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出口实证研究
来源：红柚论文网
发布时间： 23:04
　　中国的收入分配一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讨论，其中从”劳动-资本”的分配关系视角分析，是近年来学界非常活跃的话题之一。从经济学来说，劳动收入占比反映了劳动和资本两类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和分配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了集中体现。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计算，本文发现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下滑，相比1992年，2011年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7.57%。因此，如何理解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实问题。理解劳动-资本的收入分配关系，有两个维度：一是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发，在讨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学者们已经形成了很多研究成果和共识(郭树清，1991;权衡，2015);二是从经济增长尤其是出口导向性增长模式与制造业出口视角，把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化放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进行分析，不少学者将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之一归结为中国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所致，认为中国大量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同时中国大量的出口由外资企业主导，前者导致中国出口的贸易收益较低，后者使得中国劳动者处于不利的劳资关系之中，所以制造业出口拉低了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
　　然而，发展经济学研究表明，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出口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出口对于经济增长、技术溢出、就业创造和外汇储备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前，在经济增速换挡的大环境下，中央政府又开始试图通过出口来稳定经济增长，日出台了《关于促进外贸回稳向好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来刺激外贸的发展。
　　那么，中国的出口模式是否真地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中国制造业的出口是否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与企业劳动收入占比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在理论上有助于本文深化认识出口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也有利于本文理解中国开放经济模式及其收益分配，在实践上也有助于理解中央政府如何正确处理好出口与经济增长及其收入分配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出口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作用。
　　从现有主流文献看，有关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产业结构，相比于制造业而言，农业和服务业被认为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所以产业结构的变迁将会影响一国的劳动收入占比(白重恩和钱振杰，2009;罗长远和张军，2009);第二，偏向型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偏向型将关系到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当技术进步偏向于提升资本的效率时，资本的相对收益就会上升，劳动收入占比则会下降(Acemoglu，2000)。王永进和盛丹(2010)认为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则是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第三，市场的不完全竞争，这两类市场的不完全竞争都会导致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Bentolilaand Saint-Paul，2003)。周明海等(2010)认为，在现有的招商引资环境下，外资企业在劳资谈判中的强势地位是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之一。以上因素都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起到了重要的解释作用，本文将在控制以上主要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进一步分析企业出口对制造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本文运用年的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制造业出口对出口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对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外资企业出口对其劳动收入占比同样也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本文经过分析，进一步认为，就制造业出口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传导机制而言，在劳动力相对富裕的国家中，出口企业倾向于雇佣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劳动更密集的生产环节，生产更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作为一个”助推器”，将企业推向了生产(从事)劳动力更为密集型的产品(阶段)，从而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在此过程中，企业劳动收入占比改善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生产结构的转换。
　　本文与以往文献的区别如下：第一，本文从企业层面，分析了制造业出口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积极影响，对出口影响出口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传导机制进行了识别并加以实证研究;第二，本文明确识别了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及其变化趋势。以往文献受制于产业层面的数据，不能区分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考察出口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时，往往将出口作为解释变量，部门行业即非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这样的回归估计多数为间接效应，且受制于该部门行业中出口与非出口企业之间的比重;第三，明确识别了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及其变化趋势，研究了外资企业出口对其劳动收入占比的积极影响。以往文献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很难区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所以，大多都是近似地估计了相对效应。
