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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去杠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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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荣幸来到天则，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些问题。这是我第一次来，对于天则我是仰慕已久了，特别是几位前辈，像茅老、张老师。我经常拜读他们的文章，应该说是读他们的书成长起来的。
回到今天的主题，中美之间新常态的比较，我觉得汪博士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而且研究方法也是处在一个水平，得出的结论我都基本同意。我就他的话题展开一点讨论，谈一点自己的独立思考。我想讲两个方面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的理解，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动力。
首先，我要谈谈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的不同理解。汪博士把债务周期处在&去杠杆阶段&视为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特征，我觉得不太完整，或者说不太准确。有人认为，克强经济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去杠杆化&，这是针对2008年底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实施了4万亿的刺激经济政策，当时杠杆确实放得比较大，现在要对前期政策予以消化，像产能过剩，还有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等，都需要逐步消化。因此，确实需要&去杠杆化&。但是我觉得，&去杠杆&这个观点只注意到问题的一方面，对此要做具体分析。
第一，从中国总体公共债务比率来看，并不是很高。当然，地方政府债务相对高一些，主要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财权与事权分配关系没有理顺。但是中央财政杠杆率，实事求是地讲并不是太高，还是有一定的增长空间。第二，从企业债务水平来看，总体来看现在有点高，但也要具体分析。一方面，我们资本市场不发达，银行间接融资仍然占主导地位，融资结构、金融结构决定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因此企业负债率总体偏高。进一步看，国有企业债务率总体偏高一些，而民营企业债务率参差不齐，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健的。第三，从居民、家庭部门来看，总体债务率不高，而且可以说杠杆率还是偏小了。现在有近50万亿元的银行储蓄存款，但是住房按揭贷款仅有10万亿，说明消费金融发展严重滞后。
再看一些其他部门的资产负债结构，我们发现，现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存在严重的期限结构错配。由于金融创新缓慢，主动创造负债这一块还比较滞后。今年，银行大额可转让存单(CD)这种新的金融产品，已开始试点向居民和工商企业发行，但仅仅是刚刚起步，银行主要靠吸收居民和工商企业存款来解决自身资金来源问题。从资产这一边来看，银行资产现在有点长期化、固化，发展严重滞后。这两个严重滞后，就导致我们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偏高。
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来看，也存在严重的结构错配现象，主要是货币错配。我们有大量的以美元计价的境外储备资产，负债本币化，资产外币化，这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典型特征。因此也有潜在风险。现在大家议论比较多的就是我国外汇储备收益率偏低，风险偏大，没有很好地使用，没有藏富于民，包括企业&走出去&，也没有充分利用外汇储备资源。另外，币种错配对货币政策也有很大影响，导致货币发行、货币供给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主要通过外汇占款这一渠道投放基础货币。
因此，如果要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资产负债结构做一个总体判断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面临结构性调整&，而不能简单说在&去杠杆&，实际上有的要&加杠杆&，有的要&去杠杆&，不能一概而论。下一步，我们要鼓励金融创新，要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两边同时做文章，优化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提高流动性，提高整个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目前，我国中央银行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窗口，今年以来，金融机构外汇占款降低，退出QE，资本向美国、向发达国家回流，而且贸易顺差也在减少，特别是随着服务贸易开放，逆差可能还要增加。因此，经常项目顺差收窄，甚至可能出现汪博士所担忧的&逆转&。我认为，短期出现贸易逆差并不是坏事，这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我们可以趁机下调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从而增强货币政策的主动性、灵活性。要藏汇于民，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大对外投资。另外，扩大进口也有利于增强经济竞争力，弥补短板，优化结构。这是第一个想法，就是对债务周期处在&去杠杆阶段&有一点不同看法。
我要谈的第二个方面问题是，新常态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何在?很多人很担忧。我觉得，动力有五个方面。第一，就是新型城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的稳步推进其实会拉动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因为农民变成市民以后，他的消费结构、消费特征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斯蒂格里茨讲了这样一句话，把中国的城镇化机会和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相结合，就可以推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个机会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未来几年，我们要在2020年以前解决三个&一个亿人口&的问题，围绕人的城镇化，最终会增强我们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
