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创办人，中国第一位获得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的人。是中国环保事业的先行者、守望者，四川“乐和家园”的建立者。通过试点建设推动了中国绿色社区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关键协调人推进了26度空调节能行动、无车日、绿色选择、节能20%公民行动等民间组织联合行动。
? 我对上海世博会的标语特别有看法，什么叫“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大家连吃的东西都不知道是什么，喝的也不安全，呼吸的空气也不好，还有过度的压力，现在到了回乡的时候了。
?一定要把广大农民变成自然农庄的主人，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让他们重新恢复，如果我们仍然把农民变成打工仔，我们到了农村去，本着一颗爱心，但是我们剥夺了他们的身体，因为我们拿走了他们的土地，我们也就拿走了他们的灵魂。
　　　绿问实录
关于乐和家园
　廖晓义创造出“乐和”这个理念，并将其解释为“Life of Harmony”。在廖晓义的词典中，“乐和”除了强调绿色生活、大众生活时尚和新上山下乡精神外，更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强调对精神污染的治理。
　四川的灾后重建给了廖晓义在现实中践行“乐和”理念的机会。灾后，廖晓义回到四川老家，选定彭州通济镇大坪村作为“低碳乡村”的实验基地。作为一个国际著名的环保人士，她带着自己的女儿和一群志愿者，在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以及一批专家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四川地震灾区的废墟上，创建出一个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新农村，就是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山乐和家园。【】
从本土NGO到乐和乡村，廖晓义与地球村的大转身
绿问：从95年回国做环保，到现在的低碳乡村建设，你经历了好几次转身。为什么有这样的转身？
　廖晓义：我给你讲转身的故事，大转身是“西行东归”。往东边转了以后，经过三次转身。我不是讲社会意义上的，是空间意义上的。从国际向本土的转移，我没到国际组织去工作，我尊重他们的工作，但是你知道我，我要是在他们那去当个中国区域的头什么的很容易。地球村有一次都快关门了，02年的时候，我也没有到别处去，我还是要守在这个地方。不是说地球村有多么重要，而是中国的本土很重要。更多的中国青年人应该来发展，不管有多难，我们一起来做我们自己的本土东西。这是我的一个民族情节，其实也不光是民族情节，也是国际视野。我是反对同质化，如果你不追求本土化，很容易同质化，同质化是我特别不认同的一个方式。
本土化我们做了几年，做到9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向对乡村的关注。1999年我们租下那片山地的时候就有一个情结。
绿问：这个乡村是指延庆堆臼石那里吗？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想扎根乡村吗？
　廖晓义：延庆堆臼石，98年租那块地是不是很前卫？我们那会租的那块不包括农田的山林地是50年，2800亩。为什么会租，其实就是骨子里的乡土情结。就在那做小乡村建设，那是第一个乡村，搞了40户。在那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修路停了几年。那个时候从那搞了乡村建设，到04年我们做乡村片子的拍摄，再到后来出《乡土中国绿色读本》那本书等等，一直在关注乡村。包括我到处去乡村的游走，那个时候有一个蓝图，很希望它能够实现。这个时候一直到四川的灾后重建，我们发现这是个契机。这段时间是从“本土路线”到“乡土路线”。
　从08年又是一个转身。你关心乡村，但你去不去扎根做？中国这么多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个晏阳初、梁漱溟？你不去扎着做，你也可以说你是走乡土路线。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走这样的“乡土路线”。但我最后走到“泥土路线”，真的一脚泥扎下去，就变成了一个农妇。可以说在那扎了两年，偶尔回北京也是为了那个地方的事务，包括我写的那本书《东张西望》都是在那写完的。
　现在“泥土路线”就要一直走下去了，四川的大坪山，重庆巫溪，巴马，我基本上在这三个地方转，都是在村里面转。
