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倒闲,想回想给农村老家盖房子子怎么办

  这两天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帖子,关于“家里房子太多是怎样的体验”,不少网友有的讲述自己的经历,有的发表不同观点,讨论的颇为热烈。有一条简短的评论让融360说房君印象深刻,非常值得拿出来说说。

  网友A说自己以前是房地产中介,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客户,其中就有房子多的都能当成段子来听了。2010年的时候,他带一个客户看房子,跟业主越好在楼下见面,业主到了很平静的说,这栋楼都是他的,然后就从车子后备箱拿出一大串钥匙来,上楼开门,开了半天没打开,说钥匙带错了,半个小时后他媳妇拿着另一串钥匙来开门…..

  这个故事乍一听跟段子是的,然而网友A表示这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那会刚入行不久,自己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又好笑。

  不过配合着看下面的评论就觉得更有意思了:

  有人直接表示要抱业主大腿。

  有人调侃业主在一本正经的显摆。

  有人则发挥了侦探般的观察力,推测出拿出的第一串钥匙不是一般的大啊。

  看来房子多到一定程度,都觉得跟身上的衣服一样平常了。今天可以住这间,明天搬到那间,朋友聚会直接奔楼顶有露台那间,还别说,真有一位网友B表示自家房子多的有种诡异的感觉,有时候睡觉半睡半醒的时候,混混沌沌的回想半天自己到底睡在哪里,然后强忍着睡意睁开眼睛,恍然大悟,哦,原来睡在这里。。。

  网友B说,自己小的时候就开始搬家,住过父母单位的房子,盖的房子,租的房子,县城的房子,农村的房子。

  后来上了大学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开始也是租房子,后来就各种买房。家里最大的房子是老爸以前的厂房,加上院子得有十几亩,后来厂子关了,就住了进去,院子里种了很多菜,感觉跟住在野地里一样。

  最恶心的房子是老妈在90年代中期调到市区上班住的地方,旁边就是厕所,一到夏天的时候,苍蝇、蚊子老往屋里跑,还能闻到飘来的臭味,跟住在厕所里没什么两样。后来这套房子所在地被占用,分了一套房子,自己没怎么见过就卖掉了。在此之前还在仓库里面住过,那种感觉很神奇,住在堆着很多货箱的空间里,就像小老鼠一样,有时候半夜真能听见老鼠在啃纸壳子的声音,为了整治老鼠,下过鼠夹子、鼠药,都没什么效果,后来老妈抱回来一直半大的猫咪,仓库里再没出现过老鼠。

  还有一套房子是有生意往来的人还不上钱抵押给网友B家的,回老家的时候偶尔住过几次,他甚至都没记住小区的位置…

  他家最远的房子在海南,是为了躲避北方的雾霾,开始在海南也是租房子住,后来干脆买了房,有时候春节在海南过,空气好也不冷,最适合度假了。

  家里位置最好的房子在北京CBD附近,买房的时候销售说有很多明星住在这里,不过还一次没遇到过。

  家里老妈最支持网友B买房子了,倒是老爸对此颇有意见。前几年在河北买了两套房子,他们带着老爸去看房子,那会冬天还略微有霾,小区还没起地基,周围一片荒地,老爸很崩溃,骂了老妈他们半年多,后来京津冀一体化了,从买的小区开车到北京副中心只要十分钟,买的房子房价翻了四倍,老爸也无语了,再后来因为政策限制房价跌了一半,他又开始冷言冷语,说都是投资客,那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怎么会有人住,再后来的后来,网友B贱兮兮的拍了小区的照片发给老爸,小区现在住满了人,车位都严重不足了,夜晚的时候灯火通明,一片繁荣景象,老爸又无语地翻了一个白眼。

  网友B说,自己经历的房子很多,曾同时负责过两套房子的装修,同时还四套房子的贷款,平时出去自驾游的主题都是去看房子,逛各种楼盘,有段时间自己的朋友圈搞得跟房地产中介一样。目前各种商铺加上住房租金加起来一年能有几百万收入。

  不过房子太多也有自己的烦恼呢,连手机都设置了还款提醒,生怕忘了还贷逾期,再一个就是还是喜欢在一个房子住,搬家什么的太麻烦。。。

  果然房土豪的世界我们懂不了啊。。。

  其他网友也迅速的抱上了大腿。。

  最后的最后,网友B表示,自己最近准备卖出几套套现,房子太多怕以后出了房产税不好打理。融360说房君倒是很认同这一点,上面网友A、网友B的经历恐怕是不少炒房客曾经的缩影,唯一的区别就是,经济能力足够强现金流够多,眼光好的人将自己的房产链条打理的井井有条;而那些本身资金有限,买房眼光不够长远的人,选了一些发展潜力不好的小城市,变现出现问题,遍布各地的房产链条很难说哪天不会断掉。炒房这东西,光有钱和胆量还不行,眼光也很重要,虽然市场在变,但是这个道理不会变。

  所以啊,别人家房子再多、再有钱,咱也只能看个热闹,吐个槽,还是多费心思想如何凑够首付先买了第一套房子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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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故事是关于重庆储奇门的一户普通人家,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是我十几年的邻居。女人叫王英,男人叫秋秋,他们摆的杂货摊就在我家楼下。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家人,守着一个小摊维持生活,经济拮据,过得挺不容易。日子虽苦,却不见他们抱怨,秋秋待人总是客客气气的,王英见人总是笑嘻嘻。庸碌的日常之上,岁月平静流淌,在这之下,却满是时代的轮辙。这是一个令人心生顿塞的故事,理解它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它讲完。

那年,王英从乡下来到重庆,定居在储奇门至今。她记得,来的那年是土地下放后的第二年, 1979年,她18岁。

王英童年和少年的世界,那是一个由生产队、公社、大锅饭构成的世界。小学刚毕业,王英就被老妈催着每天出工,收工回来做家务,小小年纪,生产队里的各种农活就都干了一遍。还好,没几年,土地承包到户的政策就来了。王英家分的几亩地还争气,不用那么忙乎地侍候,从那一年起,就像村里家家户户那样,收获的粮食就够一家吃饱饭了。

