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赛马 谁会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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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理财导读：长期坐在第四把交椅上的浙江，曾几何时，凭借强劲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势头，逐步缩小过与江苏的差距。只是后继乏力，不仅经济总量相距越来越远；一直位列江苏之前的人均GDP也在2009年反被江苏超越。 此消彼长，各种缘由究竟如何？
格上理财导读：长期坐在第四把交椅上的浙江，曾几何时，凭借强劲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势头，逐步缩小过与江苏的差距。只是后继乏力，不仅经济总量相距越来越远；一直位列江苏之前的人均也在2009年反被江苏超越。 此消彼长，各种缘由究竟如何？浙江这个对手，江苏瞧不上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江浙"一直是中国东南沿海富庶之地的代名词。由于地理相连、人文习俗相近（特别是苏南和浙北），浙江和江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地缘、人缘纽带和密切的经济往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和江苏两省又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以各自的特色引发广泛的关注。"温台模式"和"苏南模式"一度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代表。在改革开放的前25年左右，浙江一直风头甚健，一度有赶超江苏之势。但是随着近年来浙江经济发展势头放缓，GDP总量超越江苏的梦想基本破灭。而江苏则在GDP总量上超越山东成为全国第二，并出现了直逼广东成为全国老大的趋势。与此同时，浙江曾多年领先于江苏的人均GDP也被反超。有人说"江苏已经不再以浙江为对手"，这似乎也宣告了浙江的"降级"。破灭的"浙江超江苏"之梦2004年之前，浙江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江苏。原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刘奇洪教授曾在2004年不无担忧地预测：2001年浙江GDP是江苏的71%，2002年为72%，2003年为74%，这说明由于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总量上浙江与江苏的差距在显着缩小。按此测算，浙江在经济总量上有望在2008年赶上或者超过江苏。刘奇洪经过对比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经济发展模式与江苏并无二致：杭嘉湖经济发展模式与苏锡常经济发展模式雷同，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要特色，温州经济发展模式与苏北"耿车模式"雷同，以家庭作坊见长。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江苏与浙江经济发展之路出现了分歧：温州经济发展模式扩大到整个浙江，苏南经济发展模式推广到整个江苏，包括苏北。结果到了1999年，浙江农村经济全面超过江苏。而浙江各级政府的"无为而治"，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上顺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且战略上把握了新的制高点。例如，浙西南是浙江丘陵、山地分布区，历史上经济落后，发展经济的条件也远不如浙北和苏南，但政府通过培育义乌小商品市场，由市场造就具有竞争优势产业，结果：义乌在1996年就成为了浙江人均GDP最高的县市。其他城市，如温州、绍兴等，也通过培育专业市场，进而培育竞争优势产业，使得浙江经济获得了全面发展。但是浙江的发展势头未能如愿保持，2004年之后，浙江锋芒受挫，而江苏则在出现短暂回落和盘整之后，近年来又拉出了一条"阳线"。一个新的变化出现在2008年"危机"之后。浙江和江苏两省的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浙江、江苏的人均GDP分别为44335元和44232元，浙江仅领先103元（《中国统计年鉴》则显示：2009年浙江和江苏人均GDP分别为44641元和44744元，江苏超过浙江103元）；2010年这组数据变成了51711元和52840元，江苏反超浙江1129元！浙江人均GDP在全国保持了15年左右的第四名之后，终于无可奈何地拱手相让！江苏甩开浙江，直追广东2009年对于江苏经济在全国的排名而言实现了两大突破，其一是人均GDP超越浙江（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口径），其二是GDP总量超越山东成为全国第二。在很长一个时期，江苏GDP总量居于广东和山东之后位列全国第三。2009年的江苏省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全省实现GDP34061.2亿元，比上年增长12.4%；2009年的山东省统计公报则显示，当年该省实现GDP33805.3亿元，比上年增长11.9%。江苏的总量比山东领先255.9亿元。2012年，江苏、山东均迈入"5万亿俱乐部"行列，GDP分别达到54058.2亿元和50013.24亿元，江苏的领先优势扩大到4044.96亿元。与此同时，江苏与广东的GDP总量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如下表所示。分析人士认为，在江苏、广东两省GDP总量均超5万亿元的情况下，3000亿元的总量差距对于两省而言已经不明显。而近年来广东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如果江苏保持增速领先的势头，很可能在"十二五"末超越广东成为全国GDP最大的省份。