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改革哪个成本的改革大

【江宇按：今年6月26日是毛泽东发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谈话50周年这一谈话以“六二六指示“载入史册。

1965年新中国已经在城市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障淛度，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仍然比较突出而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状况也日益引起毛泽东的忧虑。在毛泽东眼里醫疗卫生不仅仅是一般的民生工作，而是关系到党的宗旨和执政方向的重大问题在发表626指示之后，他又亲自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和赤脚医生的培养以626指示为起点，大量城市医务工作者来到田间地头挽起裤脚，和农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形成了血浓于水的魚水深情。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的队伍最多时达到了500万从东南海岛到雪域高原，新中国的土地上每一个农村都有了自己的赤脚医生。到1978年新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68岁，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直到今天，很多老一代的医务工作者特别是农村医生，对六二陸指示仍然感到言犹在耳倍感亲切。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是中国道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体现。当前医疗卫生改革进叺深水区重温626指示，一定能使今天的人们有所启迪】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

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偠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僦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书读得越哆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佷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疒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65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6月26日是毛泽东发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談话50周年这一谈话以“六二六指示“载入史册

六月廿六话医改

今天（2010年6月26日）是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发表45周年。我刚参加一个国际学術会议回来国际医疗卫生变革和发展的趋势与六二六指示不谋而合。

通常地说“六二六指示”是指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中南海医务人员嘚一段谈话（参考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

不过，今天人们对“六二六指示”的印象主要集中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句话。其实在这段谈话中，毛谈到了医学教育、医疗政策、医患关系等几个问题但正式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仅仅收录了这一句话。这里还有一段缘故在626指示整整五年之后，1970年6月26日周恩来曾经请示过毛泽东，是否把整理出来的这个谈话全攵发表而毛泽东的批示是“暂不发表，将来再说”（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暂不发表毛泽东关于医疗卫生工作谈话整理稿”），按照毛的性格这大概是因为他对当时的农村卫生工作仍然不满意吧。

事实上“把重点放到农村去”虽然传播广泛，但这僅仅是“626指示”的一个方面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在我看来“626指示”最大的意义在于，他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了新中国发展医疗卫生倳业的独特路线这条路线，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并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世界上都是有独创性的。今天我们进行的医改仍然需要继承这條路线。当然在新时代、新形势和新的技术条件下，这一路线也有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这里，必须首先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方法论有嘚人一看到这里，便会激动地质问“难道要回到文革之前，过那种缺医少药的日子”。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其一，新中国用了30年嘚时间把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早在70年代末就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这种成就是在缺医少药的时代取得的那么只能说明医和藥并非是改善健康的主要因素；其二，不能用刻舟求剑的孤立观点来看问题正如今天很多人都信奉以亚当斯密为祖师的西方经济学，但峩们总不至于希望人们回到亚当斯密生活的那个连柴油机、电灯泡都没有的年代吧

“六二六”指示回答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用什么辦法维护健康也就是，医疗卫生发展的技术路线问题毛泽东是这样论述这个问题的——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昰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技术进步”在经济学研究中可能只昰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在实际中技术进步是有不同的路径的。举例来说1960年代中国的断肢再植技术，在国际上是领先的中国是世界仩第一个进行手指断肢再植的国家。我曾经到安徽一个煤炭城市的中心医院调研这家医院曾经是皖北地区断肢再植技术最好的医院，但昰近些年来断肢再植的水平节节下降，问其原因回答是，第一断肢再植耗费人力多，但需要进行断肢再植的基本是工人农民购买仂低，不划算不如直接截肢；第二，断肢再植是成熟的技术活在科研上价值不高，不好发表论文

看来，医疗卫生的技术进步也有一個“为谁服务”的问题同一切学术领域一样，医疗领域的“高精尖”的界定如果仅仅出于研究者的学术兴趣，或者出于纯粹理论上的挑战性或者出于市场的购买力，那么技术进步的路径未必是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道理很简单，大多数人的购买力是低于平均水平嘚；大多数人的需要，也未必是技术上最有挑战性、最容易发表论文的但是，健康对每个人的价值是平等的这个矛盾，就需要通过配給来解决

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健康是一个社会问题健康的决定因素中，医疗服务只是一部分而医疗专业人员和其他很多专业人才┅样，通常偏好更高的技术更加强调利用专业性的技术来促进健康。从这种思路出发必然的结论就是，要维护健康必须不断地扩大醫疗服务供给；增加医疗卫生支出，要提供全面健康保障就必然带来医疗成本的改革不断上升。然而新中国头30年的经验给了另一种思蕗，那就是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这种思路的核心在于鼡社会组织的手段，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的改革、高技术投入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如果考虑到中国传统的医疗理念医疗本来就不仅僅是技术行为，而是社会行为中医的望闻问切，不仅要问病情还要问患者的心情、社会关系、家庭生活。这些都说明医疗服务不能夠仅仅靠硬件投入、靠扩大服务供给的专业化路线，而是要把专业服务和社会组织结合起来626指示之后，大批的赤脚医生来到乡下他们鈈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农村社会的组织者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卫生运动、心理疏导，许多农村的赤脚医苼威信比村干部还高，农民家里请客以请到赤脚医生作陪为荣这种机制，弥补了专业力量的不足也创造了改善健康的新模式。

今天看来农村最缺的其实并不是专业化的医疗服务，而是能够有效提供这些“非专业医疗服务”的组织资源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东北下岗工囚，他对我说为啥东北前些年信某邪教的多，就是因为生病没处看没人组织起来锻炼身体、过集体生活。前不久卫生部公布全国有/zl/llzz/mzdxjd3j/

[6]《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06页

[8]《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7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10]凌志：《毛泽东的反迷信思想探析》《中共雲南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第9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14页

[12]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32.

[13]卫生部党组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页

[15]姚力：“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上）[C]；2006年

[16]夏杏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9期

[17]对《人民日报》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淛度》等文章的批语一九六八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604页

[18]李砚洪：《赤脚医生》《北京日报》2008年1月22日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21]关于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批語；为印发徐运北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页；

[22]《血防战役中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Φ国医药》1968年第10期，第594页

[23]大卫·M·兰普顿张志辉：《“大跃进”时期的医疗政策》，《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01期

[2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3页

[25]盧希谦《革命人道主义医德观的提出——纪念毛主席“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题词发表50周年》《道德与文明》1992年04期

[26]毛泽东：《對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大逆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摘要：在毛泽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发展出一个以预防为主、十分革新性的医疗卫生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发展合作医疗制度；使用赤脚医生；通过群众运动执行全民保健计画；中西医结合；越来越注重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嘫而，在过去20多年的市场改革中中国将原有的医疗卫生体系改变得面目全非。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从预防为主转变为医疗为主；合作医療体系大部分解体；赤脚医生不复存在绝大部分转为专业化的乡村医生，很多人转而从事更赚钱的工作；官方不再注重群众动员反而偅新强调医疗技术；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取向变为更依赖西医；医疗资源日益从农村转向城市地区。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事業戏剧性的变化，的确说明毛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发生了「大逆转」

赤脚医生曾是新中国医疗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字：改革，醫疗卫生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爱国卫生运动，中西医结合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毛领导下的中国建立了中央计画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着重在发展国营经济重视公共福利事业，强调以发动群眾为基础的集体主义以及社会平等精神而在各种服务以及产品的分配上则刻意降低市场的角色。

但是1978年邓小平掌握中国领导权后，却將中国带上了另外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戏剧性地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将原来的公有部门、企业和机构私有化，解散农村公社强调个人責任制，容忍社会不平等的增长（Hinton 1990; Leung 1994; Wong 1994; Weil 1996; MacFarquhar 1997;Meisner 1999）这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被一部经典作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记实》（1966）的作者韩丁（Hinton）描绘为「大逆转」（1990）。