　　一、出口企业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传导机制与实证模型
　　(一)传导机制分析
　　本文基于Acemoglu(2003)的设定，将偏向型技术进步引入CES生产函数，于是本文得到企业的生产函数。其中，Yi为企业i的产出量，为了方便数学处理，这里本文假设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投入品为零，那么企业i的产出量即为企业i的增加值;Ali为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进步，Aki为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Li为企业i雇佣的劳动力数量;Ki为企业i中的资本数量。δli为企业i中劳动力的产出系数;δki为企业i中资本的产出系数(δli+δki=1)，ρ为两类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根据BentolilaandSaint-Paul(2003)的结论，在要素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劳动收入如下，其中，ki为资本产出比。由式(1)可知，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将随着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上升而下降((?LSi?Aki)&0)，随着资本产出比的上升而下降((?LSi?ki)&0)。
　　根据H-O定理可知，在劳动力相对富裕的国家中，本国劳动力相对资本的价格低于外国劳动力相对资本的价格，所以本国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本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CrozetandTrionfetti(2013)指出比较优势不仅存在于国家层面，同样还存在于企业层面，他们发现不同要素禀赋国家间，相同要素密集度(K/L)企业的相对边际成本和相对销售也存在差异。在两国企业要素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在劳动力相对富裕的国家内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具有较低的边际成本。所以，在劳动力相对富裕的国家，本国企业选择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进行出口，才能够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随着本国企业出口的上升，本国企业的国际专业化分工水平会不断上升，Maetal(2014)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出口之后会进一步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提升其劳动资本比，即国际分工的深化效应。本文认为，由企业出口上升所形成的劳动资本比上升，意味着在劳动力工资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在出口生产过程中雇佣了相对更多的劳动力，生产了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此，本文可以得出如下命题：由于存在企业出口后所形成的分工深化效应(Maet.al，2014)，在劳动力相对富裕的国家内，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将随企业的出口上升而上升;而在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国家内，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将随企业的出口上升而下降。
　　出口与人均资本量。出口作为一个助推器，出口企业将转换企业的产品要素结构，生产其更具比较优势的产品。当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企业为获取更多的出口市场，出口企业则会进一步深化其国际分工，生产更具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劳动力富裕的国家内，企业倾向于雇佣更多本国的工人。此时，企业的劳动人均资本量将随着出口的上升而下降。
　　产品要素结构与劳动收入占比。在劳动力相对富裕的国家内，由企业持续出口所形成的分工深化效应使得企业生产劳动更为密集的产品，进而提升劳动收入占比。在劳动力市场处于非出清状态且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生产劳动更为密集的产品意味着企业会雇佣更多的工人，而不是提升工人的工资水平。相反，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企业生产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意味着企业工人工资的上升(萨缪尔森―斯托尔珀定理)。然而，实际情况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属于前者，即国内存在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由产品要素结构转换所带来的劳动收入占比上升，表现为雇佣更多的工人。
　　(二)实证模型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可得基准回归方程如下：
　　Labor Sharei,t=β1EXi,t+β2(KY)i,t+β3TFPi,t+{ControlVariable}+{FixedEffect}+τi,t(2)
　　Labor Sharei,t为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EXi,t为出口企业的出口量;TFPi,t为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用以刻画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Bentolilaand SaintPaul,2003);(KY)i,t为出口企业的资本产出比;Control Variable为其他控制变量，其中包括了企业的年龄、固定资产规模、人均资本量和成本加成率(mark-up)。本文采用的回归方法为最小二乘法。Fixed Effect为固定效应，本文控制年份、行业和省份的固定效应，Hsiehand Woo(2005)认为控制时间趋势可以控制在所有行业都发生作用的一般性技术进步，而控制行业效应可以控制行业特定的技术进步;τi,t为随机扰动项。β1是本文所关心的核心系数，本文预期该系数为正。
　　二、出口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发展趋势与相关统计性描述
　　(一)劳动收入占比定义的说明
　　根据现有文献，劳动收入占比被定义为劳动报酬与增加值之比(劳动收入占比=劳动报酬增加值)，由此，本文可以引申得出，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为出口企业为工人支付的劳动者报酬占其增加值的比重。企业劳动收入占比中的”收入”指的是企业的增加值，而不是企业的收入。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是一个结构性指标，是劳动与资本在贸易收益分配中相对地位的表现。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变反映的是劳动在收入分配中地位的变化。
　　(二)资料来源与说明
　　本文使用的是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类型为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1998年至2007年。本文中的出口企业定义为出口交货值占主营业务收入高于90%的企业，非出口企业即为出口交货值为零的企业，本文中的外资企业是指港澳台地区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包括合资、合作与独资企业)。
　　(三)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发展趋势
