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生死账：高息高税挤压民企利润空间_网易财经
民营企业生死账：高息高税挤压民企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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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着劳动力贵，原材料贵，土地贵，税负成本与融资成本也贵等问题，利润已薄如刀片，亏损却如影随行。本文将从6个方面来为民营企业算算账。
告贷无门，唯有求助高利贷，最低6分的月息，借了是找死，不借马上死，高额融资成本让民企玩不起；17%的增值税率，25%的所得税率，沉重的税负让民企乐不起；仓储租金年增30%，路桥费占物流费用30%，而物流费用占据全国GDP的18%，天价物流成本让民企伤不起；辛辛苦苦养大一头肥猪，到销售时才发现2/3要白白送给卖猪肉的人，终端“最后一米”的盘剥让民企担不起；年增10%的工资成本，敌不过45%的员工流失率，匮乏劳动力让企业输不起；半年之内上涨32%的铜价，一年之内上涨86%的棉花，更不要说狂涨286%的稀土材料，疯狂的原材料价格让企业活不起；本刊编辑部与特约专家、记者们一起，通过对从包头到深圳、从温州到重庆的民营中小企业的深入调研，为读者奉上第一手的民企成本账单。他们为什么会落到生死存亡的境地？是金融危机之后的货币政策骤放让他们左右挨打，还是遭到了宏观调控与产业升级为名的清洗，或者是不幸成为了通胀成本的承担者？生死账单的背后你所乘坐的船即将下沉，请另觅生路。本期策划，我们通过各路专家给中国的民营企业算了笔细账，却得出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不光是劳动力贵，原材料贵，土地贵，税负成本与融资成本也贵……样样都贵，利润已薄如刀片，亏损却如影随行。他们为什么会落到生死存亡的境地？金融危机的蜜糖与毒药关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总给人许多幻觉。我有两个朋友，都说2008年是他们好日子的开始，最坏的时代是他们最好的时代？一个在央企工作，他常给我说，金融危机是不是被你们媒体夸大了。每天听到美国这个那个的巨头倒下了，冰岛啊这样的国家都要破产。他也知道像《金刚》那样以大萧条为背景的电影，就是从女主角饿得偷苹果开始的。可是折射到他身边，没有饥饿没有眼泪，而是每个人都比以前有钱了。他是一家生产重型机械企业里的中层干部。2008年那年买了辆车。以前是有钱也不敢买，那年是人人争相买车，车差了见不得人，一出手就买了辆大众迈腾。另一个朋友做公路物流，有几辆大货车，2008年被更大的物流公司并购了。他想不到更好的生意，于是就去买房子，也遇到了房地产调控，经受了惊吓，但熬到现在赚了不少。现在他特别相信任志强的话，坚信房价永远不会跌。他们并不是我刻意寻找的样本，但的确有许多人从金融危机之后过得很好。民营企业真的生活那样艰难？国企不是在减少吗？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到2010年,全国的国有企业数量从159000家减少到114500家,减少了38%;央企从200家减少到125家。民营企业的处境艰难，是不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付出的代价？要产业升级是对的，但关键在于我们是2008年加强了政府干预，减少了市场自我调控能力，国企凶猛的属性得以淋漓尽致地释放出来。政府先是发放出来巨量货币汹涌地流向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超大型的、由中央政府直接操控的、能够体现国家能力的国有企业。一夜之间，这些国企一下子财大气粗起来，民企那边是愁钱花，而这边却是愁花钱。买房地产、股市、能源、矿山，接着就是并购，国内、国外触角无处不及。然而，紧缩一来，提高存款准备金，限制信贷，却毫不犹豫地落到了民营企业的头上。所谓的调控，其实是非常残酷的，温州商人在山西煤炭行业投资1000多亿元，但煤改中，还有500亿元没有逃离，被迫进行了煤改，损失惨重。以石油行业为例，663家国内民营石油批发商倒闭了2/3，4.5万座加油站关了1/3。原因是无油可卖，国企垄断了油源。在调控中还会遇到这样问题，一些企业在银行的贷款项目，可以因为调控的原因，被银行强行提前中止，契约精神被破坏，企业既定的部署被打断。一收一放，一张一缩，导致了许多民营企业处境艰难。国有企业与央企的数目在减少，但其实国有力量只是退出一些产能过剩的领域，高利润的行业依然被牢牢垄断。经过始于金融危机之后的产业振兴与宏观调控，国企已经收复众多失地，众多关键产业上都把民企清洗出局。不仅银行金融、土地资源、能源、航空、铁路、教育产业系统等这些本来就不打算放开的核心领域，就连看上去已经有限市场化的互联网，政府的手也不断触及。中国的垄断企业越来越强大，在世界500强里排名不断上升，中石油更是一度成为全球市值第一。来自全国工商联的一个数据，民营企业500强2009年税后净利润2179.52亿元，但这样的利润规模，与两大央企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的利润比起来，实在羞涩。两大巨头2009年的净利润分别为1458亿元和1033亿元，其利润之和超过了500强民企的利润总和。民营企业就像搭乘的是一辆在迷雾中奔跑的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加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缓行，甚至还有被强行拖下车的危险。他们许多精力与时间不是花在管理创新或是商业模式创新上，而是花在研究政策风向与制度创新上。我们一厢情愿地想，这样的清洗，一觉醒来，那些低利润、高消耗的企业就统统死掉了，诞生出的是一批传说中的高新产业。事实却是，由于无利可图，许多资本正从产业链中溢出，而没有去反哺产业链形成良性循环，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升级。比如服装行业，龙头企业仍然没展现出太多向上游设计与高档面料创新等方面突破的意愿，而是将资金纷纷转向股权投资与二级市场。杉杉与雅戈尔更像是类金融企业了。以整体企业群落来看，我们展现的更多不是整体升级，而是地盘的重新划定，是国企利用调控收复失地。“跟央企玩，你玩不起”南航最牛机长，骂了句狠话：“跟央企玩，你玩不起！”乘客中要是有民营企业家听到这话，一定心惊肉跳。现在的民营企业家真的是谈央企而色变。张维迎不当院长之后，就敢于说真话，他有一个精彩的比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竞争，就像皇帝与大臣下棋，大臣要想赢很难，即使能赢也不能赢，因为赢了麻烦就大了。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是效率高的，为客户创造价值更多的企业打败效率低的，创造客户价值少的企业。但是，因为政府与国企间的利益纠葛，宏观调控与产业升级往往会演变为对民营企业的围剿。有的甚至是逆向淘汰，是效率低的企业去兼并效率高的企业。有一个朋友，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分行行长，他这样给我算账：国家倡导鼓励中小企业，但是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大家都知道中小企业的生存风险本来就很大。民间能进入的领域，大多是产能过剩了，不赚钱了。一个行业，如果有持续的高利润，一定是政府限制，用行政保护阻止民营企业的进入。国企赚钱民企不赚钱，你说银行应该把钱贷给谁？政府要求各家银行要重视中小企业贷款，于是各个银行都成立起了中小企业信贷部，但是银行也是商业机构，也要讲投入产出与风险规避。给国企一笔贷款，可以是几个亿的信贷额度，能赚到很多。给中小企业贷款，几十万元一笔地这样做，风险既大，产出也小，商业利益趋动下，银行肯定要傍大客户。再说，如果把钱贷给国有企业成了坏账，因为企业是国家的，那是工作失误；而贷给民营企业成了坏账，就有刑事犯罪的嫌疑。除了来自融资上的优势，国企还有许多隐性收益。比如，有些时候国有企业赚到了钱，但其实是政府直接把项目给他做。如果是民营企业来做，可能成本更低，更能赚钱。国企的利润里潜藏了大量的机会成本，比如优惠的土地、资源等。而对于民营企业，如果想得到，要花很大的代价。宏观调控之后，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百花齐放，万木竞长，而是唯有根红苗正者得阳光雨露，是大树遮天，寸草难生。央企无限膨胀，像一大群硕大无比的恐龙。剩下一些为上市而去的高科技和“伪高科技”公司，以及茅台、洋河、洗浴中心之类专供政府消费的异类企业。民企被逼到那些国企所陌生的蛮荒之地去试错，去滚雷。其实，众多中小企业死掉的话，整个生态链会被严重破坏了，国企的危险也来了。最简单的，他们将独自面对市场的风险，转嫁成本的对象与成长的来源也没有了。人人都爱“体制内”在过去，我们的企业家都让人羡慕，是先富起来的人，是大众偶像与青年导师。现在的企业家们却变得越来越幽怨。杜双华幽怨，任志强幽怨，马云也幽怨。企业家精神萎靡，是因为“体制内”的强势。人人都说体制内好，央企的董事长、CEO的年薪不断创出新高；人人都说体制内好，中石油的天价酒单让人浮想联翩；人人都说体制内好，机关食堂的特供伙食竟然可以在食品忧患的淤泥中独善其身。发达的国家，总是通过制度引导最优秀的人去做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是伟大的，聚焦资源，点石成金，创造财富。过去我们有幸出现这种局面。改革之初虽然是由一些走投无路的人带头创业。但之后，便有了海归有了官员与教授的下海，优秀的人正在被吸引到创业的浪潮中去，甚至有了“没出息的才当公务员“的说法。以前的国企，往往意味着亏损，意味着下岗。各个城市都在争相招商引资，鼓励各地的民营资本来做企业。历史总在轮回，现在却是民营企业都在想着傍央企，傍政府。王石说得明白，对于中国市场来说，和大型国有企业合作是进行资源整合的重要方式，所谓合作，对于许多民营企业更是依附与归降。有的民企老板甚至说，希望被并购被重组，“哪怕成为央企的雇员也行”。我们也看到社会中的青年才俊纷纷涌向政府部门，社会精英回避价值创造，而向往财富的再分配，从财富的重新分配中获取自己的利益，社会将趋向寄生和停滞，经济将失去活力。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招收公务员，在通过资格审查的135万人中，报考国税系统的40多万，报考海关30多万，两大系统占报考总人数70%，而铁路、公安、气象系统是人气惨淡。经济学家许小年得出这样的结论，青年才俊不仅向往价值再分配部门，也就是政府机关，而且已经准备好了，准备用腐败等违法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样是安全、稳定和受人尊重的公务员位置，为什么会出现报考的冷热不均？很显然，人们对这些部门的偏好是由寻租权力大小所决定的。当然，这里有一点信息不对称，铁路、公安、气象系统报考的人少，可能是因为还不大清楚那里的寻租潜力有多大。这么多人涌向了国税和海关部门，表明我们的青年才俊们不仅希望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且准备以违法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以违法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令民众质疑政府立法和执法公正性，动摇他们对于社会公平的信心。信市场，信民间网上热传着一条关于国家、国企和民企“互动”的微博：1.最早，国企没钱，国家也没钱。于是，让大批国企倒闭，人员下岗、下海；2.