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低迷中的亮点何在_新浪新闻
全球经济低迷中的亮点何在
　　本报记者 徐蒙
　　“《财富》世界500强”最新排名昨天公布。尽管业界对财富500强排名的意义有了越来越多的争议，但这份榜单“全球第一”的影响力丝毫没有改变。跨国巨头逆势增长、中国企业再度展现实力、一批黑马后来居上……这些都反映着世界经济在低迷中酝酿的格局新变化。
　　苹果依旧“不敌”富士康
　　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始终在泥潭中挣扎，然而近两年来财富500强榜上的巨头们日子却相当不错。强公司的营业收入出现了多年未有过的负增长，但2010年开始500强榜单上就已经较难看到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整体营收和利润迅速恢复增长。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仍在，欧债风波愈演愈烈，但昨日发布的榜单显示，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营收总额达到29.4万亿美元，同比增加13.3%，利润1.63万亿美元，同比增加6.7%。
　　世界经济泥潭中，500强企业以截然不同的轨迹运行，而其中最受瞩目的无疑是近年来红遍全球的苹果公司。今年财富500强名单中，苹果公司排名从去年的111位跃至55位。出乎外界预料的是，苹果公司的规模排名仍然没有超过为它代工的鸿海集团（富士康），后者在新出炉的榜单上排名43位。然而在营收规模排名的后面，榜单上显示苹果公司的利润却是鸿海集团的近十倍。
　　“这说明财富500强排名只能反映公司实力的一个方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方华表示，如果将财富500强规模排名结合公司利润比较来看，就能发现苹果公司在效率、投入产出比等方面确实一枝独秀；而代工企业规模虽能稳步增长，但附加值提升却不容易。
　　中国内地首超日本
　　今年榜单数据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看点依旧是中国企业大步向前。排行榜中有中国内地企业69家，加上香港和台湾企业，共有79家中国企业进入500强排名。去年中国企业（含香港、台湾）首次超过日本，今年内地企业也赶超日本68家的上榜数量，仅次于美国的132家企业。
　　新的榜单中，中国民营企业有了不小进步。浙江吉利控股集团首次进入500名，且排名从去年的第688位跃升至第475位，成为一匹“黑马”。上榜的其他中国民营企业还有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242位）、江苏沙钢集团（排名第346位）、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排名第351位），以及今年新入榜的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然而榜上有名的“中国军团”还是国有企业占据绝对优势。尤其在能源、金融、通信等垄断行业，国企获得规模和利润的双丰收，上海社科院产业研究所所长杨建文认为，整体经济增长放缓时，国企表现强势并不反常，外资回流、民企不敢大规模扩展，为国企带来市场空间和机会，国企的支柱作用会更加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在制造业等完全竞争性领域，不论国企还是国内民企，排名虽然上升，但利润表现与垄断行业差距明显。王方华认为，这表明中国制造规模能力不断提升，但品牌、技术等核心竞争力仍然缺乏。新出炉的另一份世界前百位品牌排名显示，美、欧、日占据瓜分排行榜，中国只有一个香港企业品牌上榜。
　　上海舞步逆流而上
　　沪上四家上榜企业，除了交通银行外，三家所处的却是当前“风口浪尖”的行业：上汽的汽车行业增速放缓、宝钢的钢铁行业面临一片亏损、绿地的房地产业戴上宏观调控的“紧箍咒”，震荡中的行业为何能脱颖而出产生领头羊？
　　“这说明经济结构调整、部分行业减速时，低迷行业中的企业未必不能健康发展。”杨建文指出，中国房地产行业首次进入500强的绿地集团就是一个鲜活案例。近年来绿地集团从上海走向全国，创新产业模式，大量参与各地旧城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地产项目。通过向多元化产业的转型，绿地规避了房地产宏观调控带来的风险，反而找到与社会经济转型有机结合的发展机遇。
　　制造业领域，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增速继续放缓，但上汽集团的财富500强排名稳中有升，位居第130名，在内地完全竞争性制造业企业中排名第一。王方华认为，上汽近年来在500强排名中持续上升，源自其坚持学习、合作，同时突出自主创新。“当年是由丰田汽车带着日本企业进入全球500强，上汽也有实力成为中国制造的代表。”
　　目前钢铁行业也进入近年来最困难时期，国内不少钢企亏损，但宝钢仍保持不错经营水平。今年财富500强中，宝钢第一次进入前200位，排名197位。钢铁行业人士认为，虽然最近宝钢在上海确定产能逐步转移计划，但产能转移后，宝钢的全国布局其实在加速，整体产业能级、产业质量都在提升。面对全球经济"新增长陷阱",G20为何重要？
G20成员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5日，第11次G20峰会将在浙江杭州举行，届时全球最重要的20个大国领导人及部分特邀的重要经济体领导人将年度聚首，讨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议题。这是中国第一次主持全球经济治理的顶层设计，也是G20峰会第一次连续两年由新兴国家担任主席国，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措施的延续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2015年底中国接捧G20主席国以来，中国以“4I”为主题，即“共同构建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的世界经济”，延承了上届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的主题“3I”，即包容性（Inclusiveness）、落实（Implementation）与投资性增长（Investment for growth）的大量内容。
　　然而，欧美近年来的舆论一直存在着诸多质疑G20重要性的声音。因此，对中国、广大新兴经济体及诸多有志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的有识之士而言，必须进一步强调，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新增长陷阱的今天，G20正变得愈发重要。G20国家需要进一步团结起来，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应对目前全球经济的新增长陷阱。理由如下：