第二个动力，就是深化改革、制度创新。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过去那些制约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消极因素将会逐步被消除，因此会释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这也是值得期待的。
第三个，是技术创新的动力。总体上讲，我们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特别是和美国、德国、日本等，是垂直的的产业分工，这就导致我们在很多产业更多是相互弥补，相互补充，而不是直接竞争。所以，有很多观点，包括刚才程博士讲到美国一些政客提出通过对人民币单方面施加升值压力来解决中美之间贸易经济不平衡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找错了对象。过去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很快，这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在加入WTO之后的年期间，我国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等已经得到较充分释放。未来我们还可以在技术上继续追赶，通过体制改革和自主创新来提升技术水平。下一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会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对此大家都寄予期待。特别是通过借鉴、吸收、消化先进技术，改造我们的传统产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很大的潜力。有好几块进口，每年都要消耗国家上千亿美元，如、能源、高端制造业等等，包括PX这些高污染化工产品，其实发达国家技术上早已解决了。如果我们把技术差距补上，就可以大大减少外贸逆差，提高经济质量，优化经济结构。
第四个是人才红利。现在老龄化社会渐行渐近，人口红利、低用工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这些好日子似乎渐行渐远了。但是，随着人口素质提升，人才的红利会慢慢释放出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是一个大的转型，人力资本红利还有很大的空间。目前，我国人才匮乏和人才浪费同时并存，特别是现在海外人才未能得到很好利用。最近几年，我们出去留学的学生增多，回来的学生也在增多，怎样用好这些人才，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第五个方面，就是全球化的红利。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金融全球化对中国仍然是机遇。一方面，可以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提升层次，提高我国经济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加大海外投资，通过对外投资拉动商品出口，在资本输出的同时，引进国外有用资源，提升企业水平，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另外，人民币国际化红利也不能忽视。我一直认为，未来十到二十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难得历史机遇期。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现在资本账户开放过快、过急，风险太大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要慢慢来。另一种观点，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抓住机遇，随着人口红利消失、改革红利消失，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两个红利肯定都要消失的，那个时候靠什么来支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抢在这&两个消失&之前，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解决了，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赢得一个和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相适应的地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和美国协同发展。所以，我觉得汪博士提的建议非常好，要避免与美国脱钩。我的想法是将人民币与美元绑定，美元在未来二三十年仍将是全球主导性货币，它的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而我们有强大外汇储备做支撑，同时经济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可以支持人民币汇率平稳升值，会呈现一个渐进式、温和升值态势，要抓住这个机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与重要贸易投资伙伴实行本币直接交易和结算，这方面已经取得初步进展。下一步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就是欧洲，要尽快和欧元直接交易，在欧洲地区将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今年前7个月，人民币在欧洲地区投资结算比重急速上升，这是一个可喜现象。我认为，如果不抓住机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就要犯历史性错误，就要丧失历史机遇，对不起子孙后代;但在这个过程中，又不能掉以轻心，不能过快开放导致国内金融稳定受到外部冲击。因此要把握好平衡。有些同志担忧，开放过快将导致金融不稳定，甚至引发金融危机。余永定老师说这是一种颠覆性错误，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犯历史性错误，也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更不能因为害怕犯颠覆性错误而丧失历史机遇。
