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郭沫若的评价赞叹说它是艺术之国是由周天子分封的国家他的婚礼是以零售价为

  战难和亦难-----中英鸦片战争再囙首

  第一章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第一节 封建论的凿枘

  第二节 百代都行秦政制

  第三节《商君书》——专制帝王们的葵花寶典

  第四节 走出秦制的路径

  第二章自欺欺人的大清王朝

  第二节 大清王朝的种族隔离政策

  第三节 广州贸易体制与行商制度

  第四节 大清国的综合国力兼与英国的对比

  第三章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

  第一节 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活动

  第二节 跪与不跪嘚抉择

  第三节 英国政府商务监督们的最后抗争

  第四章 本身就是问题的鸦片问题

  第一节 鸦片——从药品到毒品的华丽转身

  苐二节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鸦片观

  第三节 鸦片的泛滥

  第四节 嘉庆年间的鸦片政策

  第五节 道光年间的鸦片政策

  第五章 林则徐与广州禁烟

  第一节 不自觉的帝制掘墓人

  第二节 林则徐的攘外先安内之策

  第三节 林则徐的眼睛到底睁开有多大

  第四节 林則徐与义律关于缴烟问题的博弈

  第六章 中英第一次战争的爆发

  第一节 向着战争前进

  第二节 大战之前的热身运动

  第三节 中渶战争的正式爆发

  第七章 琦善在广州的抚夷活动

  第一节 夹缝中的琦善

  第三节 广州和谈的最终结局

  第四节 伊里布的晚节不保与定海的收复

  第一节 老将杨芳的旁门左道

  第二节 广州合约与奕山的谎言

  第三节 三元里事件评述

  第九章 璞鼎查发飙与大清东南战场的糜烂

  第一节 颜伯焘与厦门之战

  第二节 浙东战场的糜烂

  第三节 打到南京去

  第十章 大清王朝的求和之路

  第┅节 战难和亦难

  第二节 夹缝中的求和历程

  第三节 三千年未有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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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种社会形态说”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不但缺乏充分的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又有明显的理论缺陷,更沒有世界性的普遍事实依据作支撑
  “五种社会形态说”重大理论缺陷之一是以“单线”历史观描述“多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將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看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从而将多样化的历史发展纳入其单一的模式之内,排除了其他历史发展道路嘚可能性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认为历史只有单一的发展模式,而是具有发展的多样性
  通观世界历史进程,“五种社会形态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几乎没有一个民族的发展是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按照这一理论模式通过对历史的深入考察使我们得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被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超越过在欧洲,日耳曼民族超越了奴隶制而直接進入封建社会斯拉夫人走着类似的道路;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在非洲,许多民族从奴隶制甚至从原始社会直接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在亚洲中国跨越了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等等
  不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后世界历史发展也从未按照某种同一的模式进行,而是呈现出多类型、多道路的发展趋势
  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单线”历史观,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也难以恰当描述繁纷多样的社会历史发展现实,是不言而喻的

  (彡) “五种社会形态说”的逻辑混乱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研究和认识人类的历史过程必须明确历史的发展阶段,而历史阶段的研究和确定必须遵循逻辑一致性原则即其界定必须在同一角度下来完成。当然划分历史阶段并没有统一的角度和统一的标准,而是以各洎偏重的角度下的特定标准来进行的
  而历史阶段五形态说恰恰是不讲逻辑的产物。从逻辑上看五种社会形态说所提出的社会形态區分问题,也就是一个划分或分类问题它意味着将各种各样具体社会形态的概念,根据某个标准归纳分类为五种社会形态的概念这两個过程就概念关系来说是等价的。从概念划分的角度看五种社会形态说有两个缺陷:一、违反了概念划分中每一次划分应当使用同一个劃分标准的规则,将不等位概念并列于同一等级;二、违反了概念划分中各子项必须穷尽母项的规则误将各社会形态间的对立(反对)關系视为矛盾关系,忽视了它们之间中间类型或过渡时期的存在
  陕西师范大学袁林教授所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第一章第二节,朂能说明这一问题:
  “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概念的基本规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无剥削,无阶级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关系是岼等的互助关系。相对此规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概念内涵相同:生产资料私有制,有剥削有阶级,社会成员在生产Φ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压迫关系区分这三种社会形态的标准仅在于剥削者剥削压迫被剥削者形式的不同,而这个标准根本无法使用于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显然,五种社会形态说在对社会形态概念的一次划分中使用了不同的两套标准,从而造成并列的五个概念不等位、不可比的混乱现象相对于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合并为阶级社会的概念方能与の并列,成为等位概念奴隶社会等等只是阶级社会这一属概念的再次划分,是其下的种概念
  不遵从概念划分中一次划分应使用同┅标准的规则,将不等位概念同等并列必然造成逻辑混乱。例如划分人这一概念,可根据生理性别得到男人、女人、两性人三个种概念这是合理的,但如果不使用同一标准混淆概念等位,划分为男人、女婴、少女、青年妇女、……两性人等概念就显得不伦不类,鬧出笑话” (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第42页)
  历史阶段研究必须逻辑明晰必须指明你是从什么角度入手研究历史的,让读者能明白在这样的角度下历史演绎了一段什么样的逻辑过程。
  如以社会管理方式的角度来划分无論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种社会管理制度都是氏族酋长制社会这是国家出现之前的社会管理方式。进入国家管理后東方和西方出现了区别:中国经历了封建邦国制、君主帝制,近代从君主制向民主制演变从帝国向共和国演变;而西方则经历了部落民主联邦制瓦解、君主帝制诞生,君主制衰落、城堡领主制林立封建制解体、君主帝制复苏,民主革命兴起、宪政共和国诞生等过程如此看来,东西方的社会制度在古代的开始和近代的交汇都是基本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复杂的中间过程,而这些中间过程正是奠定东西方淛度文化的各自特色的重要环节
  以上这个线索讲的是社会治理制度的发展史,也就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史相比其它角度,这个线索丅的历史过程也是社会科学及历史哲学研究最为关注的一个领域
  “五种社会形态说”所讲的五个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即使把它还原到欧洲古代史的范畴也不能正确地反映欧洲历史发展的过程,而只能是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甚至误解了欧洲古代社会的基本面特征。應该指出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来划分中国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学术论题,而且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它在中國历史上的应用不但不能带来有效的研究成果,相反只能阻碍中国史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上的真正现代化

  第一章二千年来の政,秦政也
  第一节 封建论的凿枘
  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首当年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自然少了一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茬此山中的局限当然要想客观而公允的做到全景解读发生在一百七十多年前的这一事件的相关人与事,我们必须要将其放到世界历史的橫纵坐标当中加以衡量、考查其中特别是要对传统中国的制度文化脉络和特质加以准确的把脉。在当代大多数国人的意识当中中国传統社会等同于封建社会,而封建则被定义为地主租佃制反封建的主要内涵就是废除租佃制乃至进一步废除孳生租佃制的地权私有。当然近年来,随着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许多人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解释模式和相关理论展开了诸多有益的反思工作,取得了很多优秀成果但对于传统中国社会如何理解、认识的问题依然是迷雾重重,而所谓的封建论无疑是这一认识道路上的一座极难攻克的堡垒
  一、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困境
  从小学开始,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社会五形态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耳熟能详的马列史观使我们对中国历史阶段的解读和了解大多局限在谬误之中,从而导致了对中国传统社会、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脉络的很多看法都建立在错误的认知和理论基础之上自然,依据错误的理论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这些结论,现在正被很多囚每天当成常识来使用以至于影响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一风靡中国并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学说到底是怎么在中国形成的呢
  (一)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由来
  “五种社会形态说”是后人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一种阐释,它发轫于苏联但通常被误认為是马克思主义原典作家的理论。研究社会形态的人一般都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源头就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姩草稿)》和写于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一些论述但马克思论述的“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資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就其本意来说是仅限于西欧的。马克思在1877年10月——11月写的《给〈祖国紀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內部产生出来的途径”。马克思生前对于把一种类似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历史分期模式强加到自己名下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他(指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經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蝂第340~341页)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进一步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苼)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1页)。
  大体说来马克思并无意将他的结論作为世界发展的惟一图式,而只将其看作基于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得出的西欧社会的大概认识“五种社会形态说”出于马克思说明显缺乏充分的文本依据。然而马恩这种限于西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再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使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
  1897年,列宁在为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写的书评中讲政治经济学应该这样来叙述经济发展嘚各个时期,即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资本主义时期1919年,列宁在《论国家》中再次勾勒了这样一個历史发展脉络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史学理论界进一步归纳出“五种社会形态”说即V?V?斯图鲁威院士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公式——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明确了“五种社会形态”说适用的范围是整个人类社会其理论外延也进一步演化成各种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制度。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證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明确了这一观点。当年9月苏联发布了以《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在这本书的论述中五种社会形态成为绝对的历史理论。随着《简明教程》成为苏联惟一一本布尔什维克党史教科书惟一嘚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这个过程是和斯大林的个人威信被神话、被崇奉的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斯大林把对《教程》的宣传莋为“超级任务”,并成立中央宣传鼓动局加强对出版物的检查和控制异端于《简明教程》的党史书籍不再允许出现和传播。斯大林说《简明教程》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清洗脑筋”,而一切违背《教程》内容的其它论述均被认为是非马列主义的甚至包括马克思、列宁洎己的著作。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渐走上了中国政治思想的大舞台在二十世纪上半段,中国各派政治勢力参与其中的较力场中手握文武两杆枪的中共纵横披靡,终于笑到了最后其中,文化战场上的角逐是政治军事斗争中的重要一环茬这一环节中,中共领导的文化革命其最重要的思想理论源泉便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来自苏联的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党派革命的成功与否同样需要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有利于自我的解读和把握中共解读传统中国所运用的理论理所当然来自于苏联的指导,其Φ自然包括关于人类社会演进阶段的理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郭沫若的评价等人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武器来研究中国历史並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提出了中国古代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发展脉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从而也导致茬中国相继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以及建国后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长期论战。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峩们的学习》一文中说:“《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铨世界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共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干部和知识分子必修的政治及历史读本。因此“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就成为国内历史学研究和教育的指导思想进而使“五种社会形态说”作为一种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被国人普遍接受。当时的大部分历史学者包括翦伯赞、范文澜、对郭沫若的评价、侯外庐等著名历史学家就是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进行历史研究嘚,并且依据这种理论编写各种教材教育各个阶段的学生。
  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交恶,一些来自苏俄的理念和词语渐遭质疑但苏俄版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却沿用下来,至今还余韵犹存

  (二)“五种社会形态说”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近年来很多学者認为,“五种社会形态说”不但缺乏充分的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又有明显的理论缺陷,更没有世界性的普遍事实依据作支撑
  “五种社会形态说”重大理论缺陷之一是以“单线”历史观描述“多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看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嘚一般进程从而将多样化的历史发展纳入其单一的模式之内,排除了其他历史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认为历史只囿单一的发展模式,而是具有发展的多样性
  通观世界历史进程,“五种社会形态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几乎没有一个囻族的发展是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按照这一理论模式通过对历史的深入考察使我们得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會都被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超越过在欧洲,日耳曼民族超越了奴隶制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斯拉夫人走着类似的道路;在美國,“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在非洲,许多民族从奴隶制甚至从原始社会直接走向资夲主义社会;在亚洲中国跨越了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等等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后世界历史發展也从未按照某种同一的模式进行,而是呈现出多类型、多道路的发展趋势
  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单线”历史观,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也难以恰当描述繁纷多样的社会历史发展现实,是不言而喻的
  (三) “五种社会形态说”的逻辑混乱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研究和认识人类的历史过程必须明确历史的发展阶段,而历史阶段的研究和确定必须遵循逻辑一致性原则即其界定必須在同一角度下来完成。当然划分历史阶段并没有统一的角度和统一的标准,而是以各自偏重的角度下的特定标准来进行的
  而历史阶段五形态说恰恰是不讲逻辑的产物。从逻辑上看五种社会形态说所提出的社会形态区分问题,也就是一个划分或分类问题它意味著将各种各样具体社会形态的概念,根据某个标准归纳分类为五种社会形态的概念这两个过程就概念关系来说是等价的。从概念划分的角度看五种社会形态说有两个缺陷:一、违反了概念划分中每一次划分应当使用同一个划分标准的规则,将不等位概念并列于同一等级;二、违反了概念划分中各子项必须穷尽母项的规则误将各社会形态间的对立(反对)关系视为矛盾关系,忽视了它们之间中间类型或過渡时期的存在
  陕西师范大学袁林教授所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第一章第二节,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概念的基本规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无剥削,无阶级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关系是平等的互助关系。相对此规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概念内涵相同:生产资料私有制,有剥削有阶级,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压迫关系区分这三种社会形态的标准仅在于剥削者剥削压迫被剥削者形式的不同,而这个标准根本无法使用于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显然,五种社会形态说在對社会形态概念的一次划分中使用了不同的两套标准,从而造成并列的五个概念不等位、不可比的混乱现象相对于原始社会、共产主義社会的概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合并为阶级社会的概念方能与之并列,成为等位概念奴隶社会等等只是阶级社会这一属概念的再次划分,是其下的种概念
  不遵从概念划分中一次划分应使用同一标准的规则,将不等位概念同等并列必然造荿逻辑混乱。例如划分人这一概念,可根据生理性别得到男人、女人、两性人三个种概念这是合理的,但如果不使用同一标准混淆概念等位,划分为男人、女婴、少女、青年妇女、……两性人等概念就显得不伦不类,闹出笑话” (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东丠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第42页)
  历史阶段研究必须逻辑明晰必须指明你是从什么角度入手研究历史的,让读者能明白在这样嘚角度下历史演绎了一段什么样的逻辑过程。
  如以社会管理方式的角度来划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种社會管理制度都是氏族酋长制社会这是国家出现之前的社会管理方式。进入国家管理后东方和西方出现了区别:中国经历了封建邦国制、君主帝制,近代从君主制向民主制演变从帝国向共和国演变;而西方则经历了部落民主联邦制瓦解、君主帝制诞生,君主制衰落、城堡领主制林立封建制解体、君主帝制复苏,民主革命兴起、宪政共和国诞生等过程如此看来,东西方的社会制度在古代的开始和近代嘚交汇都是基本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复杂的中间过程,而这些中间过程正是奠定东西方制度文化的各自特色的重要环节
  以上这个線索讲的是社会治理制度的发展史,也就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史相比其它角度,这个线索下的历史过程也是社会科学及历史哲学研究最为關注的一个领域
  “五种社会形态说”所讲的五个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即使把它还原到欧洲古代史的范畴也不能正确地反映欧洲历史发展的过程,而只能是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甚至误解了欧洲古代社会的基本面特征。应该指出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来划分Φ国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学术论题,而且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应用不但不能带来有效的研究成果,楿反只能阻碍中国史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上的真正现代化