江浙赛马，浙江输在哪里《2012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不无自豪地写道：2012年，（江苏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第4年居全国首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6.5%，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1200亿元，占GDP的2.3%，较上年提升0.1个百分点；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继续按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步调递增，去年为43.8%，较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由上年的35.6%提高到了37%……转型发展，让江苏GDP"含金量"不断提升。那么，江浙赛马，浙江究竟输在哪里？民营经济长期以来，人们在比较浙江和江苏经济发展的时候，浙江以民营经济见长，江苏以国企、外企见长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但是笔者搜集各方面的数据却遗憾地发现：江苏在民营经济总量、民企规模等多方面远在浙江之上。《2012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末江苏省工商私营企业达131.3万户，比上年增长9.6%，注册资42307.0亿元，增长16.9%；个体户352.8万户。浙江省工商局在2012年底发布的"民企生存指数"则披露：截至2012年底，浙江省共有各类市场主体350万户，其中民营企业78万户、个体工商户255万户，民营企业总量同比增加8%。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字是由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自1998年全国工商联开展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以来，浙江连续15年居全国首位，并在2006年创下203家的最高纪录，几乎是广东、江苏、山东三个经济强省的总和。但是2006年以后，浙江虽然在中国民企500强榜单上继续保持数量领跑，但优势逐渐减弱。2007年至2013年浙江入围中国民企500强的数量分别为174家、185家、180家、171家、144家、142家、139家。而江苏除了入围中国民企500强的企业数量始终保持全国第二名之外，入围企业的销售规模明显超过浙江。"201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尽管浙江入围企业数量明显多于江苏的93家，但是排名前100位的企业中，江苏占24家，2012年销售总额达到14263亿元；浙江则占22家，2012年销售总额为9916亿元。在排名前10位的企业中，江苏夺得三席，分别是（销售额2327亿元，排名第一）、沙钢集团（销售2180亿元，排名第四）、雨润控股（销售额1062亿元，排名第八）；浙江则仅占一席，为吉利控股（销售额1549亿元，排名第六）。江苏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企业销售规模超过浙江的情况并非首次出现：在2011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江苏上榜企业的营业总收入为19082.46亿元，占500强营业总收入的27.32%；上榜企业资产总额达13454亿元，占500强资产总额的22.87%，这两项指标的绝对值和占比，均为全国第一。分析人士认为，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升快，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下降最多，总体呈现高端化、重型化趋势。浙江省民企目前仍以传统产业为主，规模以上企业偏"轻"，在营业收入增长上与采矿业等重化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一些资本运作频繁的产业不可同日而语。城市集聚与江苏多大企业、浙江多中小企业相对应，两省城市化进程也出现了江苏多大中城市、浙江多中小城市的格局。研究人士将浙江与江苏在城市经济方面的差距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大城市差距。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江苏12个，浙江5个。2010年，浙江11个地级市，400万人以上的城市1个，200万～400万人的城市1个，100万～200万人的城市3个，50万～100万人的城市5个，20万～50万人的城市1个。江苏13个地级市，400万人以上的城市1个，200万～400万人的城市6个，100万～200万人的城市5个，50万～100万人的城市1个。二是市区GDP差距。浙江主要集中在、宁波，2009年2市市区GDP占全省中心城市市区GDP比重为59%，其余9市市区占比仅为41%。江苏城市经济相对均衡，、2市市区GDP占全省中心城市市区GDP比重为40%，其余11市市区占比为60%。三是城市竞争力差距。2009年全国城市竞争力前50强中，江苏有苏州、无锡、南京、常州、南通、扬州6市，而浙江仅有杭州、宁波、温州3市。由于工作关系，笔者常有机会与一些江苏同行交流。听到较多的客气话是：在很多国际一线品牌的中国市场布局中，杭州一般都被列为"一线城市"，但是南京经常被列为"二线城市"。笔者笑道，如果比房价，浙江的杭州、温州、宁波，乃至绍兴、丽水在江苏都可以算"一线城市"。问题在于真正的城市竞争力是以经济规模等硬指标为基础、以投资环境等软实力为核心的。与江苏相比，浙江众多城市在硬指标方面已经明显逊色（见下表）。日，中国科学院发布《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上海、北京、深圳、天津、成都、广州、苏州、重庆、杭州、无锡名列新型城市化榜单前十。发展后劲在工业化尚未完全结束之前，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都离不开有效投资。