绿问：你还漏掉了两次转身，第一次是奥运会，你在申奥的时候，给他们提供很好的建设绿色社区的提议，包括26度空调的建议，都被国家的政策采纳了。但是等奥运会真正开始的时候，你反而退出去了。
　廖晓义：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我在四川的大坪山。那时候我已经从乡土转到泥土。你可以说我是本土学者，也可以说是乡土学者，现在算是泥土学者。我穿衣服也是这样。我女儿说，妈咪，你的衣服全是乡土味。我说是啊，你看我原来穿西服，后来走本土路线，要穿国服，要穿旗袍。但我现在看好些城里的国服我都穿不了，我要找国服里面的乡服。我很喜欢有乡土气息的衣服。我给女儿说，穿国服是走中国路线，穿乡服是走乡土路线，老妈走的是“乡土中国路线”，哈哈！
绿问：你好像总是比其他NGO先行一步，比如你是最早关注全球变暖，气候变化这样话题的。等大批NGO都关注气候变化，关注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时候。你却退在背后默默做支持了。
　廖晓义：我们很自豪地说，我们总是先走一步。当时搞环保的时候，我们是1990年开始拍环保片，去谈可持续发展。别人说我们超前了10年，后来大家都开始搞环保的时候，我们又在寻找真正中国式环保的路。我们做的绿色社区也被政府采纳了，但是当政府把绿色社区硬件、软件这套系统在全国推行的时候，我们又朝着乐活社区深化，我们总是往前走一步。
　第二个例子，我们特别早的时候，在2000年搞了“地球日中国行动”。当时中国的NGO大概有20多家，加上一些社团组织40多家，一起参加了全国型的绿色生活为主题的行动。这个行动是2000年，那是第一次NGO聚到一起。丹尼斯?海斯（1970年全球首次地球日Earth Day活动的组织者，创建了地球日联盟，被誉为“地球日之父”）特别感慨，他说他看到了美国地球日前夜。他回去跟他的同事说，在中国的三天是他在30年环保生涯中最难忘的，我们那次做的不错。
　2000年以后，我们每年搞一次NGO工作坊，把大家聚集到一起。2002年我们大家一起到了约翰内斯堡，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在国家四个部委认可的情况下我们召集组织了这个由十二个NGO组成的中国草根代表团。去了以后，回来搞了一系列的活动，一直到了2004年，我们和几家组织发起更实际的“26度空调”行动。从那以后，我们不再做类似这样的NGO活动，因为好多别的组织可以做而且也在做了。
　现在走“乡土路线”，我相信我们又先走了一步。我就是给同伴们说，如果你还信得过我，那就跟我一起转身，乡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真的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乡村也是社会服务公司的商机与生机。
建设乡村，欧式庄园的模式不适合在中国推广
绿问：最开始地球村都是扎根城市社区开展工作的，为何最近几年要转身去乡村，建低碳乡村？
　廖晓义：为了是让更多的城里人、乐活成员转到乡村。我对上海世博会的标语特别有看法，什么叫“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你看德米特的托马斯（备注：德米特国际是全球唯一拥有独立认证机构体系的生态协会）说的，“乡村才让生活更美好”。咱不能对着干，所以我在很多场合讲，“乡村让生命更真实”。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大家连吃的东西都不知道是什么，喝的也不安全，呼吸的空气也不好，还有那样过度的压力，现在到了回乡的时候了，不管是我们生命的回归，还是文明的生长，都到回乡的时候了。乡村引领城市，不管是个人生命还是人类文明，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绿问：“乡村让生命更真实”，这个“真实”要怎么来理解？
　廖晓义：你会真正地接触土地和阳光，你真的是接触农业（其实它是一个生命行业），你才会感到你活着。你是以什么方式活着，在乡村是最好，不是说在城里不可以做生命意识的回归。但是在一个到处都是水泥、钢筋、人造的环境里面，比起乡村的气脉来讲，效果会差的多。当然了还有文明，新文明一定不可能从城市生长起来，这是肯定的。一个新的生态文明，一定从旧文明薄弱的地方，那就是乡村。
　从房子到能源方式、到产业，在城市是不可能完成整体文明转型的，一定是乡村引领的，所以要回乡。为什么要回乡，为什么大家都往乡下跑？第一，要事业转身，乡村确实是大有所为。第二，你回乡怎么回，你要以乡村社会服务公司的身份，以社会企业的身份回乡。你从NGO的身份回乡，不是不好，而是因为NGO有一种先天的基因缺陷，就是不擅长经济的经营管理。而乡村是需要经营管理者进入的，但是也不能说，资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资本企业的本性就是利润最大化，所以社会企业既有经营管理能力，但是又有社会使命，社会理想的社会形式组织，就是社会企业。