劳动力强的家庭,地里的活不够干,大家纷纷开始搞副业:有人打石头帮人盖房子,有人做木匠打家具,有人编蔑席,有人收购村里的鸡蛋,这些东西都卖到三十里远的重庆城。

王英离开农村进城,是同村的王秀姐带的。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那么好的姐妹,多年以后,当王英不远几千里地跑到广州探望,王秀姐却无论如何都不愿再见她。

王秀姐家承包了队上的堰塘,她的幺舅在重庆家俱四厂当伙食团长,王秀常送鱼去伙食团,这次,幺舅写信来要的鱼有点多,王秀姐就约了几个姐妹一起送去。

接下来的一两年,王英随王秀或者其它的姐妹又往重庆城跑了几回,每回去,她都带些自家鸡下的蛋、自家地种的菜,在城里卖。

有时候,卖完了东西,王英也不急着回家。她嘴甜,跟着王秀姐喊么舅,么舅管伙食团,人脉广,随便找个女工帮忙,就能在职工宿舍里让王英找到地儿住。

在幺舅这里,王英遇到了她后来的丈夫,秋秋。

秋秋是幺舅伙食团里的老小伙,当过知青,回城进的厂。用重庆话说,就是长得不是怎么“伸抖”,又显老,家庭条件也普通,所以,30岁了还没找到女朋友。

但秋秋又勤快又热心,幺舅的公事私事,只要说句话,他就不声不响地给办了。

“这崽儿,不错,耿直!”幺舅挺喜欢秋秋。

一天,王英又来幺舅这儿蹭晚饭,工厂在食堂里,吃晚饭的职工本来就不多,王英来的时候,秋秋己经开始收拾厨房的锅盘碗灶了。

这顿饭是秋秋招待王英吃的,又是鱼又是肉,外搭一钵炖鸡汤,两个小炒素菜。那个年代,算是非常丰盛了。秋秋还喝了点酒,两人话家常,说些农村种地收割、饲养家禽,谈得很是投机。

“王英,你可不可以不忙回去嘛?”临别的时候,秋秋亲昵地称呼着王英。

“不回去吃啥子,未必顿顿都陪你喝小酒么?”

“下次来,我带你在城里头找工作。”

再一次,王英跟王秀姐送鱼来重庆。秋秋的厂里刚好停电没开工,便带着王英和王秀找工作去了。

储奇门十字路口拐弯下河边的公路旁,有个小公园,不知从那一年起,这里形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常有一些人来这里碰运气,等人挑选,去干杂活。重庆著名的体力劳动零工“棒棒军”,大约就是在这些地方兴起的。

王英、王秀当不了“棒棒”,不过她们运气也很好。到了小公园没一会儿,就遇到两个在新华路摆摊的来找帮工。

卖摇头电扇的小老板见王秀身体好,能扛货,选了王秀。年轻时的王英,杨柳眉,大眼睛,翘鼻粱,樱桃嘴,身段苗条,走路婀娜,长得很好看,卖港澳服装的老板找销售员,一眼相中了王英。

“你住在那儿呢?”电扇老板问王秀。

“我住华新街么舅家。”王秀说。

面对同样的问题,王英却只好吞吞吐吐,不知如何说。

“她住邮局巷,她表哥家,我就是她表哥,王英在重庆来耍,都住我屋头。”眼看谈好的工作就要黄了,秋秋过来解围。

两个小老板当即就把两个小妹子带走了,立马就能上工。就这样王英住进了秋秋家。

秋秋家让王英跟他妹妹住在一起,但因为妹妹已经谈了恋爱,后来也直接住到对方家里。王英在秋秋家等于是住的小单间。

一年多以后,快到夏天的时候,王秀放弃了摆摊销售的工作,南下广州去了。村里的消息传说,广州那边的钱,比重庆还好挣,一同去的,还有王英的妹妹王珍等几个村里的姐妹。

王英不想跑广州,一来妹妹已经去了,家中弟弟还小,父母都需要照顾,留在重庆,家里有个什么事情也能及时赶回去;二来,卖服装的李老板和老板娘对自己很好。当然,后来,这位李老板还会对王英更好。

因为嘴甜,手快,人机灵又好看,以前一天只卖两三件的同款服装,王英能卖出十几件。李老板这里还管饭,王英也在老板家里做些洗衣、做饭的活儿,长此以往,李老板夫妻俩都对王英很有好感,称呼也变了,王英成为英妹儿,老板娘则为嫂子,老板也成了李哥。

眼看着自己在城市里的脚跟越站越稳,那些命运的玩笑却上演了。

这天,王英回秋秋家有点早,秋秋也反常地早下班回家了,秋妈不在,说是秋秋妹要结婚,回潼南老家给亲戚们送喜糖去了。

秋秋边吹嘘着厂里效益如何如何好,厂里卖家具一律凭票,“还要找轻工局的领导和厂一级的领导才能批,一般人搞都搞不到。”边从屋檐下的锅盆碗灶摆弄一些食物出来。

“在李哥那里吃过了。”王英回道。

“吃过了也出来陪我喝点酒嘛。”秋秋又劝了一下。

王英在秋秋妹房间换了件衣服,就出来陪秋秋喝酒,顺手也自己为自己倒了一小杯。

秋秋边喝酒,边吹嘘厂里业务好,奖金多,自己虽然拿到二级工资了,可工资还是没得奖金多。说着从兜里掏出钱,数了100元,顺手就递给坐在小桌旁的王英:“去买件新衣服,买一件春秋衫嘛,毛料那种,等不到多久天就要凉快了。”

王英摆手,说不要不要,秋秋忽然拉着王英的手:“拿去嘛,拿到嘛,秋哥给你的,啷个能不要呢。”

