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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评论随笔]帝国制度的兴衰之路：一个甲子年生人的中国大历史观
序言：平淡之中说历史，闲雅之中看尘世　　　　作者：凛冽风　　　　按照夏历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最近的一个甲子年，大致上和西历的一九八四年重合，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名著，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政治寓言的《1984》，其故事的时代背景就设定在这一年，这本书我没有看完，只看完了它短小精悍的姐妹篇《动物庄园》。。。好象有点扯远了，回到正题。　　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自然科学的发展一直都伴随着严谨的结构和缜密的逻辑，而人文科学的发展却总是呈现出一种模糊状态，其中尤以政治学和社会学为甚，社会制度是辨识一个人类社群的根本标签，对社会制度发展历史的研究是政治学和社会学两大人文科学交融的产物。西方学者对欧洲历史上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进了长期的探索，也得出过一些结论，其中曾经被中国人所广泛接受和认同的一种，就是在前苏联领袖斯大林手上定稿的“五段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这种理论在用来解释东方，尤其是中国历史的时候就显得有些牵强，马克思自己也曾经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定义东方历史上社会制度的独特发展模式，以示同欧洲的区别，而中国学者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也有过很多自己的研究和论述。　　在诸多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社会制度的发展道路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一种结构上高度集中化的农业帝国模式，要真正的看懂中国的历史，就必须要从帝国制度的兴衰与变迁中去寻找答案。　　　　　　　　目
从贤能到清廉　　二
集大成者阴谋家　　三
通往集权的荆棘征途　　四
千古一策话推恩　　五
农业帝国的周期性危机　　六
夭折的理想世界　　七
世家与门阀的时代　　八
泣血的工程　　九
从人头税到财产税　　十
文官盛世　　十一
失衡的巨鼎　　十二
早产的商业社会　　十三
秘书和特务　　十四
寒冷的黄昏　　十五
最后的明灯　　后记：早慧的代价　　
　　从贤能到清廉　　　　　　　　鞠躬尽瘁半生贤，　　不如奉守一世廉；　　历代良臣为殷鉴，　　少有能才多青天。　　　　我还记得自己小的时候，跟绝大多数的同龄人一样，喜欢看古装影视作品，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好象很多不同的故事剧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歌颂赞扬古代的清官与廉吏，似乎官员是否贪污贿赂是决定整个帝国官僚体系好坏的根本性因素，那个时候我不明白这其中的门道，茫然之中还觉得挺有道理的，当官的不就是要廉洁奉公吗？后来书读多了，才慢慢开始有了疑问，历史书上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设立郡县，挑选有才能的人担任各地方的行政长官，一个人能否当官不是看他有没有高贵的血统或者显赫的家世，而是看他的个人能力能否胜任他的职务，从这个时刻开始，帝国政治权力赋予的标准，从血缘向称职转变，后来的历史发展不断强化了这一趋势。　　汉初设察举制，中央政府根据不同职位的需要划分出各种科目，指定一些官员担任举主，按照察举制的相关规定推荐人才，被推荐的人才经过中央政府的检验鉴定后给予录用或者升迁；察举的对象，可以是现任官吏，也可以是平民，按照推荐时间划分，有定期的常科和岁举，也有不定期的特科和诏举；这种选官制度在汉武帝时期成为定制，并一直从汉延续到隋，历时近千年。不过在魏晋时期，由于世家与门阀势力的日益强盛，九品中正制一度取代察举制成为帝国选拔人才的主流方法，九品中正制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而实际结果是中央权力几乎全部被巨家大姓所把持垄断，西晋时便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客观的来讲，九品中正制相比察举制而言，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虽然其名义上是家族血缘和个人才能兼考，但由于豪门望族相对于普通人的优势地位，实际上必然倒向唯血缘论。　　到了隋代，为了更进一步加强人才选拔，朝廷把原先各地方的推荐权统一收归中枢，炀帝大业三年，开进士科，科举制登上历史舞台，并最终取代察举制；唐时有人这样评价科举制：“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察举制因为需要本地的推荐人出面，地方主义因素的影响还比较大，而科举制相对来说，更进一步减少了对推荐人和家乡里党的依赖，个人能力的重要性上升。科举制度历经隋唐两朝的发展，至宋代实现了标准化和规范化，直到二十世纪初被废除为止，先后延续一千三百年左右，它不但左右了中国今后各朝各代出身寒门者的命运，甚至横向影响了欧洲近代的文官制度，有英国学者把科举列为中国最重要的创造，排在四大发明之前，确属名至实归。　　通过以上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帝国体制下，官员选拔标准的演变，是一直不断的趋于个人才华的，如果个人才华是任用一个官吏的主要参考依据，那么评价官员合格与否，就应该着重于贤能方面，一个官吏是否称职，首先应该看他是贤臣还是昏官，是能吏还是庸吏；从历史上官方的角度来看，官吏的考核标准也确实是这样的，像是明清时候，上级官员每年岁末都要对自己的下属做个年终总结，上报朝廷，作为评判该官员一年任期内是否称职的重要依据。但是，民间的传承力量总是巨大的，如果某种观念能够在老百姓的心里延续上千年，那么一定有它的道理。为什么老百姓的评价方法和官方的总是不一致呢？为什么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判定一个官吏是否合格的依据，或者用老百姓的通俗语言来说，一个好官的首要标准是清官呢？　　对于其治下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而言，职业官僚不是产权人，只是经营人，或者说是代理人，他们的支配和操控能力比起分封的王侯们要弱的多，也更加没有能力与中央集权政府对抗，中央政府的风险因此而变小了，但是民众的风险却变大了，职业官僚管理民众，就好比受雇佣的牧人放养别人的羊群，官僚比封建领主更加不关心百姓的死活。我们都知道，在收益不变的情况下，要想达到利润最大化，合乎常理的做法是减少劳动成本支出，封建领主的自身利益和其封地以及封地上的民众息息相关，而职业官僚的利益更多的只是与中央政府相关联，对于他们来说，在能够保证完成中央政府规定义务的前提下，不会再为治下的百姓多花费心思和精力；然而更重要的一个现实是，职业官僚虽然没有大量的财产，但是有权力，权力可以创造财富，出于人性的原因，官吏们总是趋向于借助公家赋予的权力来追求代理人私利，并不断将这种私利扩大化。