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市将以四种方式演绎 创业板上市公司不再是稀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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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一钉：大盘向上力量犹存 后市将以四种方式演绎
　　目前，虽然国内经济数据还缺乏亮点，但大盘向下调整动力已显不足，做多力量有向上的冲动。随着中小盘股票调整压力加大，低估值蓝筹股走势也将活跃起来。
迅速了解个股压力支撑位，买卖点…
　　7月份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数据回升。1.7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长5.1%，进口同比增长10.9%，进口与出口增速与上月相比均大幅反弹，增幅远超出市场预期；2.7月份美国制造业经济活动连续2个月扩张，PMI为55.4%，整体经济连续50个月增长。7月份的PMI环比增加4.5个百分点，为年内最大增幅；3.欧元区7月份综合PMI终值上升至50.5%，为2011年8月份以来最高。欧元区7月份服务业PMI终值为49.8%，为2012年1月份以来最高。
　　从资金面看，7月22日至8月2日这两周，A股市场交易结算资金净流入170亿元，但力度比7月初有所减缓，表明A股市场吸引力出现阶段性下降。应该说，除了去年12月份至今年2月份外，A股市场涨跌的主导力量还是存量资金。想有所作为的投资者只能避大（权重股）、就小（中小盘股票），而投资者在“增仓、减仓”间反复拉抽屉，成为最终推动大盘涨、跌的主要动力。应该说，经过上证指数从1849点至2069点，创业板指从903点至1219点的反弹，能“盘活”的存量资金基本上把仓位都加上去了。
　　从历史上看，后市会出现四种演绎方式：一、风格转换。资金从强势中小盘股票中退出，转向低估值的蓝筹股；二、继续炒作中小盘股票，权重股重心继续下移，资金继续抱团中小盘股票；三、次级反弹结束，大盘继续向下寻找支撑；四、平台震荡整理，等待消息面进一步明朗。目前不少投资者对中小盘股票较为谨慎，后市出现第二、三种情况可能性不大。出现第一、四种情况相结合的可能性较大，即底部逐步抬高，资金从中小盘股票转向低估值的蓝筹股（包括周期性股票）。 （作者系民族证券财富中心总经理） （.证.券.日.报）
叶　檀：创业板上市公司不再是稀缺资源||###||###||###
　　叶　檀：创业板上市公司不再是稀缺资源
　　中国政府决心夯实经济基石小微企业，小微企业不稳，中国将发生就业危机与社会危机。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从直接间接融资等多个角度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央层面多次提出小微企业融资，可见重视程度，但多年屡提却无法见效，关键是没有抓住小微企业的融资“三味”。
　　小微企业融资有两种方式，美国主要通过股权融资方式，而德国主要通过地方小型银行专业服务方式，中国则是两者兼而有之，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加上新三板与创业板，为高科技小微企业打开直接融资通道。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与供应链贷款、仓单质押贷款等，为小微企业打开间接融资通道。
　　直接融资渠道门槛降低是一大亮点。以往的风险投资与创业板，有如歪嘴和尚念经，中小板与创业板让小微企业创业者提前学会贪婪，今年上半年355家创业板公司经历了一次疯狂的行情，创业板指数回到历史高位。
　　创业板的财富效应激发了贪婪，使中小企业主过早地躺在由投资者资金筑就的功劳簿上，消泯创业的斗志，解禁之后的疯狂套现如同穷极之人乍见金矿，创业板成为中国低迷股市中罕见的创富板与博傻板。
　　未来创业板的日子不再那么好过，创业板上市公司不会是紧俏商品。扩大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是小微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通道。《意见》指出，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安排，完善发行、定价、并购重组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适当放宽创业板市场对创新型、成长型企业的财务准入标准，尽快启动上市小微企业再融资。建立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增加适合小微企业的融资品种。在创业板、“新三板”、公司债、私募债等市场建立服务小微企业的小额、快速、灵活的融资机制。
　　目前创业板的上市门槛是可笑的，按照成熟企业设置，失去创业本意，致使风险极高的创业板成为高价宝宝夏令营。可以想象，未来中小板尤其是创业板的门槛将进一步放开，财务门槛大幅降低，从新三板转板到创业板更加容易，创业板将成为被风投看好的小微高科技企业的归宿。多数创业板溢价将归于平淡。
　　建立健全征信系统是间接融资的一大亮点。小微企业难以从银行得到平价贷款，除了大型银行因为成本高、风险大不屑于贷之外，重要的是小微企业没有完整的征信体系，自身缺乏符合规范的报表，加之普遍的造假失信，使风险难以定价。小微企业不是得到不贷款，而是接近于高利贷。
　　《意见》提出，加快建立“小微企业-信息和增信服务机构-商业银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新机制，是破解小微企业缺信息、缺信用导致融资难的关键举措。加快建立小微企业信用征集体系、评级发布制度和信息通报制度，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注重用好人才、技术等“软信息”，建立针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评审机制。
　　电子金融的小贷公司之所以坏账率低，无非是因为大数据分析得出的信用评级，以及支付系统交易平台构成的约束体制。从超日债等案例看，我国评级机构形同虚设，各政府部门、公共服务公司、金融机构视自己的数据如金蛋，未来增长系于数据一身，绝对不肯轻易示人。让税收部门公布数据，让煤气水电公司公布账单，让金融机构公布信用数据，相当于割走了各部门的一块肥肉，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无论如何，建立实用的符合中国低信用现实的征信系统，说明认识到了信用对于银行的关键作用，信用定价准确，才能控制银行风险。这比纯粹的号召银行向小微企业贷款前进了一大步。
　　《意见》体现了政府的强制力，对于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数据的考核，核销小微企业贷款坏账、由地方政府参股与控股部分担保公司等举措，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在政府主导下推进市场融资，并不奇怪，改革能否成功，是否会成为雷声大雨点小的短期运动，还得看各个政府部门真正的改革决心。(每日经济新闻)
桂浩明：大盘反弹有望 高温概念气数将尽||###||###||###
　　桂浩明：大盘反弹有望 高温概念气数将尽
　　刚刚过去的一周，股市震荡明显，但向上的趋势也较为突出。从盘面来看，沪市的交易重心已经上移到2050点一线，较7月份的水平上来一个台阶。同时，交投也保持相对活跃，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热点。
　　从分时走势来看，本周的股市运行与经济数据的发布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典型如周四，超出预期的7月份良好外贸数据，给当时正处于调整中的市场以不小的向上推动。但在股指上涨后，人们又开始担心将公布的7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数据，因此行情在后市又相应下跌。到了周五，上午公布的7月份CPI数据的确不低，这使得大盘出现明显的下跌。但是随后公布的工业增加值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却又显得不错，这就再次提振了市场信心。股指从下午开始有所反弹，收复上午的失地。就全周而言，大盘在震荡中温和上涨，尽管幅度并不算太大，但步伐比较扎实。
　　应该说，股市会走出这样的行情，与人们对实体经济的认知发生变化有关。可以说一直到7月份，大家对实体经济的感受还是比较差，这是股市在当月几度破位2000点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进入8月份后，相继公布的7月份数据表明，实体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虽说力度还不是很大，但这毕竟提示了经济运行的方向有了变化，从前期的增速不断回落变为开始有所上升。当然，仅仅是凭这样的单月数据是否就能够得出实体经济已经复苏的结论，人们还是有争议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数据总是利好，如果结合一段时期来“稳增长”与“微刺激”政策陆续出台的因素，可以认为经济见底企稳已经是大概率现象。股市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得以有所表现。