　　第一，全球经济增长的持续低迷，正在严重冲击着各国发展的福祉。数月来，各大机构纷纷调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普遍认为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在2.9%以下。这将是继2015年全球增长2.4%之后，全球连续第二年增速低于3%。要知道，年，全球实际GDP年均增速是3.26%。看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上，G20国家提出的全球增长目标，即到2018年底“使全球经济总量比‘现有预期轨道’基础上更多增加2%”的目标要落空了。因为测算可知，要完成这一目标，需要让全球经济在年平均增速达到3.2%以上。当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乏力。2016年4月中旬，IMF还把2016年美国经济增速预估由2.6%下调至2.4%；将2016年欧元区经济增速预估由1.7%下调至1.5%；将日本经济增速预估从1%下调至0.5%。
　　第二，美联储加息的持续预期，正成为悬挂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世界经济持续产生潜在威胁。2014年10月美联储宣布彻底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此后，美联储加息预期逐渐形成，成为悬挂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G20政策协调产生潜在威胁。尤其是2015年8月以来，有关美联储加息的猜测甚嚣尘上，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大量套利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出，多国出现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严重影响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稳定。日，美联储宣布开启加息进程，决定将联邦基准利率提高0.25%。尽管2016年以来，美联储在加息举动上屡屡“欲罢还休”，但对美元加息的预期仍在持续，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国际外汇市场以及国际资本市场产生的重大影响，加大了G20政策协调的复杂性和难度。
　　第三，主要货币对美元总体贬值，汇率波动大幅震荡。自2014年10月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来，美元指数呈现上涨走势，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大幅下挫。2015年，主要受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全球外汇市场呈现出美元一枝独秀、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总体贬值、汇率波动大幅震荡的局面。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持续升值预期在未来或将变得更加强烈，美元仍将保持走强态势，汇率大幅震荡波动不可避免。短期套利资本大量流出，外汇储备规模大幅缩减。据IMF数据显示，2009年—2012年共计有4.5万亿美元从发达国家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近期，美联储加息预期正在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短期套利资本大量流出新兴市场国家，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其外汇储备规模大幅缩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快速下降，流动性风险加大，导致高涨的资产价格随着流动性收紧而出现下跌，再加上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发生金融动荡的可能性加大。
　　第四，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减弱。根据WTO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贸易总量同比下滑近14%，2016年全球贸易量增长将在3.9%左右，仍将低于过去20年5%的平均水平。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元加息预期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原油价格大幅下跌造成的。同时，部分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出口竞争优势，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甚至主动货币贬值。然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一国率先进行货币贬值，可能引发竞争性货币贬值，从而使其优势快速消磨殆尽。全球贸易的大幅下滑，不仅增加了贸易保护和货币竞争风险，也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
　　总之，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增长陷阱”的性质堪称全球经济的“新增长陷阱”，这包括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全球财富分配“新鸿沟”难题、全球技术创新“中梗阻”、地缘政治风险等等。
　　2008年，由于“金融海啸”来袭，世界各国均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威胁。在世界经济现实发展需要的带动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为加强对话和政策协调，于2008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首次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G20机制自此应运而生，成为全球经济合作首要论坛。G20以精诚合作的伙伴精神，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作，化解了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短期风险，形成了全球经济增长合力。
