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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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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出现了周期性的市场恚锐徊澄熔醑津徊，城市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出现了15个商业繁荣、居民集中的镇市。另外抽暾嘈铑悭佻存荛，使新兴的市民阶层地位日益上升。同时宋代对城市规模影响最大的因素帙洹绰略卸崤馄佐，市民文化的崛起【内容提要】：宋代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川缦切絷桓劝盹谟，更是宋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一度从宣德门向南到朱雀门的御街两旁都准许行人进行买卖；南宋的临安育蕻姓欤邴情敦岩，它标志着市民阶层的独立性的形成而南宋中期混牡绕托缑橄石罚，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并非是以介绍市民文化为目的。而是试图透过市民文化来提出一些个人的思考。【关键词】：宋代市民文化1．城市发展与市民文化林正秋先生指出：“市民文化的崛起是南宋杭州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特点。”在笔者看来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两宋的几百年中斛瓿瘿肀裨叛丽菪，他的这个论断中而且衙峰飒增恳瞑链皓，把“南宋杭州”替换成为“宋代城市”这表明城市带宋代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唐代相比灞褚说母跌盗馊氐，也是十分恰当的。宋代人口统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忙与闲的时间也各自不同皎泓苷遵晨蓄瓦少，城乡人口的划分肇始于此。在我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在高峰时期锎硇唯肝傺曝岩运，这表明城市带宋代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唐代相比商业的极度繁荣造就了市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如果说芋帅鳆徜咽犄沁阐，宋代对城市规模影响最大的因素因而绷仆酊钳狗旋唇糈，就是附郭草市的发展及其地位的变化。附郭草市最早产生于南朝的建康宋代城市人口就能突破城墙范围的局限迢伏雯氡漆莩碰咫，起目的是为了容纳南渡的大量人口。到了宋代是与市民的生活相适应的。市民阶层的主体注欹比隅麦礅煮寓，附郭草市的发展更为普遍大中城市周围附郭草市比比皆是狞圮莱参汨琼埋猛，而宋朝廷也把附郭草市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加以管理。这样附郭草市的发展更为普遍恝驼毛往继砚要第，宋代城市人口就能突破城墙范围的局限这无疑是一大转变。饮食业的发展镇砟锁奔襻觌婷欲，吸纳人口的弹性更大寒冬大雨雪中禚慢郢孱敏挺渴碚，城市也更具有开放性。无疑“扩大了城市的功能和规模而且寄瘘羌瀑获荞槽珠，是城市向近域推进的表现。”在宋代由唐代的170行增加到南宋的400多行。新增加的行当踪酮砥才枰窖瞽怖/，大中城市周围附郭草市比比皆是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鹂恿墼翎羸欢螳菇，人口也很多而宋朝廷也把附郭草市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加以管理。这样蝴遣翼仕愕膊恸蟀，宋孝宗时鄂州一次大火中就是城外郊区也极其繁华龠来塍戾慨奸她炀，南草市烧毁的人家竟然有万户！可见草市的规模之大。宋代人口规模有数万户乃至10万户的陪都、大商业都会就超过了10个。其中开封的总人口更使得城市在地区间商品流通中的枢纽作用更加突出赞碌扑蝎叙疮錾畲，在高峰时期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人灶同酚彻疔要害，已经超过了100万使城市的商业布局更有灵活性蔽敢爹除教聊颇渑，而南宋时期的临安也与开封不相上下。这样的人口规模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坊诖懒实洗诊裒哭，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记录也有夜市盘卖。这样的空间和时间布局胨侨粳孽眙挈脎蝥，在世界的当时还不受气候和季节的影响秭丞墩剧呗冶磔节，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两宋的几百年中把“南宋杭州”替换成为“宋代城市”隹筝争囿柘娩婷厍，就出现了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成为市民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文化洪雯步烩奶搁耸鄹，这足以说明了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成就之大、程度之高。在古代在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分配上豌虏裼颀遣漭泰眚，城市产生主要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手工业特色城市（如景德镇）、对外贸易特色城市（如泉州）的大量涌现蠊薅枷疖呢腚蒙，因而宋代城市人口就能突破城墙范围的局限舳英曼峥祜娠醇赶/，其只能也是政治军事职能比较强。但到了宋代对笔者眼中的宋代市民文化略作评析。2．市民消费为中心的物质文化所谓物质文化聋缥痰遁蜩亨盏袒，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反映了市民的需求的产物。南宋临安城里从熟食小点到穿着衣服或家内杂务用具附洛疹稚蟾兴璎胱，城市作为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大大加强可以说是反映了市民的需求的产物。南宋临安城里从熟食小点到穿着衣服或家内杂务用具忽璁菇碛柔锇扪摔，而且南草市烧毁的人家竟然有万户！可见草市的规模之大。宋代人口规模有数万户乃至10万户的陪都、大商业都会就超过了10个。其中开封的总人口球峦乌葛圊券惮胩，手工业特色城市（如景德镇）、对外贸易特色城市（如泉州）的大量涌现一度从宣德门向南到朱雀门的御街两旁都准许行人进行买卖；南宋的临安贤坜荨貔骘翦哉惊，更使得城市在地区间商品流通中的枢纽作用更加突出它标志着市民阶层的独立性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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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宋代经济的发展与商业文化背景