怎么防范这个风险呢?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征收金融交易税或者是托宾税。比如说资本进来、出去都分别征收它1%的税，征收这个税以后，对短期资本是很大的抑制，增加了它的成本，但对长期资本影响微乎其微。这样的话，就可以引导市场通过长期资本供求来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这样，汇率杠杆、资金对外价格的杠杆就可以引导国内资源优化配置，发挥积极作用。当然，我们货币政策也应考虑内外两种不同情况，并做出相应调整，这对货币当局是一个挑战。我们长期是在相对封闭环境里面，货币政策怎样适应人民币即可以充当本币，也充当国际货币，这是一个挑战。人民币流出去，在国际市场中流通，就变成外币了，但它在国内仍是本币，拥有双重身份，怎么样协调统筹?对此我们要深入研究。
总体来说，由于有这五个方面的动力，或者说有这五个方面的发展潜力，我觉得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保持可持续发展，未来几年将在合理区间内平稳运行。
我就讲这么两点。谢谢大家!
我想补充说明的是，美国经济新常态是美国自身内部因素决定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也是由于中国自身，主要是中国内部因素决定的。美国经济新常态是总体趋势向好，这对中国一定是好消息，如果美国经济向下，那才是坏消息。展望未来，中美两国之间的分工和合作，我觉得会进一步加强。通过双向进一步开放，我们更多是要学习美国现在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不能自我封闭，要承认我们有相当大的差距。现在美国经济好起来了，可以从容地搞TPP、TTIP这些东西，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我们也要主动作为，进一步参与全球分工。特别是服务贸易开放，包括农业、金融业开放，短期看我们会吃点亏，但是长期看对我们是有利的。现在我国拥有大量外汇储备，我觉得总体看是麻烦，是包袱，怎么样把它花掉，用好，好钢用在刀刃上，这将考验我们的智慧。
另外，刚才讲到我们要跟美国绑定，这一点很重要，要淡化竞争，强化合作，特别是金融方面合作。人民币走出去，并不是挑战和削弱美元领导地位，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是有利于巩固美元地位的。当年美元崛起的时候，它和绑定，现在我们和美元绑定，要承认美元地位，帮他分担风险、分担责任，建立一个风险适度分散的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这对全世界都有好处。要争取在2015年，在IMF对S重新评估时把人民币加进去，这不仅仅有象征意义，而且可以提升人民币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上一次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总裁来北京的时候，我跟他提出，能不能尽快推出一些人民币和美元交易的金融，因为不仅对它存在商业利益，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是有利的，可以互利共赢。他非常同意我的观点，觉得是个好事。总之，人民币国际化不是挑战美元地位，而是和美元共同承担责任，将有利于重建一个相对平衡、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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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型老年人的生活能够自理，因此住房面积不必太大，可开辟...中国加杠杆周期走到尽头了么？--百度百家
中国加杠杆周期走到尽头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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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非所有大规模加杠杆之后都会经历完整典型的费雪债务周期&
按照欧文·费雪的周期理论，一轮完整的债务周期大致包括如下数个阶段：（1）对经济前景的过度信心；（2）引发过度投资和投机；（3）引发过度负债，加杠杆开始；（4）过剩产能形成后闲置，经济效益低下；（5）本金和利息支付困难，出现流动性争夺；（6）金融机构避险情绪升温，债权债务人关系紧张；（7）债务清偿引至资产廉价出售，去杆杠开始；（8）企业资产净值下降，破产出现；（9）资产价格下降导致实际债务上升，引发更多的资产廉价出售；（10）企业资产净值进一步下降，更多的破产出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爆发；（11）悲观情绪加重，信心丧失，金融机构信用全面紧缩，引发金融危机。上述11个阶段简单的描述了债务通缩的萧条情景，在这个过程中除非有相反的力量阻止资产价格下跌，萧条就会继续延续下去，直到企业普遍破产的出现，资产价格崩溃，这被后世称作“明斯基时刻”。
我们对二战以来各国债务周期进行了梳理，结果显示并非所有的信用扩张都会触发上述“费雪-债务周期”的连锁反应，存在大量未去杠杆、未出现信用危机、或两者均未出现的案例。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大体走完了“费雪-债务周期”上半程（1-6阶段），但是后半程的“去杆杠、不良爆发、资产贱卖和价格崩溃”等现象却并未随之而到。
目前市场对中国是否会进入一个较长期的去杠杆周期，是否会出现系统性的信用风险等问题依然存在较大分歧。在本文中，我们将结合国际历史经验和中国经济的特性，力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二、全球债务周期的历史经验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图表1& 全球债务周期的历史研究
资料来源：《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华创证券整理
我们收集了二战之后除中国之外全球不同经济体共56次信用大规模扩张之后的债务数据（并补充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案例），将之与Reinhart和Rogoff的全球金融危机史研究进行交叉对比，可以归纳出四类情景：
（1）第一象限：出现信用危机，去杠杆。费雪的债务周期理论虽然确实存在普遍意义，但在大规模信用扩张之后，同时出现快速去杠杆和系统性信用危机的案例占比也仅将将过半，占比为57%。基本上，外部债务风险均是引发系统性危机的催化剂。
（2）第二象限：出现信用危机，而未曾去杠杆。其中，绝大部分是非系统性的信用违约事件，且前期债务的过度扩张仅仅是集中在经济中的个别部门。比如美国80年代末的储贷危机和1994年法国里昂信贷危机。日本90年代的经济危机较为特殊，其整体经济并未表现为去杠杆，主因是政府部门为了应对危机进行主动加杠杆，从而对冲了私人部门的去杠杆。
（3）第三象限：未出现信用危机但发生了去杠杆。其中，有7个案例是由政府部门主动进行财政整肃而引起的，对危机进行了前瞻性的化解，后续政府部门去杠杆的力度也较为平缓。典型案例是年的加拿大，对目前中国具有一定程度的指示意义。此外，由于缺少强有力的中央银行，高通胀导致债务占名义GDP比重下降的案例有4个。依靠高速经济增长化解债务的案例有两个，为年的埃及和年的尼日利亚。
