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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之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考研内部冲刺密押卷
④个人的群体归属也会影响第三人效果。如果个人对某个群体认同度较高，且认为大众媒体对该群体怀有偏见时，容易出现第三人效果。
⑤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第三人效果虽然也存在，但比个体主义文化中的第三人效果要弱。这是因为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个人与他人之间的联系，会让人认为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不大，不容易出现第三人效果。
7． 议程设置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关于“拟态环境”的论述有何异同?
【答案】（1）相同点
三者讨论的都是现实世界和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想象之间的差异问题。它们都认为公众把外界营造的幻境当做现实本身，并形成了关于世界的错误想象。
（2）不同点
①议程设置与后两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把一个抽象的哲学观念，转换成为一个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加以验证的操作性命题。李普曼所讲的拟态环境和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像，被转化成为媒体对不同问题的报道数量的排序，以及受众对国家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的排序这两个定序变量。前者可以通过大众媒体的内容分析获得，后者可以通过民意测验获得。只要运用统计方法计算这两个定序变量的相关度就可以证明李普曼的命题。
②议程设置理论和拟态环境中的大众是有一定的理性的认知能力的，他们不是柏拉图洞穴寓言中的那群囚徒，对现实缺乏判断。
三、分析题
8． 什么叫知沟假说? 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检验该假说?
【答案】（1）知沟假说
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得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这个假设叫做知沟假说。知沟假说主要适用于有广泛吸引力的公共事务和科技新闻，它不一定适用于股市行情、社会新闻、体育及园艺等面向特定受众的话题。这里所说的知识并不是指专业性的或高深的知识，而是对大众传播中报道的普通信息的知晓。
（2）知沟假说的检验
知沟假说操作性的定义至少可以表达为以下两种方式:
①经过一段时间后，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从媒介大量报道的话题里获取知识的速度快，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获得知识的速度慢。②在某一个时间点，媒体大量报道的话题，知识的获取与教育程度的相关性高，而报道量较少的话题，知识的获取与教育程度的相关性低。
这样可以通过两种思路来证明知沟假说:一是纵贯研究，对比社会经济地位高低两个群体在一段时间里知识的增长速度:二是横剖研究，研究某一点上报道量多少对不同群体的知识增长量的影响。
9．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有何异同?
【答案】（1）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看做是至上而下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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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解蔽：
为法兰克福学派辩护
作者：余晓敏，胡翼青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同属于传播学批判阵营。三者的渊源可追溯至其共同的思想源头——马克思主义思想。然而，三大流派择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面向并加以创造性阐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批判路数。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晚于法兰克福学派,并且对后者有不少批评。但是由于三者在问题意识和理论意图等方面的异同没有得到深入揭示，以至于理论本身淹没在纷繁的对比和争吵中。本文将从三者的思想源头入手，逐步厘清它们各自的问题意识、理论构思的方式和理论的内在层次，从而揭示人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误读。
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学派；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
法兰克福学派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对比分析
