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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词创作的几个问题唐敷伟唐诗宋词曾以双峰并峙的雄姿矗立于中国文学史，长期以来，几乎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而闻名中外，为文明古国赢来了广泛的世界声誉。稍有一点文化教养的人，谁不会背几句唐诗宋词呢？连外国的文化人也不断地从中吸取其艺术养料。可以说，唐诗宋词所拥有的强大艺术生命力，是永远不会衰竭的。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宋代以后，诗词创作虽然没有间断过，但从总体上来说，只能算是余波了，再也见不到唐宋时代的辉煌景象。用鲁迅的话来说，宋以后诗词都做完了。令人想不到的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诗词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无论作者或作品数量都大大超越了以前任何时代。正式出版的和自费印行的诗词作品层出不穷，根本无法计量。这还不包括网络上发表的诗词。与自由诗比较，可以说格律诗占据了大半江山。人们戏言，写格律诗的人比读格律诗的人还要多。
人们往往认为，复兴传统诗词的伟大时代已经到来。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这恐怕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估计。正如网上一篇汉诗总结所说，在众多的当代格律诗中，百分之八十的作品质量较差，其中许多是文字垃圾。这是值得我们正视的尴尬现象。这里仅就见闻所及，谈一点个人意见。我认为在大量当代诗词作品中，普遍存在这么几个问题：
1、立意构思模式化。诗词不管内容繁简如何，都存在一个立意构思的问题。立意构思的要求，一是使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高度统一，二是角度要新颖独特，富于创造性。简单说，一要美，二要新。举个例子，大家知道爱情是古往今来诗歌的永恒主题，歌颂爱情的诗篇不知有多少。然而我们看到流传下来的经典爱情诗篇，没有一篇构思是重复的。从《诗经》的《关雎》到汉乐府的《上邪》到宋代陆游的《钗头风》等等，都表现了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执着追求和刻骨铭心的情思，但没有任何两首诗的构思是雷同的。在《关雎》中，正面写主人公从思慕到追求到思念直到“友之”(幻想约会)“乐之”(幻想迎娶)，爱悦之情呈日益深化之势。而《上邪》则写主人公对着苍天发誓，历数一连串反常现象，如“山陵崩、冬雷震、夏雨雪”等等，可谓爱得死去活来。如此情诗在古诗中也是不可多得的。而陆游的《钗头凤》简直就是一首凄美的爱情绝唱，作者通过细节点染和景物反衬，使诗产生一种一唱三叹的效果。可是我们许多作者写起诗词来，不仅题材雷同，结构形式也是差不多的。如写中央全会、祖国成就、八荣八耻、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等这类现实题材，都喜欢从大处入手，先戴个高帽子，历数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例，然后归结到党中央的英明领导。看这样的诗词，还不如去看政府工作报告。写诗最好以小见大，就身边选一个小角度，从侧面去表现。试看毛泽东的《答友人》，只用了四句诗，就写出了旧社会的苦难和新社会的欢乐、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这里没有列举任何事例，只用了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就达到了歌颂现实的目的。这样构思别开生面，又容易引发读者联想，确实是比较高明的写法。
&2、用词造句概念化。 诗词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属于语言艺术。它要通过文学语言的有机组合来表现作者的主观情思和客观现实。所谓文学语言，有别于政治术语，它形象生动，意蕴丰富，特别富于艺术魅力。如果诗词里面尽堆积一些抽象的概念化的词句，那就索然无味，令人生厌。诸如“伟大”“崇高”“英明”“愁苦”“高兴”等等形容词，即使前面再加上“最”，用在诗词中也是贫乏无力的，对表现作者感情没有丝毫帮助。至于“科学发展创奇迹”“人民十亿奔前程”之类词句，在诗词作品中更是屡见不鲜。然而读起来同样是味同嚼蜡，一无可取。可是许多诗词作者就热衷于搞这一套。这里我们来看看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首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把这位亡国之君的亡国之痛之愁之怨真是写到家了。尤其用波涛滚滚的“一江春水”来比喻他的无穷无尽的哀愁，可谓生动贴切，极富创造性。而写高兴感情的诗，可以用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为例：“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中作者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是由于作者善于抓住一些生活细节来表现感情，还将一些介词、动词串联起来使用，从而把急不可待的回乡渴望挥写得淋漓尽致。要避免语言概念化，就要有意选用一些富于形象的词语，特别是富有文化意蕴的意象。意象是主观情愫与客观生活图画的结合，既要靠积累，更要靠创造。如李煜的“一江春水”这个意象，前人就从没用过。