　　这种表现，除了反映在指数上涨以外，还反映在结构变化上。上周股市的一大特点是权重股有所走好，特别是强周期板块，纷纷脱离前期底部区域，有了一定的上涨。上周五如果没有权重股的拉升，恐怕股指在下午很难翻红。今年以来，权重股，特别是那些强周期的权重股，表现一直不好，根本原因恐怕就是实体经济不好。而现在实体经济有望好转，它们的走势得到改善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由于实体经济的好转还是初步的，并且力度也不太大，因此无法想象强周期板块股票会有持续的行情。它们在结束超跌反弹以后，还是会弱于大盘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高温板块”，今年我国中东部地区遭遇百年未遇的高温，一些历史极值记录不断被改写。高温会改变人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导致空调用电增加，空调等防暑降温设备热销，啤酒等特别适合夏令消费的产品销量大增以及非高温地区的避暑旅游火爆。这些现象，自然也会在股市中有所反应，很多人据此想象出一些个股会有相应的行情。事实上，“高温板块”也确实在市场上有蠢蠢欲动之势。然而，虽然现在高温还在继续肆虐，但毕竟不可能再维持多久了，“高温概念”已无多少运行空间。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创业板，随着权重股的拉升，本来处于高位的创业板开始面临较大的资金分流压力，股价下调。这应该说也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创业板的潜力并没有被挖掘完，一些题材的生命力仍然存在，因此如同强周期板块的超跌反弹是短暂的一样，创业板现在的调整也是阶段性的，在过了这段时间后，又会再度领涨。客观而言，当前市场的大背景决定了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风格转换问题。
　　从形态来看，由于股市震荡上行的特征已经基本确立，因此本周大盘有望继续上行，但2100点的阻力比较大，所以在上行过程中仍然会有震荡，总体来说大盘也需要进一步的蓄势。如果外部环境更加有利一些，而股市的成交量也能够进一步放大，那么近期股指挑战2100点的机会就相当大。（.证.券.时.报.网）
牛　刀：中国是怎么剪百姓羊毛的||###||###||###
　　牛　刀：中国是怎么剪百姓羊毛的
　　中国股民一定记得当年在“圣雪绒”这支股票上赚过多少钱，当时的羊绒被称为软黄金，特别贵重。不仅在国内，在国际市场上也很受欢迎。这个产品有一道工序那就是剪羊毛。
　　中国农牧区每年5月至6月正是剪羊毛季节，但目前农牧场广泛使用的传统剪羊毛方法有很多缺点。剪毛工人操作上很不舒适，而且呈坐姿的羊，从颈部到腹部皮形成许多褶皱，妨碍剪净毛，还容易出现皮肤刀伤，影响剪毛量和绵羊健康。
　　斜面剪毛台上剪毛是一种新方法，国外早已广泛应用于生产。斜面剪毛台由斜面、固定支架、拉力固定器、固定器支撑板、活结套、可伸缩支柱、底座等组成。其作用是把羊蹄固定在有倾斜面的剪毛台，头向下，依靠自身的重量躺平，使羊的所有皮肤褶皱伸平。后蹄分开的位置和绵羊躯干同宽，借助强制调正拉力，把后蹄固定。羊的头和颈在剪毛台低部边沿自然耷拉悬空，身躯伸直，以达到最佳剪毛状态。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剪羊毛”被称为美元这种特殊的货币在流动中赚取其他经济体的财富的特殊行为。这种行为的特点主要针对新经济国家，在一个经济周期内，美元开始流进这些国家，在各大投行和新闻媒体大肆宣传这些国经济要起飞，GDP增长要达到多少多少，将来要超过美国，在这个个过程中，刺激这些国家以出口为导向，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个目的很明显，只要以出口为导向，那么，这些经济体一定需求大量的美元，不仅仅只是大宗资产是由美元计价，而且，美元是全球唯一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这个时候，大量美元必然流进这些经济体，这个时候是美元流进的过程。
　　在大量美元流进这些国家时，而这些经济体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国家经济是如何增长的，反而认为市场的这些钱是大家赚的，人均收入一下增加了多少多少，人人都有钱了，富裕程度提高了，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美元的流动性带来的，并不是社会财富的增加，这种繁荣必然是一种虚假繁荣，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向拉美、东欧、日本、东南亚、欧元区等等兜售这种虚假繁荣；在美元流进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不仅仅只是鼓励出口导向，还要鼓励这些国家大搞投资，实行本币对美元升值，这样流进美元的获利就有几笔钱，一笔是投资获利，二笔是赚这个国家使用美元来获利，也就是收取铸币税，三笔是汇率套利。
　　我们知道，在后阶段这些新经济体国家为了经济增长，一定要大肆投资，而投资必然带来巨额债务，债务终将产生金融危机，这个时候，美元无疑是最早察觉的，于是便开始回流。这个回流的过程就是剪羊毛。在剪羊毛的过程中，首先是股市大跌，因为美元在流进时先是买空这些国家的银行股和支柱性产业的股票，在流出时必然卖出这些股票，而这些股票大多是这些国家的指标股，必然引起大盘长期下跌；二是因为美元回流必然导致美元走强，因为大多是十几年赚的钱一起回流到美国，必然推动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先不说美国的科技创新如何如何，单只是说从这些新经济体国家赚的钱就够美国人民幸福生活几十年，而这些新经济体国家会处在金融危机爆发，甚至经济危机爆发，甚至国家破产，甚至国家解体的乱七八糟的状态下，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社会动荡不安，企业破产，大面积失业。这就是剪羊毛带来的后果，各个时代，不同的国家都是如此，一般要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才能走出困境。而这些所谓的新经济体国家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这十几年在美元流进的过程中，这些新经济体国家出现的都是虚假的繁荣和经济泡沫，在美元回流后美元强劲的升值的过程中，这些国家泡沫都会破灭，经济被打回原形，裸泳开始出现。
　　这种现象，被国际经济学家称为--剪羊毛。
　　第一季：先剪黄金的羊毛。
　　这一轮美国开始剪中国民众的羊毛是不动声色的从黄金开始。谁也没有察觉，黄金突然暴跌从1659美元直落到1322美元。这是要命的，中国至少有2600亿美元瞬间变成死钱，根本无法流通。这是中国经济衰退的重大开始，也是经济泡沫破灭的信号，更是对人民币多头信心的重大打击，一切，都在悄无声色中开始，一切是那么的正常，历史的演变正是其妙啊。在这一轮黄金上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黄金突破1000美元的时候，全球只有两个个国家的黄金市场开始繁荣，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但是，印度人在1200美元以上时，购买黄金的人已经很少；在1500美元上方时，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开始卖出黄金。只是基本的市场状态，只有中国一直到1800美元还有很多财经评论员在鼓励买进黄金，这是匪夷所思的。
　　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时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看看我们老祖宗的兵法，再看看美元如何剿杀黄金，完全是在我们毫无防备的状态下，一个也不留，全体被套牢，也就是被美元随意剪羊毛。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完全就是泡沫，和房价泡沫一样，完全是虚的，因此，所有剪羊毛的行为都是必然的。
　　中国人习惯被自己的政府剪羊毛，这你不好怎么说，因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再被美元剪羊毛，那就惨啦。一辈子就那么几十年，被剪几次羊毛哪还有机会再翻身？这就很可怕。
　　那么，中国是怎么剪百姓的羊毛的。