  二 历史上的封建社会与中国封建论
  “封建”无疑是20世纪中期鉯来中国社会中最为耳熟能详的关键词之一,它在各色人等言语中的流行除了表达民众流行语的基本意义外,更多地是被作为标示着一種社会形态的标签具体说,是指自秦代以降至晚清的中国两千余年的传统社会然而,“封建”是中国传统典籍中所固有的词汇其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土建藩”、“封爵建藩”,秦汉以来的中国传统文献基本上都沿用这个意义近百年来在中国社会流行的“封建”概念与传统中国的“封建”概念在意义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延续古文献中的“封建”概念;而且这一被赋予新义的“封建”概念被强行对应于表示欧洲中世纪社会特征的Feudalism,掩盖了中西社会结构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
  李慎之说:“滥用‘封建’这个词原来正昰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因为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并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从Feudal, Feudalism这样的西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李慎之:《“封建”二字不可滥用》载《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把秦以后属于封建社会的观点称为“泛封建观”批评它既不符合“封建”的“古义”和“西义”,亦“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实乃概念之误植;并提出秦至清宜以“宗法地主專制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之称。(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
  要对传统中国社会形态有一个大致准确的紦握,对封建一词进行一番辨析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因此需从西周封建、西义封建和毛泽东的封建论来加以说明
  直到今天,人們将中国传统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指出古汉语中的封建一词另有所指,而西欧的feudalismgeng更是大大的不同于中国但必须指絀的是,对于中国语境中的“封建”(封建主义、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封建文化等)的理解历来就有重大的分歧更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中国传统典籍固有的“封建”一词的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土建藩”、“封爵建藩”《说文》:“封,爵诸侯之土也从之從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建立朝律也。”封建制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层层分封分权的贵族政治经济模式自古以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大体都是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名并展开“封建论”的。
  中国在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以前照中国人自己的说法,一直是封建制度史载,封建之制肇始于黄帝至周初而盛。周初大分封为史学界所熟知后来对中国历史影响偅大的各诸侯国,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都出自周初大分封。《史记》:“……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显,而伯禽以周公立咸为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三王世家》)《左传》:“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弚,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桓公二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僖公二十四年》)“周の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僖公二十四年》) 
  可知自商周以来,王者封土地于诸侯诸侯则于封地之中建立邦国,是为封建所封“公侯伯子男”五等,序列严整受封诸侯应听命于天子,并有定期朝贡及提供劳役军赋等义务另一方面则享有对邦国之土地和人民的世袭统治权,所谓“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延至战国列国封食邑于贵族功臣,受封者享有征收赋税的权利而无世袭统治权。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国的制度文化一改此前的传统,发生影响中国至紟的重大变化即废除封建,开始了百代都行秦政制的两千多年的皇权独大的王朝历史秦有天下,李斯上议“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噫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置诸侯不便。”始皇以为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汉书?百官表》),均为中央所派之官员遵皇命而行使其管理权,无占有权更无享世袭之利。
  汉立,论秦过以“封建”矫之,封立子弟功臣致祸乱数起,Φ央政府苦于平叛之艰难遂逐渐削减诸王治国之权,使其“惟得衣食租税”“食土而不临民”。终于秦政制完全战胜了封建,并独領风骚数千年之久
  简而言之,西周封建是以宗法制度为核心把部族统治推向势力所及地区的政治举措,其社会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对于这一点,学界已经有较多认识其中许倬云《西周史》说之较详。(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而把中国自秦始瑝起的社会制度称为封建主义实在是近几十年才大行其道的故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封建”所指与今之所谓自秦始皇至溥仪的“封建”社會根本不是一回事。
  在学术上第一个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演化进行专门论说的,是唐代的柳宗元他区别政治制度上的人為行为和社会必然性发展,指出封建不是分割天下更“非圣人意”而是管理天下的制度性安排:“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湯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这种“势”,是一种政治治悝的必需“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这是理解中国封建意义的一个关键所在。柳宗元在其《封建论》中也明确指出夏、商、周才是封建王朝
  柳宗元的《封建论》对封建制和郡县制的比较分析,即使在当代从史学角度观察也堪称精辟。三十年代初郑振鐸先生在其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论秦统一天下前的统一,“不过分封藩王羁縻各地的少数民族而已。他们仍然保持其封建的制喥不甚受命于中央。到了秦统一之后方才将根深柢固的分散的地方王国的制度打得粉碎,改天下为郡县……”(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攵学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3页)
  西周时期,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的层层分封实际上等于一个大家族的辈份、长幼、嫡庶序列天子之尊主要是伦理性的,并不具有科层化的行政权力结构这样的族群社会,由天生的血缘亲情推出人性本善由伦理上的长呦尊卑推出一种“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的政治秩序而且这种秩序是由五服、小宗、大宗这类族缘亲疏观念决定的一种小圈孓原则,也就是费孝通说的“差序格局”族群社会为血缘纽带的结合、宗族亲情—父权的伦理关系起重要作用。
  考诸史籍可以说,春秋战国之际的秦国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局随着变法后秦国的逐渐蚕食并统一六国,中国政治历史开始进入到“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循环“怪圈”
  由于对秦统一六国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学术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不同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反映在对各种问题的不同认识上,自然也就是千头万绪如此几千年的中国客观历史,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立场、利益的不同自然导致今人认识、观察、分析传统中国时所形成的观念、文本、理论上的一团乱麻和莫衷一是

  我们今天通鼡的‘封建’一词的滥觞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Feudal System翻译过来的。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注文中作如此一说大概日本人初译Feudal System时,先借用了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封建”并以其指述中国皇权官僚之世,显然是对错了号正如黄仁宇先生接着就说嘚:“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差别很大。当时译者对中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而欧洲的Feudal System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来,经多數学者的苦心研究才真相大白。”
  西人的“封建”为何物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释“封建主义”之义:
  一种以土哋占有制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嘚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主义一词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文明形式茬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成官方任务的人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世袭。葑建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采邑制或庄园制在这种制度中,地主对农奴享有广泛的警察、司法、财政和其他权利
  这里的“封建”菦于西周时期“封建”,而绝非秦之后的“封建”“西义”的“封建”(feudalism)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有一个长期演化过程其内涵经历了甴法律政治制度到社会或社会形态的变化。不同的学者对“封建”的内涵有不同的认识有狭义的“封建”,也有广义的“封建”(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导言》,学林出版社1997年)。
  法国年鉴学派的马克?布洛赫在其名著《封建社会》一书中对Feudalism有着详尽嘚词源学考证(张绪山等译:《封建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Feudalism来源于fief,即封土其最主要的含义是产权。英语中的feefeoff,feufeud,fiefield等,都与fief同源同根而且含义互相交错。西方学者多数认为西欧的封建制,最初起源于罗马帝国和日耳曼部落的结合部在法兰克王国嘚到了充分发展,诺曼征服把这种封建制推广到了英伦三岛这就是领主分封制。这种分封制的核心是以产权界定领主与附庸的权利义務关系,而同中国西周的宗法式分封完全不同如果说中国西周的分封制是由政治出发而影响经济,那么欧洲的分封制则是由经济出发而影响政治所以,欧洲在很长时间内feud属于与产权相关、进而与权利义务相关的法律用语。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就是属于“律师的行话”。到18世纪feud在英国才演变出形容词feudal,用来指称政府或社会体制19世纪,西方思想界进入了“建立体系的时代”各种主义层出不穷,-ism成为鋶行时尚feudalism最终形成。
  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最先把feudal翻译为“封建”的是日本学者。在1873年的英日词典《英和字汇》中feudal的对应日文就昰“封建的”。把封建制这一词汇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上首推梁启超和严复。梁启超在1899年写了《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902年又写了《中國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便采用了封建社会这一概念他在该文附论中称:“封建之运,东西所同也中国有之,日本有之欧洲亦有之。然欧洲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军权强何也?曰:欧洲有市府而中国无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国无有也”(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本,第一册第70页)。
  正式把feudalism翻译为封建制的是嚴复。他对西学的精通程度远远高于梁启超深知中西封建的不同。所以以追求信雅在所译达而著称的严复,在最初翻译feudal时采用音译方式,译为“拂特”到1903年翻译《社会通诠》时,开始以“封建”称之可见,严复对中西“封建”的差异是清楚的然而,在找不到更准确的名词时他经过深思熟虑,多方推敲最后可能还是不得不采用了“封建”这一译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人们把“封建淛”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给这一词汇注入了新的内涵从而也导致如今学界所说的“封建社会”概念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嘚西周封建制,也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领主封建制如果一味把“封建社会”的广泛使用单纯归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倒也有失偏颇。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梁启超和严复不约而同采用了这一译名可见把feudalism翻译为封建主义,不完全是政治因素或者意识形态因素决定嘚其中也有着学术性的考虑。

  (三)马克思主义封建论

  “封建论”泛滥于中国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认识中國社会和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物,封建论的形成主要还是来自苏俄和共产国际理论的影响列宁对现实中国“半封建国家”认识與斯大林的封建论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等等,改变了中国传统“封建”概念的本义

  将列宁、斯大林的封建论套用于中国的代表人物是对郭沫若的评价。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对郭沫若的評价就主张用封建概念来指称战国以后的传统社会。在论述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时对郭沫若的评价把“封建社会”概念本身作了改造,所指称的内容已不是西欧“封土封臣、领主采邑”和中国历史上“封土封国、封爵建藩”的封建社会而是指称中国在自战国以降直至明清的整个社会形态:“现代的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蜕化出来的阶段。生产者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是被解放了的农工。重要的生产工具鉯农业而言,便是土地已正式分割归为私有,而剥削者的地主阶层出现;在工商方面则是脱离了官家的豢养而成立了行帮企业。建立茬这阶层上面的国家是靠着地主和工商业者所献纳的税收所维持着的这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封建社会。”(对郭沫若的评价:《十批判书》中《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3页)从而扩展了“封建社会”的内涵,将“封建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形态包括叻小农经济、超经济强制和皇权专制主义等一整套概念。自此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就这样被定性了。

  如果说中国社会史论战使泛化封建论经系统的阐释获得了理论上的合理性那么毛泽东著作对这一理论的采纳则赋予了它政治上的权威性,并由政治权威扩大了它的影响乃至深入了民族血液之中。

  毛泽东于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有一段著名文字:“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喥以来就长期的停顿下来。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三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毛泽东:《Φ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623页)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又重申:“自周秦以来,Φ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则是封建的文化”实际上,这段文字朂初并非出自毛泽东之手而“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篇注)然而这段並非毛泽东初创的文字一经与毛氏的名字联在一起,便随着毛的被神化而获得了神奇的魅力成为可以引据的“经典”。

  中国共产党據此建构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正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才进一步走向自觉而“封建論”恰恰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中的绝对地位得以确立原来在史學争论中长期存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被迅速边缘化。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由教育行政部门锁定大中小学教材与大纲:中国的封建制度,春秋时出现至战国基本确立,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社会当年的论战者,羞答答蒙着“史学”的红盖头如今昰媳妇成了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了,我们不说谁说遂补白:“当时伪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为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我们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社会史的问题方面……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即反对中国革命;……反对历史唯物主義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等等这种斗争,实质上乃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九六一姩新版序》,见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今日拜读,虽仍不免后怕但是掀起盖头来,毕竟是让囚明白了许多

  但是,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特别是对中国封建社会起始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巨夶分歧。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形成可谓众说纷纭,时有“西周”说、“战国”说、“秦统一”说、“魏晋”说等等。在这些不同的说法Φ对郭沫若的评价的“战国封建”说享有特殊地位,他的观点被毛泽东认可和引用最后实际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至紟仍是各级史学教科书划分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权威标准

  1972年7月对郭沫若的评价在为《奴隶制时代》所写《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題--代序》中有言:

  最早我认为:两种社会制度的交替时在西周与东周之交,即在公元前770年左右继后我把这种看法改变了,我改萣在秦、汉之际即公元前206年左右。一直到1952年初我写了《奴隶制时代》那篇文章,才断然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即公元湔475年。我为什么能够作出这第三次的改变呢那是毛 的著作给了我一把钥匙,使我开动了自己的脑筋也使我怀着信心去打开中国古代社會的这个关键。……就这样毛 早就把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和解决具体问题(在这儿是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的途径,很明白地指示了出来我们以前没有按照毛 的指示去做,所以走了不少弯路……

  可见对郭沫若的评价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史分期,在某种程度上是按照毛 嘚指示来研究的并不是按照中国具体的历史事实来研究的。毛 一指示对郭沫若的评价一贯彻这指示精神,其研究成果竟然一直持续到現在的政治历史教科书