下岗和下海的人，办起了民营企业，振兴了经济，上缴了巨额税收。国家拿钱大量补贴国企；3.国企有钱了，倒过头来把那些民企收购或挤垮；4.大量的企业家再次创业，再次缴税，再次等待被挤垮。我们不能假宏观调控、产业升级之名，轻易地就抛弃中国制造赖以成名所谓的低端制造业。中国的中小企业承担了我们80%的就业。中国还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城镇化过程中还有大量农民要离乡背井，他们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不是基金经理，不是IT工程师，而往往还是在流水线里做一名工人。我们还会有2~3亿名农民进城。我们在东南部形成的制造业，经过了十几年积淀，才形成链条，不管升级还是内迁，都不能说先抹掉再重来。没有了基础，我们依然进化不了更高端的产业。产业升级不是引刀自宫之后再练神功。中欧商学院的黄明教授认为，中国最稀缺的一个是有长久打算，有产业升级志向的企业，更稀缺的是理解与支持民营企业的政府。只有两种稀缺资源对接，才可能产生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民营企业需要非常明智的、非常理解企业的地方政府来保护。政府要不保护它，总能找出它一点毛病把它给灭了。在中国法律框架不清晰，法律解释权完全拿在政府手上时，企业需要理解和保护。”其实，有一个东西已经是共识，过去中国取得巨大的成功，是改革开放的成功，也是自上而下都开始相信与敬畏“看不见的手”，也是政府把企业家们请回经济生活中来的结果。我们不能推倒这个共识。过去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在经济持续发展得好的时候，政府就会强势，就会跃跃欲试地要与那只“看不见的手”扳扳手腕，抑制民营企业。而当经济发展开始艰难时，政府就被逼反思，被逼让步，会把一些垄断的行业打开。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动改变？让民营企业像《让子弹飞》里边的张麻子说的那样，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许多民营企业家，现在需要的是安全感，现在他们害怕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不确定性，不敢长线布局，不敢投入钱搞一些见效慢的研发等，赚到的钱要么挪到海外，要么用来投机。现在，我们的政府的力量太大了，限制竞争、行政垄断、产业补贴、限价、限购……无所不能。一场足球比赛，好裁判哨声少，全力维护比赛的流畅进行，赛场的真正主角是比赛双方，胜负的结果是因为球队的实力与发挥决定。坏裁判是不断掏牌，不断以争议判罚影响比赛进程的。最坏的裁判则是和比赛的某一方是一个体系的！政府在调控管理市场中要做好裁判，那么我们的民营企业才会重新焕发活力。信市场，管住政府那一只按捺不住的手，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信民间，只要有相对宽松的环境，民间自有源头活水来。!融资账：贷款利率超过利润率在温州，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企业大面积的倒闭现象，但已经有五六家企业不堪成本重负而倒闭或者企业负责人逃走，不少中小企业处于半停工状况。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现行的政策和外部环境都有必然的联系，企业现在普遍觉得生存的压力非常大。我在5月曾经说过：“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如果外部环境得不到改善，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这个问题我不是特指温州或者浙江，而是指全国，因为不仅仅是温州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都一样，最近全国工商联调研的报告已经印证了，全国中小企业现在大都陷入困境，温州只是一个风向标。正规融资渠道贷款难自2010年初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来，截至6月14日，央行已连续12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也达到21.5%的高位，冻结了银行大量的资金，其放贷能力备受制约。现在正规的渠道能借到钱的利率也在不断地攀高，实际上升到年利率30%左右，虽然国家规定的贷款利率没这么高，但银行通过各种名目来增加利息。一种方式是变相提高贷款利息，比如说银行借给你1000万元，需要你先存300万元在银行，这笔钱你是不能动的，也是没有利息的（即使有也是低息的），相应产生的利息会被分摊到实际使用的700万元资金里面去了。等于提高了实际贷款利息，你借出来的也是“高利贷”。另一种方式是银行变相要求借贷人购买各种各样的基金，名目繁多，这样实际上正规企业借出来的资金利率也已经达到月息1分到1分2，甚至1分5左右，企业的压力比较大的，融资成本也就增加了。金融机构高企的利率对应的是稀缺的信贷资源，即使企业乐于接受这一贷款成本，但也不见得都能获得贷款，大部分中小企业根本无法入银行的“法眼”。转向民间借贷成了无奈之举。这其中，弱势的中小企业又是受冲击最为明显的群体。温州一家高科技企业，颇具成长性。这家企业2009年获得银行几千万元贷款的扶持，新上马多条流水线，生产能力也达到之前的十倍。但随着信贷政策的收紧，银行又开始收紧对这家企业的信贷支持，而新上马的生产线投资仍未回收。由于资金非常紧张，这家企业只能转向利率高企的民间借贷填补银行信贷收紧的资金短缺。据悉，目前其在民间融资规模已经达到1000万元，尽管借期偏长，但月息也高达3分以上，意味着1000万元的借款，一年将支付360万元以上的融资成本。就算属于高科技企业，利润率也难以覆盖这一成本。而1000万元的民间借贷也许还不能完全解决其资金缺口，如果银行进一步收紧贷款，这家企业唯一的出路就是进一步求助民间借贷，背负高昂的利率成本，生存状况更为艰难，直接面临倒闭的风险。不少企业也曾有类似的遭遇。有的是贷款到期后，尽管银行与其签订合同并表示：还款之后，还会与之续贷。但当企业借高利贷还款之后，银行则可能以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信贷资金紧张为由，延缓续贷，而此时企业只能借更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还掉前期的借款，背负越来越沉重的负担。短期的“高利贷”很大一部分是企业借作此类过桥之用，这意味着，一旦银行延缓放贷，那么很多企业都会面临高昂的过桥贷款成本。这直接威胁着企业的生存。民间借贷成本高昂民间借贷融资成本是比较高的。比如你需要500万元的资金，借期在1～3个月，如果找到民间投资机构，通常会要求你有资产抵押，而且资产估值不能超过借款数额。当然最关键的是利息，尽管在民间借贷中1～3个月的借期并不算短，但民间投资机构的报价至少是月息6分，按目前的情况，8分甚至1毛都有可能。报出这个利息也是有他的道理的，这些投资机构集结的资金成本便要3分，与此同时还有公司运营费用也要1分，即使收取6分的借款利息，其所得利润也只有其中的2分。6分或者8分的月息，折合成年利率则高达72%或96%，依照最高利率不能超过基准利率4倍为界，这些都属于“高利贷”，这对非暴利行业且经营正规的企业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如果你的借期是1年、3年或者更长期，这种长期贷款的月息也要3分左右。自2010年10月以来，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利率便一路走高。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统计，目前温州中介民间借贷机构年化最高利率已经达到40%左右。实际上，官方的监测统计应该低于实际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数据来源于众多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等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这些被检测对象自身很可能也是“高利贷”的供给者，对于自己的不正规经营，透露给官方的信息还是会有所保留。求助民间借贷，并能及时获得续贷的企业或许会借此解决燃眉之急，并赢来转机，但对于另一部分遭遇银行削减融资额的企业而言，借助利率高企的民间借贷融资则无异于饮鸩止渴。如今的实体企业，利润率也许只有3%～5%，对于他们来说，别说8分、6分甚至2分的月息都难以承受。但又不得不借，不借就可能马上倒闭，而借还存在转机的可能。短期借高利贷还可以，但长期对于企业而言必然是致命的。在温州，关于企业主无力偿还高利贷而“跑路”的例子并不鲜见。借贷双方的风险隐忧高收益对应高风险，企业的融资困境对于民间借贷机构是机遇，但也是挑战。一旦风险集聚并爆发，包括陷入高利贷泥潭的企业自身，以及众多资金供给者都有可能成为风险爆发的牺牲品。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0年底进行的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即显示，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个人参与民间借贷的数量比企业多；从企业看，被调查的6家大型企业中仅1家参与了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则有60%左右的企业参与其中。比如一位温州中小企业老板就曾表示，包括他自己，他所在的圈子有80%以上的人涉足民间借贷。这些人并非直接放贷，而是把钱以1.5～3分的月息给某些中介机构，由中介机构对外放贷。在这些中介公司中，值得提醒的是担保公司。如今担保市场似乎有一个成形的链条：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不直接放款给个人，而是要求借款人找担保公司做担保，担保公司从中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这个链条看起来很正常，实际上，很多担保公司看中的不是一点服务费，而是直接取代了银行放起了贷款，不同的是一些担保公司放的根本就是高利贷。此类担保公司最大的风险就是资金链断裂问题，由于担保公司以“理财”的名义吸引来的民间资金本身利息就很高，必然要寻找更高利息的贷款下家，一旦投资项目出现风险，势必引起整个利益链条的崩断。风险的隐忧并不止步于个人、实体企业或民间借贷机构，且可能延伸至银行。一些民间借贷融出的资金不排除来源于银行，这些企业借助其自身的实力从银行低价获取资金，再转借给其他企业，无形中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链条及其成本。总体来说，民间借贷机构对企业融资积极面更大，但也要进一步引导当地民间借贷机构走向阳光化，纳入监管体系，以减少高利贷的存在以及引发风险的可能。案例借贷致死内蒙企业家金利斌死了，44岁。曾经，他拥有11个子公司，“25亿元”资产；曾经，他试图打造一家100亿元的上市公司；死前，他有1596个债主，每天要偿还500万元的利息……惨烈的自焚悲剧后，这位包头市的风云人物的是是非非，并没有写下一个结尾。梦想：百亿元资产1992年，金利斌下海。像大多数创业故事一样，老婆守摊，自己跑采购、跑业务——那时候的金利斌还是“瘦瘦的，不像后来那么胖”。他曾经代理过话梅瓜子，两个月获利40万元，之后开设了糖酒批发部。2002年，金利斌成立了包头市惠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惠龙公司”)。