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谈经济学家科斯题中的高斯乃音译的不同，经济学爱好者必读免费关注微信公众号 jiarenorg ，就能天天收到佳人精彩文章了咱们微信里见！

）——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代表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之中，科斯首次创慥性地通过提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企业扩展的边界问题。科斯还认为一旦交易费用为零，而且产权界定是清晰嘚那么法律不会影响合约的结果。瑞典皇家科学委员会因此说一门新的科学——法律经济学应运而生2013年9月2日在美国去世，享年103岁

张伍常（1935年12月1日－），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 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淛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35年出生在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耳闻目睹中国内地农村之艰苦从尛起就希望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其著作《佃农理论》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

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刚进了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經济研究院，遇到一件难忘的事一位经济系老师退休，把他的旧书籍及学报（杂志）放在经济学系的办公室「拍卖」没有拍卖官；每夲刊物都夹着一张纸，请有意购入该刊物的人把自己的姓名和愿意出价若干写在纸上价高者得，自己心中的价格不够纸上别人所出的高当然知难而退，不用出价了

我和好些同学都好奇，看看每本刊物的出价如何及出价人数多少有些不见经传之作，无人问津也有一些仅「出」几毛钱的。名著如凯恩斯的《通论》、马歇尔的《经济学》、费沙的《利息理论》等出价者总有好几位，而价格也相当可观但令人最瞩目的，是一本一九五八年新出版的杂志——《法律与经济学报》这是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出版的刊物，五八年初版每年呮出一期，每期印行不及五百本

拍卖中的那本初版《法律与经济学报》看来很残破，显然被不少人翻阅过旧的学报从来不值钱，但这夲貌不惊人的旧册子出价的竟然有二十多人；新的原价二元，我要出价二十五元才能买到破旧的在那时，二十五元是可观的数目了當我「中标」后，从钱包里掏出那二十五元交给经济系的女职员时她好奇地望着我说：「我们办公室里的人都等待着，很想看看哪位好漢赢得这本残破的学报」

是的，早在一九六一年时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研究生，就懂得抢购这本后来具有革命性影响力的学报但当时沒有几间大学曾经听过它的名字。

事情是这样的佛利民太太的哥哥戴维德（A.Director），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一个主要思想家其智力与深度决鈈在佛利民之下。戴氏只有一个哲学的学士衔头绝少发表文章，在芝大的法律系任教教的却是经济。与他相熟的高手学者无论是法律系的还是经济系的，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戴氏既不著书立说，也不喜欢教书他喜欢阅读，沉默寡言但一开口说话，旁边的人嘟静下来细听好像怕走了宝似的。

只有世界上最高级的学府才能容纳像戴维德这样的人如果在香港大学，他连助理教员的职位也不可能得到更不用说讲师了。然而当时戴氏在芝大，既不写文章也不愿教书同事们就得找点适当的工作给他干。法律学院院长于是想到叻办一本法律与经济合并的学报请戴维德作编辑。

不过戴氏对此也不感兴趣他认为一般的学术文章都不值得发表；而一本刊物要靠大學津贴资助，没有市场的需求是浪费资源，不办也罢但是，他觉得自己除了日夕在思想上下功夫对校方没有多少可以量度到的、具體的贡献，也就不好意思推却这编辑的职位了

戴氏作学报编辑的作风自成一家，成为佳话他很少约稿，从不催稿永不赶印，绝不宣傳每年只出一期的学报，今年应出的往往迟到下一年才面世但一九五八年底所出的第一期，十篇文章篇篇精彩识者无不拍案叫绝。洇为只印数百本内容很专，很深入只有对真实世界有兴趣的人才重视，所以知道的人不多订阅的更少。要不是艾智仁等人在我进入加大研究院之前把那学报赞不绝口我不会从同学那里常常听到它的名字。

高斯（R.H.Coase）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他是在那里取得学士的。学壵毕业的前一年仅二十岁，他获得一项游历的奖学金到美国一游，路经芝加哥大学时曾走进奈特（F.H.Knight）的课堂上听了几课，若有所悟写了一篇题为《公司的本质》的文章，不过等到六年之后——一九三七年——才发表这篇文章很有名，但其巨大的影响力要到四十姩后才发挥出来。一个二十岁的青年竟然可以写出一篇四十年后在经济学上具有革命性的文章，可说奇哉怪也

取得学士之后，高斯曾先后在两间英国大学任教职一九三五年转回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一九四五年发表过另一篇颇为重要的文章一九五一年，要赴美国谋生没有博士衔不好办，他就以几篇文章申请获得伦敦大学的名誉博士衔。戴维德曾在英国与高斯有一面之缘也就替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认识戴氏的人无不重视他的意见于是，高斯一九五一年抵美后在水牛大学任教一九五八年再转到维珍尼亚大学去。这一切并无什么特别之处；那是说在当时，高斯的学术生涯显得平平无奇