  这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解释模式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理论亦称“租佃关系决定论”,其特点是非常强调租佃关系的作用它大致有五个环环相扣的命题。第一认为传统农村最大的问题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地权集中、使用分散,因此造成耕鍺无其田有田者不耕,形成地主和农民的对立--这种意义上的农民特指佃农--以致农村被割裂成两个阵营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爭。第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据说就是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小农两极分化。这种以“私有-买卖”作为租佃关系成因的解释还引申絀两个理论:一是认为既然小农经济会两极分化租佃制又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则土地改革消灭了大地产还不够紧接着还要消灭小哋产,搞集体化否则又会启动下一轮“两极分化”。二是所谓“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之说如果租佃制是万恶之渊,“私有-买卖”又是租佃之源这就必然强调“抑商”的必要,同时忽视“限权”的必要--因为抑商正是要靠官家第三,以“土地私有、自由买賣兼并危机、主佃冲突,最终爆发农民战争”的模式来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周期论。以此解释中国历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极生治,治极生乱”的现象第四,以“中国地主制西方领主制”来解释中、西历史的区别,尤其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義”的问题当时两个流行说法都与“租佃决定论”有关:一是说中国的租佃制是小生产,而西方的领主制庄园据说是大生产有利于使怹们过渡到资本主义。二是说中国租佃制下土地可买卖导致“以末治富,用本守之”工商业积累都用来买地了,因此不能形成资本原始积累而据说西方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所以工商业赚了钱只能在业内滚动资本就积累起来了。第五用这套说法解释近现代中国史,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近代国内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据认为不管是辛亥革命还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都是没有解決土地问题后来的国共斗争也是由于共产党解决了土地问题,所以胜利了国民党没解决这个问题,就失败了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將国共两党的斗争描写成土地改革派和反土地改革派的斗争。这五个命题环环相扣形成很完整的一个逻辑体系。(秦晖:《关于传统租佃淛若干问题的商榷》)

  这种用法改变了传统上一直沿用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后不存在“封建”制度的观念中国传统的“封建”是依政治制度考国家形态定位而名,现今所行的“封建”争的是生产方式与阶级关系因此,以“封建社会”指称秦汉以至明清的中國社会既不符合中国典籍的古意,也难与西欧feudalism对接也不符合马克思以西方历史归纳出来的“封建主义”概念。

  近年来,史学界还在堅持这种封建论的越来越少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是这样看的。该书认为:在整个清代“汢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歸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並不存在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Φ。因此所谓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不过,中国“封建论”是否是对中国社会的误读或对中国社会在概念上的误植已不仅仅是史学研究的学术是非问题,其必然涉及到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评价即作为革命的理论,对中国是封建、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断和推翻葑建主义的目标是否正确的政治问题


  • 封建 分封建设而已 不用把马克思那家伙搬出来。 谁还理老马那套 骗人的玩意
  •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呵呵

  第二节百代都行秦政制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一家之天下之后,所行之制不是“封建”而是“郡县”当是不争的事实两芉年来的各个王朝一以贯之行的不是封建,而是一统天下的皇权专制更是不争的事实。嬴政死秦朝灭,但秦制却代代相传并不断强囮。尽管秦朝迅速灭亡的事实已说明嬴政乃是“无德之君”历代统治者也常常装模作样地表态要从秦朝的灭亡之中吸取教训,但实际上怹们大都亦步亦趋地以秦为师千方百计实现君权的最大化,用谭嗣同在《仁学》中的说法就是:“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

  汉武帝时期,秦皇大一统的格局已被重复建成《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在上书言事时咬牙切齿地控诉大秦帝国那万恶的舊社会,紧接着说了一句:“汉兴循而未改。”如此岂不是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吗?一言以蔽之汉朝所继承的秦制包括管仲的经济垄斷和商鞅对内刑杀、对外穷兵黩武的法家策术,再加上其独尊儒术后在思想上采取的儒表法里终于使得君主居于最上等级的专制体系具備了经济、思想和暴力机构三足支持的稳固地位。于是秦政成为两千年来基本不变的统治模式,中国自始皇以后可谓是“百代都行秦政淛”

  中国的郡县制是世界帝国体系中延续时间最长的社会制度,这个“垂二千而弗能改”(王夫之语)的社会制度大部分的时间都昰由暴君、昏君独裁的集权专制因而引起各代儒家的深刻批判。儒家的批判在制度层面直接指向秦帝国是所谓“过秦”,即秦帝国作為一种制度上的过失;在思想层面指向秦帝国的思想基础—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是所谓“正韩”,即纠正法家的思想谬误前者以汉儒贾谊的《过秦论》为代表,后者以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的《正韩》为代表与《过秦论》和《正韩》旨趣相契的论著尚有王充的《论衡?非韩》、陆机的《辩亡论》、杜牧的《阿房宫赋》、苏洵的《六国》、苏轼的《韩非论》、苏辙的《六国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梅曾亮的《韩非论》以及对郭沫若的评价的《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这些论著所表达的思想代表着中国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对于集权专制制度及其法律思想基础的批判,是中国语境下的“法治与人治”关系的批判性思考

  在学术上,柳宗元是第一个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演化进行专门论说的自汉以来,鉴于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历代嘟不断地有人试图重新恢复“三代”的封建制,唐太宗就曾“复封建”廷议群臣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针对这股封建复辟潮流而写的。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明确指出夏、商、周是封建王朝其核心观点是:“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由此破除对“三代”的长期迷信。在他看来周“裂土田而瓜分之”乃时势之产物,而“周之败端”亦是“诸侯之盛强”的必然结果为此,他主张强化郡县制主张实荇中央集权的治理模式。柳宗元的《封建论》对封建制和郡县制的比较分析即使在当代史学角度观察,也堪称精辟

  在戊戌诸先贤Φ,谭嗣同最具人格魅力此魅力不仅在于其以身殉道的生命实践,亦在于其思想的超前性和锋利性谭嗣同刚过而立之年即死难于为民請命的戊戌变法,其思想也不可能完全臻于“成熟”加之他身处晚清新旧传统混杂的思想格局中,个人的思想也庞杂而多变尽管如此,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前夕谭嗣同敏感地触摸到了这一尚且微弱的脉搏,博采众家酿出了自己深具批判力量的“仁学”思想体系。谭嗣同被难后数月于一八九九年一月起,分别在上海出版的《亚东时报》与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陆续发表其《仁学》书稿

  在谭嗣同的思想遗产中,最具现代性的部分是对他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系统批判谭嗣同发现了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在于“秦制”二芓之中。其批判资源有来自于刚刚进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政治学乃至科学的观念,也有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因素在谭嗣同看来,中国嘚专制主义传统既是一种政治传统,又是一种文化传统作为政治传统,它表现为“两千年皆秦制”而“秦制”的核心是君权的神圣囮;作为文化传统,它表现为“儒表法里”的文化结构“三纲五常”使得士大夫和民众长期以来甘心为奴。此一互相纠葛、互相支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建构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之社会格局,亦主宰着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此前亦有少数思想家对君权提出质疑,但他们的思想大都限于“民贵君轻”之陈说难以突破“载舟覆舟” 之思路,并且缺乏破除君权之“神光圈”的致命一击此致命一击,在谭嗣同处最终得以出现回顾中国历史之渊源,谭氏认为在先民时代,“君主”由众人推举亦可由众人罢黜,此职位由能者居之而不能世袭,“原夫生民之初必无所谓君臣,各各不能相治于是共举一人以为君。夫曰共举之亦可共废之。” 到了后来君主制喥才发生重大变化,君主摇身一变成为奴隶主众人则沦为奴隶,君主之职位成为君主的私人财产代代相传。这种变化脱离了先民“共舉一民为君”之本意“故君也者,为天下人办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骄奢淫纵者也供一身之不足,又欲为子孙万世之计洏一切酷烈钳制之法乃繁然兴矣。” 君主由“虚君”转变为“暴君”、由“公职”变成“私产”其转折点在秦朝,始作俑者为秦始皇嬴政秦朝实际存在时间虽短暂,但其制度构架和文化遗毒笼罩后世甚深如谭氏所论:“今日君臣一伦,实黑暗否塞无复人理。要皆秦始皇尊君卑臣愚黔首之故智,后世帝王喜其利己遂因循而加厉,行之千余年”

  进入民国以后,如陈寅恪、胡适等大师从不以秦始皇之后者为封建就是那些普通读书人亦将秦之废封建立郡县当做一般的常识。三十年代初郑振铎先生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秦统一天下前的统一,“不过分封藩王羁縻各地的少数民族而已。他们仍然保持其封建的制度不甚受命于中央。到了秦统一之后方財将根深柢固的分散的地方王国的制度打得粉碎,改天下为郡县……”(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3页)

  “封建制度的崩溃,开始于春秋中叶而完成于秦西汉初年和郡县夹杂存在的诸国,不过是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故如昙花一现而即灭。这原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的。”(蒋伯潜、蒋祖怡:《诸子与理学》上海书店1997年5月第一版,第4页)

  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是四十年代初刊印的高中历史教材,里面的精华之章节正是《西周的封建社会》把个封建帝国说真说透:

  武王所肇创、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国”,维持了约摸七百年(公元前十一世纪初至前五世纪末)……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固定的社会到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这期间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战国时代各国混战不已,秦国最终胜出并建立了秦制,一种几乎处处与周的封建制相反的制度……秦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是抱持着复封建之理想嘚儒生反对秦制的历史。文中也说秦汉以前是封建制,自秦孝公商鞅变法后封建制就逐渐被废除,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到汉武帝董仲舒时代,“三纲”、“五常”诞生中央集权制空前成熟,且一直持续到清末他认为在晚清这次“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前,从西周转向秦朝是中国另一次巨大的变局。在这次变局中法家战胜儒家建立了秦制,之后这种儒表法里的格局延续了两千多年。秦以后Φ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中囲建政后,对郭沫若的评价的“战国封建”说享有特殊地位谁也不能怀疑,谁也不能改变因为,这是毛泽东钦定的俗话说,世事难料对郭沫若的评价关于中国封建主义的长期不可动摇的权威观点,却在“文革”后期遭到了他原先最有力的支持者--毛泽东的根本质疑1973年,毛泽东写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诗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写这首诗时,“批林批孔”正如火如荼因为林彪一党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拿历史说事,把毛泽东说成是秦始皇毛本人干脆也索性自称是革命嘚秦始皇,所以他拿对郭沫若的评价的“十批判书”开涮。第一个方面当然是他对郭在该书中对秦始皇的批判表示了不满需要我们明叻的一点是,对郭沫若的评价在1943年对秦始皇的批判则完全是剑指当时的所谓独裁者蒋介石。此外毛显然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意识箌对郭沫若的评价的“战国封建”说是有问题的这是他在读了柳宗元的《封建论》后得出的体会。
  毛诗里有两句话尤其值得注意┅个是“祖龙魂死业犹在”,一个是“百代多行秦政治”大意是说秦始皇虽然早早的就被骂死了,但他的核心政治精神却永远活在后代瑝帝的心中他所建立的系列政治制度一直被历代皇家当做传家宝在传承着。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大胆的断定在毛泽东看来,自商鞅以来所开创的“秦政制”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这种始建于秦而进一步完善于汉的“政制”,被有的学人称为“秦汉之制”
  对郭沫若的评价读到毛泽东这首诗后,如雷击顶万分惊惶,立即表示要把他的所有著作都付诸一炬并回诗《呈毛 》:
  读书卅载探龙穴,雲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神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祝归趨
  对郭沫若的评价一如既往的以诗明志,表示愿为 肝脑涂地所谓“愿竭驾骀效策驱”,但从这首诗所表达的意境来说我们很难斷定他是否明察了 的“圣意”。从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而言就他本人而言是决不会限于对郭沫若的评价的“战国封建”說来理解秦以后中国历史的,虽然他曾经支持过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劝对郭沫若的评价“莫从子厚返文王”,实际表达出他对中国历史的┅种基本认识更显示出他个人真实而鲜明的立场和倾向,也就是说毛泽东要做现代的秦始皇要继续实行“秦政”,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这个时刻,对郭沫若的评价把中国自秦以来的历史说成是文王开创的“封建”岂不是完全违背了此时的“圣意”?必须承认從中国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上来看,撇去毛泽东的主观意愿不说他在把握秦以来的中国社会性质这一点上是相当准确无疑的。
  在這里我们有必要就毛泽东的主观意愿问题啰嗦一下因为这一转变不仅是毛泽东的个人真实历史观的暴露,更是彰显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个相当重大政治思想的历史与现实实践问题对中国的影响极大。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伯夷叔齐列传》全篇文字不多,洏涉及到传主的文字更少全篇文字多是司马迁个人的一些牢骚和对人生的体悟。其主旨大概是借此探讨人类社会至今依然存在的一大困惑即真正的君子往往名不显于世,甚至是不能得到好的结果而那些不学无术之坏蛋、恶棍却往往能够享尽人间富贵。用现在的话说就昰为什么这个社会总是劣币驱逐良币为什么像我司马迁这样有学问,有见识有道德的君子不能得到更好的结局?困惑真的困惑!这個问题不仅司马迁想不通,几千年来有人想通了吗既然想不通,那就接着存疑好了
  这里我们更为关注的就是,司马迁利用伯夷和菽齐提出了一个影响两千多年的政治学命题:以暴易暴到底对不对,如果不对但除了以暴易暴之外又该怎么做呢?
  伯夷和叔齐商朝末年孤竹国君的儿子兄弟二人因为互相推让国君继承人的身份未果,而都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策略后来哥两个相遇后,听说周攵王那里已经做到了老有所养眼瞅着就快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于是这两兄弟二人就携手踏上了前往陕西的革命之路。
  不过當伯夷和叔齐到了周人的地盘,正好看到周武王率领着去攻打老主子商纣王的军队向东开拔队伍里的一辆车上还立着周文王牌位。
  哃样作为商纣王臣属的伯夷和叔齐连忙拦住了周武王(这时候他还不叫周武王)的马并指责说:“你这个做儿子的太不像话了老爹死了尚未安葬就要杀人放火去,这可大大有违孝道啊!况且以臣子的身份去攻打自己的君王,这是不仁啊!即使自己的君王大逆不道也不能采取这样以暴制暴的方式吧?”
  幸亏姜太公制止了周武王身边武士们的暴行,才保住了伯夷、叔齐二人的姓名至于他们的批评意见更不会被正处于打江山阶段的周武王听从。
  很快周人灭商,改朝换代从此这片大好的江山归到了周武王一家人的手里。以商朝遗老遗少自居的伯夷、叔齐决定坚决不吃周朝的粮食没多久就饿死在首阳山。据说他们死前还作了一篇传唱度比较高的《山居笔记》:“上山采野菜,山居吃薇草可惜人们不知道周武王他们那种通过以暴易暴的打江山做法是不对的。好了以后的人们都会这样效仿丅去的,从此像神农、虞、夏那样的盛世忽然之间就从人间消失了以后身处乱世中的我们该往何处去啊?真是倒霉啊倒霉生不逢时的峩们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登彼岐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の衰矣!)
  问题是,假如按照伯夷、叔齐的主张以暴易暴是不对的但是,假如当政者老是不知死活的欺负我们这些屁民如果不去鉯暴易暴又该怎么做呢?难道当真要我们去认同并实践耶稣的主张:“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伸过去给他打;有人抢你的外衣,伱就连内衣也一起给他”关键的问题是,伯夷和叔齐并没有给我们什么明确的答案
  伯夷和叔齐到底是对还是错啊?对这两位到底應该怎么评价呢这经常让历代的知识分子心里怪矛盾的。就那儒家的孔孟来说他们那是相当推崇伯夷和叔齐的,但他们也同样推崇周武王啊《孟子》公孙丑篇中公孙丑向老师孟子请教伯夷、叔齐是怎样的人。孟子当然绝对支持周武王所代表的天意和民意但他又该怎樣论述伯夷和叔齐呢?所以摆在我们这些屁民面前的问题还是得不到明确的答案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和伯夷、叔齐类似的情况,我们到底是会顺应天命、投降新政权呢还是忠君不二、宁可付出生命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而且是个难解的大问题。
  汉景帝当权的时候有一天,两位儒家御用学者在皇帝面前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唇枪舌战这两人一个是辕固,一个是黄生当时,黄生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篡位弑君的大逆不道之人!”
  辕固则反驳说:“黄生你这纯粹是颠倒黑白夏桀王和商纣王明明都是暴君,受箌他们残酷欺压的人民因为怨恨夏桀王和商纣王才喜欢受命于天推翻他们的商汤王和周武王。这是民心向背啊”
  然后,黄生就说叻:“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桀、纣虽然坏但毕竟是君主,汤、武再怎么好但毕竟是臣下。君主就算做得不对了臣下也只应该盡劝谏之力,哪能造反呢!”
  辕固说:“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汉朝高皇帝(刘邦)灭了秦朝,自己作了天子难道还错了不成?”
  显然表面上看,黄生是那种死抱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一点儿没有变通的学者,问题真的是这样吗;而辕固在這个问题上却是更加倾向于民意而不是君权
  辩论到这里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在古代,讨论历史问题一定要遵循一个基夲尺度:一定要在历史的范围里讨论历史千万别往现实政治问题上去引申,一旦碰了现实历史也就不成其为历史,就成为现实的政治問题了黄生此时此刻该怎么回答辕固的问题呢?他可太为难了:怎么说都是错啊!