　　在谈剪羊毛问题之前，我们可就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传统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这种劳动是以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商品的价格由价值决定，受市场供需作用，价值一定时，供需之间相互制约而逐步趋于平衡。这个理论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货币稳定供应，而货币的稳定供应取决于各国自己的货币模型，最早最发达的是英镑，最早挂钩于黄金，也就是金本位。金本位崩溃后，美元才开始崛起，所有非美货币都盯住美元。为了削弱美元的强势，出现了美元指数，基本上所有的国家在近一百年都和美元实行了自由浮动汇率，既是市场化的体现，也是全球化的需要。唯独中国的汇率实行的是固定汇率，而且是单边升值，所有的商品价格都不是根据人民币的供应来确定的，因为人民币的供应分外需和内需两种，这之间的关系被严重扭曲，造成了人民币的天量发行。实际上这是一条绝路根本走不下去，越往前走危机就越大。理论上长期交易的价值稳定的商品最后的价格应该会逐步趋于平衡，而实际上人们进行各种商品交易已经非常长的时间了，而商品的价格非但没有平衡，而是在不断的暴涨暴跌中呈现不规则正弦波形式运动，并且成总体向上运行。这是在现实中发生的事实。官方的解释是，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这完全是一个借口，或者是一种托词。在国际上发达国家的进程看，没有一个国家是依赖发钞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相反，所有印钞的国家最后都走向灭亡，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逃窜、津巴布韦政府的破产、前苏联的解体都来自大量发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是独裁政府。而我们还沉浸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真幻想之中。
　　是否是我们的理论错误了？一般情况下有意识的错误被拥有主导控制权的人传扬NX次便会成为真理，但这样的传扬一般在时间上难以长久，并难以逾越种族信仰这样的天然横沟。但任何理论都有其试用条件，就像经典物理学理论不适用于高能物理学或量子物理学那样，这个理论的成立有几个隐含的前提假设，但已被人为的忽略掉了：
　　1. 理论中的市场是一个自由市场。
　　2. 理论中的市场是一个多样性市场。
　　3. 理论中的消费者是理性消费者。
　　4. 理论中的消费者对于商品价值有本质的认识，对商品的价值估值准确。
　　5. 理论中价格的衡量货币是一种绝对信用的载体。
　　现实中之所以出现与理论的严重出入，是这个几个前提条件基本都被破坏了：
　　1. 现实中的市场存在供应操纵和需求的压制或放大现象。
　　2. 现实中人们只拥有不完全的选择全，经常性的受到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单向化倾向的人出现。
　　3. 现实中的消费者非理性消费者，而被本能的贪婪与恐惧左右。
　　4. 现实中的消费者无法对商品价值本质及商品合理估值做出合理判断。
　　5. 现实中作为价格的实际体现的货币本身没有绝对信用。
　　现实中能获得暴利价格一定是由垄断决定的，即利益团体通过市场优势、舆论控制、行政权力、金融特权、暴力工具等方式手段，通过创造或影响相关制度规则，限制进入、抬高门槛、挤压空间等，实现消除竞争，或在在表面形成竞争关系，而实际结为利益联盟，人为控制某些商品生产、流通、销售环节，人为制造市场供需幻象，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其最高形态是建立在资源拥有权、规则制定权和暴力工具所有权基础上的货币垄断。
　　事实上这些在中国都不存在，剪羊毛就成为必然。“剪羊毛”战略的本质就是利用垄断权力，人为制造有广泛需求性商品的虚拟供需幻象，利用产品实际成本与出售价格的剪刀差，以欺骗、胁迫等方式强行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
　　剪羊毛工具的特点：
　　1. 需求性。能成为剪羊毛工具的商品都有其广泛而巨大的需求性，甚至是必须性，这是一个必须的基础条件。
　　2. 垄断性。生产高度集中，流通严格限制，销售集中管理，此乃剪羊毛工具的最完美形态，现在由于销售环节不好控制，但至少在生产、流通这前两个环节是必须要被利益集团所垄断。产量不能有效控制，流转环节不能有效控制的东西，其价格也是无法控制的，是不能成为剪羊毛工具的。
　　3. 炒作性。这个是剪羊毛战略成功的关键因素，在意识形态上施加舆论影响，形成羊群效应，其要达到的目的是在一定时间内在社会上形成某种风气、氛围、潜意识的认同、价值评判标准。具体舆论导向如下：没有XXXX就是不成功、没面子、低人一等、娶不上媳妇、是乡巴佬、就不配XXXX。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首先要把羊养大，只有养大才会有毛。为了这些毛的价值更高，中国央行就大肆印钞，让人人都可以拿到一大叠钞票。钞票印的越多他们自己就拿的越多，这是必然的。同时有一群羊立马长出了许多毛。因为光是羊还不行，有毛是必须的，有一大部分羊由于没有草吃或长期吃不饱，导致营养不良，无毛可剪，这样的羊最后只能杀了吃肉，是剪不到毛的。
　　剪羊毛战略其操作手法是剪毛而不是抢毛，不会拿枪指着你的。它要求作为有毛的羊要是一个没有脑子的笨羊，相信被剪羊毛的客观必然性；从众心理要好，羊群效应要明显，看到别人被剪了，觉得自己不被剪就是自己有问题；要没思想，要相信炒作出来的概念，相信被剪了才能满足需要，被剪了才成功，被剪了才高人一等；要没定力，有些羊发现了被剪是有问题的，但没有定力，耐不住各方压力，最后无奈被剪。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奇怪的发现，中国就发明了一个房价万年涨的概念，你看买房的人都是赢家，人人都赚钱。而这些人其实都是涨了毛的羊，只等着被剪羊毛。
　　这只是中国式剪羊毛的手法，更高明的是美国式的。美国剪羊毛从来都是剪新经济体国家的羊毛，那种手法杀人于无形，海量的资金来无影去无形，时刻会颠覆一个国家。
　　黄金的羊毛如何剪？
　　无论如何，也不管是什么资本，之所以养这些羊，目的都是为了剪羊毛，而不是为了吃羊肉。也就是说，这些资本都不是来要命的，而是要剪羊毛。只有很多贪欲很强的人最后才走上被人连毛带肉一起搞掂了。美元很清楚，通过黄金价格的上涨，让中国央行大肆发钞，然后全部进入黄金，最后剿灭的是这些滥发出来的钞票，让中国的虚假繁荣彻底现形。也就是说，中国印钞的盛宴，不仅让政府和开发商发财，也实际上让美元赚走了4万亿多美元。最后的成果归于美元。这才是最后的目的。
　　美元因为2013年主要是夯实底部，不在于如何走强，那么，黄金的羊毛不会一下就剪完，更为可笑的是，中国大妈居然勇敢的冲进去，继续购买现货黄金，这才是要命的事。这等于将自己的脖子往人家铡刀上送，而不是别人来剪羊毛。
　　2014年跌破1200美元基本没有什么悬念。这不是我猜测的，而是美元指数的大趋势决定的。2015年跌破1000美元也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只是最后跌到什么位置，没有任何人知道。在这种根本就不确定的情况下，要做好这种现货投资是很难的。再说未来十年美元都处在升值在状态，黄金的投资价值基本丧失，恢复到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价格上也是必然。市场上有一种观点，什么开采成本决定黄金价格，而是有人列出开采成本是多少多少来预期未来的价格，这是走入歧途。黄金的定价权就是美元，美元的走势决定黄金价格，这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可能改变的，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黄金价格100年来后80年是42.222美元每盎司，现在的价格只是期货价格，不是美元官方的价格。这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中国政府的本次印钞不仅让中国真金白银全部丧失，也把中国经济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已经成为事实。现在总有一天我们可以看见，中国30年来所创造的社会财富面临被洗劫一空，大萧条无可避免。
　　第二季：再剪货币和房价羊毛。
　　剪羊毛也是一门学问，不仅仅只是哲学和经济学，可能面临更深的学问，完全是一门边缘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十分难以把握。尽管十分难学，但却十分好懂。中国货币再大的一次剪羊毛就发生在2009年，这注定要引发中国社会惊天的变局，这是无可避免的，也是根本无法无法逃脱的。在2009年以后，仅仅只是在2009年当年，央行发行基础货币4万亿，就直接导致人民币对内贬值200%以上。人民币的废纸化开始出现。为了享受中国这场史无前例的货币盛宴，美联储疯狂的释放美元到中国，注意，这代表美国官方的意图，也是代表美国的战略利益，更是维护美元实现王者归来的重要战术行为。美元的疯狂流入，一把火点燃中国的恶性通胀。顺便说一句，中国的通胀自2003年以来，一直就存在，人民币一直对内在贬值，只是市场上不很明显，最明显的时候出现在2009年后。这场对所有的劳动者进行抢劫的行为，被他们称为是“改革的红利”，实际上是对全民财富的一次大洗劫，对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大分赃，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剪羊毛的金融行为。
　　最可怕的不是这点，因为这次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剪羊毛的金融行为直接改变了中国房地产的性质，而住宅本来属于民生产品却在这个时候开始演变为金融产品，供所有资本炒作。与全球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土地和金融都是政府垄断的，更为可怕的是，这个期间中国经济发展是出口导向模式，而人民币兑美元处在单边升值状态，必然导致美元的大量流入，同时也就必然推动人民币资产的泡沫化继而是垃圾化。先说说住宅：