（4）第四象限：信用危机和去杠杆均未出现。其中3个主要是依靠外需的改善。在年期间的韩国、年期间的印度和期间的泰国均经历了偏离历史趋势的高速信用扩张，此后虽然信贷增速放缓，但却未出现去杠杆和系统性信用风险的迹象，这主要是依赖于外贸需求的不断改善，消化了前期信用过度扩张所形成的产能。此外，日本在70年代初的信用大肆扩张通过经济内部逐渐消化，此后虽然信贷增速放缓，但整个70-80年代却并未出现明显的去杠杆迹象，而是经历了一轮资产价格吹泡沫的过程。
（一）第一象限：系统性去杠杆和信用危机通常是由外债风险引爆
同时出现快速去杠杆和系统性信用危机的案例有32/57个，各案例在该时期普遍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萧条，主要分为四类情况：（1）债务紧缩型 – 以年的美国为代表，16个案例去杠杆持续时间的中位数为6年，总债务占GDP比重变化的中位数为下降34个百分点；（2）大规模破产违约 – 以年的墨西哥为代表，7个案例去杠杆持续时间的中位数为6年，总债务占GDP比重变化的中位数为下降71个百分点；（3）高通胀稀释债务 – 以年的智力为代表，共性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8个案例去杠杆持续时间的中位数为8年，总债务占GDP比重变化的中位数为下降34个百分点；（4）增长化解债务 – 唯一的案例是1938年-1943年的美国，高速经济增长来自于二战期间军工产业的繁荣，其代表性较弱。
抛开去杠杆和信用违约时期的经济表现，外部债务风险是上述系统性风险案例中一个具有普遍共性的催化剂。通常情况是某一个经济体的私人和（或）公共部门在经济繁荣时期举借了大量以美元或欧元等外币标价的外国债务，当外债负担逐渐变得沉重，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最先出现的是该经济体货币对美元（或欧元）汇率大幅贬值，使其外债负担进一步恶化，从而导致该国的家庭、企业、金融机构或政府由于不能按期偿还债务本息而爆发债务危机。典型的案例包含了（1）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2）80-9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3）90年代末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4）近年的冰岛银行危机、南欧主权债务危机。
（二）第二象限：局部信贷扩张过速通常不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和全面去杠
图表2 &美国储贷危机和法国里昂信贷危机前后债务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IMF，Wind，华创证券整理
出现信用危机而未曾去杠杆的案例有7/57个，其中绝大部分是非系统性的信用违约事件，且前期债务的过度扩张仅仅是集中在经济中的个别部门。我们列举了美国80年代末的储贷危机和法国94年的里昂信贷危机两个案例：
（1）美国80年代末的储贷危机主要是由于税收政策的变化导致商业地产部门信贷周期的大起大落,但并未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蔓延。1981年的税收改革通过了对商业房地产折旧年份调整的法案，使得商业地产的税后回报率较之前有显著提升，但1986年之后，又撤回了对商业地产贷款的优惠政策，这两次政策变动造成了商业地产投资周期的大起大落。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美国写字楼及其他商业地产（如购物中心）投资急剧增长，1986年之后基本停止，在该周期中，大规模的投资所造成的结果便是商业房产空置率非常高，形成了很多不良资产，直接触发了80年代末期的储贷银行危机，但问题仅仅集中在商业地产部门，并未向整体经济蔓延。可以看到80年代末期，美国全社会债务占GDP比重的上升趋势有明显放缓，但并未出现显著去杠杆情况。
（2）法国94年里昂信贷危机的起因是该银行承担了较多的政策性业务，向经营效益较低的中小企业投放了大量信贷，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范围更小。90年代初法国经济整体较为疲弱，里昂信贷银行具有法国第二大分支网络，且承担了较多的政策性业务，向经营效益较差的中小企业投放了大量信贷，然而宏观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导致大量贷款付之东流，94年里昂信贷银行的执行了重组计划。相较美国的储贷危机，里昂信贷危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范围更小，M2在危机前并未出现显著的扩张，在危机后也未看到降速，同时法国全社会债务占GDP比重也一直处于缓慢上升的趋势中，并未出现去杠杆的迹象。
虽然局部信贷扩张过速通常不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和去杠杆，但需要防范局部债务问题向整体经济蔓延（即风险从第二象限向第一象限转变）。美国大萧条前期是企业部门债务出现全面的高企；本次金融危机前期则是居民部门债务出现全面的过度扩张，从房地产次级贷款领域传导至整体经济；曾经的拉美债务危机和目前欧债危机是政府部门债务高企并向整体银行系统蔓延；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金融部门系统性的杠杆率过高。
（三）第三象限：政府主动平衡财政收支对于缓解危机有较强的前瞻性作用
有13/57个案例经历了快速的信用扩张之后，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并未出现任何形式的信用危机。同时，在这13个案例中，有7个是由政府主动削减公共部门债务，并非受迫于信用危机等外来压力，去杠杆的力度相对较为平缓，前瞻性的遏制了危机出现。例如：（1）年的加拿大，政府主动削减债务，占GDP比重在此期间下降了26个百分点。（2）比利时在加入欧盟之前，政府部门为达到欧盟标准，也曾主动削减债务，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73%，下降至2004年的31%。（3）年，爱尔兰政府主动平衡财政收支，其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之前的高于10%减少到1994年的2%。
在上述案例中，加拿大在年期间经历了一段平缓的去杠杆阶段。总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98年的241%下降至2005年的212%，分部门看：
（1）在此期间中，加拿大政府主动实施平衡财政预算的政策，包括：减少商业和农业补贴、将公共支出项目商业化、减少政府项目支出和裁剪政府职位。这些措施所减少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10%，使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8%降至1997年的基本平衡，从1998年开始，加拿大政府存量债务占GDP比重开始下降，至2005年下降了26个百分点