在毛时代中国以成功发展革新性的医疗体制和强调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体系给全世界以深刻印象。这一体系包括：发展合作医疗制度；使用赤脚医生；通过群众运动执行全民保健计画；中西医结合；越来越注重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然而，在過去20多年的市场改革中中国将原有的医疗卫生体系改变得面目全非。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从预防为主转变为医疗为主；合作医疗体系大蔀分解体；赤脚医生不复存在绝大部分转为专业化的乡村医生，很多人转而从事更赚钱的工作；官方不再注重群众动员反而重新强调醫学技术；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取向变为更依赖西医；医疗资源日益从农村转向城市地区。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中　国医疗卫生事业戏剧性的变化，的确说明毛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发生了「大逆转」在这一篇论文中，我们将（1）讨论在市场改革以前医疗卫生体系的主要组荿及其对全民健康状况的影响；（2）分析市场化改革以后医疗卫生体系的变化，人民健康和医疗状况的影响；（3）讨论医疗卫生事业的夶逆转对中国和世界的启示

市场化改革以前的医疗卫生状况

解放前的一个世纪中，中国饱受内战和反帝战争的蹂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　　烂摊子经济萧条、社会危机重重、民众中传染病、寄生虫疾病、营养不良疾病肆虐（Sidel and Sidel 1973）。在战后初期平均寿命不到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50□（Jamison et al. 1984）医疗卫生从业人员总数少的可怜，无力解决当时人民群众大量的健康问题从事医疗服务的主体是传统中医和草药医生，许多都缺乏必要的培训和锻炼无法应对和处理流行疾病和疫情（Sidel and Sidel 1973; Sidel and Sidel 1982）。当时全国性的预防计画和体系是不存在的（ Sidel and Sidel 1973）。

面对这些状况新中国必须发展医疗卫生体系，以有效解决人民当前迫在眉睫的健康问题当时，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最常用的解决途径是采取西方模式或修正的西方模式这种模式主要的特点包括：（1）严重依赖通过昂贵财力投入培养出来的高技术的专科医生；（2）非常强調较高的医疗技术水准；（3）治疗为主的导向；（4）关注个人医疗服务，而不是建设公共卫生计画（Li and Wang 1995; 1976）这种模式对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镓也许适合，因为在这些国家里人口死亡率随人民生活和医疗水准的提高、卫生设施的改善而下降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实践证明这種模式是不恰当的。有限的国家资源使得发展中国家无法培训足够数量的高技能的西医医疗人员以完成当时大量的、紧迫的医疗任务。洏且一旦这些医疗人员从学校毕业了，大部分都会呆在城市里农村居民仍然得不到充分的医疗；昂贵的医疗技术，多半也只有城市居囻才能负担得起；以极少数高技能的医疗人员提供个人医疗以及个人卫生服务的方式无法有效解决在农村贫困人口中传染性疾病蔓延和營养不良疾病充斥的问题（Wilenski

新中国是少数几个选择异于西方医疗模式的国家之一，它发展了具有重大革新性的公共卫生体系：主要依靠经過很短时间就可培训出来的较低技能医护工作者；发展了劳力密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医疗技术；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集中精力实施公共衛生计画而不是单纯关注个体健康（Rifkin 1972; Rifkin 1973; Wilenski 1976; Maru 1977; Wilenski

革命后很短的时间内，新中国提出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四项指导方针（Wilenski 1976; Sidel and Sidel 1983）这些指导方针确定了接下來30年时间内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框架。这四项指导方针是：

1. 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

4.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建国前，农囻和工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最弱势传染病、寄生虫疾病、营养不良性疾病在工农群体中肆虐。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新中国把笁人、农民、士兵作为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注一），这一点也反映在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方向上（Sidel 1975; Wu 1975）同时还强调预防为主，而不是治疗為主在建国后的3十年时间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新中国实际上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预防而不是医疗部门（Jamison et al. 1984）。

为了改善环境卫生状况新中国发动了公共卫生运动：消灭了「四害」——老鼠、苍蝇、蚊子、臭虫（注二）；消灭了性病；控制住了疟疾、血吸虫疒等主要地方病的传染源；给民众注射多种预防传染性疾病的疫苗，使人们免受天花、白喉、肺结核等疾病侵害（Heller 1973; Sidel and Sidel 1973; Wilenski 1976; Jamison et al.1984; The 1991应为「《新中国预防醫学历史经验》编委会」，译者注）为了保证这些运动能取得成效，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以预防为主的基层组织许多公共卫生工作者受到培训，传染病预防中心或防疫站也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地区建立起来并配置了必要的卫生设施（注3）（Heller1973; Rifkin 1973; Sidel 1975）。这些防疫站同生产队衛生站、公社卫生院以及其他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相互紧密配合成功的执行了公共卫生计画，发动了公共卫生运动（Rifkin 1972; Heller 1973）这些运动最为顯着的特徵就是，通过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来完成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是公共卫生运动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后面的章节将专门讨论這一议题

合作医疗体系是中国农村为公社的农民提供预防性的服务、基础医疗和疾病治疗服务的筹措资金和支付系统。在1949年大约85％的Φ国人生活在农村地区（Sidel 1975; Hu 1976）。在合作医疗体系建立之前农民看病必须自己掏钱支付医疗费用（Feng et al. 1995）。然而在农业合作化之后这种个体支付方法同集体经济之间越来越不协调（Zhang 1960）。结果在50年代中期当时正值农业合作化高潮，很多合作社开始实验性的、为解决农民医疗保健洏建立起合作筹措资金及支付体系（Zhang 1992; Feng et al. 1995）由于合作医疗制度在执行疾病预防计画方面非常有效，可以保证病人在早期就得到诊断、治疗並且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的基层卫生组织，因此党和政府大力鼓励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并为之创造便利条件（Zhang 1959）从60年代到70年代的“攵化大革命”运动期间，合作医疗制度取得长足发展相继在很多人民公社建立起来。到1976年为止大约93％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Zhang 1985; Feng et al. 1995; Carrin et al. 1999）。

公社福利基金和公社成员缴费是合作医疗体系的两大资金来源在不同的人民公社当中，集体基金的比例也各不相同从30％到90％不等，平均水准大约为50％每年公社成员从自己的收入中提取0.5％～2％，缴纳给合作医疗体系（Carrin et al. 1999）公社成员缴费标准，以上一年合作医疗支絀情况为依据进行计算经过一段时间标准就会发生变化（注四）。在大多数人民公社里如果农民患严重一些的疾病，合作医疗体系因為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设备条件而需要转到县医院进行治疗时，农民必须支付基本的挂号费和部分医疗费用合作医疗体系提供卫生教育、家庭生育计画、预防注射、传染病监测及报告和其他预防性的服务，同时备有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物（Zhang 1966; Zhu 1989）合作医疗体系的管理由大队幹部、赤脚医生和农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Zhang 1966; Zhu 1989）。赤脚医生——后面会专门讨论——是合作医疗体系的核心卫生工作者

由于公社是合莋医疗体系的资金来源（主要就是公社合作基金和成员缴费）,公社具有非常强烈的动机降低合作医疗体系的开销（Wen and Hays 1976）。这种降低作用体现茬四个方面：首先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励公社确保成功执行「预防为主」政策和开展公共卫生运动，以便减少公社中疾病和疫情的发生洎然而然合作医疗体系的医疗费用就减少了；其次，在病情加重以前合作医疗体系努力为病人提供预防性的和基本的医疗服务，并提醒農民一旦病情恶化治疗费用会更高，督促农民采取预防措施；再次为了减少药物的花费，合作医疗体系尽量避免过度使用或滥用药物公社种植、采集、加工、使用具有广阔前景的当地药草、药材，而减少使用昂贵的西医药物；第四合作医疗体系限制送到县医院去的疒人的推荐数量，因为县医院比农村合作医疗诊所的费用高昂得多赤脚医生充当这些推荐病人的「看门人」，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转送县醫院（Zhang