&3、题材取舍政治化。现代生活比古代生活无疑应该丰富得多，但高度工业化的生态环境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大了人们的生活压力，大部分人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去写作诗歌和欣赏诗歌。而写格律诗的人生活圈子又比较狭小，往往局限于政治生活和物质生活之中，精神领域大大萎缩。这样，写作题材就只剩下政治之类了。有的人纯粹是为了赶时髦，随大流，国家发生什么大事就写什么大事。其实，诗词不必写大题目，也不必囊括过多的政治内容。作品是否有意义、有价值，主要并不在于写不写重大事件。白居易的《琵琶行》只写了一个普通琵琶女的身世遭遇，却成了传世的经典名作。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中秋之夜怀念胞弟，却成了千古名篇。正如诗人何其芳所说：“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如果大家都去写某个重大政治事件，那是很难写出新意来的。我近年读到一些诗友的作品，发现有的每逢大事都写，甚至看了报纸看了电视也写，以创作丰富自乐。当然并非绝对不能写，而是觉得他自己篇篇在喊政治口号，毫无新意，未免太无聊了。如《抗震救灾》：“举国同心抗震灾，八方慷慨献钱财。中央领导亲临阵，陆海空医迅速来。”余皆类此。当然，这里不单纯是题材问题，与模式化、概念化也不无关系。象这样的诗代表着相当数量作者的作品。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反思的。
4、不注意素材开掘。有的诗词作品写出了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其中有官场上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有市场上的制假、售假，有学术上的腐败、教育上的腐败，但是作者并没有对这些现象进行思考、梳理，只是摆出来而已。其实，同是腐败，其性质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这样一起摆出来，对读者并无教益。这种作品看起来内容丰富，其实是非常皮相的。有的作品写了某一件具体事，但并没有深化，看不到人事的生态环境，其思想内涵就大打折扣了。当然，也不必篇篇去深挖根源，能引起读者思考就不错了。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如果杜甫只写到自己茅飞屋漏一家无处安身就结束了，此诗也就无多大价值。可后面他推己及人，大发感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就把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凸现了出来，思想内涵也就深化了。当然，我们不必给每一首诗都加个尾巴，以增加思想性。而是说，写诗时对素材要进行开掘深化，不能浅p辄止。
&5、不注意意境营造。营造诗词意境是古今诗家的共同追求。诗词有了意境就有了诗味，大家就乐意去读。当然不能做到每首诗都有意境，但写景抒情诗还是有意境好。意境是什么？简单说，就是主观之“意”与客观之“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完美结合。王国维称之为“境界”。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人间词话》）并举例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则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则境界全出。这是说，动词用的好，把景物写活了，视觉中有了听觉，无生命变成了有生命。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需要一组画面来营造意境的。苏轼的《水调歌头• 赤壁怀古》是如此，毛泽东的《沁园春• 咏雪》也是如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相关景物共同营造了雄浑的意境。“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这组画面共同营造了雄浑苍茫、神奇瑰丽的意境。关键是，选取的景物要相关相配，进行最佳组合，凸显其思想内涵。而我们许多作者不去下这个功夫，即使写起景来，也是东一句西一句，难以构成一幅完美的画面。这样的诗，自然缺乏艺术魅力。
&6、不注意语言锤炼。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其实，第二点也是说的这个问题。那是从形象化的角度说的。这里主要是说，语言除了形象，还要注意准确、精炼，以少胜多。诗是文学中的文学，格律诗词尤其如此。而我们许多作者根本不是在作诗，而是在凑诗。绝句凑足20字或28字，律诗凑足40或56字，就算完成了任务。初学者尚可原谅，写了多年还是这样，就太不长进了。这样写下去又有什么出息？更有甚者，为了平仄或押韵，不惜把词素颠倒过来。如“宣判”写成“判宣”，“功勋”写成“勋功”。有的竟把嫦娥改称“神偷”，只因她是偷了不死之药的神女。而我们对“神偷”的理解则是指技术高超的小偷。可见用典也要约定俗成。连准确都达不到，遑论精炼？精炼应是更高的要求。只有精炼，诗词才能以少胜多，读起来才过瘾。象“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这样的结句，精炼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不锤炼语言能写出来吗？须知，炼字、炼句、炼意，是诗词作者一生的功夫，谁也不能说，写了几十年诗就功夫到家了。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没有这种决心是写不好诗的。写诗好玩吗？说实话，写诗是很不好玩的。要写好诗，就要跟自己过不去。如果不老老实实地去研读上百首诗词，要写出像样的作品，那是难乎其难的。不想下功夫，又要去附庸风雅，那又何必呢？我在这里给当代诗词挑了这么多毛病，不一定都准确，大家可以去验证。现在写诗的人，多半是各行各业的退休老人，其中有许多人过去没有接触过什么诗词，出现这些毛病并不奇怪。只要勤学苦练，经过三年五载，总会有所提高。问题是，有许多人不下苦功，老是在原地踏步，还沾沾自喜。生产出大量文字垃圾，既浪费自己精力，又浪费别人时间，制造虚假繁荣。当然，我们不能同臧克家等老一辈诗人比，也不能要求所写诗词篇篇都是精品力作。但是，我们决不能年年原地踏步，停滞不前。我希望各级文化部门和诗词组织多花点精力，尤其是老年大学多做点辅导工作，抓好创作，多出精品。每过一段时间做做总结。否则，复兴传统诗词文化就不免流于空谈。