　　中国房地产业的流程可以概括为四个环节和两大阶段，即：“拿地-贷款-建房-卖房”四环节，“拿地-贷款”和“建房-卖房”两个阶段。这四个环节和两大阶段后面站着4对人：拿地-“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贷款-“开发商”和“银行”，建房-“开放商”和“建筑商”，卖房-“开放商内部认购”和“社会普通人买房”。通观上述流程及其后面人的博弈，可以发现以下特殊现象：
　　第一，“土地货币化”成为楼市金融化的第一个通道。在“拿地-贷款”阶段，开发商、地方政府、银行三者之间，由于国情的复杂性和当前市场经济的不规范性，出现了对一般市场要求的背离现象，即在应该意义上，正常市场是：开发商出“土地出让金”→从政府手中拿地→去银行贷款，本质上这是楼市“吸引”信贷，信贷只是对楼市起推助作用。但现在，大多数的事实是，开发商先公关政府，获得土地，然后再以土地作抵押获得贷款，交付土地出让金。也就是说，正常市场异化为下述实际流程：近似于空手拿地→以土地抵押贷款→交付土地出让金。在这里，本质上是信贷“牵引”着土地，开发商扮演了一个“中介”角色，即：把国家的货币（银行信贷）和社会的资源（政府控地）连接起来，完成了一个“土地货币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开发商几乎可以说是空手套白狼，地方政府获得巨额土地出让金，银行获得业务收益，三家各有好处，形成稳定利益链条。
　　如何评价这个通道呢？上述过程表明，主观的有意识行为首先出现在“开发商”身上，即开发商具有“主观恶意”；其次是，这种“恶意”之所以能变成现实是因为中国的国情（“关系”这一中国特殊的社会土壤）；最后才是“各取所需”的利益粘合剂。上述冷酷的“三套件”意味着，要想堵死这一通道，需要在三个方面行动：①限制和规范开发商，打击“主观恶意”；②用游戏规则改造中国社会中的“关系”土壤，尤其是约束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向；③严格限制信贷方向和科学制定货币政策，因为信贷发放主体是银行，货币政策制定者是中央政府，因此，限贷和约束货币对“去金融化”更具有直接现实性。
　　第二，“房子投资化”成为楼市金融化的第二个通道。在“建房-卖房”阶段，正常市场化运作流程是，“开发商出资→建筑商建房→现房卖房”，但实际流程变为，“建筑商垫资→开发商期房预售→内部认购”。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开发商不需要把资金开支在建筑成本上，相当于“节流”，同时又开通“期房预售”的融资渠道，相当于“开源”。这样，通过“节流”和“开源”两手并进，开发商加强了楼市“资金链”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在卖房时，开发商又实行“内部认购”模式，即内部人按揭购房，本质上是开发商把房子先卖给自己，制造需求高涨，然后再退购，高价卖给市场。这样，一则是通过内部房贷，把银行货币变现为房款，形成“银行信贷=付房款”资本运作模式；二则是制造了需求假象，推高房价，形成了“制造需求=推高房价”市场造势模式。“银行信贷=付房款”，表明楼市金融化又增加了一个新通道；“制造需求=推高房价”，意味着楼市不再是简单的商品运作对象，而逐渐变成资本运作新领域。尤其是，2003年“国18条”的推出，客观上实现了全国房地产政策框架的重构，即：2003年以前，房地产格局是，100套房子出来，80套经济适用房（用来住），10套廉租房，10套商品房（用途无限制）；2003年以后，房地产布局是，100套房子出来，90套是商品房，这些房子无“必须要用来住”的政策限制。这意味着，90套房子可以用来投资。
　　综合上述“银行信贷=付房款=资本运作”、“制造需求=推高房价=资本运作”、“90套房子可以用来投资”三个方面，可以这样判断房子，2003年以后，房子不是商品（用来住），而是金融产品（用来投资），即楼市开辟了金融化的第二个通道。自此以后，房子金融化进程加速了。反映在生活中，2004年，全国房子普遍涨价
　　如何评价楼市第二个金融化通道呢？“银行信贷=付房款=资本运作”、“制造需求=推高房价=资本运作”、“90套房子可以用来投资（国18条）”，这三个方面表明：“制造需求=推高房价”，是开发商“主观恶意”行为，违背市场伦理，应该予以打击；“银行信贷=付房款=资本运作”，核心是“期房预售”政策，属于政府监管不力，应该规范政府行为；国18条，核心是把楼房推向金融化，属于中央政府政策的价值取向考虑不周，应该进行反思和调整。
　　应该说，楼市在市场化进程中，既会出现“商品化”又会出现“金融化”，这是自然现象，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健康的楼市需要“商品化”和“金融化”的有机协调布局。今天，从政策框架看，在中国楼市100套房子中，90套成为“金融产品”，这意味着，中国楼市完全金融化。因此，必须改变这个布局，否则，异化的楼市会危及中国经济整体。
　　住宅的金融化，为美元进入铺好了一条金色的通道，可以大规模流入。而美元最终是要出逃的，这才成为中国楼市最大的风险。在剪中国楼市羊毛之前，必然会先剪货币羊毛。很多人肯定会问，美国人又不会来中国买房子，那么，美元是如何进入楼市的？这个问题很简单，在国务院执行限购前，美元通过中国的影子银行进入高利贷市场，通过高利贷市场进入楼市，我们所有的外汇占款都可以视作是美元的热钱，因为我们的外汇占款已经高达3.3万亿，仅这一笔钱就有20多万亿人民币，这就决定在美元出逃的过程中，这20万亿人民币又会转化成美元出逃；国务院实行限购后，因为开发商急需融资，通过信托产品的形式借入大量的美元，民间统计，在2012年已经高达6000亿美元，同时，在2014年又3500美元的信托产品到期。
　　以上两个资金在美元指数走强后都会出逃，这是不言而喻的。资金从来都不听谁的话，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跑。这样，中国楼市将在2014年面临内外夹击，日子很难过。现在继续放手搞房地产，无疑是一场旷世巨赌。这个赌场太大了，政府根本控制不了。本人认为，从2014年开始，国际资本将会血洗中国楼市。
　　我们的应对。
　　汉高祖刘邦临死前说：“一个人可以输一百次，但是，一定要赢最后一次。”这是一个过来人的良知之言。这个话是和我们说的。有的人可能赚一辈子钱，就有可能在一次被美元剪羊毛中被洗劫一空，输在最后一次，整个人生基本玩完。不怕你现在有多少钱人有多“很”，当你成为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的时候，你的真实面目才会得到展现。
　　中国人从来没有被美元剪过羊毛，这一次绝对逃不脱。
政府购买服务要做好三项制度创新||###||###||###
　　政府购买服务要做好三项制度创新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明确要求“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
　　这一部署切合公共管理潮流方向，近年来中国各级、各地政府其实也已经在此方面逐步探索与实践。问题则在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解决方案，即使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也并不总是行之有效的，譬如日本公共工程项目中的官商串通行为就很严重。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中，市场化的深度及广度都有欠缺，更容易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形成制约，故而也就更需要我们重点围绕制度创新，加速优化生态环境。
　　根据以往经验与教训，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起码有赖于以下三项制度创新，可大致归结为“打基础”、“拆围墙”、“扎篱笆”，具体来说就是：
　　首先，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利于提高效率的重要前提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投标者在价格、技术、质量等各环节要有充分竞争。因此，这就要求有一个基础性的前提条件，即，市场中存在数量足够多、类型足够丰富的潜在公共服务生产者。
　　中国目前在此方面基础薄弱极为突出，譬如此前实际人口超过1600万人的广州市，曾在全国首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供需见面及展示洽谈会”，但当时出席的社工服务机构总共只有34家。这种显而易见的供给不足若究其原委，主要是因为潜在公共服务生产者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截至2008年底，中国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仅为2.7个，而发达国家这一指标起码都在50个以上，即使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10个以上)，因此，中国有必要在包括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等基础环节创新突破。