　　然而，八年以来，值得警惕的是，主要国家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G20宏观政策协调难度进一步上升。美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缓慢按下“紧缩”按钮；欧元区、日本为刺激经济，需要维持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严重分化的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取向，已经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使得全球经济面临失衡风险，乃至彻底陷入增长困境。
　　总之，G20成员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拥有难以推卸的责任，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防止负面外溢效应，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促进投资和消费，共同提振世界经济增长。2016年则是这个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年。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新华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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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成员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拥有难以推卸的责任，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共同提振世界经济增长。2016年则是这个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年。
G20成员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拥有难以推卸的责任，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共同提振世界经济增长。2016年则是这个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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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这个国家为何却长盛不衰？
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这个国家为何却长盛不衰？
本文来源于：创业商机汇
作者：王伟强
中国政府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中做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积极举措，强调了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以及如何将制造大国升级为制造强国。而德国，一个人口8000万的国家，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状况下却一枝独秀，并长期雄踞世界主要出口大国的地位。它举世闻名的先进设备和自动化生产线、优秀的产品质量和可靠性，以及具有明显技术优势的关键装备与核心零部件，使它拥有了非常好的品牌口碑。而这些，都主要得益于德国成功的经济模式。德国模式之所以成功，主要是由于它的结构性特征。这对当今中国在“中国制造2025”转型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今天岛君就带领大家来共同领略德国模式的独特魅力。&&究竟什么是德国模式？其根本特征是什么？显然，我们应该认真了解德国后，才能更好地明白这些问题。&01 &秩序自由主义深入人心&虽然德国具有深厚的集体主义传统，但是在经济层面上，德国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自由。&面对1923年伴随着严重通货膨胀的德国经济严重失调以及1929年的经济危机，他们认为应该将经济和社会建立在更加坚固的基础之上，这种想法的中心就是秩序。对于秩序自由主义，国家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但是，国家只需通过建立非常健全的规则并保证这种规则被严格遵守，进而保证社会和经济的良好运作，而不能直接干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或者为了消除不平等现象而进行财富再分配。&在秩序自由主义理论中，为了构建社会各个经济体行为的稳定性，这些规则应该具有持久意义，而且不能受到短期内偶然政治政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这种规则的建立应该反映一种非常民主的过程，并且代表国家各个阶层的利益。以1923年的德国为例，货币稳定性和保持货币稳定的机构性方法对经济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秩序自由主义是这种稳定的基础，而且在当今的德国依然存在着。&战后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继纳粹的创伤后，人们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另外，政府管控的苏联模式的经济在东德已经表现出多个方面的弊端，这也更加坚定了人们拒绝国家干预的信心。&拒绝国家干预，不仅仅是大多数德国保守主义的表现，它也被广大的工人运动、工会，包括社会民主党所接受。&&&02 &愈发保守的生态观&&&&&自18世纪以来，德国成为人口密集的国家，但他的人口增长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各个地区。