从目前诗歌走势来看，传统诗词似乎优于现代新诗，但如果不努力提高其艺术含量，要占领文化市场，也仍然是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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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中的中国女性主义DD关于性别的一次对话陈骏涛 郭素平内容提要 陈骏涛，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
一种有意味的性别现象
陈：近年来，有件事是颇值得玩味的，我把它叫做一种有意味的性别现象。这就是关于“女性主义”，在一般人的眼里，似乎不显得那么陌生了，它不仅经常见诸报章杂志，也经常成为人们的谈资。以前，在某些男士（那些有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观念的男士）那里，“女权主义”曾经是他们十分讨厌、甚至避之唯恐不及的字眼，如今，“女性主义”却成了他们可以接受的字眼。某些女士以往或许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如今也许仍然不愿公开承认，但至少是不会公然拒绝了，能够以比较平和的心态对待之。公众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接受心理的这种变化，我认为也是女性主义在中国境遇的变化。这说明了中国文化环境的某种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变化。
郭：这可能也和中国女性主义本身的成长有关。从最近出版的由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论丛》（12本，九州出版社出版）中，我们也能感觉到女性主义在成长。上个世纪末对女性主义的界定基本上还是女性写、写女性，现今它已从狭仄的空间走向了更加宽广的境域。首先是对有文明的性别意识的男性作家和批评家有了更加理智而真诚的接纳姿态；其次是对以前认为没有女性意识的女性创作文本（像毕淑敏），有些学者也认为应纳入女性主义的研究范畴，因为女性意识是女性的文化基因，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和女性一起相伴而生的，它会以不同的方式随着女性作家视角的不同而流露于她们的笔端。比如写战争，女作家和男作家写出来的东西一定非常不同。如果不进行拓宽，只认“林白陈染式”，我们就可能会陷入另一个版本的“题材决定论”，而女性主义研究和创作也会踯躅不前，这是不利于女性主义文化建构的。这一点和荒林提出的“微笑的女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合谋的。
陈：除了“女性主义”，近年来，“中国女性主义”也逐渐为人们所认知了。过去说女性主义是舶来品，而现在却说女性主义有了中国版DD它是西方女性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产物。其实，从西方女性主义传入中国的那时候起，就开始逐渐被改造和转换，直到改造和转换成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样子，如今还正在这个改造和转换的过程中DD这是很正常的，就像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也要被改造和转换一样。现在，“中国女性主义”已经成了一个连续出版物的名称，就是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2004年连续出了2期（春季号和秋季号），大开本的，印装得很不错，由很有实力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据说销路也不错，2005年就要改成一年4期了。《中国女性主义》还举起的“微笑的女性主义”的旗帜，向男士们露出蒙娜丽莎式的笑容，表现出对男性的“关怀”。荒林还说，“男性批判”也是一种“男性关怀”。虽然有些男士不喜欢这种“关怀”DD一种居高临下的关怀。不过，这至少说明女性主义者对男性的姿态变了DD从敌对而到友好。看起来，中国女性主义要成为颇有人气的东西了。这也是一种有意味的性别现象。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是中国女性主义策略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说明中国女性主义真的成长起来了，她不仅要“批判”男性，而且懂得如何去“关怀”男性，从而赢得男性对女性的支持，已不是简单地排斥男性、反对男性了。这的确是个不小的变化。
郭：让人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我想可能是和这个理论的主体有关吧。这个理论无论怎样变迁，她的主体首先应该是女性，主题首先应该是解决女性的问题，否则，就可能偏离航道，不能到达彼岸。
陈：这么说当然有道理。“父权制”几千年了，始终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现在女性应该高扬其主体性。因此，我对某些女性有时表现出来的某种偏激能够理解，不像某些男士总觉得是受不了，甚至不能容忍。
中国女性主义的行进旅程
陈：中国女性主义，如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算起，到现在也不过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她经历了从萌生到成长的过程，尽管目前仍处于成长期，但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