这种情况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不利的，但由于各地方官员掌握有第一手的信息优势，所以最高权威无力约束这一行为；对于民众来说更加是不利的，但由于分散的民众太过弱小，根本没有能力与官吏们对抗，久而久之，官僚代理人集团对于私利的追逐越来越热衷，谋取私利在官员日常活动中的重要性必然将超过其管理地方政务的本职，一旦越过这一界限，评判一个官吏的最重要标准就不再是行政能力，而是谋取私利的程度，贪污多少比做事多少对老百姓的影响更大，贪官污吏比昏官庸吏对老百姓造成的危害更严重。想到这里，我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古装影视作品里要如此关注官员的廉洁问题，甚至将官吏个人操守的重要性放到行政能力的重要性之上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崩溃，大都和职业官僚集团谋取私利过多有关，乱世末期往往是“十羊九牧”的局面，而从民间横征暴敛得来的庞大财富，只有很少能到得了中央政府的口袋里，绝大多数则被各层官吏层层盘剥掉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其中不少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且中国老百姓心里一直有着浓厚的青天崇拜情节，我认为，这正是中国特殊的官吏代理制度所造成的，要说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的根本症结是什么，恐怕既非君主专制问题，也非中央集权问题，而是政治权力代理人阶层的权责背离问题。　　打个比方，如果说分封建制度好比金字塔，建立在大量的砖石结构上，依靠每一块砖石层层传递重量的话，那么帝国制度就是建立在一堆沙子上，每一颗沙子都高度独立，而且力量微薄，这些沙子就是小自耕农，而成千上万这样的沙子聚集起来，就是以高度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这种自然式经济是帝国制度的基础。沙子和上层建筑彼此之间的绝缘程度很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上层管理者制造出很多条支柱，延伸下来，成为两个阶层之间的联系纽带，支柱承担了交通管道的作用，一方面把沙子创造的社会财富输送给上层，一方面把上层的规定和要求传达给沙子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支柱和管道的地位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稳定的独立阶层，并且衍生出了与自身地位相对应的一套道德规范和社会价值观，我们可以与时俱进的按照现代语言将其称为代理人制度，也可以采用中国历史上通俗的叫法，称其为官本位文化。　　我平常挺喜欢研究建筑学的，以前对比中国传统建筑和西方传统建筑的时候，我就发觉双方之间的差异很有趣，中国和西方的房子都有墙，但是西方建筑的墙很多都是用来承重的，墙倒了房子就没了支撑，肯定也会倒，而绝大多数中国传统建筑都更加偏爱梁柱结构，房子的自身重量都通过一根根的横梁和立柱分散支撑，墙壁仅仅用来遮风挡雨，所以中国的古代建筑常常会出现“房塌墙不倒”的有趣情况。一根根的梁柱，总让我想起一根根巨大的交通管道，如果将房子拟人化的话，那么房顶是中央政府和君主，墙壁是领主诸侯，梁柱则是职业官僚，整栋房子就是一个文明社会；中国和西方一样，名义上也有继承制贵族，从西周时候开始就有公、侯、伯、子、男的五爵划分法，并且一直延续到清末，中国的贵族制度，表面上的等级与结构并不比西方简单，但其内在却是虚弱无力的，就像中国传统建筑的墙壁一样，没有一点承重能力，而且随时可以更换，离开了他们，帝国的日常运转不会受到丝毫影响，照样可以正常屹立。中国和西方，两种不一样的社会制度，其历史上习惯采用的建筑方式竟然也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而且都和各自社会制度的结构高度的契合，这仅仅是一个凑巧，还是冥冥之中暗示了什么？　　虽然说了职业代理人制度这么多的缺点，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它的先进性和有效性，如果说封建分权社会体制下最合理的用人方法是世袭制，那么中央集权社会体制下最适宜的用人方法就是代理人制。世袭制度下的封建领主们，纯粹依靠出身决定社会地位，个人才能的低下会降低整个社会运作的效率；而在任人唯贤的举才荐能制度下，以个人能力为主要评判标准的职业官僚，具有贵族们不可比拟的专业化优势，从历史的长期发展来看，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一个必然趋势，不管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是如此，同样，这种趋势也不受地域的限制。　　现在把目光掉转一个方向，看一看西方，我们知道，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的第一基石就是私有产权，在理想状态下，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一是最好的，但是现实往往达不到这种要求，如果这两者发生冲突，西方传统的解决方法，是优先满足所有权，欧洲历史上的社会制度虽然也历经过多次大的变迁，但其核心本质几乎一直没变，都是所有权优先。中世纪的西方虽然和中国同属于农业文明，但却没有发展出职业代理人制度，这使得西方社会的行政效率远低于中国，发展速度也远远落在了后面，漫长的中世纪，在西方人眼里，东方一直代表着先进与富足。在农业文明体制内部比较的话，中国的职业代理人制度比西方的分封产权人制度要先进，到了近代，中国已经走过了农业文明体制周期内的繁荣阶段，而西方还处在发展期；但是你越高度适应一种旧的规则，在向新的规则转变的时候面临的阻力就越大，西方相对容易的从分封建制度跨到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华帝国则被远远抛在了后面，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技术层面因素，也有制度层面因素。然而，代理人制度的先进性决定了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只要分工协作还存在并且不断细化，那么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职业代理人阶层都必然会出现。　　几百年前，为了解决一场金融危机，西方人想出了“股份制”这样一个聪明方法，通过不断的募集社会资金，扩大股权总量，可以制造出超越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强权的庞大跨国财阀集团；但是，股权总量越大，其内部划分也就越散乱，产权分配的稀释程度一直伴随着产权总量的扩张程度同步加大，而且由于新加入的散户所具有的数量优势和分散特点，他们在经济体内部所占的比重，必然会超过原先的产权所有人，最终将形成一块巨石周围有无数颗沙子的局面，中国传统政治里建立在一盘散沙基础上的帝国模式，正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领域重演。这个趋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证据随处可见，在一个合伙所有制经济体中，要想成为实际掌控者，理论上需要拥有大部分所有权，也就是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可是现在的跨国财阀巨头中，有哪个单一产权人能达到这个要求？