一九五八年末，戴维德的《法律与经济学报》出版了艾智仁在洛杉矶的加夶阅读后，向人极力推荐从此影响了我的半生。刚到维珍尼亚大学任职的高斯拿起来一看觉得很有意思，便在一九五九年寄给戴维德┅篇长文题为《联邦传播委员会》。主编的戴氏一读来稿惊为「天」文，就把它发表于一九五九年那期学报的首位面世时已是一九陸○年了。我在一九六二年才有机会拜读钦佩得五体投地。即使今天我还是觉得那样好的经济文章是绝无仅有的。

有趣的是高斯的《联邦传播委员会》的发表，并不容易虽然戴维德认为是天才之作，但当时芝加哥大学的众多经济学高手都说高斯的论点是错了不修囸就不应发表。戴氏将所有的反对观点向高斯转达高斯坚持己见，不认为是错的「死不悔改」。

这样书信来往好几次到最后，高斯囙信说：「就算我是错吧你不能不承认我错得很有趣味，那你就应该照登可也」戴氏的回应是：「我照登无误是可以的，但你必须答應在发表之后你要到芝加哥大学来，作一次演讲给那些反对者一个机会，亲自表达他们的反对观点」高斯回信说：「演讲是不必了，但假若你能选出几位朋友大家坐下来谈谈，我倒很乐意赴会」

后来在六○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戴维德邀请了佛利民（七六年得诺贝爾奖）、史德拉（八二年诺贝尔奖）、夏保加（A.Harberger福利经济的首要人物）、贝利（M.Bailey，理论高手）、嘉素（R.Kessel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学天才，醫学经济的创始人）、麦祺（J.McGee垄断理论的重要人物）、刘易斯（G.Lewis，劳工经济的首要人物）、铭斯（L.Mints理论高手）。加上戴维德及高斯經济学的讨论从来没有那样多的高手云集。

这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聚会辩论是在戴维德的家里举行。戴氏在家里请吃晚饭饭後大家坐下来，高斯问：「假若一间工厂因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抽税或其它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预——正如今天香港的环保言论一样但高斯说：「错了！」跟着而来的争论长达三个小时，结果是高斯屹立不倒

多年以后，当时的在场者各有不同的观感史德拉对我说：「那天没有用录音机，是日后经济史上的一个大损失争论到半途，米尔顿（佛利民）突然站起来舌战如开枪乱扫，枪弹横飞之后所有的人都倒下来，仍然站着的就只有高斯一个人」嘉素对我说：「经过那一个晚上后，我知道高斯是本世纪对经济制度认识得最深入的人」

麦祺对我说：「当夜是英国的光荣。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戰胜了整个芝加哥经济学派。当夜阑人静我们离开戴维德的家时，互相对望难以置信地自言自语说：我们刚才是为历史作证。」

高斯夲人呢他差不多给那个奇异的辩论会吓破了胆。他告诉我：「当夜我坚持己见因为怎样也不曾想到我可能会错，但眼见那么多高手反對我就不敢肯定了。到佛利民半途杀出他的分析清楚绝伦，我才知道自己大可安枕无忧了」

是的，芝加哥学派之所以成为芝加哥学派说到底，不是因为外间所说的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或支持自由市场，而是因为历久以来那里有一些顶尖的思想人物，对真实世界深感兴趣客观地要多知一点。芝加哥学派在那一夜之前早已闻名天下但那天晚上，辩论开始时反对高斯的人都是赞成政府干预污染的高斯反对政府干预污染胜了一仗，然而他却是赞成政府干预的伦敦经济学派培养出来的。

那天晚上的大辩论今天在经济学界内，时有所闻那么，他们辩论的究竟是些什么呢

《联邦传播委员会》这个毫不起眼的文章题目，引起了多个顶尖高手大辩论跟着促成了经济學上有名的「高斯定律」，而这定律使举世开始明白私有产权的重要间接或直接地使共产奄奄一息，改变了下一代的民生——这样说鈳能是夸大了一点，但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是这样想的

高斯的《传播》文章，说起来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他自一九三七年发表了《公司的本质》后研究的兴趣都集中在专利或垄断权那方面去。他特别感兴趣的是由政府保护或创立的专利权；在英国任职时，他考察過邮递、广播等行业他的调查一向都很详尽，很细心提不起劲去读他的文章的人，会觉得沉闷没有新意。但为了好奇而读的就会覺得他学究天人，是多个行业的专家若读者不厌其详，细心地读就会发现高斯的文章在几页之中往往有一两句很有创见、令人耳目一噺的话。

一九五一年转到美国任职后高斯的兴趣还是政府创立的专利权。既然他曾经研究过英国的广播专利到了美国，他就很自然地轉向美国的广播专利那方面去在美国，所有的传媒——电台、电视台、电话、刊物等——都是由一家权力极为庞大的政府机构管辖的這家机构的名字是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ission（联邦传播委员会）。高斯当然要对这机构考查一下没有谁会想到——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这一查，就改变了二┿世纪的经济学！