研究显示，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腾飞"期间都保持了30%以上的投资率。其中，日本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在1952年至1961年间从26%增加至41%，韩国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在1991年达到39%的高峰值。即使作为先发国家的美国经济，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的领先优势也同样依赖于由国民收入高投资比率驱动的大规模资本积累与快速技术进步。20世纪90年代以来，正是浙江、江苏两省工业化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比较2001年以来两省的投资情况可以发现，浙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江苏的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2003年，浙江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947亿元，比上年增长38.1%；江苏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335.8亿元，比上年增长38.6%。浙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江苏的92.71%。2012年，浙江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096亿元，比上年增长21.4%；江苏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1707.2亿元，比上年增长20.5%。浙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江苏省的53.92%。日，知名学者、浙商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王婴在一个论坛上也不无忧虑地讲道：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核心指标是工业投资。根据国民经济统计公报来看，从2002年到2005年，浙江连续超过江苏。2006年时，江苏才反超浙江，当年的差距是江苏比浙江仅仅多了185.2亿元。经过5年的持续发力，到2011年，江苏的工业投资相比浙江多出了8561亿元，是2006年差距数的46倍多。同样是在2011年，江苏工业投资中的制造业投资，达到13081亿元，与浙江省全部固定资产投资14290亿元相比，仅仅少了1209亿元。这就意味着江苏仅仅在制造业上的投资，就相当于浙江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91.53%。她强调，苏浙两省的投资强度差距，清晰可见。至此，我们看到浙江的"小狗经济"还只是"小狗"，但江苏省原来脱胎于乡镇集体经济的市场化却培育出了规模经济。（来源：富贵门 作者：邹建锋，财经评论人、浙商研究会理事）江苏赢浙江，托了"国进民退"的福？富贵门撰文《浙江这个对手，江苏瞧不上了》，呈现了长三角"双子星座"江苏与浙江持续30多年的经济"暗战"。江浙两省的确是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中最为有趣的一对竞合伙伴，同为经济强省，国土面积均为10万多平方公里，且由于地理相连、人文习俗相近，存在着天然的地缘、人缘纽带和密切的经济往来。"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至今仍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两大代表。"挺浙派"与"挺苏派"各持己见，互不多让。对浙江近年来的经济颓势，有读者认为，浙江是全国走市场经济道路最为成功的省份之一，今天浙江遇到的一些困难，既有内因，更有外因，"说到底，是走市场经济道路不彻底造成的"。也有读者则认为，浙江和江苏走的路不同，受中央路线的影响也就迥异，"这10年国家国进民退，江苏日子就好过，浙江就难过"。他提到了几个重要时间节点。一是，浙江经济增速高于江苏是在2004年之前，而新一轮的"国进民退"开始于2003年前后；二是，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实施"四万亿计划"，而江苏的人均GDP恰在2009年超过了浙江，这也是浙江人均GDP指标自1995年超过广东跃居全国第四后，再度退回全国第五。"看发展，要看百年，不能看十年"，他意味深长地表示。"浙江与江苏的此起彼落，内在原因耐人寻味，而不能仅仅盯着表面数据，只看到硬币的一面"，着名财经作家、《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纪录》作者胡宏伟说。胡宏伟是"温州模式"最权威的研究学者，他对江浙两省经济角力的看法，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他认为，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去看，浙江是自下而上产权彻底清晰的草根市场经济，江苏是一个从腰部发力的半市场经济，"这两种制度安排在不同时期评价不一，某个时期市场经济色彩更浓时，浙江占优，某个时期计划经济有所反弹时，江苏就占优"；相比于浙江，江苏企业本质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距离传统计划经济比较近的企业，"现在计划经济回潮，它们能拿到更多的东西"。以下是他的主要观点：江苏为什么日子好过？从广泛传播的角度看，浙江模式和江苏模式并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定义。按照地理区位，浙江可分为三个板块，第一是以温州为代表的温台模式，这是浙江的第一特色。第二是浙北的杭嘉湖地区，包括宁波、绍兴的一部分，它是一种本土化的苏南模式。第三是浙南比较贫困的丽水地区。从时间上看，1978年-1992年是温台模式的黄金时期。