在惠龙公司成立后，金利斌贩卖羊绒赚了第一桶金；开设了洗浴广场，一年内收回投资；代理知名白酒、液态奶品牌，涉足娱乐、采矿、物流等产业——金利斌的公司像哥斯拉怪兽一样迅速膨大。2008年，金利斌成立包头市福禾豆业有限公司，从终端渠道，到农产品生产，金利斌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但是，惠龙公司的战线拉得太长，资金成为金利斌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且不说他是举债成立福禾豆业，他还决定投资4亿元，建设“中国福禾豆业生产基地”。金利斌打算将福禾豆业打造成龙头企业，争取“在3年内实现上市，10年内实现总资产100亿元”。只是钱从哪里来？借款量小、担保抵押条件苛刻，从银行融到足够的资金显然效率不高。由于之前金利斌曾尝试过社会集资发展企业，金利斌盯住了利息高但借款方便的民间资本。当年6月，金利斌的惠龙集团公司挂牌成立，大规模的社会借贷开始了。融资：高息吸款惠龙公司的融资对象从内部员工开始，逐渐渗透到社会上的各色人物。公关攻势、担保承诺、高息回报，再加上惠龙公司的社会光环保驾护航，金利斌向社会圈钱无往而不利。在金利斌旗下的企业中，最盈利的是洗浴和食品物流产业。而洗浴中心为集团累积现金流的同时，也是金利斌融资公关的工具。金利斌向债权人筹集资金后，免费发给他们洗浴卡或打折卡。卡面金额少则1000元，多则数千元甚至上万元；打折卡的折扣低至3折。此外，惠龙连锁超市也会赠送3折的消费卡。知情人告诉记者：“整个惠龙超市与其说是一个面向大众的超市，还不如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内部超市。”公司融资专员的攻势更是让人难以招架。回想起当初借款给惠龙公司的过程，一位董姓债权人感慨不已：“惠龙集团负责融资的一位女职员特别能说会道，也不知道她是如何获得我的联系方式。最初我死活不同意借钱，后来在对方的伶牙俐齿之下，我借出了10万元。再后来看到包头市各大媒体对福禾豆业的宣传报道之后，再次追加了100多万元。”要知道，金利斌旗下企业是“内蒙古自治区百强企业”、“重点龙头企业”；他本人则“非常豪爽，讲义气”，“敢做，胆子大”，“很仗义，同时也是一个干大事的人”，而且还经常上电视，与市政府要员谈笑风生。惠龙公司的债权合同中，也写明了担保内容：“若到期未&能偿还债权人资金，惠龙集团愿以资产作为抵押。”再看提款协议：“借贷人若急需用钱，可提前20天通知公司即可。”乍一看，这些条款让人信心十足。最关键的是，惠龙公司承诺了高息回报，对不同的借款额开出了不同的回报利息：10万元的借贷每月2分利；10万元以上的借贷每月3分利。新华社的报道则说，惠龙公司“成立了4个融资部,以月利息3～4分钱、甚至1角钱大肆集资12.5亿元”。如果每月3分利，年利率按单利计算是36%，按照复利计算约为42.6%。相关政策给了民间借贷4倍于银行利率的空间，按当前6个月至1年的短期贷款年利率5.81%计算，个人民间贷款年利率上限也仅是23.24%。包头略带沙尘的空气，添了一分“血腥味”，撩拨起这个城市的资本“嗜血”本能。债主：1596个有谁会和钱过不去呢？赵娟，包头一家餐馆老板。2009年，她向亲戚借了60万元，再加上自己60万元的积蓄，共凑了120万元借给了惠龙公司。此后，她又将餐馆近两年积攒的50万元投了进去，前后加利息共达240万元。包头某农村信用社的一位职员，以每月1分2的利息从民间源源不断地吸纳了近1000万元的存款，再以3分钱利息贷给了金利斌。还有一些民间小额借贷人用房产、汽车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再借贷给金利斌。于是向金利斌贷款的人越来越多，从公务员、餐馆老板、教师，再到超市里卖菜卖馒头的，从数百万元到几万元不等，金利斌的民间借贷几乎囊括了包头市各个阶层。几千万上亿元的借款者，在金利斌众多的债权人中并不罕见。由于超高利息的诱惑和金利斌头上的众多光环，许多人都想方设法地给惠龙公司送集资款而获利，到后来“必须最低50万元才收，钱少的还要托关系才能送进去”。截至2011年3月，惠龙公司共向民间1098人集资12.397亿元；向公司职工498人集资1.109亿元；向银行贷款1.1亿元，合计14.606亿元。而且大多数借贷人将资金投放进去之后，基本上都没有取出来过，都是按照利滚利的方式，每年3月左右再去签一份合同。偿息：每天500万元尽管资金已是无忧，但惠龙集团旗下的各个企业，尤其是主要的融资项目福禾豆业，业务发展都没有起色。工商部门的资料显示，惠龙洗浴广场第一分公司洗浴俱乐部的年营业收入为215.96万元，税后利润只有5.9万元；金利斌大肆宣传的福禾豆业，按照2010年4月的年检数据，其资产总额为7109.6万元，但负债总额就达到6909.6万元；惠龙旗下的两个超市，2010年5月的年检数据显示，资产净额分别只有5.5万元和2万元，而且营业场所全是租来的。这些工商资料也许并不能显示惠龙集团旗下企业的全貌，但是惠龙集团的资产规模被金利斌成倍夸大却是不争的事实。资本增值乏力，利息债台高筑。无奈之下，金利斌不断地拆东墙补西墙。金利斌曾将福禾豆业名下的20.177公顷土地抵押给隆兴小贷，融得4000万元。之后，金利斌为了获得某银行的1.25亿元，又想将该地块产权赎回以抵押给银行。于是，惠龙公司另借了4000万元高利贷，从隆兴小贷赎回了土地产权证明，再抵押给银行。而从该银行获得5000万元后，公司马上将其中的4000万元偿还高利贷本金，300万元偿还利息。“债主们排队等着要钱，集资款不等进账就分了。”惠龙公司财务总监王静如是说。惠龙公司的信贷成本已经高得离奇，紧绷的资金链上，现金流都滴落到债权人的口袋；然后在饥渴困乏之下，再寻融资，再付高息。惠龙公司已经掉入了一个死循环。2010年下半年，公司开始无法及时向债权人返利；10月，惠龙公司成立4个资金部，应对要本钱利息的群众；2011年1月起，公司返还融资款利息已经很困难。此时的金利斌，每天要偿还利息近500万元。结局：冀望政府“埋单”今年4月中旬，一些“惹不起”的债主的债权将到期。金利斌约了一位港商，希望后者投资福禾豆业5亿元。4月12日，港商应邀前来接洽，却没有答应注资。次日凌晨，金利斌留下一封遗书，在自己的奥迪车内自焚。警方查其遗物发现，金利斌的15张银行卡里，一共只有3700元。原惠龙员工王丹(化名)猜测，金利斌自焚有三个诱因：一是政府的许诺没有兑现；二是福禾豆业上市无望；三是追债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声名狼藉，陷入绝望。当前，大中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的历史高位，银行的可用放贷资金减少，贷款利率也看涨。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的月息也普遍上升，各种金融机构都在把企业往高利贷这条死路上逼。“我估计惠龙集团一年的收入大约在两亿元左右，也就是说他每年借2000万元差不多。”包头市工商联副主席马为民为记者分析说。惠龙集团每年最多融2000万元高息贷款。按每月3分利单利计算，一年是720万元的利息。这样的话惠龙还能有充裕的资金扩大再生产。而这几年来，惠龙公司平均每年高息融资都接近两亿元，远远超过了企业的可承受范围。除了偿还利息、投入企业，金利斌的钱还到哪里去了？尽管连年亏损，福禾豆业还养了一个“艺术团”；尽管举步维艰，惠龙集团还办了一张企业报，每期印数1万份，其中8000份赠送给包钢职工。某机构在包头市举办一台晚会，金利斌爽快地拿100万元“冠名”。后来这台晚会还差200万元，金利斌又拍脑门给补上。赞助、艺术团、社会捐助，还有各种花钱买来的奖项，都让惠龙公司承担了额外的生存成本，让紧绷的资金链条变得脆弱易断。遗书中，金利斌写道：“由于融资巨大，不堪重负。福禾豆业是悲哀，我要将自己活活烧死。”他对福禾豆业充满了眷恋，希望政府能为这个企业“埋单”还债，并将其做成伊利一样的品牌企业。!税负账：90%的税通过企业征收企业重税依附在终端商品价格里，造成物价过高，内需不足，反过来影响企业生存。说中国企业的税负轻也好，税负重也好，只有通过与其他国家比较才能知道，不能凭感觉拍脑门胡说八道。这就好比几个人谈论跑步快慢，只有大家一起比赛一下，才能知道谁跑得快，谁跑得慢。中国税收主要依靠企业收取我们把企业交纳的各种税叫“间接税”，因为政府不是对居民这个真正的纳税人直接征税，而是通过企业这个“中间人”间接征税。在中国，个人所得税、个人交纳的印花税、车船税等约占税收总额的10%，而其余90%的税收是通过企业征收上来的。根据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对广州城市之星物流中心的调查，把4个价值740元的灯具从广州运往山东莱芜，运费为402元，该单仅赚12块钱，但要交纳23.2元的税，包括营业税（税率3%）12元，城建税（营业税的7%）0.84元，教育附加税（营业税的3%）0.36元，还有企业所得税（税率25%），按税前利润率10%，那就是10元。广州城市之星物流中心运输这4个灯具需要交纳的各种税款总额为23.2元。这还没完，货物进入山东后，由山东临沂的物流分公司负责把货物运送到目的地，临沂到莱芜200公里需要90元运费，各种税金又是5元。也就是说，要把这4个灯具从广州运到山东莱芜，需要交纳28.2元的税，其中5元属于重复纳税。从以上调查的情况可以看出，物流企业的主要税负在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上，在23.2元的税款中，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为22元，占纳税总额的95%。以上是物流企业的情况。下面，我们通过财政部发布的数据，看看全国企业的纳税情况。中国2010年税收总收入为73202.3亿元，个人收入所得税为4837.17亿元，占税收总额的6.6%；契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车辆购置税共4801亿元，我们假定其中的一半即2400.5亿元由居民个人交纳，这样，居民个人交纳的税款为7237.67亿元，约占税收总额的10%，企业交纳的各项税约占税收总额的90%。也就是说，.3亿元的税收总收入中有65882.07亿元是由企业交给政府的。再次强调，这些税都要摊派到产品的价格上，最终由消费者交纳。在企业交纳的65882.07亿元的税款中，增值税和消费税为37650.95亿元，占企业纳税总额的57%；企业所得税为12842.79亿元，占企业纳税总额的19%；营业税为11157.64亿元，占企业纳税总额的17%，这几项税占到企业纳税总额的93%，这一比例与上面分析的物流企业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占纳税总额的95%基本一致（物流企业没有增值税）。美国税收主要依靠个人收取美国是世界税负较轻的国家，其居民承担的税负仅是匈牙利、比利时、法国、德国、瑞典等欧洲国家的一半，也远远低于中国的税负。2011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的财政总税收预算为36280亿美元，全国居民总收入预计131070亿美元，所以，美国2011年的税负工作天数为102天。在居民为税工作的这102天里，为联邦政府的各种税收工作64天，为州和地方政府的各种税收工作38天，即中央政府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63%，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37%。美国由企业交纳的税主要是社保税（公司与个人六四分摊）和企业所得税，企业交纳的社保税为13天，企业所得税为12天，企业交纳的税大致就这25天，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5%。美国的消费税或使用税主要由州政府征收（新罕布什尔、俄勒冈、蒙大那、特拉华和阿拉斯加5州没有消费税），但不是由企业交纳，而是居民购物时直接通过零售商交给政府。