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外汇储备备是怎么积累的,都是贸易差导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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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了解了解外汇储备是怎么一回事1、外汇储备是怎么来的?构成又是怎样的?我国外汇储备主要得益于强制结汇制度。具体来讲,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民众的商品及劳务出口,这部分赚取的外汇须交给国家,国家给予相应价值的人民币;二是国外企业或个人来中国投资,其外币也须通过国家相关机构兑换成人民币,之后在中国进行运营。这是我国外汇储备最主要的两大构成部分。需要说明的是,外汇储备主要由这两大部分构成,但并不是这两大部分的全部都成为了国家外汇储备。在强制结汇时期,各银行可能还会自留一部分外汇用于外汇兑换业务;在非强制结汇时期(2008年8月1日以后),居民和企业可以自愿保留部分外汇。这两大部分的比例,在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众商品劳务出口与国外投资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约为3:2。2、外汇储备是什么性质的钱?到底是谁的钱?知道了外汇储备是怎么来的,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确定这笔钱的性质。还是根据来源结构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民众所创造的外汇。这部分钱,民众已经获得的人民币,可以在国内自如的使用,从一般规律及长远来看,没有再兑换成外币的冲动及必要性。因此,这部分外汇,实际上所有者就转变为了国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部分外汇,的确可以理解为“老百姓的血汗钱”。因为,站在一个国家的角度,我们用实实在在的物质和劳动,换来了花花绿绿的钞票,并且这些钞票,是必须作为应急而储备的,不能随随便便在国际上花出去,兑换成物质。这部分外汇所占的比重越大,老百姓的“血汗”损失的就越多。从以上可以看出,这部分外汇产生了两个对立的矛盾,一是这部分外汇过少的话,会降低国家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二是这部分外汇过多的话,会使国家(民众)财富遭受巨额损失。造成这一矛盾的表面原因是人民币为非国际流通货币;深层次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机制。第二,国外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本身就是外国人,二是这部分钱具有投资属性。这决定了,从一般规律及从长远来看,这部分外币人家必然是要拿回去的,并且拿回去的必然要比拿进来的时候多得多。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国家的外汇储备中,有一部分是国家的钱,有一部分是国家代管的钱。明确这一点,对于衡量我国外汇储备多寡、调整外汇储备结构、预防外汇风险具有重要意义。3、外汇储备是否属于变相征铸币税?是否会造成通货膨胀?从老百姓的理解来看,钱和东西应当是具备一定意义上的对应关系。从这一理解来看外汇储备,的确造成了流通货币的增多,即增加了流动性。分析如下:首先看民众出口所创造的外汇。我们的东西(商品和劳务)没有了,转移到了国外,换来的是人民币。从这来看,的确是造成了流动性的增加,尽管我们可以再通过其他手段控制货币总量水平,但,单就出口而言,的确起到了增加流通货币的作用。再从外国投资来看,其投资实质上大概可以分为实物投资、技术投资、资金投资,在一般统计上,这三种投资难以区分。但对于国家来说,这三种投资在意义上却并不一样。实物投资,对于国家来说属于财富的增加;技术投资,属于劳动生产力要素的增加;而资金投资则只属于流动性的增加,与国家自己发行钞票并无二异,区别只在于似乎隐蔽一点。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研究员赵庆明在《经济热点:外汇储备是谁的?》一文中说,“由于纸币的内在价值相当于与其币值等值的外汇,因而不存在铸币税”。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问题的关键也恰恰在此,因为其对应的等值的外汇,由于储备需要,不可变现,所以仍然相当于增发了钞票,进而引起货币相应贬值,变相增收铸币税。同样,其对是否会引起原有货币贬值的论述,“新发货币可以换成外汇进口商品,货币和商品之间就不存在你多我少的问题,也就不会导致原有货币贬值”,对于个体来说,这个理论不错,但对于总体来说,就有问题了。因为外汇储备有零增长到几万亿,不是凭空来的,也注定了必然有一定量的常态储备,既然有这个常态储备,就说明肯定有大量的外汇永远得不到兑换,其必然对应相对量的人民币在国内流通。同篇文章中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认为,新发货币最终会被企业和居民持有,这些货币也是财富的一种形式,因而新发货币谈不上是“征税”。