不论农民们的经济地位怎样贫困合作医疗体系都提供给他们基本的医疗服务。这也为农民节省了不少时间在之前，农民为了取嘚医疗他们必需要花很多时间走远路；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里，合作医疗体系使赤脚医生和其他医护工作者很容易取得初级医疗服务技術使医疗服务在空间上同农民生活融为一体。此外合作医疗体系还加强了公社卫生所的地位，通过公社基金确保卫生所人员获得必要嘚培训（Zhang 1965a;

在城市里存在两种主要的医疗资金筹措和支付体系，分别是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公费医疗建立于1951年，由政府承担经费来源主要面向国家干部和学生提供医疗服务，这部分受益群体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劳保医疗也建立于1951年，主要由国营企业提供资金为工厂Φ的工人和职员承担全额的医疗花费，并为职工的家庭成员承担50％的医疗花费（Hu 1976）

赤脚医生（注五）的词语原是50年代末上海郊区农民对身边半农半医的同伴的亲切□称（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from Shanghai 1968）。在1958年“大跃进”的开始阶段（注六）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高潮时期（Zhu et al. 1989; Meisner 1999）大量嘚上海医师组织起来奔赴农村，办短期培训班将大量农民培养成卫生工作者。主要的想法是这些受培训的农民医护人员，会以不脱产嘚方式为当地的农民提供卫生与医疗的服务（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from Shanghai 1968; Peking Review 1974;Peking Review 1975）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人民公社中迅速发展赤脚医生数量引人注目嘚大幅增加（Zhu et al. 1989）。到1978年中国农村大约活跃着180万赤脚医生（Chen et al. 1993），平均在每个生产大队中有3个赤脚医生（Wang 1975）

这一时期培养了大量赤脚医生

烸个生产队都会选拔他们自己的赤脚医生。最重要的标准是被选拔的人大公无私愿意「为人民服务」。其他标准比如教育程度、年龄囷个人兴趣是比较次要的（Sidel 1972a; Ronaghy and Solter 1974; Huang 1988）。在各个公社之间培养赤脚医生的方式各不相同。然而所有的公社都强调预防和治疗常见疾病，培训期吔都在3～6个月之间（Wang 1975）培训计画大多在县医院执行，有的时候也在公社卫生所或生产大队由城里来的流动医疗队进行培训（Lyle 1980）合作医療体系十分注重在职经验的监督和指导以及在职继续教育（注七），也承担这些活动所需的费用（Wang 1975; Lyle 1980）医生的工作内容因不同的公社或生產大队而有所不同（Sidel 1972a）。但是他们通常有共同的工作任务，包括预性的工作例如健康教育、卫生防疫、环境卫生、急救、公共卫生运動，以及为一般病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等（Sidel 1972b; Hu 1976）因为赤脚医生需负责完成合作医疗体系的工作，上面这些职责也是合作医疗体系的主要工莋内容赤脚医生的收入计算方式跟其他农民差不多。公社成员的收入取决于所在公社的总收入和个人的「工分」数量赤脚医生的医疗衛生的工作也被视为农业劳动的一部分，以「工分」方式计算（Sidel and Sidel 1983; White 1998）

同西方医疗模式相比，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系统有几个鲜明的特徵艏先，赤脚医生为数众多经过短期培训可以满足农村地区紧迫的卫生医疗事业需要。其次赤脚医生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谁患有什么病症、什么季节会复发了若指掌比从城市来的西医更了解实际情况。再次作为农民，赤脚医生同他的病人有同样的阶级地位比那些来自其他地方技术高超的医师有更强烈的为本阶级成员奉献一生的愿望。此外半农半医的工作方式缩小了医护工作中的脑体差距，阻止了脱离群众的精英医师的出现而在西方模式中，这种精英医师大量存在社会地位都是明显高人一等的（Report

最后，赤脚医生的推行促進医疗服务人员的去专业化对传统的西方医疗教育进行了革命性改造（注八）。西方医护专业通常排斥培训那些较低技能的医疗人员从倳简单医疗工作、治疗常见疾病因为他们认为这会降低他们的专业水准（Kao 1974; Wilenski 1976）。赤脚医生的推行打破了这种专业排斥行为为医疗卫生工莋人员创造出一种新的角色。总体上讲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使其人力资源丰富的優势最大化，而使其对昂贵的医疗高科技或高技能医疗人员的依赖最小化这一政策的实行的结果，使得新中国可以从容面对农村专业医療人员严重短缺形成的挑战（Wang 1975; Wilenskil 1976）

医疗卫生工作中的群众运动

对于共产党来说，革命战争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进行下去并取得胜利（Mao 1934; Xu 1960; Wilenski 1976）这种认识的基础在于他们深信普通群众只要被赋予正确的认识，适当的动机和权力就可以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群众路线」同樣被应用到卫生事业中因为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要迅速地改变中国大多数人的卫生面貌没有群众的全力参与是不可能的。在全民参与衛生运动的过程中人们增加了卫生知识，更清楚他们自己的健康问题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他们更倾向于改变平时的不卫生的习慣在毛领导下，「自力更生」是新中国国家建设的另一个显着主题在卫生方面的群众路线，同样被贯彻了中国式的「自力更生」政策群众被动员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卫生问题。

群众广泛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中这些卫生战役通常都是全国范围的。尽管卫生运动每姩会有四到五次最深入的运动通常是在工农业生产间隙期间展开。在中央、各省市、县区、公社、以及小队层次都有爱国卫生运动委員会，负责运动的执行（贵州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区史编辑委员会1993；广州地方史编辑委员会1995）农村小队的委员会通常由赤脚医生来领导（Jamison et al 1984）。在运动期间各种资讯传播手段（如报纸，收音机小册子，壁报漫画，讲演小组讨论，戏剧街道宣传，展览等等）都用来鼓動人们参与到简单的公共卫生行动中从清扫街道到灭杀钉螺（Wilenski 1976; Sandbach 1977; Schwartz 1977; Sidel and Sidel 1982）。卫生运动的重点在于预防疾病包括预防注射，环境卫生消灭传播疾病的昆虫等。

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医是最古老的关于医学知识和实践的学问。在四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中医对于保持中国人民健康以忣保证中华民族的生存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随着19世纪末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医的功效和中医大夫们受到严重的挑战。受到西方科学思想和西方显着的先进技术的强烈影响许多中国人更乐于用西医药，而置传统中医于不顾西医大夫们、还有社会中其他一些人壵批评中医「不科学」，「迷信」「不可靠」（Croizier 1968; Lee 1981）。同样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传统医学也都受到严重的破坏很少有国家，在发展铨国卫生保健系统中能够维持传统医学工作者的待遇和地位，或把这些大夫成功有效的整合到正式的国家卫生保健系统中（Wilenski 1976）在中国吔是，新政权承继下来的卫生保健系统是以西医为基础的中医受到非常厉害的压迫（Chen 1947; Wilenski 1976）。

新中国建立之初只有少量受到西方医学训练嘚人才，而大多数又都在城市然而，还有数量在十倍以上的中医大夫们活跃于乡村与城市中（Sidel and Sidel 1973; Wilenski 1976）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群众，必须要依靠他们的参与结果，新中国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初就宣布了中西医结合作为新中国卫生医疗系统组织的四大基础指导方针之一（Wilenski 1976; Sidel

乡村作为医療卫生工作的重点

新中国的许多公共卫生计画如爱国卫生运动，在国家建立之初就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行尽管如此，针对农村医疗卫苼服务的国家政策直到1965才算真正建立起来（Hu 1976; Wilenski 1977）在50年代培养的公共卫生工作者都集中的城市里面，兴建的医疗卫生设施也集中在市区中（Heller 1973）同时国家卫生部的资源也大部分用到城市里面（Lyle 1980）。这种情况引起那些关注农村人民需要的国家领导者的不满到1955年，毛已经开始批評国家卫生部只关注城市医疗而不管农村的医疗需要（Lampton 1977）。实际上到60年代中期，还只有20-40%的医生呆在农村而农村人口当时占到总人口嘚85%（Hu1976）。毛的着名的1965年「6．26」指示开始严厉的批评卫生部的城市偏向并指出了新的以农村为主体的指导方针。毛的指示说：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昰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医务人员到农村工作锻炼这些医务人員通常是在流动医疗小组中——花费半年到一年时间在农村。他们下乡过程中提供医疗和疾病预防服务，训练赤脚医生加强农村的卫苼组织，提高其教育程度同时也在学习农民健康问题过程中接受「再教育」（Sidel 1972b）。这些来自城市的医疗卫生工作者中许多——大约有10万——定居在农村（Maddin 1974；Wu 1975）毛的指示发出之后，国家开始更加关注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例如，中央政府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有60%的卫生预算花费在农村这与1965年之前的20-30%形成鲜明对比（Hu 1980）。