在美国购物，商品价格里不含消费税（美国对生活必需品免征消费税），消费税要单独计算交纳。可见，美国税收主要是直接税，也就是居民个人直接交给政府的税，而直接税里又以个人所得税为主。在美国，企业只要雇工，就要为员工交纳社保税（也叫工资税），&根据2010年的税法，社保税要由雇主交纳工资总额的6.2%，个人交纳工资总额的4.2%，社保税交到106800美元时封顶。除社保税外，老年医保税也由雇主和雇员分摊，各交纳工资总额的1.45%，按工资实数交纳，上不封顶。企业所得税是美国公司的主要税种。美国各级政府重复征收企业所得税，有联邦企业所得税，州企业所得税，县企业所得税，市企业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的征收程序与个人所得税基本相同。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很独特，累进与累退参差交互，即企业收入达到一定数额前的税率是累进的，当收入达到这一数值后就开始累退。举个例子，如果公司的税前利润是100万美元，首先要交纳公司所得税。根据各级税率计算得出为＋＋0000美元，则公司的税后收入为660000美元。企业只有交纳企业所得税后，方可给股东分红，假定拿出税后收入的40%即264000美元分红，此时公司所得还剩美元。根据美国联邦税法，要对红利以及公司留存收入的50%征收15%的税，即红利税为%＝39600美元，公司留存收入税为（%）×15%＝29700美元。公司交纳的各种税合计为600＋2美元，占公司利润的41%。日，美国国债已高达14.4万亿美元，超过了14.3万亿美元的国债上限，美国未来几年总的趋势应是增税。例如，2011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就有所增加，如果按照新税率计算，企业交纳的由企业利润产生的各种税的税额要占企业利润的比例，要由2010年的41%上升到48.4%。根据美国税法，联邦政府对美国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的收入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已交给外国政府的公司所得税可以从纳税额里扣除。假如一家美国公司在英国赚了100万美元，该公司要在英国交26%的企业所得税，即26万美元。该公司在美国的应税收入也是100万美元，应纳税34万美元，由于已经把26万美元的企业所得税交给英国政府，则只需向美国国税总局补交企业所得税5万美元。根据美国国税总局的最新统计，2007年，美国企业在90个海外国家获得的税前收入为3920亿美元，交给外国政府企业所得税1000亿美元，在美国补交的联邦企业所得税为392亿美元。别忘了，美国企业所得税是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重复计征，有的州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高达12%，县、市政府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有的高达9%，这样，美国有的公司交纳的企业所得税总税率接近70%。中美企业税负大比拼中国企业交纳的各种税占全国税收总额的90%，个人交纳的各种税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10%。美国企业纳税额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5%，个人纳税额占全国税收总额的75%。中国企业交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占企业税负的57%，而美国企业没有增值税和消费税，消费税是由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单独交纳，并非附在商品的价格上。中国企业所得税采用单一比例税率，税率为25%，且一次性征收。美国企业所得税是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重复征收，而且对企业所得分红和企业留存部分再按15%的税率征收一次，也就是说，美国的企业所得税要征收4次以上，最高税率高达70%。中国企业虽然没有社保税，但企业交纳的养老保险金和失业保险金也相当于美国的社保税，中国企业交纳的养老保险金和失业保险金比例为工资毛额的22%左右（各地区不同），美国企业交纳的社保税仅为工资毛额的6.2%。医疗保险金中国企业担负工资毛额的10%左右，而美国企业仅担负1.45%（美国为老年医保，覆盖面窄）。另外，中国企业还承担职工的住房公积金，为工资总额的10%左右（各地区不同），美国企业没有住房公积金。中国企业承担的“四金”是工资总额的40%左右，有的地区高达43%，而美国企业对职工承担的各种保险金还不到工资总额的8%。间接税过重影响企业生存中国的税制是以企业间接税为主，全国税收总收入约90%是由企业交纳的，而美国等国家企业交纳的间接税一般不超过全国税收总额的30%。显然，我们的间接税比例过大。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动力和最终目的。全国税收总额90%的税都附在各种商品的价格里，最终由消费者承担，这就造成物价过高，导致低收入群体对物品的消费量减少，造成内需不足，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再有，人活着就要消费，而中国90%的税都加到商品的价格上，消费就要纳税。由于穷人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大，富人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小，也就是说，由企业交的这些间接税是累退的，收入高的人纳税比例小，收入低的人纳税比例大，这会加剧贫富差距。中国必须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税制，为企业减税，实际上就是为所有消费者减税，收益最大的就是低收入群体。为企业减税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可以通过增加个税、全面开征真正的房产税和遗产税得到弥补。由于中国企业的负担主要体现在增值税、消费税和“四金”上，所以，建议中国废除增值税，降低企业负担的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的交纳比例，“四金”交纳比例的总和是工资毛额的10%左右为宜。案例：两家企业的纳税账单国企业的高税负，已经成为社会和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现象。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税收增长与GDP的增长并不保持同步，税收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在国民生产总值保持每年10%左右的增长速度时，我国的税收收入平均增幅却在20%左右。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通过研究认为，中国企业承担的名义税率，加上各种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矿产开采权拍卖及出让、社保费、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等方面的负担，中国的实际税负已经超过了30%，企业的负担非常沉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也认为，中国企业税负太高，17%的增值税再加上25%的所得税，已经跻身全球税负最高的地区之一。然而，缴纳了高额的税收，却没有能够享受到与之相对应的政府服务和公共产品。记者于近期调查走访了数家中小企业，发现沉重的税负压力，已经大大侵蚀了企业经营利润和资本留存，也影响到了企业投入再生产和增强市场竞争力。营收千万，却是“微利”“2010年，我的销售收入大概在1000万元出头，毛利润差不多在四五百万元，当然，这个数字并没有扣除要支付给商业伙伴的业务回馈。”江苏省无锡市的管先生，毕业后在外资企业从事市场销售和管理工作接近十年，在积累了自己的渠道和资源后，2009年开始个人创业，代理国外高档体育及康复设施，技术含量较高，毛利润一般可达50%。管先生在创业第二年就很快将公司全年业绩做到了千万元，但是却也很快发现，高达千万元的销售收入并没有带来多少盈利。按照一般纳税人17%的税率，500万元经营利润的增值税就要缴纳85万元。除了7%的海关关税之外，管先生认真给记者算了一笔公司费用支出账单。“我的公司是比较正规的企业，各个职能部门的员工加起来大概有20个人，将中高层和普通人员的工资平均后，每人每月薪水在6000元左右，每年的工资支出大概需要150万元。除此之外，公司还要为员工们支付社保费用，每年大概也需要20多万元吧。”除去这些数额较大的人力成本支出，公司很多日常费用支出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我从财务那里拿来的数字是这样的：房租大概是在40万元、水电物业管理和零碎支出一年需要10万元、员工差旅费等各项报销一年估计也要50万元吧。其实这个不多，平均到每个营销人员头上，每个月也就几千块钱而已。现在光是沪宁线上一个来回就需要好几百了。”管先生说。“此外还有公司组织年会活动、年底奖金等，也差不多需要10多万元。另外，经营必须支出的储运成本、办公成本等一年下来也要三四十万元。加上公司的两台办公用车、两台运输中巴车，每年的油费、保险、维修等加起来也需要10万元以上。”根据公司财务会计的内部账目表，在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设专项资金、印花税等多个小税种的缴纳数字扣除之后，公司纳税之后的净利润，仅仅在五六十万元左右。而这，还是在没有计提库存、损耗、坏账等情形下的初步数字。“实际上，如果严格按照会计准则，公司的可计提净利润还不到50万元，而如果把这一年来大大小小各项无法入账的环节打点费用也纳入进去，公司的实际利润最多在30万元左右，再少，就够申请年利润在30万之下的‘微利企业’资格了。”管先生苦笑着说，按照30万元的净利润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后，公司仅仅剩下20万元出头的盈余。“去年是创业起步的第二年，所以很多固定支出都无法避免，现在看来，销售收入1000万元是公司的盈亏平衡点，希望2011年销售收入再增加个几百万，那盈余的利润就可能多一些了。”管先生说，“当然，去年我的财务账目是清清白白的，也是一个最真实的经营状态，和通过假账达到微利或亏损的不同，这就是经营公司的真实情况。”百万生意，避税才能生存“老实说，我们是找了会计专门避税的，不然开公司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杜军（化名）和妻子小吴目前在中关村地区拥有两个较小的文具门店，依靠一些新老客户做公司文具采购生意。“我们公司很小，一般每个月能销售10万元左右吧。就这样，平均到每天也需要3000元的营业额，如果只是光卖笔的话，得卖1000支。”杜军笑着说。这是目前中国最多的小型公司或个体户的标准样本，私人所有、初创、微利、年销售收入在几十万至数百万元之间。按照我国企业税法规定，这类企业可以按销售收入的百分点缴纳营业税，也可以按照税务部门的规定缴纳定额税。记者发现，虽然名义税率只在几个百分点，但真正的实征税率和各项费用总和，几乎要占到销售收入的20%。“按照我每年销售收入100万元计算，房租、人员等各种成本大约为80万元。但是5%的营业税是按销售收入征收的，那我就需要缴纳5万元的税收。