公务员，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承认中国政府的贡献，并不意味着否定来自民间的贡献，也不意味着贬低中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包含中国政府。有一个”自然发展观点“支持者们永远无法绕开的点是，现实世界你们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是全靠民间自然发展的样本，所有国家地区都离不开政府的影响，区别只是发展得好的国家有好政府（Good Governance）。你们所谓的成功国家以及东亚奇迹，无一不是当地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政策设计和基础建设。换言之，你们所谓的政府没贡献，民间自然发展便能高速增长的观点找不到任何现实论据支持。最后再简单说一下现实世界里成功的政府做出了哪些贡献，随便说两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里面路桥电水之类的还有私有化的可能(优劣不在这里讨论），软性基础设施里面，军队警察，法律制度，政府管理，金融系统，经济制度，医疗系统，教育系统等等的设计监管和维护请问民间如何能代替？公共服务方面，经济学确实有罗斯巴德这样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提倡自由市场提供包括警察，法院在内的所有服务。不过你看不也没有任何成功国家鸟他嘛。提供一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维基页面，很详尽的列出来政府都做了些什么事，可以参照思考一下哪些能靠民间能自己搞定哪些不能。，最后总结，成功的国家由那个国家的人民，即有为的政府和勤奋的民间共同构成。美国的成功离不开美国政府和美国民间，日本的成功离不开日本政府和日本民间，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成功来自于中国政府和中国民间，至于接下来还能不能继续成功，还是取决于中国政府和中国民间。加一点私货，当前的这届中国政府同样让我有信心，有些人惊讶抱怨习上台之后政治收得更紧，毕竟too young, CNN和华盛顿邮报的知名评论家Fareed Zakaria去年的文章早就道出真相，人家甚至连上个星期刚出来的巡回法庭之类的具体政策都在当时就说出来了。精髓在于那句“moves left politically so that you can move right economically”，要想经济增长，不继续开放能行吗? 而要想经济继续开放改革，不政治收紧然后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能行吗？附Zakaria的文章——————————————————————————————有一点赞了再补充点个人经历，我是美国这边经济学专业，选修过的经济学课包括劳动组织经济学，国际贸易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低收入国家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等，所有的经济课都有大量关于政府国家作用的学习讨论，说靠民间自然发展，您逗我呢？另外我上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那门课的老师把中国政府夸了个遍，一个七十多岁的古巴老头，年轻的时候经由墨西哥去了美国，后来再去乌克兰读了博士，现在在芝加哥当教授，游历了N多国家地区。他就喜欢讲各种失败案列的时候拿中国类比，什么比起同为威权国家的越南，中国的基建多成功（就更不用比民主的印度拉美了），比起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受灾的一众国家，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多成功。还类比了拉美危机的一众国家，具体的逻辑我忘了。反正他夸中国政府的时候，作为班里唯一一个中国人还是心情不错的。过去三十多年世界上并不是没有经济危机并不是没有失败的国家和政府，有而且还非常多，虽然不同国家地区作死的原因不一样，但事实是中国政府你说运气也好阴差阳错也好刚好都避免了类似的错误而躲过了经济危机。上完那门课就想起以前网上看的大牛leemz2002的一番话，中国政府背后还是有高人的。其他课偶尔也会谈到中国经济和中国政府，比如最近的所谓PPPGDP超美国的事就有两个课老师强调中国经济现在世界第一，还特地对着我说恭喜超过美国
-_-|||金融学的课老师也说阿里巴巴打破了IPO记录，虽然他还不知道阿里巴巴到底是干嘛的~还有的老师强调中国已在过去二十年间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纺织品下降很多而现在主要出口机械和电子。反正谈到中国经济和中国政府的时候没有人敢小看，都是当成一个威胁很大，表现很不错的竞争对手。倒是人权方面，社会方面还有不尊重知识产权这些问题被黑得不少，大家都懂也不在这展开了。回想过去三十年来民间的诉求，一开始我们要求物质条件，硬性基础设施，后来发展了，现在过来发达国家一看我们觉得硬件不过如此，路水电网高楼大厦高铁机场我们都不缺。于是我们就开始要求软性基础设施，要司法独立要环境治理要政府廉洁社会福利等等各种制度，这同样取决于政府能否跟进提供。
首先，中国这个奇迹不奇怪，事实上，日本也有这种奇迹，美国也有，德国也有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而且说到后三十年的经济奇迹，好像前三十年的经济就不奇迹了一样！