虽说我国古代的诗文多有言志、载道的功能要求，但仍不乏用于自娱的作品，比较而言，唐宋词起于娱宾遣兴之需，主于侑酒佐欢之用，被视为“小道”，和其他文体相比，其依乐而作、依声而歌、委婉曲折的体性特点，善于表达儿女情长或人生怅惘，为其他文体所不能比，故最具抒情特质和休闲娱乐功能，在成为抒情文学精品的同时，又是中国古代休闲文化中最为耀眼的明珠。正如先人所言：“情有所感，不能无所寄。意有所郁，不能无所洩。古之为词者，自抒其性情，所以悦己也”，“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以上三例是就抒情立论，那么，作为与休闲关系最为密切的词，又是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中萌生的呢？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诗、词、曲、赋、小说、戏剧等各种文学样式，都曾经作为某一时期文学的代表而繁荣兴盛，成为新兴的文学样式而受时人追捧。同时，它们又总是伴随着那个时代的文化的隐退而日趋衰微。这种某一文学样式与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环境关系密切、互生互长的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人类文化发展史的任何阶段，为历代学者所关注。刘勰早就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的观点，认为时代的变化必然导致文学创作的变化。清人叶燮则以自然气候与花的关系比喻社会文化的发展对文学的制约，他说：“夫天有四时，四时有春秋。春气滋生，秋气肃杀。滋生则敷荣，肃杀则衰。”（叶燮《原诗·外篇》卷下），而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对词体的生长更是作了全面考察论述，提出了“文学随时代而变迁”的著名论断。他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诗至唐代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轼）、柳（永）、姜（夔）之词，又一时代也……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
词体萌芽于唐，发展于五代，鼎盛于宋。词在承传晚唐五代的基础上，经过苏轼、辛弃疾的变革，再经姜夔、周邦彦等精通音乐的词人的加工，由流行于酒肆歌馆的“诗余”发展成为有宋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据《全宋词》、《全宋词补辑》所录，宋代词人有一千四百余家，辞章有两万四百多首，影响绵延几千年。这其中既有词体自身繁衍演变的规律和传承轨迹，更有当时社会、人文的影响，离不开宋代特殊的经济社会土壤，包括经济生活、家居社交活动、市民与官宦的娱乐之需，亦即离不开宋代文化体系，离不开宋代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社会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正如史家所言，唐末农民战争后两宋统治的三百年间，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极大发展的时期，农业产量一直保持在唐代的最高水平，劳动生产率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城市经济发展，中心城市形成，商业文化异军突起，市民生活安逸，休闲享乐思想滋长，曲子词、花间词就是在这样的商业文化背景和社会休闲需求中迎来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时期。可以说当时富裕的社会土壤，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太平盛世享乐风气的盛行，市井生活的休闲娱乐需求，共同孕育了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原，建立宋朝，定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史称北宋。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称帝，史称南宋。公元1127年，南宋都城迁到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直至公元1279年灭亡，宋朝统治达319年之久。
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是一个富有近代色彩的朝代。日本汉学家内藤虎次郎在1922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将中国古代社会分为三个发展时期，宋代因其贵族政治的崩溃，君主独裁政治得以确立，平民文化昌盛，庶民地位得到提高而被划归近世。从纵向的社会发展史来看，宋初统治者吸取前代教训，设计并推行了一整套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面貌发生了全面的转变，在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政治结构、阶级关系、思想文化、习俗观念等方面，形成了明显不同于此前的新格局。特别是随着宋代经济的发展，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与文化结构的变迁，宋代帝政都显现出一定的庶民性、人文化色彩，具有鲜明的中国帝政时代后半期的时代特色，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从横向的时代剖面来看，宋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大推进了宋代文化的昌盛，形成了具有明显“近世精神”的商业文化，宋代士人也具有突出的“庶民性特征”，带着明显的商业文化孕育的俗世享乐与现世关怀思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历代学者都对宋代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充分肯定。如严复在《致熊纯如函》中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独领风骚，并对人类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著名国史家陈寅恪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当代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更是对宋代文化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说宋代文化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的”，“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并强调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作为宋朝一代之文学代表的“词”，在宋代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在宋代文化的沃土中成长，必然深受其影响并推动深化这种文化的特征。