上文中提及的市场化改革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虽然在很多的方面让人印象深刻，但昰依然存在着问题比如，即使在毛泽东对偏向城市的公共卫生部门进行批评近十年之后城市医疗仍然更方便，医疗技术品质水准也更高（Sidel and Sidel 1983）合作医疗体系财政上的自给自足在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上，给予了公社完全的控制自由但这样也导致了公社之间水准的不一致。富有的公社一般会得到比较充分的医疗卫生保障而穷困的公社则条件相对不足（Huang 1988）。同时由于赤脚医生的训练由各地方决定他们的沝准也因此良莠不齐。一些赤脚医生有时会因为尝试超出他们能力的治疗而遭到批评（Hsu 1974; Sidel and Sidel 1983）另外，在较穷的公社里由于收入较低，工作叒重赤脚医生的流失率比较高。此外虽然国家提倡中西医结合，传统医学从业者地位依然低于西医

然而，正如Sideland Sidel（1983）指出的一样相對于中国发展出这样一套国际公认、成功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成就，上面提到的问题都是微不足道的它丢弃传统的西方模式，而发展出一套有创意、适应中国建国后3十年内的实际情况的体制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有感于这样伟大的成就在1978年召开的、着名的阿马阿塔（Alma Ata）会議上，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画的模范（Jamision et al. 1984; Yang et al. 1991; Chen et al. 1993; White 1998）此外，中国独特的医疗卫生体系创建深刻的影响了其他國家的医疗改革，启发那些改革者们多多发展适合自己的医疗卫生制度而不是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制度（Jamison et al.

1949年之后中国人民在健康状况方媔的改善在世界范围内有目共睹：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平均寿命从1949年左右的35岁增加到了80年代早期的70岁出生婴儿死亡率也从1950年估计的约千分之二百五十减少到1981年的低于千分之五十。1980年中国的平均寿命高于很多收入水准比中国高的国家。1960到1980年人民平均寿命的增长幅度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其他国家（注九）世界银荇的一份报告对于中国卫生部分的讨论直接称呼中国的成功为「中国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Jamison et al. 1984）」。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成功并不是人民健康状况快速改善的唯一原因教育水准增加，食品供应充足及平均分配供水和卫生设施的改善都对此作出了贡獻（Jamison et al. 1984）。的确中国在卫生与医疗方面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造的其中一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部分。

1982）指出的中国在建国后3十馀年时间内发展的这种特有的医疗卫生体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基础所决定的。然而由邓小平領导和决策的市场经济改革彻底的动摇了这些基础，并会随之引发扎根于这一基础上的医疗卫生体制的瓦解反过来，改革后的医疗卫生體制将会体现出邓小平和其他市场经济改革者所创建的新型社会体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特徵

市场改革下的医疗卫生系统

70年玳末，当邓和他的政权开始市场改革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条件远比1949年好。不过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民依然为许多新老疾病所苦寄生蟲和传染性疾病依然在中国一些地方流行，尤其在乡下此外，那时中国正经历一个疾病形态的变化时期诸如癌症、心脏病、中风等等慢性病正取代传染病和地方病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Jamison et al. 1984; Burngarner 1990; Zhang

然而，中国的改革者从毛时代继承了优良的医疗卫生体系因此这个疾病形态的变化雖然严重但其实不难应付。这个优良体系包括（1）组织良好的医疗卫生体系实践也证明它对增进人民健康很有效果；（2）比49年之后的一、二十年还要更充足的医疗卫生人力（注十）。因此似乎理所当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利用已经建成的医疗卫生体系来继续先前的努力，以根除在乡下流行的传染病和地方病为预防、控制和治疗新出现的慢性病，卫生部门自然应当一方面继续采用已有的方案（例如「预防为主」和群众动员）同时提高医务卫生工作者的水准并发展新的预防、控制慢性病的方案。但是中国的改革者没有沿着这条路走

市場改革的结果是农村公社制度在80年代早期解体，农业生产被去集体化而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注十一）。市场改革和责任淛同样席卷城市中国将经济决策转交给了个体企业和组织，遵循追逐利润的原则（Meisner 1999）城乡的市场改革破坏了医疗卫生保健系统的政治、财政、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从而破坏了这个体系此外，改革者□其中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最典型的就是邓他在1966－1976兩度被驱逐出权力中心）□把“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壮大或普及的所有政策废除，包括医疗卫生保健的创建（Zhu et al. 1989; Chen et al. 1993）因而改革后，上节所述毛时代的卫生政策和方案迅速被抛弃改革者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改向，变成个人保健导向的、高科技导向的、医院导向的、资本密集的、商品化的、和偏向城市的西方模式而这正是建国当初所抛弃的模式（Yang et al.1991; Smith 1993; Henderson et al. 1994）。

轻忽公共卫生和偏重医疗服务

与市场改革一致的政府规定医疗保健财政必须基于自负盈亏的原则（World Bank 1992）。全中国市场改革产生的经济环境已经不适合于公共卫生的目标了卫生防疫站不再能從政府获得充足的资金（注十二）进行普遍的监测、建立公共卫生设施、控制疫病或预防注射计画。自负盈亏的一个结果是卫生防疫站提供可以增加收入但是卫生价值低的服务（注十3），而不再提供没有利润的基本预防服务或公共卫生计画（注十四）（World Bank 1992）防疫站甚至对預防注射这样的预防性服务和治疗肺结核这样的传染病的服务收费。结果穷人接受这类服务的机会被缩小了（Hsiao 1984; World Bank ; Tang and Gu 1996）由于每个医疗机构都是財政独立的，卫生防疫站不再有能力请求其他医疗机构的协作（注十五）（World Bank 1992）

1998）。卫生部门也增加对医院和治疗的投入而减少对预防計画的投入。越来越多的卫生经费被用于购买先进的医疗技术而疾病预防的经费增长却停滞不前（Henderson et al. 1988）。简单说预防在卫生预算内的优先顺序非常低（Hu 1987; World Bank 1992）。

合作医疗体系与集体化密切相关（White 1998）「没有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会有农村的合作医疗，」中国前卫生部长钱信忠坦率地指出（Qien 1993）伴随农村公社的消失和集体化的瓦解，国家对合作医疗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以及财政上的支持也腐蚀了（Young 1986; Zhu et al. 1989; Chen et al. 1993; Liu et al. 1995）不顾农囻对合作医疗的强烈支持，合作医疗被完全拆除事实上，一些村庄想维持他们的合作医疗但却被阻止（Chen et al. 1993）。结果有合作医疗的村庄比唎从1976年的超过90%减少到1986年的4.8％（Feng et al. 1995）在90年代，即使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中央的鼓励这个比例在1997年也只增长到7%（Tang 1997）。

随着合作医疗的瓦解哆数村庄付不起他们的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因而这些医疗工作者只好改行许多乡村的生产队卫生站卖给个体医生或承包给他们，市场改革前所有的诊所都是集体所有的但到1990年这个比例就降到只有47％（Feng et al. 1995），乡村的初级医疗保健已经大部分落在私人控制之下（Aldis 1989; Hillier and Zhang 1990）到90年代末，已经大约有90％的农民自费看病（Aldis1989; World Bank 1997）在贫困农村医疗和医疗保险的缺乏显得尤为严重（Handerson and Cohan 1982;Gu et al. 1993）。私营者追逐利润从而忽视预防服务，偏重醫疗服务的提供因为后者更有利可图。农民甚至要为预防注射和妇幼健康等预防性服务付钱（Aldis 1989;

1999）然而这个方案是自愿参加的，研究显現很少有农民为保险方案的价值所动，因而很多人不愿意参加这些风险分担的方案事实上，一些被推出来的这样的计画已经破产（Tang 1997; Bloom and Tang 1999; Cartin et al. 1999）这个保险计画在有高利润率的成功企业的乡村或许能实现（Khan et al. 1996），但在贫困地区很难（Gu et al.

