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构建中提升我国企业发展水平

中国产业升级应该采取“提升全球价值链战略”-中新网
中国产业升级应该采取“提升全球价值链战略”
&&&&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全球产业转移也正蕴含着深刻的变化。准确把握全球化的新机遇,在开放条件下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过去30多年,是全球化快速推进的阶段。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相结合,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诸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发展中国家参与了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价值链,出现了产业内贸易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成为低附加值制成品的出口大国,正在成为服务外包的重要供应国。&&&&未来,在全球化条件下提升产业结构,实质上就是提升一国在全球分工的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升级将有3个方向:一是继续像以往一样从劳动密集产业到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产业升级。二是向资本与技术密集的价值环节提升。三是向信息与管理密集的价值环节的提升。&&&&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低附加值制成品最重要的出口大国。展望未来,一方面,由于我国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我国需继续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外贸增长方式都成为更为紧迫的任务。
&&&&根据对全球化分工趋势的分析,我国应该采取“提升全球价值链战略”,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在开放条件下推进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由当前的低附加值环节为主,向上下游高附加值环节提升。首先,应准确把握全球产业分工的趋势,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通过体制创新,引导市场力量来实施战略;其次,应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决定一国分工地位的是战略、体制和人力资源,发展中国家须围绕这些基本要点,创造动态比较优势,从而引导全球生产要素向本国汇聚,实现产业升级;第三,拥有本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是配置资源的主体,须拥有一大批本国的跨国公司,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居于不败之地。&&&&具体而言,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发力。一是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我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知识产权约束,在国家层面上大力推动自主创新战略。二是大力发展服务出口。应该抓住服务外包的重大机遇,以服务外包作为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的突破点。三是提升技术资本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需要探索在开放条件下发展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新路,要在打破垄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扩大引进外资、支持龙头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等方面加快步伐。四是培育自主品牌。&&&&(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编辑:黄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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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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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s Reserved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国际分工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转变为产业内分工,表现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布局产业链,从而形成全球价值链。所谓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全球价值链可分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营销服务三大环节。在增值能力的坐标上,这三个环节呈现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U形。处于U形曲线下端的生产制造环节附加值较低,靠近U形曲线两端的研发设计环节和营销服务环节附加值较高。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两端,居于主导地位。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路径是嵌入全球价值链。尽管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但也确实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
  自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究其原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又爆发了欧债危机,直到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大都仍处于低迷状态,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整体放缓;二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创新速度加快,由此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在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全球价值链由封闭转向开放;全球价值链中欧美国家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逐步被打破,在一些产业领域,其占据的附加值较高的两端地位正在被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占领;在开放式创新的推动下,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固化状态已经被打破,发展中国家进行梯度性转移和攀升成为常态。
  在全球价值链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大幅度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这意味着劳动力和资源环境不再具有比较优势,要求我国原先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企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由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附加值提高。其方向,一是进入营销和服务环节,二是进入研发环节。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制造业大国,即使处于生产制造环节的产业和企业,也可以通过创新和研发进入价值链中高端。因为每个生产环节都有相应的原料采购、产品制造、物流运输、市场营销等价值链环节,每个环节上都可以寻求最有价值的生产组合以提高附加值。生产制造环节价值链攀升的主要途径是产品加工由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在全球价值链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条件下,虽然我国传统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正在失去,但新的超越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正在显现,其中包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具有的巨大市场需求规模,明显改善的产业服务和配套环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增强了创新动力,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优势,仍然处于世界前列的经济增长速度等。这同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欧美大多数国家经济长期低迷形成鲜明对比。这就为我们提出了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中国企业不能只是像过去那样嵌入全球价值链,而要在一些产业领域谋求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和竞争优势。全球价值链的这种新整合,无疑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新活力。