这种人口增长不仅是因为城市化增长，也是由于工业地快速增长，如鲁尔区，但工业增长及其人口增长是全国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化面积，工业生产以及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矛盾，要比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英国、法国更加尖锐。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么多人口的安置会在很大程度上侵占大面积的自然区域，即使这些自然区域事实上已经由于人类活动受到了大规模的侵害。因此，高人口密度需要更加成熟的组织以及更加严格的土地使用规则，以保护自然环境免受大规模的损害。在德国，那些危害到德国森林的企业都会被打击，这些以安置和管理新增人口为目的的措施已经实施很久了。&即使历史已经远去，70年来，德国人一直没有忘记他们的城市差点像广岛和长崎一样变成一片废墟。危险的放射性垃圾历经千年都无法在自然环境中消解，而人类至今也无法找到处理办法。日本福岛海啸事件后，德国人在2011年重新决定彻底停止使用一切民用核能，这部分能源的量占了从现在到2022年的23%。&生态主义者对德国政治方面施加的压力，以及德国人在生态方面对政党的高度敏感，改变了德国人的生活方式。30多年来德国人在环境方面施加的多种限制是德国工业复兴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德国在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情况下，将各种环保指标不断添加到工业生产上，它驱动德国工业向着更加高效的能源利用技术的方向发展。03 &低通货膨胀率&1919年签署《凡尔赛条约》使得德国背负了巨额的战争赔偿，但德国还是成功地维持了经济形势。但从1922开始，德国经济形势开始不断恶化，人们对马克的信心迅速瓦解，每个人都想要赶快花掉自己手中加速贬值的货币。&1923年底，曾任德意志帝国银行主席的银行家亚尔马·沙赫特（后来希特勒的财政部长）成功引入了一种新的货币——地产抵押马克，新货币打破了这种可怕的循环。然而，稳定的代价是几乎所有金融资产的付之一炬。1948年，德国又引进了著名的德国马克来代替战前地产抵押马克，而这一次德国马克的引入再次将德国人积蓄的金融资产归为零。一代人两次丢掉其全部资产，让德国人下定决心再也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这也是为什么德国人从新的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初就建立了一个独立于政治力量的中央银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可谓是全新的举措。中央银行的作用非常明确，就是把所有通货膨胀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最初，中央银行被作为连接各个州的银行网络的中心，就像美联储的模式一样。这种改革的引入剥夺了各州银行的特权，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中央银行始终严格独立于政治力量之外。&中央银行的确不负众望，20世纪60~90年代的长久时间段里，德国都维持着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当然，工会的努力也在其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在行业内部协商工资时往往采取微调工资的策略以防止由于工资上涨引起通货膨胀，这就阻止了德国陷入工资与物价赛跑的、没有尽头的恶性循环之中。&早期过度的通货膨胀中给德国人带来的创伤性恐惧，使得抑制通货膨胀终于成为了这个国度的普遍共识。&04 &系统完善的学徒制&德国是最老牌的、为所有人提供高等教育的发达国家之一。根据OECD在2009年的统计，在这些比较富裕的国家中，55-64岁受过高等教育（本科及本科以上）的德国人口所占比率为83%，而法国这一比率仅为55%。在OECD所统计的国家中，该年龄段平均61%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德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另外，在德国，学徒制更加流行，只有较少的年轻人继续接受大学教育。但它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职业教育，或者比大学教育时间更短，而且打了折扣，恰恰相反，学徒制是一种高级的针对手工劳动的教育形式，这种教育形式对战后德国快速重建和德国工业的强劲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较法德两国的学徒制度，因为“学徒”这个名词在法德两国都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法国，“学徒”往往令人想到自愿任人宰割的年轻人，他们负责打扫卫生，给别人倒咖啡，即使这样的现状正在改变。&但是在德国，学徒能够真正融入体制，并在职业发展中受到良好的管理和培训，相比于被教育系统淘汰的所谓法国学徒，他们受到了更多保护，而正是这样的培训系统造就了现在的德国年轻人。&培训学徒的意义，仅仅在于以后他们可以被企业雇用并且一直呆在该企业。然而，越来越多的企业不能为学徒提供最终被雇用的保证，他们的事业发展也越来越不明朗。由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各行业的改革也使学徒制对企业的吸引力越来越低。随着手工逐渐被机器代替，学徒制的基础——手把手教学逐渐失去了意义。要想掌握工业程序，现在更多需要的是明白机器的运作原理，而这需要更加系统的理论教育。&这些现象导致了学徒岗位需求和供给的不均衡发展。为了阻止这种现象，德国在2004年引入了学徒税，即没有接受足够学徒数量的企业要缴纳一定罚款作为补偿。另外，德国企业越来越多以企业之间的学徒制来取代企业内部的学徒制，这已成为一种主导趋势。同时，国家将结束学校教育还未找到学徒岗位的年轻人集中起来，为其提供进一步的就业解决方案。&纵然学徒制对德国经济的成功，尤其思维工业的成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未来变幻莫测，它到底可以走多远还是个未知数。&05 &给予员工更多的决策权&德国企业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员工组织在企业内部管理决策中的重要性是其他工业化国家无法相比的。它的管理方式偏向于协商和双方做出让步。他对企业高层领导人权力的严格限制，一直都受到德国企业高层领导的诟病。但从长期来看，这样的限制形成了德国工业决定性的竞争优势，德国工业一直保持良性发展状态。继2000年-2001年金融危机后，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一次证实了这样的管理是有必要的。