推推嚷嚷间,秋秋的手触碰到王英的胸部。王英连忙起身,转身回到了秋秋妹的房间。可秋秋也跟了进来,硬要把钱往王英怀里塞。王英使劲地推,推来推去,王英推的已经不是钱,而是秋秋扑上来的身体。气喘吁吁的秋秋满口酒气,那张蹉跎的脸让王英感到一阵强烈的厌恶。

王英继续推打着,但最终也是无济于事。只得在心里安慰自己,在别人家住了一年多,也从来没有给过钱,就当交房租吧。

秋秋上班是三班倒,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欺负王英的兴致。王英不敢声张,生怕惊醒秋妈。但时间稍长,她反倒觉得秋妈已经知道了。

“知道儿子欺负人,也不制止,这一家,啥子人些哟!”秋秋比王英大了十多岁,这位二十出头的乡下女孩只能把委屈憋在心底,她只能暂时寄住在这里,因为城里的房租是她每月工资的一半。

她不再拒接秋秋给他钱花,不再拒绝秋秋和自己同床。尽管十分不情愿,在秋秋的社交圈,王英也承认自己是秋秋的女朋友。

满足李哥夫妇生意和生活的需要,满足秋秋的身体需要,在摊位、李哥家、秋秋家三点一线地跑,是王英最初进城的那几年几乎全部的生活。

但就算很多年过去,王英回忆起来,仍然明确地记得,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可眼下,也只能一边牵挂村里的亲人,一边亡命般的帮李哥打拼挣钱,尽量把自己的工资存起来,希望改变未来的生活。

李老板的生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与合伙人老范商量,把新华路的摊位转出去,另在重百大楼租了一排柜台。王英当了重百柜台的经理,这当然比不了城市老板们事业的突飞猛进。但从农村女孩到大城市百货商店的柜台经理,对王英的人生事业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

李老板和老范成为用私车代步的第一批重庆人,他们的司机兼保镖都是专业军人。“邓大人划圈的时候,我们没有搞醒豁(方言,清楚),没来得及去深圳发展,这回海南大开发了,我们去看看?”那时候,李老板的心思也活络了起来。

他叫王英订机票,顺便也问她,要不要一起去玩。

“人生地不熟的,有啥子耍头嘛。”王英回绝了老板的好意。

过了一阵子,老范要去广州,也让王英订机票。

“一起去吧,王英。”老范再次发出邀请。

“我星期二的机票,过来看你。”王英给在广州的妹妹王珍打电话。

“看啥子嘛,没得看头得,各人忙你的。”姐妹重逢,王珍并没有预想的高兴。

接到王英的电话,王秀倒是表现得很热情,还说要去机场接她。

“有人一路,不用接我。”

老范近一米八的个子,30多岁的大汉,长得墩笃(重庆方言,壮实、帅气)。到了宾馆,两人各住一个房间,老范打电话联系业务,王英在另一个房间给王秀打电话,结果,对方关机了。

她又给妹妹打,“我过几天来找你,你住的那里?”王珍似乎工作很忙。

第二天老范敲门,喊王英去陶陶居吃早茶,精致的粥、菜、点心,让王英大开眼界。老范的生意很快就谈完了,当天老范还带王英去越秀公园耍了一圈。

第三天,老范没其他安排,王英知道王珍忙,就想自己找过去。

“我陪你去。”老范说。

王英大概知道妹妹在广州市郊外,公路旁一排排厂房组成的一个乡镇,发廊、饭馆、KTV比比皆是。王英独自上前问路,打听妹妹的具体住址。

“哟,妹儿新来的吗,找地址干嘛呀,就来我这里啊!”爽朗说话的是一个摇着水蛇腰的女人。

“对呀,就来我们这里呀,妈咪对姐妹们好得很哟……”旁边另一个漂亮女人也参与捉弄王英。

最后还是老范过来解围。

“珍儿,来接我,我过来了,就工商银行门面这个位置。”王英又给妹妹打通了电话。

“是吗?哎呀,我没在家呀,昨天就出去了,好远呢,跟你说了的,我等几天空了来找你……”王珍的口气有些慌乱。

然而,电话那头刷牙的声音、脸盆倒水的声音却分明传来。

王珍根本就不想在广州和自己见面,王秀也是。

“范哥,走,我们回去。”明白过来的王英坚决地指示着自己的这位同伴,心里难受和委屈仿佛压了块巨大的石头。

回到市区宾馆,王英把自己关进房间不出门,老范敲门喊她下楼吃午饭也没应声。到吃完饭的时间,王英还是闭门不出。

“说,啷个了,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要扎慌哟。”老范在外面敲门着喊。

王英这才开门随老范下楼,点了菜,喝啤酒。

“啥子事,啷个眼睛都红了?”

老范这一关怀,王英的眼泪就滴下来了。

“干啥不行嘛,干这行,丢人现眼。”王英心里气不过,老范就在一旁劝酒。很快,王英就醉了,老范扶着她的腰,一起进了房间。第二天,两人整日都没有出来,饭也是让服务台送。

多年以后,王英回想起来,这是她第一次对一个男人动情。

可是对于老范来说,这也是情,只不过期限只有一个夜晚。

回渝后,一切归于常态,王英继续往返于重百、李嫂子、秋秋家,三点一线,做着不同的奉献。

老范很少来柜台。李老板也从海南回来了,他带回来的是公司发展大方向的抉择,同时也是王英命运的又一次关键抉择。

服装已没有什么空间,新的商机是房地产。决定很快就做出了,服装清盘,注册建筑公司,老范留守重庆,老李带上营业执照副本闯海南。

王英的去留成了一个问题,到底跟谁。她盼着老范来柜台,但常来的只有老李,

“明天上班你不来重百,去我家。”一天老李忽然对王英说。

“你跟我几年了,你说,我对你好不好?”第二天,李老板在自己家以一种客气的语气跟自己的员工说着话,还递过来一杯水。

“好呀,李哥对我好,嫂子也对我好。”

“我们不说嫂子,就说你我。”

“对你好?那你说说,我不在这几天,你和老范做过什么?”