　我认为欧式庄园的模式不适合在中国普遍推广，大规模的乡村建设一定不是建庄园，因为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像美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有农场，没有农村，有农业工人没有农人，有农业没有农艺。这种状况在西方是可行的，但是有很多缺陷和不足。我们要讲的要建造乐和家园，它不是农业，是农艺。它不是农业工人，而是农人。它不是农场，而是农村，它的文脉，它的自然养生，是一个综合系统。
　乐活族如果以资本企业的身份进入乡村，我认为第一是不合适。你如果不是社会企业，就很难和跟当地的村民真正成为共生体。我理解和尊重每一种尝试，但是我不认为那是中国乡村发展的方向。资本企业的庄园基本是在我视野之外的事情，我要把视野和精力投放到我认为更适合中国广大的乡村、更适合中国广大农人的参与的一种理念和模式上面。
　第三，商业转型，改革既有的贸易模式，它是和直接生产者――那些农民，和城里人直接沟通的贸易模式。第四个是产业转轨。你把前三个都搞清楚了，才能产业转轨。如果没有文化，没有乡村，没有社会企业和乡村共治的机制，朝向真正的可持续的产业转轨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建立不光是生态经济，生态社会，还有生态保健，生态环境管理，就是生态文明的五个系统都建立起来。就可以实现第五个转，文明转向，我是在讲这五个东西。
不让大公司统治世界，地球村要从NGO转型成一个乡村社会服务公司
绿问：在建设乡村这方面，您为什么要反对大公司的进入，提出《不要让大公司统治世界》(）？
　廖晓义：我在这里再提一个我对农庄的看法，中国生态农庄式的发展模式不适宜广大的乡村。可以适合一些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做这样一些小部分的努力。但对于中国广大的乡村来讲，一定要把广大农民变成自然农庄的主人，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让他们重新恢复，这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仍然把农民变成打工仔，我们到了农村去，本着一颗爱心，但是我们剥夺了他们的身体，因为我们拿走了他们的土地，我们也就拿走了他们的灵魂。这也是我介入巴马的前提条件，我决不在违背这个前提下做事情。 　
　我们的社会企业，我们“乐和”最重要的是和，是共生。而不是我们到那儿去变成主人，把农民变成打工仔。我们需要帮助一个空巢的乡村聚集更多的人气，我们是要帮助一个空壳乡村重建他们的灵魂，只有乡村有了灵魂中国才有灵魂。
绿问：如果说不让大公司用他们的方式来建设农村，谁来替代大公司呢？
　廖晓义：除了国企和私企，现代企业有没有另外一种模式，一种企业化但不是商业化的模式？一种既有效率又有安全的模式？一种既不是国家主义又不是资本主义的模式？这就是世界上正在兴起的“社会企业”的模式。一方面，社企不是国企，它并不隶属于政府，是独立的经营实体，社企生产利润，但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是社会利益为目的；另一方面，社企也不是私企，它的经营情况与私企相同，但在收回成本的前提下不分红，将红利用来再生产，或者建立基金会。
　社会企业家从中失去的只是过度的欲望和烦恼，得到的是根据经营情况相应的也许不菲的薪水和福利、消费者更多的信任和市场、商业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这样的社会企业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一些成功案例，在中国也有一些有志之士开始了尝试，地球村在彭州通济大坪村红十字乐和家园的试点，只是社会企业参与乡村建设的一个小小的实验。
绿问：你怎么评价这个社会企业的实验？是不是因此，你们地球村决定转型？
　廖晓义：这场实验并不是事先策划的，而是经过了反复的斟酌和与村民的商议才下的决心。因为我们不忍心看到项目完成并撤走以后的“前功尽弃”；因为我们无法拒绝村民们的挽留；因为我们想闯一条村民在完全保留土地和宅基地的前提下与外来社会企业或公益组织共生共赢的新城乡发展之路；还因为，我们愿意用我们亲历的经验和教训，来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和公益事业哪怕小小的一步改革。于是，我们在保留一部分“老牌NGO”项目的同时，开始了从NGO转为社会企业的转型，转成一个乡村社会服务公司。