我年底的净利润肯定只有15万元左右，按照微利企业20%的企业所得税率计算的话，我的所得税也要缴纳3万元。这样一算，我真正的纯收入也就在12万元。”杜军说。“这个12万元，是我和我的妻子两个劳动力付出劳动的报酬，很明显一点也不高。前几年，我们还用虚假增加员工花名册的方式，来分摊工资和增加成本。现在这个方式也不行了，每一个员工都需要建立社保档案，每人每月光基本社保支出就要好几百元。”杜军说。“但这个钱我一般是放在企业不动的，继续作为流动资金滚动使用。当初以为能将公司做大就注册了有限公司，而不是个人独资企业。现在假如我要将这笔12万元的利润提走，转为我的个人收入，又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那就又是一笔2.4万元的税收。最后我自己的个人所得也就剩下9万多元了。”如果依照简单的计算方法，杜军100万元的销售收入，各项税收费用大约为11万元，11%的平均税负尚且能够为中小企业所承受。但杜军告诉记者，这种最理想状况实际是很难实现的，由于还存在税务、工商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相关杂项事务，杜军的实际成本支出几乎在15万元左右。“我所在的税务部门、工商部门的主管办公人员，逢年过节要赠送购物卡；当地的政府部门、派出所或其他单位也都需要交流交流。每年的税务核查、登记、组织机构代码年检等各项费用，加上很多的税务培训、工商培训，几乎每年要另外支出几万元才能应付过去。”杜军说。!物流账：让终端加价50%以上30%：全国一级城市仓库租金递增速度。18%：发达国家的物流效率平均在10%左右，而我国是18%。9.9%：日本物流费用与商品价值之比为4.8%，而我国高达9.9%。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务理事翟学魂曾经做过一项研究，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如果改变现在的管理机制和模式，高速公路公司现在收费标准下降30%～50%，同样还可以做到盈利。近来除了燃油费、过路过桥费、各种名目的罚款让企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外，仓储费近年的步步高升，让企业更是难以承受。2010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17.8%，与2009年基本持平，但是其中保管费用同比增长20.5%，达到2.4万亿元。进入2011年，仓储成本更是持续上涨，使中国本已居高不下的物价面临更大的上涨压力。仓储成本年递增30%近年来，全国一级城市仓库租金以每年30%的幅度递增，而且仓储地点越来越难找，越来越靠近郊区。从而导致企业仓储成本从占整体物流成本的1/3升至1/2。一旦仓库远离市区，随之产生的配送成本也会从原来占物流成本的10%猛增到20%。高成本运作，导致恶性循环的出现，众多中小民营企业低成本的优势已经一去不复返。放眼天下民企，敢比的只有规模，不敢比的是赢利能力。日前长三角、珠三角出现的企业“倒闭潮”，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隐藏在深水里却是另一只上帝之手——土地成稀缺资源。在商业地产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土地资源成为一些政府部门收益最大化的工具。周立波说在中国GDP直译成中文就是“搞地皮”，所以相对产出较少的仓储业就逐渐萎缩，成为物流业中处境艰难的一个环节。而另一个导致仓储难的问题是我国仓储信息化严重落后，整个仓储业还没有成为一个信息共享的整体，也没有先进科学的物流技术支撑。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仓储和土地之间的矛盾。比如目前一些大的电商企业，拿着风投的钱，盲目地跑马圈地，却从来不去想，也没时间去想：怎样去整合好供应链条，怎样去提升商品的周转率，怎样通过先进的物流技术增加仓容率等。谁在浮华背后？谁又在格局之外？谁在回首栅栏？谁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未来将告诉我们：伤人一米往往就是自伤十里。物流效率比国外低50%我们身边呼啸而过的货车越整越长，货主却说货车越整越不赚钱。因为罚款不能少，油价这么高，路桥费何其多。超一米是罚，超十米也是罚，还得为“超载”的风险做好倾家荡产的准备。不超载不赚钱；超载只受罚款而不用卸货，并且越罚越超。根源在于，天价路桥收费、无理由罚款、过高税负和重复征缴，已成物流业不堪承受之重。2010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约17.8%，比发达国家要高出一倍。每年公路罚款5亿元的数据，表面是物流业不堪承受之重，但运费的高涨最终埋单者，却是产业链终端的企业和消费者。因为这些罚款都最终分摊到企业的经营成本之中，降低了企业毛利，而企业又会想方设法地转嫁给消费者。过去十年间，零号柴油的价格涨幅高达173.3%。任何一个环节的成本增长最终一定会转嫁到下一环节去，从零售业到物流业，再到制造业，相互传递。制造业还受制于劳动力成本增长，原材料成本增长等因素。当低成本的优势离我们越来越远，企业倒掉只是时间的问题。目前，中国制造业普遍的利润率大约在3%，经营好的企业也不过5%～6%，对于这个微利时代，每一次油价的上调，对企业都是一种考验。所谓一个国家的物流效率，是指社会物流成本与GDP的比率，这个比率越小，物流效率就越高。目前发达国家的物流效率平均在10%左右，而我国是18%，效率比发达国家几乎要低一半。而物流行业的效率，却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效率、成本和价格。物流费用率是日本2倍路桥费高收、多收、滥收，使路桥业的暴利惊人，也使国内物流费用高得吓人。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物流费用率（即物流费用与物流物品价值之间的比值）为9.9%，比日本的4.8%要高出一倍多。尽管国家早在3年前就取消了二级公路的收费权，但仍有不少二级公路在收费。目前，全国收费公路共有10万公里，其中，95%的高速公路、65%的一级公路都是收费公路。而据世界银行2007年2月公布的研究报告，中国车辆通行费占人均GDP的比例超过2%，居世界首位。物流费用过高，不但使物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而且其影响还延伸到了交通运输的上下游等行业。一方面是造成交通运输成本大大增加，让众多经营者不堪重负；另一方面是降低了物流效率，容易带来物价高等问题。同时，路桥费收缴及使用不透明，也让公众对此充满了质疑。笔者认为，抑制此类暴利以降低物流费用，一是要改革现有的路桥收费体制，尽可能恢复路桥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最大限度地缩小经营性公路的比重，并清理那些私设关卡收费行为，终止那些超期收费路桥的收费权；二是要让路桥收费接受公众监督，不但要让人们知道所收费用到底有多少，是用于还贷还是道路维护等去向，而且其收费与否，标准多少，收费年限多长等，也要让纳税人特别是公路缴费者有投票表决权；三是地方政府应有长远眼光和责任担当，如可以回购一些收费公路等。现在我国民众普遍感觉到出行成本已经较高，高涨的油价、路桥的收费、交警罚款都让人们对出行的怨言增多。中国路桥收费乱象、物流成本过高已到了不得不出“重拳”整治的时候，路桥作为公共设施，不应该再成为政府或利益集团的“摇钱树”，贷款修路收费民众都可以理解，但不能超过民众承受限度。商品税费占终端价格的60%目前商品的物流成本、税金、各环节加价已经占到终端价格的55%～60%。不仅是铁路、公路各项收费项目名目繁多，港口部门亦是如此，需缴纳过磅费、化验费、仓储费、返空费、困难作业费、移泊费、除杂费、解缆费等诸多费用，企业简直是应接不暇。正常经营的企业，纳税总额约占到利润的58%~72%。其中，利润的25%是企业所得税，10%是土地使用税，再加上营业税及其他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需要购置车辆的物流企业要担负17%的增值税进项税，以及车辆购置税等。58%~72%只是显性税收，隐性税收还包括燃油税、个人所得税等。另一重复纳税是房产税，是租金收入的12%，此外，还要缴纳租金收入5%的营业税和0.5%的附加税。加起来就是17.5%，再加上土地使用税，房产这一块加起来在20%左右。案例：一家物流企业的成本账单6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5月份国民经济指标数据。其中CPI达到了5.5%，创下34个月新高。随着物价的不断在攀升，CPI“破五”已成一种常态。与此同时，关于我国流通领域成本居高不下，助推物价上涨的报道也频频见诸媒体。实际上，自年初河南曝出“368万天价高速过路费事件”以来，人们就不断对高速公路收费过高增加流通成本从而推高终端价格提出质疑。那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助推流通领域成本居高不下，我们选择以一家物流企业为样本，通过它的经营账单，我们可从中窥见一斑。路桥费占物流总成本30%王稳是深圳一家航空物流公司的总经理，从1999年创办这家物流公司开始，一直专做航空物流，每年的营业额约为5000万元。由于深圳高科技企业非常多，生产的电子产品附加值高，而且市场变化快，所以多选择航空物流。王稳告诉记者：“航空物流这一块利润率为20%～25%。”2009年底，出于为航空物流配套的需要，公司开始布局公路物流。然而不做不知道，一做吓一跳。“没想到公路物流的成本这么高，油价跟2008年底相比已经上涨了20%。路桥费也是高得惊人。”王稳公司近期在为上海一家企业运送电视机后盖，线路为上海至烟台。他算了一笔账：客户支付给公司每趟运费为5700元，从上海到烟台全程高速约1100公里，载重10吨货物，每趟油费约2300元，路桥费约为1800元，另有400元罚款。这些成本合计近4500元。除去车辆折旧费、工人工资，单趟利润约为700元。“这还不包括给客户开票的钱，如果按3%的营业税给客户开票的话，利润就只剩下300元至400元了。”就在王稳们为了高昂的路桥费大伤脑筋时，上市的高速公路企业却赚得盆满钵满。据统计，2010年A股市场19家上市高速公路企业悉数盈利，且八成上市高速公路的毛利率水平超过了50%。其暴利程度超过了普遍被认为是暴利行业的房地产业。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教授崔介何说：“目前，我国路桥费已经占到了整个物流成本的30%左右。再加上一些不规范的罚款使得企业物流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最后一公里”的苦恼让王稳感到郁闷和棘手的还有“最后一公里”问题。由于目前很多城市都规定，货车不能直接进入市区，为了将货物运送到市区客户手中，一般都会产生二次运输成本。2010年，深圳一家电子企业委托王稳公司运送一批产品到广东惠阳市内，每趟运费为700元。正常情况下，一趟下来可净赚300元左右。为了避免到惠阳城郊再次卸货装货，王稳安排司机用金杯面包车运货。然而，让王稳没想到的是，司机一下高速路，就被当地路政部门逮了个正着，因为客货混装，被罚款5000元，而且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最后一公里”也成了颇让王稳头疼的问题。由于运往外地的货物公司办不到当地进入市区的货车通行证，为了能够将货物送达客户手中，王稳说很多时候到了当地市郊，只能再次卸装货物，委托当地有合作关系的物流公司运送。如果是分公司所在地，也只能通过面包车这种所谓的违法方式运进城。而为了降低被罚的概率，司机还要学会“偷空子”。多倒一次手，就得多增加成本。为了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只能提高运价。