“你说说,你和老范去广州,发生了什么?”

“没,没发生什么……”面对老板的一句句追问,王英无力地否认,很快眼泪就流出来了,头埋得更低了。

老李却坐了过来,伸手就搂起了王英的肩……

重百的柜台转给新老板那天,老李和老范一起带着他们请的9个员工,吃了顿散伙饭。吃饭的时候,大家以两个老板为中心,员工们各自公开表态站位,轮到王英时,她看看老李,再看看老范,然后又谁都不看,“我想留在重庆……”她对着讲话的是一个服务员。

去海南之前,老李又找过王英,向她描绘着自己的未来图景:我已经在海口看好一块地了,也给开发区管委会和建设银行的相关领导谈好了,我只需投20%的钱,就能把那块地拿下,建行贷款给我盖楼房,边盖边搞按揭卖房,我们在海南干几年,就真发了,就可以啥都不干,够吃他个几辈子了。

再往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电话打过去。对方说,“办公室还在装修,等几天装修好了再来上班。”

等两天再打去。“再等几天。”

王英依然住在秋秋家里,整日无事,翻来覆去地看看秋秋带回来的晚报打发时光。

“两个人住都住在一起了,也不办个证,你们不怕别个说,我这张老脸往那里搁。”秋妈这样的唠叨已经不是第一次。

王英听烦了,又给老范打电话。

没接。再打。老范就关机了。

偶然间,王英又翻开过时的晚报,突然看见一小块广告,xx公司招聘人才,建筑专业本科以上若干,本科生以上文秘若干。

王英终于知道,自己失业了。

那两个在广州卖淫的姐妹,最终还是见了。王英跟秋秋要结婚了,回老家摆酒。

结婚的决定,是秋秋跟几个在公社落户的知青哥们一起商量出来的。其中一个杨兄,在轻工局工作,秋秋进家具厂就是托了他的关系,玩音响也是他最在行。他们还制定了婚后的谋生计划,王英在秋秋附近的小学门口摆摊卖零食,这就是我家楼下那个经年零食摊的由来。

拿定了主意,婚酒定在十月国庆。王英带着秋秋回家开证明。

王英第一回带个城里头的男人回家,家里招待还算热情,宰了只鸡,摆了一桌还算丰盛的菜,三叔、四姨、村长等几个老辈人陪客。

“下午就给你们开证明,没得问题。”村长说,只是按规定,王英嫁出去后,她那份承包地队里要收回来。只是没人在意,这事倒也没再提过。

国庆假期晃眼就到了,婚宴在城里和乡下分别摆一次。尤其是江北王英村里这场,得好好办。

秋秋比王英大了十几岁,但总算嫁了有城市户口的人,这场喜酒一定不能让人小瞧了,还得靠杨兄他们这帮兄弟撑场子。

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杨兄把大家召集一齐,作谁去买烟,哪种牌子,要多卖几条,酒由谁备等等,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

秋秋的么舅从伙食团喊来的两个师傅,在院子边搭起了案板锅台。坐镇指挥这场婚宴的人包括秋秋幺舅、杨兄、王英村村长、一个镇干部,一拨“德高望重”的人坐在屋檐下,看村民们从自家屋里搬来桌子、板凳,王英婚礼这场坝坝宴,终于摆起来了。

秋秋和王英则张罗着招呼客人,递烟、点火、冲茶、撒喜糖。

席桌上的话题慢慢地转到了生计安排上来,顶多,再聊聊村社经济发展的问题。这就是川渝地区历史悠久的平民社交沙龙:摆龙门阵。龙门阵下酒,亲友们个个尽兴而归。

送完客人,王珍妹妹帮着妈妈核对礼单和彩礼,一家人散座在堂屋里头摆家常。

王珍跟杨兄有点过节,上次在重庆参加姐姐的婚礼,她的朋友曾被杨兄看不起,心里不快。这个时候,王珍便拿话来损姐夫。

“秋哥,今天办酒,你花了好多钱?”

“跟我送姐的这件衣服差不多。”王珍装作很随意地说着话,“姐,你把这件衣服穿上试试看,不合身,就甩了。”

听到这话,秋秋那张有点蹉跎的脸显得尴尬极了。

王英听明白了,也不开心,朝着王珍吼:“死妹崽,哪里来的就拿回那里去,哪个要你的脏衣服哟!”

“你这个当姐的,有恁个当姐的迈?珍儿好心好意给你买的这么贵的衣服还不要,你不要就不要嘛,吼啥子嘛吼。”王英妈妈站出来帮自己的小女儿说话了。

“妈,你们不哓得珍儿她,一天到黑干的些啥子!”

“啥子嘛,你说啥子嘛,好心没得好报,二天你才晓得,粑粑是朗个烙糊的!”王珍也朝王英吼,毫不示弱。

“吵啥子吵,今天啥子日子,你们都吃饱了迈!”父亲厉声呵斥,两姐妹这才不敢再开腔了。

一场酒席办下来,那些难以言说的秘密,在大家心里都变得心知肚明。

零食小摊的生意很好,第一天开张,就净赚了60多元。

“果然杨兄说对了,自己干比帮李哥范哥他们打工挣的钱要多!”新娘王英的心里头总算踏实了,摊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摆下去。

一场春雨过后的下午,学生还未放学,王英坐在凳子上,看着路边水滩倒影中的蓝天白云。倒影里的白云,很奇怪,原本分离的两块白云合成了一块,又不声不响地脱落出来了一小块。云越飘越远。