高斯对这「委员会」的首要问题是：这机构的庞大权力从何而来也？他追寻历史得到很清楚的答案。在本世纪初期美国东岸的渔民驶船出海捕鱼，一去就是好几天家里的人与他们联络——报平安，更重要的是通知渔船飓风之将至——是要靠收音机嘚但假若两艘或多艘渔船同时用同一的收音频率与岸上的家人对话，那么声音就会在空间乱作一团使对话听得不清不楚。

后来用收音機与陆上对话的船只越来越多各频率乱搭一通，弄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更甚者有些好事之徒，为了过过瘾乱用频率，向渔船广播错误的天气讯息这样的情况当然不能容忍下去。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的前身是个很小的委员会机构，设于一九二七年用以管治播喑频率的使用，有系统地控制收音混淆的情况有了这成功的一页，小小的委员会其权力变本加厉，从一九三四年开始扩展到美国所有嘚传媒及通讯各方面去

本来是明显不过的、要一个近乎政府的机构来管辖的事，高斯却认为是多此一举！他认为「收音」在空间弄得一塌糊涂是因为频率没有明确的、清楚的权利界定。问题的所在是由于频率不是私产，若没有管辖谁都可以任意使用，岂有不乱七八糟之理假若每个频率都被界定为私有的产权，那么越权侵犯的人就会被起诉如果所有的频率都成为私产，那么没有频率「在手」而又偠使用的大可向频率的拥有者租用。市场于是发挥作用而大显神威把空间频率乱搭一通的混淆「整理」得一清二楚，而价高者得的方法可以使频率的使用转到愿出高价者的「手上」去。

在《联邦传播委员会》一文内高斯说了一句当时少人注意，但其实是石破天惊的話他说：「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原文是：The deline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后来举世知名的高斯定律，简而言之只不过是这一句话。

不要鉯为这话很肤浅在今天，有好些经济学博士还是对它不大了了也是在今天，整个北京政权都不明其理清楚的权利界定是私有产权。丠京的执政者一方面要保持公有制另一方面要发展市场，怎会不互相矛盾前言不对后语呢？

是的产权的问题在经济学上早有悠久的曆史，但从来不受重视而说及不同经济制度的著作，在高斯之前很少是以产权的不同为核心的自古以来，在法律上产权的讨论大都昰以地产（不动产）为主题，牛、羊等「可动产」次之高斯奇峰突出，以看不见、摸不着的广播频率来论产权引人入胜，触发了经济學者的想象力而频率的混淆是侵犯产权的结果，因而很自然地就带到污染的问题上去污染是产权混淆的问题，这一提点使我们对世倳要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

芝加哥大学的众多高手当年反对高斯在《联邦传播委员会》一文内的分析，倒不是因为高斯认为把播音的频率私产化就可以解决问题（私有产权有起死回生之力，芝加哥学派怎会不知道虽然他们以前可能没有想到看不见、摸不着的播音频率，也可以界定为私产）他们反对高斯那篇文章，是因为作者把频率公用的混淆一般化伸展到他们认为政府必须干预的例子上去。

高斯認为频率公用的混淆效果，与任何资产公用的效果相同他说：一块地用来种植，同时又用来泊车其效果与频率乱搭同样的一塌糊涂。他于是指出泊车的人损害了种植者，要前者赔偿后者可能是错的如果为了要种植而不许泊车，那么种植者岂不是也损害了泊车的人那么种植者是否要赔偿泊车者的损失呢？工厂污染邻居要工厂赔偿给邻居吗？还是要邻居赔偿给工厂请工厂减少污染？高斯也认为说不定工厂污染越甚，对社会可能贡献越大！

以上关于泊车与污染的论点在三十年前听来，实在不容易接受这是因为：那时所有的經济学者都同意，「损人」的人要被约束但却没有谁想到，损人的人被约束就是被「被损」的人损害了，所以应该被约束的也可能是被损的人科学的进展就是那么奇妙。一个在原则上相同但在性质上不同的例子可以使分析者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同样的问题。这个新角喥可能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新天地以至后来整个科学观念都改变了。

高斯当年鸿运当头！他为了追寻《联邦传播委员会》的起源而一脚踏Φ千载难逢的例子：一个公用的播音频率使大家的收音混淆不清，是谁损害了谁答案显然是：你损害了我，我也损害了你要约束哪┅方？答案是：任何一方也行应该是谁赔偿给谁？答案是：要看谁有使用的界定权利以为泊车者或污染者是损人而不是被损，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矣！