绿问：乡村社会服务，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廖晓义：九大服务。第一是规划，做乡村规划。现在中国极缺乡村规划。第二是培训人员，我们要培训工程乡土农艺师，乡土工程师，乡土规划师，乡土保健师，乡土导游师。这些人可能是大学生，也可能是本地的。我们更重要的培训是孵化社会服务公司。第三个是咨询，我培训了，规划了。就像一个加盟企业，对一个加盟企业提供咨询和服务，包括评估，包括挂牌，整个这一套系统，和社会各方面的衔接等等。第四个就是实施，这方面我们不会再拉开大摊子了，现在一个是成都彭州，重庆巫溪，还有广西巴马。广西巴马，我们的介入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们不介入它的开发和农场，我们只在乡村建设，做跟乡村建设有关的工作。
　第五个是购销，建立公平贸易的平台。第六个是乡村旅游，我们叫乡村体验。可以是养老式的体验，也可以是养生式的体验，也可以是旅游式的体验，好多不同的种类都是在乡村。用现在行业归口来说，还是属于乡村旅游。最后还有几个软性的，第七个就是关于中国的乡村研究。中国乡村发展研究，中国的乡村发展和所谓全球化背景下乡村研究等等。第八个就是交流，我们和国内互相的交流，国际互相的交流，像德米特到我们这来，我们到他们那去。最后一个就是传媒，我们可以制作电视片，可以做设计等等。
绿问：谁来购买这个服务？你又怎么样定价这个服务？
　廖晓义：我们现在价格还没出来，所以才出来一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习惯完成这样的转型。钱还没有到，人就进去了，还是那种志愿者的心态，不容易转。你要把我们这种人变成能挣钱的动物，那要经过一个非常痛苦艰难的过程，但是必须要完成。
　政府来购买这个服务。你知道现在乡村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是一个空白，政府多么希望有这样的社会企业来做这个事情。社会企业又不是资本企业。为解决乡村发展的问题，政府扶植了很多资本企业来做，结果不少的所谓龙头企业把农民利益拿走了，把公共服务的基础建设利益独占了。还有些龙头产业处理不好村民关系，被赶出来了，等于钱也白花了。如果说政府委托乡村公共服务公司来实施公共服务，效果一定好得多，政府定单是很大的。
　 我们在巫溪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公共服务是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基础的。有这样一个村，上访、集体上访、个人上访，矛盾很多。选点的时候，我们恰恰选了这个村，越是难的地方，越有代表性。
绿问：你的乡村社会服务，还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廖晓义：我们在实验这个解决的过程。首先是自治。第一次把几个骨干村民找来座谈一下，我们讲到乐和家园，看他们有点兴趣了，但是好像有话要说。我说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接着，大家就开始发脾气，特愤怒。我说你们认为以前村干部没有把这个处理好，你们来处理，建一个乐和会，你们自己管理行不行？他们的态度马上变了，最后大家眉开眼笑就结束了。 这个乐和协会也很快在镇政府帮助下成立了。他们自己来评谁应该得到低保，原来400人因为要求低保要上访，由乐和协会组织村民自己来评，评下来就十几个人，而且大家还没意见。还有个例子，政府要建村级活动站要征一块地，也交给协会去做工作。原来好几万块钱一亩的地，现在一万多就拿下了，而且大家还高高兴兴。这个事情还是有很多潜力的。
　在这个乡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建设过程中，不仅是自治，在自治的基础上，要有共治，有村民组织和村支两委以及我们这样的社会管理服务公司的共治机制，共治要按照什么来？法治，社会法规，自然法则。如此就可以形成一种良治，这种良治本身就是自稳定系统。
“乡村社会服务公司的模式，会被广泛的采纳”
绿问：汶川地震之后，你第一时间赶到四川去，发现了彭州这个项目点，当时有很多人质疑，你申请了很多的资金做这个项目。别人质疑你这个项目可不可以复制，究竟能不能取得相应的成效？两年多时间过去了，你如何评价当初的这个大胆实践？
　廖晓义：现在看来是这样，它的生命力正在别的地方展现。比方说重庆的巫溪县，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就在整体建设乐和家园，从几个试点村开始，我刚才讲的只是一个村的例子。另外还有一个村，4000人的村，都在按照乐和家园的模式做乡建，包括乐和治理、乐和生计、乐和保健、乐和伦理与乐和人居。
绿问：关于低碳乡村建设，你期待的理想状况是什么？
　廖晓义：那就是我们这种模式会被广泛地采纳，乡村社会服务公司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基金会的资助。而且能够得到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那批老知青的支持，他们退了休再回到乡村发挥余热。一方面是回归乡土，一方面是发挥作用，带着这些大学生，蚁族也好，什么族也好，去进行低碳乡村建设。 　