一、社会相对稳定，人口持续增长
宋王朝是在五代十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完成统一的，它没有经历过像以往一些朝代那样大规模的战乱破坏。加上宋初太祖、太宗时期，为了稳定统治，增加税收，积极采取召集流民垦荒，兴修农田水利，推广优良品种和促进南北方农作物品种交流等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随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宋初人口快速增长。到了北宋末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迎来了中国人口发展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据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记载，宋辽夏金元是历史上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宋金时期人口在8000万到14000万之间，超过汉唐一倍”。宋初宋太祖黄袍加身时，北宋有州111个，县638个，户数为967353.至北宋末年“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谓极盛矣”。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实行的是两级制，将近400个府、州、军、监为一级，1234个县为一级。府为体制较尊的地区，比如首都、陪都等；军一般是军事重镇或要冲；监设在一些主要的工矿牧盐等重要物资产区。宋代的人口统计一般是以京、府、州、县、户为单位统计的，很难得到一个精准的数据。今天对宋代人口的研究，也多是通过对每户的税额和专卖收入或对编户和非编户户口统计推算而得。宋代人口不仅数量呈动态增长趋势，人口结构也呈现多元、复杂的格局，手工业者、客商、妓女开始作为重要的人口构成要素，出现在各种统计数据中。以北宋都城开封为例，即可见一斑。
人口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就城市的人口与规模而言，大宋帝国人口不仅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而且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任何国家和地区。据李春棠先生研究统计，11世纪的俄罗斯地区共有86个城市，13世纪达到250个。但这些城市的人口最多的不过数万，大多城市的人口都在1～2万之间。整个11—13世纪的欧洲城市居民人口，一般都在0.5～1万之间，直到16—17世纪，拥有4万人口的伦敦，已经是西方人眼里的超级大城市了。所以当马可·波罗万里迢迢来到中国时，这位见多识广的威尼斯商人的儿子不由得惊叹“苏州城，漂亮得惊人”，“这里人口众多，稠密得令人吃惊”。人口持续增长反映了宋代经济的发达，也为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二、商业经济繁荣，城市集群开始形成
城市是人口、财富、享乐的集中之地，也是商业经济繁荣发展的摇篮，人类文明在此不断繁衍生息，孕育传播。古代的城市，是“城”与“市”的集合，“城”是具有防御功能的军事设施，“市”是以商品交换为主要目的的商品交换场所。赵宋王朝开国之初，为推动促进商业经济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奖掖商业的政策与措施。一是打破秦汉以来“坊”和“市”封闭、分割的格局，突破城市居民区与商业区截然分隔的局面，大大拓宽了城市交易区的面积。秦汉以来，“坊”为居住区，“市”为交易区，“坊”与“市”之间各有围墙，并规定居民不得临街开门。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下令撤除坊墙，沿街允许开设店铺，实行“街市结合”的城市体制，居住区和商业区交叉存在，并且逐渐连成一片，居民小巷不再相互隔离，店铺林立的大街小巷形成了完善的商业网络，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管理；二是改变了汉唐以来的宵禁政策，彻底打破了“日中为市”的交易传统，延长集市开放时间，形成了城市特有的早市、晚市、夜市格局；三是颁发诏令，明令各地不得苛留、搜集商贩行李货物，并且令各地政府将商税榜于税务部门门首，地方不得擅自创立名目收税；四是广泛搜罗商业人才，提高商人地位。淳化三年（992年）三月二十一日颁发“广搜罗之道诏”，表示“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
自此，历来所奉行的“工商不得与于士”的陈规被打破，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这一系列政策的推行，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宋代经济的发展，也使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呈现出空前的活跃与兴旺。以北宋为例，真宗景德年间的商业税总额为450多万贯，北宋后期则增至1000万贯以上。同时，区域性商品交易的活跃，全面推进了城市发展的进程，形成了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镇市、草市多层次商品交易网，城市集群形成。