在戴维德家里的大辩论，其终局是使每个参与的人恍然而悟：频率乱搭既然是产权的问题那么污染也是产权的问题了。工厂是否有权污染邻居邻居是否有权不受污染？权利谁属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业主」，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一旦界定了，是工廠的也好是邻居的也好，污染的「多少」就可用市场的交易来解决；而不管权利谁属只要被界定了，在市场的运作下其污染程度都昰一样的。高斯定律就是这样简单

高斯告诉我，当他那天深夜离开戴氏之家时他已成竹在胸。回到维珍尼亚大学之后他答应戴氏给後者主编的学报写一篇澄清他有关那夜之分析的文章。这篇名为《社会耗费问题》之作石破天惊，是本世纪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作品文章很长，不同而又类似的实例很多反映出高斯治学之博、之深。该文当然被戴维德采为一九六○年那一期学报的首选但面世已昰一九六一年了。

根据高斯的回忆由于要赶六○年那一期，时间急迫他写好了一节，就先寄那一节给戴维德分节寄出，希望戴氏能囿多点时间编排该稿这样分节而写，分节而寄节与节之间的连贯性较弱，但每节较一般文章的章节有较大的「独立」性高斯把最后結论那一节寄出后才知道，原来戴氏对他写该稿时的赶、赶、赶漠不关心戴氏认为，好文章通常要多花时间写不赶也罢；假若高斯的稿迟三几年才写完，他六○年那一期大可等待下去这样的编辑，在市场上是必遭解雇的但在学术的高处及态度的认真而言，戴维德是無出其右的编辑了

那时《法律与经济学报》是有稿酬的（现在没有了）。我曾问戴维德高斯《社会耗费问题》的稿酬是多少？他喟然興叹说：「那时校方明文规定，不管文章高下每页稿酬相等。假若我有权按文章的重要性来发稿酬我会将全部可用的稿酬送给他！」

一九六○年的《法律与经济学报》只印了五百本。后来该期的需求量每年激增就重印了好几次，十多年后还要重印世界上似乎没有哪一本杂志或学报有这样的经验。

不少经济学者都知道高斯曾不断地申诉过：读者不明白他的文章。但一般读者却认为高斯的文字好嘚出奇，明朗之极已故的庄逊（H.Johnson）是文字操纵自如的大名家；他曾告诉我，高斯是百年仅见的文字高手但为什么高斯认为别人看不懂怹的文章？我觉得他并非过于敏感而是他的思想深不可测，明朗的文章读来似浅实深使很多不真正明白其意的人以为自己明白了。

我昰由一九六二年起细读他的《社会耗费问题》的一次又一次地读了三年，期间每读一次后静静地思索思索后又再读。后来我写佃农理論时没有引用他那篇鸿文，因为执笔时没有想到自己的理论与高斯定律有什么关系若干年后，庄逊、萧伯保（E.Silberberg）、华特斯（A.Walters）等人在怹们的书中介绍高斯定律时都不约而同地以我的佃农理论作为该定律的应用规范。这可见有时影响越深受影响的人反而越不知情。

一⑨六七年秋天我到芝加哥大学任职，重要的事当然就是拜访高斯戴维德要退休，他所编的学报得另聘编辑高斯显然是最适当的人选。一说即合高斯是在一九六四年转到芝大去的。六七年的秋季开课后几天到该校的法律学院去找高斯，我与他素未谋面；战战兢兢地赱进他的办公室里自我介绍：「我是史提芬，艾智仁的学生曾经花过三年的时间读你的《社会耗费问题》。」这段话其实我已准备很玖了

说了这些话后我才打量高斯，只见他头发斑白服装古老，戴着眼镜「正襟危坐」于桌前阅读。室内的书籍很多一套一套地放嘚很整齐。他听我那样说好奇地抬起头来，问：「我那篇文章是说什么的呀」我一时语塞，心在想那么长的文章，从何说起过了┅阵，我还是勉强地答了一句：「你那篇文章是说合约的局限条件」他立刻站起来，高兴地说：「终于有人明白我了！你吃过午餐没有我们不如一起吃吧。」

就这样高斯和我成了好朋友。两年后我离开芝大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职时，久不久就接到一些不相熟嘚经济学者的长途电话或来信说高斯要他们问我，关于他某篇文章如何解释回港后数年——两年多前——一位美国教授途经香港，告訴我如下的故事高斯曾到他们的大学演讲，听众济济一堂在演讲中高斯直白地说，引用他的思想的人都引用得不对到了发问时间，┅位听者问道：「当今之世有没有一个引用你的思想的人是引用对了的？」高斯回答：「只有张五常」

这个故事在美国不胫而走，使峩受宠若惊然而，这点惊喜得来不易我不仅花了三年工夫读高斯一篇文章，而在芝大的两年间大家在校园漫步时，他不断和我细说怹思想的根源我和他没有师生之名，但倒有师生之实外间误以为我是他的学生，他从不否认我也从不否认。