这件事情很难回答，可以说，一般人总结出来的任何一个明确的不含糊的答案，几乎都能找到反例：低人权优势的反例有印度（一亿人口、十亿牲口），不搞革命的反例有阿根廷（），市场经济的反例有德国、日本（政府强力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标杆），资本主义的反例有苏联（俄罗斯是在苏联时代才真正实现全面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民主政治的反例有四小龙（台湾是大小蒋，新加坡又叫李家坡，韩国是，参看，也许只有香港有稍许例外）……正确的道路是经济理论、政治环境、历史路径，甚至是某些偶然，共同作用下才找到的。真以为找到某种「普适」的、「先验」的、「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就能一劳永逸地创造经济奇迹」的想法，只能是下一个「休克疗法」
这个问题已经被带偏了，那么索性我就一偏到底。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主要数据及对比如下图：就这样一个在49年工业程度连印度都比不过的国家，现在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各位一句“不折腾”就轻描淡写的把原因给一笔带过了，别的国家看到你们这样的言论一定都气哭了吧？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说白了，跟四小龙一样，都是搭上了全球性产业转移的快车。而产业转移需要什么？挑主要的列几条：1.工业基础2.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3.市场4.相对和平的内外部环境5.外部有转移的动力1949年时那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这几点符合几条？就单从工业基础来说，实现工业化必不可少的条件有：1.资金2.技术3.市场4.工业人口我想问问主张不折腾的各位，怎样在短短三十年内，解决这些问题，进而实现工业化为产业转移打下基础？1973年出版的伊懋可《中国历史的范型》一书中认为，中国农业经济在近代以前就达到了所谓“高度均衡陷阱”，即农业的传统技术已发展到了顶点，资源的使用也发展到了顶点，人口的增长也达到了农业耕作所能支撑的顶点，使得农村的生活只能维持在生存线水平，经不起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人为破坏。在农业经济下，中国的人口在近代就已经饱和（5亿），而现在却有了14亿人，而且生活水平还不是太低，这在人们的眼中却觉得很正常，刚刚解决吃饭问题才不到40年，就已经开始有了何不食肉糜的人了。贴张数据佐证参考阅读：1.2.3.4.5.最近情绪不好，说话有火气，答得也比较简陋，以后再完善这个答案，等不及的可以看看我推荐的几个参考阅读，留坑。--------------------------------------------------------------------------------------------------------------------------------------------补充点东西：有些主张不折腾的人拿东亚的起飞做论据，这只能给对方送炮弹。从受援资金角度看：年美国对韩国无偿援助总额总计为37.8亿美元。以联合国为首的对韩多边援助，总计6.26亿美元。同时韩国还大借外债，如1985年所欠外债总额达467亿美元，差不多是当年GDP的一半。而对中国而言，最大的一次受援（也差不多是唯一一次）就是苏联援助我国的“156项工程”，其中优惠贷款3亿美元+5亿卢布，苏方担负工程项目工作量的70％—80％，设备供应的50％—70％及技术援助和培训。其无偿和超常规部分大概价值也在20-60亿美元。不计韩国的优惠贷款，两国差不多的无偿受援总额，但以1960年韩国人口2501万，中国人口6亿计算，韩国人均受援176美元，中国不到10美元，如果以国土面积计算，这一差异就更大了。所以美援可以让韩国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而“156项工程”只能为我们提供火种。而对中国这样的大国，也没有谁有能力（无偿受援金额按中韩人口比例应为1000亿，按中韩国土比例为4000亿美元）、或有意愿（谁也不愿援助出个超级庞大的竞争对手）象援助韩国一样地援助中国。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西欧16国也“只”获得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再以台湾为例，1960年台湾省人口1079万，不计优惠贷款和国府运台黄金，仅美国从50~70年代对台援助总额就高达48.64亿美元，其中无偿赠与超过42亿美元。大陆人口6亿，以人口比例计算差不多等于大陆得到2400亿美元，这个金额相当于1950年苏联GDP的40%或美国GDP的17%。原来不折腾可以让钱从天而降啊，诺贝尔经济学奖妥妥的。不从受援资金看，韩国搞过“独裁”，台湾搞过赎买，就连日本战后的初始路径和新中国的五年计划、压榨农业反补工业、一切以重工业（日本最初为煤炭）为主几乎一致，所不同的是，日本傍的是美国，人家道奇计划里不缺粮食。原来“折腾”和“常识”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标准。新中国建国伊始也有一群主张不折腾的人，就是主张新民主主义的务实派。他们主张在建国伊始就包产到户，没有国家主导的对重工业的超常投入，没有人民公社盘剥农村获得的巨额资金，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将只能是一条由富裕农民积累资金再转而手工作坊再积累资金进而办工厂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建成最多的还只会是本小利高周转快的轻工业。而且在这个漫长的没有重工业，不能造舰船车炮，不能造化肥农药，工业原料依赖于进口的“工业化进程”中，还必须祈祷神明保佑中国能独立自主，不能有第二个“9.18”，不能成为外国工业品的倾销地，不能被工业原料禁运，不能遇到贸易壁垒，不能被金融抢劫……否则就是第二个毫无意义的“黄金十年”。但什么样的神明才能让列强数十年都有如此好心肠，会坐视一大块肥肉变成争夺肥肉的竞争对手？ 时间为的33年、资金为约1万亿美元，这就是中国能投入工业化最大限度的资本。请各位给个方案？