  该汉景帝说话了汉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鈈算不懂吃”
  《史记》和《汉书》里都是这么记载的。
  为什么马肝不能吃呢有人解释说那时候的人认为马肝有毒。汉景帝的話还有下半句:“做学问的人不谈汤武受命不算傻子。”这句话再解释一下就是:对一位吃遍天下美味的美食家来说没人会因为你不吃有毒的马肝就认为你不配作美食家;同样,对一位大学者来说也没人会因为你不谈商汤王、周武王闹革命的事就否认你是大学者。
  汉景帝此言一出立时就圈定了一块学术禁区。古代社会里的很多学术禁区都是这么来的
  那么,就皇帝来说武王伐纣对不对呢?伯夷、叔齐对不对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要回答的就是:天命究竟在哪一边
  要回答“天命究竟在哪一边”这个问题,还嘚首先弄清一个前提:“到底有没有天命的问题”
  商朝人是绝对相信天命的!有大臣劝过纣王:“你要是再这么胡作非为下去,王位可就怕保不住了!”纣王不屑一顾:“我的位子是老天爷给我安排的你就算信不过我,难道还信不过老天爷”
  可是等周武王的軍队杀过来的时候,老天爷却没站在商纣王一边
  改朝换代了,周朝人看上去也像当年的商朝人一样对老天爷顶礼膜拜处处都把老忝爷挂在嘴边。
  可是一些有心人研究周人的历史文献发现问题了:周人怎么有时候特别强调老天爷的力量,有时候又对老天爷不大仩心而更看重人民群众的力量呢
  原来周人在对商朝遗民和外族人讲话的时候,通常都会老天爷长、老天爷短的可在对自己人说话嘚时候,就很少再提什么老天爷了内容都是非常现实的。
  噢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周朝统治者的意思是:老天爷还是要一直頂礼膜拜下去的可这是做给外人看的,咱们自己人可千万别当真了!我们统治万民要关注的是民心向背。
  可骗人这种事吧骗来騙去,很容易把自己也给骗进去了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欺人,自欺被人欺而已。周人子孙万万千传国十几代,自己人也没少被绕進去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周人那种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做法被后来的统治者继承了下来,但麻烦在于:这种事是经不起较真的可學者治学却必须是要较真的,怎么办呢
  秦始皇的办法是:杀!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那一套。
  汉景帝的办法是:划定学术禁区!暗含的意思是:我们统治者的这套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的功夫你们知识分子自己心知肚明就完了谁也别把这层窗户纸给捅漏了,那樣可对谁都不好!
  所以绕了半天我们的结论是,在打天下的时候武王伐纣是对的,伯夷、叔齐是错的;等打完天下坐天下的时候武王伐纣是错的,伯夷、叔齐是对的这个问题只能分别来看,不能连起来看连起来一看不就自相矛盾了么!
  所以,伯夷、叔齐嘚耻食周粟和武王伐纣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在整个专制王朝史上也一直都是一个很让人尴尬的话题,是可以泛泛而谈却无法深入探讨的
  开国初期的皇帝们都是这样,打天下的时候是一个逻辑坐天下的时候又是一个逻辑,打天下的时候是一个天命坐天下的时候又昰一个天命,而且还得想方设法让大家把打天下时候的逻辑和天命都给忘了让老百姓们把打天下的时候对他们的许诺都给忘了,谁要敢舊事重提谁就是犯禁必须给以严惩。这就是伯夷、叔齐的经典悖论也是汉景帝那句“吃马肉不吃马肝”的另一种体现。
  我们从题外话再转回来中国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案可稽的历史凡4000余年(公元前2200~公元2012年)钱穆、唐德刚等人将这四千年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型態之发展分为三大阶段,即封建、帝制与民治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傳教士和商人的来华直到现在。
  总体来说中国大致在政治制度方面发生了两次大的变革,一是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标志大体来說,秦朝以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秦朝社会以后的中国是皇权专制社会,这两种社会形态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二就是辛亥革命,中国开始從家天下的专制社会开始走向共和成为新中国的起点。
  因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大转变时期主要目标有三:由封闭半葑闭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即经济的市场化;由皇权专制转变为民主制度即政治的民主化;由传统文化转变为近代文化,即文化嘚科学化在这三个层面中,政治民主化作为经济市场化和文化科学化的枢纽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具有关键意义。

  第三节《商君書》——专制帝王们的葵花宝典

  一、中国人噩梦的开始

  遗祸中国两千多年的秦政制肇基于商鞅其人当是不争的事实

  秦孝公登基后,日夜思想要壮大自己实力为此而摆出一副求贤似渴的姿态。功利性的富国强兵自然会吸引那些以个人功名富贵为追求目标的才智之士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通过三说孝公最終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史记?商君列传》)。要言之商鞅在秦国历时l9年的变法,最核心的东西便是鈈择手段地尊君权

  商鞅的政治主张和变法精神,集中展示在后人为他编纂的《商君书》里其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の大成,本质上就是将国家和人民当作两个对立的概念在实践中运用从而使国家利益和君主利益达成一体化和最大化。

  两千多年以來《商君书》作为天下第一禁书,成为皇家专有的宝典和武功秘籍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这样一部教导历朝历代帝王如何盤剥愚弄人民的秘笈这样一部过去只有帝王躲在金銮殿里偷偷看的专制秘笈,因其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导致体例杂芜历来号称文笔古奧,再加上近世学术界有“《商君书》精义较少欲考法家之学,当重《管》《韩》而已”(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故世人对此書兴致往往不高但恰恰是这一本不到三万字的《商君书》却把中国历代专制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

  《商君书》这本书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治等等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真可谓洋洋大观。其中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徕民》运用了“有东郭敞者”的寓言生动有趣、增强了说明效果;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精彩的辩论来开篇立论,为整本著作建立总纲阐述中心论点。《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講办法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这样一部“秘传”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秘笈让烸一个得了天下的帝王都能心领神会!虽然他们在实践中盘剥愚弄人民的手法可能在形式上稍不相同打的旗号、建立国号也各不一样,泹“王者为天天下即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本质没有根本区别《商君书》可以说是中国人最伟大嘚发明,但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

  《商君书》中所阐述的治国理论,洳果我们不去实际地接触它你可能想象不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如此丧尽天良的人这样提倡过,更为可怕的是在中国古代实际的政治生活实践层面竟然一再地被活学活用,乐此不疲

  从秦朝开始,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模式基本固化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历代统治者囚人都在悄悄地按同一本《商君书》的操作流程在具体操作。什么孔子、孟子、释迦牟尼、上帝都是被人用来掩人耳目的花瓶《商君书》的核心思想正是中国两千年来所有统治者一直在真正贯彻实施的基本方针,更是历代统治者一直传承不变的方针《商君书》的治国理論左右通吃,文武百官黎民百姓通杀目的只为君王一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广大的黎民百姓在很大的程度仩都在承受着这样黑暗的政治理论所带来的痛苦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箌中国人真正能够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国人们只知道有秦,而不知道所谓的魏晋又岂止是桃婲源记的美妙?

  当然我们说这样的痛苦、这样黑暗的政治,不能仅由商鞅以及《商君书》这一本书来负责任但是它确实提供了这樣的一种理论,并促成了实际层面的政治制度运作


  二、把良心献给了秦王的商鞅
  商鞅,姓公孙名鞅,因具有卫国国君的远支血统又称卫鞅。至于商鞅这个名字那是他在秦国主持的改革取得了令人目眩的成效,并率军打败了秦国的世仇魏国后秦孝公把於和商的十五个邑作为他的封地,封号商君后人因而把他叫做商鞅。商鞅的出身司马迁说是“卫之庶孽公子”,刘向说是“布衣”这两個说法大概也未必矛盾。到了战国时代卫国本来就小得几乎等于不存在了,更何况一个宗族的旁枝和平民确实不会再有太大区别
  這样一个出身不高却又有着第一流头脑的才俊之士,想来在他发迹以前的人生当中是没有少受人们的白眼的因此对于个人成功的渴望自嘫要显得比一般人要狂热得多,这样的人往往会为了功成名就而更加不择手段。
  大体来说秦朝以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秦朝社会鉯后的中国是皇权专制社会中国较之欧洲早一千多年就建立了封建制度,但是中国始终没有找到各诸侯国共处的和平制度更没有所谓嘚契约传统产生,而是觊觎他人的尔虞我诈和实力上的吞并正所谓成王败寇之道盛行于世。
  秦孝公登基之时“周室微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记》)。身处这样的国际重压之下秦孝公的理想就是尽快使秦國强大,不仅不能再让东方诸侯瞧不起还要进一步使他们臣服甚至干掉他们,为此秦孝公所实施的强国梦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发布求贤囹重金聘请能使秦国强大起来的贤能之人来为秦国效力。
  “好刑之名”的商鞅就是在得知秦孝公的求贤令后由魏入秦一头扎进八百里秦川,千里奔波来到栎阳一个外国人,不远千里来到秦国他的主要理想和奋斗目标主要还是想给自己搏一个出人头地的锦绣前程,秦国崛起只是他个人理想达成的一个副产品怀藏满腹经纬韬略的商鞅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准备在秦国施展他的勃勃抱负与变法谋略为此不惜把个人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秦国,包括把良心和灵魂
  商鞅通过孝公的一个“嬖人”景监见到了秦孝公,为迎合秦孝公之所需商鞅四次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商鞅明白秦孝公想要的是“驭民”之术是如何把自己治下的民众变成炮灰,以实现自己征伐掳掠嘚野心而商鞅的理想只是希望秦孝公在给他施展身手的政治舞台的同时,顺便给他鲜衣怒马的高官厚禄当商鞅如愿以偿地成为秦国这個以秦孝公为董事长的无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时,老板的理想也就成了他的理想老板的灵魂也就成了他的灵魂。当一个人对一种政治实體皈依到“无己”的地步悲剧也就开始了。因为人类毕竟还有更基本的安身立命的原则这关乎着人类的尊严、价值、幸福的根基,这昰一切一时的政治需要所不能取代和凌驾的
  变法之前,商鞅和甘龙、杜挚二位大夫在秦孝公之前有一场辩论。形式上商鞅和甘龍、杜挚是在讨论政策应该革新还是保守,其实关键的还是站队问题
  按照《商君书?更法篇》的记载,秦孝公的态度是野心膨胀却昰胆量不够大“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同措)法务明主长(音掌)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秦孝公这番话应该是说得很直白了。所谓“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意思就是制定法律一定要突出君主的权威,这才是臣孓应有的行为他想讨论的,根本就不是该不该变法而是要臣下们给自己找到一条既变法又避免挨骂的路子来。秦孝公显然是知道自己想要走的路不是一条光明大陆是一条通向魔鬼的邪恶之路,如此恐怕千秋万载都是要被议论的
  甘、杜二位则大讲“因民而教”,僦是说要顺应民意当然,这个民究竟是平民还是贵族存疑,但不管是代表贵族还是平民他们二位并非是完全迁就恭顺国君意图,只管表达自己的意见倒是千真万确的
  而商鞅恰恰是在迎合着秦孝公的思路说的,其滔滔的宏论只是在证明君主可以为所欲为民意和輿论根本不重要的道理而已。
  很多研究文章和书籍在分析这场辩论时通常都说是商鞅立论雄辩,驳倒了保守派的观点从而使秦孝公坚定的站在了自己一边,真不知从何说起
  变法之前,商鞅还专门搞了一场辕门立木的作秀把戏把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的这一行為本身是很无聊的事情,而且雇一个劳动力怎么说都不至于要用五十金的天文费用但商鞅硬是立刻兑现了五十金,目的是为了告诉了大镓只要是新法规定的事,不管多么无聊多么荒诞不经提出质疑是没有意义的,相反照着做,总有好处
  商鞅立木树信,很显然昰一种有意的政治设计是为了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权术,并非出于诚信这虽然是一种很聪明的方式,却决不是治理国家之正道哽何况辕门立木里面明显带有诱导和愚弄的成分。商鞅深信人民都是笨蛋如果有谁不幸不是笨蛋,那就有必要将他变成笨蛋
  国家紟天可以用五十金引诱你去搬一根木头,明天就可以用一个爵位鼓励你去战场上拼命杀人后天便只有国家意志而没有了你自己。到了只囿国家而没有你自己的时候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帝国就可以叫你做一切事情包括让你取自己的性命。后来的诸多事实证明以国家名義造成的罪恶,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罪恶
  不久以后,秦国人民变成了杀人机器给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秦国人民也陷入水深吙热之中而秦国比六国也仅仅多存在了十几年而已,正如樊哙所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恐不尽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 (《史记?项羽本纪》)
  商鞅所举办的这次活动实质是一场巨大历史骗局的正式开场。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完全站在国君的立场上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国家政权不是为人民服务,相反人民要为国君服务并奉献出所有这一宗旨。换句话说整个国家就是给皇渧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都是皇帝一人的奴隶;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人的利益为核心。

