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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备案号：号资料：按惯例副省级官员退休年龄为60岁
来源：国际在线
作者：苏永通 秦旺 发自北京
　　日，北京中苑宾馆，湖南代表团住地，全国人大代表和记者在宾馆大厅的地毯上交谈 殷建军/图
　　编者注：此文原发时间为2008年3月
　　此次“两会”，海内外最关心的议题之一是“人事”：谁将成为中国未来五年的领导人？而对五年之后的中国来说，高层领袖将由目前的省部级官员中产生。本报记者对中国现任的1300名省级地方官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供读者参考。
　　此次全国“两会”前，中国内地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2月前已完成换届，今后五年地方人事大局已定。
　　这次换届，共产生新一届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成员815人。其中，人大231人，政府270人，政协314人。其中正职93人，副职722人。
　　一般来说，正省级官员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一把手，副省级官员包括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副职等，直辖市的个别区委书记，多数省会城市市委书记，副省级城市四套班子一把手。多数省份在职省级官员在40~44人之间，最多的西藏自治区有近60人。
　　如此计算，目前中国地方在职省级官员约1300多人，这轮人事调整，已经通过减少副职的方式，削去大量省级官员。
　　四套班子均“减副”
　　此次换届，地方四套班子经历了一轮“瘦身”。
　　除内蒙古、新疆“一正三副”和西藏“一正四副”外，其他各地党委基本形成“一正两副”格局。
　　而副书记，除一位为政府正职领导(省长、市长、主席)外，另一个专职副书记，一般兼任该省党校校长。例外的是，西藏的一位副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天津、江苏、山西和辽宁，副书记均兼任政协主席。
　　常委班子除“一正两副”外，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一般占一席；常委中通常还有常务副省长、副省长、省委秘书长，省会城市和次中心城市市委书记，另外包括该省军区政委或司令员。
　　如此算来，一个省级常委班子大概13人，恰好是目前各省常委的平均数。有17个省份常委有13人，8个省份为12人，最少的北京和最多的西藏，常委人数分别为11人和15人。
　　一个新现象是，有17个统战部长晋升常委行列。延续传统，由政协副主席兼任统战部长的多是东部省份(包括东北三省、华东六省、天津)，还有西部的陕西和新疆。
　　省级人大副职已大规模削减，由以前的八九位，减为现在的六七位。多数省份有6位副主任，最多的西藏，目前有13位副主任。
　　除由政治局委员担任党委“一把手”的6省份(四大直辖市、广东、新疆)，以及西藏自治区外，其余24省份依然延续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模式。这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地方换届，为“支援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而实行的举措。
　　目前各地共有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31人，省级政府副职239人。“一正七副”格局有16个省份，“一正八副”为10个省份，最多的西藏为“一正十四副”，最少的海南为“一正六副”。
　　三一八、四五六、五后
　　按惯例，副省级官员退休年龄为60岁，而正省级官员可至65岁。2006年省级党委换届时就明确了提名的年龄上限：党政一把手63岁，纪委书记61岁，其他常委58岁，即所谓“318红线”。
　　而在省级党委班子里，明确要求50岁以下的要有3名，45岁左右的要有1名，以使得在配备上呈现“456”的三级梯次格局，即“40岁出头(1960年代出生)、50岁开外(1950年代出生)、60岁左右(1940年代出生)”的年龄梯次，形成老、中、青三代搭配的班子格局。
　　现任最久的4个省级党委书记，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储波，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黑龙江省委书记钱运录，辽宁省委书记张文岳，均出生于1944年底，地方党委换届时恰不到63岁。
　　51岁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是目前最年轻的省委书记，此纪录自2003年8月任青海省委书记起就一直保持。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胡锦涛、李长春、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曾是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在人大、政协、政府三套班子中，按平均年龄算，政协最大，而政府最年轻。
　　一般而言，党委尤其是政府班子在配备上，对年龄限制更严。如生于1944年的原天津市市长戴相龙、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陆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铁力瓦尔地，都没有续任。
　　在610多名来自党委和政府的省级官员中，除8位简历中年龄不详外，40年代出生的62人，50年代出生的450人(占74.8%)，60年代出生的90人。
　　目前最年轻的省长(区是主席)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努尔?白克力，生于1961年，是继湖南省长周强(1960年出生)之后，全国范围内第二位“60后”地方大员。
　　而省级政府副职中，最小的副省长是江西的谢茹，年仅40岁。
　　党校学历与“留洋”背景