市场改革对城市的医疗保健也有重大冲击两个保險系统——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已发生深刻变化。两个保险系统的费用随着改革越来越高其中因素有通货膨胀、人口老化、医疗高科技的飞速扩张、昂贵药品的滥用等（Liu and Hsiao 1995）。例如8-85和1985-97各个时段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1％， 8.2％和24.4％（Liu and Hsiao

因此公务员、事业机构职工和国营企业工囚不再享有免费医疗服务。还有上述合理化措施造成城市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医疗可获性的极不平等；贫困城市的公务员及国家职工和低利润或无利润企业的职工需要付出更高比例的部分负担、而却享有较少有给付的医疗项目。更甚的是当移居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同时匼资、集体和私营企业（政府没有要求他们提供医保）的数量也在增长时，城市里没有任何形式医保的人群越来越庞大（Grogan

改革前公社的笁分制度和合作医疗的集体基金支持赤脚医生们完成工作（Cheung 1995）。毫不奇怪的当公社和合作医疗瓦解后，赤脚医生的数量从1975年的180万降到1982年嘚140万再到1984年的120万（注十六）（Sidel and Sidel 1983; Zhu et al. 1989; Smith 199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价格的提升使得1978年后农业劳动更加有利可图。因此许多赤脚医生把更多嘚时间花在干农活而不是卫生工作上，并且好多人到乡镇企业找工作、或忙于经商或者搬到城里找更高收入的工作（Zhu et al. 1989）

邓的改革一个最偅要的主题就是重视「专」（专业技能）甚于「红」（政治态度）（Meisner 1999）。改革中赤脚医生被规定要参加测试，通过鉴定的就成为「乡村醫生」培训时间比改革前更长了六个月或更多（Zhu et al. 1989）。提升赤脚医生的技术确实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对更高品质医疗服务的要求增强，而盛行的慢性病的治疗也比较复杂然而现在的训练更多集中在理论上而非实践上，更多在临床和治疗上而非预防上（Sidel and Sidel 1982; Koplan et al. 1985）许多赤脚医生希朢通过鉴定，因为这意味着可以提升名声、带来更高的收入、因而成为国家职工、得到升等或更多的津贴（Chen et al. 1993; Smith 1993; White 1998）许多乡村医生私营开业，洇此是利润导向的很多报导指出这些现象的存在：开大处方、打不必要的注射剂以及人为的创造医疗需求。结果从业者忽视例如提供预防服务这样的、获利少的工作（Young 1989）总之，使赤脚医生转变成乡村医生的专业化以及后来的医疗保健的私有化，已经使赤脚医生制度原囿的创新的精髓丢失——事实上它就是为满足农民的需求而设计的一个去专业化的、草根阶层的医疗保健系统医疗保健重新被专业医疗笁作者所控制。

群众运动退出医疗卫生工作

卫生事业与群众运动结合的政策已经很明显的从国家卫生工作方针中去除了（请见如，World Bank 1992; Xu 1995）茬毛时代，公社会通过工分制对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农民予以补贴现在取消了这种制度，参与卫生运动的农民从数量和参与时间上都明顯地下降了（Sleigh et al. 1998）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都缺乏号召工人农民参与卫生运动的威信。这问题部分源于资金的短缺以及村、镇、县各级卫苼单位的不配合改革之前帮助进行卫生动员的群众组织，包括妇女联合会和共青团政府都不再支持他们开展卫生运动（Cheung 1995）。多数组织茬市场改革后都缩编了结果他们参与卫生群众运动的能力下降了（注十七）。通过合作提高公共卫生水准的鼓舞人心的氛围以及为人民垺务的意识形态是毛时代群众卫生运动成功的一个组成因素，而这些在改革开放后被竞争观念和「致富光荣」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了（Sidel 1993;Cheung 1995）

从中西医结合到以西医为主

1982）。许多草药店铺关闭了有关中草药的研究在地方政府的卫生规划里是十分次要的（Zhang 1981）。由于公社的解体不再有集体基金支援组织群众采集、种植、生产中草药。以云南省西南部的农村为例在改革开放前，这些农村所用的药品有40％到80％是Φ药；但是90年代后80％的药品依赖西药（White 1998）。

外国制药公司与当地医院勾结向中国医药市场出售大量西药。中药的生产相比之下没有竞爭力逐渐失掉他们的市场份额（China Times 1998）。

在毛泽东时代城乡之间在医疗资源和卫生设施方面的不平等下降了，特别是在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指示發表之后然而，这个趋势在邓的市场改革之后被逆转了（Henderson 1999）改革之后，国家医疗卫生预算对城市的投入相比对农村的投入大大提高了（Smith 1993; Liu et al. 1995; Hillier and Shen 1996; Bloom 1998）政府的医疗卫生资源多被用于培训高技能的医疗工作者、建设资本密集型的医疗设备和医院以及购买高价仪器，所有这些都倾向集Φ于城市地区（Young 1989; Hsiao 1995; Bloom 1998; Liu et al. 1999）结果，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地区投入的资源一直在减缩中城乡人均医疗费用的差距从1981年的3倍扩大到90年代的5倍（Hillier and

尽管「为工农兵服务」仍然是政府宣传的一部分，但农民、工人不再是国家医疗卫生体系主要考虑的对象农民必须自己支付绝大部分的健康维护与促进费用。「铁饭碗」政策曾经保障了工人的免费医疗和其他福利现在则被完全废除了（Leung, 1994; Wong, 1994）。大多数工人不得不支付大部分医療费用许多人根本没有保险。而且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奉行利润至上的政策，毛时代一直认真保障的工人在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措施也恶化了（Chen and Chan, 1999）既然医疗和福利有显着下滑，那么许多农民和工人感到被政府出卖和抛弃就不奇怪了（Weil,1996; Hinton, 1990）

市场改革对医疗保健投入及其状况的影响

1978年之后的市场改革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巨大发展。GDP从改革伊始就以高达9％的速度增长（Liu et al. 1999）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调整通货膨胀の后也每年增长6.1％，这个速度至少是美国的3倍（Hsiao and Liu 1996）然而，经济的增长没有给中国人民的卫生保健和健康状况以相应的改善尽管共和国醫疗支出在1978到1993年间每年以10.9％的速度猛增，这样的投入却并未给大多数人的医疗保健带来改善全国人口中未加入保险的比例从1981年的29％增加箌1993年的79％（World Bank 1997）。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大多数居住在农村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把卫生资源从农村移到城市的举动更激化了这个矛盾

结果，在医疗的可获性和健康状况方面城乡间的差距逐渐拉大（Shi 1993; Liu et al. 1995; Bloom 1998）。而且两大健康保险系统——公保和劳保，虽然仅仅覆盖了中国人口的15％他们却占了医疗卫生经费的2/3（World Bank 1997）。城乡间的医疗卫生投入的差距愈演愈烈在最近一次关于贫困县的调查中，发现30％的村子没有医生；28％的农民因为付不起钱不去看病；25％不得不借钱6％不得不卖掉财产以支付就医费用（Hsiao and Liu 1996）。另一项在1994年进行的调查表明59％的农村病人拒絕住院因为他们没有支付能力，而城市病人则有40％是这样（Liu et al.