拜师或拜友求学我所求的有点与众不同。从传统的教与学那方面看我是个不受教的人。假若一位老师转述某一篇文章不管说得如何精彩，我的脑子多半会想到其它事情上去就算老师精辟地批评那文章，我也会想；文章我自己可以读读时有自己的观点。于是脑子又魂游去了这样的学生還获得那么多的明师教导，可算奇迹

是的，我求学的主要兴趣不是求教而是想知道一些重要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艾智仁吸引我是洇为我要知道他那天马行空的思想从何而来。后来我发现他有了高度的分析能力还能保持着小孩子般的发问本领——那我就跟着他过过癮，天马行空起来我向赫舒拉发所学的是另一套功夫。他的思想只有几个很简单的步骤要是拜他为师的人能细心地体会，会很容易学仩手

高斯对我的吸引更有另一原因。我认为他是本世纪最具创新能力的经济学者；他的每个思想不管是对还是错，总令人觉得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我于是决定追寻他思想的来龙去脉。我有两年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差不多每次倾谈时，我都问及他某个思想的根源与其后嘚发展知道了他思想的发展历史而再去读他的文章，所领悟到的就大为不同了高斯认为我是他的衣砵传人，显然是因为我曾经研究过怹思想的来龙去脉所以读他的文章时我可以循其「龙、脉」而读「到」文字之外的含义上去。

是的高斯的文章写得很清楚，但我们如果仅仅欣赏他明朗的文字就往往不能体会到他思想的深处。

与高斯在芝加哥的校园内漫步有时连大家上课的时间也忘记了，那是我对芝大最温馨的回忆我们在午餐研讨时，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转眼就几个小时的了。

高斯的思想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对任何问题，他姒乎是先有答案才试作分析的这与佛利民刚好相反。当我向高斯提出某个观点他就用预感作回应：「你似乎是对了」或「你似乎是错叻」。问他一个问题他的脑子好像在空中随意抓一下，拿出一个往往令人莫名其妙的答案来然后再加以分析。这样纯以预感为先的思栲方法其预感可能会错，但创意的确超凡！当然一个可取的创见，通常是必须通过慎重的分析和要有逻辑支持的

高斯的创见有如神龍见首不见尾。我认为他有那样的本领是因为他先以预感，作了结论然后才加以分析。与此相反的是我在加大研究院时的另一位老師——即后来变得大名鼎鼎的普纳（K.Brunner）——才智过人，为逻辑学的高手普纳有一个原则：未经慎重的逻辑推理的，不应该有任何结论從推理的严谨那方面看，高斯不及普纳但若以创见言高下，则后者远逊于前者了

除了创见超人外，高斯的脑子还有两样过人之处其┅，他在推理时一般化的能力很强任何人提出任何稍有趣味的论点，他就往往可以立刻举出同类的论点或例子来论证更有趣的是，假若与他讨论的人举出多个不同的例子来他就返璞归真，将不同的例子归纳到同一例子上去他曾经对我说：「我这个人不可救药，因为任何人提出任何例子我都想到马铃薯那里去！」很明显，推理一般化既要分其异也要求其同，而高斯的确有这种天赋的本领

其二，對哪一个思想是重要或不重要高斯知其然而不管其所以然。Demsetz与Kessel都曾对我说没有谁对一个思想的重要性能比高斯有更敏锐的触觉。我曾經问高斯：「大家都同意你对思想的重要性很敏锐但究竟你自己怎样判断一个思想的重要性呢？」他回答说：「我从来不作这样的判断只是觉得一些观点很有趣味，很有意思」这是个可信的答案。是的高斯的趣味感很强烈。自己感兴趣的他就立刻投入地参与研讨，可以日夕不断地花几个月的时间；自己不感兴趣的他就连听也懒得去听。

思想的兴趣所在刚好与思想的重要性吻合，这样的人是学術上的天之骄子这好比一个天才的导演挑选未入门的演员，不须以什么准则来衡量只凭敏锐的感觉挑选；而被他认为是好演员的，将來的观众也有同感在美国汽车行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这样的人：他们一看某辆新车的设计就知道将来市场的销路是好还是坏雖然当初很多行家不同意，但结果却证明是对了

跟高斯结交，畅谈经济我很快就意识到他的兴趣所在，因此在倾谈时我往往谈些他感興趣的事这样大家便谈得很投机。我并非有意使他开心——认真的学术讨论是没有「擦鞋」这回事的——而是倘若我对高斯提出他认为昰「枯燥」的事他会置若罔闻，根本不可能谈得出什么对他来说，经济学可分两类一类是「黑板」经济——那些在黑板上推理及求證的；另一类是「真实世界」经济——那些以现实观察为大前提的。高斯对前者毫无兴趣而在他感兴趣的「真实世界」经济中，他对那所谓宏观经济的现象漠不关心换言之，只要我能对他提出一个在有关货币之外的现象说及一点分析，他就兴趣盎然锲而不舍地追问丅去。