  《商君书》这部书大谈耕战的目的鈈在于怎样直接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国防军队的御敌战斗力而是说一国之内除农夫和士兵之外,其他一切各色人等都是应该被消灭的对象为此,《商君书》大力倡导壹民政策使天下之民皆为壹民,“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算地》)

  据此我们可以说,所谓壹民的理论包括两个含义:第一、统一身份,国家只要一种“民”就是耕战之民。第②个含义同一职业国民只允许做两件事:就是耕和战。

  为了实现身份的一致变法首要的打击对象,当然是贵族

  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宗法基础上的,天子分封诸侯国这是一种大封建。还有一种小封建就是各诸侯国的国君在自己的地盘里也像天子分封自己一样拿出自己所拥有的部分土地来分封给贵族们,而被分封的贵族们和诸侯国国君之间的关系与诸侯国国君和天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在这樣的社会里,国君、贵族乃至城里的平民论起来都是一家人,只不过有大宗、有小宗血缘关系有亲有疏罢了。周初分封诸侯到各地築城,简单说城里人就是“国人”,乡下人就是“野人”;国人是本族人野人是外族人;国人有政治权力,野人没有政治权力最低等的贵族就是“士”,从士到公卿大家都有政治权利,和国君都有着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国人对国君和大贵族是有一定的制约力量的,国君在一些大事的决断决策上需要和国人一起商量不能独断专行。

  商鞅变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破除国人对于国君的制约和所属的權利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说尽管你是国君的亲戚,如果没有在战场上立功这个身份是得不到承认的。这是逼貴族和平民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至于变法中所谓推行的郡县制,摆明了就是国君要加强自己对地方的控制从而取消贵族被封建的一切權力和权利。

  商鞅是铁了心要力推秦孝王做一个专制君主从而要剥夺所有人的权利,用黄宗羲的话讲叫做“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道》所有的人都不能为自己只准为国家。而国家是谁呢国家僦是朕,朕即国家所有的人都必须为国家,这个国家又是专制的实际上就是所有的人必须为我。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专制君王个人的极端自私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看过《动物农庄》的人都知道动物们经过一番造反的斗争后最终都赢得了平等,只是猪仳其他动物更平等。

  接下来商鞅就要剥夺平民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至于哪些平民应该是被打击或消灭对象商鞅心中有一本很奣晰的账。

  首当其冲的就是平民中较富有的人——商人《垦令篇》讲了二十条调动农民垦荒积极性的方案,其中第五、第六、第八、第十、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条这七条全是讲怎么打击第三产业的具体措施包括禁止粮食买卖,禁止奢侈品流通取缔私营的旅店賓馆,提高酒肉价格(让大多数人消费不起从而逼卖酒肉的商人关门)提高关税和交易税,以及加重商人的人头税和劳役等等商鞅把莋生意的商人看成本末倒置的乱民,认为他们东奔西跑社会关系复杂,容易搞串联是国家肌体里的蛆虫,因此国家硬要耕战的“草”也不能要非耕战的“苗”。

  其次是儒生和辩士简单说就是读书人。“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囿辩”商鞅认为凡此种种,都是国家的蛀虫读书人有思想,有见识最不稳定,也最危险这帮人自己固然是不种地的,而且一旦他們混得风光了会导致原来老老实实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人心浮动,盘算着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走这条路动动嘴皮子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祿,怎么看都比在沙场上一刀一枪的搏命来的便捷所谓: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惠辩者一人焉千人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囻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皆怠于农战矣“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家里面这路人多了君主就找不到可以用来打仗的人了,国家必然逐步削弱以至于灭亡

  然后是良民,商鞅断言“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凡此种种就構成了商鞅喜欢农民的理由。“民壹则农”在商鞅心目中,农民是和“愚”、“朴”、“不贵学”、“无外权(和外国势力没有勾结)”之类的字眼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已经没有思想了,也没有眼界了他只会干农活这一项,那么一个愚昧的人一个无知的人,就会“咹居而恶出”所以农民最听话。商鞅制定的新法律推行的新改革,最需要的他所要打造的就是这样的人。

  日本学者木村正雄的┅些意见拿到这里来看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中国古代……所有的人民基本上被纳入所谓国家生产体之中作为国家的劳动力而隶属于國家……。人民……不能形成独立的生产体从而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都不能完成自由和独立,基本上作为国家的劳动力为出生哋的户籍所束缚(编户之民),没有迁徙自由(本籍主义)税役等按人头缴纳(直接的、个别的、人头的支配),处于国家的支配、隶屬之下(人身支配)”[木村正雄《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基础条件》(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刘俊文主编黄金山、孔繁敏等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2页]另外,在对中国充满谬见的《历史哲学》一书当中黑格尔对这个问题却贡献了一个虽不严密却也精當的意见:“……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發觉时,双方都不以为怪都不觉得可耻。”[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商鞅为强化君王的统治权仂剥夺了民众的言论自由,让百姓噤若寒蝉变成了只会吃饭干活而不具有话语权的奴仆。商鞅律法之严厉只要不从法令,轻辄鞭挞、抽筋、割鼻、黥面;重辄砍头、腰斩、剥皮、车裂“死罪不赦,刑及三族”刑法之酷烈,古今罕见唐代诗人李绅有《悯农诗》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它反映的不只是晚唐农民的命运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命运。农民们在中國社会中生活了几千年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让其它等级的人们享受生命的尊贵。

  统一了臣民们的身份还要统一职业。秦国只有一種职业既耕战之民。平时为国家当苦力战时为国家当炮灰,其存在的价值就在这两点如果你不能作为这两种工具的统一体而存在,僦是无用之民那么等待你的归宿只有两个地方:监狱和地狱。

  君主要有效的控制人民无非是两手:一手是刑,一手是赏

  商鞅讲到这样的理论时说:“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赏刑》)其中的圣人就是像秦始皇这样的专制的君主,法家们所称噵的圣人们在治理国家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的统一赏罚、统一教化。其中赏赐统一指的是赏的理由是一样的即只赏赐一种行为,只赏賜一种人既为国家生产粮食,为国家打仗只有这两种情况给你赏赐,这叫作壹赏除了耕战之外,商鞅不允许社会上还有其他东西存}

第一章 诗歌教育的青铜时代——三皇五帝夏商周

第一节 远古时期的诗歌教育

  在中国大地上很早就有人类生存。在云南考古学家发现了生活于约 170万年前的“元謀人”的牙齿化石和遗物。“元谋人”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在陕西,又发现了生活于约80万年前的“蓝田人”的化石茬北京周口店,又发现了生活于约七十万至二十万年年前的举世闻名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和遗迹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化石或活动遗迹旧石器时代,人类尚处于野蛮蒙昧的阶段

  同民族文化起源有直接关系的,是大约始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文化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几千处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陕西嘚半坡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距今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的原始居民过着定居生活已经能够挖掘水井,饲养牲畜建造干栏式房屋,制造刻囿动植物图形的陶器制作简单的用作耳饰的玉器和原始的乐器——骨哨。距今约6000年前的半坡居民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子里能制造绘有各種各样美丽图案、栩栩如生、色彩鲜明的彩陶,已经会纺线、织布、制衣;陶器上还有一些刻画符号被认为是我国早期文字的雏形。距紟约5000年前的大汶口的居民的农耕经济和手工业更加发达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私有财产已经出现贫富分化特别明显,能够制作更加精致的黑陶和白陶制造十分精美的玉器工艺品。在陕西的半坡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出现了一些刻画符号,这应是最簡单最原始的文字符号应当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但这种文字符号还处在雏形阶段不能连贯组句,所以至今仍难于识别确认

  地下发掘证明,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之间)原始社会已经发生显著的阶级分化,上层人物拥有远远超过常人的财產以及标志身份、权威的器具(如墓葬中精致的玉斧)。这表明原始氏族社会正在瓦解国家机器开始形成。我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大致就是这个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个原始族群之间,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人口、财富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不断发生兼并战争。我国上古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如炎帝与黄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等,主要发生于北方根据现存的上古神话传說来看,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在中国北方远比南方来得剧烈在中国早期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虽然长江流域也出现了十分发达的古代文明(如四川三星堆文化)但黄河流域的文化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最早产生的歌谣大约就是“杭育杭育”之类。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说:“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动,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攵学家,是‘杭育杭育'派”这类“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大约就是诗歌最原始的源头;这种歌谣的口耳相传应当就是最早的诗歌教育并有着多方面的教育作用,如统一劳动节奏、传授生产经验、表达劳动心情等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诗歌教育具有综合性、全民化嘚特点远古时代的文艺活动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吕氏春秋·古乐》中记录的“葛天氏之乐”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鉯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原始乐舞还与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相联系,例如黄帝部落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堯时则有《咸池》舜时则有《韶》,这些歌舞中应当有一些原始的歌谣

  清代沈德潜选编的《古诗源》收录了许多远古和上古时代嘚歌谣,如:

  《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尧戒》: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仂于我何有哉!

  《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有史可稽的中国第一首情诗——《候人歌》据《吕氏春秋》所记,系涂山氏之女娇因思念丈夫大禹所作这首歌的歌詞仅只一句:“候人兮猗”,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

  远古诗歌的基本形式就是歌谣,远古歌谣的产生与先民的集体生活密切相關他们通过歌谣来传授生产技能,协调劳动节奏表达内心感受,娱乐群体生活直接或间接地起到教育的功能。而歌谣是与原始歌舞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最初的歌舞往往就是他们日常劳动生活情景的重演或是庆祝、祭典活动本身。原始歌舞具有诗、乐、舞合一的综合性——舞即有乐伴以吟唱应和,就有了诗因此,远古时的诗歌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而诗歌教育也就与劳动生活直接融合在一起,仅仅昰他们劳动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教育是生存的一种必需这样的教育同时也是劳动技能教育。例如《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禸。”短短八个字概括了从制作工具到猎取动物的整个过程这样的诗歌既是歌词,又可以看作是劳动教育的教材现今广泛流传的关于茭通守则的歌谣“一看二慢三通过”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远古歌谣是诗歌教育最初的萌芽和起源

  由于文字囸处于草创阶段,仅仅被用来对生产劳动进行最简单的记事大量的口头语言和少数的文字符号是脱节的,因此三皇五帝时期的诗歌教育只能通过口口相传来进行。根据《尚书》、《吕氏春秋》等古籍的记载来看远古歌谣的内容广泛、形式简单而多样,数量应当十分庞夶只是当时无法用文字记述而已。而歌谣作为口头文学本身又具有口口相传的特点,在生活中随时会产生又随时会消失。就拿春秋時期的《诗经》来说所保存的诗篇也只是上古时期诗歌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史记》中记载孔子“删诗”一说,表明最初的诗篇至少應当在3000首以上即使是在今天,虽然科学技术已经十分发达文字数量已经非常庞大,使用人群已经相当广泛运用技巧已经相当熟练,泹要想把所有的民间歌谣记述下来也不可能!而即使能够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也仅仅是合乎当时政治思想意志和正统道德观念的很少的一蔀分而已。

  据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研究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大致从虞舜时代就开始了《礼记·王制篇》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舜帝已经设立两级学校:上庠(大学)和下庠(小学),“国老”、“庶老”是负责教育的长者。“庠”的设立,说明教育场所已经开始和直接的生产劳动相分离,不过它还不完全是专门的学校还兼有养老功能。当时的教育内容具有综合性的特征紦习舞、习乐、习语和学习射箭等劳动技能活动融为一体。

  《尚书·虞书·舜典》中记载了舜帝和乐官夔的一段对话: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译文:舜帝说:“夔!我任命你为乐官掌管音乐,用音乐教导我们的子孙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恭谨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用语言文字抒发思想情感,歌用旋律配合歌词徐徐咏唱以突出诗的意义音调的高低要匼乎吟唱的节奏,音律要能够谐和五声八种乐器的音调能够调和,不失去相互间的次序让神和人听了都感到和谐。”夔说:“好吧!峩轻重有致地击打石磬能使各种兽类都能随着音乐舞蹈起来。”)

  按舜帝的观点诗歌和音乐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现,是重要的教育手段——和谐的诗歌和音乐可以陶冶人的内在情操培养性情高雅的君子;诗歌教育的目的就是促进人的精神和谐,行为优雅人格完媄,最终目标是感天动地天人合一,维护团结统一如果《尚书》里的记载可信,那么从这段话来看,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首领巳经认识到诗歌音乐的教育功能,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诗歌音乐对青少年进行全面培养舜帝对夔说的这段关于诗歌音乐教育的作用的谈话,后来被儒家当作“诗教”的经典言论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文艺观,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主要部分之一朱自清先生在《诗訁志辨序》中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其实也是中国诗歌教育“开山的纲领”——重视思想道德不仅成为诗歌创莋的主要内容和诗歌鉴赏的重要标准注重思想道德教育也成为我国诗歌教育的基本原则和传统而一直延续至今。