1992年之后，温台模式从单一的家庭工业向规范的股份合作制发展。年，杭嘉湖、宁绍地区逐步被温台模式同化，由原来的乡镇集体企业改为股份制乃至私营企业。1998年之后，浙江在全省范围内基本变成了一种提升和发展了的温台模式。江苏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区域。从苏南来说，1992年之前是乡镇集体企业。年受到温台模式的冲击，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自我反省。1998年之后，苏南大规模转向了对外开放。苏中、苏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点比较低，既有改革式的发展民营经济，也有开放式的引进外资。浙江模式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第一，产权清晰的民营经济。第二，大规模的市场交换。第三，广泛的民众参与。江苏模式以苏南为代表，以乡镇集体企业为发展点，从产权和企业运作上一开始就有强烈的政府色彩。相比之下，浙江重点是改革，江苏重点是开放。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去看，浙江是自下而上产权彻底清晰的草根市场经济，江苏是一个从腰部发力的半市场经济。这两种制度安排在不同时期评价不一，某个时期市场经济色彩更浓时，浙江占优，某个时期计划经济有所反弹时，江苏就占优。中国改革在80年代的重点是如何在计划经济土壤之上寻找市场经济的突破口，90年代发展市场经济的呼声和力量迅速爆发，计划经济在不断消退，到了21世纪初，市场化改革则相对放缓，计划经济有逐步回潮的趋势和迹象。当然，今天的中国不是要纯粹地倒向计划经济，而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拉锯。这两种模式的优劣之争，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对概念。就当下而言，因为市场化改革有所放缓，客观上使得自身定位和发展状态有所不同的两种经济模本，在自身因素之外，受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浙江离市场经济更近，江苏的计划经济渊源更深，看起来好像江苏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但我认为，江苏后来的发展带有"经济移民"的味道，而自身的产业发展和外来技术、理念的消化、生根和发芽是一个非常慢的过程，苏南能不能把这个过程走好，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江苏企业本质上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近年来浙江经济增速滑至全国倒数后几位，同时列沿海省市后列--这不奇怪，广东、上海、江苏这些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方阵，现在普遍都有放慢脚步的趋势。第二，原来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型，增长速度和比例也一定会减缓。第三，浙江经济由农民草根企业发展而来，到了一定阶段会有一个自我瓶颈。对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既有它必然和良性的一面，也有必须引起警觉的一面。浙江出现的困境和问题来自自身和外部两方面。从自身来说，浙江企业家80%出身于农民，他们在草莽期能够杀出一片天地，但进入一个全新的高度时，有些方面会跟不上时代。在换代的过程当中，人的问题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问题。第二是企业制度，浙江是靠"三低"（低档次、低技术、低价格）赢得第一桶金，现在面临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个化蝶的过程是痛苦的。从外部来说，市场化环境在退潮，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内外交困之下就会导致浙营经济陷入困境。近年来，温州模式在自身发展的某些环节上有变化，但一直沿着市场化的基点在走。我认为主要是外部环境和我们审视温州人、温州模式的眼光改变了。改革开放之初，大家看温州是黑的，后来变成灰色，最后变成红色，它成了市场经济启蒙老师，然后又变成灰色，最近又变成黑色了。投机的问题不是温州人的问题，也不是民营企业家的问题，是我们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遭遇困惑，对未来感到迷茫，技术改革也要五年十年才能见效，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愿意去做大规模的艰苦的实业投资。相比于浙江，我认为江苏企业本质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距离传统计划经济比较近的企业，现在计划经济回潮，它们能拿到更多的东西，当然没必要惶惶然。目前实际上是个资源再分配问题，原来靠市场经济运行的企业，得到的越来越少。社会就是这么大个蛋糕，刀子在谁手里，谁就掌握着主动权。对浙江中小企业而言，宏观调控总体上是不利因素大于有利因素。有利因素来讲，宏观调控带来的压力会转化为动力，客观上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不利的一面，浙江本质上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市场经济，而宏观调控中，国家干预的力量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外部环境所要引导推动的方向和浙江内在的经济体制是矛盾的。产业肯定要转型升级，但民营经济有自身的方式和路径。如果内外相匹配，转型升级就更顺利了。制度创新若由政府接棒，浙江就完了从大处讲，民营企业沿着市场发展路子走，唯一要提供的外部条件就是政府放手让它去做，不要给它设置障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温州不是要被救，浙江的民营市场经济从来不是被救出来的，它是一个自我拓展的过程。