事实上，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庞大的股份制经济体，成为其实际掌控者所需达到的门槛正变得越来越低，对股权比重的要求甚至已经降到百分之十以下；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世界参与到金融市场中来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多。数量庞大而分散的产权人在对日常事务进行管理的时候，其效率还不如封建领主们，所以能够发挥专业化优势的职业代理人制度再次迎来了历史机遇；产权分配越稀释，单一产权人的力量就越薄弱，对代理人就越有利，所以才会出现像通用电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那样名利双收的高级代理人。如果说从分封建制度时代延续下来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传统管理方式已经逐步落后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要求的话，那么股份制将是终结其历史使命的最致命一刀！这一刀切下去以后，代理人制将会在新的社会体制土壤上再次生长，新类型的代理人不再是掌握政治权力的职业官吏们，而是操控经济财富的职业经理人们。　　新类型的代理人依旧要面对他们的先辈在历史上曾经面对过的情况，同样的，为了防止他们重新走上他们的先辈谋取私利的老路，时代又赋予了新的考察标准，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政治监督中所呼吁的公开、透明与法制，而这同两千年前我们所呼吁的清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职业代理人制度是永恒的，那么对它的权力限制和责任监督也永远不会停止。　　
　　天涯的服务器真的很卡。。。
　　顶......
　　搬个板凳慢慢看楼主的鸿文。
　　集大成者阴谋家　　　　　　　　百家争鸣志向殊，　　众川合流归同途；　　礼教传世唯孔儒，　　安邦定国凭法术。　　　　文化这个东西恐怕具有天生的自由特性，不论古今中外，往往越是分裂、混乱的时代，文化的发展越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有句名言叫“参差多态乃幸福本原”，我想这大概可以用来解释文化的这种特点，在缺少一种占据强有力统治地位主流思想的情况下，各种不同的流派，包括“亚文化”甚至“反文化”才会有更充足的生存空间，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明的多元化”，不过这种多元性通常难以一直持续下去，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的趋向整合。一般来说，我们都觉得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界的特点是“百家争鸣”，所以很多人认为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繁荣，文化最灿烂的时代，当时名义上的统一王朝东周对下属各封国没有实质约束力，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分裂政权是各种文化流派共存的最好土壤。不过纵观整个先秦时代，只有在战国中期以前中国的学术研究才是以多元化的争鸣为主，由于当时的任何一种学说，本身都有一定程度的欠缺和片面性，因此没有哪种学说可以单独解决社会全方面的问题，所以李耳要隐身遁世，要求向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倒退，孔丘周游列国却怀才不遇，孟轲态度激进而不受重用，墨翟的理念虽然在民间传播很广，但始终未能成长为社会主流思想。从战国后期开始，各种学术流派彼此之间的影响逐渐加深，互相取长补短，学者们开始追求一种真正切合实际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学术界的一场“众川合流”出现了。　　战国后期，先秦诸子百家的最后一个流派术家诞生了，作为出现时间最晚，最年轻的一种学说，术家在这场学术统一的历史大潮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但是两千多年来大多数人对于术家这个概念却并不是很熟悉，原因在于术家几乎从诞生伊始起就一直隐藏在法家的阴影中，术家的所有思想理念、代表人物、政治贡献、历史成就，两千多年来都被算到了法家的头上。这样的现象是特殊原因造成的，由于术家产生时间最晚，它出现的时候，各家学说已经开始尝试互相融合，所以术家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强烈的合作思想，尤其是主张和法家互相结合，所谓“法术之士”的说法，最初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术家和法家靠拢的结果是术家的名声被法家彻底掩盖了，后来人们都把术家的标志人物和他们的突出贡献当成了法家的历史功绩。从表面上看，术家这个名称很快便消失了，而法家的名号一直保留了下来；但从实质上看，真正的法家思想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便断绝了，而术家却以顽强的生命力，变成了后世两千多年里人们口中所说的“法家”，就如同“田氏代齐”一样，术家取而代之成为了新的法家。术家和法家相通之处很多，但从本质上来讲，它们还是应当被分别看作两个不同流派，而不能完全的混为一谈，这其中的主要缘故，是因为它们在几个最为决定性的方面，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是出身不同，也就是所谓的社会阶层属性不同。法家最初诞生于分封建制社会的贵族领主阶层，早在春秋中后期便已出现，其代表人物大多数是各国上层权贵，如范宣子是晋国执政，赵鞅是赵国正卿，子产和邓析是郑国大夫；术家出现较晚，它诞生于战国时期的新兴地主与官僚阶层，其代表人物往往出身一般，最终依靠个人才能得到了当权者的重用，如申不害是郑国的亡国之臣，受到韩昭侯破格录用，李斯是文书吏出身，得吕不韦提携才有了后来的机遇，商鞅和韩非则是破落贵族。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年轻时候的经历对于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会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这两拨人的社会地位悬殊，可谓判若云泥，思想理念和政治抱负当然会有差别。　　第二个区别是治国之道不同。法家之所以被称为法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对律法的重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依法治国”，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法家代表人物子产的施政纲领。子产是郑国贵族，姓公孙，名侨，子产是他的字，子产在郑国执政的时候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他用火与水来比拟治国的刚与柔，崇尚刚猛的治国之道，后世一谈到法家，第一个印象往往是“严刑峻法”，最初的出处恐怕就是这个典故。