而诸如此类的隐性成本，最终都要由消费者承担。“不过，很多时候并不是成本涨多少，运价就能涨多少的。”王稳说。王稳的苦恼也是众多中小物流企业的苦恼。而这都源于我国目前的物流市场格局。根据交通部门提供的数据，目前中国有货运营运车辆907万台。全部物流市场中，车辆在10台以上的公司，比例不到10%，车辆在100台以上的公司，比例不到3%，只拥有1台车的个体运输户，占比近40%。崔介何用“小、散、弱、差”来形容我国公路物流行业目前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市场格局下，“拼价格就成了竞争的主要方式。这也导致物流行业的利润率逐年下滑，有的物流企业甚至是亏损经营。”崔介何说。重复征税之痛王稳的公司跟很多省份的物流公司都有合作关系。有些业务需要转包、联运，因为彼此都是独立的企业，这中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复纳税。为了避免重复计税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贺登才建议，以后在物流行业应该考虑用增值税代替营业税。贺登才还介绍说，现行的营业税税目将物流业务划分为运输与服务(包括仓储、代理等)两大类。其中，运输、装卸、搬运的营业税税率为3%，仓储、配送、代理等的营业税税率为5%。为了减轻物流企业的税负，也为了促进物流业“一体化”运作，贺登才建议可将运输和服务的税率统一调整为3%。无论是高额的过路过桥费、公路上肆无忌惮的乱罚款，还是征税环节的重复纳税，这些物流中所发生的各种费用最终都变成了物价的一部分，过高的物流成本已是不少商品价格高居不下的幕后推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而在美国，物流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由上世纪90年代的12%下降到目前的10%以下。崔介何说，物流成本已经是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推手。今年经济工作的核心就是保民生，而保民生的最大挑战就是控制物价。对于一些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农副产品，应将“绿色通道”作为一项长期政策来实施。此外，为了提高物流行业的运行效率，避免物流企业“小、散、弱、差”所导致的无序竞争，崔介何建议，对物流行业应实施行业准入制度，进而形成现代化的大型物流集团，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通过规模化运营降低物流成本。一位代理商的仓储成本账单一袋重庆产的牛浪汉牛肉干，经过长途运输，到达北京北五环外的一个仓库。这个仓库有600平方米，是牛浪汉产品在北京的5家总代理之一许可夫以每天360元的价格租下的，一年下来租金在13万元以上。这几年北京的仓库租金逐年看涨，北五环的仓库租金，跟2008年相比，涨幅达30%。仓库房租越来越贵，也越来越难找。有很多经销商在更远的地方找仓库，尽管这个600平方米的仓库已经明显不够用，许可夫还是不愿放弃北五环这个仓库，实在是因为现在的油费太贵了，他们跑不起：“如果仓库从五环搬到六环以外，假如说你的距离要增加20公里，那往返就是增加40公里，我们一台运输车百公里耗油18升，每一次运输都要增加40公里，按照这个百分比的油耗就能算出增加的费用。”许可夫算了这么一笔账，以每天出5辆车计算，如果仓库从五环移到六环，仅仅是来回跑路，一天就得增加近300元的运输成本。一年就得增加10万元。作为总代理，他们的盈利情况一般，一袋60克牛肉干，出厂价是4.2元，他是以4.5元的价格再卖给二级代理商或者是卖场，一袋牛肉干挣3毛钱。而现实情况却是，有些卖场为了减少自己的存货负担，要求供应商每天送货数量减少，频繁送货，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供应商们的成本：“送到超市的门店，运输一次，往返100块钱，他要10箱货，我也得花100块钱，他要100箱，我也要花100块钱的运输费，两者的运输费差距不是很大的，然而运输成本就会相差10倍。”!终端账：跑不赢“最后一米”40%：最后一米的加价比率。30项：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1000万元：一家中等供应商一月内可以产生1000万元甚至几千万元的账款。辛苦苦养大的一头肥猪，到了销售的时候才发现2/3要白白送给卖猪肉的人，而且，不给就卖不出去——这就是某些生产型企业在流通环节所面临的问题，进入终端“最后一米”的费用有时远远大于自己生产中全部环节的利润。尽管如今的产品零售终端渠道呈现多元化，从实体销售渠道中的大型综合超市到虚拟网络中的团购、淘宝，看似作为产品的上游生产厂商及大型分销商在下游销售渠道越来越宽广，销售机会也是越来越多，但生产厂商在面对终端渠道的时候并没有降低自己的通路成本，产品在终端销售通路中的费用反而越来越高了。而终端零售卖场成为大赢家，既盘剥厂家利润，又蚕食消费者的腰包。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近期对3000家零售商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零售企业总体收费额度（包括“进场费”和扣点）占销售额的比重最高可达26%。其中，零售商与中小型供应商、特别小型代理商的合作中，平均毛利率为30%～35%，加上返点，个别商品的毛利率能达到40%。也就是说，某种产品的进价，超市要加价40%卖给消费者。终点一米三本账面对终端渠道的挤压和上架费用的上升，部分生产厂商感慨，商超收取的各种费用已经占到了生产企业纯利润的一多半，这实在让他们有些难以接受。账本1：进场费上的盘剥进场费作为生产商要进入卖场的门槛费用，不论生产商经营何种商品，都要向卖场提供少则千元多则上万元的费用。除此之外，生产商还要交“新品费”，每个品种200元。卖场每年都要搞店庆，每个产品要收“店庆费”2000元以上不等，要新开连锁店，又要收取开业赞助费2000元以上。每个产品还要收“堆头费”400元以上。商场不定期印制DM广告向社会发放，还要收“DM费”400元以上。厂商要派促销小姐进卖场，就必须交“促销员管理费”，按人头收，每人交150元以上。促销员的工装工牌也要收取着装费。技术监督局、卫生防疫站等部门要到卖场不定期抽检商品质量，提取样品，所以企业还要交“抽检费”……不一而足。为了将商品的费用降到最低，拉低费用成本，厂商往往会想尽方法提升自己在门店的销售额，否则，一种价值几元钱的小商品的进店费用可能会数千元乃至上万元，即使厂商有一定的毛利也要花费较长的时间，销售成千上万的商品才能够赚回进场的相关费用。不惟超市的终端要收取进场费，在西安朱雀农产品交易市场，一个菜农批发商，仅摊位费就需每天交300元，如果算上车辆损耗、过桥费、油费、人工费等费用，一个月就要元的成本，而批发白菜的价格如果每斤0.25元，农用三轮车一车载白菜5吨左右，四轮车一车载白菜20吨，这样菜农一个月辛苦下来也挣不上几个钱，有时还出现亏损。同样在西安，在胡家庙农产品综合市场收取各门面房摊位费（管理费、卫生费）每年3万～4万元，一个摊主的一年收入近一半交了摊位费。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甚至农产品进入终端，原本低廉的价格被无形中推高，而涨价往往是被转嫁给消费者。而一般来说，超市里出售的全国统一定价的大品牌商品，想在局部地区进行调价非常困难。由于零售价是固定的，代理商的利润空间本来就有限，如果超市大幅增高费用，代理商每卖一件产品都会亏损。如果超市要求必须涨，代理商没办法只有退场。账本2：促销究竟肥了谁当厂商将商品供给终端门店后即面临销售的环节，如果商品的价格制定得比较高，可能会面临销售惨淡的结局。而商品滞销的结果就是被清理出卖场，那么，厂商商品进场的最初投入就将化为泡影，如果要勉强上架，那就要按照卖场的要求补充商品毛利。例如，如果该品类商品一个月一般能够销售100件，产生1000元的毛利，而厂商的商品销售毛利只有500元，那么，厂商就需要给门店补500元的毛利，否则就会被清场。因此，如果厂商希望卖场的商品畅销，就需要拟定促销活动，除了缴纳促销展台费用外，厂商经常要先让利，降低供货价格，之后才能够进行促销。然而，促销活动往往让厂商有苦说不出。北京金路易速冻食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吕勇介绍称：“每次促销活动我们基本上让利20%。一般情况下，商场有可能加价率加5个点或者不加价，可以平进平出地销售。比如，一袋水饺的出厂价为6.8元，我们的促销价是5.6元，比出厂价低出17%。但是促销活动维持不过10天，超市依然要恢复到7.8元的销售价格，这要比6.8元的出厂价高出近15%的比例。”也就是说，商品在让利促销过程中，超市往往低于出厂价很多在销售，但是销售一周左右可能就恢复销售价格，而厂商的特价供货周期往往会大于超市的促销周期，即超市可以利用促销期来获得更大的利润。因此，厂商这段时间的销售费用会高于常态供货，这种让利往往使得厂商进退两难，一面看到销售额不错，另外一面看到的是门店的各项促销费用的提升和出厂价格的暗亏。但是，如果厂商不进行促销活动，清场的结局更加悲惨……账本3：账款结算的拖字诀当厂商的商品进入卖场销售一段时间后即到了所谓的销售结算账期，大部分的账期少则数周，多则数月，有些厂商往往会因为进店费、促销费等各项费用使得自己在结算的时候面临四处遭盘剥的局面，并且很多小厂商的总销售额偏低，可能还会面临结算周期一拖再拖的情况，甚至还会有卖场以尚未结款为由，迫使厂商答应他们的一些不平等条件。例如要想结款就要买一定数量的超市卖场的自有品牌月饼，为了结款厂商必须给下一家门店供货，为了结款必须给超市卖场提供额外的营销返利支持，等等。总之，到了商家手中的钱，想要回来太难了……众所周知，家电卖场巨头苏宁、国美都是靠占压供应商货款、压榨供应商利润等类金融的方式，实现新店的扩张。一般情况下，苏宁、国美都会对供应商的货款占用60~90天左右，陈晓日前更是爆料：“即使在国美电器最强势的供应商海尔、西门子，每销售100元也只能从国美拿到55元回笼资金。而最弱势的小家电企业回笼资金拿得更少，帅康每销售100元，只能从国美回笼25元。”现代零售业发展到现在，账期已经成为了行规，几乎是无法改变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也与供应商自身有关，供应商们为了战胜其竞争对手，竞相向零售商提供各种支持，其中包括了不断提供更长的账期支持。到了现在，供应商给零售商所提供的账期，已经成为零售商现金流最重要的来源，并成为除去商品毛利和费用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利润来源。假设某供应商在零售商的账期为月结30天，平均账期为45天；供应商订货、库存情况都是比较理性而且销量正常的前提下，供应商的产品平均每周送货两次，平均销量为每月120万元，即日平均销量为4万元。那么45天我们把它作为6周来计算，厂商在账期内共计送货12次，除了第一次是为了帮助门店减缓采购产品的资金压力外，后面的11次送货都是被零售商占用的资金。这部分的占用资金是：日平均销量：4万元，那么45天的总销量为4万×45＝180万元；产品的每次送货量是：180万元÷12=15万元，被占用的资金就是15万元×11=165万元。通过上面这个例子我们看到，厂商在账期内共计送货180万元，但是却被零售商占用了165万元，资金占用率约92%，这个数字远远大于厂商的销售运营能力。而且连锁零售商规模越大，就可以利用其零售的强势地位，占用更多供货商的资金，这就好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对供应商来说，有一两百家连锁分店的零售企业完全可以在一个月内产生几百万乃至几千万元的账款。7天，90天，180天……面对不断延长的账期、现金流的不断紧张，众多供应商却无可奈何，零售商却可以不断通过开新店扩大规模。