　　据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610多名党政系统省级官员，有近160人曾在中央党校或地方党校系统获得学位，中央党校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高官摇篮。如在浙江省19个常委和中共党籍副省长(包括政府秘书长)中，就有8人有中央党校学历，3人获地方党校学历。
　　官员们在中央党校攻读的学位，多为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法学等专业。
　　610人中，360多(近六成)官员具有文科教育背景，其中，具有法学教育背景的官员日益增多。
　　其中，超过六成的官员拥有研究生以上学位，80多人拥有博士学位。80%以上的研究生学历为在职学历，许多官员在升任厅局级后纷纷深造，多数人选择人文社会科学类，其中，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最为热门。
　　31个省长(市长、主席)中，陕西省省长袁纯清、天津市市长黄兴国拥有管理学博士学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拥有法学博士学位。
　　据公开简历统计，在一些省级政府副职领导中，至少有30名以上的官员曾有国外学习背景，有近十位拥有国外大学学历，是名副其实的“海归”。此外，每年中国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都有合作，几十个副厅级以上官员受训。
　　公安强势与“两长”交流
　　同样与省委书记交流频繁的，还有地方的公检法纪系统负责人。
　　掌管公安、法院和检察院系统的政法委书记，均为省级党委常委。其中，北京市和广东省的政法委书记，由市委(省委)副书记兼任；公安局(厅)长，由常委兼任。
　　公安厅(局)长依然位高权重。兼任公安厅(局)长的有14个政法委书记，3个副省长和6个省长助理。
　　多数公安厅长都由本地提拔。而省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二长”，则掀起几十年来罕见的大调整。自2007年底起，近半“二长”实现交流，并接受中央高层有关领导人的亲自训话。
　　交流方式主要有省际交流、上下交流或本省“两长”交流。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和四川省高院院长，原任公安厅厅长。“二长”中，从大学直接提拔的“学者型官员”颇引人注目，出任吉林省高院院长的张文显和连任江苏省高院院长的法学家公丕祥，都是国内法理学领域的权威。此次也获连任的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姜伟，原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2004年在该省一系列大案后，由最高检空降。“二长”的学历背景多样，政工类干部基本退出，多数官员接受过法学教育。而他们几乎全部毕业于法学教育的“五院四系”。
　　其中，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校友众多：天津市高院院长李少平、江西高院院长张忠厚、湖南省高院院长康为民、山西省检察院检察长柯汉民、安徽省的检察长崔伟、贵州省的检察长陈俊平等人，都是该校的毕业生。
　　党外人士、妇女代表
　　人大和政协系统中都有一定比例的党外人士，而担任政府实职，则是更深层次的政治参与。
　　除新疆外，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各有一个党外人士担任副省长(副市长、副主席)。其中：九三学社6人，民盟、致公党各5人，民建4人，民进3人，农工民主党1人，无党派6人。
　　其中，有16人是新任副省级政府领导职务。
　　这30人平均年龄为57.4岁。其中，50年代出生的有20人，60年代出生的有10人。最年轻的当属1968年出生的江西省副省长谢茹，不到40岁。
　　党外人士30人，16人拥有博士学位，其中的7人为“60后”。理工科博士学位占10名，而6个文科类博士学位，主要是经济学、教育学和管理学。有过海外留学或者访问学者经历(一年以上)的有12人。
　　他们分管的领域，或者安排的部门，一般以科教文卫为主。
　　在担任省级政府副职之前，这些官员大多数担任或者挂职过副市级职务。党外人士任职，一般不经由正职安排，而是由下一级副职提拔至上一级副职。
　　他们的起步虽比中共官员晚，但提升快。2004年2月加入致公党的谢广祥，当年3月就任淮南市副市长，11月就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级)。
　　绝大多数党外人士，在进入仕途之前的职业都是大学教授，或者研究员。有的已经是各个领域的知名人士。比如，以民盟山西省委主委的身份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的作家张平，以反腐题材的作品著称。
　　在1300多名省级官员中，有110多个女干部(不到9%)。不过，四套班子中出现6个女性正职官员。宋秀岩是唯一的女性正职省长。其余5人均为政协主席。
　　省级高级法院有1名女院长(福建省高级法院院长马新岚)，2名女检察长(来自重庆和海南)，而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舒晓琴则是唯一的女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厅厅长，生于1956年的她还是中央候补委员。
　　部分官员的晋升轨迹
　　自2006年下半年起的换届中，有22个政府一把手发生变动：19人由副省级晋升为正省级，原多为省委副书记或者常务副主席。
　　一些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直接升任省长。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此前系省会南宁市委书记，辽宁省省长陈政高此前系沈阳市委书记，江苏省省长罗志军此前系南京市委书记，再稍早，西安市委书记袁纯清出任陕西省省长。
　　而近几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深圳和苏州，苏州市曾出现连续三任书记晋升现象：梁保华曾升任江苏省省长，现为江苏省委书记；陈德铭曾调任陕西省副省长、省长，现任商务部部长；王珉曾调任吉林省省长，现任吉林省委书记。