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看到了从“工业”角度理解文化工业理论的必要性。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在《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贡献》中强调对文化工业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紧迫性。他认为从分析的角度,首要的是提出有效的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析模型,并且借此分析垄断资本主义将上层建筑工业化的方式(Garnham,1979)。加汉姆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一点上抓住了要害。但是,加汉姆也对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不少直接或间接的指责。
认为仅以精英优越论为理由就可以不理会大众文化,是一个错误。因为,不回答不平等的文化和经济权力的问题——这个问题起因于文化形式由少数人为大量的、分散的受众而生产——同时就不能解决大众文化批判所依据的异化或具体化理论问题……以我的评价来看,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建立在异化的非历史的理论之上,而这种非历史的理论的基础正是人类本性的非历史的理论……这种理论的问题在于, 这个假定的人类本性必须是前社会性的(加汉姆,2005,p.56)。
在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指责文化工业理论没有立足于实践来揭示文化 生产的复杂性的做法相当普遍。米耶热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 (cultureindustry)是单数的,把文化生产看作了铁板一块, 于是他把“文化工业”发展为复数的“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ies)。复数的“文化产业”强调的是文化生产、消费过程受到多重力量的制约,文化产品会导致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后果,取决于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权力博弈。米耶热认为,文化产业的复杂形态恰恰体现了资本对文化领域的征服并不是如法兰克福学派说的那么长驱直入。这种观点表面上代表着一种对文化工业理论的发展,但实际上它遮蔽了文化工业理论的批判光芒,甚至多少有点自欺欺人。准确地说,米耶热并没有在同一个层面与法兰克福学派对话。在今天这个文化产业大行其道的世界,资本在文化领域中为所欲为,米耶热的文化产业理论显得有些软弱。
文化研究与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指责似乎殊途同归。但就指责文化工业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来看,它们可谈不上殊途。文化研究与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争争吵吵,前者侧重强调文化消费中通过意义再造而实现的意识形态斗争,后者则侧重强调文化生产过程的力量博弈如何形塑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但是,文化研究和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是相近的,所以它们能走向融合,因为强调生产和强调消费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实际上,文化研究对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极深,不少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就曾受教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交战是同室操戈 (曹晋、赵月枝,2007,p.序言)还是有道理的。无论是文化研究还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恐怕都难以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的诠释。在它们看来,“意识形态”很好识别,在他们的理解中,“意识形态”总有一个所有者,并且总能通过这个所有者呈现其面貌。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也许比在英国文化研究还要突出。文化研究对意识形态的划分还是主流/边缘、统治者/被统治者的相对化、动态化划分,而传播政治经济学甚至将“意识形态”具体实在地描述为党派 的意识形态、政府的意识形态、商业意识形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 等。所以,它们怎么也不会像阿多诺一样提出“意识形态不仅驾轻就熟地绕过了各种明摆着的假象和真相之间的对立,而且注定会制造出各种扑朔迷离的现象,用来遮人耳目”(霍克海默、阿道尔诺,2006,p.133)。
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在探讨上层建筑的工业化,但其思考路径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法兰克福学派诠释的是工业逻辑的渗透(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后文解释);而大多数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则采取了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从文化生产过程的力量构成及其博弈关系去推导意识形态,这要按阿多诺的眼光来看就是一种非辩证的做法。阿多诺认为不惟作者,任何一个单独力量都无法决定文化作品,因为一旦进入工业化的集体创作,作用于文化并进而作用于人的是整个工业化生产机制。阿多诺对工业化的内核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论述, 而这一论述足以对后人的一些批评进行有力回击。