  在比较优势明显改变的条件下,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需要培育和创造。在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是:核心技术+品牌优势+商业模式。我国已经有了一批在世界上处于前沿的高科技优势产业,如高铁、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等。这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产业走出去,很大程度上也是价值链走出去,可以进一步开发全球生产要素的潜在价值,释放全球生产潜力。在采购者驱动的价值链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是:市场渠道+品牌优势。现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需求规模正在催生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的中国领导者。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电商依托“互联网+”平台,通过跨境电子商务打破沃尔玛等采购商的垄断,可能成为该领域全球价值链的新主导者。从单纯的出口产品逐步向建设全球营销网络转变,相应地也会打开中国商品进入世界中高端市场的渠道。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认清机遇和挑战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价值链(审时度势)
《 人民日报 》( 日 & 05 版)
  近20年来,经济全球化浪潮所催生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这一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不仅引发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商品链的深刻变革,对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乃至全球经贸治理也带来深远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新平庸”状态,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结构调整期。驱动上一轮全球价值链扩张的制度和技术两大引擎的作用均有所下降,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经贸规则重塑蓄势待发。在国际发展环境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综合来看,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调整,既是实现从经贸大国向经贸强国转变的内在要求,也是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必由之路,将使我国经济发展迎来新的重要机遇。
  为我国新一轮以开放促改革提供契机。全球价值链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高级形态,标志着经济全球化进入资源深度整合时代,对各国扩大开放提出了新要求。一国能否在全球价值链中抢得先机、提升收益,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环境以及相关管理规制等。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和政策对话,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我国下一步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方向和路径,推动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释放更大开放红利。
  为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提供空间。据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会同有关机构的研究,年,我国每1000美元货物出口的增加值分别为605、616、621美元,呈稳步提升趋势。相关研究还表明,在出口增加值提升的同时,我国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第三方外包等方式,整合了国内外技术资源,提升了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当前,正在孕育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我国如能抓住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调整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注重设计、研发、营销、服务等高级生产要素的积累,势必有利于加快培育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与此同时,我国如能通过加快走出去步伐提高跨国公司经营能力、自主构建全球及区域价值链网络,还将有利于加快打造以我为主、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
  为我国推动完善全球经贸治理提供平台。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长持续低迷。如何从促进全球价值链拓展和深化的角度提出完善全球经贸治理的新路径、新举措,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既有作为全球价值链深度参与者的成功实践,又有日益增强的大国影响力,许多经验对发展中经济体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新形势下,我国继续大力深化全球价值链合作,并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等重大开放举措结合起来,将有利于推动全球经贸治理向更加着眼于发展、开放和包容的方向迈进。
  我国既是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参与者,也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未来在参与和引领全球价值链进程中,我们有优势、有条件、有机遇,但也有不少需要克服的风险和挑战。比如,在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巩固传统优势和培育新优势的关系。应从世界范围的产业联系的视角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探索提出新形势下推进我国外贸转型升级、培育引资新优势、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方向路径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又如,全球价值链的变化重塑带来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大变局,但各国的发展基础、比较优势不同,诉求也不尽一致。我国既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规则制定以维护自身利益,也需要在国际经贸舞台上推行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为完善全球经贸治理提供更富建设性的公共产品。
  总体来看,在全球价值链的深度结构调整期,我国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应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实现改革与开放良性互动,利用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国内关键领域改革,以国内改革的深化为开放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以改革开放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营造良好条件;还应在参与国际竞争合作中把握主动,在参与全球经贸治理进程中建设性地提出中国方案、中国议题和中国规则。
  (作者为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新兴经济体的角色日益重要
全球价值链呈多极化发展新态势(大势所趋)
《 人民日报 》( 日 & 05 版)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机器大生产时代以来,国际分工经历了工业制成品与农矿业的传统产业间分工、工业内部各产业各产品部门的产业内分工和同一产品不同价值链增值环节的产品内分工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产品模块化程度的提升和生产过程可分性增强,以及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等“空间压缩”技术带来的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下降,基于价值链不同工序、环节的产品内分工获得极大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分工形式。
  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资金、管理、技术、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在全球范围组织调配资源,处于价值链的控制地位和高附加值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主导者角色。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发达国家将大量本国不具备竞争优势的环节(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环节)离岸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主要从事研发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尤其是技术、资本密集环节。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业态不断创新和产业日趋融合,新兴经济体努力突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全球价值链逐步呈现多极化发展的新态势。