王英笑了,想着心事:她最近发现自己怀孕了。

闲散的日子没多久,小摊子也开始麻烦不断:一会居委会大妈催她办执照,一会又有城管、卫生这些部门的人来吆喝。有时王英陪笑脸,装可怜还能混过去,有时秋秋托熟人,人家卖了账,没罚款也走了。但被免掉的罚单终究是少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又是杨兄帮了大忙,他通过关系找了街道上的领导,疏通了关系。在王英、秋秋在场的酒局上,面对这对市井小民的感恩戴德,街道领导连打哈哈:“为人民服务,都是为人民服务嘛。”

有时新的执法人员来,不知情况,在王英的摊位前停下来,准备开罚单。傍边的老师就嘀咕:“这个莫要问。”并伸手朝上指一指。被权力庇护的感觉,令王英飘飘然。

这段用金钱和人情换来的好日子,王英也没过多久。

儿子小秋秋快三岁那年,一天,国企食堂职工秋秋回到家,耷拉着脑壳,一脸不高兴,王英只是以为奖金又发少了。近年来,秋秋的奖金都发得没以前多,但有王英的摊子挣钱,两口子也没觉得日子不好过。

“乖,去,要你老汉抱抱。”王英对儿子小秋秋,小秋秋虽平时与父亲亲昵得不多,但听妈妈的话,小孩子扑过去抱他父亲的腿。

“走开些哟,烦得很!”秋秋避开了儿子,独自坐到矮板凳上抽闷烟,一支接着一支。

九十年代,时代再次换挡,国企改制 ,下乡知青秋秋在享受了十几年国企工人的优厚待遇后,还是被买断了工龄。

他一次性拿到了一万多块钱,但往后的日子都要指望王英这个摊子了。下岗国企职工秋秋身无长技,谋生苦难,靠着积蓄勉强度日。比妻子大十几岁的秋秋,显得越发地衰老了。而王英青春尚在,她还会再做很多的事情。

秋秋决定选择买断工龄这一次,他再次召集了自己的兄弟们在游泳池商量,当初,他们就是在这里商量出结婚和摆摊过日子的办法。

当天在游泳池,杨兄教王英游泳,没多久,王英开始频繁地与杨兄约会。这位曾经不耻于姐妹出卖肉体的天真女孩,这个曾经寄人篱下遭受强暴、依靠雇主惨遭诱奸、付出感情却被玩弄抛弃的农村女人,又一次走上了这条路。

很快,秋秋家面临拆迁,街道办的通知下来:下个月10号前必须搬走,否则强拆。

王英不想离开储奇门,这个当初她来到城市的最初落脚点,不仅是感情,这里还是她这个没有知识、没有技能的农村女人赖以生存的根基。

分房有两种,一种是位置偏远的安置房,一种是过渡房。王英的打算是,在新房子旁边搭一个临时的棚,照样做小摊生意。

“反正我们不得走。”王英倔强地说。

“说个球,政府是你办的迈,开发商是你亲戚迈?说得轻巧,你搭个偏偏就不走?”丈夫无奈地诘问。

王英心里却早就想好了主意,她决定去找那位当初杨兄介绍认识的街道领导。

王英知道,领导的夫人和娃娃上班上学有点远,一般中午不回家,领导上班近,每天中午要回家去午休。所以她在与秋秋争论后的第二天中午,就去了领导家门前溜达,当然是一个人。

领导中午在单位吃了工作餐,照例回来午休,见到王英在楼下徘徊,就让进屋去坐。

“吃了。”王英说,“x领导我来找你,想请你帮个忙。”

“啥子事,帮啥忙?”领导问

“我想在邮局巷新房子坎坎上搭个偏偏住段时间。”

“不得行,不得行,你们那里明明在搞拆迁,你还想搭违规建筑,搭个偏偏,啷个行嘛,不是我不愿帮忙,是这件事情帮不上忙,规划环保,根本就不会批。”领导表示为难。

“那啷个办嘛,啷个办嘛,秋秋他两娘母没得工作,泥鳅又还这么小,我们啷个活嘛……”王英说话着就抽泣了起来。

“咹!”领导叹口气。王英听出来,那声叹息,有同情的意思。

王英于是挪上前两步,扑在领导的胸前,继续抽泣。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不兴哭,眼泪从来就没有解决过问题。”领导拍着王英的肩,又捧住王英的脸帮她抚去泪水,“别哭了,让我们想想办法,想想办法。”顺便就把王英楼在了怀里……

几天以后,邮局巷坎坎上那栋新房子旁边,堆起了一些砖瓦、河沙、水泥之类的建材,一间叫做社区文化室的小房子就利落地建了起来。在这间获得临时建筑许可证的文化室旁边,还留出了一个边长3米的不规则三角形地带,这里也是在临时建筑许可证画的图形以内的。

秋秋被安排当文化室的保管员,管钥匙,但不领工资,那块文化室旁边的空地则成了这小两口的额外福利。他们在那里搭了一个棚子之类的建筑,就这样,日子又可以过下去了。

日子过得不可以的,要算李哥和范哥。

老李在海南海口开发土地的首付不够,就用公司的名义向李嫂的银行贷了款。眼看着工程要收尾了,遇到宏观经济的调整,银根一紧缩,原本海口建设银行提供保障的资金链就断了。

一片空置房,一些烂尾楼,摆了好几年。

重庆注册的公司还不出重庆工商银行的贷款,重庆公安的经侦部门一查:原来这家公司上亿的注册资本金有虚报,加上欠账不还,公司的法人代表老范就进去了,以诈骗罪被判了十年。

李嫂因这笔贷款的问题也进去了,判了5年。

两家人的房产都被没收,老李从海南回来后,租一间将要拆迁的小屋子住着,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设法找钱给老范和李嫂“送饭”,老范和李嫂又不在一个地方服刑,够得老李两边跑,向两边监狱的看守警长陪笑脸。