这样的逻辑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推敲。因为,以其理论而言,凡是发行的货币,即使是超发,也是通过一定的商品交换而流通的,每个货币都是财富的一种形式。以此来解释是否贬值即是否征税,实在说不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一行为是否引起通货膨胀,要看具体情况。比如在一个货币紧缺时期,这样流动性的增加,起到的是积极的作用;而在流动性泛滥的时期,则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换句话说,外汇储备的积累的确会导致一个经济体流动性的增加,但绝对不是必然引起通货膨胀。4、应该怎样衡量外汇储备的多寡?2006年2月,我国官方外汇储备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同年10月,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9年4月,突破2万亿美元;2011年3月,突破3万亿美元。传统衡量外汇储备水平的观点认为,外汇储备不得少于3个月的进口额、10%的GDP和30%的外债。2010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为2.85万亿美元,可以满足22.5个月的进口、相当于48.44%的GDP和5.2倍的外债。按照这一标准,我国外汇储备水平的确不低,但是否就过高,难以判断。因为说到底,外汇储备,是用来备不时之需的,而这“不时”,不但时间难以确定,就是所需数量也难以确定,不是真正需要时,谁也不敢说我们已经足够,所以不能妄言我国外汇储备已经偏高。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我国外汇储备的确偏高。那就是相对于民间外汇藏量。根据有关资料,与3.2万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相比,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存款仅2500亿美元左右。绝大部分外汇资产在ZF手里。而发达国家大多“藏汇于民”。2010年,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的民间外汇资产分别高达4.99万亿、6.91万亿、12.78万亿和15.4万亿美元。虽然这些国家的官方外汇储备不及我国,但加上民间这一块,其外汇资产均远远超过我国。5、为什么说我们的外汇储备不能分?究竟怎样才能分得外汇储备所代表的财富?要想说清这个问题,涉及到几个因素。第一,我们的外汇储备得足够多了,才有分的必要。是否足够多,没有人能断然下结论。第二,代管的钱,是不能分的,比如国外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及其对应的收益,这属于代管的钱,是万万不能分的。第三,对于国家自有的钱,即出口所创的外汇,是存在分给民众的可能的。但分的形式不能是简单的派发,因为这会形成人民币的“二次投放”;而必须是用外汇购买国外的资源、商品、劳务等,即为民众换来真实的财富。外汇储备经营收益,属于国家自有的钱,这个可以用于国民。在《经济热点:外汇储备是谁的?》一文中,赵庆明说,世界上外汇储备主要有两种形成方式:一种是像我国那样,由央行投放人民币购入外汇形成外储;另一种是财政出资形成外储,其中日本等国家由财政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形成外储,挪威、新加坡等国家则由财政用净盈余购买外汇形成外储。而我认为,从外汇储备形成机制的本质上区分,世界上只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国际流通货币国外汇储备形成机制,另一种是非国际流通货币国外汇储备形成机制。对于国际流通货币国(美国、日本、英国、欧盟)来说,其外汇储备(真正拥有所有权的真实储备)可以用印钞或者发行国债来获得,即虚拟财富获得外汇储备;而其他非国际货币流通国真实外汇储备则必须通过实际财富的对外输出才能获得,即国民财富换取外汇储备。至于赵庆明提到“挪威、新加坡等国家则由财政用净盈余购买外汇形成外储”,这本身并不能改变国民财富输出换取外汇储备的本质属性。因为,尽管国家通过财政盈余来购买民众手中的外汇,从而形成国家外汇储备;但民众手中的外汇,依然是通过财富输出而获得的。不同仅在于这一机制,对国家因增加外汇储备而印发钞票进行了禁止性限制,排除了因增加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导致通货膨胀的可能。所以,赵庆明“只有挪威、新加坡模式才能免费使用外储,因为这是财政净盈余买来的,不对应负债”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对于由国民财富换来的外汇储备,任何国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而对于国际流通货币国,外汇储备的使用更加“免费”。至于为什么他们能这么免费的享用世界财富,我们能不能也这样,本文暂不探讨。综上,对于非国际流通货币国来说,只要有外汇储备的存在,就代表着对应量的国民财富的损失,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载入中......