  一些新兴经济体正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将逐步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国际格局。新兴经济体加入全球价值链后,利用技术外溢效应,学习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产品技术、工艺技术和组织管理诀窍,再通过加大研发投入,进行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技术水平得到快速提升。据测算,1996年到2009年,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了85.7%,印度提高了106.2%,南非提高了89%,而美国和日本分别只提高了52.7%和45.6%。随着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新兴经济体逐步走出主要进行初级产品出口加工的阶段,正在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攀升,从而打破全球价值链高端被发达国家垄断的格局。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融合趋势,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正在进行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各种尝试。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由导入期步入加速拓展期,快速成型(如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新材料、工业控制软件等关键技术不断成熟和产业化,基于这些技术的柔性生产线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个性化且快速变化的需求,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重要性降低,制造环节附加值增大。于是,一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重新梳理全球价值链,开始抛弃遵循“微笑曲线”将制造环节外包的做法,将制造生产线移回本土。另一方面,面对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融合趋势,一些制造业跨国公司开始积极推进服务化转型,加大在生产性服务环节的投入,为消费者提供覆盖整个价值链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推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与消费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融合。同时,还有一些跨国公司认识到,在许多产业,研发环节与制造环节的互动十分关键,如果仅将制造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那么,本土的研发活动将失去创新活力。于是,这些跨国公司改变把研发环节保留在本土的做法,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加大在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资。年,全球研发支出最多的1000家公司在印度和中国研发支出的增长达27.2%,远高于北美的9.7%、欧洲的5.4%和日本的2.4%。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已超过1500家,雇佣超过15万名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人员。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的研发机构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企业逐步具有“走出去”主动整合全球价值链的能力,正成为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新力量。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从2000年的2666.44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7783.72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从18.84%提高到53.61%。在2014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来自中国、智利、印度尼西亚、印度、委内瑞拉等16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共139家,占世界500强数量的27.8%,营业收入和利润分别占到27.10%和24.71%。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已经不再仅仅从事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在传统上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研发环节上的表现也十分活跃,日益成为研发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历史机遇
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顺势而为)
《 人民日报 》( 日 & 05 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全球企业界发生了巨大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跨国公司突破传统的国家地理界限,将价值链各个主要环节在全球布局,吸纳和整合全球最优质资源,以增强企业竞争力。大批跨国公司海外资产、海外员工、海外销售额的比重均超过半数。与之伴生的是,企业价值链延伸到全球,并形成全球价值链。当今国际经济竞争,不仅是企业产品竞争,而且是整个价值链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逐步嵌入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加工环节,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并成长为世界制造中心。但由于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低,我国企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如今,我国总体经济实力增强,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进入世界500强行列,具备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一些行业具备国际优势产能。同时,国家外汇储备规模庞大,有能力扩大对外投资。在这一情势下,应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历史机遇,把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作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努力方向,制定相关政策,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整合国际优质资源,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打造自己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鼓励企业确立全球型发展战略和治理结构。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我国企业面对全球型公司的激烈竞争,只有建立自己的全球型公司,并顺应全球型公司发展要求变革经营理念,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充分利用全球的技术、资本、市场、人才、信息、营销渠道、先进管理经验等优质资源,才能赢得国际竞争。在经营战略上,依托全球资源,在全球设置采购中心、制造组装中心、研究设计中心、营销中心、服务中心和管理中心,通过价值链若干环节外包或企业并购来打造全球价值链。在企业管理上,从中心辐射型管理向全球网络型管理以及全球价值链治理转变。在企业责任上,从为股东利益服务、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向履行包括股东、全球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在内的全面责任转变。
  培育以设计、研发、营销、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基于全球价值链发展和重构的现实,在巩固我国制造大国地位的同时,叫响中国设计、中国创造、中国营销和中国服务。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是制约我国企业提升价值链地位的主要因素,必须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在强调设计研发的原始创新的同时,积极与全球价值链中的先进企业合作,加快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全球价值链发展和重构不仅仅发生在生产领域,而且更广泛地拓展到服务领域。在全球价值链形成和重构中,全球服务分工网络体系发展迅猛,服务渗透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整合协调着全球化生产的各个方面。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仅有助于利用国际高效优质服务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而且有助于我国服务资源进入国际市场,参与整合全球价值链,在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中获益。