&这种治理模式不光是工人代表和雇主平等对话，还包含了一些项目必须经过工人的同意才能实施。这种决策机制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通过成立委员会并赋予其权力，二是让工会代表在企业领导层中有一定席位。只要有5个雇员就可以建立企业委员会，企业委员会成员是通过所有员工投票选举出来的，工会在此没有任何优先权利，但为了让选举能够顺利进行，候选人至少要有20个人的支持。&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章程，企业宪法的意思）中规定了企业委员会的权力。根据所探讨的议题，有的议题必须向员工征求意见，员工可以通过行使否决权来否决所涉及的议题。征求意见的范围包括了教育、新建筑的建设、工作流程以及新技术的实施等方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共同决策不仅涉及工作时间，还会涉及其他方面，如假期、薪酬、人员离职、聘用、升职和变动。只要这种决策对个人产生了重大的不利影响，雇主就有义务对个人进行补偿。&这是德国在世界范围内所拥有的共同决策方面的特色。&归根结底，如今德国工业腾飞的局面是其结构优势和各种实时因素综合起来所奠定的。这也意味着并非每一种模式或者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毫无疑问的是，对德国模式的深层讨论和思考一定会让我们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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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来比较低迷，大家有些困惑，在我看来确实现在中国经济比较低迷，有点过于低迷，这个过于低迷就是低于正常增长，它的表现就是通货紧缩。我们现在已经有40个月PPI为负的，按CPI算是1.3、1.4，美国、欧洲都是把2%当做目标的，我们只有1点几，严格来说也是通货紧缩了。
　　为什么过于低迷？基本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十年内两次经济过热，大家都应该记得，不用多说。但是稍微说说不同的原因，第一次过热2004年到2007年，不是政府刺激出来的，现在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政府过去成天刺激经济，咱们客观一点，诸位想想过去“宏观调控”这个词的含义，在多数人的记忆当中宏观调控就是政府不让干这个、不让投那个，过去政府多数是一直压着的，不让经济太热。
　　但是有人说市场的力量太强，当时是全世界的经济过热，出口30%、40%地增长，国内各种投资当时也非常火爆，又是房地产泡沫、又是股市泡沫，2007年的时候增长速度到了14.7%。后来调整了一次，当时自己实现了一次调整，2007年9月份出了国几条，进一步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这时候房地产开始调头，10月份股市开始调头，本来想着继续调整2011年回到继续增长，没想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来了，危机来了以后20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吸取上次的教训得联手救市。
　　现在还有人批判救市，批判当时的刺激政策。当时为什么世界领导人都没有什么异议？1929年的教训是惨痛的教训，是血的教训，当时没有宏观经济政策、没有宏观经济学，诸位都学过宏观经济学，那是1936年大萧条都走了一半多了，一个英国人叫凯恩斯的写了一本书，后来一致公认那本书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罗斯福当选搞新政代表着宏观调控政策的诞生。
　　1929年的时候是没有的，看着经济往下滑，当时不是没有人说要救市，当时的金融家、企业家们跟现在的表现是一样的，挣钱挣的好的时候政府离得远远的，危机来了找政府救市了，救市的时候不说要救他，他说要救工人，否则工人就失业了等等。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说不救，第一你们说市场决定，市场出了危机你们市场自己调整。
　　第二也没有机制，当时没有这套理论和机制，联储当时都没有货币政策的职能。市场行为和规律基本都是一样的，危机来了成灾的时候各种说法，说的越悬乎越好，让政府托底救市。
　　然后搞出一个十年大萧条，世界GDP减少50%，然后出了极端纳粹，纳粹是国家资本主义，搞出了极端的思潮成了纳粹，纳粹打了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几千万人口，1945年经济重新恢复增长，1954年时隔25年之后世界经济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你说这个教训惨不惨痛？现在还有人批判刺激政策，美国现在还没退出呢，欧洲没退出又加了一把，日本在加码。问题不在这儿，需要讨论的是怎么刺激、刺激多少、刺激多大。
　　事后看中国政府刺激的政策确实大了点，有点过大，这个大不是体现在四万亿，四万亿其实很少，四万亿是两年的数，一年只有两万亿，而且四万亿当中绝大部分是政府的正常开支，不属于刺激政策，收了税搞些项目，刺激政策必须是无中生有的需求，必须是财政赤字，当年财政赤字没有增长多少，从1.6上升到2.3。
　　真正的大头是一年就暴涨了六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这也是政府债务，这属于政府赤字，只不过是以金融债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下子把GDP拉到13%、14%，然后再刺激买房买车，刺激出了一轮，年又热了一把。
　　所以两次过热累加在一起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什么问题？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后面是债务，借了那么多钱结果没有定单，产能过剩就是债务问题，债务问题的背后就是企业，企业当然融资难了、融资贵了，东西卖不出去了，连定单都没有了，原来的债都还不起了谁还借你新钱，借你钱的得加一部分吧，得风险贴水吧。
　　现在老怪财政政策过紧，有没有过紧？有过紧，我后面再说这个问题。但是最近的问题是银行有了钱了也不一定往外贷啊，典型的就是危机时候的表现，经济下调期的表现。一样的，只不过我们中国没有采取硬着陆式的危机式的调整，我们喜欢软着陆。