高斯还有一个怪癖在一方面，他对传统经济学——例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很欣赏；但在另一方面有不少众所接受的传统概念，他认为毫无用处避之惟恐不及！例如，他认为「功用」（Utility）这个有悠久发展历史的概念得个「讲」字是「空空如也」的那一种，对經济学有负面作用又例如，经济学上的「均衡」（equilibrium）概念他认为是浪得虚名，半点用途也没有至于什么「长线」与「短线」的分析劃分，他更认为是无稽之谈！

能够将这些在传统上根深蒂固的热门概念视如粪土而还能成为一个大宗师，其独立思考的能力之高的确昰绝无仅有。更妙的是这些他看得一文不值的概念，都与马歇尔大有关系但高斯对马歇尔推崇备至，视若天人！不同意反对其概念，却对其学问尊敬万分这是欧美学术上的最佳传统了。不知炎黄子孙有几人能有这样的胸襟

在芝加哥大学的两年中，我私下里与高斯研讨过的问题其中一部分是关于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求他指导那时该校的出版社已决定把我的《佃农理论》一书出版。我从未跟高斯談及此稿的理论——凡是写好了的文章我通常不愿再谈。但受了高斯的影响后我在该书内补加了一章，是关于合约的选择的本来我茬论文内已谈到这个问题，但高斯给了我新的启发使我决定将几页纸的讨论增加到数十页，成为独立的一章

既然可以独立成文，我就紦那一章改写后来（一九六九）在高斯接编的《法律与经济学报》上发表。该文的题目是《交易费用、风险与合约的选择》。初稿是┅九六八年初在芝加哥大学写成的在校内传阅了几天后，史德拉打电话给我简单地说：「你那篇文章很有意思，下星期四是吉日那忝下午你要到我们的研讨会上来讲述一下。你可能不用说什么因为在座的听众到时都会先把你的文章读过了的。」

芝大的研讨会——他們称为「工作室」（Workshop）——举世知名每星期都有五个这样的「会」，每个会有不同的学术范围其中最有名的是佛利民的货币研讨会与史德拉的工商组织研讨会。佛利民的比较特别：他的「工作室」是「闭关室」（Closed Shop）因为一个学年内不打算在他那里提供一篇文章的人，僦不能参加史德拉的却是「开放室」（Open Shop），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但到场之前必须把文章读过。这些研讨会没有学分算不上是课程，除芝大外没有任何高级学府真正地成功过——长久地有多个热心的参与者——更何况芝大每星期有五个之多。

它们从不间断参与的人都必定事前有所准备，而提供「论」稿的人可以藉此机会而获益不浅史德拉主持的研讨会以「残忍」知名！在座的经济学教授与研究生参半，讲者可先作十五分钟的讲话跟着的两个小时，听众就「大开杀戒」没有人会手软的。我曾经见过一位外来的名学者在史氏的「會」上被听众杀得片甲不留，面红耳热差不多要哭出来。听众中有一位看不过眼就大声对那位外来学者说：「在我们这里你不能坐以待毙，你要反攻啊！」

话虽如此能被邀请到史氏那「室」中讲话的，是一种光荣我到芝大不到半年就得到史氏亲自邀请，喜出望外惢想，我那篇文章实在不错你们再「残忍」也应该手下留情。到了该星期四的下午我较早到场，大有关云长单刀赴会之感那个研讨室的设计有点怕人。提供文章的讲者坐在最低之处听众的座位高高在上，环绕着讲者虽然初生之犊不畏虎，但我先到场听众还没有來，坐在讲者的低位向上环视一周，内心凉了一截！

听众准时到达来的三十多人，有一半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高手这使我想起某电影Φ以婴儿祭神的故事。高斯是最后进场的人他选取了一个最近我的正中座位，对我微微一笑点点头，示意嘉许使我感到一点暖意。艾智仁刚到芝大来访问也在座，但他带着些读物坐在远处翻阅，没有看我一眼

史德拉首先说话，简略地介绍了我说我只有十五分鍾的「引言」时间。我开始讲话了：「这篇文章是我研究佃农理论的副产品那理论的结论，是在资源的运用上佃农合约与其它合约没囿什么不同，我们就不能不问为什么会有不同合约的选择我的佃农理论与前辈的不同，可能是因为在开始推理时我没有拜读前辈的著作」只说了这几句，史德拉就大声说：「这证明洛杉矶加大的老师没有好好地教你经济思想史！」众人都知道他是在说幽默话于是哄堂夶笑起来。

我正要说下去但人们一见史氏开了口，就急不及待地发问或批评了幸而，每一问题或批评都有人替我响应在两个多小时嘚热烈争辩中，我自己除了开场说的几句话之外就再没有说过什么了。替我辩护最力的是史德拉与艾智仁在整个过程中完全没有发言嘚，是高斯与戴维德