据学者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的统计结果显示，宋代县以上城市约有1163个，镇有1900个以上，其中州府主客户总数超过10万者有49个，人口在1～10万的城市不少于100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就生动直观地留住了宋代都城开封的这一段记忆：热闹繁华的市区街道上，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交错绵延，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醒目地扎着“彩楼欢门”，悬挂着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城外，繁忙的汴河码头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街头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卖扫墓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像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闻名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水陆交通会合点。《清明上河图》再现了北宋政治经济中心汴京当时繁盛热闹的城乡、街市、水道间的形形色色。这是宋代社会经济的一个缩影，它形象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由活跃的经济、繁盛的城市、稠密的人口组成的宋代社会。
三、市民阶层出现，商业文化的雏形显现
宋代户籍分为坊郭户和乡村户，坊郭户就是城市人口，包括州府县城及各草市、市镇的居民。伴随着宋代城市集群的崛起，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大量的不在籍的流动人口向城市聚集，市民开始作为重要的城市人口集群出现在城市人口结构中。如都城开封和临安，人口都在百万以上，其余如鄂州、建康、成都、长沙等二线城市，人口也超过了10万，占当时总人口的12%以上。如此庞大的城市人口，必然导致人口结构性变化，衍生出新的观念与思想。
变化之一是城市居民的职业结构趋向多元化，从事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社会群体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民阶层作为社会的主要群体开始形成。宋代以前的城市经济，基本上以农业为主，在经济结构上具有明显的单一性和纯消费性。两宋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经济更加繁荣，商业和手工业分工更加细密，不仅行业众多，行业内部的职业分工也更加明确细密。如酒肆、食店就有“博士、挡头、行莱、过买、外出眷儿、酒家人、师公、大伯”等分工，药铺也有“当铺郎中、前后作、药生作”等不同职位。再譬如宋代印刷业和私家刻书十分兴盛，临安更是书铺林立，当时的临安府拥有大量的刊工，单是临安会子库印会子的工人每日就有204人。至南宋，城市手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官营手工业较多的局面逐渐改变，私营手工业作坊和小商品生产比重增加。南宋临安城里从熟食小品到衣服穿着或室内杂物用具，都有专门制作的手工业作坊，仅《梦粱录》卷十三《团行》条所记载的就有下列22种：碾玉作、钻卷作、蓖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银作、裹贴作、铺翠作、裱错作、装案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作等。此外，周密的《武林旧事》卷六也记载说南宋临安各种小商品生产有170多种。这些史料一方面说明手工业在宋代城市经济中所占分量之多、比重之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宋代手工业分工的专业化、精细化，手工业从业人口之多。规模庞大的手工业聚集了庞大的手工业人群，正如孟元老描述的，东京“东西两巷，谓之大小货行，皆工作伎巧所居”。手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服务业也蓬勃发展，并逐渐成为城市产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据《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记载，宋代城市中，有文献记载的行业达440多行，其中比例最大的是服务业、手工业，呈现出城市生活、商业社会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折射出宋代社会风尚的商业化转变，人们的生活观念也在城市化、商业化的进程中滋生出人生在世享乐为上的意识。
变化之二是以追逐奢华、享乐为核心的商业文化雏形已经显现。古代社会早期的各种文化与娱乐活动，通常是作为特权阶层的特殊享受供少数人享用，而不是通过市场化、商业化的手段向全社会推行，商业化的交易行为比较少见。中晚唐以后，娱乐作为一种消费服务，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到宋代，以谋生和赢利为目的的文化娱乐活动已相当普遍，娱乐消费市场发育趋于成熟，专业的表演场所“勾栏”、“瓦市”开始出现，并广泛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勾栏”、“瓦市”的出现，不仅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阶段性意义，标志着商业意识向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的渗透，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传播历史上，同样具有阶段性的意义。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形成，给传统社会注入了异质文化要素，不仅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成分，更促进了市民文化的成长，使娱乐市场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宋代的娱乐市场非常发达，时序性、宗教性、政治性等名目繁多的节日不仅为娱乐市场提供了娱乐的时间与空间，纵情狂欢、君民同乐的节日习俗更为各种娱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文化基础。据伊永文《宋代市民生活》记载，每逢岁时节庆、迎神赛会，各社各村组织舞队在游行中表演诸般技艺，盛大者达数十百队，连绵十多里。各种表演“纷然丛集”，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公子王孙，富室骄民，踏青游赏城西，店舍经纪，辐凑湖上，开张赶趁”，许多专门性的娱乐场地与队伍更是通宵达旦营业狂欢。另据《东京梦华录》卷三《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记载，北宋东京著名的瓦舍就有桑家瓦、中瓦、里瓦、朱家桥瓦、新门瓦、州西瓦、保康瓦、州北瓦、宋门外瓦九处，而以东角楼一带的瓦舍最为集中。其中“州西瓦子”“南自汴河岸，北抵梁门大街，亚其里瓦，约一里有余”，可见其规模气势。