本帖最后由 转型阵痛 于
08:05 编辑
6、隐藏在外汇储备背后的惊天“秘密”
很多学者提出,万一外资大规模从中国撤资,我们的外汇储备可能所剩无几,这种担忧不无道理。而要避免这一情况,必须理清我国外汇储备的构成,增大出口换取外汇比重,降低国外投资所占比重。
为了查清这一问题,我查阅了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根据网站提供的《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2004年末-2011年3季度末)》表格,按照我的计算方法,以2011年3季度末为例,扣除外汇结余3.2万亿,国家累计对外资产为1.46万亿,而累计对外负债为2.78万亿;因此,净负债为2.78万亿减去1.46万亿结果得1.32万亿。那么,在我国外汇结余3.2万亿中扣除负债的1.32万亿,约剩1.88万亿,这1.88万亿应该为我国民众财富输出所得。(本段货币单位均为美元)
我们如果要想应对外资撤资,特别是其利润,我们就要奉上国民自己所创造的财富——1.88万亿,还不知道够不够!有人说,外资是不会一天撤走的;有走的还会有来的;其利润也是在日常运营当中慢慢输回国内的……以此来说明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其实一点不紧迫,担忧实在多余。其实,我们再深入分析一下,就会知道事情不是这么乐观:虽然不会一天要走,但其总归是要走的;有走的还会有来的只能说明有更多的国外资本来对我们进行盘剥;其利润也是慢慢输回国内的,而我们的可支配外汇储备(扣除国外投资之后)仍然持续走高,说明民众的财富持续无偿输出国外,换来的只是国家持有外汇储备的增多和人民持有人民币的增多。
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制,各国要融入全球经济,必然要进行一定量的国际货币储备(外汇储备),外汇的积累是一次被剥削,引进外国投资是建立在外汇储备基础上的再一次被剥削。在一般的思维里,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有两个办法,一是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二是逐步成为国际流通货币国。这两件事难度之大难以想象。在这里,我提出一个比较新的思路,也更容易实现的思路:在内生发展之后,走对外投资的大国崛起之路。如果不靠对外投资(实体经济)来赚取外汇,外汇储备将永远是个只输不赢的游戏!
说明:很多人都在热议怎样对外汇储备进行管理经营,这属于低一个层面即具体操作层面的东西,本文暂不探讨。(文/转型阵痛)
田俊荣:《经济热点:外汇储备是谁的?》,日,人民网-《人民日报》,。
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2004年末-2011年3季度末)》。
夏一秋:《谁能说外汇储备不是人民的血汗钱》,搜狐网。
& && && &日
外汇储备可以用来做啥呀?
可以发给灾区么?
下面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以美元为例,我国企业出口换回美元,然后企业把美元交给人行,人行印人民币交给企业,然后人行拿到的美元,形成了国家的外汇储备。我觉得这个外储,是不能直接发给居民在国内使用的,因为如果发给居民,居民拿到后,岂不是又要找人行换一次人民币(再印一遍人民币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原理上不能发给居民使用。当然居民拿到国外使用是可以的。
xief-cdu 发表于
下面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以美元为例,我国企业出口换回美元,然后企业把美元交给人行,人行印人民币交给 ...你的理解基本正确。很多人看待外储的贬值,觉得国家不应该持有那么多外汇,于是号召把外汇储备分了。这是由于没有理解国家持有外汇储备的初衷,这个初衷至少应当包含国际金融的风险管控。当然,随着国内人才和经验的储备,建立其他形式的储备方式也不是不可能,例如国家持汇和民间持汇相结合,加大海外实业投资等等。但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外汇储备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持有,是怎么来的,构成是怎样的,作用是什么等等,清楚了这些,提出一些主张才更有针对性和准确性,而不是拍脑袋出主意、做决策。
仔细看,对你搞经济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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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汇储备不是高而是低
作者:孙国伟
& & 副行长、国家局长近日撰文指出,当前中国继续积累外汇储备的边际成本已经超过边际收益,继续增加外汇储备已不合算。中国人民银行1月15日公布的显示,截至2013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82万亿,再创历史新高。这一数据相比2012年末增长了5097亿美元,年增幅也创历史新高。
  编者按:云相击求雨,水相击扬波,思相击生明。本文的不少观点异于常论,不落老套,令人耳目一新,但不一定无争议。即便如此,我们仍如实刊登,以求共同关注和讨论。
  “外汇储备量大好处很多,比如说有利于人们对中国的预期稳定,投机者攻击中国的积极性也就比较小。但是也有成本,出口多、顺差大,对资源和环境是有压力的。学经济学的都知道,边际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是一条上升的曲线,边际收益是一条下降的曲线。也就是说在一定的量以前,继续积累外汇储备总体来讲是划算的,但是超过一定量以后,边际成本就会大于它的边际收益,再增加外汇储备就不合算了。要是国际收支平衡了,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推进市场化已经成为近期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但部分学者对于汇率改革的方向和逻辑有偏颇,对国际储备失衡的认识出现偏差。