　　其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于中国这样长期奉行“大政府”模式的国家而言，势必触碰到极为敏感的既得利益格局调整问题。譬如有报道称，江西省乐安、兴国、宁都三县实施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就曾因为分流了三县原有政府扶贫部门掌握的扶贫资金而受到三县扶贫办共同抵制。因此，这就需要作为改革主导者的政府主动拆除自身权力筑垒的围墙，通过制度，而非人为来保障“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
　　第三，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就如此前已经大规模实施的政府购买商品与工程一样，必须克服普遍性的“公地悲剧”带来的困扰。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例证，如不久前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发布的2013年《法治蓝皮书》显示，政府采购中的协议采购不仅没有价格优势，甚至还有高达八成的采购商品价格高于市场均价。这说明，政府在实施方兴未艾的公共服务购买中，必须先行完善公共预算控制体系，以及公开透明的公共信息披露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扎紧篱笆尽可能避免财政资金跑冒滴漏，而政府采购公共服务，也才能像其方案设计预想的那样，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使群众得到尽可能多的便利和实惠。（中国经济周刊）
罗杰斯：全球储户正被血洗 未来充满危机||###||###||###
　　罗杰斯：全球储户正被血洗 未来充满危机
　　罗杰斯认为，投资者现在寻找可接受的风险回报比变得极其困难，储户现在维持其消费能力也异常困难。更大的危险是全球储户的财富被掏空。
　　近日，著名的投资家罗杰斯谴责全球央行行为鲁莽，称各国央行正让世界进入无法把握的金融市场，让未来充满未知和危机。
　　我们正处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时候，几乎全球每个央行都在印钞、都在让货币贬值。这种事儿从来没发生过。现在怎么办？我不知道。
　　这完全取决于哪个国家最先贬值、贬得最厉害，然后大家轮流来。当一个国家说某个货币正在贬值，这谁也针对不了，因为所有的国家都试着让自己的货币贬值。这是世界史上最诡异的一页。
　　我持有美元，并非因为我对美元有信心，并非美元强劲这是一种缺陷严重的货币。我持有美元，只是因为我期待更多的货币混乱，更多的金融危机。
　　在危机时刻，人们纷纷逃向美元，虽然各自有蹊跷，但都将美元当成安全港。美元不是安全港仅仅有些人认为它是而已这才是为什么美元会上涨，为什么我持有美元。我会持有美元5年，10年？我不知道。
　　罗杰斯认为，投资者现在寻找可接受的风险回报比变得极其困难，储户现在维持其消费能力也异常困难。所有规避风险的方法都问题重重。
　　我持有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金属，我持有所有商品。当各国都在贬值货币时，这些方法让能稍微过得好些。我持有的农业资产超过所有其他实际资产，原因同上。我们以前讨论过零风险或叫零担忧投资。即使是黄金：印度正在讨论对黄金采取强硬政策，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买入国。如果印度做点什么不管愚蠢与否都没关系如果他们真的做了点什么黄金可能下跌很多。所以我持有黄金，我不卖。
　　但我不能避免所有问题。
　　罗杰斯还认为，更大的危险是全球储户的财富被掏空。各大央行的政策是通过惩罚谨慎节俭的阶层来拯救那些缺乏责任感的家伙们。这种破事儿历史上有过很多，而且都带来了伤及经济、社会甚至人类本身的代价。
　　纵观各国历史，那些存钱攒钱并为更好未来投资的人们，是我们建立经济、社会和国家的基础。
　　在美国，许多人存着钱不花，不会去买四五个房子。无论从大多数人的观点看还是从历史角度看，这样做都无可厚非。但就在此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些人正在被搞残，因为他们的储蓄和投资的回报是零。这些人正在被搞残，即将背上沉重的债务。
　　那些做坏事的人正在搞残做好事的人们。从长远看，这对任何国家、社会、经济都后果严重。
　　如果你回顾历史，那么就看看德国1920年代血洗储户后都发生了什么吧，这条路没给德国带来任何好处，步其后尘的还有意大利。那些历史上血洗储户的国家，通常都引发过严重的政治反抗运动
　　在有些更令人绝望的时候，被摧毁的储户往往找个人来做大救星，简单粗暴地寻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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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郎咸平：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在中国，完善的预算制度可以杜绝40%以上的腐败问题。
　　遏制权力寻租、贪污腐败在最近几年简直成了老生常谈，高薪养廉、运动式反腐，还有效法香港、新加坡成立廉政公署等等方案被反复提及。但根据我的研究，高薪养廉只能为廉洁的政府锦上添花，俄罗斯10年反腐经历足以证明运动式反腐不是长久之计，至于成立廉政公署，又潜在领导人道德风险。到底什么方法能够根除寻租和腐败？完善的预算制度。关于腐败的根源、问题与治理，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进行了系统、详细的阐述。
　　腐败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制度的问题。这种制度设计是一项很复杂、很庞大的工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不是制度设计方面的专家，但我想透过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给出另外一种思考。比如说，我们应该考虑建立一种完善的预算制度。
　　那么，该如何做呢？我就拿美国做例子和各位好好分析一下。美国既没有实行“高薪养廉”，又没有搞过“运动式反腐”，也没有廉政公署这类的机构。但是它的廉洁度很好，在透明国际的排行榜上排到了19位。这主要是因为它采用了完善的预算制度。
　　其实100年前美国的腐败程度绝对超乎你的想象。日，《华尔街日报》登了一篇非常震撼的文章，叫《中国腐败程度不及美国当年》。文中提到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1996年的中国在人均年收入都是2800美元的情况下，前者的腐败程度相当于后者的7～9倍。
　　当时美国的财政政策是“以支定收”，也就是说，政府花多少钱，就征多少税，完全没有预算限制。1919年，由众议员古德起草的“预算与会计法”，即著名的“古德法案”在美国众议院以绝对优势获得了通过。1921年4月，沃伦?哈丁当选美国总统后，正式签署了《预算与会计法》，在法律上完成了美国联邦一级的公共预算制度改革。
　　美国透过建立预算制度，杜绝了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我觉得美国预算法的产生背景和过程，还有它的内涵、精髓，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那么，我们能从美国的预算法中学到哪些东西呢？
　　第一， 全面。所有收支必须列在预算里面，没有列在上面的，就不能收支。试想如果有一部分政府收支游离于预算之外，由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随意支配的话，一是难以统计，二是难全面监督，这就会给腐败创造条件。
　　而现在在我们国家，制度外的政府收支和部分预算外政府收支，确实还没有纳入预算管理范围，既不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也不在财政部门的统筹之列，属于非规范性的政府收支，这部分钱由于没有监督，当然会成为腐败的温床。
　　第二， 具体。我们也写预算案，但是坦白地讲，不要说老百姓，就连我这个专家都不一定能看懂，因为写得太笼统了。比如说，我们的预算上，写一个“办公室装修”，就可以列支了。
　　这在美国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是在美国，你必须把列支的内容，比如说为了装修办公室买2个灯泡、3个茶杯、2个水壶等都要写清楚，只有做到这种详细的程度，你才可以列支。
　　而且，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的预算收支表中，最大的科目就是“类”，总共有100多个“类”级科目，多数地方财政部门预算草案基本都只列到“类”一级，都没有“款”“项”“目”的具体内容。
　　收支科目这么粗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合理的，导致的后果就是：人大代表看不明白，没有办法提出可行的修改意见；审计部门审起来也没依据，无法做到有效的审查监督；在执行环节，资金在各个项目之间随意游走，根本无法控制。坦白讲，这种如此模糊的预算，能有什么约束力呢？
　　第三， 透明。美国的预算透明度非常高，而且还有《反非效率法案》、《联邦政府阳光法案》等配套法律给予了有力保障，这让美国预算执行的规则和各个环节的程序，都能做到公开透明，并受到非常有效的监督。