　　软着陆说明什么呢？能软着陆因为原来的政策没有起太多作用，有泡沫但没有太大，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无论如何，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起点作用，年的时候不断地压着没使泡沫太大，2009年、2010年的时候我们采取世界最大的刺激政策，但是第一个最早退出了刺激政策，日本、欧美还没退出呢。
　　中国2010年4月份退出了，住房限购政策推出标志着这个政策从刺激政策退出走向紧缩政策，2010年的中期开始清查地方融资平台，2010年的下半年各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从紧了。及时退出的作用是什么呢？
　　以房地产为例，没有使房地产的一二线城市鼓起的泡沫波及到全国的三四线城市，现在三四五线城市有点问题属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是城市化政策出了问题的问题，不是这轮波动影响的，三四五线城市的投资在前一轮就开始了，没有波及到全国，全国的泡沫并不大。
　　中国的泡沫实际上已经破了，房地产泡沫前年已经破了，现在还有人在讲中国的泡沫没有破，还要硬着陆，我们这几年就在跟这些观点做辩论，它是一种软着陆的方式，已经软着陆了就不会在乎硬着陆了。
　　最近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二线城市，原来泡沫不大调整也不深，现在政策一调整之后开始回暖。但是软着陆有一个问题，就是调整的时期会比较长，软着陆另外一个起的作用就是政府喜欢掩着盖着，这些问题不让它破，慢慢在时间的过程当中逐步加以调整，逐步消化一些问题。
　　破一点别破太多，市场相对来讲比较平稳，这种方法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倒闭破产、大规模的经济振荡，但是会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比较疲软，调整期比较长，比市场经济国家没有政府的那只手调控着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多长呢？这不好说，但是我们可以回顾上一轮调整。
　　过去三十几年中国经济两位数高增长，并不是这样的，要看GDP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多数年份不是两位数增长，这是第一；第二，那一年到了14.3%，那边是2007年到过14.7%，最低谷那块7%左右，跟我们现在差不多，那是从哪儿开始呢，从1995年开始，1995年还有10%以上的增长，但是第二年已经开始下滑了，有点像我们的2011年，2011年已经低于10%了，处于下滑的开始。
　　2002年还有通货紧缩，为什么没到2003年呢？2003年有非典，没有非典的话也就上去了，有非典2003年还低一点。就是1995年到2002年八年时间属于调整时期，有一段下滑，滑到底部不再下滑了但仍然没有很大起色，它稳定在比较低的水平上，或者在低的水平上有点挣扎，还有通货紧缩。那就是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初期的情况。
　　我们记忆有选择性，喜欢记住自己辉煌的时代、挣钱容易的时代、东西好卖的时代，不记得自己低迷的时代。当时也很痛苦，当时说的问题跟现在说的都一样的，现在我们说的这点事都一样的，产能过剩、债务问题，当时银行坏债，也是质疑GDP有没有7%呀。后来MF和世界银行专门派一个研究小组调查你们的统计数据到底怎么回事，结论是中国的GDP会有正负1个点的差额，但是整个体系还是符合国际准则的。
　　谈论的话题也是一样，中国6%左右的增长就不错了，不要提什么7%、8%，现在也一样嘛，我不用那些政治术语，现在的说法都一样。那时候年年讨论怎么扩大内需、讨论怎么治理通货紧缩，那时候PPI31个月通货紧缩，现在已经40个月了，这次多长还说不好，可能得50个月。
　　产能过剩，那时候是一次过热的产能过剩，这次两次过热产能过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次可能比上次调整的力度还要大一点，2008年讨论产能过剩是钢铁，4亿吨的需求，6亿吨的产能，2011年的时候再算，6亿吨的需求，10亿吨的产能。防过热防的不是过热，过热的时候大家多高兴呀，防的就是现在这点事，防的就是现在的过剩、低迷、债务，经济规律就是这么调整的。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调整到什么时候？这条线还没有尾呢，按照上次的情况我们才走了一半，清理问题现在也走了一半，大家得有思想准备，准备什么呢？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年、两年、三年中国经济处在相对比较低迷的状态，处在低谷，调整时期，不一定再往下了，但可能还是比较低的状态。
　　这时候还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托一托，政府的一些措施还不能放，保持总需求一定的规模，通常会调整的很深，调整低于增长速度很多，这时候需要政府的政策托住它，尽管还不能实现正常的增长，但是比较稳定的增长，防止深度的下滑所产生的不良后果。这时候我们得有思想准备。
　　是不是能够听出一点里面积极的因素，和现在有些人看待中国经济比较悲观的观点不太一样，现在过于低迷，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我们如果度过了这个调整时期，我们完成了这段调整，经济不再过于低迷了，恢复到正常增长，我们的正常增长会比现在高。现在7%或者低一点的增长速度不是我们的正常增长速度，属于比较低的调整时期的增长速度，对不对？
　　就是所谓的潜在增长率，本来是这么多，经济过热的时候个高于潜在增长率，那时候有通货膨胀。而在低迷时期，通货紧缩的时期表明你现在的增长速度低于你的正常速度、低于你的潜在增长力，绿波方法可以计算正常增长，把通货紧缩的年份去掉，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中间没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叫正常增长，我们现在不属于正常增长，我们属于有负差距的状态。因此，当我们恢复正常的时候中国经济不至于这么低吧。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今后长期来看，五年、十年、二十年不一定就是6%、7%，有些人还说3%、5%，在调整时期说这个话不把调整、不把周期性的因素考虑进去，这是一个错误的分析，现在很多分析这个因素、那个因素，说了半天产能过剩这些都是周期性因素，你把它当做长期的趋势来看，这是错误的分析，调整时期过了之后恢复到正常水平，不讲长期的增长速度了，我个人的看法是会高于7%，至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高于7%。