达拉斯·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没有简单采取其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结构功能主义立场,而是着眼于“机制”,单就这一点来看,它与文化工业理论在逻辑层次上是对等的。斯迈思在“物质基础/上层建筑”关系中对大众传播媒介的角色进行了定位。他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既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又是物质生产活动的最后阶段中(引发需求,以及经由购买消费品而得到的满足)必不可少的一环。他试图通过对广告做历史唯物论的分析,从物质生产的角度揭示资本对人的操控。斯迈思的叩关第一问是,这些大量生产、由广告资助的传播,其商品形式是什么? 斯迈思指出,如果认为“信息”“娱乐”等大众媒介内容才是商品,那就只看到了表象。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以经济眼光来看,大众媒介内容的本质是传输给受众的一种诱惑物,目的则是招募足够的受众,并且将他们的注意力作为商品转卖给广告商。厂商利用广告,把受众变作商品,当成是生产资料,生产财富来使用,以此生产消费品;这样一来,人们以受众的身份替厂商创造了剩余价值(史麦塞,1992)。
虽然阿多诺在《闲暇时间》里也论及资本通过娱乐业将闲暇时间整合到劳动过程中,使人们无法意识到他们即使在闲暇的时候也是极其不自由的(Adorno,2005a,p.191),但是阿多诺在提出这个大致观点之后,接下来就转到了对无聊情绪产生、想象力萎缩等精神层面、认知层面的问题的讨论上,而没有对资本如何通过大众传播将闲暇时间纳入生产体系进行具体、细致的剖析。阿多诺为什么没有像斯迈思一样去细致剖析这个问题,我们不得而知。值得一提的是,自霍克海默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后,从总体基调来看,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批判的注重明显超过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是霍克海默时代与格吕堡时代的重要区别。其实,法兰克福学派并不缺乏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能力,格罗斯曼、纽曼、 波洛克都是经济学大家。重社会批判而轻政治经济学分析,很可能是主观选择。
文化工业理论通过两个层面的分析,最后证成资本主义进入发达阶段后, 人的存在状态几乎完全被工业逻辑所规定。
这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关系层面,二是心灵层面。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是就社会关系层面进行论述的。但是,对心灵层面的思考在斯迈思那里完全缺失。阿多诺还进一步思考,人在社会关系层面被纳入体系中后,有没有可能从意识上觉醒,并且获得颠覆体系的动力。但阿多诺等人从认识论一直论到无意识领域,最终发现,文化的工业化不仅导致人在社会化活动层面被纳入工业生产体系，甚至在心灵这一本应纯粹属于个体的领域中,工业也完成了对个性的消灭。
斯迈思是不会进行第二个层面的思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文化—意识形态”分析不仅没有进入斯迈思的问题意识,还遭到他的激烈反对: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向来没有致力于分析大众传播体 系在政治与经济上的重要性……历来,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那些援用马克思主义术语的激进社会批判人士,对于大众传播体系的重要性并非没有着力,只是,他们总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大众媒介生产“意识形态”的能耐,这两路人马认为, 资本主义的体系,之所以能够聚合而不崩析,仰仗的正是意识形态这样隐而不见的胶着剂。以此主观之情,则已脱离历史物质论之立场,先前在类如“以太”(译按)等的概念,我们也曾见视过类似的说法;也就是说,类似的概念是否存在,唯一的证据是因为此等研究人员,认定它们必须存在,否则无以解释某些现象。因此,抱存此一立场,实乃观念论者,他们提供的解释,还停留在“科学尚未诞生之前的阶段”,而不是“不符合科学原则”(史麦塞,1992)。