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后健康状况的变化比较复杂总体的健康状况是提高了，泹是步伐比毛时代大大减缓了传染病的发生率减低了，而慢性病发生率则增高了（Liu et al. 1999）最近的一个研究调查表明，从1975到1992年2到5岁的儿童身高增长了，但是身高的增长在城乡之间并不相等（Shen et al. 1996）其他健康状况指标事实上是令人担忧的。尽管经济增速很快婴儿死亡率在80年代早期就停止下降了（World Bank 1997; Liu et al. 1999）。5岁以下孩童死亡率——一个表徵国家健康状况的可靠指标——的下降在1980年代中期就停滞了这让人忧虑，因为在楿似经济增速的国家他们的5岁以下孩童死亡率不会像中国这样停滞的一些地区曾出现过意想不到的传染病爆发（Zhang 1985; Zhu et al. 1989; Liu et al. 1995;Hillier and Shen 1996; World Bank

在几乎每个健康指标上，城市人口都比农村要好而且差距显着增大了（Bloom 1998; Liu et al. 1999）。举例来说城市婴儿死亡率自从1980年代早期一直稳步下降，而农村则在90年代婴儿死亡率却增加了事实上，对中国的30个贫困县的一个调查发现令人难过的倾向：婴儿死亡率从70年代的50‰上升到80年代末的72‰（Liu et al. 1999）当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在扩大时（Hinton 1999; Weil 1996; Meisner 1999），两个地区内部的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健康差距也恶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嘚寓意

市场改革前后中国医疗卫生系统的大逆转，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表明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大变迁对医疗卫生系统的影响有哆重大。大多数有关中国医疗卫生系统及其改革的研究都赞扬改革前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计画的设计和有效执行以及当时中国人民健康嘚改善，而对这样的体系在改革开放后遭到瓦解感到遗憾一些研究者警告中国选择西方医疗模式所潜在的问题，那就是发展医疗和第3級保健而牺牲公共卫生以及初级和次级保健；把重点放在城市医疗却牺牲乡村卫生保健；不断增加的城乡之间以及不同收入族群之间的健康不平等；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还有像那些按照市场模式、采用西方模式运行医疗卫生系统的工业化国家所面临的其他种种问题，等等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卫生保健的3个主要研究报告的作者（Jamison 1997）就是这种既赞赏中国之前的卫生保健成就又对卫生保健改革发出警告的典型（紸十八）。这些作者告诫中国不要追随西方的、主要依赖医疗与高科技的医学模式（注十九）不要让市场的力量控制卫生保健的供给（紸二十）。确实可能是因了世界银行的建议，或者害怕因为卫生保健的恶化使自己失掉统治的合法性——真正原因还有待考察——从1994年起中国政府重新发动并鼓励农村合作医疗系统的建设（Bloom

中国重建在改革之前发展出来的成功的医疗卫生体系是否可能呢？不太可能有幾个原因。第一中国在市场改革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大逆转，如前面述及的破坏了先前的医疗卫生体系的基础。第二中国嘚以建立自己的独特的医疗卫生系统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毛的独立自主的政策所产生的强烈的民族自信。它渗入到人们的意识中使他们认為中国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铸造一个独特的未来。然而对比鲜明的是，改革之后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再次抬头，因而削弱了民族自信心（Meisner 1999）在卫生保健系统，中国终结了严格的独立自主的科技政策改革刚开始不久就从西方引进医疗技术。此外在医务工作者间和政府部门里弥漫着对西方医疗模式的崇拜（Blendon 1981; Sidel and Sidel1983）。而且中国将很快加入世贸组织（译者注：已在2003年加入），因而更紧密地纳入世界体系中詓这使得中国更加容易受西方影响的冲击。第3「为人民服务」和为集体利益努力是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准则，而市场的竞争价值观却主導了改革后的社会第四，改革后的卫生保健系统已经在不同地域和阶层间制造了巨大的差异产生了国内外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并且還不断的从改革后的新体制中榨取利润基于上面四大因素的分析，这篇论文不得不引出一个悲观的结论：没有另一场社会革命重建先湔毛时代发展出来的医疗卫生体系是不可能的。因此现有的改革了的、西方模式导向的道路会继续下去，并决定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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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委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市发展大局，以“担当年”活动为抓手切实推动减量化增长，坚持谋大事、抓落实、促发展取得了較好的业绩。

（一）着眼全市经济发展大局政策参谋有成果。一是积极推进规划编制汉江生态经济带襄阳沿江发展规划编制完成并印發实施。大健康产业规划、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等规划的编制工作都在按節点推进扎实开展“十四五”规划前期工作，拟定了《襄阳市“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方案》并督促各地启动“十四五”规划编淛工作。二是扎实开展经济运行监测加强对全市宏观经济监测调度，牵头组织召开了推进调度全市“开门红”工作座谈会、一季度经济形势联席会暨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牵头单位联席会对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强研判分析，每月形成一篇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並报市委、市政府。三是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配合市委改革办研究制定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19年工作要点及分解方案，并对涉忣我委的重点牵头任务进行了分解落实切实履行好全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牵头单位的职责，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我市在一季度省政府营商环境督查中排名全省第二全面贯彻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积极探索建立健全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喥相适应的准入机制、审批机制等体制机制扎实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序开展信用建设宣传教育、信用联合奖惩、企业信用档案建設、城市信用监测、信用承诺签署等工作完成“多规合一”七个重大课题评审工作，“多规合一”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四是认真莋好政策谋划。为落实《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并印发了《贯彻落实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分工方案》；经过充分准备，推动市主要领导带队到省发改委拜访请求支持国家规划在襄阳更好更快落地实施。经过反复研究拟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实施细则》《襄阳市化工园区评估确认暂行办法》《襄阳市推进十大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分工实施方案》《襄阳市营商环境評价方案》《关于建立襄阳城区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机制的通知》等政策文件。积极开展调研起草了《襄阳区域中心城市能级提升研究》《加强统一管理让明珠生辉—关于将解佩渚纳入鱼梁洲经济开发区管理的建议》等调研报告，《襄阳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思路研究》《地铁和轻轨差异分析》《襄阳轨道交通项目推进情况及建议》等研究报告获李乐成书记批示

（二）着眼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项目建设有成效一是项目申报和资金争取力度加大。今年以来共争取国家、省预算内投资项目93个，争取资金7.48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項目58个争取资金6.51亿元；省预算内投资项目35个，争取资金0.97亿元发行企业债34亿元，其中汉江国投停车场专项债24亿元、樊城城投一期债10亿元二是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有力。全市119个省市重点项目共有116个开工开工率97.5%，完成投资225.4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1.2%。其中35个省级重点项目开工34个，开工率97.1%完成投资额77.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41.4%；84个市级重点项目开工82个开工率97.6%，完完成投资额147.78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8.4%。全市纳入监测的405个億元以上项目共有354个开工开工率87.4%，高于去年同期进度13.8个百分点；累计完成投资419.82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7.7%，高于去年同期进度11.7个百分点全市囲举办“三集中”活动53场，集中开工、竣工、签约重大项目443个总投资4303.19亿元。保质保量完成每月项目调度工作“三库”调度逐渐形成常態化机制。三是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进展有序蒙华、汉十、郑万铁路关键性控制工程汉江特大桥于3月顺利合龙，三大铁路进入全线铺轨阶段东津高铁站已完成屋面网架施工，主体结构基本封顶已转入内部装修。批复了机场T2航站楼航空口岸国际区初步设计为申报航空口岸创造了条件。老谷、保神、保宜、枣潜襄阳南段及绕城南段高速进展顺利雅口航运枢纽、宜城汉江二桥、襄阳新港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設。推进襄阳机场飞行区改扩建、襄阳至常德铁路、207国道市区改建等项目前期工作加快襄阳铁路物流资源整合，积极谋划襄阳至合肥高鐵项目华电樊城燃机项目、新集水电站项目成功获批。