郭：对，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您是较早涉足这个领域的批评家，而且关注的时间也比较长，您认为她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呢？
陈：一般认为，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经历了三次浪潮，即三个阶段。应该说明的是，在中国新时期，妇女问题的提出，最早不是在社会学领域，而是在文学领域，正像李小江所讲的，有关妇女的文学，是社会学讨论这一问题的“导火索和先驱”，这很像“五四”时期。因此，我主要从文学思潮这个角度来考察。
第一次浪潮是在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后期，这是中国女性主义的萌生期。从翻译介绍西方女权主义及具有女权倾向的女性文学，到建构中国自己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批女性主义先行者做了许多筚路蓝缕的工作，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著述。如朱虹对女权主义的介绍（《美国女作家作品选》），李小江率先主编的新时期的第一套“妇女研究丛书”（其中如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和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弗吉尼娅?伍尔夫的《自己的一间屋》（王还译）的出版，及至90年代初，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刘思谦写的《娜拉言说》，或译介，或建构，都对后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一批女性主义者中，有的的确是有自觉的性别意识的，如朱虹、李小江、孟悦、戴锦华，尽管有人（如李小江）不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具有自觉的性别意识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过对多数人来说，还是出于作为女人这一群体的朴素的性别意识，她们还是谨守着“首先是人，然后是女人”这一观念的，如刘思谦、盛英等。
郭：是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为女性说话。
陈：对，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是在90年代中期世妇会召开前后。有人说这是中国妇女的“狂欢节”，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错的。受世妇会的催动，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都举行了好几个大中型的政府组织的或非政府性质的以妇女为主题的讨论会。各种各样由女性写和写女性的书籍应运而生，女性写、写女性形成一种时尚，一股潮流。我就是在那个时期被不自觉地卷进去的。一方面是卷进这个潮流里的人数比80年代那时候多得多了，另一方面是对女性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也比以前深入了，出现了一批比较有分量、有深度的女性主义研究著作。如果把这个时期看成是中国（内地）性别意识大面积苏醒的年代，性别意识自觉的年代，也是中国女性主义从萌生而到成长的年代，我想是不错的。
郭：中国女性主义最活跃的时期确实是95年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以后，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头脑里才有了“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这样的概念。在这一次大规模的启蒙运动之后，我认为女性主义者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译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女权运动，以此作为解构男性中心的男权文化的理论依据，使女性从旧有的文化秩序中剥离出来，成为意识主体，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批判姿态，并对男性经典文本进行了重读与批判，基本上承传了西方的基调。其次是建构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史和文化史，尤其是对从古代到当代的女性文学作品的挖掘、整理、重读，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景观。
陈：对，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译介有李小江主编的《性别与中国》，凯特?米莉特的《性的政治》（钟良朋译），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等；著述就更多了，仅就文学方面，举其要者就有盛英、乔以钢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陈惠芬的《神话的窥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以及王绯、孙郁主编的“莱曼女性文化书系”中的一些论著。这时期与前期不同的是：一些女性主义者大都有比较鲜明、自觉的性别意识，对男权中心主义文化的批判是十分锐利、毫不留情的，显得很有力度，这当然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过激之论，有一种把两性关系对立化也就是二元对立的倾向。
郭：那么接下来就应该进入第三个阶段了。
陈：对，从上个世纪末至今，可以说是中国女性主义发展的第三次浪潮，第三个阶段。
现阶段中国女性主义的新质
陈：现阶段的中国女性主义仍处于成长期。
郭：是上一个阶段的延伸。