对于斯迈思而言,“意识形态”太虚无缥缈。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正是对于人的主体性和革命主观方面的张扬。在问题意识的根源上,斯迈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就已经分道扬镳。后者阵营中以阿多诺为代表的学者虽然始终与革命实践保持着距离,但是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却是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可能性。法兰克福学派从来没有着意发展一套文 化理论或者传媒理论,仅仅是在发现“文化—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探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以及革命问题的关键区域之后,才对这个领域进行论述,而且在其论述中,根本问题意识的导向性相当明显。而斯迈思则是正儿八经地关注大众传播,斯迈思眼里没有法兰克福学派意义上的“文化”,只有大众传播,他不会用“幻境”这样缥缈的词汇描述上层建筑,来揭示意识形态的弥散性。虽然斯迈思通过大众传播研究揭示了资本统治的扩张永无止境,但是他的揭示也就到此为止了。斯迈思不关注革命,也不论述文化意味着什么以及文化的商品化除了把人在社会关系层面全方位地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还意味着什么。其实,斯迈思只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进行深化、细化的探讨,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把“文化”的意义及其作用层次敞开得清清楚楚。当然,敞开总是在特定视域中敞开。文化工业理论是在欧陆哲学的脉络中敞开的,相较于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法兰克福学派能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它们更亲近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是在欧陆思想传统当中来思考发达工业社会的问题,同时也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思考西方文明的经典问题。文化工业理论是对欧洲文明的反思,而“受众商品论”中并没有这一张力。
对文化工业理论的说明
通过上文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文化工业理论已经在各种批评声中 被各种其他批判学派思想阐释得面目全非。文化工业理论作为一种呈现资本主义工业逻辑的利器,其批判锋芒也被遮蔽。然而,也正是通过这种比较与分析,文化工业理论的本真“面貌”才可能呼之欲出。
法兰克福学派较为完整地延续了卢卡奇的思考路径:一是从“商品结构”出发研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基本结构;二是对人的主体性和革命的主观方面进行探讨,并且将分析拓展到文化层面。在阿多诺正式提出“文化工业”这一术语之前,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已经觉察到工业化的生产逻辑渐渐蔓延到文化领域。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了批判的基本方案——将经济分析的辩证法延伸至对上层建筑的分析中:“上层建筑的转变却要比基础的转变慢得多。它花了半个多世纪方在文化的各个方面表明了生产条件的变化。只有在今天我们方能说明这种转变的形式……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同经济基础的辩证法同样是可以观察到的。“(本雅明,2014,p.232)
本雅明认为自己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学领域里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领域里的成就(刘北成,1998,p.175)。这种说法并非本雅明自夸:“在资本主义社会,艺术生产的逻辑等同于商品生产的逻辑或受商品生产逻辑的左右, 这是本雅明的伟大发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学说的一大贡献。”(胡翼青,2014)他的批判思路获得了阿多诺的赞同。文化工业理论的着手之处就是上层建筑的工业化。
文化工业理论中的“工业”揭示的是一种意象。“它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例如西方的、电影院常客了如指掌的那些东西的标准化,是指扩散技术的理性化,而不是严格地指那种生产过程”(Adorno,2005b,p.100)。它同时还指称一种社会组织和统治的方式,一种权力的逻辑,从物质生产领域弥漫向整个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所关注的是工业的逻辑,并且揭开了工业逻辑的底牌——标准化和同一性,并因此带来强大的社会控制力。当阿多诺(2006)指出所谓的大众文化并非来源于大众,文化工业从根子上就是从制造商的意识中来的时候, 他无疑是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上层建筑的规定作用,甚至根据上层建筑的工业化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个存在状态是由工业逻辑全面管控的封闭系统。如果留意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阐述方式,那么,我们不难发现,“文化工业”理论的意图不在于呈现碎片化的经验事实,而在于阐述什么是工业逻辑,它如何渗透于上层建筑中,其标准化的内核如何凸显,工业逻辑导致的标准化的存在状态又如何延展开来,以及这造成了什么后果。
关于文化的工业化所带来的后果,上文已经提到,呈现为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关系层面;二是心灵层面。这两个层面不是分立的,而是内在关联、相互缠绕的。