  国内不少学者和决策部门往往根据教科书经济学的逻辑,认为存在所谓“均衡汇率”,并将均衡汇率定义为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汇率水平。然而,无论是从经济学的内在逻辑还是从中国的发展要求看,对均衡汇率的理解都有待商榷,因而,对基于这一理念的汇率改革也应持谨慎态度。
  汇率改革的动机和逻辑大致有四:其一,巨量的国际储备制约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金融危机后国际储备的保值增值,为货币当局带来了严峻挑战;其二,出口廉价商品不但有损中国利益,令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对国内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必须通过汇率改革“倒逼”出口企业转型升级;其三,汇率是造成全球失衡的重要因素,汇率市场化可以缓解来自等国家强加的汇率升值压力;其四,通过浮动汇率制和资本账户开放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储备货币。
  通过对国际储备失衡原因加以梳理,不难发现,汇率市场化既不能解决所谓的全球失衡问题,也无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对此改革应持审慎的态度。鉴于客观上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已经日益扩大,建立各种货币衍生产品市场应提上议事日程,从而满足各种企业管理货币和汇率风险的需要。其次,应充分利用上海的实验平台,尝试在自贸区内建立美元离岸市场。
  全球失衡储备本无罪
  中国由于劳动要素丰裕,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国际储备。部分学者未穷究国际储备丰厚的缘由,贸然提出浮动汇率降低国际储备需求。笔者认为,鉴于中国就业压力以及老年化趋势,中国的国际储备可能还远远不够
  理解全球失衡问题,应重视全球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因素的影响。
  各国的结构差异和全球分工体系必然造成内在的短期失衡,要素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很低,难度较大,商品市场一体化因各种非经济因素而进展缓慢,短期失衡在所难免。若从长期和全球角度看,短期失衡是长期均衡的必要条件。
  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而是源于全球禀赋结构差异和产业分工格局以及中国自身的禀赋结构。
  首先看自然禀赋结构。中国顺差的背后是诸多国家的顺差之和,简单地以贸易顺差来衡量会高估中国的对美顺差。国际上基于重商主义动机的理论解释具有误导性。重商主义难以长期维持,若无中国顺差,必以他国顺差取而代之,与重商主义动机基本无关。除非后发国家(发展起步比先发国家晚)退出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否则世界经济只能在失衡中发展。
  其次是人口结构因素。中国目前最大的竞争和比较优势在于丰裕的劳动要素,也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禀赋基础,在存量劳动尚未出清的情况下,国际储备积累不应结束。
  再次,商品生产和出口国因生产效率所要求的“最小规模经济”而必然会“生产过剩”,从而需要利用国际市场,规模经济的发挥不仅因成本下降而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因成本下降的价格效应而有利于提高全球的消费者福利,这一经济特征基本与汇率政策无关。
  资源出口国(跨期消费平滑)和商品出口国(生产的最小规模经济)的经济特征,导致其具有国际收支顺差的必然性。最新的研究表明,在通货区,固定汇率制度的刚性越高,商品市场效率反而最高,套利最为完全,一价定律成立,因此,汇率刚性并非是产品市场失衡的原因。鉴于中国仍有大量闲置劳动力以及未来人口结构老化带来的消费压力,排除大量热钱后,中国的国际储备可能还远远不够。目前对中国的国际储备过高的认识既有理论上的认识偏差,也有国际金融制度上的安排缺失。
  首先,部分学者提出重商主义动机,以此为依据来解释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国际储备积累,但这一动机只能解释没有经济结构差异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而且重商主义或因国际收支内在的调整机制而难以长期维持,或因维持这一政策的成本很高而最终放弃,同时,重商主义也并不符合一国的长期和根本利益,以此解释国际储备需求有失偏颇。
  其次,有学者认为浮动汇率可以降低国际储备需求,理由是在浮动汇率下中央银行无需持有国际储备来干预汇率水平,但这一观点有待商榷。浮动汇率下一国货币失去了名义锚,为避免汇率过度波动,保持汇率相对稳定,中央银行还是必须持有储备为本币提供名义锚,从而增加了预防储备需求。
  此外,国际货币体系缺失“最后贷款人”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虽然货币互换以及多边和地区稳定基金可降低储备需求,但此类安排多为临时性,且规模有限,无法应对全球系统性的流动性冲击。同时,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后贷款人角色因其资源有限和条件苛刻而备受诟病,很多曾经寻求IMF援助的国家视其“丧权辱国”,这也间接促使各国自我积累国际储备以求自保。就拥有巨额储备的中国而言,各种形式的双边和多边货币安排基本上都是对他国的增信和无偿援助。
  权衡储备别忘城市化
  国际储备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成本与收益几何?思量这一问题应多涉及几个维度,其中对“城乡二元结构会在很长时间内客观存在”这一特殊国情需倍加考量