　　中国经济是有周期的，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也要在长期的波动当中分析这个问题。西方人老说看不懂中国经济的问题，他们说你们怎么没有经济周期、没有经济危机啊。我说我们有经济周期，只不过没有负增长，我们的周期幅度可能比你们还大，我们是14.7%和7%之间的将近8%的波动，而你们看不见中国有经济危机是因为中国7%是低谷，你们是负增长才是低谷，叫衰退，我们没有衰退，但是我们是低谷。两位数的增长也不是中国正常增长。
　　中国经济一超过9%就通货膨胀了，超过10%又是通货膨胀又是资产泡沫，那都不是正常增长，不是过去的旧常态，那是变态，那叫过热增长，我们希望以后不再有了，通货紧缩也不是正常增长，我们把这些去掉，去掉之后统计上看就和世界上若干个研究小组过去这些年研究的中国潜在增长率结论是一样的，过去二三十年就是7-9之间，有的十年可能是8-9，有的十年可能是7-8，这个可能也会变化。
　　现在可能比过去稍微低了点，有过去的长期因素，成本提高了、环境难以为继了等等，世界经济再不好了，加在一起，现在我们可能比以前低一点，在7-8或者7-7.5这么一个区间还是完全有可能的。
　　再一个积极的方面，经济确实在进行调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很多企业不景气，但是你看到这些企业不景气的时候正在调整，这个时期正是优胜劣汰发生的时期，不能再刺激出一把过热，因为市场决定着调整过程，就是淘汰一批过去生产的过多又不很专业的企业。
　　经济热的时候泥沙俱下，谁都能挣碗饭吃，当时建了很多企业，有的搞了几年东张西望转产包括政府和业内人士就忽悠，转型升级变成了转产，于是都做的不专业，这个时候一定就是被淘汰的时候。然后谁来淘汰别人呢？有人被兼并重组，有人兼并重组别人，一定是过去这些年专注而专业的发展自己产品创新的那些企业。
　　现在是大浪淘沙的时候了，热潮退了以后大家能看出哪个企业好、哪个企业不好，我们的风投、PE选择企业相对容易一点，反倒准一点。而且现在定单集中，以后产业集中提高。
　　这样的调整就为下一轮中国经济的增长创造新的价值，效率更高了、资源配置更好了、利润情况也更好了，竞争力会增强。所以应该说现在我们处的阶段有它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也不必特别悲观，包括我们有些产业现在正在恢复正常状态，汽车制造啊、一般基建行业，除了建筑基建之外的基建行业都在增长，消费品在增长，消费品比较稳定，有些产业也在逐步恢复正常。
　　现在为什么这么低迷而且过于低迷呢？今后两年至少估计都是7%左右。再一个因素就是政府政策还是有问题的，2010年及时退出了刺激政策，为了应对过热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政策，但是忘了及时退出紧缩政策，那些政策一放放那儿四五年，经济回归正常或者进入调整了，这些政策没有及时退出，没有回归中性。
　　当时很严厉的刺激政策包括住房限购，20%的准备金率，20%的准备金率当时是为了过快增长的外汇储备，现在外汇储备不增长了还按20%的准备金率，很多刺激政策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结果没有及时退出，搞的政策过紧，一直到去年4季度才逐步有所退出，包括住房。退出之后就会有一些调整不太一样了。
　　第二就是应对风险不积极，资本市场上投资者过去这几年压着大家一直觉得有风险的大事，地方融资平台的事，本来可以早点化解风险，因为融资平台的事主要是期限错配所表现出来的融资机制错配，地方融资平台建的都是基础设施。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消费型，都是花了钱，毕竟是投资了，投资会有无效率的地方，但大部分还是投资，而投资这些项目是长期项目，地铁高铁都是几百年。
　　我前两天看英国地铁150周年纪念，车皮大概每十年换一次，但地铁的洞就是150年，300年的时候那个洞还是300年前挖的，修地铁最贵的就是那个洞，回报是长期的，融资方式是短期的。银行借款本质上就是短期的，中长期贷款五年十年也很长了，现在变成了影子银行信托，信托更短，一年两年三年，这是融资机制错配。
　　如果早点置换，现在做这点事早就可以做，尽管当时预算法没有修改，中央政府也可以替地方发债，因为是置换，因此可以多做一点，不要拘泥于中央财政那点赤字，已经那么多赤字发生了，置换一部分反倒化解金融风险，迟迟不做，现在做了力度又很小。这就是政府应该积极的面对这些风险，积极的化解这些风险，我们的经济就会好一点。
　　第三个因素就是政府不作为，这个大家都知道，不作为不仅是很多地方不给企业、企业家办事了，而是自己的事也不办了，自己的钱也花不出去，如果去年都花出去了也不至于7.4。这是一个次要的因素，但仍然是一个要素，主要因素是我们在进行调整，加上政府政策有一些问题，使得我们过于低迷的问题更加严重。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这个状态当中显示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仍然具有一潜力，我们度过这个艰难的调整时期、痛苦的调整时期，但是还得经历一段时期。
　　明年开始“十三五”，“十三五”前期还在应对“十一五”、“十二五”以来过热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实现长期的正常增长，希望不再是过热增长了，7%-8%的正常增长持续一段时间，中国又上一个新的台阶。
　　大家现在对中国的长期增长有很多怀疑，各种因素，比如成本提高、环境因素等产生一些困难。刚才说的那些是短期、周期性的因素，周期性的因素现在在发生，长期性的因素也在发生，处理的办法是不同的。它所发生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经济研究最怕就是一锅粥在那儿搅和，永远讨论不清楚，我们把它区分开，有长期的问题、结构性问题、体制问题等等，也有周期性因素。
　　在这些长期的问题背后中国还有巨大潜力，人均GDP只是发达国家很少的一部分，工业化程度说了半天，天天转移人口，还有30%多的劳动力是农民，不是因为他没出来，出来又回去了，这是中国特殊的体制问题导致的。
　　工业化程度老提不高，然后沿海地区和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涨过快，过早进入了工资成本上涨时期，是因为农民工早退，干个七八年、八九年早早退出了城市劳动力供给，这不是中国的劳动力用完了，不是人口红利没了，中国过去三十年制造业、服务业，大量的劳动力供给，不是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生了太多的孩子，是因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这是基本的逻辑。