　　根据以上的定义和数据，本文计算得出了1998年至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均值，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十年间，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均值最高，为43.84%，其次是外资出口企业(39.94%)，相对的则是非出口企业仅占24.73%。从时间维度看，出口企业和外资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而非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制造业出口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动趋势符合本文之前的逻辑判断。从图1中可以看到两个特征，一是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高于非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这一现象符合之前的理论判断。劳动力作为中国的相对丰裕要素，中国出口企业将雇佣更多的劳动力，生产劳动更为密集的产品，所以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会因此上升;二是外资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低于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从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角度分析，外资企业一直被认为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在劳资关系中处于更强势的地位，所以相比全样本出口企业，外资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第二，外资企业相较全样本出口企业而言，其进口了大量国外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中间品，资本偏向型技术水平对于其出口的影响更为明显，所以外资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较低。
　　(四)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本文中所使用的劳动收入占比为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本年应付工资总额与工业增加值之比;本文采用的TFP根据LevinsohnandPetrin(2003)提出的方法计算而得①。表1为本文实证分析中涉及的主要变量的统计性。
　　三、基准回归
　　为了尽量地避免企业出口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内生性问题，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不仅考察了出口的当期值也考察了出口滞后一期(t-1)值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考虑出口滞后一期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除了有利于避免样本的内生性问题，也有利于考察分工的深化效应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从回归结果看，出口当期值、出口滞后一期值对出口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作用，说明中国的出口改善了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出口存在分工的深化效应。企业的年龄和资产规模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为正，意味着企业经营时间越长、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这也证实了出口企业的分工深化效应有利于改善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资本产出比、TFP、人均资本量和成本加成率对出口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显著为负，与本文的理论推断相一致。从外资出口企业样本看，出口同样能促进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但是其弹性略小于整个样本企业出口对劳动收入占比所产生的影响。
　　四、基于传导机制的回归
　　(一)分析企业出口对人均资本量的影响
　　分析企业出口对人均资本量的影响有助于本文考察企业出口是否雇佣了更多的工人，也有助于本文验证企业出口是否生产了更多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进而回答企业劳动收入占比改善是否源自企业生产结构转换这一问题。为此，本文对以下方程进行回归：
　　KLi,t=β1EXi,t+β2(KY)i,t+β3TFPi,t+{ControlVariable}+{FixedEffect}+τi,t
　　从表3中可以发现企业当期出口和滞后一期出口对人均资本量的影响均为负，这意味着随着企业的出口，企业倾向于雇佣更多的工人，改变企业出口的产品要素结构。本文进一步发现，企业出口滞后一期对人均资本量的影响大于企业当期出口对人均资本量的影响，这说明了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为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中国出口企业倾向于生产劳动力密集度更高的产品，深化产品的国际分工，从而降低其人均资本量。在表3中，本文还发现企业的年龄越大，企业的人均资本量越低。这一回归结果说明了企业出口时间越长，企业的人均资本量也就越低，这也说明了出口企业国际分工深化效应的存在，即在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内，出口企业倾向于出口其丰裕要素密集度更高的产品，转化其产品要素结构。
　　(二)分析工资溢价对出口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出口企业员工享有工资溢价是出口企业改善劳动收入占比的机制之一。Bernard et al.(2007)通过研究美国的制造业出口企业数据发现，美国出口企业的员工工资存在溢价效应，其背后的理论逻辑是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中国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改善是否来自于工资溢价，本文在此对是否存在这一机制进行验证：
　　Labor Sharei,t=β1EXi,t+β2(KY)i,t+β3TFPi,t+β4Wagei,t+
　　β5EXi,t#Wagei,t+{Control Variable}+{Fixed Effect}+τi,t
　　β5前面的系数考察了在出口作用下工资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如果该系数为正，则说明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同时也来自出口带来的工资溢价。
　　从表4第(1)列和第(2)列的相关系数中，本文发现中国出口企业并不存在工资溢价。第(2)列的系数表明出口作用下的工资变动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显著为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出口企业工资溢价的不存在。其背后的逻辑与中国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关。Daietal.(2016)的研究表明，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加工贸易，中国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所以中国出口企业的员工工资低于非出口企业的员工工资。由于外资企业主要从事加工贸易出口，所以在表4中，本文看到外资企业出口与员工工资交互项的系数相较全样本更大，这也验证了之前逻辑分析的一致性。