  权衡国际储备的成本和收益涉及多个维度,不应高估成本,低估收益,不应只考虑短期收益,忽视长期收益,尤其是对中国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通过计算美元贬值程度这种简单的经济账,并以此为依据得出中国受损的观点大行其道,几乎完全忽视中国的客观条件和各种隐性和潜在收益。例如,国际储备是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抵押品,有助于FDI的流入;贸易和FDI对本国经济和社会产生正外部性等。
  其次,以国内利率水平作为持有国际储备的成本也不客观,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导致利率高企,但不一定反映真实的资本收益率。目前,中国的广义货币(M2)已经高达108万亿元,但是资金成本仍然很高,银行间的隔夜拆借利率高位盘整,黑市高利贷猖獗。这些现象表明,虽然中国的流动性泛滥,但利率高企,流动性资源不是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债务链条中形成投机性流动,利率水平并不能客观反映真实的社会资本收益率。
  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通过贸易渠道获利,美国通过资产渠道获利,这是由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决定的,符合各自的比较优势。短期内,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只是让原来边际上无竞争力的国家替代中国出口。货币升值不能改变中美间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不仅会恶化美国的贸易条件和经常账户,造成美国消费者福利损失,而且会造成中国出口部门不可逆转的破坏以及就业下降和增长乏力,是明显的双输。既然中美间在既定汇率水平下能发生贸易,一定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是互利共赢的结果。中国决不应掉进国际上将人民币汇率恶意政治化的陷阱,应坚持将汇率作为本国发展的重要战略和杠杆变量。
  在权衡国际储备的成本和收益时,“城乡二元结构会在很长时间内客观存在”这一特殊国情要求中国必须增加一个维度的权衡,即持有国际储备的成本与生产率提升的收益以及各种非经济收益。
  首先,劳动力从门到工业部门的重新配置可以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直接收益。目前,国内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已无剩余劳动力,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完全站不住脚。从动态看,中国仍有大量可以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美国600万的农业从业人口耕种了占全球20%的耕地,而中国的耕地面积仅占全球的9%,即使考虑到存在一些诸如蔬菜和水果生产之类的劳动密集型农业部门,农业现代化仍将释放出数量相当惊人的劳动力,由此可以判断中国的拐点远未到来,劳动力重新配置效应和技术追赶效应也远未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依然长期存在,目前的工资上涨压力决非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所致。
  其次,出口增长、工业化、城市化会对国内其他产业产生正的溢出效应。
  再次,城市化带来的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经济和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因人际交流而带来的信息、知识和文化的扩散传播效应,个人的学习和技能提升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而且取决于所处的环境,城市化无疑可以极大改善学习环境,社会互动水平的提升又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最后,城市化带来农村人口融入现代文明等潜在和隐性的无法量化的长期发展和进步收益。
  离岸美元降储备风险
  对于如何有效降低国际储备的管理风险,可借助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平台,建立上海离岸美元市场。通过这个市场,提供美元债券等投资产品,开拓外汇储备投资渠道,改变官方储备与民间储备结构
  就国际储备管理和国内金融发展而言,可以考虑在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内建立上海离岸美元市场,以此提高中国的国际储备的管理水平、加强国际货币体系治理、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建设并防范各种潜在的国际金融风险。
  离岸美元是在岸美元的二级市场,建立离岸美元市场会形成一种货币、两个市场的竞争约束机制。由于伦敦美元离岸市场主要是银行间短期拆借市场,是美元的离岸货币市场,上海美元离岸市场应定位于国际美元资本市场,以国际公司债券融资为主,从而对伦敦市场形成差别竞争和功能互补。
  建立上海美元离岸市场的必要性在于:其一,后金融危机时代是中国发展上海美元债券金融市场的战略契机;其二,亚洲经济增长的模式和特点决定了对美元债券具有强烈需求;其三,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贸易结算的快速增加以及人民币的境外流通均需要美元债券市场提供支持;其四,亚洲的发债需求和投资需求旺盛。
  可行性在于:其一,国内债券市场发展迅速;其二,资金结算和清算系统已经初具规模且日益完善;其三,金融市场制度日趋完善;其四,亚洲地区金融市场建设方面已积累丰富经验。最重要的是上海自贸区宽松的政策环境为发展离岸美元市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而且还不会冲击国内金融稳定和安全。
