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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05-12-16 18:32
文章提交者：showgoods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要成为中国互联网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四处跑着的孩子们，划动着的小船，空气弥漫着烤羊肉的味道，迈克尔－罗宾逊，一位年轻的美国电脑工程师，坐在青海湖畔，对着一个空空的咖啡杯，直挺地坐着，低声谈论着网络管制。“什么好一点呢？被控制的互联网？还是根本就没有互联网？”迈克尔问道。
1996年迈克尔受雇于中国政府，在中国建立第一个与国际互联网有公共界面的网络系统。那一天是他难以忘怀的。与他一起工作的中国的工程师们，突然召开了一个特殊的会议，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对中文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和网页地址做关键词搜索。迈克尔回复说不现实，在网络上旅行的所有信息都被分割成小包。“嗅”这些信息小包很困难，特别是被编码了的小包。你需要在他们旅行时拦截到这些小包，然后校对他们包含的有实际意义的信息。是的，是的，他们说，你可以做到吗？在第三次讨论会上，就连迈克尔的那些计算机怪才同伴也打算放弃这种念头了。但高层的某人坚持着。在进一步开展互联网建设之前，他们必须要监测中国用户用互联网做什么。只要这个外国人保证将来中国人能够建造互联网防火墙，来抵抗整个世界和监视自己的国民，工程师们就能同他继续工作。
是的，是的，可以做到，迈克尔告诉了他们，于是他们回去工作了。
迈克尔清楚地知道互联网是什么：即使美国在遭受苏联核打击后，仍能在损坏的网络上安全地传递美国命令的信息系统。所以中国政府想利用互联网来达到任何目的都是不现实的。
然而，最近发生的几件事，让人对这个强大的系统产生了疑问。这不是由于互联网自身结构的失败，而是由于美国公司价值取向的失败。让我们回到迈克尔停下工作的地方－中国互联网的扩展。
我在北京用一顿有30道菜的皇家膳食，宴请了一位中国高级工程师。如我所愿，鱼翅汤使他松开了舌头，谈到了－关于思科公司的事。在美国，思科公司在建造防火墙阻拦病毒和黑客方面享有盛名。在中国，这个政府有一个奇特的问题：如何在现在和将来以至永远，阻拦国内十亿人访问他认为的“政治”敏感网站。
它是这样来实现的：如果一名中国用户设法浏览一个在国外的有政治内容的网站，譬如CNN.com，这个地址将由屏幕被禁的站点过滤程序识别。这个请求将被取消，同时用户接到一条被用烂的消息：“操作超时。”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但是中国的领导人有一个问题：由于在中国架线，财政上将收获甚丰，八家主要网络服务提供商(ISPs)迅速涌现，并且有了四条通向外部世界的管道。中国政府强迫他们与其目标保持一致，他们不得不需要网络大哥－思科，来规范中国互联网并在全国范围安装防火墙。据中国工程师讲，思科完成了任务，专门为中国政府柯断的电信业开发了一种由路由器设备、积分器、和防火墙组成的盒子。中国电信“买了数以千计”的单价约$20,000的这种盒子，IBM还为其安排了“高端”财务支持。迈克尔证实：“思科大捞了一笔。盒子在网络系统中到处都是。”
思科不否认它在中国的成功。它也不否认对它的产品作了适合中国“市场”的修改－一个公司在世界上其它地方尽力避免的本土化计划。但它坚决地拒绝为中国政府“如何”使用它的防火墙而负责。一位北京思科公司的系统工程师经理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我们对中国政府的规则不关心。这不是思科的事。”我说你的逻辑是，这不是枪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用它。一家建造防火墙的公司怎么能被期望不建造防火墙?