此外,还得去照顾以前一直赋闲、现在天天哭鼻子的范嫂。

王英也回到了李哥的世界,在她的想法里,觉得那几年,李哥、范哥对自己还不错,尽管现在他们倒霉运了,但运气归运气,感情归感情,人要重情义才好。有时候,王英也会和李哥一起去看范哥、李嫂、范嫂。

秋秋看在眼里,心里自然是不高兴的,只是嘴上不说。

日子还在过。秋秋到了退休年龄,也开始领一月几百元的养老金。虽然被买断了工龄,但秋秋的养老金还是按照城镇职工水平的一定比例在交,也享受了一些政府对下岗工人的救助政策。

从秋秋家吊脚楼那儿打地基的新房子也建设好了。秋秋家分了个60多平米的套间,秋妈在分房前一年去世了,套间归秋秋、王英、泥鳅一家三口住,他们觉得新房子住起蛮好的。秋秋在家里的地位也回来了。

生活的裂缝终于大到难以遮掩的地步。就在秋秋满六十领退休金那年,老两口闹起了离婚。“少去管李哥、范嫂那些破事了,各人管管你自己的事情。”秋秋朝王英念叨。

秋秋与王英之间的实力几乎再次回到王英刚来重庆时的水平,秋秋有房,有退休金,而王英则年老色衰,无根无据,无财无产。日子过不下去,王英出门,顺理成章。

还是当年留在农村的一件断头事情挽救了他们的婚姻,挽救了王英。关于农村妇女王英的份地问题,当年,她嫁入城市,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弄清楚。

秋秋所在的村子规划为两江新城区了,王英虽然嫁了城里人,但是户口并没有上到秋秋的城市户口上,也没有办过农转非。所以农村的地,应该还有她的一份。凭这一份地,王英可以得到不低于秋秋退休金的土地补偿金。这一点就足够让秋秋离婚的决心不是那样坚决了。

几年来,他们常常回去问村长,向村长讨要王英该得的那一份,当年他俩结婚的时候村长说得向镇干部问政策。可是直到老村长去世,这个嫁到城里的人该在那里分地的政策还是没有问明白,村长就没有办法对王英把这事儿交代清楚。

拖延的政策却延续了一段残喘的婚姻。

去年老村长临终前,王英去医院看他,老村长抓到王英的手说:“英呀,这辈子我欠了你。”

王英却不知道,上辈子,她欠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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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史铁生:有关庙的回忆

据说,过去北京城内的每一条胡同都有庙,或大或小总有一座。这或许有夸张成分。但慢慢回想,我住过以及我熟悉的胡同里,确实都有庙或庙的遗迹。

在我出生的那条胡同里,与我家院门斜对着,曾经就是一座小庙。我见到它时它已改作油坊,庙门、庙院尚无大变,惟走了僧人,常有马车运来大包小包的花生、芝麻,院子里终日磨声隆隆,呛人的油脂味经久不散。推磨的驴们轮换着在门前的空地上休息,打滚儿,大惊小怪地喊叫。

从那条胡同一直往东的另一条胡同中,有一座大些的庙,香火犹存。或者是庵,记不得名字了,只记得奶奶说过那里面没有男人。那是奶奶常领我去的地方,庙院很大,松柏森然。夏天的傍晚不管多么燠热难熬,一走进那庙院立刻就觉清凉,我和奶奶并排坐在庙堂的石阶上,享受晚风和月光,看星星一个一个亮起来。僧尼们并不驱赶俗众,更不收门票,见了我们惟颔首微笑,然后静静地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有如晚风掀动松柏的脂香似有若无。庙堂中常有法事,钟鼓声、铙钹声、木鱼声,噌噌……,那音乐让人心中犹豫。诵经声如无字的伴歌,好像黑夜的愁叹,好像被灼烤了一白天的土地终于得以舒展便油然地飘缭起雾霭。奶奶一动不动地静听,但鼓励我去看看。我迟疑着走近门边,只向门缝中望了一眼,立刻跑开;那一眼印象极为深刻。现在想,大约任何声音、光线、形状、姿态,乃至温度和气息,都在人的心底有着先天的响应,因而很多事可以不懂但能够知道,说不清楚,却永远记住。那大约就是形式的力量,气氛或者情绪,整体地袭来,它们大于言说,它们进入了言不可及之域,以至使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本能地审视而不单是看见。我跑回奶奶身旁,出于本能我知道了那是别一种地方,或通向着另一种地方;比如说树林中穿流的雾霭,全是游魂。奶奶听得入神,摇撼她她也不觉,她正从那音乐和诵唱中回想生命,眺望那另一种地方吧。我的年龄无可回想,无以眺望,另一种地方对一个初来的生命是严重的威胁。我钻进奶奶的怀里不敢看,不敢听也不敢想,惟觉幽瞑之气弥漫,月光也似冷暗了。这个孩子生而怯懦,禀性愚顽,想必正是他要来这人间的缘由。

上小学的那一年,我们搬了家,原因是若干条街道联合起来成立了人民公社,公社机关看中了我们原来住的那个院子以及相邻的两个院子,于是他们搬进来我们搬出去。我记得这件事进行得十分匆忙,上午一通知下午就搬,街道干部打电话把各家的主要劳力都从单位里叫回家,从中午一直搬到深夜。这事很让我兴奋,所有要搬走的孩子都很兴奋,不用去上学了,很可能明天和后天也不用上学了,而且我们一齐搬走,搬走之后依然住在一起。我们跳上运家具的卡车奔赴新家,觉得正有一些动人的事情在发生,有些新鲜的东西正等着我们,可惜路程不远,完全谈不上什么经历新家就到了。不过微微的失望转瞬即逝,我们冲进院子,在所有的屋子里都风似的刮一遍,以主人的身份接管了它们。从未来的角度看,这院子远不如我们原来的院子,但新鲜是主要的,新鲜与孩子天生有缘,新鲜在那样的季节里统统都被推崇,我们才不管院子是否比原来的小或房子是否比原来的破,立刻在横倒竖歪的家具中间捉迷藏,疯跑疯叫,把所有的房门都打开然后关上,把所有的电灯都关上然后打开,爬到树上去然后跳下来,被忙乱的人群撞倒然后自己爬起来,为每一个新发现激动不已,然后看看其实也没什么……最后集体在某一个角落里睡熟,睡得不醒人事,叫也叫不应。那时母亲正在外地出差,来不及通知她,几天后她回来时看见家已经变成了公社机关,她在那门前站了很久才有人来向她解释,大意是:不要紧放心吧,搬走的都是好同志,住在哪儿和不住在哪儿都一样是革命需要。