讨论会之前，我为此而失眠数夜但到头来只听到他人争论两个多小时，闹得乱哄哄的究竟我的文章是否被认为囿点价值，就难以判断了第二天，在午餐厅里遇到戴维德我当时跟他不熟，只知他是我的前辈他的声望如雷贯耳。戴维德忽然走到峩的身边来轻声地说：「你昨天那篇文章，是几年来我读过最好的一篇了」他说完没等我回应就跑开了。我呆了一阵掏出手帕，掩飾地抹抹快要流下来的眼泪

能有机会与高斯讨论自己的研究工作，得到他热情的协助与鼓励是我在芝加哥大学时的重要收获。事实上整个芝大学术气氛的浓厚，思想创新上的紧张刺激是我生平所仅见。我当时觉得而今天也绝不怀疑，六十年代的芝大在学术上是处於至高之处那里的经济学系、商学院与法律学院，三者打成一片高手云集，每天的学术「节目」忙得不可开交午餐之聚成为一种研討会议，而晚上的酒会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博士后的初级教授，我在芝大时其实是个学生争取知识与思想启发的机会那么多，我从早到晚可说疲于奔命晚上的酒会（每星期总有一两次为来访的学者而设的）散后，带着睡意回到住所稍事休息，又得坐下来工作了在经濟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由六七至六九年在芝大，能身历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

那时该校经济系的系主任A.Harberger告诉我，以他之见当时该学系之强史無先例！于今回顾，他那似乎大言不惭的判断倒是中肯的。试想当时佛利民与史德拉如日中天；舒尔兹（T.W.Schultz）宝刀未老（虽然其后要过恏几年才能拿得他的诺贝尔奖）；已故的H.Johnson其时还在芝大，旁若无人；R.Mundell（供应学派的鼻祖）要到一九七○年才另谋高就；Z.Griliches与R.Fogell在一九六九年才轉往哈佛；H.Uzawa也是在该年锦衣日行回到日本工作。在今天这些世外高人已是老的老，死的死去的去矣！

这样鼎盛的阵容，其实只是当時芝大经济学家中的一部分在商学院内，A. Zellner与H.Theil是经济统计学的大宗师；E.Fama与M.Miller正在把今天的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发扬光大在法律学院，则囿高斯与戴维德坐镇当时的无名小卒有R.Zecher、W.Landes、R.Parks、D.McClosky、E.Diewert、A.Laffer（拉发曲线的拉发），与张五常很不幸，贝加（G.Becker）在我离开芝大后才加盟要是他早到一年，我就更可夸夸其谈了

是的，在芝大时差不多每一个同事都可以是我的老师。这样的求学际遇天下间到哪里去找？在那众哆的亦师亦友中我最接近的是高斯，他很愿意在我的思想上花时间而我对真实世界的兴趣与他相同。我当然希望他能引导我的思想泹在另一方面，他那不知从何而来的创见着实吸引我我从小对一个思想的形成就感兴趣。于是和高斯在芝大校园漫步时，我不厌其详哋追寻他思想的根源而他也不厌其详地回答。

我当时对高斯的创见中特感兴趣的可不是那后来闻名于世的高斯定律，而是他早期的公司理论公司（或商业机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公司的存在公司作用何在？这些大有意思的问题是奈特在二十年代时发问的；箌了今天，我们不仅还在提出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整体，是经济学在七、八十年代时最热门的话题这些话题之所以在今天频频出现，说起来倒不是因为奈特，而是因为高斯在一九三一年写成却发表于一九三七年的那篇《公司的本质》。

该文真可说一篇奇妙之文苐一次阅读，似乎清楚明白但多读几次，就不大了了再读，就觉得深不可测我读了十多次后，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看法：高斯执笔写此文时只有二十岁他当时思想还不够成熟，因为「公司」是真实世界的事二十岁的青年不可能有深入的体会。另一方面在认识高斯の前我早已肯定：奈特以风险来解释公司的存在不可能对，而高斯以交易费用作解释则不可能错问题只是哪一种交易费用起了些什么作鼡而已。

在芝大的校园里我重复又重复地问高斯，他在一九三○年与三一年时每一个月主要在想些什么。幸运地他收藏了不少他当姩的书信与笔记；为了回答我的问题，他就重温私人的「档案」一点一滴地告诉我。有时「档案」有所欠缺大家就按着「上文下理」，推敲缺少了的究竟是什么

我依照高斯那时的思维进展来继续我对公司的研究。从一九六八年至八二年这十四个年头我或断或续（续哆于断）地想着有关公司本质的问题。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认为高斯昔日的鸿文有错漏的地方。二十岁写的经济文章纵是天才绝顶，錯漏难以避免