  上海美元离岸市场的功能在于:其一,与伦敦市场互补,形成完整的离岸美元收益率曲线,从而对在岸美元形成竞争和约束;其二,中国和亚洲国家巨额外汇储备可以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和本国金融机构(QDII)在离岸美元市场的投资避开美国在岸市场对中国投资优质资产设置的壁垒,实现美元储备的保值增值;其三,减少结售汇额度,让民间美元通过金融机构投资于离岸市场,从而缓解贸易和投资双重顺差造成的外汇占款和通货膨胀压力;其四,国内金融机构通过参与离岸业务,逐步提高国际化运营能力;其五,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会形成规模效应,一旦离岸市场得以运作,将强化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中国缺乏美元投资渠道,美元投资品种少,境外投资受到严格管制,持有美元面临美元贬值压力,又无法通过投资使美元增值。上海自贸区的美元离岸市场可以创造藏汇的外部环境,提供美元债券等投资产品,畅通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渠道,改变官方储备与民间储备结构,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真正实现从“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路径转变,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提供投资渠道。
  FDI和贸易不能放弃
  探讨国际储备,不能忽略国内经济发展现状。考虑到中国存量劳动力远未出清,在强调创新的同时,别忘了,“FDI和贸易”仍是中国经济的强劲动力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禀赋结构和发展阶段看,内需导向的增长模式短期难以实现,因为消费取决于居民收入而非政策刺激,收入取决于就业,就业取决于贸易和出口,旨在减少出口增加消费的宏观政策未能正确理解国民收入恒等式的内在关系和中国特殊的禀赋结构。
  从理论研究看,学者研究表明,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放缓是源于生产率增长放缓,其中85%的产出增长放缓可以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放缓所解释,这一数字要远大于由物质资本积累放缓所能给出的解释。在经典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研发的回报与当前的研发存量成比例,从而产生了具有不变研发投资的几何增长。就基于搜寻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而言,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的回报主要取决于生产率的分布。
  经济学家在基于搜寻模型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研究中发现,经济中最缺乏创新能力的企业能通过促进经济中的技术扩散而在促进一国经济增长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模仿更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处于生产率分布底部的企业的风险承担为经济创造了正外部性,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生产率不同的异质性企业可以通过自己生产,或者支付成本在经济中搜寻技术来更新自身的技术水平。经济的持续增长源于内生决定的生产率分布与企业最优前瞻性搜寻政策之间的反馈。经济增长率则取决于生产率分布的特征,薄尾分布带来更高的增长率。一般而言,经济中绝大多数企业处于低生产率水平,只有极少数企业处于生产率分布的前沿。因此,由缺乏创新能力的低生产率企业的技术模仿和接受决策带来的技术扩散所驱动的整个生产率分布的演变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内生增长机制。简言之,除劳动和资本要素的积累外,创新(innovation)和模仿(imitation)均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一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作用和重要程度明显不同,作为后发国家,学习和模仿仍将是未来很少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忽视客观发展阶段,盲目强调创新会有损经济效率并导致经济增长失去动力。
  从主观上看,首先,中国大量的存量劳动力远未出清,劳动力资源会因显性和隐性失业而无谓浪费。其次,资本密集和高科技产业无法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并会导致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以及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大量人口会因失去就业机会而陷入长期贫困,造成就业机会不公平这一最大和最根本的社会不公平并恶化收入分配;再次,盲目追求自主创新从动态和经济效率看不一定最优,有研究表明,虽然各种发展方式最终均会进入发达阶段,但较之自主创新,FDI和贸易可以让一国较早地成为高收入国家。
  就中国而言,目前最多的企业正是那些出口型和中小型民营企业,根据上述基于搜寻论的内生增长机制,政府应该通过财政金融政策来补贴那些正处于升级中的企业。就出口企业而言,显然,稳定甚至低估的汇率水平可以作为一种对出口企业的补贴政策,从而逐步改变中国的整个生产率分布状况并推动生产率分布的向前演变。
  (作者系上海海洋大学金融学系教授、复旦大学全球贸易与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
12/17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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