“我可以很自豪、很骄傲地说，我们地球村是一个成功的NGO”
绿问：我也听到一些委婉的说法，说廖老师，你这个乡村之路扎的太深了，做的太苦了。
　廖晓义：这一点来讲，我真的是无怨无悔。中国的乡村太复杂，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它真的需要做这个事情的人要扎下去，在实验阶段，不能总是让年轻人在前头闯，你在后头指导。我就像一个老母鸡一样的，我都是往前走，差不多了，小鸡们才上。毕竟老母鸡经验足一点，你必须要扎下去。
　我主要是做乡村社会服务公司的培育。核心还是教育，说是公司不如说是学校。规划系、贸易系、乡村体验系，乡村旅游系。其实是一所学校，我们自己团队的人在里面学习，同时我们这个团队再带动别的更多的人群。另外一个工作就是要形成一套理论和方法。我这40年的哲学，20年的环保，这2年乡村的蹲点，到现在是必须把它弄出来的时候了，我就是这两件事。
绿问：现在国内很多NGO都在考虑转型的问题，地球村当然也在转型，你怎么评价你一手创办的这个组织？
　廖晓义：我觉得很欣慰，我们这个团队――地球村，我可以很自豪、很骄傲地说，我们地球村是一个成功的NGO，它的成功就在于它的成长。尽管圈内圈外会有一些说法，不要紧，我觉得很多都是善意的。各有各的看法很正常。我认为第一，它的成功表现在15年之后的今天，我可以交给内部成长起来的接班人。这个不容易，我们现在也没有度过成长的瓶颈，但是我们很快会到那个阶段。就像我们现在还属于青春期，但是我们很快要经过这个阶段，到达成熟期。虽然我们不追求规模，但是规模也会自然地形成。这是一个接替，交接是很重要的。
　第二，我们在开拓，我们是一个开创型的组织。你看我到乡下去了两年，地球村不但没有关门，而且这个期间还发展了好多项目出来，说明我交接的团队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成长的。原来既有的团队在成长，我在这带头开辟的另外一块社会企业乡村建设，社会企业的性质服务公司也在成长。
　我们一方面在维系原来的老牌NGO的项目和它的团队，在成长的同时，又在开拓新的转型、转身的这套系统。我觉得我们这个队伍特别好，再说我们地球村，它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比方说思想型和行动型的结合等等，都不说了。我只是从大的意义上来讲，我必须自夸的是，我们地球村很像一个家庭，彼此关爱的家庭，所谓培训都有师徒传承或者父母带孩子那样的亲情。经常感受到这种家庭般的温暖，我自己都觉得特别幸福。
绿问：现在地球村主要的经费来源是什么？
　廖晓义：目前我们属于断层的阶段，由于要执行这个转身。像我这个拿项目的“大拿”，以前好多年是我在做，我根本没有精力找常规NGO的项目。因为所有的精力必须用在开拓上。现在既有的项目，在维系原来的持续性项目，我们这点好，有几个项目是很持续的，都是三年以上。有的是五六年，像能源记者论坛，那是03年就开始了。还有生物多样性，欧盟的一个项目，也有两三年了。 　我们在转型，从过去初创时期更多是拿国际基金会的钱转向本土化的方向，比方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给我们的300多万，李连杰壹基金100万，还有像南都基金会、友成基金会等都是我们本土的机构，现在主要是这些本土的基金会支持我们，而且他们支持的都是乡村项目的的，是支持转型的。他们也在走乡土中国路线，从我们组织的基金来源上，也在走乡土中国路线。跟我的穿着一样。
绿问：十几年做下来，你会感觉这条路越来越好走了，懂你的人会越来越多了。
　廖晓义：你知道那几个基金会特别难得，红基会也是这样。当初前面的项目都不说了，目前我们申请的项目是支持我们转型的。因为他们很支持这个转型，公益创新，所以我觉得很鼓舞。你看一下那篇文章，我写的《不要让大公司统治世界》。一定要看一下，整个把历程说了一下，为什么要转型。不是说我们组织生存，我们组织生存像我们老牌NGO所谓的公益品牌，走原来的老路最好生存。我一定要闯一条新路，为什么？它超越了一个组织的生存，也超越了一个人的名节。即使做塌了，即使有风险，我也认了。这种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腾讯绿色独家采访，如需转载，请联系苏苏，并请注明出处）
　　　编后语
从十五年前的“西行东归”，到如今“城市到乡村”的大转身，廖晓义说，“乡村让生命更真实”。四川彭州大坪村的乐和家园，为灾后重建和新农村建设走上生态文明的轨道提供了切实的经验，而这经验，正在重庆巫溪和广西巴马推广。如今，她和“北京地球村”又一起走上了从本土NGO到“社会企业”的转型之路。 这条路，并非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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