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三十年前的存款单
一张三十年前的存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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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父亲二三事
父亲是两年前的6月1日凌晨因心力衰竭溘然辞世的，享年87岁。前不久，我在重新整理他的遗物时，竟然从一个精装日记本的塑料皮封衬里，找到了一张写有我的名字的存款单。更意想不到的是，这张金额为100元人民币的存单，存款时间竟是1978年12月底，距今已经30多年了。
望着这张质地有些泛黄，带着复写纸印迹的存款单，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并没有感到多少惊喜，反而有种凄楚的感觉。脑海里顿时浮现出父亲那勤勉劬劳的身影和当年那困苦的岁月。
说起来，父亲是位“老金融”。他1957年从三井村村会计的任上被选调为郯城县泉源区三井公社（后来叫“三井管理区”）农村信用社业务员，直到从郯城县归义乡信用社主任的位子上退休，心里一直牵挂着农村金融工作。我从记事起，就经常看到父亲肩上挎着一个用木制医疗箱改装的办公包，走村串户，动员乡亲们把一时不用的钱存起来，，为村上手头紧巴的农户发放贷款，整天忙个不停。夜晚回到家里，父亲常常伏在煤油灯下的办公桌上，一边用手拨打着长长的木算盘，一边仔细核对着账目，往往忙活到深夜。
小时候，我不知道农村信用社业务员的权利有多大，职责有多宽，反正我觉得父亲管事挺多。在乡亲们的眼里，父亲简直就象“及时雨”、活菩萨。村上一些生活困苦的农民想添置生产资料而暂时缺钱，找到父亲往往就能满意而归。谁家卖了生猪，甚或卖了鸡、鸭、家兔之类有了点积蓄，父亲立马前去动员他们把钱存在他那里，并一再承诺为他们保密，叮嘱他们随用随取。就连上级拨付给村上困难户的救济金，发给军烈属的抚恤款，也总是由父亲上门逐户送去。那年月，上级经常组织一些脱产干部成立工作组包村包点。父亲也经常被抽调为工作队员，同区上派来的脱产干部一样，在村上召集会议，向农民群众仔细讲解上级的方针政策。年关期间，村上供销社业务量增大，售货员人手不足，父亲就跳进柜台充当起临时售货员来。那时的父亲，俨然就是一个“百事管”。
其实，相对国家正式干部而言，父亲那时候只是一个“半脱产”的“工作人”。（注：“工作人”是当时农民群众对国家干部的一个称谓）。父亲的薪酬很低，大约只拿同等级别正式工作人员一半的工资。可是，他的业务量却着实不小。他所服务的区域除马陵山西麓的三井管理区所辖6个自然村外，还兼管着马陵山东麓鲁庄管理区的5个山村农民群众的信贷业务。刚开始工作时，家里没有自行车，父亲就整天步行到他所管辖的几个村子开展工作。后来，上级奖励给作为先进工作者的他一个自行车指标，父亲买了一辆“大金鹿”。这大大方便了他的出行。不过，当时的村级道路都没有硬化，连沙子都没铺。甚至通往马陵山上的一些村子，只是一些崎岖的羊肠小道。有时碰到下雨天，道路泥泞，或者遇到陡峭山路，实在难以骑行，父亲就索性把“大金鹿”扛在肩上，赤脚步行前往。一天傍晚，父亲推着自行车回到家里。我看到他走路一瘸一拐的，背上留下一片血印，裤脚撕裂开一道大大的三角口子。母亲上前关切地询问了好几遍，他才不好意思的说，是经过马陵山中的那段陡峭山路“阎王鼻子”时摔的。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对人谦和，对信贷业务十分精通。特别是他在总账时，那算盘打得劈里啪啦十分熟练，很惹得邻近村上的一些会计们羡慕推崇。不过，使我印象更深的是父亲对本职工作的敬业精神。在我的心目中，父亲简直就是个“存款迷”。只要是听到谁家有了些许收入，他总是三番五次上门动员人家把钱存到他那里。我在后屯村有个姓张的小学同学，其父亲解放初期到了香港谋生，家中留下张同学和他母亲相依为命。每每过段时间，张同学的父亲就往家里寄来港币。而张同学从邮局领来的港币，总是由父亲帮助兑换成人民币，然后替他把钱存起来。有时候张同学想用钱了，托人捎个话。父亲就骑上自行车，把支取好的钱亲自给他送去。三井村西头张家围子有个烈属老奶奶。上级定期发给她的抚恤金，都是由父亲给办好存折然后亲自送上门。有时候这位老奶奶需用钱了，父亲得知后立马把钱支好亲自送到老奶奶手里。谁家暂时有了一笔小钱，哪怕三五元，只要不急用，父亲也要动员人家把钱存上。
当年，我在距离老家15公里的县城上班，每逢周末总要回家看望父母。每次离家赶回县城上班时，我都要塞给母亲几元零花钱，嘱咐她拿着上街多买点菜和喜欢的零食，别不舍得花。在城里上班的妹妹有时回家，也常常塞给母亲一些钱以示孝敬。一次周末，我回到家里，母亲拿出一张200元存款单笑吟吟的递给我。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我和妹妹每次给母亲的零花钱，都被父亲全部“回收”给存了起来。当时，我很为父亲的这个做法而哭笑不得。
1977年底，妻子所在的医疗所年终结算，分得了84元红利。对这笔当时看来不菲的额外收入，妻子原打算用来买件当时城里流行的风衣，给孩子添置点衣服，给双方家中老人购买点营养品。傍晚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妻子告诉我这个想法，我也表示赞同。谁知，妻子的这笔钱被父亲知道了。他把我们叫过来说，你们打算买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急需的，还是先把钱存上吧。接着，他从自己身上掏出16元钱，说是给凑个整数。妻子见父亲这么执着，乖乖的把钱交给父亲，让他存了起来。当时，我们和父亲一起生活，家中财务大事都由他主管。那张存款单，我们也就没好意思向他要，时间长了，竟淡忘了。谁知这笔钱竟成了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张存款单亦成了我们对父亲的不尽怀念。
前几天，我找出这张满含心酸回忆的存款单，打算把这笔钱提出来。我甚至想象着这笔30多年前的存款，利息应该长了不少了。这时，妻子却打了拦板。她动情地说，“还是继续留着吧，当个纪念。咱家现在也不缺那千儿八百的钱了。”
是啊，3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而这30年也是沧桑巨变。父亲已离我们而去，而那个年代，在记忆中亦渐行渐远了。如今，银行系统早已经实现了存款、提款、转账的电子化支付体系；居民存款有了自助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银行工作人员的环境亦非父亲那时可同日而语。我常想，父亲要是能赶上现在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该有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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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10月）
（作者：徐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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