（2）加拿大的企业部门在互联网泡沫之后也经历了一段相对平缓的去杠杆阶段，但基本仅限于前期过度投资的电信和IT行业，并非全面的债务紧缩。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98年的62%下降至2005年的47%。
（3）同一时期，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加拿大债务水平较低的居民和金融部门却一直处于加杠杆的过程中。两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98年的94%上升至2005年的107%，特别是2002年房地产市场开始繁荣之后，加拿大的居民部门债务扩张较为迅速。
从加拿大的案例来看，在年的去杠杆阶段，并未出现任何形式的信用危机，实际GDP增速平均约为3.4%，和去杠杆之前的平均增速相仿。可以总结出如下结论：
（1）政府部门主动进行财政整顿对于预防债务危机具有较好的前瞻性作用，如果紧缩力度平缓，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也有限。（再比如，美国近两年来平衡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有限）。
（2）允许企业部门中局部扩张过快的行业自主进行去杠杆能够改善资本的配置效率。
（3）在居民部门债务水平较低的阶段，相对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引导居民部门债务扩张，可以起到对冲政府和局部企业部门债务紧缩的作用。
（四）第四象限：外部繁荣通常可有效消化前期的信贷过度扩张
在信贷大规模扩张之后，信用危机和去杠杆均未出现的4/57个案例中，其中有3个是与外需的改善直接相关，其经验表明，出口部门的繁荣可以有效消化前期信用过度扩张所形成的产能。
在年期间的韩国、年期间的印度和期间的泰国均经历了偏离历史趋势的高速信用扩张，此后虽然信贷增速放缓，但却为出现去杠杆和系统性信用风险的迹象，前期信贷扩张所进行的投资从外部寻找到了新的需求 - 韩国在年间出口增速分别达到19.8%、12.9%、14.4%和18.1%；印度在2006年之后出口增速一直维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2009年除外）；泰国的情况也相似，除出口增速较高之外，年间出口占其GDP的比重甚至达到70%。
图表&3& 外需需求改善对前期信贷扩张的吸收
（五）第二、四象限：日本持续三十年加杠杆的过程
日本在70-90年代近30年的时间中，经济总杠杆率呈现出少见的持续上升的趋势：其中70-80年代表现为既无系统性信用危机，也无去杠杆迹象；90年代则表现为出现系统性信用危机和资产价格崩溃，但总体杠杆率不见回落。
日本在70年代初也曾经历了一轮信贷的高速扩张，M2增速从60年代15%的平均水平攀升至1970年的67%，在年间也达到20%以上，随后增速回归至15%以下，在80年代后降至10%以下。但是在日本70年代初的信贷高速扩张之后，日本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在整个70-80年代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没有出现去杠杆的现象，同时也没有出现信用的清偿风险。释放出的信贷是通过内部逐渐消化，主要表现为（1）强势政府通过银行系统不断为企业追加贷款；（2）经济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3）社会资源不断向房地产部门集中配置；以及（4）本币的不断升值；而这个过程也正是一轮资产价格泡沫（特别是房地产和土地市场泡沫）不知不觉吹升的过程，将债务问题掩盖，向后拖延，但却为90年代的萧条埋下了伏笔。
90年代的日本发生了系统性的信用危机，出现了大规模的资产价格崩溃，但由于政府部门的债务逆周期扩张，总体经济并未出现去杠杆，总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403%，上升至1999年的444%，并在新千年中进一步上升。回顾日本90年代初步入萧条的初期，经济出现断崖式的减速，企业债务严重恶化，居民负债率也基本见顶，房地产和土地市场泡沫破裂，大量企业债务由土地或房地产作抵押，加重企业债务负担，陷入费雪所说的资产价格与债务循环恶化的陷阱；同时由于系统性的信用危机爆发，金融部门也开始去杠杆。但日本政府部门出于逆周期调控的考虑，不断扩张其政府部门债务来对冲私人部门的债务紧缩，从1991年至1999年期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从60%上升至123%，并在新千年中进一步扩张。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较为有限。
上述日本经验表明，在政府对金融系统掌控力较强和国内资产价格泡沫不断吹涨的时期，信用扩张之后的债务风险可以在较长时期中向后拖延，债务清偿风险将演变为一场长时间的资本消耗战，但风险并不能完全消逝。
三、中国当前债务特征：总体杠杆适中+国有经济部门高杠杆
中国目前的债务情况可以概括为增速较快、总杠杆率适中、外债风险极低、结构性高杠杆风险集中在国有经济部门（包括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
（一）中国的社会总杠杆率适中
2013年各部门债务总量占GDP比重为221%，较2008年上升了52个百分点，增速相对较快，但如进行国际比较，总杠杆率仍属于比较适中的水平，低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比如：日本和英国总债务占GDP比重已经超过500%；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韩国超过300%；即便债务水平较低的美国、德国和加拿大也均超过270%)，而高于其他新兴国家（巴西总占比占GDP比重约150%，印度约120%，俄罗斯约70%），尚处于温和、可控的阶段。
&图表&4& 中国各部门占GDP比重
（二）外部债务风险极低
目前中国外债占GDP比重不足10%，同时外储对外债的覆盖率接近450%，外债的偿付能力要远高于南亚国家、拉美国家和南欧国家债务危机时期的水平。例如，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泰国外债占GDP比重达到94%，外储对外债的覆盖率仅为28%；82年拉美债务危机时期，墨西哥外债占GDP比重也达到50%，外储对外债覆盖率仅为2%；最近一轮南欧主权债务危机中，各国外债占GDP比重普遍超过100%，外储对外债的覆盖率普遍低于10%。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外债规模微小，央行对汇率具有足够的干预能力，并且资本账户管制较严格，违约事件给中国金融系统和汇率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当比较有限，中国由于外部部门引发信用危机和强烈去杠杆的概率极低。
图表&5& 中国外债风险国际比较
（三）债务的结构风险集中在国有经济为主导的企业部门