新家所在之地叫“观音寺胡同”,顾名思义那儿有一座庙。那庙不能算小,但早已破败,久失看管。庙门不翼而飞,院子里枯藤老树荒草藏人。侧殿空空。正殿里尚存几尊泥像,彩饰斑驳,站立两旁的护法天神怒目圆睁但已赤手空拳,兵器早不知被谁夺下扔在地上。我和几个同龄的孩子就捡起那兵器,挥舞着,在大殿中跳上跳下杀进杀出,模仿俗世的战争,朝残圮的泥胎劈砍,向草丛中冲锋,披荆斩棘草叶横飞,似有堂吉诃德之神采,然后给寂寞的老树“施肥”,擦屁股纸贴在墙上……做尽亵渎神灵的恶事然后鸟儿一样在夕光中回家。很长一段时期那儿都是我们的乐园,放了学不回家先要到那儿去,那儿有发现不完的秘密,草丛中有死猫,老树上有鸟窝,幽暗的殿顶上据说有蛇和黄鼬,但始终未得一见。有时是为了一本小人书,租期紧,大家轮不过来,就一齐跑到那庙里去看,一个人捧着大家围在四周,大家都说看好了才翻页。谁看得慢了,大家就骂他笨,其实都还识不得几个字,主要是看画,看画自然也有笨与不笨之分。或者是为了抄作业,有几个笨主作业老是不会,就抄别人的,庙里安全,老师和家长都看不见。佛嘛,心中无佛什么事都敢干。抄者蹶着屁股在菩萨眼皮底下紧抄,被抄者则乘机大肆炫耀其优越感,说一句“我的时间不多你要抄就快点儿”,然后故意放大轻松与快乐,去捉蚂蚱、逮蜻蜓,大喊大叫地弹球儿、扇三角,急得抄者流汗,蹶起的屁股有节奏地颠,嘴里念念有词,不时扭起头来喊一句:“等我会儿嘿!”其实谁也知道,没法等。还有一回专门是为了比赛胆儿大。“晚上谁敢到那庙里去?”“这有什么,嘁!”“有什么?有鬼,你敢去吗?”“废话!我早都去过了。”“牛×!”“嘿,你要不信嘿……今儿晚上就去你敢不敢?”“去就去有什么呀,嘁!”“行,谁不去谁孙子敢不敢?”“行,几点?”“九点。”“就怕那会儿我妈不让我出来。”“哎哟喂,不敢就说不敢!”“行,九点就九点!”那天晚上我们真的到那庙里去了一回,有人拿了个手电筒,还有人带了把水果刀好歹算一件武器。我们走进庙门时还是满天星斗,不一会儿天却阴下来,而且起了风。我们在侧殿的台阶上蹲着,挤成一堆儿,不敢动也不敢大声说话,荒草摇摇,老树沙沙,月亮在云中一跳一跳地走。有人说想回家去撒泡尿。有人说撒尿你就到那边撒去呗。有人说别的倒也不怕,就怕是要下雨了。有人说下雨也不怕,就怕一下雨家里人该着急了。有人说一下雨蛇先出来,然后指不定还有什么呢。那个想撒尿的开始发抖,说不光想撒尿这会儿又想屙屎,可惜没带纸。这样,大家渐渐地都有了便意,说憋屎憋尿是要生病的,有个人老是憋屎憋尿后来就变成了罗锅儿。大家惊诧道:是吗?那就不如都回家上厕所吧。可是第二天,那个最先要上厕所的成了惟一要上厕所的,大家都埋怨他,说要不是他我们还会在那儿呆很久,说不定就能捉到蛇,甚至可能看看鬼。

有一天,那庙院里忽然出现了很多暗红色粉末,一堆堆像小山似的,不知道是什么,也想不通到底何用。那粉末又干又轻,一脚踩上去“噗”的一声到处飞扬,而且从此鞋就变成暗红色,再也别想洗干净。又过了几天,庙里来了一些人,整天在那暗红色的粉末里折腾,于是一个个都变成暗红色不说,庙墙和台阶也都变成暗红色,荒草和老树也都变成暗红色,那粉末随风而走或顺水而流,不久,半条胡同都变成了暗红色。随后,庙门前挂出了一块招牌:有色金属加工厂。从此游戏的地方没有了,蛇和鬼不知迁徙何方,荒草被锄净,老树被伐倒,只剩下一团暗红色满天满地逐日壮大。再后来,庙堂也拆了,庙墙也拆了,盖起了一座轰轰烈烈的大厂房。那条胡同也改了名字,以后出生的人会以为那儿从来没有过庙。

我的小学,校园本也是一座庙,准确说是一座大庙的一部分。大庙叫柏林寺,里面有很多合抱粗的柏树。有风的时候,老柏树浓密而深沉的响声一浪一浪,传遍校园,传进教室,使吵闹的孩子也不由得安静下来,使朗朗的读书声时而飞扬时而沉落,使得上课和下课的铃声飘忽而悠扬。