陈：对，延伸，不过还有发展。仅就翻译来说，就有好几种全译本的女性主义经典文本出版，如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和《女性白皮书》，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等。
郭：荒林主编的这套丛书中就有对先前工作的延伸，如施F的《英语世界中的女性解构》就比较完整地梳理了英语世界中的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理论，以及女作家经典创作的脉流，其中不乏冷静的思考。比如她写道：“一种外在制度层面的枷锁虽然已经粉碎，但意识层面的性别偏见依然存在。”“即使女人挣脱掉男权的樊篱，何时走出自己的心狱，一个自由的灵魂，一颗不受习俗所左右的心灵的回归，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平等、地位的高下或与男权世界的合作所能给予的。”其实人最难的是自我超越，目前仍有许多女性作家就不愿公开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当然这与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坎坷前行以及中国的文化土壤也不无关系。这样一种如入“无物之阵”的战争也是中国女性主义常有的际遇。此书对于女性主义的研究思路也有独到的见解：“对于中国的女性研究来说，采取何种立场并不是至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所展现出来的那种自主意识和对真理的执著的探索精神，……妇女解放还是解放妇女其实并不重要，建立一种中西互惠互补的性别文化才是凌驾于一切纷争之上的理想境界。”这些见解对于我们当今过分强调西化抑或过分强调本土化都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警示。
在对先前工作的延伸中还有对中国女性文学的精心重读，此中任一鸣教授充满激情的言说，可说是对中国女性精神创痛的一次深情的抚摸。另外，从她的两本著作的书名《抗争与超越》到《解构与建构》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女性主义从萌生到发展的历程中，其理论建构逐渐增强的趋势。关于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性别诗学等具体理论问题，这本书也都有所论及而且相当中肯并切中要害。
陈：任一鸣的这两本书在这一套丛书中应该说是比较有分量的，这是她多年研究的结晶。这一阶段虽然没有重大的理论突破，但也表现出某些新质，所以我说是有所发展。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第一，是一种力图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性别诗学”的提出。
“性别诗学”是女性主义批评大潮中浮现出来的新术语，在中国，这个新术语在本世纪才时有所见。“性别诗学”的提出，对中国女性主义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我看到的这方面的论述，似乎不尽相同，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它是一种理论，也就是性别理论；另一种是把它放在比较文化的范畴，曹顺庆和林树明就是持这种观点，可以参看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年出版）。他们认为，“性别诗学”是以比较两性文化异同为宗旨的。性别不仅是一种生理的概念，它更是一种文化的构成，不同的性别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人的主体性是由三个层面构成的：男女两性的共同“人性”是元层面，是一种“较抽象的规定性”；由男女的性别差异所形成的“类的属性”是中间层面，是个体较具体的规定性；而个体的“个性”是顶层面，是一种更具体的规定性。因此性别规定性在人们的现实存在中起着较关键的作用。三个层面既有差异性，又有相近性，相互建构与制约，构成了具体而真实的人的存在，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主导风貌。男女两性造就了既相近又不同的文化和文学。因此应该了解“陌生性”和尊重“他性”，消解传统的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等级次序，并把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互补”、“和而不同”的思想予以传承与改造。
我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女性学界提出的“中国女性主义”，“微笑的女性主义”，“男性批判”和“男性关怀”，“双性视野”和“两性对话”等等，这都不是一些偶然的、孤立的性别事件，而是表明了中国女性学界策略思想的某种改变，也是中国女性学界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们都与旨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性别诗学”不谋而合。