　　深圳市的两任市委书记：张高丽，曾升任山东省省长、省委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现任湖北省省长。
　　直辖市和大省一直在中国政治版图中占重要地位。直辖市中，京沪二市尤为突出；而“大省”一般指广东(经济第一大省)、山东(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农业大省)、辽宁(工业大省)以及江苏、浙江(较富裕省份)等。
　　一般初任省委书记的，已经是正省部级官员。由北京市委副书记(副省级)调任青海省委书记的吉林，显得有点例外。类似的情况还有李建国和陈建国，曾分别由天津市委副书记和山东省委副书记，调到陕西、宁夏二省区任书记。
　　从1987年“十三大”到2007年“十七大”，北京、上海、天津(除“十五大”外)、广东(除“十三大”外)的党委一把手，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已是惯例。
　　事实上，就省级官员的配备而言，中央有意向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倾斜。而西藏和新疆的省级干部人数，可允许多于其他省份。
　　而东部援藏和援疆干部，也得以重用。上海市委有2个常委，曾经援藏：包括统战部部长杨晓渡、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两人分别出生于1959年和1963年，非常年轻。
　　据南方周末记者初步统计，目前党政两套班子约610省级官员中，一直在本省内工作的有400多人，近130人曾跨省调职，近80人曾长期在中央工作。
　　作为“中管干部”的省级官员，省际、省内上下交流已成常态。（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秦旺 发自北京）
(责任编辑：UN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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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邯郸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作者：刘树奇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只有当人们从内心深处着实相信法律、敬畏法律，才能真正树立起司法的权威，才能在全社会树立起对法治的信仰。正是“司法公信建设年”活动在我省各级检察机关有声有势地深入推进之际，围绕“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的严肃话题，邯郸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尚震接受了专访。
记者：开展“司法公信建设年”活动，是省检察院党组推进检察工作的重大举措。特别是，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童建明反复强调，要把“司法公信建设年”活动作为推进各项检察工作的总抓手。尚震检察长，
请您介绍一下邯郸市检察机关从思想认识和具体行动上，是如何推进这项活动开展的。
首先来讲，开展司法公信力建设，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它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检察工作的方方面面。而说到底，是我们检察机关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检察工作取信于民。
具体来说，“司法公信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我们邯郸市两级检察机关紧紧围绕省检察院党组提出的办案能力、办案质量、监督实效、队伍形象和群众满意度“五个提升”的目标要求，立足检察机关职能定位，坚持以司法办案为中心、坚持以队伍建设为保障、坚持以深入推进检务公开为手段，把检察司法公信力建设作为检察系统长期的目标来追求,以实施省检察院提出的“六大工程”（素质能力提升工程、办案精细化管理工程、构建立体动态监督工程、推进检察改革工程、“互联网+检察”工程、打造“阳光冀检工程”）建设为着力点，不断进行公信力建设的实践积累和经验探索。在一次次积累和探索中夯实着邯郸检察公信力建设的立信之基，推动着邯郸检察的公信力建设层次与水平不断提高。
记者：刚才您说到，开展“司法公信建设年”活动，要坚持以司法办案为中心、以队伍建设为保障、以推进检察公开为手段。
请问您是基于何种考虑确立的这种认识？
司法办案指的是检察业务建设，如果没有办案质量的保证，司法公正就不能得到真正体现，广大群众就会对检察机关产生失望情绪、就会对法律的信任度降低；检察队伍的形象好与坏，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检察机关公信力程度的高与低。因为，检察队伍本身就是司法公信的具体载体，每个检察人员在社会公众眼里的形象，其实就代表了检察机关在他们眼里的形象。
所以，我们邯郸市检察院党组紧紧抓住“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政治契机，把2016年确立为全市“检察文化建设年”，在邯郸打造“读书型、运动型”检察院，追求读书修身与运动健身的内外兼修效果，让身体和灵魂行走在一条路上；推行检务公开，核心是保障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检察权在阳光下运行。在检务公开方式上，我们的探索和追求从没停止。应该说，我们的工作是有成效的。比如说，肥乡县检察院的“新媒体工作室”已经挂牌成立，它准确地把握了科技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发展趋势，可操作性也非常强，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提升整个邯郸检察机关的检务公开水平。条件一旦成熟，我们就会在全市推广这个做法；再比如，大名县检察院的“霍琳微博”，到目前已发表微博1万余条、拥有粉丝17万之多，已经连续三年获评“全国十大检察官网络影响力微博”，这就很了不起!