摇铃的老头儿,据说曾经就是这庙中的和尚,庙既改作学校,他便还俗做了这儿的看门人,看门兼而摇铃。老头儿极和蔼,随你怎样摸他的红鼻头和光脑袋他都不恼,看见你不快活他甚至会低下头来给你,说:想摸摸吗?孩子们都愿意到传达室去玩,挤在他的床上,挤得密不透风,没大没小地跟他说笑。上课或下课的时间到了,他摇起铜铃,不紧不慢地在所有的窗廊下走过,目不旁顾,一路都不改变姿势。丁当丁当棗丁当丁当棗那铃声在风中飘摇,在校园回荡,在阳光里漫散开去,在所有孩子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那铃声,上课时摇得紧张,下课时摇得舒畅,但无论紧张还是舒畅都比后来的电铃有味道,浪漫,多情,仿佛知道你的惧怕和盼望。

但有一天那铃声忽然消失,摇铃的老人也不见了,听说是回他的农村老家去了。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他仍在悄悄地烧香念佛,而一个崭新的时代应该是无神论的时代。孩子们再走进校门时,看见那铜铃还在窗前,但物是人非,传达室里端坐着一名严厉的老太太。老太太可不让孩子们在她的办公重地胡闹。上课和下课,老太太只在按钮上轻轻一点,电铃于是“哇棗哇”地响起来,不分青红皂白,把整个校园都吓得仿佛昏眩。在那近乎残酷的声音里,孩子们懂得了怀念:以往的铃声,它到哪儿去了?惟有一点是确定的,它随着记忆走进了未来。在它飘逝多年之后,在梦中,我常常又听见它,听见它的飘忽与悠扬,看见那摇铃老人沉着的步伐,在他一无改变的面容中惊醒。那铃声中是否早已埋藏下未来,早已知道在它飘逝之后的事情呢?

多年以后,我21岁,插队回来,找不到工作,等了很久还是找不到,就进了一个街道生产组。我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几间老屋尘灰满面,我在那儿一干7年,在仿古的家具上画些花鸟鱼虫、山水人物,每月所得可以糊口。那生产组就在柏林寺的南墙外面。其时,柏林寺已改作北京图书馆的一处书库。我和几个同是待业的小兄弟常常就在那面红墙下干活儿。老屋里昏暗而且无聊,我们就到外面去,一边干活儿一边观望街景,看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时间似乎就轻快了许多。早晨,上班去的人们骑着车,车后架上夹着饭盒,一路吹着口哨,按响车铃,单那姿态就令人羡慕。上班的人流过后,零零散散地有一些人向柏林寺的大门走来,多半提个皮包,进门时亮一亮证件,也不管守门人看不看得清楚便大步朝里面去,那气派更是让人不由得仰望了。并非什么人都可以到那儿去借书和查阅资料的,小d说得是教授或者局级才行。“你知道?”“废话!”小d重感觉不重证据。小d比我小几岁,因为小儿麻痹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3厘米,中学一毕业就到了这个生产组。很多招工单位也是重感觉不重证据,小d其实什么都能干。我们从早到晚坐在那面庙墙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用看表也不用看太阳便知此刻何时。一辆串街的杂货车,“油盐酱醋花椒大料洗衣粉”一路喊过来,是上午9点。收买废品的三轮车来时,大约10点。磨剪子磨刀的老头儿总是星期三到,瞄准生产组旁边的一家小饭馆,“磨剪子来嘿棗抢菜刀棗!”声音十分洪亮;大家都说他真是糟蹋了,干吗不去唱戏?下午3点,必有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出现,一个牵定一个的衣襟,咿咿呀呀地唱着,以为不经意走进的这个人间将会多么美好,鲜艳的衣裳彩虹一样地闪烁,再彩虹一样地消失。四五点钟,常有一辆囚车从我们面前开过,离柏林寺不远有一座著名的监狱,据说专门收容小偷。有个叫小德子的,十七八岁没爹没妈,曾经和我们一起在生产组干过。这小子能吃,有一回生产组不知惹了什么麻烦要请人吃饭,吃客们走后,折箩足足一脸盆,小德子买了一瓶啤酒,坐在火炉前稀里呼噜只用了半小时脸盆就见了底。但是有一天小德子忽然失踪,生产组的大妈大婶们四处打听,才知那小子在外面行窃被逮住了。以后的很多天,我们加倍地注意天黑前那辆囚车,看看里面有没有他;囚车呼啸而过,大家一齐喊“小德子!小德子!”小德子还有一个月工资未及领取。

那时,我仍然没头没脑地相信,最好还是要有一份正式工作,倘能进一家全民所有制单位,一生便有了依靠。母亲陪我一起去劳动局申请。我记得那地方廊回路转的,庭院深深,大约曾经也是一座庙。什么申请呀,简直就像去赔礼道歉,一进门母亲先就满脸堆笑,战战兢兢,然后不管抓住一个什么人,就把她的儿子介绍一遍,保证说这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孩子其实仍可胜任很多工作。那些人自然是满口官腔,母亲跑了前院跑后院,从这屋被支使到那屋。我那时年轻气盛,没那么多好听的话献给他们。最后出来一位负责同志,有理有据地给了我们回答:“慢慢再等一等吧,全须儿全尾儿的我们这还分配不过来呢!”此后我不再去找他们了。再也不去。但是母亲,直到她去世之前还在一趟一趟地往那儿跑,去之前什么都不说,疲惫地回来时再向她愤怒的儿子赔不是。我便也不再说什么,但我知道她还会去的,她会在两个星期内重新积累起足够的希望。

我在一篇名为《合欢树》的散文中写过,母亲就是在去为我找工作的路上,在一棵大树下,挖回一棵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越长越大,其实是一棵合欢树。

大约1979年夏天,某一日,我们正坐在那庙墙下吃午饭,不知从哪儿忽然走来了两个缁衣落发的和尚,一老一少仿佛飘然而至。“哟?”大家停止吞咽,目光一齐追随他们。他们边走边谈,眉目清朗,步履轻捷,颦笑之间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空阔甚至是虚拟了。或许是我们的紧张被他们发现,走过我们面前时他们特意地颔首微笑。这一下,让我想起了久违的童年。然后,仍然是那样,他们悄然地走远,像多年以前一样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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