为了明确律例的重要性，普及民众的法律知识，做到“有法可依”，子产下令将法典条文刻在鼎上，公布于众，史称“铸刑书于鼎”，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所以说法家注重治国方针政策的公开性；相比之下，术家的“以术治国”则具有隐秘性，术这个概念，按照韩非的说法是“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术家不像法家那样重视法律的公平性，而是更多的采用各种人治手段来管理国家，术家特别强调君主和中央的绝对权威，中国最典型的传统道德规范，“三纲五常”中的“三纲”最初就来自术家思想，《韩非子•忠孝》中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此天下之常也”。而两种学说之间最为关键的一点区别在于，法家原本是保护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子产不毁乡校”，允许国人议论政事；而术家则主张思想专制，李斯主张“焚书”，嬴政则有“坑儒”行为，我们可以笼统的认为，术家在百家争鸣中出现时间最晚，因此它也最反对多元化。　　第三个区别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主张的社会制度不同。春秋初期，楚国灭权国后，将其改建为楚下辖的一个县，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后来秦、楚两国不断在新兼并过来的土地上设立新的县，春秋后期，晋国开始在中原内地推行县制，贵族领主们也开始在私人封邑里实行县制，到了战国时期，县发展成为地方政权的主要形式，县令由国君直接任免，县成为国君直属的地方行政区域；郡的诞生时间要晚于县，最初是在春秋末期的晋国出现的，郡县之间原本无隶属关系，但郡的面积比较大，而且由于经济渐渐繁荣和人口不断膨胀，县的数量逐步增多，需要在县之上建立高一级的新行政机构，于是就产生了最初的郡县两级制结构，一种全新的地方管理体系就此成型，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郡县制逐步演化为君权的基层支撑力量。郡县制和分封制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管理方式，前者有利于中央集权式的帝国制度，后者则有利于贵族宗法式的领主制度，而法家和术家在对待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上，体现出了最关键性的差别。法家主张分封制，法家在其最主要的经典著作《经法》中对此有明确的阐述，《经法•国次》章节里是这么说的：“故圣人之伐也，兼人之国，堕其城郭，焚其钟鼓，布其资财，散其子女，裂其地土，以封贤者，是谓天功”，法家毕竟是出身贵族领主阶层的改良派，虽然在社会日常事务的管理方面，法家的行事作派非常之严厉，但在涉及到社会制度这样的根本问题的时候，法家还是表现出了“温和”的一面，它还是要维持分封建制度的；而术家就不同了，术家堪称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派，坚决主张彻底废除分封建制度，完全彻底的实行郡县制。　　到了战国后期的时候，各种思想流派之间的统一之势已经逐渐开始明朗化，当时最有名的官办学术研究组织，秦国丞相吕不韦门下的幕僚宾客集团，其治学路线就是博采各家之长，广揽众人之才。吕氏集团的代表作品《吕氏春秋》更像是一部春秋战国学术大杂烩，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每纪五篇，十二纪为六十篇，每览八篇，八览为六十四篇，每论六篇，六论为三十六篇，总共便是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的《吕氏春秋》所包含的内容丰富多样，兼有道、儒、墨、法、兵、农、纵横、阴阳等各家思想，由于这部著作涉及面太多太广，后世在评价《吕氏春秋》的时候多半将其归入杂家，而该书也坦然承认其编撰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以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就如同书中《用众》篇所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文人集团的出现，标志着战国后期的学术研究已经正式走向了融合与归同，而当时最年轻的学术流派术家成为了这场学术统一运动最后的集大成者。　　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从前土地公有的经济生产方式，其效率变得越来越差，私田交易逐渐增多，自耕农阶层开始成长起来；而乱世之中的各诸侯国生存危机感严重，为了壮大势力，扩张领地，纷纷寻求强国之道。小农经济模式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增加财富收入，而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则有利于国君更方便快捷的把全国的力量调动集中到一起，因此坚决主张君主专政和郡县管理办法的术家思想便成为了最符合当时历史需要的学说，无论是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吴起在魏国的改革，还是后来最为著名的秦国商鞅变法，都是术家思想在治国方略上的实践。依靠张仪、商鞅、韩非、李斯等几代术士持续不懈的努力，秦成为了术家思想根植最牢固，郡县制实行最彻底的国家，凭借术家先进理论的指导和中央集权制度的高效率，秦率先完成了富国强兵的改革，从原本偏居关西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中华大地的第一强权，并最终在术家学说的坚定信奉者嬴政的手上完成了全国的大一统，统一后的秦帝国仍然以术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纲领，并且通过一系列改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王朝，分封建制度没落，帝国制度崛起了。　　从第一个重要代表人物申不害开始，玩弄权术就是术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术家为了达成目的，往往可以不顾及手段，如搞株连制，鼓励民众互相揭发告密，提倡亲君主而不亲父母兄弟宗族，这一点，和一千多年后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观颇有些相似；同时术家还带有极强的隐秘性，其从一出现就隐藏在法家中，终秦一代都打着法家的旗号行事，后来汉朝改尊崇儒学，术家又隐藏到了儒家之中，造成了以后两千年里帝国的政治形势始终都是“儒表法里”的格局，当然实际情况其实是“阳儒阴术”。帝国政治传统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名义与实际、外表与内在的背离和偏失，一方面是儒家士大夫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礼教规范，另一方面则是官吏代理人私底下“潜规则”盛行，明法条文被视若无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言行不一的结果不正是术士的阴谋家本质所导致的吗？一群集先秦辉煌思想汇粹之大成的阴谋家们，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帝国制度时代，并延续了超过两千年之久，这些阴谋家们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真正建立者。　　