　　还有一点，美国做得特别好，就是真实保障了老百姓的知情权。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都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了最详细的财政支出信息，老百姓可以从网站上下载各级政府的预算报告，并且可以随时查询政府预算情况，了解自己缴纳的税款去向。
　　除此之外，总会计办公室的报告也是公开的，除属于国家机密之外的，都要通过互联网公开，让老百姓了解真实状况。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做到公开透明，才真正把权力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从而阻止腐败的发生。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排名前十的廉政国家，丹麦、芬兰、新西兰、新加坡、瑞典、冰岛、荷兰、瑞士、加拿大、挪威。它们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都有严格的《预算法》，都做到了全面、具体、透明。那作为我们，是不是可以效仿这些国家，从预算方面入手，有效防止腐败的发生呢？(.B.W.C.H.I.N.E.S.E.中.文.网)
央行有责任引导贷款利率下行||###||###||###
　　央行有责任引导贷款利率下行
　　澳大利亚央行8月6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2.5%，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低的利率水平。该行自2011年11月以来已经8次降息。
　　国际金融市场普遍认为，其目的是缓解中国对其大宗商品需求减弱的冲击。分析称，过去10年澳元上涨的主要动力是中国经济，澳大利亚也成为中国最大的铁矿石和煤出口国。但随着中国经济显著放缓，尤其是经济从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变，这意味着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和煤的需求将减少。
　　澳大利亚降息是受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但中国的利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在上升，这着实令人不解。中国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6月份当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91%，比3月份上升0.27个百分点。这仅仅是商业银行正常贷款利率的表现，如果考虑到上半年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高息贷款占比分别达到11.0%和12.1%、同比分别提高4.8和7.8个百分点，那实际意味着中国有更多企业在承负着更高的贷款利率。
　　“利率低于10%的贷款免谈”。前不久，一家中型商业银行的中层管理者在与笔者聊天的时候讲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不算高息，一家中小型民营公司一般情况下的“贷款成本”都将达到18%，甚至20%。尤其是缺乏抵押品的企业，它们要是通过委托或信托方式完成贷款，成本会更高。如果我们再看看中国股市的状况，均说明中国整个融资市场成本过高，根本不适合中国以实体经济为本的基本特征。
　　如此高的融资成本，将促使大量资本向金融领域聚集，促使更多的资本热衷于投机炒作，而放弃实业投资，或者把实体经济当作投机炒作的融资平台。当年的温州就是典型案例。
　　我们应当以适当高一点的资本价格迫使企业更加注重效率，但必须适度。尤其是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这对企业是一个巨大风险，是生死存亡的考验。要发展实业，要提高制造业水平，我们必须给企业以足够的利润空间，否则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何在？资本、资源何在？
　　这里当然存在一个“分寸和尺度”的拿捏。而货币政策的“分寸与尺度”的拿捏正是“松与紧”的对立统一，因为这关乎全社会融资成本的适度性。可以肯定地说，过去3年，中国货币条件过紧，利率水平过高，企业融资成本高昂，不适应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尤其是这样的紧缩，把股票市场打坏了，这就更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企业面对转型升级的巨大风险、最需求股权类资本的时候，我们的股市不支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当然是市场利率过高。
　　所以，中央银行必须抓住时机引导贷款利率下行，这不仅是减轻企业信贷资本负担的过程，更是推高股市，让股权融资成本降低，支持中国经济更好、更快、更有效地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拉动内需，使中国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状态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当务之急，也是唯一路径。
　　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了，更多的应当依赖市场定价，但这不意味着央行可以不再承担自身对利率调控的责任。但同时我们也有疑问：央行通过什么手段引导全社会融资成本下行？中国的基准利率在哪儿？公众通过什么信号获知央行对贷款利率的态度？（中国经济周刊）
陈思进："中国大妈"解套遥遥无期||###||###||###
　　陈思进："中国大妈"解套遥遥无期
　　虽然都是黄金，但华尔街与“中国大妈”的买卖是两个世界的东西。从技术上来说，华尔街买卖黄金纯粹是数字游戏，非“中国大妈”所付出的真金白银。因此，说“中国大妈”战胜华尔街，就好似说“关公战秦琼”。
　　自4月12日华尔街一连3天“恐慌性”抛售黄金后，“中国大妈”却“逆市而上”，在上海、北京、香港和澳门的金饰店疯狂抢金，3天300吨黄金一扫而光。于是，有人戏谑“中国大妈”打败华尔街托住了金市，使金价回稳上升。
　　事实上，“中国大妈”买入金饰“疯狂炒底”黄金，根本无法改变金价的最终走势！而所谓的“托住金价”之说，不过是恰逢金价止跌回升，纯属巧合而已。别说是“散兵游勇”似的散户了，就是欧美政府与华尔街“争斗”时，都常处下风。
　　“中国大妈”购买黄金的目的是保值。但是，目前金价是以美元计算的，金价的涨跌与人民币毫不相关，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有关。人民币只是对内购买力贬值，而从汇率来看，人民币兑美元恰恰在升值。因此，用人民币买入黄金，并不能抵御人民币对内购买力的下降。
　　再者，脱离了金本位之后的黄金，其货币属性也就消失，更由于其本身无法带来投资回报，所以早已不是投资品了，不可能保值增值；而金饰店的黄金也非资产，充其量只是奢侈消费品，更不可能抵御通货膨胀。
　　其实，黄金牛市早在前年底就结束了，去年开始进入由牛市转入熊市的猴市，多空交战，金价上下起伏，明年甚至可能跌至每盎司1300美元，再加上金饰店的各种费用（售价中还包含了设计、运输等成本），以及购入及卖出将产生一定比例的费用，一进一出，“中国大妈”至少买贵了50%，等于100元的商品，花了200元！与其说是抄底接盘，实际是一次超高位的接棒！保值从何谈起？！
　　从中国大妈金饰店抢金行为可以看出：无数普通百姓将投机当作了投资，将在金饰店消费行为当作了买入黄金资产。如果这些金融的最基本概念不弄清楚的话，普通百姓永远都只能是金融市场中的待宰羔羊，永远都只能是华尔街大鳄的提款机。
　　由于中国经济开始降温，降低了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包括一些金属和石油的需求。而在大宗商品市场，金价一般和其他大宗商品成正比。华尔街正是看到了这一趋势，才开始做空黄金。这就是我之前反复提及的，金市已从牛市转入熊市，目前进入猴市--一个上下跌宕起伏的阶段。
　　又由于黄金早已被过度证券化，国际黄金期货的金价，是以1盎司的实物黄金，衍生成100盎司的纸黄金，根本无法兑换成真正的金币\金砖，而价格却被越炒越高，因此，即使集中抛售400多吨黄金，价值高达约200亿美元，但由于期货杠杆的存在，实际只需要约10亿美元即可完成。
　　事实上，虽然都是黄金，但华尔街与“中国大妈”的买卖是两个世界的东西。从技术上来说，华尔街买卖黄金纯粹是数字游戏，因为根据商品期货游戏规则，有九成以上的做空都没有实货交收，非“中国大妈”所付出的真金白银。因此，说中国大妈战胜华尔街真好似“关公战秦琼”。
　　另外，黄金不会消失，开采多少就是多少，而且工业用金很少，如去年工业用金只占开采量的3%～4%。因此黄金一旦开采出来，基本上就不会消失了。
　　目前，国际金价已跌破1300美元一盎司，折合人民币约为257元/克。即使不考虑金饰成本，也没有一个“中国大妈”能幸运地保住成本并实现盈利！如果再加上金饰店的加价，以及以后卖出时的折价，“中国大妈”将全军覆没！再考虑到金市进入漫长熊市，中国大妈的“解套”将会遥遥无期……(B.W.C.H.I.N.E.S.E.中.文网.)