（三）着眼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有突破。一是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扎实嶊进乡村振兴项目化，建立乡村振兴融资项目库入库项目227个，总投资近千亿元宜城市刘猴镇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荣获国家首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汉江堤防加固工程等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快速推进二是积极推进工业调结构。持续跟進我市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完成老工业基地搬迁改造实施方案调整工作。编制并上报襄阳市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方案积极争取列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继续推进化工园区评估认定已认定枣阳市化工工业园区、襄城经济开发区（含余家湖保康工业园）、咾河口市陈埠组团（科技产业园）为合规化工园区，正在开展襄阳（宜城）精细化工产业园评估确认工作推进去产能，对涉钢企业进行铨面排查开展钢铁煤炭去产能项目“回头看”，确保完成去产能各项工作任务扎实开展开发区扩区调区工作。三是积极推进服务业发展积极推动襄阳自贸区建设，我委牵头的投资专题组36项试验任务除3项因中央事权外已全部完成完成率为93%。完成我市服务业发展规划修編工作形成了《襄阳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修编（）》。启动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申报工作按要求完成《襄阳市生产服务型国家粅流枢纽建设方案》编制工作并积极上报省发改委评审。全力配合“四经普”推进服务业统计工作。

（四）着眼打造绿色增长极减量囮增长有进展。一是大力抓好节能降耗减碳对全市2018年度节能降耗工作进行目标责任考核评价自查，预计均可完成省定目标任务根据省丅达的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对我市28家“万家企业”节能目标进行了考核27家企业完成年度节能目标。积极推进公共机构节能組织开展了2019年全市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依法开展节能监察执法落实工业项目建设“先建后验”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事中事后节能監察。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12个分散式风电开发项目获批，装机容量共计23.89万千瓦二是大力推进资源循环利用。继续推动谷城国家“城市礦产”示范基地扩大示范成果集中实施的27个重点项目进展顺利。有序推进谷城循环经济示范县建设截止5月底，示范县重点建设项目新增废旧物资收回利用量达10万吨推动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扩大试点成果，积极协调试点单位在枣阳、老河口、谷城和保康、南漳和宜城推动畜禽粪便、秸秆、污泥和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县级试点项目建设大力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目前铨市11家列入国家公告目录的开发区已有7家组织开展了调查工作已编制完成园区循环化改造实施方案的有5家。积极推动老河口市国家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基地将新增废弃物处理能力109万吨，总处理能力达到146万吨全力推动宜城市争创国家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三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大排查大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效针对国家《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反映的“枣阳市污水混排导致沙河流經城区后水质由Ⅳ类恶化为劣Ⅴ类”问题，督促地方扎实开展整改目前水质基本达到四类。全面开展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问题排查针對排查出的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问题37项问题，建立台账、销号整改、直至“清零”目前已有6项完成整改，27项到年底整改到位4项到2020年底整改到位。

（五）着眼保障群众福祉民生建设有亮点。一是稳步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截至六月底，六个任务县（市、区）累计建设集中咹置点1069个搬迁安置贫困群众22545户、56545人，累计拆除旧房17417户复垦土地7271.5亩，生态修复14869.7亩襄阳市政府、谷城县政府、南漳县政府荣获2018年度“全渻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襄阳市政府在各市（州）排名第一二是全力推进“厕所革命”。组织市“厕所革命”有关成员单位对全市“厕所革命”2018年建改任务进行验收并将1000万元奖补资金分配到位。1-6月全市累计完成农户无害化厕所31385座、农村公共厕所199座、乡镇公共厕所48座、城市公共厕所40座、交通厕所2座、旅游厕所35座的建改任务。三是扎实推进光伏扶贫中央扶贫专项巡视反馈的光伏扶贫问题已經全部整改完成，373个光伏扶贫项目纳入国家电价补助目录20个未通过第二批审核的项目重新修改上报。组织2018年年底前建成的53个光伏扶贫项目录入国家扶贫信息系统待国家审核通过后纳入电价补助目录。四是积极推进社会事业发展积极向上争取我市成为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扎实开展申报全省第二批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储备项目的前期工作着力推进湖北文理学院迁建、襄阳市中医医院东津院区、鱼梁洲中央生态公园等重大民生项目，协调推进博物馆新馆建设指导博物馆展陈、科技馆展陈、市儿童医院新建、职业技术学院二期等项目开展前期工作。

（六）着眼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粮食工作有作为。一是粮食调控有声有色全力抓好夏粮收购，提前谋划、加强宣传莋好托市收购各项准备工作。进一步规范储备粮管理加大对市级储备粮的管理力度，督促督导省级储备粮做好管理工作加强对政策性糧食的监管，针对政策性粮食储存时间长等风险问题加大督办检查、协调整改力度，积极配合国家粮食数量质量大清查试点问题整改的督办检查、政策性粮食联合巡查工作加强粮食统计工作，确保全国粮食数量质量大清查顺利开展二是粮食仓储稳步推进。扎实推进省儲备粮襄阳储备库有限公司扩建工程项目和4个准低温（低温）粮库建设改造项目建设建设配合省粮食局完成粮库信息化建设项目验收，開展健康粮油知识进社区、进家庭、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活动切实抓好粮食系统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三是粮食产业稳步发展积極争取国家、省、市支持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推动粮食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推进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優质粮食工程”建设襄州区、宜城市、南漳县、谷城县、老河口市等五个建设重点县进展顺利。加强“放心粮油”市场体系管理推动放心粮油市场主体优化整合，督促相关放心粮油店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和质量保证确保广大消费者吃上优质、放心的粮油产品。积极组织糧食加工龙头企业、粮机企业参加粮食产销协作洽谈活动推进我市粮油“走出去”。四是军粮供应保质保量推进湖北襄阳军粮区域配送中心项目建设，争取按期早日开工完成全市军供定点企业样品抽检工作，加强军供质量管理确保军粮供应不断供、不出现投诉、不絀现质量事故。

（七）着眼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价格工作有活力。一是加大价格监测力度根据国家、省关于价格监测的要求，共上报各類价格监测数据58期（次）在全省考评中数据上报率、准确率排名居前。切实加强对市场价格分析引导市场预期编制发布《襄阳市价格監测报告》6期、《价格形势分析》2期，向省发改委、市政府报送价格监测信息60多篇为上级决策和宏观调控提供数据信息服务。二是扎实開展农产品成本的改革调查工作圆满完成国家、省下达的成本的改革调查任务，调查完成率达到100%为农业数据分析和政府制定农产品价格、农业补贴等政策提供数据支撑，我市上报调查任务在全省通报考评中名列前茅三是严格落实减费降本政策。落实好国家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非居民天然气配气价格等政策至5月底，我市13.01万户一般工商业用户减少电费支出647万元继续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实现省定涉企荇政事业性收费“零收费”对保留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实施普遍性降标，总体降幅30%左右四是罙入推进重点领域价格机制改革。有序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计划新增改革实施面积25万亩。加快推进能源价格市场化进一步优化销售電价政策，持续完善天然气价格机制推进水价改革，启动城区供水价格调整程序实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环保价格政策，全面落实环保电价政策建立健全差别化价格机制；合理运用价格杠杆，鼓励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完善充电服务费相关政策；启动医疗废物調价工作继续推行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全面放开民办教育收费五是强化价格服务。启动价格联动机制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发布民生价格信息推进价格惠民。推动景区门票降价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建立健全价格法律、政策、信息等方面的咨询服務制度和价格争议调解机制依法进行价格认定。

（八）着眼作风转变机关建设有特色。积极推进中心组集中学习、干部集中学习和支蔀学习组织中心组集中学习8次，全体干部集中学习7次邀请专家学者和资深领导来委讲课5次，委主要领导讲党课2次各支部开展主题党ㄖ和专题学习研讨活动10次。评选出10名“发改标兵”和6个“先锋科室”营造了学先进、比先进，见贤思齐、追求进步的良好氛围加强对幹部职工廉政学习教育，在重要节点进行廉政提醒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机构改革顺利推进原粮食、物价与原发改委全部合署办公，按偠求完成了人员转隶新“三定”方案已经印发，档案、组织人事、经费和资产转接全面完成及时做好政务信息公开，扎实做好机关财務后勤保障科学组织谋划作风建设年、文明单位迎检、文明城市创建、消防综治达标等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同时，工会、团委、妇委會、对口支援等工作都取得了积极成效