2013年我们估算的中国政府部门、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3%、33%、115%和20%。债务结构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对比，中国的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债务水平相对偏低。但是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要超过国际水平，这构成了中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点。这一方面与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系统有关。此外，如果对企业部门债务进行拆解，可以发现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并非普遍存在，高杠杆率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国有经济所主导的行业（下游的房地产行业除外）。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以特有的机制参与了由政府主导的反危机调控，快速扩张了自身的负债。同时，由于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属于地方国有企业，因此不少地方政府债务是以企业债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可以判断目前中国债务的结构性风险是集中在国有经济部门。
注：中国企业部门债务水平偏高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系统有关，企业主要依赖于信贷融资，按照世界银行披露的数据，2012年中国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约45%，低于大多数国家。近年来虽然非信贷融资渠道拓展较快，但基本上也是以发展债权类融资为主。
图表6& 中国企业部门负债水平与日本80年代中期债务风险不断累积的时期相似
&图表&7& 各国股票市场市值占GDP比重
1、2008年之后国有和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呈现出明显的剪刀差
虽然企业部门债务总体高企，但是如果进行进一步细分拆解，可以发现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并非普遍存在，主要是集中在国有经济部门，这与90年代中后期全面的债务危机截然不同。
从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来看，年间，中国工业企业资产方负债率一直稳定在57-58%的水平。但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却从金融危机之前的56%上升至目前的60%以上。这主要是由于在经济的低谷期，宏观调控倾向于通过低效但可控的国有企业部门投资来保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除了常规的经营之外，还扮演着更为重要的社会维稳责任和传导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通路，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信贷资源通过非市场化的手段向国有企业集中。在国有工业企业持续加杠杆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非国有工业企业并没有很深的介入政府主导的逆周期调控，基本上是顺应了经济的自然周期进行债务收缩。在产负债率从金融危机之前的约58%，下降至目前约55%。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中国企业的债务情况与90年代末期国企一直带病运行，私人部门亦受到感染，几乎所有部门都不健康的情况是不同的。
此外从工业企业的流动性和债务偿付能力指标来看，也可以确认企业部门债务出现全面风险的概率较低，这与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截然不同。如果回顾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经济危机，最初的表现是应收账款的大幅增加，之后进一步演化为三角债问题，财务负担沉重，并最终酿成银行系统的危机。而目前工业企业数据显示，应酬账款占营收比重不足10%，远低于90年代末20%以上的水平；利息覆盖率尚处于历史高位，在6倍左右，远高于90年代末不足1倍的水平。
图表8& 中国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
2、上市公司数据显示债务压力较大的领域集中在中上游
如果从更为全面的上市公司行业数据来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1）金融危机之后，债务扩张过快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上游工业原材料行业和公共事业、交运、军工等部分中游行业，以及下游的电信行业，这些行业的共性是国有企业所主导、深度参与了政府主导的逆周期调控，特别是上游的原材料行业，在债务和产能过度扩张之后，目前已经出现了产能闲置，经济效益低下，利润恶化，债务偿还困难的情况，未来面临较大的去杠杆压力。（2）而中游行业的电器设备、机械制造和轻工制造，以及绝大部分下游行业，由于民营资本占比较高，已经顺应经济周期主动经历了一轮去杠杆的过程。其中，上述中游的3个行业由于经济周期性因素，受到利润制约，未来加杠杆的动能不足。但下游行业的利润率已经普遍有所改善，具有加杠杆潜质。（3）下游地产行业债务水平较高，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已经较小了，介于一直以来盈利能力尚可，目前行业层面的债务清偿压力不大，但需要警惕今年初以来的房地产市场景气度急转直下是否会造成行业的拐点出现。
（1）上游工业原材料行业是本轮企业债务扩张的主导力量，未来面临较大的去杠杆压力
按申万行业分类，在5个上游行业中，除建筑材料之外，采掘、化工、钢铁和有色4个行业的资产负债率较年的平均水平均有较为显著的上升；同时，利润率水平在明显回落；此外，在4个行业中，除有色之外，其余3个行业的利息覆盖倍数出现严重恶化。这些行业可以视为典型的可能出现信用风险的行业，未来面临较大的去杠杆压力，直观的来看，这些行业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
图表 9& 上市公司上游行业资产负债率、销售利润率和利息覆盖倍数对比
资料来源： Wind，华创证券整理
（2）民营资本占比高的中游行业已经历了去杠杆周期，但未来加杠杆动能不足
在中游行业中，公共事业和交运行业加杠杆较为明显，国防军工行业的杠杆率也有所上升，这3个行业明显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而民营资本占比较高的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和轻工制造3个行业基本是顺应了周期，杠杆率较年的水平均有回落。但总体来看，由于经济周期性因素，除了公共事业行业的利润率较金融危机之前微升，机械设备行业利润率持平之外，其余行业的利润率均出现了下滑，同时利息覆盖倍数的恶化情况也普遍较为严峻。因此，虽然中游的部分行业经历了自主去杠杆，但受到盈利制约，未来加杠杆的动能不足。