　　到底怎么去看待术是个问题，事实上，你也可以理解他是政治的智慧。而放眼古今中外，没有政治智慧的实在人绝对无法玩转政治的。　　不过对术的强调过了头，就是彻底的愚民思想，会最终把自己捧上超人的地位。
　　小破龙的东西,照例跟在玉帅背后支持下
　　作者：飞行石　回复日期：　20:15:25　
　　　　到底怎么去看待术是个问题，事实上，你也可以理解他是政治的智慧。而放眼古今中外，没有政治智慧的实在人绝对无法玩转政治的。　　　　不过对术的强调过了头，就是彻底的愚民思想，会最终把自己捧上超人的地位。　　=================================================================================================================　　说的不错！中国两千多年来贯彻始终的“愚民”思想，归根结底源自于术家，而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中央集权制度所服务的。
　　楼主用东西方的建筑做比喻很有意思。
　　呵呵，谢谢楼上的支持，这个比喻，我也是偶然间灵机一动想到的
　　写得不错啊，看到你列的目录就知道令人期待，希望能看到你更多深入的分析。
　　先谢过楼上，接下来更新　　　　　　　　　　　　　　　　通往集权的荆棘征途　　　　　　　　贾生忧郁身故日，　　晁公东市喋血时；　　七国谋反兵祸至，　　长安只悔削藩迟。　　　　通过对政治权力代理人制度和术家治国思想理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断言，即郡县制这样一种管理方式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帝国历史中，起到的乃是一种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有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虽然郡县制的第一次成功实践早在公元纪年开始之前两个世纪便已完成，但其今后的发展状况却并非一路畅通，而是充满了各种困难和阻碍，大体上来讲，这种体制源起于战国之末，开端于秦王朝大一统之日，既衰微且复兴于汉初四代君主执政之期，而最终稳定于汉武帝刘彻之时。　　从西周后期的“厉始革典”开始，小自耕农分散式生产和封建领主集中式生产之间的冲突逐渐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最终成为此后数百年天下大乱，混战不休的根源，深受术家思想熏陶的嬴政看出了这一点，他感叹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以此为鉴，秦在完成统一之后坚决的废除了分封建制，全面推行郡县制，但秦朝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六国初灭，各国的反抗势力犹存，而嬴政却犯了古今中外很多伟大君主身上所最常见的一个错误，就是自信太满，好大喜功，秦朝广修各种宏伟浩大的工程，从长城到栈道，从阿房宫到骊山陵墓，导致国力消耗过度，百姓生活困苦，四海民怨沸腾，最终激发起义，六国残余势力趁此机会反扑，最终秦两代而亡。　　秦朝灭亡之后，项籍建立了西楚政权，现在大部分历史教科书对西楚描述都不多，西楚在相关资料中所占的篇幅也不能和秦汉相比，这固然是因为西楚存在的时间较短且最终没能建立大一统王朝，但传统习惯上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和成王败寇的心态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西楚政权在历史中具有其特殊意义，它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分封建制向郡县制过渡时期内的一次复辟，项籍本人是楚国贵族的后裔，他建立西楚后便全面恢复分封建制，帝国制度则未被西楚所采纳，西楚很快便被历史的洪流冲刷而去，大汉王朝的时代到来了。汉朝在立国初期，采取的依然是分封建制，但是汉朝的寿命远比西楚要长的多，所以分封建制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很快便浮出水面。　　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出于历史原因和形势所需，分封了七个异姓王，等到天下安定，宇内一统之后，刘邦便开始采取各种手段，逐步清除这些异姓王，楚王韩信和梁王彭越先后被诛，和韩信彭越并称汉初三大名将的淮南王英布被逼起兵造反，这是汉朝中央政府和诸侯王国之间的第一次较量，很快朝廷取得了胜利，前后没有多少时间，七个异姓王中除了最弱小的长沙王吴氏得以保存外，其它皆被消灭。为了防止外姓叛乱的事情再次发生，刘邦将原先各异姓王的领地分封给刘姓子侄，一共九个同姓王，并杀白马盟誓，约定从此以后非刘姓不得为王，目的是为了确保刘汉一家之天下。其实当时刘邦自己也已经预见到了分封建制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但他还是希望通过血缘上的亲近来获得各封国对中央政府的支持，他曾经对吴王刘濞说过：“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慎无反！”不过后来事态的发展，很有那么一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整个西汉全期，对中央政府造成最大威胁的一次诸侯王造反，也就是景帝刘启时候七个封国的叛乱，其领头人正是刘濞，刘邦如果地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　　按照血缘来分封诸侯王，在一开始的时候，的确卓有成效，没有哪个诸侯王会起来反对刘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代皇帝与后代诸侯王之间的血缘联系越来越稀释，封国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之心也就越来越淡薄。这时期还出现了一段重要插曲，刘邦去世后，从皇后晋升为太后的吕稚独断专权，不但无视刘邦定下的非刘姓不得为王的规矩，大量提拔吕氏子弟，而且大肆迫害刘姓各诸侯王，导致中央政府和诸侯王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隔阂也逐步加深，最终很多同姓王被迫重走异姓王的老路，战乱时有发生，直到吕稚亡故，吕氏家族衰败，这种情况得到稍微的缓和。　　“文景之治”以休养生息而著称，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平世界，但表面的安静之下，长期积攒的力量早已蓄势待发，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两千年命运和发展方向的斗争中，有一些关键人物将要登上历史舞台，第一个人的名字叫贾谊。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反；文帝六年，淮南王刘长反；吴王刘濞更是一直不断的在招兵买马，蠢蠢欲动；贾谊对这些情况感到很忧虑，为此他向文帝上了历史上著名的《治安策》，劝文帝刘恒看清时局的危险：“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刘恒在位时期，对如何安抚诸侯王国并没有什么高明的对策，总体上还是沿袭刘邦的方式，封国原先的诸侯王死了以后，刘恒便册封自己的皇子为王，仍然是依靠血缘的纽带来维持封国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不能说这种办法一点作用都起不到，后来景帝时期七国造反，刘恒的亲子梁王刘武全力阻击叛军，保卫朝廷，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为了解决分封诸侯国所带来的分裂和内战危险，贾谊提出了一个足以让自己留名青史的高明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贾谊认为，诸侯王是否反叛，主要不是取决于血缘的亲疏，而是取决于中央政府和封国之间力量的强弱对比，一旦封国的实力膨胀，反叛便是形势使然，非人力所能阻止；应该说贾谊对局势的洞悉要比刘邦、刘恒这两代皇帝来的更加深刻和透彻，如果说异姓诸侯王有理由叛乱，那么和皇帝一样姓刘，身上流着同一个祖宗血的同姓王造反理由则更加充分：大家都是老刘家的子孙后代，凭什么你能当皇帝，我就不能？