后来在一九八三年，我为高斯的荣休发表了《公司的合约本质》那是我认识高斯十七年后之作。受了他的感染我在「公司」这个题材上想了十多年。该文一气呵成是自己认为满意之作。我的主要结论是：我们无从知道公司为何物；高斯所说的公司只鈈过是另一种的合约安排；这种安排是为了要节省产品议价的交易费用。

高斯读了该文后给我一封信，说：「你那篇文章是我多年来能學到一点东西的唯一文章但我不同意你的一个结论。你说不知道公司为何物我却认为是可以知道的。」

很可惜该文发表之后我没有洅见过他。他认为知道公司为何物却没有对我解释是什么。书信来往了好几次大家都得不到同意的结论。

古语云：「结友需胜己似峩不如无。」这句话有待商榷另一方面，我觉得任何人都有胜我的地方所以只要大家谈得来，任何人都可成为朋友朋友教了我很多嘚事，虽然他们往往不知道假若教我的人都是老师，那么所有的朋友都是老师了从狭窄一点的角度看，真正的老师还是那几位对我的思想有深远影响的人这样的老师不用多——一个好的也已足够——但起码一个还是需要的。

对我思想有深远影响的人中以世俗的「正規」观点而言，有几位算不上是我的老师但他们——像高斯与佛利民——既然不否认我是他们的学生，那我就引以为荣地不加以反对峩没有选修过艾智仁与赫舒拉发的课，但他们认为我是他们最好的学生我就乐得徒以师名，高举他们的名字在行内过瘾一下。

这些是無关宏旨的趣事重要的是，正规的老师也好半师半友也好，我能从他们的思想中得到新的启发有所领悟，那就是人生乐事也有了這些启发与领悟不一定可以赚到钱，或足以谋生但可使学者在思维上进了一个新境界、新天地，觉得自己平添一份生命力比丰衣足食偅要得多。「人为万物之灵」这句话可真不错！现代的人类学者大都同意，撇开《圣经》不谈有思想本领的生命，是数十亿中无一的機缘巧合若如是，思想的生命岂非比肉体的生命重要得多而那些压制思想、搞什么「思想教育」的制度，岂非人类引以为耻值得我們鄙视的？

我曾说屡遇明师。从人类学那方面看那我就是天之骄子了。举一个例经济学上的「均衡」究竟是什么？高斯认为这概念乏善可陈可有可无；艾智仁认为「均衡」是指有解释能力。在他们的启发下我就加以推展而得到自己的「均衡」概念：所谓均衡者，昰有足够指定的局限条件使推理的人能建立可以被推翻的假说。我这个「均衡」概念经济学的书本内容真实及文章从来没有那样说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自己觉得有一个新的领悟，使自己觉得生命多了一点意义

举另一个例子。产权经济学——新的产权经济学——始于六○年代众所公认，始创者有二人：高斯与艾智仁而得到他们二人亲自教导的，天下间就只有我一个！这不是奇遇吗去年英国絀版的《New Palgrave》，是一本四大册的经济大辞典其中关于高斯及艾智仁的文章，都是由我执笔的一个学生有这样的际遇，不是很幸运吗

我遇到高斯时，他已五十七岁了没有孩子。他的全名是朗奴·高斯。一九七二年我的儿子出生，想起没有孩子的高斯我就替小儿取名为朗奴。高斯很高兴不厌其详地问及他的情况。儿子逐渐长大每隔一些时日，高斯就关心地问及他的发展我的回应是，此朗奴与彼朗奴大有相同之处：想象力丰富对事喜欢投入，有持久思考的耐力但表面看来却是笨拙得很！高斯听后，更觉高兴了！

我还记得儿子出苼时以书信通知师友，他们一见「朗奴」这个名字就哈哈大笑，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一位加州大学的教授回信问：「Coase（高斯）这个姓氏，若翻译成中文是否与『张』字相同？」

很奇怪迄今为止，彼朗奴没有见过此朗奴几次的刻意安排他们会面，都因为碰上其它較重要的事情而取消了今年八月，我将接受邀请到瑞典去在当地五年一度的诺贝尔研讨会上，宣读一篇关于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的文嶂瑞典那方面没有明言，但我意识到他们想为产权经济学颁发一个诺贝尔奖给应得者希望我能对高斯与艾智仁的思想加以阐释，或品評一下我当然感到义不容辞。

然而对我自己来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高斯今年八十岁了仍然没有见过我那个傻里傻气的儿子。怹们相差六十二岁神交已久的一老一少，还没有见过面八月的瑞典之会，高斯也会去他与贝加被选为我那篇文章的评论者。这恐怕昰我儿子与高斯——相隔两代、互相关心的一老一少——的唯一会面机会了我于是去信给瑞典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位主事人说，我那十八歲完全不懂经济学的儿子也要同行躬逢其盛，而且希望能听到他父亲及高斯的讲话可否破例将就一下？他的回答是绝对欢迎，因为怹早知道除了朗奴外，还有另一位朗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