记者：我们知道，邯郸市检察院是全省司法改革的试点单位，各项司法改革正在全力推进中。我们想知道，
试点改革对邯郸的检察工作有没有影响？你们是如何处理改革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毋庸置疑，司法改革必将对检察工作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因而对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建设所产生的作用必然也是积极深刻的。以我们当前正在推行实施的员额制为例，进入员额管理的检察官，权力比以前大了，而责任也相应加大了，依照司法办案责任终身负责制的规定，最明显的效果将会是办案责任直接倒逼办案质量的提高。
可是，既然是改革，就必然会伴随阵痛与不适。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改革，使得检察官入额有着严格的比例限制。这就意味着，在那些原本具有检察官资格的人员当中，将会有半数人员不能纳入员额管理。他们或将转为司法辅助人员，或转为司法行政人员，个中滋味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很现实、很敏感的问题。俗话说：“功夫在诗外”，推行员额制，从制定方案到广泛动员，再到具体实施， 我们在试点过程中做了大量深入具体的工作。首先是正确引导。我们鼓励广大检察干警既要积极参与改革，又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改革、用辩证的态度对待改革。仍以员额制改革为例，在入额与不入额的权衡中，如果每个人都看到了改革后的薪酬、职级等方面的良好预期，却没有看到这种良好预期中所包含的办案责任与风险，这种心理准备显然是不充分的；其次是预留空间。按照省检察院要求，首次入额时我们预留了10%的名额。之所以如此，可谓是用心良苦。我们既要为那些具备入额资格与条件而未能纳入员额管理的人员创造机会，也要给那些有志检察事业的新进、优秀的年轻人员留点儿希望和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在自然推进中还会不断扩大。
总而言之，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与检察公信力建设所负有的历史使命是相同的，都是为建设法治中国而进行的努力与探索。
记者：记得2015年，邯郸市检察院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了“科技强检示范院”称号，邯山区检察院也获此殊荣。
开展“科技强检示范院”创建活动，也势必给邯郸的检察工作带来新的变化，请您就此作一简介。
科技强检对检察工作的意义重大。当前的各类犯罪犯活动，形式多样化、方式智能化和手段隐蔽化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开展科技强检工作，是检察机关与犯罪分子进行的赛跑，我们的技术手段、技术水平跑在了犯罪分子的前面，也就掌握了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主动权。
我举个简单例子。2015年，邯山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涉嫌贪污案件。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高某、闫某某利用填写虚假报废车辆回收单与报废汽车补贴资金发放通知单的手段套取国家报废汽车补贴资金，技术部门利用无线显微镜对此进行了笔迹鉴定，得出了资金领取单上的笔迹为高某、闫某某所写的结论，使得该案顺利告破。
检察实践说明，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离开了科技的进步与支持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推进科技强检的战略目标将一以贯之，不会动摇。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牢牢地把握着需求导向的原则。在完善基础设施过程中，我们依据检察工作的实际需求，在全市检察系统先后建成了相对完善的综合布线系统和局域网、建成了高标准的国家级司法鉴定实验室、建成了同步录音录像系统和智能化楼宇系统，智能检察已具雏形；在队伍建设进程中，基于检察技术队伍发展之需，我们先后引进法医、司法会计、文检、网管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5人，其中研究生学历2人。我们的检察技术队伍目前拥有专业技术人员11名、专业维保人员4名，专业种类已经相对齐全、年龄分布已经基本合理。
记者结语：
在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童建明提出的“五检”总体工作布局中，“公信树检”是其要义之一。那么，“司法公信建设年”活动则是对“公信树检”往深里做、往实里做的具体诠释。从与张尚震同志的访谈中，明显感悟得出，同样作为“五检”要义的“科技强检”，也势必会与“公信树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图文编辑：任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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