郭：对，关于这一点，任一鸣教授也有所论述：“‘性别诗学’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既定的性别等级秩序，建立一种新型的两性审美关系。它意味着一种更高境界的超越性别的角色认同，打破单一的男女两性社会性别角色的规定，催生更为丰富、更为多样的两性性别角色；建构更加丰富的性别文化内涵和审美外观，在文化与审美领域获取更高层次和更深意义上的性别公正与性别审美理想。这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彼岸。”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渐近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建立一个在个体生命能够充分自由发展基础上的两性和谐的社会，使投缘于这个事业的男性和女性在这一领域中都能有所作为。像这套丛书中的一位男作者禹建湘在他的《徘徊在边缘的女性主义叙事》的后记中就写道：“我的妻子，一位有学识的女性，在体制的挤压下，坠入到贫困境地，她无力反抗这个社会，她甚至无力反抗我的霸道与蛮横，她只有深深地叹息。一些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一些女性主义的理论文章，那些振聋发聩的精辟见解，与我心有戚戚焉。于是我茅塞顿开，着迷于其中不能自拔……当我从电脑桌边离开时，我发现，边缘化的人群中，不只是包括我的妻子，还有我。此情此景，我不禁想到：徘徊在边缘的何止是女性，抑或女性文学呢？”可见男性于此也确实是感同身受的。正像任一鸣教授在谈到社会性别理论时说：“社会性别中的‘性别’所指涉的对象，包括了女性和男性这两个性别。当父权制压抑女性的同时，也使男性遭受到很大的压力。以社会性别为中心可以有效考察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的社会位置，也可以有效考察社会对男性性别质的规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男性中心文化对男性的压抑、禁锢、误导、扭曲并不比对女性来的宽容。因此女性要认识自己的社会性别，男性也要认识自己的社会性别，女性要从社会性别的僵化文化角色规范中解放出来，男性也要从社会性别的僵化文化角色规范中解放出来。从种种荒谬的、陈腐的、偏狭的旧文化观和女性观的误区中解放出来，以期两性共同发展自我和创造世界。”许文郁女士在丛书发布会上也讲到：“在这个社会中，女性不容易，男性也同样不容易。”我以为这样的拓宽应该是女性主义更加智慧的立论基础，这与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预言的“女性与男性都将从女性解放这一伟大的事业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也是一脉相承的。
陈：第二，是女性主义学科意识的增强，多学科视野的形成。
学科意识的增强是女性学界本世纪来的一个重要信号，也是中国女性主义成长的重要标志。性别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它要求我们把两性关系的研究置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不仅是文学，而且涉及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生态学、生物学、艺术史、教育史、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等领域，包括了与性别体验相关的各个不同学科的问题。目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交叉互补已成为必然趋势，性别研究就更是如此。
郭：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女性主义确实已成为一个比较活跃的词缀，它与不同的理论组构成丰富多彩的跨学科领域，使女性主义研究达到空前活跃的状态，并且使性别意识深入人心。比如，在一些公众场合中，人们会尽量使用Chairperson而不用Chairman，以避免理论无知和性别歧视。
陈：这样一种跨学科视野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实已初露端倪，如禹燕的《女性人类学》，是中国内地最早将女性学和哲学人类学这两门新兴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又如“莱曼女性文化书系”，主编在前言中就说，正是基于对女性研究将成为一门真正跨学科学问的感悟，试图以“东方文化人的视角对东方妇女乃至世界妇女生存现状、文化现状的一次透视”。但真正成气候还是现阶段。在现阶段，女性主义的学科建设已经引起女性学界的充分重视，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我的印象中，本世纪以来，在内地有三次学术会议与性别学科建设是有重要关系的，即2001年6月大连的“性别与文学艺术”圆桌座谈会，2002年8月上海的“社会性别与文学文化及学科建设”研讨会，2004年7月西安的“女性文学与文化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一种具有多学科视野的女性主义也走到了前台。我们在《中国女性主义》的春季号和秋季号上可以看到，女性主义正在冲破森严的学科壁垒，逐渐向多学科的领域推进，诸如生态女性主义、体育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与物理学、女性主义与教育学、女性主义与艺术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在这本连续出版物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尽管都还是初步的。在《中国女性主义学术丛书》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一种多学科的研究视野。
郭：其中骆晓戈的《女书与楚地妇女》就是一种大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她的研究方法具有实证色彩，因此更多一些亲历性与本土性。这让我想起中国女性主义的前驱李小江，她也是一位具有实证色彩的研究者，无论是她搞的口述史，还是女性博物馆，工作都是卓特而富于成效的，是对即将或已经被历史尘封的女性生命史、文化史和精神史的抢救，在女性文化建构和理论建构中其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在这套丛书中，单艺斌的《女性社会地位评价方法研究》是利用诸多学科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其中有对女性政治、经济、教育、婚姻家庭、健康等地位的评价方法研究，使女性研究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另外，许苗苗的《性别视野中的网络文学》也是国内研究较少涉及的领域，她从性别的角度以感性的方式述说了网络文学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使我们再不能回避文学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其对文学本质的概念也是一次不小的冲击，作者与著述一样年轻而富于挑战性。