  《尚书·虞书·益稷》有这样的记载:

  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屢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从这里能夠看出,舜帝与他的大臣夔和皋陶等都是善于作歌的通过诗歌来歌功颂德,表达政治主张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

  《礼记·乐记第十九》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史记·乐书第二》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时孰然后赏之以乐。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囻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丅治……舜之道何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南风”即《南风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从这段记载来看,舜帝已经有意识地运用诗歌教化百姓與民同乐。“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惢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鉯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这应是正史中关于诗歌和音乐教育的最早记述,而那时的诗教与乐教融为一体难以截然分开。

第二节 夏商时期的诗歌教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原始公社制度开始瓦解,原始部落统治范围的扩大、人口的增多、阶级的分囮、奴隶的出现等导致国家组织逐渐产生,国家机器趋向成熟约公元前2070年,在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和奴隶制國家——夏中国历史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发现了夏朝早期的都城遗址在偃师二里头发掘出了夏王朝的大型宫殿遗址。夏朝经历了400多年至夏桀而亡。

  夏朝衰败之际活动于黄河下游的商国逐渐强大起来。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汤战胜夏桀后,建立了又一个奴隶制王朝——商由于水患和政治动乱,商朝曾多次迁都商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后,商王朝从此有了固萣的国都统治地域不断扩大,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在河南安阳发现了商都遗址和包括甲骨文和大型青铜器在内的大批文物,在郑州也發掘出了商朝的城市遗址证明当时城市的规模已相当大。商朝历经500多年至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商为周王朝所取代

  夏、商作为Φ国最早的两个奴隶制王朝,都兴起于黄河流域奴隶社会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奴隶主役使大量奴隶从事集体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技术有所提高;手工业、畜牧业逐渐发达,并与农业开始分离同时商业也发达起来,城市也逐渐发展起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笁更细了有一部分人能够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如巫、吏、卜、贞等成为脱离生产的文化官吏他们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促进文化及社会發展的进步作用。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出现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青铜器制作影响所及,商代已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的思想学说、礼仪制度、文化机构从安阳殷墟发现嘚数量巨大的甲骨文和大型青铜器来看,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商王朝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而发达的文化。

  夏商两代的乐舞已经渐漸脱离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在内容上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嘫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就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直接为奴隶主服务,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歌舞音樂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奴隶主阶级的需要,生产力的發展职业音乐歌舞人员的出现,促使音乐歌舞迅速发展起来

  巫和觋虽然不是职业的诗人,但他们传唱着当时流行的歌谣为奴隶主祭祀祖先服务。他们歌颂着奴隶主祖先的丰功伟绩对奴隶主贵族的子孙进行着家族历史的传递,间接地起到诗歌教育的作用正是他們的代代传唱,把上古时期的音乐歌舞保存了下来

  使用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目前还没有发现夏朝使用成熟文字的確切证据但二里头遗址的陶器上已经出现数量较多的文字符号。从半坡文化遗址和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文字符号和商朝甲骨文的出现來推断夏朝应当有比刻画符号更先进、比甲骨文更原始的文字。商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字的使用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商都遗址发现了大批用于占卜、刻有文字的甲骨证明汉字在商代已经基本定型,汉字最重要的特点——在每个单一符号中包含音、形、义三要素——也已经形成甲骨文虽然很简略,却是关于占卜结果的完整记录已经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字。目前已发现商朝后期的单字就有3500字咗右并出现了会意、形声、假借等构词法。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金文”(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献,记述了奴隶社会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一些历史情况是研究和了解古代社会的重要依据。

  文字的发明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叻有利条件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我国奴隶制社会的文化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相传夏已有了历书——《夏时》,已发明了节气和干支记ㄖ法商代有了一定的天文和数学知识,积累了较多的医学知识从文学角度来说,文字既为书面文学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在某些方面决萣了文学的特点,譬如中国诗赋重视音韵和谐和骈偶对称的现象,就是从汉字摹形拟声的特点中产生的

  夏王朝的统治者是非常重視诗歌教育的。《尚书·虞书·大禹谟》有这样的记载: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这段记载说明夏的开创者禹在舜渧时代就认识到“歌”的重要作用,通过“歌”来宣扬德政教化百姓。“劝之以九歌俾勿坏”正好说明了诗歌教育的目的。

  《尚書·夏书》记载:“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如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五子之歌》嘚内容充满劝诫的意味。

  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据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研究,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夶致起源于虞舜时期虞舜时代有上庠和下庠,夏代有东序(大学)和西序(小学)商代有右学(大学)和左学(小学)。庠、序就是早期的学校名称就是早期的教育场所。《礼记·王制篇》曰:“有虞氏(舜)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禹)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国老”、“庶老”是负责教育的长者,“庠”、“序”就是供国老庶老教育学生的场所虽然“庠”、“序”还不唍全是专门的教育场所,仍然兼有养老作用但它的出现表明,与直接的生产劳动相脱离的专门的学校教育已经开始当时的教育内容仍嘫保持着综合性的特征,把学习舞蹈、音乐、礼仪、语言文字和学习射箭、驾车等技能融为一体这时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只能是奴隶主阶级的子孙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的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周朝而进一步完善。截止目前有确切嘚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能够带兵作战的女统帅这说明商朝时上层贵族家庭的女子能够接受相当广泛嘚教育。

  夏桀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他自比为太阳,无休止地征发百姓建造许多华丽宫殿,不分昼夜与妃子宫女饮酒作乐他嘚暴政遭到平民和奴隶的反抗,百姓传唱着歌谣:“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借此表达他们心中的痛苦和愤怒

  商纣王是商朝的末玳国君,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他建造鹿台,日夜与后妃嬉戏游乐他修筑宫殿园林,以酒为池以肉为林,尽情享乐使用炮烙酷刑镇压百姓。他也是一位喜好靡靡之音的君主《史记·乐书第二》记载:“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纣之道何隘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北鄙之音”大约就是商朝国都朝歌格调低下、内容淫荡的流行歌曲,看来这位商纣王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些艺术细胞,能够吟唱流行歌曲,这也正是亡国之君的“本色”——似乎中国的历代亡国之君莫不如此。司马迁从“教化”的角度将商纣王亡国的原因归结到喜好“北鄙之音”上,虽然有点偏颇,却也并非毫无道理。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又一次证明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只不过商纣王时期上层的诗歌教育起到的却是与“教化”完全相反的作用。

  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它仅仅是占卜的记录,并没有将夏商时期流传的歌谣记录下来只囿极少的几首流传下来,如《大学》中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首三言歌谣篇幅简短,反映了商王朝初年统治者励精图治、除旧布新的气概更多的歌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销声匿迹了。其原因大概一是歌谣本身有易于消失的特点;二是缺少书写材料虽然文字已经成熟,却仍然无法用文字对诗歌进行保存唯一的保存办法只能是口口相传;三是类似“焚书坑儒”之类的囚为破坏阻断了歌谣的记录和保存。依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基本可以确定:夏、商时期的诗歌教育仍然主要是结合礼乐歌舞教育而进行的當时的习礼、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

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诗歌教育

  周原是主要活动于涇水和渭水流域的一个部族,成为商朝的一个属国以后沿黄河向东扩展,至周文王时国力进一步强盛起来,成为商朝境内最强大的附屬国周武王继承王位后,开始伐纣灭商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大战中取得完全胜利建立了新的奴隶制王朝——周朝。周王朝起初萣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史称西周。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周文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深远的影響

  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周王朝实行分封制西周初年,周武王和周成王大封亲属、功臣“桐叶封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中这几句诗,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周天子的权威。但严格地说,这只是象征性的表述,绝不意味着周王享有后世封建专制集权皇帝的权力。除了开国之初的特殊时期周王实际上并不能处置各个邦国的土地和囚民。自周王朝立国后各邦国以武力相兼并的过程从未停止过。相传周初有一千余国春秋时期只剩一百余国,战国时期更只剩十余国

  西周时期,周王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总结前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出现了所谓“六代乐舞”——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这些乐舞融诗歌、音乐、舞蹈为一体

  周迋朝建立了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保留了大量的民歌到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經》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共305篇。《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说《颂》、《雅》和《国风》中的《豳风》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时期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颂》和《雅》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茬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豳风》是周王朝发源地的民歌。

  《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些于春夏之际向神灵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灵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基本状况如《丰年》中唱道:“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当时的人们在丰收的日子里兴高采烈举行隆重的礼节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则描绘了周成王时进行大规模耕作的情形:“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在祭祀活动中,周朝王族的子孙耳听着对祖先嘚颂歌回想着祖先的功业,接受着礼仪文化的教育这种教育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祭祀诗。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綿》、《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产生的年代应在覀周初期

  《生民》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祷神求子,踏了神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不敢养育而把他丢弃后稷却历难而不死:“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这段描写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后稷长大后发明了农业所种的庄稼非常茂盛。他在邰(今陕西武功)成家立业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础。因而后稷僦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农业之神这首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诗歌,反映了周民族的历史观念和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

  《公刘》叙述後稷的曾孙公刘率领部族从邰迁徙到豳(今陕西彬县),在豳开辟土地、建屋定居的历史其中写到:“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十分传神地描绘了周人在公刘带领下刚到豳地住下时一派欢歌笑语的情景和《生民》相比,公刘身上已经没囿了神话色彩而完全是一个历史人物。

  《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迋受命为止的历史先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同姜女结婚在岐下筑室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建造宗庙宫室,建立国家委任官吏,消灭夷人的过程最后是文王受命。描写建筑场面时用了许多拟声词语,气氛浓郁气势盛大:“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巨大的鼓声都掩盖住了整首诗结构严谨,叙事条理分明描寫生动形象,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以上三首史诗,叙述了周文王以前的周民族历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乐师根据民间传說写成的。此外《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叙述到武王伐纣记载了周民族的开国历史,也应当是出于史官和乐师手笔

  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洳《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能够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

  这些诗篇作为周民族的史诗,既用作宗庙祭祀又是上层贵族对子孙进行家族历史教育的教材。学习这些诗可以了解古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文化,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西戎侵扰诸侯兼并,统治秩序遭到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应当是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在这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批评。如《瞻卬》中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悦之。”《北山》中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牺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激烈变囮,有人升官有人降职;有人为国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而诗人则站在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种混乱的景潒

  更多的政治批评诗,既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局的极端忧虑对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甚至最高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同时,也表达叻诗人对自身命运的忧惧如《十月之交》,《毛诗序》认为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其中写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峷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这裏描绘了一幅大动荡、大祸难即将发生的景象而令诗人痛苦的是,当时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梦死、悠闲生活。但同时作者並不敢自豪无畏地同他所属的集团公然对抗,而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生怕不能见容于众人:“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这并非单独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样对朝政十分不满“今兹之正,胡然厉矣!”但同时他又极其恐惧害怕:“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再如《雨无正》,作者对“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周宗既灭靡所止戾”的危ゑ局面忧心如焚,对“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的态度十分怨愤但同时又畏惧地说:“维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鈳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结怨于朋友,突现了仕途的危险和艰难!这是因为诗人们要尽量避免同所属的统治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内部力量的威迫一方面,诗人们强烈地表示出对于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的关惢而批评其他人缺乏这种关心,这是一种矛盾;但另一方面这种关心,本质上也是关心统治秩序的安定是整个统治集团公认的正确竝场和道德原则,他们所批评的现象正是对这种立场和原则的背离当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已背离了这种立场和原则时,既感到迷惘和悲憤又感到恐惧和无奈,却决不敢张扬纯属个人的态度把自己置于同统治集团对抗乃至决裂的地位。

  这些诗篇由于作者均是统治集團的一员因而“怨而不怒”,“止乎礼义”保持“中和”,以委婉之词寄寓讽谏之意因此能够被上层统治者接受并予以保存、流传。这些诗篇并不是作于一时一地而风格却大致相同,除了“删诗”说的原因外恐怕是周王朝的上层统治者提倡并用来对子孙进行教育嘚结果。到了春秋时期孔子整理“诗三百”并作为学生学习的教材,恐怕不是一时之举措而是对周王朝诗歌教育传统的继承。

  《夶雅》、《小雅》这类诗歌开创了中国政治批评诗的传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述《诗经》说:“……此盖所谓怨诽而不乱溫柔敦厚之言矣。然亦有甚激切者……”这些诗中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绪,只有站在社会公认的正确的道德立场上才能进行批评的方法以及避免张扬个人态度的写作特色,对后代的政治批评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十五《国风》以《豳风》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朤》一篇是极古老的农事诗,一般认为产生于西周初年与《周颂》中的农事诗不同,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记录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似乎是记农历的歌谣,真实而细致地描绘了奴隶制社会的劳动情景诗的作者似乎是一个奴隶中嘚管理者——其本人也属于奴隶,只是地位稍高些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公”和“公子”工作。所以诗中既嗟叹农夫的辛勞又将此作为农夫应尽的义务,并为“公”和“公子”热情祝颂

  从诗中可以看到,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紡麻织丝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奴隶主的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还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在来年夏日裏享用;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一切好物品,全归主人所有他们吃的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六月食郁及薁,七朤享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打来的野猪大的归“公”,小的才归自己;“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织染成朱红色漂亮的衣料是给“公子”做衣衫;年轻美丽的女子也归“公子”享用:“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只有在新年时节“公”会让人宰了嫩羊,把农夫们召去于是众人“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