大家都把“只要不乱来”这个事说的无比轻松简单。感觉就像是面对几十年来复杂形式和发展的变化，简单用一句“顺其自然” “follow your heart ”来指引一样简单。
竟然第一次被邀请，怒答。看到有回答讲“这30年的成绩，任何一个强权政府只要想做都能做得到”，这是没有意义的假设。强权有多强？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应该先定义一下“经济奇迹”是什么。2013年中国的经济体规模是1978年的40倍，按购买力平价来计超过60倍 （改革开放时是2千亿刀，去年是13万亿刀），如果按人均平价1980年$250，1992年$1000, 如今$9800。当然，不要我给你看数据，你就给我讲道理。我给你讲道理，你就给我谈感情。是的，GDP不能衡量人们的幸福指数。是的，我们的发展牺牲了环境和资源。是的，我们其乐无穷浪费了前三十年。这都是事实。同样，十亿人摆脱赤贫达到小康，其中有几千万人达到中等富裕及以上水平，这也是事实，并且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中国人活得有尊严，有基本的人权，平民百姓能有房有车有存款，以致每年有机会出国旅游，这都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的，这就是经济奇迹。不过，中国经济这样大的问题，一个书架的书都讲不清楚，当中的原因太多，人口红利也好，后发优势也好，全球一体化的机遇。都对。这当中也造成了太多的问题，但饭要一口一口吃，在工资不到一百块的时候考虑天更蓝水更清的人，还需要学习一个。回到最早的问题，如果说只讲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必要不充分条件的话，我觉得就是江主席教导我们的三件大事中的第一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一切成就和问题的肇始也是由此，而这一转变又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以特定的方式完成的。以下截一段之前写的课堂作业，关于的制度解释，92之后事情更麻烦一些，主要是不想写这么多字，但最核心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再补充一下制度上的优点，“专制”是两面的。一个不需要向选民负责的政党自然有了作威作福的基础，但也同时可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没有第二个政党讲“今后三五十年”这种话的，一往前看就是2020年怎么样，2050年怎么样，小奥能把四年的事情搞清楚就不容易了。--------------------------...阿尔钦(Armen Alchian)在文章开头的重要假设是，在信息不完全而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即使有一个定义上可能存在的最优选择，经济中的个人还是无法依靠理性作出这一选择的。这一结果的逻辑成因在于，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个人的每一个行为所造成的并非唯一的结果，而是一系列结果的概率分布，因此要选择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最优解本身便是伪命题。而当这一不易探明的环境本身就极易改变时（想象一片本来就难以攀登的山区，而这山区又每天改变地形，要绘制一幅地图便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不同行为造成的不同结果就会愈加自我分离而互相重叠，最终导致同一种行为“今天对、明天错”，或不同的行为凑巧造成完全相同的结果。在其文章的第五节中，阿尔钦运用了一个蚱蜢的类比：一个近视的蚱蜢可以爬上一座山丘上任何一块石头的顶部，但却不能保证它能爬到整个山丘的顶部。阿尔钦试图用这个类比来说明，在一个复杂易变的未知环境中，通过不同尝试来接近最优解的做法是行之无效的。即使蚱蜢真的爬上了山丘的顶峰，或许第二天这块顶峰的石头便落下山去。因此，“生存或死亡”成为个人试错的唯一有意义的标尺，而非“好与不好”。年全国的政治氛围便是一座阴晴不定的山丘。待到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连站在华国锋一边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也承认过去“…政策变化太快，难以预期，常常不符合各地的情况”（傅高义359页）。而邓小平在1969年和1976年先后两次被革除所有党职公职，更说明政治风向的变动是多么突如其来而难以预料。1975年邓小平回到北京重掌国务院日常工作后，全国经济在危局中得到了喘息和整顿，钢产量显著增加。而在1976年邓第三次下台之后，钢产量又陡然从2390万吨下降到2046万吨（傅高义193页）。