比如说，某一个零售商给供应商平均的账期为45天，那么，它在开一家新店的时候，初期投入的资金只是新店的租金、硬件设施和员工的工资等，而无需为所销售的商品先期支付资金。在销售了45天以后，才需要支付供应商的第一笔货款。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零售商计算账期所能得到的收益的时候，是以贷款利率来计算的，而不是以存款利率计算，这就意味着零售商完全可以通过账期政策而占用供应商资金，这也是为什么每个零售企业总是拼开店规模和门店数量的内在原因。为什么越来越贵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在2011年的最新调查统计：2010年连锁企业续约房租成本平均上涨约30％；人工成本平均上涨15％；由于上述成本上升，导致百强企业的店铺数量仅增幅9.8％，是2006年以来增幅最低的一年。统计结果显示成本的大幅上涨正在考验中国的终端零售企业。而导致成本上涨的两大罪魁祸首是租金成本和人工成本。其中租金上涨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连锁企业之间对优质网点资源的竞争，导致主要的商业街区的价格因为需求的旺盛而推升租金的上升；二是近年来房地产价格飙升导致企业租金成本明显提高，有限的利润被租金吞噬，连锁企业续约房租成本平均上涨约30％。而由于员工工资和福利的增长，推升零售企业的人工成本平均上涨15％。此外，人员流失率高以及因此造成的招聘、培训等方面的投入也明显增加。上表为国内某上市百货企业的季度报表，其中人工成本、租金占整个经营开支的10.76%和18.78%。在2011年通胀压力下，零售企业如何消化如此之高的上涨成本，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甚至关系到生死存亡。对于零售企业来讲，降低经营成本上升的办法只有想方设法提升自身的盈利水平，否则就将面临毛利大幅下滑的困境。而提升盈利水平的方式有如下几种：1.提升商品的销售价格：通胀情况下，提升销售价格，消费者的客单价就将下滑，门店的销售总额很难得到提升；2.降低商品的采购成本：必须从上游供应商角度出发，压低商品进价、收取其他场外的经营费用，但这种方式必然会影响到与供应商的客情关系。为了能够顺利收取相关费用，对于品类第一的品牌往往难以入手，毕竟这种品牌是门店经营的根本保证，而第二及以后的品牌往往会成为降低商品采购成本的关键对象；3.降低其他的经营成本：零售终端的费用很多，例如人工费用、运输费用、促销费用，等等，这些费用在通胀情况下只能转嫁给中小型供应商，从而保证门店的经营效益；4.提升商品的销售数量：提升销售数量的方式要么就是加大促销力度、提升门店的经营水平，但是最直接也最快速的办法就是增加网点，毕竟开店的成本有限，通过开店可以套取更多厂商供货，利用结算账期侵占商家的营业款，从而补充自己的现金流。由此可见，上述方式大部分情况的结果指向，就是推高上游厂商的经营费用。而在这场终端“最后一米”的争夺战上，厂商面临巨大的挑战。控制与被控制对于一家制造厂商，要想不被对手控制，就只有尽量获得主动。在与终端卖场合作的过程中，不仅要合理而充分地利用来自零售渠道的采购订单，又不能被一家零售企业扼住自己的咽喉。厂商的发展不仅仅要顾及眼前的利益，更要注意企业今后的发展战略。在与大型零售商合作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仅要同步提升自己的管理技巧和水平，还要跟上零售商的一些战略发展规划。例如：很多厂商在亦步亦趋地跟着零售商提升自己的相关信息管理系统以及其他IT投入。沃尔玛在2003年的一个决定，就曾引发无线频率识别（RFID）系统技术的全面推广，而要想与沃尔玛合作就要拥有这个技术，否则免谈。或许有些时候，零售商的奔跑速度太快了，要配合他们的发展难免不会掉入某个陷阱中。在这场控制与被控制的战役中，零售商日益获得了主动，终端零售商市场的集中程度远远大于快速消费品行业。举例而言，在一些零售市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不足10个重点零售客户就已经占据了供应商当地全部销售的80％以上，即使从全球范围看，许多的国际日用消费品公司在全球的前10名客户也占公司全球生意的35％～50％。因此，一方面单个供应商的销量在大型重点零售客户的总体销售比重在减少，另一方面，单个大型重点零售客户在供应商总体销售中的比重在不断地上升。这意味着，供应商对大型零售客户的依赖性在不断增强。因此，厂商需要通过联合市场活动投资于重点零售客户，这样不仅可以改善供应商在重点零售客户处的毛利，同时，也可以加强与重点零售客户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零售商与厂商就像是被置身于一场商业摔跤比赛中的双方，存在着相互竞争与合作。对于零售商而言，当发现某一个供应商的销售占比不断上升的时候，也会刻意地削弱第一供货商的地位。这一点也是零售商和厂商经常采取的竞争方式，挑唆厂商之间的关系，借以坐收渔翁之利。不论是宝洁与联合利华，还是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对于零售商来说都不可能只销售一个厂商的商品，只有通过商品的关联对比、组合销售，才能满足目标顾客的全面的购物选择。厂商与零售商的关系随着供应链管理的要求而逐步提升和紧密，不论是厂商还是零售商在合作中都可能面临被动，如何在与对方合作的过程中既能获得收益，又能在出现风险时全身而退，是需要考量的。如果某个零售商占据厂商销售总额的30%时，厂商就需要加强关注程度，开拓和分散渠道和客户，规避市场风险。名目繁多的“最后一米”经调查，零售商向供货商和摊主收取各项费用多达近30项，如进场费、条码费、调价费、堆头费、地贴、墙贴、灯箱、DM特别广告、结算手续费、信息分享费、二次运输费、商品消耗费、商品损耗费、海报宣传费、重大节日促销费、店庆费、商品陈列促销费、负毛利费、积分卡返利费、管理费、租赁费、卫生费，更名费、新店开业费等，各项费用都有特定的含义。国美进场费一家平板电视供应商，每年给国美的各项杂费约占总销售额的5%。像等离子、液晶等高档彩电，毛利率曾高达20％以上，但是扣除经销商的种种费用后，供应商仅能获得0.3％的净利润。陈晓曝光的国美三大潜规则。第一，对供应商来说，国美收取的费用最高；第二，从总部到柜台，每个环节都向供应商收费，包括大量灰色收费；第三，即使海尔、西门子，每销售100元也只能从国美拿到55元回笼资金；而最弱势的小家电企业回笼资金拿得更少，帅康每销售100元，只能从国美回笼25元。水饺和锅巴的销售账单一袋450克的三鲜水饺。成本4元，出厂价格6.8元。批发市场售价7.2元，加价比率6%。大型超市，促销售价5.6元，生产商让利17%。正常售价7.8元，高出出厂价近15%。这是前台利润。超市后台利润，有条码费、进店费、上架费等一系列，大概有20多种。所有加起来，加上前台利润，超市总利润可以达到40%至50%，占生产商纯利润的70%。一袋锅巴，出厂价为1.2元，供给超市为2.55元，在超市售价3元，超市赚了0.45元，结算时超市倒扣30%的费用，也就是2.55元×30%，再剩下的就是结算价格1.8元，经销商运输经销拿走了0.6元，超市赚走剩下的1.2元。最终，1.8元到3元之间的都是超市赚取的利润。一瓶红酒的加价过程第一次加价：从国外到国内。以一瓶出厂价在1~2欧元的进口红酒为例，按1欧元折合10元人民币来计算，一瓶进口红酒，在运输过程中有3元左右的运费，再纳税48.2%（消费税、附加值税和关税）后到岸成本为19.5元，之后仓储和本地运输、人工费用合计2元，售前成本，最低也应是22元左右。第二次加价：从经销商到商场。按照上述环节，以落地到中国已约25元的红酒为例，经销商一般会以60元左右供应给超市或者商场，给酒店的价格会在130元左右，因为酒店并非付现。以此计算，“付现”的价格与批发商给酒店的价格相差在35%左右。经销商将进口红酒批发给超市、酒店及其他消费场所的环节中，相比成本价，进口红酒的身价被提升了35%~75%左右。第三次加价：从货架到酒杯。超市及酒店、酒吧等提供红酒的消费场所，把酒售卖给消费者的时候，将再次加价10%~15%，即25元的进口红酒，此时到了消费者手中，就成七八十元了。而一旦进入西餐厅、酒店或者酒吧、夜店等场所，红酒身价往往提高了3～4倍，这时候在酒店的售价，就有可能“成百上千”了。一斤黄瓜的利润分成在一级批发市场上，黄瓜的成本价达到了1.55/斤，批发商最终以1.6元的价格售出，利润为0.05元；在二级批发市场上，1斤黄瓜的成本将近1.8元，批发商以2元/斤的价格往外批发，利润为0.2元；在零售摊点上，1斤黄瓜的成本达到2.2元，售价为3元，利润为0.8元。也就是说，除去因各项费用造成的合理加价外，各级菜商在1斤黄瓜的身上总共赚取了1.05元，占黄瓜价格上涨额度的65%。其中，一级批发环节占的比例为5%；二级批发环节占的比例为20%；零售环节的比例为75%。1.05元的利润，不到一成被一级批发商获取，两成被二级批发商获取，超过七成的利润被零售商获得。!劳动力账：工资增长率不敌员工流失率10%：劳动力成本年均上涨速度。45%：2011年劳动密集型企业伟创力的一线工人年流失率。围绕近期市场所关注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中金公司宏观组于5月18日～20日赴苏州工业园区，调研对象包括劳动密集型企业友达光电和伟创力、高新技术企业同程网和旭创科技、国有房地产企业中新置地和建屋集团，以及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下属部门。从调研结果来看，园区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过去几年以年均10%～15%的速度上涨、劳动力供不应求、通胀预期和最低工资上升是推动工资上涨的主要因素。而企业则通过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产业梯度转移以及技术进步基本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的同步上升。工资水平年均增长10%苏州工业园区目前共有约60万就业人员，目前，全区加工贸易企业员工人均年收入在4.8万元。园区内各类企业在过去几年都存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特别是基层员工（生产线操作工、物业管理工、初级工程师等）。近年来这类人员流失率高、招聘困难、加薪压力大，过去5年工资水平年均增长10%，预计2011年工资涨幅也会在10%左右（图1）。受访企业认为新增劳动力供给减少、通胀预期较高和最低工资上调是推动工资上涨的主要因素，其中新增劳动力供给减少是最重要的原因。而劳动力供给下降主要表现为员工流失率上升，本质上是新增劳动力供给跟不上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园区职工人数从2004年的21万人增长到目前的60万人。近期企业反映的劳动力供给下降主要表现为在招工方面竞争激烈（月工资增加50元或100元就可挖走大批熟练工人），导致企业员工流失率很高。今年伟创力的一线工人年流失率达45%，建屋集团的基层员工年流失率更超过100%（这也跟今年6月园区将中止此前的社保基金个人账户辞职后可提现金的规定这一特殊因素有很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招工难同时伴随着就业人数的增加（图2）。例如，伟创力公司2008年园区内的职工总数为4500人，2010年则达到7200人。这说明劳动力供给并没有绝对数量上的下降，仍然在增长，但企业劳动需求的增长更快，需要比以往更大程度的工资上涨才能吸引足够的劳动力供给。而近期物价持续上涨、通胀预期高企，导致员工加薪意愿强烈，不少企业将通胀水平纳入了薪酬管理考核体系。不仅如此，最低工资上调也助力工资水平上浮。苏州工业园区过去几年的最低工资一直稳步上涨（图3）。