首先是社会关系的层面。按照马克思的指认,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关系奠基于其生产关系之上。作为工业社会当中的社会人,劳动者被抛入工厂成为工人,他们并不是作为活生生的人而存在,而是成为工业生产线上的一环,自身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文化工业理论则进一步指出,文化工业化之后,在20世纪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不仅仅是在劳动时间里被工业生产 关系所控制,即使在闲暇时间里他们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闲暇时间被文化工业(广告、电影、流行音乐等各种娱乐)所充斥。在文化工业里,受众变成了消费者。与劳动者一样,在这里消费者也不是有主体性的人,而是作为被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方式所规定的那个对象而存在。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的娱乐是劳动的延伸。人们追求它是为了从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养精蓄锐以便再次 投入劳动……人们要想摆脱劳动过程中,在工厂或办公室里发生的任何事情, 就必须在闲暇时间里不断接近它们。所有的消遣都在承受着这种无法医治的痛苦”(霍克海默、阿道尔诺,2006,p.123)。更可叹的是,文化工业虽然在实质上深深地将人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却提供了自由、愉悦的假象,它的存在稳固了资本主义的统治。霍克海默在《自我主义与解放运动》中讨论了资产阶级文化与个人的固有满足之间的敌对。早期的资产阶级典型意识形态是康德式的, 由于看不到个体利益与公共道德的统一,康德在幸福和义务之间设定了不可拟合的鸿沟。尽管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代他给予两者以一定的重视,但义务在总体中的优先是远在个体满足之上,这一倾向日益发展到后者被完全忽视的程度, 为了补偿个体幸福的压抑,大量娱乐被设计出来以减少不满(马丁·杰伊,1996,pp.69-70)。文化工业提供的虚假愉悦遮盖了根本社会矛盾,从而维系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娱乐不等于真正的快乐,它把笑声当成了施加在幸福上的欺骗工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2006,p.127)。
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在寻找解放的可能,所以,阿多诺自然要问,人们有没有可能意识到文化工业只是提供了一种幻境,实际上却与资本合谋实现对人的管控,并因此而燃起打破现有资本主义统治的解放意识呢? 阿多诺认为,只要人们有着独立的思想,他们是可以将自己抽离出文化工业编织出的幻境并识破其虚伪的本质的。然而,阿多诺等人发现,文化的工业化,不仅导致人在社会化的生产中被纳入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系,更为严重的是,工业逻辑已经渗透到了人的心灵领域,也就是说,在本应纯粹属于个体的领域中,工业也完成了对个性的消灭。
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阿多诺从康德的认识论出发, 指出文化工业的作用机制。康德认为,个人完全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感性经验与基本概念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然而,工业已经掠夺了人的这种能力。我们所能获取的经验已经被工业系统所规定。在文化工业中,表象是由那些用来支持经验数据的机制设计好的(霍克海默、阿道尔诺,2006,p.111)。工业一步步渗透进人的意识领域,使工业化的力量留在人类心灵中。阿多诺从技术、语言和风格等各种要素入手对此进行了大量阐述。简言之,文化变得高度标准化,并且通过作用于人的感知而完成对人的主体性的消灭。
如果说,还有一点突破现在的存在状态的可能性,那么,“只有他们的无意识的深处不信任,大众的精神构成中艺术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差异的最后一点残余物,解释了他们为什么长久以来没有把这个世界认识、接受成文化工业所建构的那个样子。”(Adorno,2005b,p.105)由此看来,阿多诺将一丝丝希望保留在无意识领域中。但是,工业逻辑是否止步于无意识领域之前呢? 从阿多诺的论述来看,无意识领域即便没有完全被工业逻辑统治,也处在危险之中。1927年,阿多诺结束他在维也纳的音乐生涯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之后,就对无意识领域表现出特殊的关注。在《先验精神学中的无意识概念》中,阿多诺保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批评非理性主义的无意识学说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秩序在功能上相互补充。他之所以要保卫弗洛伊德,是因为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祛魅和解神话具有政治和学术双重内涵(张亮,2003,pp.30-31)。早期阿多诺对勋伯格的推崇以及由此阐发的音乐批评,与他此时的理论关注具有同构性。阿多诺有此理论行动,不仅表明无意识学说可能服务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也表明他对无意识领域面临的问题已经有所觉察。在后来的文化工业批判中,弗洛伊德理论也多次被阿多诺等人用于分析工业社会的心理问题。在《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的宣传模式一文中,Adorno (2005c)集中笔墨分析无意识领域如何被纳粹征用,文明人为何会在法西斯的宣传攻势下转向野蛮。