方绍伟：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危机||###||###||###
　　方绍伟：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危机
　　最近十几年，有非常多的中外经济学家和投资投机家，都在预言中国经济、包括金融和房地产的危机或崩溃。章家敦就曾经在2001年预言了中国经济在2008年之前的崩溃，并在2011年修改和再次预言中国经济在2012年的崩溃。但是，中国经济却始终有惊无险。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预想中的经济危机？流行的答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危机还没有发生，但这个危机从现在开始随时都可能爆发。
　　本文明确认为，预测和等待中国经济的危机都是错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危机不用等，它现在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它不是表现为一般的经济衰退和资产缩水的总量危机，而是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结构危机。
　　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一直在忙于发出或修改屡屡出错的预言，原因在于人们都未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的本质，并错误地用西方经济的“市场背景”和“周期背景”来判断中国经济；而中国之所以没有爆发包括金融和房地产在内的经济危机，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存在着一种“危机置换机制”，这个机制将一般意义的“经济危机”转换成了中国特色的“结构危机”。“危机置换”是中国经济能够摆脱西方经济“周期性危机”的秘密，也是关于中国经济危机的所有预言一错再错的根本原因。经济学家们只知道“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可中国偏偏是仍未被彻底理解的“行政型市场经济”。
　　“危机置换”及其原因
　　“危机置换机制”指的是，中国政府借助其强大的行政力量，用一种持续的“结构危机”去置换西方市场经济中一般意义的短期“经济危机”；“危机置换”就是指“短期的经济总量危机”被强大的行政力量置换成“持续的经济结构危机”。总量危机的基本特征，是经济衰退、资产贬值和企业倒闭所导致的经济负增长；结构危机的基本特征，是萎缩（农业）、贬值（股市）和倒闭（私企）的部分经济活动，在显露经济结构矛盾的同时，并没能影响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的结构矛盾，表现在投资消费结构（偏向投资和政府消费）、资金流向结构（偏向房地产、国有企业和美国债券）、政府与公众收支结构（偏向中央税、流转税、逆向福利、土地财政）、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偏向地方债务膨胀）、产业产能结构（偏向制造业及其产能过剩）、价值质量结构（偏向低值低质、高耗高污）、进出口结构（偏向出口）、城乡结构（偏向城市）、地区结构（偏向东南）、人口结构（偏向老龄化、低端化、教育贬值）等“十大结构危机”上。
　　中国不存在一般经济危机的证据，体现在1977年以来“年度经济增长率”的高速持续，特别是体现在1992年以来“季度经济增长率”的高速持续。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的一般定义是两个季度的负增长，但在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最高增长率是1993年第一季度的15.1%，最低是2009年第一季度的6.6%。在此期间，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金融机构纷纷倒闭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在中国出现过。
　　实际上，中国的金融资产在此期间一直在快速增长。由于中国股市的资产规模占整个金融资产的比例至今仍不足16%，故中国股市曾出现过的暴跌和低迷，仍不足以酿成整体的金融危机。中国股市的“融资功能”远超过其“投资功能”，正是由于企业机制、融资机制等方面的特殊性，中国股市的波动很少与经济增长同步，股市的危机其实恰恰是中国经济结构危机的一种表现。中国的股市是企业的“提款机”，“解禁”和“扩容”导致了股市的低迷；正如房市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地权垄断和土地财政导致了房价的居高不下。
　　中国经济的结构危机一直存在于整个“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性质，仅仅是从一种“行政型计划经济”逐步转化成一种“行政型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行政型市场经济”中，一般商品的市场开放了，但中国政府对人力、资本、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仍保留着强大的行政控制和产权控制；户口管理、金融管制、土地市场垄断等等，仍然是“举国体制”以权利和效率为代价去确保政治社会稳定的基本措施。
　　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看成经济危机的征兆，可实际上，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本身就是危机。是中国经济的“危机置换机制”使人们的常规思维出现盲点、陷入困境。
　　“危机置换”的运作原理
　　“持续的经济结构危机”之所以会取代“短期的经济总量危机”，原因在于行政控制本质上是一种“数量控制”和“配额控制”，不是一种“杠杆调节”和“价格调节”。“数量控制”以“产权控制”和“身份权利”为终极基础（包括银行产权、土地产权），并反过来强化“产权控制”和“身份权利”，由此导致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刚性。
　　“价格调节”是一种“拍卖机制”，不同的“身份权利”由此被“资产收入水平”所决定的不同“出价”所体现。市场经济中的“短期经济总量危机”就是由“资产收入水平”的波动所引起的，其背后是生产和信贷扩张与收入支付能力之间的不确定性。
　　而在中国的“行政型市场经济”中，一般商品的市场服从“拍卖机制”的“价格调节”，可制约一般商品生产的“人财地三要素”，却依然要服从行政审批的“数量控制”。在目前人均GDP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市场机会和创新空间对相应的生产要素有很大的需求，而生产要素的“数量控制”却有一种“产权控制”、“身份权利”和“政绩冲动”导致的“投入饥渴”和“短缺效应”；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扭曲的要素拼抢”，整体的要素市场“水闸机制”压倒了商品市场的“拍卖机制”。
　　要素市场“水闸机制”的水是随着“身份权利”而流的。这里的“身份”包括行政级别身份、特殊政策身份（地区、行业或项目的倾斜）、所有制身份、户口身份、特殊关系身份、变通身份，等等。其中，“特殊关系身份”是服从“拍卖机制”的“资产收入”，向服从“水闸机制”的“身份权利”的一种冲击，是以金钱向控制着权利的权力进行“腐败寻租”。“变通身份”是对体制的一种“挂靠身份”，也包括利用“体制身份”所进行的规避“数量控制”的运作（如国有商业银行利用代售“理财产品”把受准备金限制的存款转化为“表外非标资产”）。
　　如此，“水闸机制”就在三个方面与“拍卖机制”发生对接（中国经济因此是“行政型市场经济”），一是国内的一般商品市场，二是国际上的商品和资金需求，三是“特殊关系身份”和“变通身份”所造成的“灰市场”。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短期经济总量危机”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过高、外需萎缩、实体经济资金成本过高、灰市贷款坏账、银行短期周转失控等方面。其中，最不可控的是“外需萎缩”，但“外需萎缩”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冲击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依赖”能在多大的程度上限制外需总量的萎缩，二是中国的生产成本和汇率控制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利于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价格依赖”。最近几年，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或出口与GDP之比，已经从2007年37%的最高点回落到25%左右。
　　但是，上述三个方面的“总量危机”风险，却只能限制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不可能完全消除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因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水闸机制”的要素供给控制，也取决于“地区均衡”、“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等三个方面的总需求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就是把现在7亿以上的农民变成7千万以下的农民（美国现在的农区和农业人口只占3亿人口的2%和不到1%）。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中国近年40%左右的高投资率还可能持续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重要的是，在人均GDP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水闸机制”能够以牺牲一定程度的结构效率为代价，去抵消可能出现的“短期经济总量危机”。中国经济的“人均GDP水池”还非常浅，一个强大的“水闸机制”完全能够保持水位的稳步增长，尽管这个水池存在着严重分割的结构问题。
　　更重要的是，要素供给控制和总需求推动的背后，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力量在起支配作用。按最终使用角度的“支出法”计算的GDP，包括个人消费、投资支出、政府购买和净出口，中国政府能在较大的程度上推动投资支出和政府购买（中国一般按生产法兼收入法计算GDP）。2012年，中国的GDP是52万亿元，从此算起，6%的经济增长率就能实现2020年“国民收入倍增”的目标，保持7%的经济增长率也不是没有可能。
　　总之，“持续的经济结构危机”将由于“行政控制”、“产权控制”和“身份控制”而无法根除，而“短期的经济总量危机”则完全能够被中国政府的要素供给控制和总需求推动力量所化解。未来10年，即便种种内外风险可能导致一次意外的经济衰退，传说中的所谓“经济崩溃”也不可能发生。其实，常态性的结构危机并不比一般性的经济危机更少一些灾难，慢性的结构危机，完全有可能比急性的经济危机更加深刻和痛苦。
　　“金融垄断”与“危机置换”
　　实物经济的背后是金融经济和制度经济。户口管不住有钱而不在乎户口好处的人，用钱和用地的管制却因此而显得更加重要。所以，中国经济的“以总量牺牲结构”和“要素供给控制”，其最大的要点就是“金融垄断”和“地权垄断”。中国的“金融垄断”，是政府对货币发行、外汇兑换及汇率、金融实体、存贷款及其利率的综合垄断；中国的“地权垄断”，是集体土地没有完整产权、集体土地必须在国家征用之后才能进入土地市场的政府垄断。“金融垄断”及其背后的强大政治力量决定了“危机置换”，决定了经济中的“总量危机”如何被置换成“结构危机”，决定了“产权控制”、“身份权利”和“政绩冲动”如何得到一种“总量的落实”。