在科技、教育和文化领域的重整更是在方兴未艾之时便再次停滞。显然，在历经“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来回折腾后，中华大地人人自危，十亿人自缚手脚，难以做出阶级斗争之外的任何创新与尝试。这便是1978年邓小平要面对的中国现实。“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帜虽然振奋人心，但人们在邓公麾下集结之前仍然犹豫不决（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户们在实行“包产到户”之前签订“生死状”，从这一个侧面便足以看出当时的思想环境），因为毛时代的朝令夕改仍然让人心有余悸，而政治变量造成的影响远比经济变量要大。所以，如傅高义所说，邓小平掌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由设限”（382-404页），将政策环境稳定下来。日，邓第一次明确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底线，划清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自此之后，在“包产到户”、“私有制”、“市场经济”等一系列敏感问题上，邓小平始终坚持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没有因为保守派的压力而放弃对经济试验的支持。即使是在日的紧要关头，邓小平仍然再次表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当人们普遍觉得政治环境出现动荡，改革再次搁浅时，八十八岁的邓小平在1992年动身南巡，再一次确保1978年以来的路线在他身后不会被推倒重来。正是在“一百年不动摇”的保证之下，人们才可以在稳定的政策环境中对不同的结果分布逐一试错，积累经验，而不用担心在不经意间踩到雷区，使过往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正如阿尔钦所说，即使人们并不刻意地根据环境调整自己的行为，一个特定的环境也会慢慢地选择出最合适的候选者，以致从后发角度来看，幸存者似乎作出了某种经过预想的正确抉择。然而，无论环境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出什么样的幸存者，在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产生结果的环境本身至少应当保持相对一致。化用阿尔钦自己的类比，如果太阳不是稳定地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甚至不是稳定地每天升起的话，那树叶还能展现出一致的向阳生长的自然选择结果吗？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197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定下了思想上的基调。从政治语言上说，那便是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阿尔钦的经济学观点来看，邓小平解放的不只是“思想”，而更是“适应”、“模仿”和“试错”的可能。阿尔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在前景不确定且结果非唯一的情况下，人们追求的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可实现的正利益。在1978年的中国，人们事实上可以看到通过适应经济规律能获得的“正利益”（农民自留地的庄稼明显比公社的长得要好），但是却被政治路障禁锢了手脚，只能走“大锅饭”这一条政治正确的道路。而邓小平所做的，正是撤走了这些路障，使人们可以尝试不同的路线。化用阿尔钦所举的例子，在无数条未知的路上，唯有一条道设有加油站。继续前行的唯一方法是在每一条路上都派遣旅行者进行尝试。只要有一组分散而敢于冒险的旅行者，就一定能找到最优的（设有加油站的）道路（p.214）。然而，1978年前的中国，人们在政策的挟持下不得不在唯一的一条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因为试验其他道路的成本实在太大（譬如被批斗为“走资派”，雇工超过8人就是资本主义等），而一旦因偏离原有轨道而出错又“不可原谅”（Alchian,
p.218）。邓小平不止一次在正式场合告知全国，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允许你们犯错误。我是维吾尔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傅高义191页）。事实证明，只要政策上有一点点的松动，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就会遍地开花。无论是在广东和福建率先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还是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开农村改革，邓小平始终抱着“再看看”的态度，不扣帽子，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不陷入姓“资”还是姓“社”的纠缠之中。诚如周其仁教授所言，“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而邓小平所做的，正是释放这种动力。