法西斯主义为什么会与文化工业有瓜葛? 阿多诺(Adorno,2005c;霍克海默、阿道尔诺,2006)认为二者是内在相似的:力图去发掘大众的潜在的、未被意识到的内在倾向,据此反复试验并选择出最具吸引力的宣传模式;以标准化的形式来展开宣传攻势,但是提供的意义却是空洞的,使得意识形态更为隐蔽;通过征用大众的无意识领域实现深层操纵,制造虚假的一致、虚假的个性、虚假的自由,根据自身的目的,不断再生产现存的精神,而不提供任何新的东西。总之,它们导致的共同后果都是同一性的统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与德国各自代表着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自我调整的两种模式。美国经由罗斯福新政走出了经济危机, 并且迎来了社会各个领域的欣欣向荣,而德国人民则将希特勒推向了统治地位,建立了法西斯政权。从表面来看,美国模式的优越性似乎不容置疑。然而, 从纳粹德国流亡至此的法兰克福学派却发现两种模式之间竟然存在着共通性。 无论是纳粹的掌权还是文化工业的发展,都共同指向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悖论。 在和平、繁荣的美国西海岸,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忧心忡忡地思考着人的解放问题,并尖锐地指出启蒙走到了启蒙的反面——这就是《启蒙辩证法》的著名论断。文化工业理论是在西方文明的伤口上绽放的,仅仅将其视为那一代经受了心灵创伤的欧洲流亡知识分子的过激反应,未免过于简单。它实则体现了资本主义进入发达阶段之后的症候。工业逻辑对于文化领域的进军与征服,表明工业从人的社会性存在深入无意识领域,也就是说人的存在状态几乎完全被资本所规定,而这种观点无疑是对资本扩张后果最犀利的洞见。这种情况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在“二战”以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处于文化产业统治之下的当代生活。
指责法兰克福学派精英主义的最主要理由在于,阿多诺等人看不起大众文化,否定其品位,并且忽视大众文化的多元性及其中蕴含的解放潜能。但是,阿多诺等人的文化精英的身份和立场,是否必然意味着他们否认大众文化的多元性及其解放潜能是出于偏见,实则缺乏合理性呢? 指责者传递了这种暗示。但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阿多诺是在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揭示中,发现体系的封闭性,才如此悲观地否定了解放的可能性。
这一点明确之后,我们自然得出以下值得商榷的要点。首先,文化研究和部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围绕文化多元性而对法兰克福学派展开的指责成立吗?这里的文化多元性具体指的是大众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产品生产过程、性质的复杂多样。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从经验层面说明的文化多元,无法推翻法兰克福学派关于体系的论断。前者停留在现象层面,后者揭示的是整个体系的本质和规律。法兰克福学派不曾否认大众文化能呈现出多元样态,但上升到对整个体系的诊断上,多元是表象,强制统一和保守才是本质。所以,就这个问题而言,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指责并未与后者站在同一逻辑层次,更有意思的是,前二者展示出的乐观恰恰印证了后者的敏锐洞察。其次,这一指责站在“文化”这一交汇点上,但也正是从“文化”这个交汇点出发,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走出了不一样的道路。问题意识不同,视阈不同,“文化”在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意涵也就不同。在文化研究和部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那里,“文化”是各方力量的斗争场;在法兰克福学派和斯迈思那里,“文化”是资本主义确立其统治地位的最后一环也是至为关键的一环。但是,“文化”为什么是最后一环、为什么至关重要,又是以不同的方式显现 在法兰克福学派和斯迈思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只是法兰克福学派众多思想来源中的一个,新康德主义、黑格尔传统、尼采开启的启蒙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不同,法兰克福学派在讨论“文化—意识形态”时把握到了心理机制维度,并且将心理机制分析建立在马克思提供的社会经济学的基础上。
精英主义/平民主义、悲观主义/乐观主义是成对出现的标签。当标签式的描述出现时,我们就需要反思对某一理论进行标签化的动机,会不会是借助差异来建构自身的理论。的确,我们不难从文化工业理论的表述中解读出文化精英主义的色彩,也无可否认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悲观态度。但是,精英主义立场、文化悲观主义等帽子一扣,文化工业理论的丰富性荡然无存,而被这种理论解蔽的那个世界也因而被重新遮蔽。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工业理论辩护,并非要辩出个是非,而仅仅是要为那个被“文化产业理论”重新遮蔽的世界去蔽。
本文系缩写版，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1期。
（编辑：吴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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