　　(三)分析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基于以上传导机制的分析，本文发现出口企业劳动收入占比改善的原因在于企业产品要素结构的转变。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传导机制，本文将考察企业出口作用下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如前文所述，出口企业倾向于生产劳动密集度更高的产品，企业的人均资本量会因此下降，企业的资本产出比也会随之下降，进而企业的出口会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为了验证这一传导机制，本文拟用出口与资本产出比的交叉项来估计出口与资本产出比共同影响下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情况，相对应的实证方程如下：
　　LaborSharei,t=β1EXi,t+β2(KY)i,t+β3EXi,t#(KY)i,t+β4TFPi,t+{FixedEffect}+τi,t
　　β3是本文所关心的，β3如果为正，意味着出口改变了企业的生产结构，通过降低资本产出比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这正是本文想证明的传导机制。
　　从表5可以看到，出口与资本产出比交叉项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企业随着出口的上升确实存在雇佣更多工人降低资本产出比的事实，与本文给出的传导机制相一致。在外资企业样本中，本文也看到了这一传导机制。比较表5与表2中出口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系数(β1)，表5中的系数明显小于表3中的系数，这说明交叉项作为传导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出口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由此，本文认为由于中国为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所以中国企业出口上升会使得资本产出比下降，进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
　　五、稳健性检验
　　实证回归的稳健性检验是实证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从扩大样本数量和考虑重大事件(入世)、样本的内生性三个方面检验出口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的稳健性。
　　(一)扩充样本
　　本文拟在稳健性分析中扩大样本量，本文将出口企业的定义放松为出口交货值占主营业务收入高于50%的企业，这一放松定义使得样本企业数上升了58.81%，外资企业数上升了63.32%。本文发现，在扩充样本后，出口与出口的滞后一期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仍然为正，具有稳健性。
　　(二)考虑重大事件影响
　　本文考察的时间跨度中包含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年份，”入世”作为重大事件对中国外贸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基准回归中，本文控制了年份的固定效应，但是为了进一步确保实证回归的稳健性，防止样本的信息结构突变，本文拟将”入世”前后作为两个独立的样本进行回归。出口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的作用都是稳健的，并没有因为”入世”而改变出口对企业劳动收入的提升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比较入世前后两个样本，”入世”后出口对于劳动收入占比提升的作用更为明显，这说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出口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
　　(三)内生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检验出口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第一，离散变量，本文拟按出口量大小将企业分为三组，不同的组别对应于不同的虚拟变量，将出口规模由连续变量转化为离散变量，尽可能避免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对出口的影响，进而考察出口的离散变量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第二，工具变量，本文拟将企业出口的滞后一期作为企业出口的工具变量。从表8可以看到，将出口变量由连续变量替换成离散变量，并没有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说明出口与劳动收入占比变化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利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也进一步说明了实证结论的可靠性。
　　六、结论
　　在出口与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若干逻辑关系中，本文主要考察了制造业出口对出口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实证影响，并分析了出口对劳动收入占比随时间变化的传导机制。本文发现：一是制造业出口对中国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二是外资出口对中国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同样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虽然其作用略小于全样本出口企业，但不存在对劳动收入占比改善的抑制作用;三是资本产出比和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抑制了中国出口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
　　出口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改善一直是学术界所关心的内容，但过往的研究对于出口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持有不确定的态度。本文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本文建议如下。
　　第一，稳定出口。面对当前”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和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仍然需要采取积极措施，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时这也有助于中国出口行业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有助于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中国加工出口企业大多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这会提高而非压低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对此应当具有科学的认识和判断;
　　第二，坚持对外开放。外资企业一直是中国出口的重要主体，是中国要素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载体。本文的分析和结论表明，外资企业出口有助于改善劳动收入占比，这有利于国家加快制定和优化外资梯度转移的对外经济政策，鼓励中西部地区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企业;
　　第三，加快培育高技能工人。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是抑制中国劳动收入占比改善的原因之一。高技能人才一直是中国外贸领域的短板，也是中国供给侧的短板。培育高技能人才，鼓励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将是中国进一步改善劳动收入占比的重要抓手。
下一篇：没有了
红柚论文网　版权所有文档分类：
下载后只包含 1 个 PDF 格式的文档，没有任何的图纸或源代码，
下载前请先预览，预览内容跟原文是一样的，在线预览图片经过高度压缩，下载原文更清晰。
您的浏览器不支持进度条
下载文档到电脑，查找使用更方便
还剩?页未读，继续阅读
播放器加载中，请稍候...