从很大程度上说，邓小平的改革是“结果导向”的。或者，用阿尔钦的话（p.213）来说，成功是基于结果的，而非意愿。这正是毛时代和邓时代的最大不同。“大跃进”犯下的错误，在于误以为主观意愿和革命热情可以不顾经济发展规律自动化为生产力。当然，邓时代的人们并非是因为完全掌握了经济发展规律才作出了比毛时代更优化的决策——如阿尔钦的另一个论点所指出的那样，投入到包产到户和私营企业中的个体们并非是因为详细分析了经济模型才作出这些决定。邓时代的不同在于，十亿人获得了自由，来进行基于个人意愿的试验。而十亿种试验提供了足够大的样本，使成功的模式最终幸存下来。这种“结果导向”的归纳经验的方法解释了八十年代独特的政策推行模式：地方试验——成功后扩大试验范围——由中央推向全国。而这种模式，印证了阿尔钦的“适应——模仿——试错”理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活动在自然选择中幸存下来，其他人进行模仿后成为普遍实践，最终成为最高意志和国家政策。改革中来自邓小平的最大支持在于，“试错”成为了一个可以接受的实践，而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口实。如他在评论关于对中国开放证券交易市场的质疑时所说的那样：“开，大胆的开，不行还可以关掉嘛！”邓小平一生中或许从来没有读过阿尔钦或者弗里德曼的书，但却与自由选择的思想暗合。阿尔钦说基于完美预测的抉择只有在事后被经济学家分析时才有意义，因为个体很少在作出决定前获得所有信息并纯凭理性判断。而这种“以结果论英雄”的评判，不正是邓小平口中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撇开所有意识形态上的曲解和夸张，邓公的治事方法确实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哲学。带领十亿人彻底并永久地改变生活面貌的宏愿，远比波莱尔偶然性模型（Alchian
p.215）中硬币的正反两面要复杂得多。而这种宏愿的实现，相信即使在阿尔钦的眼里，也当不会只是纯粹的运气。...
说句容易被喷的实话，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比下其他国家各种作死就知道了。有很多回答说，只要不限制民间经济就能达成奇迹。想得太简单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千万倍，根本没有可参考性，当时还是农业社会呢。当下如何发展经济，是世界性难题，多少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泥潭不能自拔。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回归常识？常识是什么都还没统一意见吧。即使同一了意见，有没有能力去执行？全面的计划经济，固然会失败。但政府完全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要达成经济奇迹恐怕也很难。比如中国经济腾飞依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完整工业体系，还没见过哪个国家可以完全靠民间自发搞好的。自由市场和政府调控之间，有个最优点。政府既要克制住别管太多，又不能放任自流，既要有足够的远见知道该怎么干预，还要有能力去高效落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现在做的不敢说已经在最优点上，至少从结果看还算是成功的。坚持一党领导的优点，一是往一个方向用力的时候内耗低速度快，二是不需要为拉拢选民做出近视的决策，这两点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极其重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就知道了。当然，一党的缺点也同样明显，如果方向错了，完蛋得也特别快（经历过了），是件高收益高风险的事情。好在，这30多年来，共产党确实做到了当初承诺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维持国内环境相对安定。一切政策，包括看似猥琐的外交策略，都是为经济发展服务，没有大的作死举动（不作死其实也挺难的）。这些对经济发展来说，就是非常对的事情。至于经济以外的层面，可以另外讨论。
听起来蛮事后诸葛亮的意味的。而且“对”会是一种绝对的“对”吗？只不过是相对的“对”，换一种情境，对便是错。某种程度来说，对的事的机会成本可能也是更对的事。如果因为机会成本的付出而丧失了更多更大的可能，那么对也是一种错，或者说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安慰而已。
1.对这个命题张有自己的解答；2.张的解答难以验证。不同于张的理论，可以重复验证，张对这一实际问题的解答无法验证。很难说县域竞争是必要的、最重要的，也无法说明发展不好的国家不存在县域竞争。3.张的解答难以剔除立场背景。张有货于帝王家之心，吹捧一下经济沙皇，有利于被接受。4.张的解答对自由经济理论提出了最根本的冲击。张不仅不认同最小干预，还直接要求政府用理性制造制度推进经理。5.是药三分毒，张所谓的壮阳神药没有副作用吗？剔除负面影响正作用尚存几何？我高度认同张的理论，到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我不认为是沙皇做对了。我认为是赵做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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