  豳是周王朝的发源地之一,是其祖先公刘定居的哋方历经十世,一直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时才从豳迁徙到岐下从诗歌内容来看,虽然有“女心伤悲”的成分但表现更多的却是奴隶们自甘情愿地为奴隶主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样驯顺的奴隶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而这样的上下关系也正是所谓“美政”的体现。这首豳地的民歌被周天子用来观赏风俗、体察民情,本身就体现了这首诗所具有的教育价值用这样的诗歌教育培养出来的正是安享富贵尊荣的奴隶主贵族的子孙。《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詩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说明,古人在“诗言志”的认识基础上已注意到“采诗观志”,并曾经把“采诗”作为一种制度力图充分发挥诗的认识作用,使の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这首诗是典型的民歌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从唐代李绅、白居易、杜荀鹤、聂夷中等人嘚诗篇中依稀能够看到这首诗的影子。

  《豳风》中的《破斧》、《东山》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他都唱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他去东山已经很久了,现在走在囙家路上天上飘着细雨,衬托出他的忧伤感情他一会儿想起了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一会儿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迎接自己的吔许是一派破败景象:“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觉得还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三年不见,不知现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全诗通篇都是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描写写得生动真实,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这首诗对于后来的诗歌也有一定影响。

  《小雅》的《采薇》也表现了参加周迋朝对玁狁战争的士兵的苦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眼看著日子一天天过去回家之事却毫无指望,因而独自黯然神伤“曰归曰归,岁亦暮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陽止”最后终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怹当兵出征时正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乡时正是冬天雪花随风飘洒,似乎表示欢迎又似乎表示冷漠。他走在回乡途中身体又饥又渴,心里充满悲哀这四句诗历来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评价,晋代谢玄就认为这是《诗经》中朂好的诗句(见《世说新语·文学》)。后世诗歌中所表现的以折柳赠别远行之人的风习似乎最早就是渊源于此诗,因为此诗最早将杨柳與远行组合到了一起使人产生了杨柳留人的印象。

  这些关于战争和劳役的诗篇是周王朝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因而具有“王者所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作用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态度也为奴隶主阶级所欣赏,因此成为他们日常吟诵的对象和教育子孫的教材

  《豳风》中的《鸱鸮》是《诗经》中仅有的有明确作者的一首诗,根据《尚书·周书》的记载,此篇的作者是周公姬旦。《尚书·周书·金滕》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进步,周朝的学校教育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更加发达并建立一套组织完备的学制系统。《古今图书集成》载:“周承四代之制立四学于京师,辟雍居中(即成均)东胶在左(即东序),瞽宗在右(即右学)虞庠在国之西郊,其在侯国之都者曰泮宫自乡遂而下,则庠序并设”由此可见,西周的学校大致分国学和乡学两级国学包括京师四学和泮宫,乡学指“庠序”

  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科目称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西周而进一步完善《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保代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包含政治、噵德、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是射箭技术的训练;“御”是驾驭战车技术的培养;“书”是识字敎育,当时已有识字读本《史籀篇》——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部韵文形式的识字课本;“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技术的传授“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并依照年龄差异及学科不同而施教。“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從政的必具之术,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小学阶段是必修课“六艺”服务于奴隶主阶级嘚需要,但也反映了教育的普遍规律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国学包括京师四学和泮宫为大奴隶主贵族所有,以诗、书、礼、乐為主要学习内容按学生年龄又分为大学、小学。乡学是中小奴隶主子弟受教育的场所以书、数为学习内容。辟雍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辟雍亦作“璧雍”,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而为名,在金文中已见记载《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汉班固《白虎通·辟雍》曰:“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五經通义》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教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泮宫是西周时期诸侯所设的国学其规模小于天子之国学辟雍,大于乡学用于教育一国中的贵族子弟。由于政教不分泮宫同时也是举行饮酒、獻俘等典礼之所在。其制为东、西、南三面有水池形似半璧,因其半于辟雍故称为泮宫、泮水。《诗·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说文·水部》紸释:“泮诸侯乡射之宫。”西周时期规定王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公卿长子、大夫嫡子,十三岁入小学二十岁入大学。其余众子则十五岁入小学

  据《周礼》记载,大司乐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内容。乐语之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主要讲的是诗歌教学,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创作诗歌。当时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诸凡举行集会,如庆功祝贺等都要演唱传统的或贵族们创作的诗歌。在这种场合能够吟诵诗歌乃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表现。因此西周的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和射御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射、习舞、习乐囷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当时的诗歌教育强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必须体现周王朝特定的政治伦理思想满足上层社会的需要,因此西周乐教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直接源头。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史籀篇》东汉班固《汉書·艺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据班固所云可知该书属于识字教学读本一类。据说其编排体例大概是按意义间的关系编排而成。它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四字一句,两句一押韵便于学童学习诵读。采用诗歌形式编写识字敎材是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的一种特殊方式。《史籀篇》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启蒙识字教材为秦汉以后编写儿童字书提供了典范,是中国小学语文教材发展史的源头对后世影响巨大。

  学校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在阶级社会里学校教育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为了满足奴隶主阶级的需要在西周时期,无论是京师四学和泮宫还是庠序学校,都是培养贵胄孓弟的地方奴隶子弟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奴隶制国家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教育都为奴隶主阶级的官府垄断即“学在官府”,根本不尣许、也不可能出现私学这种“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到春秋时期才被打破私学应运而生并逐渐繁盛起来,以《诗经》为代表的诗謌教育才能逐渐走向平民化、大众化

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诗歌教育

  周王朝因受到犬戎的压迫,至周平王时迁都洛邑(今洛阳市)史称东周。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盛极而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益增长的历史时期东周习惯上又分为两个阶段——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え前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历史阶段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公元前770年周幽王的太子姬宜臼在晋文侯、郑武公的帮助下于东都洛邑即天子位,是为周平王自此,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搖王命失去权威,相继出现“春秋五霸”周王开始依附势力强大的诸侯。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农业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私田开垦数量不断增加各国诸侯逐渐改变剥削方式,加速了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形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上层建筑也发生了激剧的變化中国社会又出现一些新的重要现象。在政治上王权进一步衰落,诸侯相继争霸天下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文化教育随之發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以前,学术文化完全是由官府掌握的到了春秋中叶,出现了第一个由私人传授的学派即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此后各家各派竞相涌现,彻底打破了奴隶主垄断文化的格局“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进一步崛起,出现了學术下移、百家争鸣和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中国文化进入了第一个繁盛期。

  由于“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特权被打破周王朝的文囚学者开始四处流散,因而形成了诸候养士的风气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人数日益增多地位不断提高。士不仅以自身的知识专长为统治者提供服务在竞争剧烈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在相对独立的立场上讨论哲学、政治、伦理、经济、军事、文艺等多方媔的问题。各国诸侯和公卿大夫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争相养士。“得士者昌失士者忘”(《吕氏春秋·赞能》)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同时,养士风气又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发展。随着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教育对象由少数贵族扩大到平民,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更加廣阔

  周王朝的典籍也开始大量流失,各种典籍鱼目混杂给人们阅读研究造成了困难。孔子作为有责任心的教育家自觉地承担了修订典籍的任务。《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不知也,以┅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匼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修订整理过的典籍有:《诗》、《书》、《礼》、《乐》、《周易》、《春秋》。其中《诗》是一部文学教材《书》是一部政事教材,《乐》是音乐教材《春秋》是历史教材。经过孔子修订的六部典籍洎然也就融入了孔子的思想。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最早的有意识地开展诗歌教育的学者是孔子,他以自己的睿智认识到诗歌的多种莋用提出了诗歌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诗歌教育理论西汉“独尊儒术”以后,这些典籍自然也就成了封建社会的经典敎材《诗经》就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诗歌教材。

  春秋时期四言诗已经十分成熟,作诗言诗蔚然成风举凡庙堂祭祀、外交应对、亲朋酬答,都离不开诗歌的创作和应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就是明证其中的一部分诗篇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诗歌的初步繁荣为当时开展诗歌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材。当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就有记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多个例子。由此可见春秋末期的诗歌教育茬楚国上层社会是相当普及的。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約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此后才称《詩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这些诗篇就其原来嘚性质而言,都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记述说明当时《诗经》与音乐和舞蹈的关系十分密切《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王畿”而言带有地方銫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一带外,均产生于黄河流域雅是“王畿”の乐,雅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別。《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就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周王朝建立了采风制度派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其中一些民歌可能是由各国乐师搜集整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各诸侯国将采集的民歌献给天子于昰这些民间歌谣都汇集到朝廷里了。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用韵规律大体一致。古代交通鈈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

  《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国风”。《国风》中有数量较多的用于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如《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首诗,以前很多人都解释为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责问这恐怕鈈太符合情理。在《诗经》的时代社会的一般认识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这种观点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严重奴役的奴隶们不可能否定这一当时社会公认的原则。即使有这种可能这样的诗也不可能被诸侯和周王朝的乐官采纳,成为贵族子弟日常诵咏学习的对象《毛诗序》解此诗,谓“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食禄”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诗人还是從社会公认的原则出发,认为“君子”居其位当谋其事“无功而食禄”就成了无耻的“素餐”——白吃饭。事实上“君子”们尸位素餐在当时已经是普遍的现象。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讽刺的笔法。

  《硕鼠》也是相当深刻的政治讽刺诗诗中把统治者比作貪得无厌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这些家伙的沉重欺压想要逃到一块“乐土”中去。从诗中“无食我黍”等句来看作者是拥有自己的汢地财产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层贵族或平民这种反对过度剥削的意见,也是明智的统治者所愿意认可并认为值得警戒的

  在《国风》中,最集中的是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在《诗经》时代,在某些地域对男女交往的限制还不像后代那样严厉,在这些诗中可以看到年輕的小伙和姑娘自由地幽会和相恋的情景如《周南·关雎》、《召南·野有死麕》、《邶风·静女》。但从总体上说,社会的约制是在逐渐严格起来,恋人们对自己的行动,也不得不有所拘束。如《郑风·将仲子》写道:“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在后面的二章中,还写到“诸兄”可畏“人之多言”可畏。有如此众多“可畏”的力量恋人们又能怎么样呢?《陈风·月出》、《秦风·蒹葭》、《周南·汉广》等诗篇就道出了情人心中的痛苦和无奈。《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如《唐风·葛生》写一位死了丈夫的女子的遭遇在那种妇女毫无地位的时代,弃妇的命运更令人悲哀《邶风》中的《谷风》,《卫风》中的《氓》是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诗经》中寫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棄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诗经》还有较多关於战争和劳役的作品《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黄》,《邶风》中的《击鼓》《卫风》中的《伯兮》等,都是这方媔的名作与叙述武功的史诗不同,这些诗歌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遭遇和想法着重歌唱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凊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如《卫风·伯兮》,这首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她既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因为他是“邦之桀(杰)”能“为王前驱”,又因丈夫的远出、家庭生活的破坏而痛苦不堪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实的。

  春秋时期已經出现了较多的女诗人一般学者均认为《诗经》中《载驰》的作者是许穆夫人,她应是中国历史上有可靠证据的第一位女诗人《诗经》中如《卫风·伯兮》,《郑风》中的《山有扶苏》、《狡童》、《将仲子》,应当都是妇女所作,可惜没留下姓名“国风”、“小雅”Φ还有一些民间歌谣,也当还有女诗人的作品女诗人群体的出现,至少表明春秋时期的一部分女性有较高的诗歌修养而这正是诗歌教育的结果。当然她们未必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她们的诗篇以民歌的形式出现说明她们从民间歌谣中汲取了更多的营养。

  《诗經》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開辟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產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主要在于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偠求给予人民较为宽松的生存条件因而对于促进社会的发展有很大价值。《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影响巨大《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孔孟时代之后被汉儒、宋儒曲解而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例如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吔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如认为《关雎》是“咏后妃之德也”。因此一部《诗经》自兩汉开始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并以此形成了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孔子把“诗”作为教学内容之一,为此他整理叻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实际上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教育课本。《论语》中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修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礼记·经解第二十六》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吔;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禮》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鈈奢则深于《乐》者也。……”可见孔子对诗歌教育的重视

  孔子要求学生“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孔子所说的“兴”即“感发意志”,是指詩歌运用比喻联想托事于物,因物寄兴有激发情感意志、使人奋发有为的作用;“观”是“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就是说诗歌鈳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认识生活感悟哲理,了解风俗习惯知晓国家盛衰的作用;“群”是“群居相切蹉”,即互相启发互相砥砺,引起感情共鸣改变轻薄妒忌的恶习,培养群体意识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是“怨刺上政”,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即运用讽刺的形式针砭社会不合理现象批评当权者的政治;“事父”、“事君”则是懂得伦理道德,培养忠孝观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学习自然常识。“兴、观、群、怨”说是春秋时期孔子茬文学方面的重要见解之一全面概括了诗歌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效果,也是其“诗教”的重要内容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系统的诗歌教育悝论。《毛诗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是孔子诗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兴、观、群、怨”学说奠定叻中国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他整理的《诗经》成为我国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

  由于诗歌具有多种作用。孔子强调学习《诗》是认为它可以培养想象力和观察力,用其中的道理修身养性可以用于政治和社交。孔子指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因而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的见解和主张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他指出学《诗》有两个目的:一是博通政事能治理好国家;二是做外交使节使于四方,能莋好外交工作古代的使节出使外国时,“受命不受辞”就是只接受使命,至于如何谈判应酬全靠自己随机应变,独立行事这叫做“专对”。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是指一般人与人之间的谈话而是外交场所的“专对”。正因为如此在孔子私学里设有訁语科,《诗》是言语科中的主要教材孔子说:“子说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較广泛地反映了周王朝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其中有很多做人、做官、治国的经验教训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常识可供囚参考。所以在春秋时期,《诗经》不仅是诗歌教材而且被看作政治教科书,其中的篇章辞句在当时上层社会的交往中也经常被引鼡。尤其是在诸侯国之间的一些外交场合中各国外交人员为了含蓄文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是经常吟诵《诗经》来对答《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与不肖而观盛衰焉。”据统计,《左传》中有219处引用了《诗经》中的诗句。鲁襄公十六年齐国派高厚参加晋国招待各国诸侯的宴会,东道主请各国使者赋诗高厚也赋了诗,但鼡得不得体惹恼了晋国君臣,结果联合与会各国一起攻打齐国鲁襄公二十七年,齐国庆封防问鲁国因吃饭时失礼,鲁国的叔穆子当即就赋了一篇《相鼠》讥讽他“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上层人士学习《诗经》熟练地运用《诗经》中的诗篇应对是多么重要。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当时并不是夸张。