贾谊所提出的对策，其具体的执行办法就是把疆域广阔，实力雄厚的大国拆分，然后让过世诸侯王的子侄后辈们分别受封，这样诸侯国的总体数量增加了，但单独一个诸侯国的力量却削弱了，一块巨石碎裂成一堆沙砾，也就丧失了最重要也最关键的凝聚能力，长此以往，封国最终将失去与中央对抗的能力。　　贾谊是中央集权帝国时代第一个提出“削藩”主张的人，他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首次把解决封国问题的着眼点从中央政府的外部施压转移到诸侯王国的内在结构上面，希望把封国实力膨胀所带来的巨大压力通过内部作用消化掉，而不是向外扩散以至威胁中央。然而贾谊并未获得成功，他的策略本身固然是很高明的，但是在他提出这个建议的时代，诸侯王国的力量还很强大，分封建制的习惯依然牢固，迫于形势，中央政府的法令无法在封国得到有效的推行，不过贾谊的主张代表了当时很多有识之士的想法，他们此后不断的进行着和贾谊相类似的尝试。　　后元七年，刘恒去世，太子刘启登基，是为景帝，景帝刚刚即位，就提拔了一个自己一直以来非常欣赏的人，这个人便是晁错。晁错是一个极为拥护中央集权帝国制度，强烈反对分封建制的人，他的思想理念与贾谊接近，而言辞和行为则更加极端。史书上有关晁错的记载，用了四个字作为对他的评语，这四个字是峭、直、刻、深，意思分别是严厉、刚直、苛刻、心狠。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总结一下晁错这个人的性格，那么他可以算的上是一个“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的人。　　晁错这个人出身普通，但是个人才能很突出，不但文笔相当出众，而且学识非常渊博，据说他年轻时候学习“刑名”颇有心得，也就是擅长法律政治类的知识，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思想受到了法术学说不浅的熏陶；后来晁错受太常寺派遣，去跟著名儒生济南伏生学《尚书》，因此得以兼儒学、法术两家之长；晁错的思想独立且固执，刘启还是太子的时候，晁错曾经在太子府先后担任过舍人、门大夫和家令这样的中层职位，那个时候他就很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向刘恒和刘启提出进谏；景帝二年的时候，晁错被提升为御史大夫，名列三公，已是位极人臣。但个人的成就还无法让晁错满足，他原本就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未显达时就写过《言兵事疏》、《贵粟疏》、《举贤良对策》等政论，通过学习和分析历史经验，从中汲取教训，针对时局弊端，提出有理有据的解决方案；身居高位之后，他便立刻开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汉初的高级官员，大多还是贵族或者功臣出身，都有老成的资格或者深厚的背景，晁错毫无疑问是其中的另类，一个没有资历，仅仅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就平步青云的人，本来就让朝中元老们看不顺眼，偏偏他还一刻都不肯消停，不断的搞什么改革、变法，与汉初一贯采用的道家“无为”作风完全格格不入。晁错很快便成为了朝廷百官眼中的公敌，不过依靠刘启的信任和支持，晁错的大多数政治主张都得到了实施，此时他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于是便更加大胆的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这一举措让他一朝成名，并永载史册，这个建议就是要求强行分剥封国的《削藩策》。　　刘启接受了晁错的建议，先后下令削赵国的常山郡、胶西国的六个县、楚国的东海郡和薛郡、吴国的豫章郡和会稽郡等封地，诸侯王则很快发动反击，吴王刘濞领头，联络各路诸侯王共同举事反叛，最后正式起兵的一共是吴、楚、赵、胶西、胶东、济南、淄川七个封国。各封国虽然起兵反对中央政府，但并不直言造反，而是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刘启为平息干戈，接受了袁盎的建议，诛杀晁错，要求七国退兵，但被吴王刘濞所拒绝，晁错既死，原先的旗号已经无法再继续打下去，刘濞随后正式提出要争夺皇位，刘启无奈之下终于决定派兵镇压，很快叛乱被平息，诸侯王皆死，七封国都被废除，这场叛乱一共持续三个月，史称“七国之乱”。　　由于强制推行“削藩”政策所导致的“七国之乱”，是帝国制度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是中央集权体制成长阶段所遭遇到最严酷的一次考验，这场战乱最后以帝国中枢获得胜利而告终，此后中央政府和地方封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情况呈现出不断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并最终在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完成了真正的中央大一统。　　同贾谊那种比较缓和的削藩措施相比，晁错的《削藩策》明显更加激进，由此引发的后果也严重的多，让人不禁感到疑惑，在对待封国的问题上，晁错的立场为何这般坚决？其实只要看看晁错的个人履历，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态度会如此强硬。晁错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他后来所获取的地位和成就，完全是依靠个人才能拼搏奋斗得来的，他的飞黄腾达堪称是一部最标准的职业官僚发迹史，对于他这种典型的政治代理人而言，只有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才能提供他展示才华技艺的舞台，只有大权独揽的专制君主才能给予他实现鸿图抱负的机会；而另一方面，他内心所坚定信奉的法术思想也要求他必须站在帝国中枢一边与地方领主及诸侯王们对抗，并且不顾危险、不惜代价的采取铁血手段强制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晁错就是这样被推到了历史的矛盾冲突点上，分封建和中央集权这两种社会体制之间的殊死争斗，在西汉景帝年间的七国之乱中达到了最高点，而晁错作为点燃这一场制度大革命导火索的人，也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迹，只是他的下场让人感觉到了一丝的悲凉。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对社会变革起到过重要作用和影响的改革家们，其自身结局却很少圆满，从商鞅到晁错，历史似乎是在用不断重演的方式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来就无法避免沉重的代价。　　
　　无聊顶下小龙...