　　现在有些人说中国人口不增长了、中国没希望了，解决办法是再生孩子，我说人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巴不得现在劳动力用完了，劳动力用完了我们再发展别的，现在的问题是没转移完就发生劳动力短缺，这是新型城市化要解决的问题，怎么让这一代农民不回去，下一代农民也不回去，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这个过程中只要劳动力不断转移，劳动力供给基本是有保障的。分析这个问题很多人犯很严重的错误。
　　另一个严重的错误说中国劳动力没有了，因此中国不增长了，即使劳动力人数减少了，现在的经济增长不能光算劳动力，要算人力资本，就是劳动力加上教育，把这个因素带进去现在进入劳动大军的劳动力资本比退出劳动力大军的资本至少多四到五年的教育，把这个因素一带进去，出来的潜在增长率就是不一样的。
　　然后城市化只有52%。70%的人口为低收入阶层，70%当中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农民工。储蓄率过高，一方面表明我们不缺钱，钱到处在找项目，但是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消费特别低，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5。看看这个指标(见PPT)，今后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的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储蓄，这个潜力有多大(见PPT)。
　　按照人均GDP，经济学算一个指数叫“追赶指数”，人均GDP比你的标杆国家人均GDP就是美国，它现在是五万多美元，我们是七千多美元，我们只有百分之十三点几。四小龙，韩国是百分之六十几，新加坡和香港已经一百多了，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富的国家，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泰国百分之二十左右，我们只有百分制十三点几。韩国1979年左右达到这个水平，以后又二十年增长，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按这个算中国二十年的高增长是有可能的。
　　我们要做很多正确的事，包括不要出现危机，包括经济危机、政治危机、金融危机等等，金融危机了就惨了。顺便说一句，关于流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是不对的，说是技术问题，现在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了，竞争力和低收入国家不行了，做不了低端产业了，但是你又没有高新技术，又竞争不过发达国家，高不成低不就就掉在那儿了，这个不对。
　　拉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因为他没技术和创新的能力，是因为社会出了问题，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特别大，收入差距一方面可能导致政治动荡，另一方面容易导致福利陷阱，为了缓解差距扩大各种社会支出和社会福利，结果财政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这个我们现在都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中等收入水平，所以在这方面还要做，还得顾及考虑缓解社会紧张，还不能出现金融危机。
　　下一阶段确实是最难的时候，我们的收入差距现在是最大的阶段，这是真正的问题。定义的一个基本错误是怎么能假定世界只有一个高端技术和一个低端技术，它不是跳跃的。有大量的企业就在拿着中间的技术挣着中间的收入，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收支是平衡的，仍然可以有利润的，包括韩国和其它国家都在吃着中等技术的饭在逐步发展，可以把产业低端的部分转移出去，中端和高端的东西继续做、继续可以发展。
　　中国人到韩国去买东西就是买两样，一个衣服、一个化妆品，都是中间技术，它继续在做衣服，把一部分低端的衣服转到中国来了，它继续做中高端的衣服，我们也可以继续做，中间漫长的空间可以发展，不一定非得是高端技术。中国的制造业也大有前途。
　　在未来直接投资市场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应该说大家都希望中国的资本市场有健康稳定的发展，我相信政策层面谁都希望看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因为中国太缺直接融资、太缺诸位做的事情。2013年中国的IPO只占全部社会融资的1%，加上前面的风投、创投、天使投资、PE不超过3%，这么多年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发达国家不说美国高到60%、70%的融资比例，日本、德国间接融资比较高的国家也有20%、30%的直接融资方式，而我们太缺了。
　　资本市场的稳定有利于IPO之前的一系列投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领域仍然是大有发展前途，也是政府应该支持鼓励和配套的，政府不见得搞很多基金，但政府搞的基金跟着私人的投资走，给私人政策添个码，但是选企业产业要让企业去选，让我们的风投创投首先选企业然后承担风险，政府跟着一块去承担风险，至少方兴未艾。
　　互联网特别热，我也非常赞同互联网是这几十年来最伟大的技术进步和最伟大的技术革命，一定要应用在各行各业，但是基本内容是信息技术，它节省的信息成本，节省了各行各业我们每个人的信息成本，但是它不解决内容问题，它收集整理传输信息有新的方法了，但是传递的什么东西这个问题没解决，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要“互联网+”。
　　互联网+这个词说起来上口了，在我看来应该各行各业+互联网，否则加了一千次互联网仍然没有解决好产品质量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基本的竞争力问题，你加了一千遍互联网仍然是三流企业、四流企业，根本的问题还是怎么做好你自己，利用互联网技术节省你的信息成本使你发展的更好、市场做的更大，互联网一定要发展，而且最好在各行各业。
　　“十三五”我们建议用普惠式的，谁有先进技术、发明创造就鼓励谁，加强它的发展势头，包括应用互联网。我说我们看一个企业根本的还是看他提供什么东西，而不是看他是不是用了互联网，用了互联网是一个+号，确实是一个+号，根本的还是怎么做好，长期专业专注的做好各行各业，专注专业的产业是值得我们投资，是有发展潜力的。(本文为樊纲在2015中国股权投资论坛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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