  改革国际贸易统计方法。现行国际贸易统计更加关注进出口商品总值,不能反映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增加值情况,扭曲了真实的贸易流向和国际竞争力水平。有关政府部门应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统计规则的制定,以贸易增加值核算弥补传统贸易统计体系的缺陷,并引导企业更加关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鼓励企业致力于提高贸易增加值。
  改善营商环境。创造各种所有制企业平等、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条件,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扩大市场准入,吸引全球价值链各环节在我国落地,在与跨国公司合作竞争中提升我国企业的价值链水平。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部门应通力协作,支持企业走出去,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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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战略研究
OEM模式己使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世界加工厂”,但是中国OEM企业大多在价值链最低端挣扎。我国OEM企业在本土市场的优势已经丧失,而在国际市场蒙受的“贸易威胁”日趋严重。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制造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和当前“用工荒”现象的出现更凸显我国制造业OEM企业面临转型的紧迫性。在这种内忧外患下我国制造业OEM企业谋求转型升级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然而,由于国外OEM企业的数量并不多,专门针对OEM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十分有限。而国内专门针对制造业尤其是代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研究还不完善,由于观点分散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因此,本论文试图探讨我国制造企业尤其是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决策中的问题。并通过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以期能够进一步完善我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并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  
本文主要拟解决主要问题是:1、继承和深化全球价值链理论和产业动态演化理论。2、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研究不同治理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核心竞争优势的获取、学习机制的建立。3、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经研究。在研究我国制造业企业升级路径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分析了七种我国制造企业转型路径的实现机制。4、对我国服装制造业、工程机械业、机床制造业的实证研究,找出其发展的影响因素、障碍及发展规律,为我们制造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对策建议。5、通过对各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总结,提出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选择。  
本文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比较研究、问卷调研、案例分析等方法。本文得到的主要观点与结论如下:  
1、各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地位体现了世界的产业转移的结果。其实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该国制造产业的总体实力。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应该着眼与全球价值链中去。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因是出于产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制造业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转型升级。  
2、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台湾制造业通过价值链的横向和纵向扩展来转型升级。日本制造业飞速发展体现了其独有的民族文化和企业精神,日本制造业重视质量控制和精益生产。韩国非常注重自己民族品牌的打造,韩国政府积极扶持大企业发展。香港制造业则向大陆转移,当地以发展服务为主。  
3、全球价值链上存在着知识溢出,我国制造业企业可以借此学习先进国家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一般来说,企业较强的学习倾向、客户对分享知识的适度开放以及企业间较高的互动频率和高度信任都有利于促进客户产品开发知识溢出和企业学习。但由于有些技术知识相对复杂,学习代工客户的产品开发知识具有一定难度。  
4、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模式选择时应该考虑到其影响因素。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主要受技术水平、营销能力、资金实力、学习能力四个方面的内部因素影响和企业对客户的依赖、市场集中度、环境因素的不确定性三个外部因素的影响。此外,企业的规模也会影响到转型升级模式选择。  
5、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现阶段政府已经出台了鼓励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各项政策。我国可以在借鉴国外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基础上,在法规保障、管理体制、服务体系、促进政策和国际协调等方面做的更加完善。  
6、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转型升级的模式,对于每一种不同模式可以采取不同的转型升级的措施。企业可以选择强化OEM模式、向ODM转型升级、强化ODM模式、ODM向OBM转型升级、ODM的动态组合、OBM企业转型升级等多种路径模式。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表现在:  
1、全球价值链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超前性。目前国内这方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较少,基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动态演进视角构建的我国制造业OEM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体系,它的创建可填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更可直接为我国创建企业自主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体系奠定理论基础。  
2、对代工合作上的全球价值链上的知识溢出与学习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转型升级的传递机制是企业能力的提升,尤其是企业的内生技术能力。而企业的技术能力的提升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但链条内部的知识溢出不足以实现OEM企业技术能力的线性发展,也不会出现链条内部的自动传递的产业转型升级。因此,研究OEM企业的转型升级的动因机制与学习机理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3、在国内率先对中国OEM企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进行研究。本研究在对我国OEM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我国OEM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的路径运行机制。本文还选择了电子业、纺织服装业、机床业三个典型产业进行我国OEM企业转型升级的差异性研究,可为广大OEM企业向ODM和OBM模式转型升级提出一套操作性极强的战略思路、实施方案和对策措施。  
4、建立了一套我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政府支持体系。没有政府的支持与协调,我国的后发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中难以获得并维持竞争优势,顺利完成向全球价值链研发和销售两端的升级。因此,我国政府有必要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中明确定位,重构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管理体制、服务支持体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国际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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