　　千古一策话推恩　　　　　　　　少学长短与纵横，　　半是术士半儒生；　　乱势危局今扶正，　　千秋佳话颂推恩。　　　　从秦始皇嬴政完成全国大一统到汉武帝刘彻即位这段时间，社会体制的变动非常剧烈，尤其是西汉初期的文景两朝，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统治，职业官僚出身的改革家们同诸侯王国进行了残酷的斗争，他们之间的冲突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日益激烈，终于在景帝时候的“七国之乱”中彻底爆发出来。各诸侯王的武装叛乱失败以后，情况便逐渐趋于稳定，中央政府与封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开始朝有利于前者的方向发展，同时中央政府也加快了逐步蚕食封国势力的步伐，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决定了今后两千年帝国的政治格局，那就是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推恩令》。　　关于《推恩令》的来龙去脉，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主父）偃说上（汉武帝）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在这段记载中，主父偃提到了之前景帝时候的七国之乱和晁错，从他的话来看，他似乎不赞成晁错的《削藩策》，但实际上他反对的仅仅是“以法割削之”而已，从个性上来讲，他们两人反倒颇有些类似。　　让我们先来看看主父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根据史书记载，此人“早年学长短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他曾经游历过齐、燕、赵、中山等封国，但都未曾得到当地诸侯王的礼遇，后来他辗转到了长安；之后情况的发展让人惊奇，在地方上屡屡碰壁的他，到了中央却时来运转，他大着胆子直接向汉武帝刘彻上书，而汉武帝居然立刻决定召见他，随之他便得到破格任用，并且在一年之内，连续四次升迁，一直官至中大夫。主父偃本人算是术家出身，后来兼通儒学，这一点同晁错极为相象，他对待封国的态度，也一样是力主“削藩”，但是手段却高明的多，也隐蔽的多。　　传说上古时代爆发大洪水的时候，善于治水的鲧被派去治洪，他四处修堤筑坝，想把洪水前进的道路挡死，结果却失败了；而他的后继者禹就聪明的多了，禹认为，既然把洪水困住不让它流动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干脆引导它流向你想要它去的地方，于是他不建堤坝，而是改采用挖河道的方法，结果他获得了成功。关于上古大洪水的故事，版本太多，真实性难以考证，不过上面这个传说，不论其真假，至少它都告诉了人们一个道理：洪水宜疏不宜堵。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我个人倒觉得，“治国如治水”才是最形象的比喻，治理国家和治理洪水一样，都不适合采取过于强硬的方法，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造成洪涝泛滥的结果，或者是导致兵变战乱的下场。有件事情或许值得一提，若干年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另外一位伟大君主，和汉武帝刘彻齐名，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在详细分析了民众、国家与君主三者的关系之后，做出了“治民如治水”的论断，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载舟覆舟论”。　　如果说晁错为削藩而采取的是“堵”的方法，那么主父偃采取的就是“疏”的策略，相比《削藩策》，主父偃的《推恩令》其实更接近于贾谊早先提出过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贾谊的办法是：老诸侯王死后，将其封地分割成若干块，分别赏赐给他的子侄后辈们，这样一方面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后代放心，知道如果自己忠于朝廷，受册封的权利便能够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可以使封国的领地随着诸侯王数量的不断增加而逐渐缩小，其对抗中央政府的力量也越来越弱，将这种方法一直延续下去，就是所谓的“割地定制”。贾谊的做法也取得过一定的成效，比如齐王刘肥死后，原先庞大的齐国被拆分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由刘肥的几个儿子分别继承。　　从手段上来看，主父偃的削藩策略和贾谊的建议基本上没有多少区别，这本不奇怪，加强中央集权，完善郡县体制，原本就是帝国制度的必然要求；而削弱封国势力，减轻叛乱威胁，既是西汉初期文、景、武三朝长期难以解决的大问题，也是从贾谊、晁错，到王臧、赵绾、田蚡，再到主父偃这一路人马所一脉相承的政治主张。但是从结果上来看，却是大相径庭，贾谊毕生没有看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成为现实，最后忧郁而终；晁错则因为其过于强硬的姿态激起兵变和内战，最终自己成了为平息叛乱而被牺牲掉的替罪羔羊；而主父偃却完成了他们未竞的事业，他成功的帮助汉武帝彻底解决了诸侯王国的威胁，顺利完成了向郡县制的全面过渡，在帝国制度的发展道路上，《推恩令》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比较一下贾谊、晁错和主父偃三人的结局，我不由的感叹：一个人的人生际遇，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受历史大环境所主宰的。　　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主张的时候，正是各诸侯王国实力处于最顶峰的时候，贾谊的办法虽然对帝国有利，但是却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实施，因为当时所面临的阻力实在是太大了，而贾谊一生只活了三十三岁，他也没有时间等到更好的机遇来临；晁错希望走捷径，通过强制手段来削藩，他认为各封国是“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的话，反的早，祸害小，不削的话，反的迟，祸害大，晁错认定封国迟早必定反叛，这个判断本身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他的方法过于强硬，结果人为激化了矛盾，逼的叛乱提早发生了，中央政府和诸侯王国之间无法避免的最终决战随之开始；七国之乱被平定以后，中央政府和封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代表帝国利益的职业官僚集团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主父偃在这个时候提出《推恩令》，可以说是一种因势利导、水到渠成的举措。