陈：因此，如果说中国女性主义的视域正在不断扩大，正在向各个学科渗透，形成一种“无处不在”的趋势，恐怕并不为过。
郭：当然，在女性主义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本土性的坚守。在这方面有独特思考的是盛英女士，她在丛书中的论著《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纵横谈》中有篇文章《回忆并不亲切DD谈我的女性文学研究的“土著性”》代表了她对中国女性主义理论建构的立场，而这也是中国女性主义理论建构中不可缺少的宝贵的一极。它可以避免我们的研究隐没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中而失去根性。当今，在女性主义研究中，阶级、种族等因素已日益显出其重要性。
陈：盛英所说的“土著性”，就是注重中国妇女运动和女性文学自身的发展实际，但这并不排除对于异域的女性主义的汲取和借鉴。第三个新质，是从理论到实践DD中国女性主义在行动中。
本世纪以来，中国女性主义在注重理论建构的同时，也注重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女性主义的萌生期，女性主义者们做的大多是启蒙性的工作，更重视的是启蒙，还没有力量顾及到行动，到了女性主义成长期，女性主义者们就越来越重视行动了。“两性视野”网站上有一篇文章《女性主义从启蒙到行动》，这个标题就把现阶段女性主义的新质点出了，说得很好。《中国女性主义》今年的两期，都把“女性主义在行动”作为第一栏目，这也说明编者对它的重视。两期都把反性强暴和反家庭暴力作为主题，呼吁社会和权力部门重视这些问题，真正做到男女两性事实上的平等。当然，由于《中国女性主义》的重力是下在理论建构上，因而尽管也重视行动，但毕竟还不是它的强项。在这方面，更具有优势的可能是其他一些妇女媒介，比如《中国妇女报》、《妇女研究论丛》、《中国女性文化》以及“中华女性网”等一些妇女的网站。
郭: 中国女性主义在前行，封顶而不保底，虽然我们在建立两性和谐的终极目标上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实践中究竟如何操作，古今中外的文本所提供的案例失败多于成功，有时前行如鲁迅的过客，有时是此岸的徘徊与驻足。拨开重重迷雾，张红萍在她的《女人，一生幸福的准则》一文中，从女性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几个方面探讨了现阶段女性应有的姿态。这也算是这套丛书中的一点实践意味吧。
陈：女性主义重实践，重行动，这可能和性别有关吧。一般来讲，女性更看重实际，而男性更注重理论。
郭：和男性的理性比起来，女性倒是更感性一些，但是从实践和行动的角度讲，女性往往不如男性。我以为在这里她们的注重行动也许和学科本身有关吧，这个学科本身就是关乎女性自身的很多实际问题的，因此她们更有感触，更有实践空间和实践倾向。
陈：你这么说也对。说到第四个新质，是“女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命题的提出。关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命题，究竟是谁先提出的，什么时候提出的？这似乎并不重要。我最早是在荒林与残雪的一篇对话《谁是我们的自我？》中看到这番议论的。在这篇对话中，荒林首先提到，邓晓芒在一篇题为《鲁迅精神与新批判主义》的文章中提出，“五四”精神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自我批判精神，它以鲁迅为最高代表；鲁迅的真精神不是别的，而是以自身为标本的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即“决心自食”。后来在邓晓芒的另一篇文章《新批判主义》中，进一步概括出新批判主义的三要素，即启蒙自我、忏悔自我和建构自我。残雪表示认同她哥哥（邓晓芒）的意见，她说她凭直觉更愿意接受西方理论家和作家笔下的自我，他们把自我当成通向人类精神王国的通道；每一个人都以独特的自我通向精神世界，对自我挖掘越深，通道就越宽，世界才越大；女作家的所思所感越是自我的，就越是大众的，等等。
郭：这与陈染的见解很相似。
陈：她们都是女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者。后来在荒林为《男性批判》所写的《前言》中，就明确提出了“重建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命题。她认为，作为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转型的产物，中国女性主义与其说是性别路线的，不如说更是个人主义的；当代意义的中国女性自我解放运动，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深化的必然。在我参加的几次中国女性主义学术沙龙中，荒林也都提到了这个命题。
郭：这个理论可能已经滞后于实践了。
陈：是吗？你这个意见很有意思，是我没有想到的：理论滞后于实践。就是说，实践已经走到理论的前头了。但直觉告诉我，这依然是一个很重大的，可能会有所争议的命题。因为它至少有两个指向，一个指向文化传统，一个指向主流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传统是强调集体主义的，它把个人、家庭和国家看成是三位一体的东西，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个人，因而，在中国文化里，国和家从来是高于个人的，不像西方，个人是至高无上的。提出重建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首先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颠覆，另外就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倡导“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颠覆。