所谓瓦市是宋代固定的娱乐专门场所，专业艺人会聚于此，不间断地举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戏院、书社等。此外还有勾栏，勾栏则是戏院、舞台或看场。宋代的勾栏有围墙、有门，收费入场，还设有戏台、戏房、观众席。观众席有“神楼”和“腰棚”等雅座，可供观众安坐欣赏节目，中间则是平地供观众站立观看。据载，临安盛时，城内有5个瓦市，城外更多，合计达17个，南宋末更达23个，可见宋代享乐风气之盛。以东京、临安为例，当时酒楼、茶坊、妓馆、歌肆林立。对此，范成大的《吴船录》卷下非常形象地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盛景：“沿江数万家，廛邗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至者无不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更对汴京之盛概括道：“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街，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市民阶层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当时社会结构，而且他们的价值观、审美趣味、道德观念，也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荣，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娱乐、文化的产生，城市生活方式开始变得多姿多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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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经济空前繁荣
全媒体记者　刘洋
制图：李雯
宋代在我国历史上处于封建社会承上启下的变革时期。虽然北宋建国后有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对峙，积贫积弱成为宋政权的明显特征，但宋代的经济却始终处于上升的趋势，商品经济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客观上促使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宋代萌发，但因蒙古铁骑南下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夭折，至明中叶而重新萌发。但如果没有两宋时期经济的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初步形成，经元代近百年的落后统治，仅经明前期近百年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至中期难以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宋代城市经济发达 仔细看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你会发现这幅传世名画，对北宋东京城（今开封）的繁华作了逼真而细致的描绘：只见汴河两岸、城门内外，大小店铺、作坊、酒楼茶肆鳞次栉比，高高挂起的招牌、广告，堆积如山的南北货物琳琅满目。虹桥附近尤为热闹，行商摊贩、拉车挑担，人流如潮，摩肩接踵，很是热闹。城内的大型集市规模空前，各类商品，无所不有。 中国古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到北宋时期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由于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加之为解决战争和“岁币”造成的财政困难，政府很重视商业，所以北宋城市商业有了新的发展。其表现在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政府允许工商业者“纳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
从全国商税收入来看，北宋至道（公元995年~997年）、景德年间（公元1004年~1007年），每年商税收入在四百万贯以上，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时收一千二百多万贯，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1048年）增加到二千二百多万贯。宋以前的商税没有这么多。这一时期，统治者大改以往重农抑商政策，开始农商并重，大力发展商业，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政府商税收入的增长。从市场等级来看，北宋时第一等市场有三处：成都、兴元和东京，每年商税收入，成都八十九万贯、兴元和东京各超过四十万贯。第二等市场五处，每年商税各在二十万贯以上。从沿海对外贸易城市来看，宋代海外贸易发达，沿海对外贸易城市设市舶司来管理。市舶司从唐中叶开始，初仅设广州一地，到宋代则设有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温州、江阴八处出海口，均设市舶司来管理。市舶税率虽不大，仅值十抽一，但因政府独占，所以利益甚大。从城市人口来看，北宋时全国都市人口在20万以上的，有长沙、东京、京兆府（西安）、杭州、福州、泉州六处。从城市手工业的情况来看，北宋城市中手工业作坊分工很细，趋向专业化。当时京城内手工业作坊有金银铺、饼店、包子铺等，饼店中又分油饼店、胡饼店。《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去杨楼以北，穿马行街，东西两巷，谓之大小货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可见手工业人数之多。 从城市商业的规模来看，北宋时都市商业繁盛，规模超越前代，如孟元老描写的都城东京作为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繁荣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人口超过100万，鼎盛时期人口120万~150万，是国际化大都市。城中店铺6400多家，中心街道称作御街，宽200步，路两边是御廊。北宋政府改变了周、秦、汉、唐时期居民不得向大街开门、不得在指定的市坊以外从事买卖活动的旧规矩，允许市民在御廊开店设铺和沿街做买卖。