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从日起上调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苏州市作为一类地区从960元调整为1140元，增加180元，上调幅度达18.75％。苏州工业园区不仅落实了这一政策，同时还明确园区最低工资不含劳动者个人依法缴纳的园区公积金。建屋集团表示，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令其下属物业公司基础工人的人工成本每年增加430万元。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10%～15%从微观逻辑看，工资水平上涨并不必然导致企业盈利下降，因为企业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向低收入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以及用资本替代劳动等手段应对工资上涨对盈利的压力。1.园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同步上升。几乎所有受访企业在过去几年中的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值）都有年均10%以上的提高。比如，通过绩效管理、流程再造、业务整合，友达光电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可保持10%～15%的增长，即使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伟创力公司今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目标也有10%。2.产业梯度转移在园区产业结构升级中有充分体现。园区目前重点引进和发展高附加值、轻污染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和现代服务外包企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园区早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已逐渐外迁至周边市县；园区则输出开发和管理模式，既提高当地的劳动生产率，又降低园区企业的人工成本和用地成本。有一家企业已转移至中西部，伟创力公司也在考虑向中西部转移的思路。有部分跨国企业考虑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3.企业实行劳动力节约型技术进步。园区部分外资企业在自动化技术改进方面经验丰富，部分车间工序甚至只需要一人操作机器（以友达光电为代表），帮助企业消化了不少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但是一些最新的产品线（例如苹果触摸屏系列产品）由于工艺要求高、产品生命周期短，自动化的空间反而较小。劳动成本占企业附加值的30%由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劳动力成本占产品最终价格的比重仍然很低，以及以人均产值衡量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基本上和工资增长保持相同甚至更快的速度，我们认为从微观层面来看，近几年的工资上涨尚未严重侵蚀企业盈利能力，虽然对物价上涨形成一定压力，但并非通胀的主要推手。制造业中劳动力成本占企业产值的比重仍然较低。以伟创力公司为例，2010年全部劳动成本占企业附加值的30%左右，占销售收入仅3%左右。同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友达光电情形也类似。工资上涨更多地带来企业经营的压力，对产品价格的压力却很小。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工资增长保持同步甚至更快。园区劳动密集型企业以人均产值计的劳动生产率年增长10%～15%，与工资增长保持同速。友达光电的主要产品液晶屏的价格每年下降约30%，以人均产量计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超过40%。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大缓解了劳动成本上升对产品价格的上涨压力。总之，通过园区企业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劳动成本上升对企业经营带来了压力，随着园区的经济增长，园区的劳动力需求仍在继续快速扩张，同时新增劳动供给存在供给意愿的下降，两方面的原因推动了工资快速上涨。但是企业通过多种努力维持了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增长，仍然保持一定的盈利空间。从制造业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品的最终价格压力有限。案例：珠三角劳动力成本上升样本WD服饰：人力成本使总成本上升11.7%广州市WD服饰有限公司（化名），民营企业，自主品牌女式时装专卖，2009年时在全国的专卖店为230家，回款额为1.1624亿元；在2010年，全国专卖店已达280家，回款额为1.43912亿元，业绩增涨率为22.47%。就是这样的公司，也深刻地感受到现在人才越来越难招。全公司仅153名的人事编制，却一直差30多名无法招满，人力资源部的招聘压力始终如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一样阴沉，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招来一两位人才，可新员工还没有适应，就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离职；抑或新员工还没来得及学会公司的流程，带新员工的老员工却先离职了。2009年WD服饰公司的总工资额为1245.76万元，而2010年的总工资额为1929.53万元，工资的上涨率为54.89%，2010年人力成本的上升，使得公司的总成本上升了11.7%。具体看（图表1）费用明细表（面料、辅料、生产成本及纳税之外的日常管理费用之外）。从目前的这份表来看，上涨幅度最快的是人力资源成本。对于服装行业来说，哪个模块的人力资源成本会上升的最快呢？我们可以从该公司的各大部门人力成本对照表（图表2）来进行分析。这份表将该公司的人力成本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研发中心的人力成本上升最高，达到了88.63%。目前广州服装设计师的工资是服装行业上升最快的一个职业，再就是营销人才的工资涨幅也非常明显，而人力资源部门、生产部门的工资基本与物价上涨持平。综上所述，目前对于中小民营企业来说，人力成本已越来越成为公司最大的困境之一。而如何让中小民营企业能进行有效的产业升级，除了企业内部需要提升核心技术之外，更需要政府进行实际的研究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MY电子：人力成本使利润下降1.2%东莞MY精密电子有限公司（化名），原属民营企业，于2009年被美资收购，近三年来员工人数保持在1200人左右，在2008年初应《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给员工全面购买了社保与基本福利。日起，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从920元上调到1100元，上调幅度为19.57%。可是，东莞MY精密电子有限公司3月份的员工工资却比2月份多出了50多万元，人力成本上升率高达16.52%，同比2010年的3月份多出了80多万元，这让公司决策层、人力资源部、财务部非常头痛。再来细看人力资源的相关报表，可以发现：2011年3月份时，其在职人数为1200人，管理层为135人，基层为1065人。这个月全体员工平时加班44小时，4个周末加班40个小时，直接导致企业成本急速上升。而4月份的人力成本还将会进一步提升，因为公司还未能及时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新申请新的社会保险基数，如果社保基数进行调整后，企业的人力成本上升将会超过25%。东莞地区为了提升企业招用工的竞争力，于日将最低工资标准从原先的770元上调到920元，上调幅度达到19.48%，现在仅相隔10个月再次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到1100元。仅因为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东莞MY精密电子有限公司的利润就下降了1.2%。从该公司的财务数据来看，2010年的人力成本平均为3500元/月/人，其中工资为2154元/月/人，福利为1246元/月/人。年度总人力成本为4896万元。公司的总营业额6.9733亿元。即在2010年，人力成本占了公司总营业额的7.02%。而按照2011年3月份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该公司人力成本平均为3864元。由于公司业务以欧美外来加工业为主，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2011年的营业额能与上年度持平就算很不错了。那么按照与去年同比的营业额算，公司的人力成本会上升到占总销售额的7.98%。2010年公司的整体业绩还不错，目标为7亿元人民币，完成6.9733亿元，目标达标率为：99.62%。可是，公司的利润率并不高，除去公司的各项开支，全年公司的净利润为3952万元，利润率仅为5.67%。按照公司的生产计划，2010年4月份时，公司的生产排单期已排到9月份，而今年的生产排单期才排到6月份，因此今年企业的压力将会更大。目前，对于沿海加工型的企业，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仍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现在又遇到原材料涨价等问题，企业目前面临着招工难、生存难的两难处境。地方政府为了保障企业吸引劳工，逐步提高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可是却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生存压力。对于目前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这种大的趋势，借用东莞市台商协会副会长谢庆源的话：“工资涨还是要涨的，这样才能解决东莞招工难问题，但是政府要从别的方面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生产成本增加的问题。比如统一或减免各村镇对企业的各种收费，给企业一些优惠的政策等。”东莞市副市长江凌曾表示，政府在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也会从其他方面，比如在政府收费、物流成本方面，尽可能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使企业不至于因为最低工资的提高而大幅度增加负担。现在各种成本都在上涨，仅人力资源成本上调之后，按人力资源总监与财务总监的沟通与初步预算，公司的利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