未来存在于不间歇的突围之中
郭：您认为目前中国女性主义还存在哪些问题？
陈：这我还没有想清楚，需要继续考虑。比如说刚才谈到的提倡女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吧。虽然当今主流意识形态提倡“以人为本”，容许“合理个人主义”的存在，但还没有倡导“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无处不在”。因此，在女性写作中，在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中，尽可以强化自我，强化主体性，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建构，一些提法需要更加缜密。比如“越是自我的，就越是大众的”之类，就显得有些绝对，这就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样，都是一种绝对化的思维。应该更辩证些，更科学些。
郭：我以为目前还有个问题，就是女性主义在实践上还欠缺普及，因为这是彻底改变现行文化秩序的理论和实践，它不是靠一部分人在小圈子里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所有的女性甚至男性的参与，因此需要广泛的传播渠道。目前在一些高校女学生中有想了解这方面信息的，都苦于没有渠道和引导，而这些人将来会分布在社会较高层次的各个领域，如果连她们都没有性别意识，女性主义的空间就会很狭窄。所以传播渠道很重要，普及类的书籍也很需要。
陈：另外，虽然本世纪以来在中国内地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女性主义著述，但真正出类拔萃的、有创造性的著述还少见。即以“性别诗学”来说，真正有分量的著作还不易找到。1999年底出版的叶舒宪主编的《性别诗学》还是不错的，可惜它是一本论文的汇编，应该有一本这方面的专著，能够比较系统地、清晰地把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考虑到读者的接受水平，最好写得深入浅出些，不要搞得太玄奥。这个理论最早是1984年由美国学者提出的，十四五年后才传到中国，连在国外都是新的，在中国当然得有一个理解和接受的过程，因此写得深入浅出是很必要的。包括其他的女性主义著述，我想都得考虑到深入浅出的问题，尽可能把学术性和知识性融为一体。还有，关于跨学科视野，如果没有一定的多学科的理论准备也是跨不出去的，即使跨出去，步子也不会大。这套丛书也有这个问题，那天研讨会上有几位发言就提到了，这套丛书多数还是在文学这个围子里转，还没有“突”出去。因此，有意于女性主义研究的人，特别是年轻朋友，应该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准备。在这方面，我是个落伍者，将寄希望于你们年轻一代。
郭：您太谦虚了。另外，对这套丛书您有什么看法？
陈：总体来说，它在某些方面有所深化，另外，表现出了成长中的中国女性主义的某些特点。主编是这么年轻的女学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张罗出这么大的一套书，实属不易，这种干劲和气魄是令人佩服的。这些年荒林做了许多于中国女性主义建构有益的工作，功不可没。荒林原本是个诗人，她把诗人的特点带到了学术活动中，她富于激情，思维很敏捷，不断有新思考和新点子，但随机性强，不像有些严谨的学者那样经过深思熟虑，讲严密性、逻辑性和体系性。这套丛书也有这个问题。它基本上是据现有的原料（研究成果）做成的拼盘，而不是一个有规格的宴会应该上的几道菜肴。当然，能够做出这这么一个大拼盘也不容易，所以它仍然是本世纪以来值得注意的一套性别丛书。
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本世纪以来出现的其他一些有创意的性别著述，比如李银河的一些著述，李小江主编的《文学、艺术与性别》等三本书，我在《夏娃言说》中所谈到的赵树勤、李玲等的那几本书，以及2004年出版的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王周生的《关于性别的追问》，以及姚玳玫的《想像女性》等。
郭：对，总的来说，这套丛书对女性主义的探讨还是深入了一步，是我们了解和理解现阶段女性主义的一个窗口。它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主题定位不够明晰，在当今女性主义无处不在的历史境遇中，理论涵盖面也不够广博，学术水平也参差不齐等，但我们也不必求全责备，因为女性主义本身正在艰难的行进中，每一步前行的足迹我们都应给予支持。这套丛书可以说是“引玉之砖”，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过程，我想这也许只是荒林女士庞大计划中的一部分吧。
陈：这样看是对的。中国女性主义在成长中，成长不是成熟，它意味着还有不足，还有欠缺，需要继续前进。因此，成长是个积极的、行进的概念。我在《夏娃言说》一文的结尾曾经引用陈志红在《反抗与困境》一书中的一句话：“它的未来，存在于它的不间歇的突围之中。这个过程，还远未完结。”我想，中国女性主义的未来就存在于这种不间歇的突围之中，它一方面要突围的是女性自身的局限和弱点，另一方面则是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男权中心主义文化。这个过程，的的确确是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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