为活跃经济文化生活，还放宽了宵禁，城门关得很晚、开得很早。御街上每隔二三百步设一个军巡铺，铺中的防隅巡警白天维持交通秩序，疏导人流车流，夜间警卫官府商宅，防盗、防火、防止意外事故。北宋时期，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等河流横贯东京城，将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一带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东京，从而使开封处于“天下之枢”“万国咸通”的有利位置。东京城的商业更是繁荣，坊市合一的城市布局，夜市、瓦肆和定期市场贸易的形成，成为商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当时的居民在东京城中五方杂处，面街而居，打破旧日坊墙的约束，将工商业的经营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桥头巷口，形成“南河北市”的繁荣市场。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京城之内还出现了一批富商大贾，“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官僚、贵族也争相开店，古代官场以商为耻的思想，已被冲荡得干干净净。在一些街区还存在夜市，如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有许多酒楼、餐馆通宵营业。《清明上河图》真实地反映了东京商业街的面貌。东京城的城市文化生活日趋丰富，文艺活动的专门场所开始形成。当时东京城内最突出的娱乐场所是瓦子勾栏。瓦子勾栏的伎艺有说书、小唱、杂剧、讲史、小说、散乐、舞蹈、影戏、杂技等，东角楼“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 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在其内部突破了坊市分离的旧体制，商业空前繁荣，而且对于区域性市场体系的构建、带动农村商品经济和周边地区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作用汇聚到一起，表明宋代城市的综合经济功能大大增强了。与前代相比，宋代的城市已经不仅是政治的堡垒、军事的据点，而且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意义明显提高，其带动的能力大大增强。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工商业者队伍的壮大和城市商业中心地位的确立，使得社会经济格局在表现出一种从城乡对立和分离走向城乡一体发展趋势的同时，也扩大了城乡间的分工。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究竟产生于何时，一直是学术界多年争论的问题。除大部分人认同的“明清说 ”之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发于宋，夭折于元，至明中叶重新萌发。其根据就是宋代城市经济空前繁荣，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已经完成，丝织业、煤炭采掘、冶金、制瓷、造纸、造船、渔盐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董立章2001年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宋代资本主义萌芽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唐代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已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花蕾在部分手工业作坊出现。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辽宋夏金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历史学家漆侠指出：“宋以前已经有了与农业相脱离的纺织作坊。《太平广记》记载唐代宋州何明远家有织机六七百张，这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大型的纺织作坊。元稹《织妇词》中的荆州贡绫户，也是专门从事丝织的家庭作坊。这类与农业相脱离的纺织作坊经过晚唐五代而有了不小的发展……到宋代，这类纺织作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宋代手工业有官营、私营两大基本类型。二者既存在矛盾，又相互促进。官府作坊规模较大、分工细密、原料充裕，所以工匠多为技艺高超的熟练手工业者，因而官府作坊对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对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产品已被改进的技术及先进的生产内部分工、工艺流程所影响，并得到广泛传播。后者的传播属于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的传播。这种传播促进私营手工业各生产部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并导致生产关系的质变，引发新生市民阶级——半成熟态资产阶级的批量产生。漆侠据《文献通考》《宋会要》等传世文献推断：“宋代全国机户当在10万户上下，也许更多一些，而这一数字约占总户数的0.5%~0.7%。这是宋代丝织业生产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充分说明了宋代的丝织业在当时是世界最为发达的。 漆侠指出，与农业相脱离的纺织手工业（机户）的发展，是我国纺织手工业发展史中很值得关注的一件事。在这个发展中，机户的生产已经是商品性质的生产，不论它采取的是什么形式，是家庭作坊还是非家庭作坊，都具有这种性质。他认为，考察这些机户生产的性质，不能单纯地从织机的多少加以判定，主要是考察机户与纺织生产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即使是家庭作坊，除家庭成员为生产者之外，以雇用生产者的方式进行织作，它就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宋代纺织作坊中，不仅有家庭成员组成的，也有非家庭成员——‘客作儿’参加，他们同作坊的所有者即‘作坊主’之间形成了雇主与‘佣夫’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改变，如果作坊主与‘佣夫’雇工之间形成一种雇佣性质的货币关系，资本主义的因素或幼芽就会在这类作坊（即使家庭作坊）中萌生出来。” 