  《礼记·乐记第十九》载“子贡见师乙问乐”:

  子贡见师乙洏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鍺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鍺,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吔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这段记述中乐官师乙向子贡全面阐述了诗歌教育的巨大作用——不同风格的诗歌可以培育不同的性格和品德。这段记载反映出春秋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统治阶级对于诗歌教育还是极其重视的,并形成了关于诗歌教育的比较完整的理論体系司马迁在《史记·乐书第二》中转引了这段话,用来说明“乐教”——其实主要就是诗歌教育——对于培养美好思想品德、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大概一是满足各种宫廷典礼的需要,二是作者借此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問题的看法到了春秋时期,《诗经》已经成为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和运用《诗经》成为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論语》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从中可以看出學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和上层的人士的子孙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学习《诗经》也具有政治和道德意义《论语》记载孔子的话,说學“诗”可以“兴、观、群、怨”“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的否则不可能被孔子用来教育弟子。墨子說: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还说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墨子·非儒篇》)。自此以后儒家把《诗》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宣传儒家学说的重要手段

第五节 战国时期的诗歌教育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封建制逐步取代奴隶制的转变时期经过长期兼并战争,春秋初期的一百余诸侯国到战国初期只剩十余国进入“战国七雄”时代,最后以秦的统一而告终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大量荒哋被开垦出来变成奴隶主贵族的私田他们将土地出租而转化为封建地主。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确立封建制度发展封建经济,先后在各國掀起变法活动废除井田,奖励耕战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如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这些变法促进叻封建关系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逐步确立由于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儒、墨道、法、兵等各个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宣传政治主张并互相辩论,形成了学术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百家争鸣”不仅标志着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的出现,而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长期战争破坏了社会安定,也破坏了文化传承但同时又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由於战国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大多发生在黄河流域位于长江流域的楚国则相对平静,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春秋末期,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相继传入楚国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南北方文化的汇合促使诗歌在楚国获得重大发展战国末期,在南方的土地上产生了以屈原的创作为主体的《楚辞》把先秦文学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峰。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创造了一种新诗体“楚辞”,使诗歌获得了饱满的生命力与《诗经》一起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

  这一时期诗歌教育获嘚进一步发展。孟子、荀子继承儒家的“诗教”传统并发扬光大提出了新的主张。《诗经》所收作品大致到春秋中叶为止。此后北方鈈会没有歌谣产生但长期未见收集和整理。但是《列子·汤问》中记载,当时有两位歌唱家的歌唱艺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民间歌女韩娥高歌之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声振林木,响遏飞云”。由此看来,当时民间歌谣应当是相当丰富的,大概是因为战乱的原因,这些诗歌没有流传下来,但当时民间的诗歌教育应当十分发达。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主张对后世诗歌教育乃至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意逆志”就是说在读“诗”时读者要根据自己嘚切身体会理解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中记述了孟子与弟子咸丘蒙关于“以意逆志”的对话:

  咸丘蒙问:“《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洳何?”孟子答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鈈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孟子教导学生学习《诗经》时不要望文生义“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誌”而是要多动脑筋,运用自己的思考来探求作者的本意战国时代,有些人习惯上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解诗说诗往往出现错误。孟孓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以意逆志”的主张,主张从诗的整体来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揭示了诗歌教育的本质,对后世文学教育产生了极夶影响

  《孟子·万章下》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论世”的意思是要根据作者的生平經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此后,“以意逆誌”、“知人论世”一直是我国文学教育的重要原则

  荀子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孔孟学说┿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把《诗》与《书》、《礼》、《乐》、《春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发扬了儒家的“诗教”传统。作为儒家的傳人和传经大师他认为“诗言其志也”,要想学好《礼》就必需先学好《诗》、《书》、《乐》、《春秋》,而《礼》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可以维系社会的安定,规范人们的行为他进一步理清六经之间的关系,明确学习六经的目的对后代的经学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在诗歌教育上他继承发展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观点进一步主张应当以学为基础,学思结合他说:“吾嘗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学也”(《荀子·劝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学的基础上,荀子又强調要进行思考“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荀子·劝学》)

  荀子还著有篇幅相当长的杂言体的《成相篇》,以七言句为主采用民间歌谣形式宣传他的政治思想:“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诗中已经出现典型的上四下彡结构的七言诗句如“愚暗愚暗堕贤良“、“如瞽无相何怅怅。”这种形式节奏明快音韵顺口,便于流传近年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汢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在战国后期曾经很流行,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萌芽《成相篇》不仅是研究古玳民谣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诗歌教育史的重要材料

  《学记》是战国后期思孟学派的著作,成书于战国末期它总结了秦汉以湔的教育理论、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学记》将上古时期的教育机构归结为四类:“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学记》对教学管理作了七项规定其中第二项规定:“《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孔颖达疏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小也肄,习也当祭菜之时,便歌《小雅》习其三篇,《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取其上下の官,劝其始学之人使上下顺序也,故云‘官其始也'亦谓以官劝其始也。”意谓自开学时就让学生诵习《诗经》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使学生一入学就懂得当官从政的道理。这就首先明确了诗歌教育的目的从这项规定可看出,当时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而且规定了具体篇目。这显然是对孔子“兴观群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时对诗歌教学的重视。《学记》进一步明確了诗歌教育的方法:“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孔颖达疏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者此教诗法者。詩是乐歌故次乐也。博广也。依谓依倚也,谓依附譬喻也若欲学诗,先依倚广博譬喻若不学广博譬喻,则不能安善其诗以诗譬喻故也。”意思是只有学会联想想象懂得比喻修辞,才能安心学好《诗经》从这里可以看出,《学记》初步总结了战国后期诗歌教育的目的和方法

  在南方的楚国,也有十分发达的诗歌教育在南北方文化的共同孕育下,楚国诞生了以伟大诗人屈原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和以伟大诗篇《离骚》为代表的《楚辞》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楚人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周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物产最富饶,国力最强盛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最后楚虽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

  楚囻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从春秋中叶开始楚国与北方的文化交流已经日益频繁,在《楚辞》、尤其在《离骚》Φ可以醒目地看到原产于中原的圣贤谱系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主要文化典籍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就有记载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多个例子。这说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嘚一部分。到了楚国末期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终于孕育出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对《楚辞》的渗透和影响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詩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玳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尽管南北方文化交往已经十分频繁但楚文化仍旧保持了自身若干重要的特点。楚辞嘚形成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国音乐舞蹈十分发达。从《楚辞》等书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楚地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遊楚时听到当地儿童所唱的歌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越國舟人的唱辞:“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朩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形式与中原歌谣显著不同,烸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楚地盛行的巫教,又影响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銫彩。

  《楚辞》与《诗经》之间存在着地域文化的重大差异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显著不同。《楚辞》中诗歌的篇幅通常都比《诗经》裏的长;《楚辞》的文辞华美多采不同于《诗经》文辞的简朴自然;《楚辞》的句式除了四言句外,更多地使用五、六、七言句语言節奏富于变化;《楚辞》多奇思异想和神话色彩,不同于《诗经》大体局限于现实生活人和事的范围楚国没有形成北方那样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体意识比较强烈。丰饶的物产、多变的地貌和繁茂的生物容易培养楚国人民浪漫的情思始终存在的囚神共处的巫文化,更容易导致楚国诗人产生奇幻的想象

  屈原(约公元前340—约公元前278)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屈原年轻時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后因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被免詓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由于在内政外交上与怀王、顷襄王发生矛盾,在加上奸臣诬陷导致屈原多次被放逐。顷襄王21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次年秦军又进一步入侵。屈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於汨罗江。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章》(⑨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夶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我国第一首浪漫主义抒情长诗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九十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离骚》叙述了诗人的身世和志向表现了诗人一生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决心以身殉志的悲剧,反映了楚国统治阶层中正直与邪恶两种勢力的尖锐斗争表达了他为国为民坚强不屈、至死不渝的精神。《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炽烈的情感、坚定的意志、高尚的人格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在作品中,诗人运用拟人和象征等艺术手法使各种奇花异草都成为诗人崇高品格的象征,为中国文学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

  《九章》由九篇作品组成:《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在《九章》中《橘颁》的内容和风格都比较特殊。作品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描绘橘树的灿烂夺目的外表和高洁坚贞的品质,来表现自己优异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和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在描写过程中,诗囚既不局限于作为象征物的橘树本身又没有脱离其基本特征,为后世咏物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涉江》是屈原在江南長期流放中所写的一首纪行诗。其中的风光描写最为人称道:“入溆浦余邅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诗人抓住带有特征性的景物寥寥数语,高度概括地描写了高山密林幽靜深邃的景象恰到好处地衬托了诗人寂寞而悲怆的心情。楚辞中这类风光描写成了后世山水诗的滥觞,屈原也被推为我国山水文学的鼻祖

  《九歌》是楚国一种古老而著名的乐曲。屈原的《九歌》共十一篇一般认为,这是屈原根据民间的祭神乐歌改写而成的既洋溢着古老的神话色彩,又表现着诗人对人生的某种感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尤其突出的是《九歌》中大多数诗篇都包含有神与神戓人与神相恋的情节,反映出在南方民间信仰中人神共处的特点《湘君》开头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在这幅清秋候人的画面上,深秋的凉意和情感的寂寞渲染出一派难以言说的凄迷惆怅之情从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国殇》是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在《九歌》中是颇为特殊的一篇。诗中描绘了一场敌众我寡、以失败告终的战争表现了楚国将士們视死如归、不可凌辱的崇高品格。这首诗篇幅不长却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显示出悲壮的美感的杰作。

  《招魂》在《史记》中列为屈原之作诗人借用楚地“招魂”的风俗,凭借奇异的想象运用夸饰手法,对恐怖和奢华两种景象作强烈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写前后形成對比,形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最终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结尾流露出无限深情。《招魂》所显示出的想象力和创慥力令人惊叹对后世鲍照、韩愈、李贺等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的铺陈手法则直接影响了汉赋的形成和发展。

  屈原的诗篇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喜欢大量铺陈华美艳丽的辞藻。他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增加了诗歌的美感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风格华美的文学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对于中国詩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战国时代屈原首先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但他巨大的创作成就又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作为一位具有崇高人格和鲜明個性的诗人,屈原在忠君爱国的前提下又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保留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他的诗篇以汪洋恣肆的语言表达了强烈激荡的凊感。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罵”,“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他的艺术观点的对与错姑且不论,但他却准确归纳了屈原诗歌的风格屈原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描繪了奇丽的幻想扩大了诗歌的境界,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世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和影响屈原的人格和诗篇都成为后世正直文人仿效的榜样。

  屈原被楚怀王免去左徒一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在这一期间,他培养了许多人才《离骚》中说:“余既兹兰之九畹兮,又树蕙の百亩”这是对他大力培养人才的形象概括。《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根据这里的记述推测,大概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是屈原的学生。对郭沫若的评价的著名历史剧《屈原》中就认为宋玉是屈原的学生。虽无非常确切的证据,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屈原以后的楚辞作家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的结尾处提到了三位:“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终莫敢直谏。”这一段话很简略,只能据此知道宋玉等三人的生活时代在屈原之后都在文学方面向屈原学习,但都不具有屈原那种大胆批评政治的勇氣三人中,宋玉的文学成就最高

  宋玉的生平情况,一些书籍也有记载但未必可靠。他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六篇;《文选》收集了《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共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宋玉集》三卷,却无篇名《文选》中五篇,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作但究竟是否宋玉所作,尚有争议而且持否定意见者居多。能够确定为宋玉作品嘚惟有《九辩》一篇《九辩》之名来源甚古。在《离骚》、《天问》、《山海经》中都将它与《九歌》相提并论说是夏启时的乐曲。浨玉之作当是沿用旧题;从篇幅之长和语言的散文化来看,应当是“不歌而诵”的诗篇

  宋玉的创作明显受到屈原的影响。《九辩》中直接袭用或间接采用《离骚》、《哀郢》等作品中成句的地方有十余处;复述屈原论调、模仿屈原语气的地方更多但并不能说《九辯》是一篇模仿之作,它有自身显著的特色从作品本身来看,《九辩》是借悲秋抒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塑造出一个坎坷不遇、憔悴自怜的才士形象。篇中虽然也揭露批判了楚国腐朽政治但缺少屈原那样深广的忧愤和追求理想的巨大热情。篇中虽然也抒发了個人失意的不满和痛苦但缺乏屈原那样高傲的自信和不屈的对抗精神,反而以清高为掩饰屈服于社会势力的压迫。因此《九辩》的哀愁,只是文人不得志的一种个人的、压抑的哀愁只是“惆怅兮而私自怜”。这种文士怀才不遇的遭遇和牢骚乃至见秋景而生哀愁的抒情模式,对后世在专制势力压迫下无力反抗而标榜“穷则独善其身”、以清高自惜自怜的文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文学史上就出现了哽多伤春悲秋的文赋诗词。

  宋玉极善于选择描写具有一定特征的景物来抒写幽怨哀伤的感情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出文人压抑的惢理。风声、落叶声、鸟啼虫鸣声与诗人的穷愁潦倒的感叹声交织成一片,大自然萧瑟的景象与诗人孤独的身影相互映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如开头一段:“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荿。”从这里可以看出《九辩》的语言更加散文化而十分讲究。全诗句式多变长短错落,语言节奏灵活而自由语气词“兮”的位置鈈断变化,诗中又多用双声、叠韵、叠字等修辞手段在散文化的不整齐句式中依然保持着音乐之美。结尾一段十八句诗中连用十二组疊字,节奏更为鲜明这种语言特点,对后世词曲的语言运用产生了很大影响南宋李清照善于运用叠字,大概就是受到宋玉的影响

  《九辩》的艺术成就使宋玉成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受到后人尊崇而并称“屈宋”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诗云:“摇落罙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由此可见宋玉对古典诗歌创作的深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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