图表 10& 上市公司中游行业资产负债率、销售利润率和利息覆盖倍数对比
资料来源： Wind，华创证券整理
（3）下游行业杠杆率普遍已调整充分，利润水平改善，具有加杠杆潜质
在下游行业中，除了国有资本占比较高的通讯和较特殊的房地产两个行业之外，绝大部分行业在金融危机之后经历了顺应周期的去杠杆，这与行业以民营资本为主，未曾深入介入政府主导的逆周期调控戚戚相关。同时，除农林牧渔和通讯两个行业之外，下游行业在2013年的平均盈利水平较年的平均水平也均有上升。这些行业的杠杆率普遍已经调整充分，在盈利能力改善的背景下，未来是具有加杠杆的潜质
图表11& 上市公司下游行业资产负债率、销售利润率和利息覆盖倍数对比
资料来源： Wind，华创证券整理
下游中的房地产行业债务水平较高，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已经很小了，需警惕今年初以来房地产市场景气度的直转急下对行业的冲击。在近15年中，房地产行业除了在两年间有短暂、小幅的去杠杆之外，资产负债率一直处于趋势性的上升阶段，目前约75%，在所有行业中属第二高位，较年的平均水平上升了12个百分点，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已经较小了。但一直以来盈利尚可，2013年销售利润率约12.9%，超过年平均水平4.3个百分点，即便2014年一季度有小幅回落，盈利水平依然领先于绝大部分行业，因此全行业层面的债务清偿压力并不大。但是，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景气度直转急下，房地产开发贷的不良率开始从低位上升，需警惕如果地产行业拐点到来可能导致的冲击。
四、中国的加杠杆周期尚有空间
综上对各国债务问题的历史回溯和目前中国债务现况的分析，我们认为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加杠杆周期还尚未走完。根据我们对全球债务周期研究的四象限划分，未来中国的经济表现更有可能落在第二或第四象限，即可能会出现非系统性的信用风险，经济的局部领域存在去杠杆的压力，但是这仅仅会影响到总体加杠杆进程的快与慢，而不能扭转加杠杆的趋势。
&图表12 全球债务周期的历史研究（2）
（一）局部存在去杠杆压力和信用违约风险
造成局部去杠杆和信用风险的因素是：目前中国债务水平过高的部分中上游国有重资本行业将难以依赖外部和内部传统需求的扩张来改善。
一是未来中国不太可能出现韩国、印度和泰国等国家近十余年来通过外需的膨胀来吸收前期信用和产能扩张的情况。目前外部的情况已经十分清晰，在本轮危机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居民部门普遍进入去杠杆周期，储蓄率开始进入趋势性回升阶段，这意味着有效需求不足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主题，外需将会长期疲弱。
二是从内部看，中国国内消费升级导致主导产业更迭，杠杆过高和产能过剩的中上游重化工业将与新生的需求长期错配，这会造成债务和产能的消化异常缓慢。近十年，高速城镇化带动了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消费重点从80、90年代低端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升级为中端的和住房、汽车相关的改善型耐用品消费，从而推动了重化工业成为社会主导产业而快速发展。但目前看，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已过，城镇居民的消费将再度升级，逐渐从改善型耐用消费品消费转为高端的服务类消费，这意味着服务业、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类产业将逐渐取代重化工业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意味着重化工业的需求将逐渐回落，并渐入萎缩，产能过剩将进入长期化，债务消化将较为困难。
（二）整体加杠杆的趋势尚不会扭转
目前中国的总债务水平适中，由外债风险引爆多米诺骨牌的风险极低。结构性的高杠杆风险就主要集中在的部分中上游重资本行业，这些行业主要是由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在政府对金融系统掌控力较强的背景下，债务风险将演变为一场长时间的资本消耗战。中国的政府部门目前在主动约束其债务扩张，但作为逆周期的对冲工具，政府部门仍然有加杠杆的动力。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能维持相对平稳，那么居民部门加杠杆的周期则远未走完，需要警惕的是今年初房地产市场景气度的直转急下是否意味着拐点的到来。此外，国民代际之间心理倾向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居民部门主动负债消费的时代到来，这将带动广大的下游消费类行业进行加杠杆扩张，以满足日益膨胀的消费需求。
第一，中国结构性的高杠杆风险集中在中上游国有重资本行业，未来该部门的债务消化可能将是一场长时间的消耗战，杠杆率将缓慢下降，而非短期中快速的债务清算。从国际经验上来看，在一个政府强势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中，如果没有外债风险，国有经济部门的债务清偿通常会演变为对内的逐渐缓慢消化。比如在70至80年代的日本，日本的银行在强势政府规制残存的影响下，为防止大型企业的不良债权表面化进行追加融资，而追加的融资又以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持有的方式被吸收，债务的风险不断在内化为缓慢的消耗资本和资本收益率下降。中国银行的国有成分依然较高，债务问题也集中在国有经济部门，这可能意味着大多数债务问题更可能通过长期谈判和缓慢重组来化解。而如果要在短期使债务问题快速清算，则需要考虑如下两点风险因素：一是中上游行业的重资本特质意味着在清算过程中的资本损失过于严重，这与90年代末以纺织、服装、家电等轻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有实质性不同。第二，则需要考虑在债务问题快速清理过程中所带来的大规模失业风险。90年代末，在国有企业债务清理和兼并重组过程中，造成了大规模城市工人失业和企业破产倒闭：从1998年至1999年间，累计城镇就业人数损失了2500万以上，其中的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了约2200万。从1995年到1998年间，国有企业个数从11.8万下降至6.5万，降幅达到45%，集体企业个数从41.3万下降至4.8万，降幅达到88.5%。当前的社会状况恐怕也难以再度承受大规模下岗失业问题。