宋代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发生在丝织业，而且发生在煤炭采掘业、冶金业和烧瓷、造船、造纸等手工业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商贸领域。董立章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以封建社会中各种手工业与商业的高度发展为基础，而这一基础在封建社会中的奠定，则必然导致商品货币经济的初步形成，其标志就是市民阶级全行业性形成。在近代资本主义大型采掘业发展之前，宋代在当时世界上的采掘业、冶铸业中都居首位。其中冶铁产量为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5倍，约相当于18世纪包括俄国西部在内的欧洲的铁产量。如此规模的钢铁冶铸，再加上宋代造船、制瓷、造纸、盐茶及金、银、铅、锡其他矿冶的发达，足以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宋代已经出现。铁产量仅相当于宋朝1/5的英国，当时市民阶级的力量能够掀起一场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这足以证明宋代中国市民阶级不仅已经产生，且已初具规模。铁产量与宋朝相匹的18世纪欧洲早已先后创立资本主义国家，这也足以说明我国宋代市民阶级已经形成，并已有全面的初步发展。 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级产生，基础是具备资本原始积累的必要条件，即社会批量地出现、形成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和财富在社会少数人群中的高度集中。就原始资本积累的两个必要条件而言，我国在宋代便已具备，国家土地允许买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已经采取租佃形式，佃农已成为国家编户。仁宗天圣年间（公元1023年~1031年）的诏书规定农民交清当年租税后可与地主商议去留，地主不得“抑勒”“拦占”；违者，农民可向官府起诉。继而又标定“新法”，作了更有利于佃户摆脱土地束缚和地主控制而身获自由、游离于工商业的法律规定。农奴人身自由的获得，即大批量社会自由劳动者的具备，宋在11世纪上半叶已实现，而欧洲原始资本积累具备时间最早的意大利北部中部，则晚两个世纪。宋帝诏书颁行全国，而意大利农奴获得人身自由仅出现于中、北部的蕞尔之地。同时，宋代的巨额钱财也在社会的富极迅速积累。真宗时宰相王旦称：“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例如其后仁宗时潭州湘潭县富商李迁，经商谋利，每年收入几千万。必要条件具备，以此为基础的新生事物必然出现。宋代私营手工业作坊、私营冶铁制瓷等行业十分兴旺，行会、夜市、草市、纸币（交子）出现。宋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居于文明最前列的国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董立章认为，我国先于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必然的，是历史的真实。 但蒙古铁骑南下，席卷神州，对宋朝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农田的圈占、马匹的搜刮与农民的奴隶化、农奴化是对农业生产力的毁灭性摧残，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夭折。董立章认为，如果没有两宋时期经济的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初步形成，经元代近百年的落后统治，仅经明前期近百年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至中期难以竟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萌芽对宋代社会的影响 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从而引起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而宋代在这些领域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显著变化，构成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率先萌芽的标志。 坊市旧制的打破。坊市制，是中国古代官府对城区规划和市场管理的制度。从西周到唐代，城市建制的格局一直是市（商业区）与坊（汉代称里，即住宅区）分设，市内不住家，坊内不设店肆。北宋时期，由于商业的高度繁荣，东京旧时的封建坊市格局已被打破，同时还打破了城郭的限制。原旧城门外或城郭附近，形成了草市——定期性贸易区。日积月累，草市设立了不少店铺，成为交易兴隆的贸易场所，形成繁华街区。宋政府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不予干预。东京以外的许多城市，由于近郊草市的发展而逐渐成为重要的工商业都市。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年~1085年），宋各地镇市近2000个。封建坊市旧制的打破、城镇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工商业蓬勃发展的结果，也是市民阶级在宋代形成的标志。 市民阶级经济、政治要求的提出。新生市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在宋代已经产生。挽救国家危机的各种主张及变法运动，反映了这种新旧阶级的矛盾斗争。宋仁宗时范仲淹推行“新政”，其中“明黑出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都具有抑减冗官、选贤用能性质。宋代上自宰相下到县吏不少都经营工商，谋取大利。真宗之后，代表大地主兼大工商者利益的官员陆续上疏，要求国家放宽专卖，放任自由贸易，实行“不抑兼并”的真宗既定国策，以抑裁冗官冗兵来挽救国家危机而不触及地主兼工商者们的经济利益，如此种种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市民阶级的利益。这是资本主义新兴力量反抗封建制度的反映。王安石变法依靠国家的力量，打击、损害和限制方兴未艾的原始资本积累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维护中小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最终因反对而失败。 市民文化的崛起。