该用户其他文档
下载所得到的文件列表外资的讨价还价能力如何影响了地区引资结构.pdf
文档介绍：
投稿领域:国际经济学要素禀赋、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占比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来考察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技能溢价和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通过数值模拟我们发现,在“资本- 技能互补”假说下,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不仅会加剧技能劳动对非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而且还会导致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物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则有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进一步地,通过将技术进步方向内生化,我们还发现,技能劳动供给与技能溢价之间呈“驼峰形”关系,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呈“ U ”型关系,而物质资本积累会降低劳动收入占比。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单方程和联立方程方法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也印证了上述结论。本文不仅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国家在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会经历技能溢价,而且也为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 U ”型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解释。关键词: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 技能互补”假说劳动收入占比工资差距一引言自上世纪中期以来,我国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
年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 10.73 个百分点( Bai
et al . ,2006 )。逐步下降的劳动收入占比不仅有悖社会公平,而且制约了内需水平的提高(李稻葵, 2007 )。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能否有效提高国内需求,对于我国经济能否率先复苏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中国的经验并非独一无二,自 20 实际 80年代以来,很多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现象( Blanchard ,1997 ; Poterba ,1997 ; Krueger , 1999 ; Harrison ,2002 ;Takeuchi , 2005 ;Guscina ,2006 )。全球性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对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卡尔多”事实提出了严峻挑战,使得对该问题的探索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是,在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许多国家也经历了技能劳动对非技能劳动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一些经济学家将之归因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 Acemoglu , )。但已有关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理论只能解释工资差距的扩大,却无法解释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一般而言,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会降低非技能劳动的工资和收入占比,并提高技能劳动的工资水平和收入占比,因此,我们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总体收入占比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那么,在工资差距扩大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背后,是否存在某些共同的因素?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能否也用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或者,是否存在一个理论,对于上述两种现象给出系统一致的解释? 本文拟在一个包含技能劳动、非技能劳动和物质资本的三要素模型中,引入“资本- 技能互补”假说,以期对工资差距扩大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其基本思想是:在“资本- 技能互补”假说下,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一方面提高技能劳动工资水平,这就导致工资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也会引起物质资本收益率的提高,从而降低劳动总体收入占比的下降。此外,我们还将通过数值模拟证明,与通常的观点不同,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将倾向于推动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而不是下降。对此,我们的解释是,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一方面会提高资本收益,这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与技能劳动之间是互补的,也提高了技能劳动收入占比。因此,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大小。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将技术进步的方向内生化,并集中考察了技能劳动供给与物质资本积累对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基本结论如下:第一,技能劳动供给的增加将会同时带动资本偏向型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而且其对前者影响更大。这就意味着, 技能劳动供给不仅会带来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而且还会加剧资本与非技能劳动的收入差距( Acemoglu , );第二,技能劳动供给与劳动总体收入占比之间呈“ U”型关系,即在初始技能劳动匮乏的条件下,技能劳动供给水平的增加会降低劳动收入占比。一旦技能劳动水平超过某个临界点,技能劳动供给反而会提高劳动收入占比。这就为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 U”型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李道葵等, 2009 ); 第三,物质资本积累将会同时引起资本偏向型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但其对后者影响更大。因此物质资本积累不仅会提高技能溢价( Acemoglu , ),而且还会加剧资本对劳动的收入差距;第四,物质资本积累增加将会降低劳动总体的收入占比。本文的分析框架与 Acemoglu ( )、 Gancia 和 Zilibotti (2009 )相似,但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考察劳动力的禀赋结构对技术进步方向和技能溢价的影响,要素收入占比并不是他关注的焦点。此外,本文采用的是双层嵌套 CES 生产函数,并在框架基础上引入了资本密集型部门和“资本-技能互补假说”。在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上, Arpaia
et al . (2009 )与本文所采取的形式最为一致,并且该文也考察了要素禀赋结构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将技术进步的方向内生化,自然也就不能对要素禀赋结构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进行全面的刻画。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了一个基准模型,并分析了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第三部分通过将偏向型技术进步内生化对本文基准模型进行了扩展,并在此基础上集中考察了物质资本和技能劳动对偏向型技术进步和要素收入占比的影响;第四部分运用单方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联立方程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并重点考察了物质资本和技能劳动的作用;第五部分进行总结和评论。二外生技术进步方向、技能溢价与要素收入占比(一)基本假定参照 Caselli 和 Coleman ( 2000 ) 、 Duffy
et al . (2004 )以及 Arpaia
et al . (2009 )的思路,假定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为双层嵌套型常替代弹性( two-level nested CES )形式: Y 11 11 11 , lk h YY X XY Y εθεεθθεθεεθθ, 1 θε??????????= +=+& ????????& ( 1 ) 其中、和分别为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物质资本密集性和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 l Y k Y h Y ε为 和 l Y X 之间的替代弹性, θ为 和之间的替代弹性, k Y h Y 1 θε& & 表明,物质资本与非技能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物质资本与技能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这就是所谓的“资本技能互补假说( capital-plementarity )”。该假说最早由 Griliches (1969) 所发现和提出。此后,该假说被大量经验研究所证实( Hamermesh ,191
内容来自淘豆网转载请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