　　让我们从货币发行、外汇兑换及汇率、存贷款及其利率等方面说起。2013年3月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是103.61万亿元，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约为美国的1.5倍，成为世界第一货币量发行大国；M2与GDP的比例达到2，远超过日本的1和美国的0.7。狭义货币(M1)余额31.12万亿元，流通货币(M0)余额5.57万亿元，外汇储备余额为3.44万亿美元。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的GDP只是原来的92倍，可货币规模却高达原来的705倍，远远突破了“1元增长值对应1元货币新供给”的货币学基本原理，其结果当然是物价的飞涨。
　　当近来的物价被控制在较低水平时，结构性的问题就转移到房子和收藏品等方面物价的疯涨上，“以家为命”的中国文化也推动着购房热潮的持续，形成了房价“越压越涨”的奇观。1987年，全国商品房平均单价仅408元/O，到了2012年则达到5791元/O，上涨13.19倍，平均每年上涨10.87%。从2003年开始，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控制价格政策多达43个，可在这十年间，中国城镇住宅价格年均涨幅依然高达16.1%，远远超过了GDP的年均增长。一般来说，可承受的“房价收入比”（住宅套价的中间值除以家庭年收入的中间值）在4倍左右，可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超过了6倍，其中北京、沈阳、贵阳、南京、广州、大连和西安的比率甚至都超过了20倍。中国人的“灰色收入”、“大城市情结”和中国城市的“连续投资增值效应”支撑着不可思议的“房价收入比”。
　　“地权垄断”当然也扮演了重要的作用。2003年至2012年，房地产平均售价涨幅为143%，而土地价格竟然上涨了492%，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信贷”可谓“名利双收”。地方“土地财政”和“土地信贷”的背后，当然是国家“金融垄断”和“地权垄断”的持续保证、地方的“政绩冲动”以及1994年税制改革导致的“中央财权集中”。2012年，房地产业缴税1.1万亿元，政府土地收入28517亿元，银行获8400亿元利息，政府与银行从房地产获利47917亿元，占6.4万亿元全年房地产销售额的75%。如此的“钢性成本”，可见涨出来的房价都到哪去了，更可见房价为什么跌不下来。这个趋势当然还在继续，据“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的估计，月份，全国306个城市共交易土地15493宗，土地出让金达11305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上涨60%；其中一线城市上半年土地交易地块514宗，土地出让金高达1829亿元，比去年同期疯涨315%；万科、保利、龙湖、恒大等全国标杆企业共计获取108宗，土地出让金74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35%。
　　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在调控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仍占总投资的20%左右，占银行信贷的30%左右，房地产业占GDP比重接近10%（美国的占10%以上）。按国家统计局的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中国每100亿元的房地产投资，可以带动上下游30多个关联产业的产出286亿元，其中房地产(000736)业自身10.98亿元。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业既是超发货币的“吸纳点”，又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从目前的“住房成套率”和“住房存量值”看，在最好的情况下，房价控制只能实现房价的“高位震荡”而不是“持续上涨”，这种情况可能持续到住房的“刚性需求”在未来10年后的逐渐消失。简单地说，中国的“房市危机”不是跌价而是涨价的危机，地方财政的结构失衡、中国人的家庭观、城市观以及农村人口的结构转移，共同导致了房市的“涨价危机”。
　　按照现行的外汇管制政策，企业可以将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所得外汇卖给银行，也可以开立外汇账户，个人用汇方面的限制也基本放开，但是，资本和金融40个项目中只有5个项目完全可兑换。由于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限制，中国政府为了兑换贸易顺差得来的外币，就要投入大量人民币，形成了所谓的“外汇占款”。从2002年末到2013年，“外汇占款”由2.2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增长了13倍，由此也推动了广义货币量的增长。2002年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直接投资”不断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的实施（“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将试点），也为国内外“证券资本”的进出建立了渠道。但是，投资规模的限制和管理，为国内外的金融市场筑起了一道“防火墙”，成为外资无法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兴风作浪、或者把国际金融风险传递到中国的主要原因。
　　当然，“金融垄断”最重要的还是“金融实体、存贷款及其利率的控制”。中国金融机构的主要特点是国有机构的超大规模，以及非国有机构的政府背景和严格监管。结果，80%左右的银行贷款都流向了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业，占GDP6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只获得的银行贷款的20%左右。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力对资本本来就已经有劣势，金融垄断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优势。贷款流向、存贷款及其利率的控制，结果就等于“用存款人的钱来补贴银行和国内外借款人”，这必然导致国内的“贷款拼抢”、“金融腐败”和“金融灰市场高风险创新” ，导致了“影子银行”和“地下钱庄”的兴起，也必然伴随着金融当局抽风式的数量紧缩监管。这些都是所谓的“利出一孔效应”，也是“高总量控制能力”和“结构危机常态化”的原因。
　　在发达国家，“影子银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主导、较少受监管的、高杠杆证券化的批发性融资活动。在中国，“影子银行”主要是商业银行主导、较少受监管的、低杠杆低证券化的零售性融资活动，如银行理财产品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类信贷产品（包括股票、期货、债券、同行拆借、贷款、租赁、抵押、典当、担保、承兑、保函、信用证等，期限转换或短债长贷是较普遍的做法），广义的“影子银行”也包括“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近年来，“影子银行”的规模急速扩大，有估计认为，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在2013年已经接近或超过了GDP的50%。
　　在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影子银行”一方面推高了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房地产、地方投融资平台与中小企业的旺盛融资需求。中国目前还不存在一个金融保险（放心保）制度，即使未来几年推出一个金融保险制度，国家银行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仍存在，所有风险最终都由政府信用来解决。“影子银行”至少有一部份会处于金融保险制度之外，国资、民资、外资的相互参股也使风险问题更加复杂化了，风险点也显然集中在房地产、地方投融资平台和中小企业上。但是，即便出现了“余额宝”之类的网络化零售创新，中国“影子银行”的风险仍然远远无法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那种风险相比，特别表现在杠杆率、证券化、批发性这三个方面（2007年单一个信用衍生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DS”规模就达到62万亿美元，4倍多于当时美国的GDP，到2012年其规模仍有25万亿美元，最疯狂的是高达80%“裸约”的存在，相当于“破产保险合约的彩票化”）。
　　中国“地下钱庄”的问题，已经在2012年通过设立“金融特区”而至少在温州得到了初步的解决。“温州十二条”绕开了“存贷款利率自由化”的禁区，把温州的民间资金引向合股村镇银行、合股贷款公司、合股投资企业、企业债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等。这样，能够吸收存款的民间机构，将被迫通过提高资信和服务来进行存款业务竞争；而不愿接受低息存款的人，则能通过合股机构进行放贷和投资。“放贷投资合股化”是“温州金融特区”最重要的一环，它不仅通过温州本地“股息竞争产生的高股息压力”，绕过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对全国存款市场的冲击，而且还通过温州本地“放贷竞争的低利息压力”，绕过了贷款利率市场化对高利贷法规的冲击。但是，即便有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金融自由化和全国范围的贷款利率松动（目前存在的“投资担保公司”基本都是灰色经营），中国金融自由化的全面铺开还很遥远，真正自由化了的金融风险只会使中国现在的金融风险相形见绌。
　　以上分析所能得到的结论是，“金融垄断”会自动产生出“投资饥渴”和“贷款拼抢”的“增长效应”，其前提包括中国的“地权控制”、“身份控制”、“地方政绩冲动”、家庭观、城市观和较低水平的人均GDP。在“金融垄断增长效应”的支配下，资产严重缩水和大银行倒闭的金融危机根本不可能发生。外汇管制使国际金融危机碰到“绝缘机制”而难以传人中国，产权和身份控制使国内结构危机碰到“隔舱机制”而难以全面扩散，中国经济的“总量危机”已经被“结构危机”所取代。
　　3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等三次大的信贷高潮，这三次信贷高潮都是由政府推动完成的，特别体现在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内投资上，并最终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扩张上。“行政控制”和“金融垄断”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体系仍然是政府的“财会部门”，银行的表面公司化根本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如果说，金融的自由证券化和风险的外部性扩散是金融失控的要害，那么，中国的金融垄断正好完全控制了金融证券化和风险的外部性扩散。有意思的是，政府投资在资金来源上也一直得到民间储蓄的支持。1978年政府财政收入1100亿，居民储蓄存款只有210亿；2012年政府财政收入达11.7万亿，但2013年5月居民储蓄存款竟高达44万亿。尽管居民收入的80%集中在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里，有支付能力的“内需”（包括“灰色内需”）依然可观。
　　总之，预测中国陷入经济危机的最大错误，是把中国经济的局部结构危机看成总体经济危机的征兆。中国经济的局部结构危机偏偏是常态，“国际绝缘，国内隔舱”使中国经济只会出现池塘里的危机而不是大海里的危机，这就像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溃散”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下不足以形成“社会动乱”一样。（本文作者著有《中国不一样》）
　　（本文原载《智富》月刊2013年8月）
（责任编辑：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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