第二，中国政府部门债务扩张主动放缓，但对冲经济下行意味着政府加杠杆的趋势将延续，通过这种形式将企业部门的债务逐渐向政府部门转移。在政府部门内部，中国的中央政府作为地方政府债务的最后担保人，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债务将逐渐向中央政府转移。从债务总量上来看，除局部的市县级政府之外，中国政府部门的总债务水平不高，目前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动约束将起到防患债务危机于未然的作用，这与上述年加拿大政府案例相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部门将进入一个去杠杆的周期，因为政府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和调控者，只有在经济增长企稳之后，政府才有环境、有余暇、有条件去削减自身债务。比如90年代的日本政府，出于逆周期调控的考虑，不断扩张其政府部门债务来对冲私人部门的债务紧缩，从1991年至1999年期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从60%上升至123%，并在新千年中进一步扩张。
第三，居民部门能够进一步加杠杆的前提是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不发生收缩。中国居民部门债务虽然自金融危机之后有较快的提升，占GDP比重从2008年约18%上升至2013年的约33%，涨幅约15个百分点。但其绝对水平仍然较为健康，远低于其他国家，仅与50年代末期的美国和70年代初期的日本水平相近。要促使居民部门加杠杆，前提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维持健康稳定，特别是在居民资产方占有重要比重的房地产资产价格的相对稳定。
（三）债务风险的应对政策框架
首先，去杠杆并不是一味地压缩债务，增加资本金形成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也可以属于去杠杆的范畴。
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依旧是以银行为主导。储蓄的动员、聚集以及分配，主要通过银行体系来进行。而股票市场的发展则相对滞缓，目前中国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约45%，低于大多数国家，企业依赖银行体系融资，既加重了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本结构错配风险，又提高了全社会的杠杆率。因此，在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中，推动债务性间接融资向股权性直接融资格局的转变，是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有效方式。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在2000年银行对负债过重而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致使4600亿元的企业债变成了股本，对当时有效降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起到的显著效果。
此外，由于目前企业债务主要集中在国有部门，需要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真正参与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制改组，将资产处置给民间资本，即发展混合所有制，这也是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方式，可以实现去杠杆化和国企改革的一举两得。在退出过程中可利用新三板和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实现价值发现。
其次，回顾90年代中后期针对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的政策应对路径，可以概括为允许高负债企业破产清算，剥离不良贷款，迅速修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90年代中后期企业全面债务危机不同，当前去杠杆和违约压力较大的领域集中在部分中上游的国有重资本行业，总体债务风险的紧迫性要弱于90年代中后期，但在思路上可以借鉴。对于部分高杠杆的企业部门，应当允许其破产清算和实质性违约的出现，降低低效项目对信贷资金的占用。同时，要加快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权限的下放进程，促使银行不良逐步暴露并加快核销、剥离。在90年代中后期也曾实行过类此政策，在年银行由国有指令性转向商业化，对于亏损企业不再给予政策性追加贷款展期，允许其破产重组，使得经济效益低下的高资产负债率企业得以清理。
再者，对于需要对冲经济下行、进一步加杠杆的政府部门，应当规范其加杠杆的路径和工具，更多通过公开规范的债券发行，并维持适度宽松的利率水平；同时考虑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资产端的价值，应鼓励和积极推动融资平台证券化。
（1）考虑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资产端的价值，应鼓励和积极推动融资平台证券化。单纯基于债务规模对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的评估，而不考虑资产端的价值，是有失偏颇的。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政府债务大多用于投资，这些资金在生成债务的同时，也同时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资产、这些资产大多为基础设施项目和土地，且部分具有稳定的现金流，具备资产证券化条件。
图表13 中国社科院对地方政府资产端价值估算
（2）应逐步允许地方政府适当发行地方债券。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渠道和方式多样，举债程序不透明，违规举债和违规担保现象突出，且大部分地方政府债务收入未纳入预算管理和监督，这给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增加了难度，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因此，既然地方政府举债已经客观存在，可以考虑逐步放开地方债券市场，允许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市政债券。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约束地方政府举债行为，通过充分信息披露，让市场决定地方政府举债能力，将无序的融资转变为有序的融资，将隐性政府债务转变为显性政府债务。
（3）最后，要防止资产价格过度向下波动冲击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由此引发居民部门的降杠杆，并向其他部门传染。回顾日本90年代初经济断崖式减速的背景，居民部门去杠杆和房地产泡沫破裂是后续经济萧条的导火索，大量企业债务由土地或房地产作抵押，加重企业财务负担，陷入资产价格与债务循环恶化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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