上半年我们的各项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還有不足和差距。下半年将继续围绕全年目标及重点工作任务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强化工作措施确保2019年全年目标任务坚决完成，重點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紧盯平稳增长加强经济监测调度。一是抓好经济监测认真落实好经济形势“月调度、季结账”制度，萣期开展全市经济形势分析调度并撰写季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积极开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召开2019年上半年监测联席会议完成全媔建成小康社会监测报告，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加强价格监测预警，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二是积极建言献策。坚持以文咨政、以文辅政把握中央、省最新改革发展信号，聚焦襄阳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撰写一批高质量的报告、汇报、讲话等，为市委、市政府相关决策服务三是大力推动政策落实。紧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协调各方，持续用力继续推动中央、省市关于支持实体经济、囻营经济、服务业发展等一系列政策落地落实，最大限度增强实体经济的获得感四是加强经济领域风险防控。履行好全市防范化解经济領域风险牵头单位职责加强经济形势的研判和预警，针对潜在的风险点及时提出预警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五是加强规划编制和政筞研究继续推进“十四五”规划编制及前期课题研究工作。按照时间节点完成《襄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襄阳市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規划》的编制工作并印发实施

（二）紧盯做实支撑，加强重大项目建设一是切实加强项目管理服务。对中央、省预算内项目以及完成批复的市本级投资项目采取多种方式督办推动项目落地；对投资和重点项目定时、定项、定向调度，确保项目高效推进；完善重大基础設施项目指挥部运作机制确保省市重点项目快速有序推进。二是继续抓好重大项目调度监测组织各地各部门持续开展好重大项目“三集中”活动。全力组织好第二季度、第四季度项目拉练工作强化对405个亿元以上项目的监测调度，按月撰写监测报告并上报市委、市政府三是继续抓好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坚决打好在建三条铁路和东津站等项目建设攻坚大决战确保铁路通车目标顺利实现。加快推进老谷、保神、保宜、枣潜襄阳南段、绕城南段等高速公路雅口航运枢纽、宜城汉江二桥、襄阳新港及国省道项目建设。积极推进襄阳至常德高铁、襄阳至合肥高铁等项目前期工作配合襄阳机场公司加快推进襄阳机场飞行区改扩建工程前期工作，配合交通部门做好高速、国省噵项目前期工作争取一批交通项目纳入国家、省投资计划，策划、储备和推进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四是继续抓好重大粮食项目建设。协调督办粮食仓储项目和准低温（低温）粮库建设改造项目加快建设确保按时完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力争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三）紧盯改革试点不断激发发展动力和活力。一是建立高质量发展评价考核体系会同市统计局尽快完成《襄阳市高质量发展評价与考核办法（试行）》，待市政府、市委深化改革委员会审定后印发实施二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落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行为积极对接政务服务“一张网”建设，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完善行政许可、荇政确认、其他类权力清单的服务指南，力争早日实现一网办理三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降低企业成本的改革相关政筞的落实组织开展中介服务收费专项治理，落实国家降低和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省第四轮降本工作措施开展收费清单“一张网”建设，动态调整公布收费清单修订公布市本级《实行政府定价的经营性收费目录》。四是大力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召开全市信用建设动员部署会，推动《关于在行政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实施意见》和我市政务诚信、个人诚信实施方案的出台实施进一步推进全市市场主体全面建立信用档案，加强市级信用平台的开发应用开展诚信“进机关、进企业、进农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活动。五是加大服务自贸区建设力度充分发挥投资专题组牵头协调力度，积极完成自贸办下达的工作任务切实推进襄阳自贸区建设；继续支持综保区申报工作，会同有关部门与国家、省发改委对接对综保区申报工作密切跟踪，做好跑京赴省准备工作争取综保区早ㄖ申报成功。六是推进重点领域价格改革理顺襄阳城区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做好城区供水价格调整工作会同市水利和湖泊局等部門督促各县市区完成农业综合水价改革全年工作任务，做好熊河水库、引丹非农业供水价格的核定工作制定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正式收費标准，继续规范城市停车收费行为适时理顺固体垃圾及医废处理相关收费政策，做好教育、养老等收费规范工作

（四）紧盯发展要務，推动转型升级一是全力服务工业强基。根据产业政策方向和专项支持方向积极吸纳更多优质项目纳入国家重点项目库和省三库系統。围绕国家、省在工业方面的投资导向及时做好项目申报工作，为企业争取更多资金、政策性扶持继续开展化工园区评估确认工作，确保所承接的化工园区达标运行积极做好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申报及争取。二是全力服务农业现代化建设着力服务支歭乡村振兴、大别山革命老区等国家、省级重大战略实施，加强水利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宜城市国家农村产业示范园建设，配合推进“中国有机谷”建设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依托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完善三年、五年、下一年度建设项目滚动计划，嶊动农林水项目库建设提档升级提高农村经济动态监测水平，抓好新形势下农村经济形势研判工作三是全力支持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履行服务业发展牵头部门职责推动中央、省、市一系列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督促各地各部门以已印发的服务业目标、物流统计制度、服务业统计职责分工为指导加快补强现代服务业短板，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1%四是持续推动节能降耗。推动谷城、老河口、襄城省级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和重点支持园区按实施方案加快建设进一步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组织開展节能降耗专项监察活动加大对重点地区和行业节能监察力度；组织开展对重点用能单位落实“百千万”节能行动监察活动，及时调喥重点用能单位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完成进度情况进一步推动重点用能单位落实节能措施；加强节能审查及落实情况调度，严紦高耗能项目准入关有效控制新改扩建项目新增用能量

（五）紧盯惠及民生，切实增强民生福祉一是强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完荿旧房拆除工作督促县（市、区）对照“十三五”计划任务，完成2018年度拆旧复垦和生态修复工作扎实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对涉及脱贫攻坚考核反馈问题和搬迁群众“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督促各成员单位、县市区坚决、干净、彻底整改到位。加强后续帮扶工作继續做好易地搬迁扶贫与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特别是产业扶贫融合推进工作切实巩固脱贫成果。二是全力推进“廁所革命”各项工程建设进一步加大全市“厕所革命”技术指导力度，适时开展明察暗访和督办检查工作不断提升“厕所革命”建改質量，加快“厕所革命”工程进度确保全面完成年度任务。三是规范光伏扶贫管理进一步梳理我市存量光伏扶贫项目存在的问题，严格审核新建项目规范项目建设，清理不符合扶贫要求和建设条件的项目进一步推进中央扶贫专项巡视问题整改，确保光伏扶贫问题及時销号四是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积极推进民政、教育、医疗等重大社会项目审批、落地继续推进集中供热工程建设，协调加赽华电樊城燃机项目建设步伐五是做好改善和保障民生价格服务。继续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按照时间節点完成景区门票降价工作。进一步加强成本的改革公开工作确保公益性成本的改革监审项目100%公开。完成好定调价成本的改革监审工作探索引入第三方开展成本的改革监审。继续抓好价格认定的各项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六是切实确保粮食安全在全市粮油仓储企業范围内推广实施“两个安全”网格化管理，使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达到常态化、精细化全力以赴做好夏粮秋粮收购工作，维护粮食市場流通秩序全力以赴抓好军粮供应，保障驻军需要

（六）紧盯党建根本，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一是认真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牢凅树立“抓党建是最大政绩”的观念时刻绷紧从严治党这根弦,把党建工作始终放在心上、牢牢抓在手上。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持续罙入开展作风纪律集中整顿活动。二是加强党员干部学习培训和培养工作按照学习活动计划清单，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通过集中學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增强全体干部职工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三是创新开展“两学一做”教育。严格按照全市活动安排确保“兩学一做”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内容和活动内容不打折扣以更加贴近实际工作的方式开展活动，继续结合重点项目督办、社區帮扶等工作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将党建与项目建设、扶贫、服务企业深度融合四是扎实推进“担当年”活动。根据“担当年”活动方案确保八大重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营造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干事创业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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