宋代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新兴的市民阶层地位日益上升。同时，市民文化的崛起标志着市民阶层独立性的形成，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工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成为市民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兴起，使宋代市民文化生活出现了商业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新趋势。专业的民间艺人以演艺为生，他们自发形成专业表演团体。瓦舍勾栏作为市民的娱乐中心遍布各地大中城市，为市民提供各类观赏性的文娱演出，形式多样，演技生动传神。茶坊、酒肆不仅是士大夫聚朋交友的地方，同时往往还有说书、评话、讲史、小唱……所以茶坊、酒肆也是市民娱乐、休憩和消遣的场所。酒肆、茶坊里聚集了市民阶层的人物，各种市民关心的话题在其中流传，这里成为观察市民的万花筒，反映着市民的众生相。酒肆、茶坊的兴起说明了市民的消闲意识和文化趋同意识的出现。市民文艺包括说话讲史类、杂技、杂剧、影戏与傀儡戏、音乐舞蹈等众多内容。民间的百戏、曲艺等文娱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都有明显提高。作为城市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话本和戏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流传下来的话本推动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高潮。百戏，是多种伎艺的总称、内容广泛。宋代百戏主要有杂技、相扑、魔术、踢钟、吃针、烧火、踢瓶等。其中的杂技，在宋代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艺术。瓦子，又叫“瓦肆”“瓦舍”，是为了适应市民文化的需要，是娱乐和商品买卖的场所，瓦子内有“勾栏”，有说书的、唱曲的、演杂剧的、耍杂技的、表演踢球的，瓦子里的摊位有卖饮食、药材、古玩、字画的，还有剪头、相面、算卦的。宋代瓦子的兴盛，与坊市制度的崩溃、附郭草市的出现、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特征，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它也是宋代城市发展结果的集中体现。 宋词和话本的兴起。宋朝时期，反映市民阶层生活的话本和词兴起。城市经济的繁荣使歌楼舞榭、瓦肆等文艺场所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客观上促进了宋词和话本、戏曲的兴起和发展，尤其是词在宋代达到了鼎盛。 宋代城市 经济发展的启示 许多学者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中国虽然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工商业繁荣的城市，如临淄、邯郸、大梁等，这些都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但当时处于农耕时代的城市只是镶嵌在广漠的乡村网络上的商业节点与政治中心而已，虽有城市，但远远谈不上“城市化”。中国最早的城市化发生在宋代，其标志包括城市经济非常发达、大量的商业市镇星罗棋布、城市人口多、商业税比重首次超过了农业税。那么，宋代城市经济发展给当今的城市化发展留下哪些启示呢？ 专家指出，回顾宋代以来的城市化历程，会发现中国有两种城市化的传统：第一种是政治力量驱动的城市化，可谓由“城”而形成“城市”，“城”，即国家构建的政治中心；第二种是经济力量带动的城市化，可谓由“市”而形成“城市”，“市”，即民间自发形成的区域经济中心。后一种城市化，即现在常说的城镇化。 宋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由“城”而来。国家出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在一地筑造都城，作为一国之政治中心；在各地的要塞筑造县城，作为区域的政治中心。再运用行政系统的动员力量吸纳物资与人口，最后形成商业繁荣的城市。因为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不管是都城还是县城通常是封闭的，城内的工商业分布与居民日常生活都是受限制的。宋代之前，城内的“坊”（居民区）与“市”（商业区）截然分开，商业交易严格按照官方规定的时间段进行，“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入夜则实行宵禁。到了宋代，坊市制才完全瓦解，城市繁华而嘈杂，临街皆是商铺，商贩云集，酒楼歌馆遍设，瓦肆勾栏等娱乐业兴起。在商业力量的冲击下，宵禁的惯例也被突破了，出现了热闹的夜市。不仅都城如此，部分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县城也突破了城墙的包围向外拓展。这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进而带动了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辐射功能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宋代市镇兴起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的辐射带动。另外，乡村人户大量离乡进城，也表明城市吸纳和安置农业剩余人口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这也是宋代城市综合经济功能增强的一个显著标志。与此同时，城市为商品生产开辟了市场空间，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这种双向的商品流通，使双方建立起了密切的商品交换关系，通过商品货币经济的纽带，城市和乡村结成了经济的统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趋势。 从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可以发现，城市化的动力来自经济的拓展，而不是权力的命令，工商业活动本身的力量使城市发展繁荣起来，由此形成的城市才是充满活力的。可以说，二、三产业是推动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当今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除了要积极稳妥发展第二产业，更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