它面对的转型升级也一样，唯一一点就是给它空间，到了一定的节点，它自然会成长起来。而且不是所有企业都要转型升级，适合它的就是最好的。我认为我们所提的转型升级，总体上还是个政府行为，但事实上，这是企业家的事情。就温州而言，温州在地方政府的定位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主张"无为政府"。1992年之后，温州政府以"质量立市、打造品牌"为启动点，转向了适度有为。21世纪以后，温州转向了强势政府，企图用政府力量拉动经济的强制转型和向上发展。我个人不赞成第三种转变。温州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改革先锋，根本一点就是它率先打破了政府强制管制，让民众力量得到了火山式的爆发。现在朝着逆自身发展规律的方向走，一定会失败的。政府当然要有所作为，关键是政府怎么样有为，在什么范围内有为，有为的动机和出发点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从大原则来说政府应该管两头不管中间，管后面不管前面，即管财富创造之前的土壤培育，管财富诞生之后的分配，不管财富制造过程，创造和维护财富制造的游戏规则，包括提供单个企业无法解决的社会公共产品。政府和企业各行其是才能推动整个经济往前跑。有人认为，与浙江相比，在江苏的发展中，政府扮演了更重要的作用。也有人进一步认为，这也是江苏模式目前比浙江模式更具优势和活力的原因之一。我不赞成这个观点，浙江是发自民众的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江苏是个半市场经济。如果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还是市场经济，浙江就更有优势，更先进。也有学者提出，"在浙江下一轮的发展中，制度创新的接力棒正由民间递向政府"。我认为，如果真的往这个方向走，浙江就完了。实际上，要回答浙江模式和江苏模式的选择问题，首先要回答我们整个国家经济改革的大方向究竟是什么。未来发展的价值理念问题不明确，这种矛盾冲突永远存在。过去大家能够共同选择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因为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和动力。现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财富又分别集中在不同的社会群体手里，其中占有较多利益的群体没有兴趣继续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改革越彻底，他丧失既得利益的可能性越大。所以中国改革的根本阻力来自既得利益者，来自强大的行政力量和国家干预，而且这背后并不完全是正义的力量，一些腐败分子是借国家政府之名行个人利益之实的。因此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应该继续达成共识，向市场经济方向前进。必须通过改革，用一种新的制度再构的力量来冲破这种阻力，当然这个过程非常非常艰难。 （来源：富贵门 作者：舒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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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做人力资源管理出身的人为什么很少能当上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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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白这个问题首先你得明白：好的HR都是杂学家，而不是业务的专精者。而好的CEO多半在某一个业务领域具备非常精深的研究（比如销售或新产品开发），并善于推销自己和公司。作为一个HR需要具备的基本天赋就是：博学，善于倾听和理解，广泛但谨慎的交谈，会和稀泥。所以在HR领域能有所建树的人，所具备的能力、专业知识以及人格魅力，与CEO这个职位所需要的是不一样的。再来就是HR研究的对象是人，而非市场。不管是对象属性的不同还是从属关系的不同，都决定了这些研究不具备共通性。所以HR也许可以在CEO的支持下做个好的COO，但是绝非CEO的备选人才。最后就是性格：HR工作开展的好不好，一半靠自身实力，另一半靠公司支持。这就决定了做HR的人除了会规划、会倾听、会要求的基础上，还要学会说服、会渲染、会服从。灵活的性格是必须的，察言观色更是必要的，而这偏偏是CEO绝不能有的。所以总的来说，一个神智正常的企业一般不会把HR放到CEO的位置上去，具备其他特殊条件的企业或小公司（比如猎头，人力派遣，咨询）不列入讨论。
是HR这个职业性格所致吧，“人”是HR的研究对象，老实说，并不是所有HR都想当CEO，有的人就是热爱这一行，就是愿意一辈子当HR。不如谈谈HR和CEO的关系吧。我觉得HR应该把自己放在CEO位置上，站在CEO位置上看这个企业从人、从组织、从结构、从业务流程怎么能够更好的实现的企业的业务目标。
HR从事的工作属于沟通协调类，缺乏业务知识，缺少专业背景，一般不会晋升到CEO一级。往往是技术背景，销售类，甚至财务类的管理人员可以晋升到CEO.
只具备人力资源管理是不够的，必须对业务有深刻的理解。但优秀的ceo都是人力资源的高手。
额，在我看来不刻薄到极致很难做好人力资源的。
中国的国情可能是其阻碍之一。从中国的文化来看大部分企业并不重视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大部分是和行政混淆在一起的， 同样与企业的类型有直接关系 。 正像楼上所说好的CEO基本都是很好的HR 海尔集团张瑞敏就提出了；··赛马不相马的理论，牛根生也提出了；‘’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道理。也提出了小胜凭智，大胜靠德的人生哲学。同样马云做为阿里巴巴的CEO同样提出了独孤九剑，六脉神剑，等管理方法，更有独特的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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