主父偃的成就并不仅仅是依靠他个人的学识和才能，更重要的原因是，之前的改革家们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过几代的不懈努力，为削藩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主父偃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局面，让他的政治抱负可以在没有遇到太大阻力的情况下得到施展，并最终获得成功，在帝国制度成长阶段，围绕削藩而进行的拉锯战中，主父偃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功成名就，收获胜利果实的那一个幸运儿。　　那么，《推恩令》本身又有何高明之处呢？先来看看《推恩令》实行之后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根据史书记载，刘彻采纳《推恩令》之后不久便颁下诏书：“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名号”；“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汉书》中对《推恩令》的评价更加直接：“（武帝）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辙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推恩令》的成功可以说是充分利用人性的结果，中央政府鼓励诸侯王分封自己的私有土地给自己的子孙，而皇帝亲自为封国定制封号，从表面上来看，这种册封行为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在推行，但分封所需要的土地却一寸都不需要从帝国划拨，因此中央政府其实是在拿各诸侯王的财产给自己赚名声，这么做一来削弱了当代诸侯王的力量，二来博取了下一代诸侯王的好感。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话，每经过一代人的推恩，诸侯国的数量就扩大了好几倍，同时力量也分散了很多，长此以往，成为定制，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对这个法令造成威胁了，因为各诸侯王的子孙们已经习惯了推恩，理所当然的认为将来肯定会有一份完全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可以继承，所以他们要捍卫这个法令，为的是保住自己原先预期中应有的个人利益。但土地究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永无止境的一代又一代的分下去，终归会有“地尽而止”的那一天，到了那个时候，诸侯王的后代们将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沦落为与平民无异，所以刘备这个“中山靖王之后”才要去卖草席。主父偃对于人性的洞察，不可谓不深刻犀利，所以他才能看的出来，推恩的结果必然是使得各诸侯王“人人喜得所愿”，而对于中央政府和皇帝来说则是“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诸侯王们看到了眼前的利益，但是却顾及不到将来的隐患，同时中央政府也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拒绝这个“饮鸩止渴”的法令，古今中外历史上，糖衣炮弹从来就不是那么好吃的，短暂的幸福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高昂的代价。　　主父偃提出《推恩令》的最初目的，或许仅仅是为了削弱封国势力，强化中央集权，其原本只想对政治体制结构作一番变动，然而《推恩令》最终产生的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了政治改革的范畴，扩展到了思想、观念、文化等各个领域。《推恩令》几乎奠定了以后两千多年里整个帝国的底层基础，后世的绝大多数王朝，如东汉、西晋、隋、唐、元、明、清，政体上实行的都是郡县制，虽然是战国后期的术家发明了郡县制，但是一直到汉武帝采纳《推恩令》，这种管理方式才真正牢固的稳定下来。　　刘彻在位五十四年，在漫长的汉武一朝中，中国发生了很多影响重大、意义深远的事件：政治上正式创立皇帝年号，设置十三部刺史用以监察地方，采用选拔人才的察举制；经济上把铸币、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产业的经营权全部收归中央，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用以官营贸易和运输，兴修水利，屯田西北，实行“代田法”，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统计；军事上废除自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北伐匈奴，东征朝鲜，南灭夜郎、南越；外交上遣使出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思想上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这个说法本身并不准确，在中国实行帝国制度的两千多年里，实际上几乎一直都是“儒术合流”。但是，只有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才称得上是汉武帝时期最重要也最关键的一个举措，《推恩令》是中国历时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式帝国的真正开端，是中国古代职业官僚所主导的最绝妙的一次政治改革，充分体现了新兴的政治权力代理人阶层高明的手段与高超的本领，如果要从中华帝国两千多年历史中多如牛毛的律条里，挑选一个政治智慧排名首位的伟大决策的话，那么《推恩令》毫无疑问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终于有人摆脱西洋的史观来解读我们自己的历史。　　　　最后一个标题于我心戚戚。　　　　代理人问题是个好问题。这也是西方商业制度也要面对的大问题。宋明沦亡的悲剧，会不会在商战中重演。
　　谢谢楼上的支持！　　所谓代理人制度，实际上指的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互分离的体制，而职业代理人阶层之所以能够在商业时代背景下成长为新的社会中坚，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术业有专攻”的优势，而这又是科技生产水平发展，导致分工复杂化的必然后果。　　最后一个标题？你说的是“后记”吗？　　商业社会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至于兴盛还是沦亡，那就看各家本事了。
　　　　强烈支持你!
　　呵呵，多谢！
　　好文章！~！！！
　　文章好，有见地。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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