他放松了下来，秘密地补充说，思科的路由器有能力拦截信息和进行关键字检索，“我们有能力深入地查看这个小包。"他承认思科是在国家安全局、公安局、和人民解放军的直接监视之下。
思科允许解放军查看小包吗? 周不知道或没有说。但请思考下例，去年4月，退伍军人活动家齐守柱（音译）被拘捕。他在网上打印了一些促进中国民主的材料。几分钟后，就在一家拥挤的火车站被拘捕。在中国这类事件每天都在大量发生着，这说明思科也许不是唯一一个可以深入查看小包的人。实际上，思科能在中国兴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与国家安全局和解放军的合作。
思科的防火墙并不是那么有效。每日都有包含被禁主题的新站点涌现。由于高速增长的ISPs希望更多的用户上网，使得中国政府更新被禁网站黑名单的工作力不从心。所以，中国安全部门还需要控制搜索引擎，在那?rs的网站将被发现。进入Yahoo!，商业新闻描绘了一幅中国市场上兴旺的、本地化的门户站点和搜索引擎站点发展的图画，搜狐、网易和新浪就象美国的AOL，Google，和Excite一样，为夺取市场的制高点而战斗。中国Yahoo!，美国的行业霸主，只排在第五位。一位刚刚离开Yahoo!的工作人员在我答应不提及他的名字和任何可辨认细节的情况下，告诉我，Yahoo!
实际上是中国最流行的门户站点。管理层伪造了点击率，因为“我们被认为太激进了，太外国化了。”
中国对外来客的恐惧感，使许多其它美国公司也玩相同的游戏，但Yahoo!对此特别有兴趣。中国所有的聊天室和论坛都有一个“大妈”，即检查员队伍的负责人，他们实时删除政治上不正确的评论。Yahoo!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如果在讨论中你敲入，“在中国，我们应该有全国性的多党竞选！！”没人会回复你的评论。为什么呢？他显现在你的屏幕上，但只有你和Yahoo!
的“大妈”能真正看到你的思想罪行。在拦截到它和防止了它的传输以后，Yahoo“大妈”极其谨慎地生成一封友好的电子邮件，建议你冷却你的修辞──一种新时代的尊重自尊的审查制度。
前Yahoo! 代表还承认，在中国Yahoo!中查寻词组“台湾独立”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Yahoo! 禁止对一些关键字的查询，例如“(过滤内容)”和“中国民主。”如果搜索“大参考”，一个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国外站点，你将得到唯一的链接，一个政府大肆批判它的站点。Yahoo!怎么会制定了这些政策呢？他回复说：“这是一项预警措施。国家信息部负责监管和落实，我们服从。这种游戏将确保他们不抱怨。”出于同样的逻辑，当Yahoo!拒绝了美国之音购买广告空间的企图时，他们只不过是帮助互联网在中国顺畅地工作。这位前Yahoo!代表这样为这种审查制度辩护：“我们不是内容生产者，而是一个媒介，一个有选择性的媒介。”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中国政府利用它从事反对台湾、西藏和美国的政治运动。当然互联网在中国的最大的承诺应该是它是自由自在的、没有选择性的。Yahoo!
代表又说：“你得调整。限制如潮水一样，这只是个临时问题。这是正常的。” 但在中国，“正常”的可能会变成一种胁迫行为。当中国当局下令微软交出它的软件的基础原代码－编译密码的钥匙－作为在中国做生意的代价，微软选择了战斗，带领美国、日本和欧洲商会组成了以北京为基础的、史无前例的联合。由于害怕在科技上被落下，中国当局放弃了他们的要求。理论上讲，中国对互联网的欲望应该给来此架线的资本家们一些相应的筹码。然而，筹码似乎依然全部在政府那边，因为西方公司为自己的利益在报价上互相残杀。通过支持国有新华通讯社的一支－中国互联网公司，美国在线（AOL）、网景和升阳（Sun
Microsystems）都帮助政府宣传。
为不被击败，加拿大互联网巨人Sparkice炫耀地宣布在它的网站上，只有政府认可的新闻。根据中国新闻报导，北方电讯（Nortel）提供了声音和闭路照相机识别系统的软件－公安部已经对这项技术进行了很好的应用。美国在线正在悄悄地权衡着：如果公安部要求通报持不同政见者的信息，自己该如何做？明显地，“正确”的决定可以加速批准美国在线（AOL）在中国提供互联网服务，并且美国在线还有可能得到一个在中国电视市场上的立足点。实际上在10月底，美国在线与一个中国电视台签署了一项标志性协议。比较小的美国公司和比较小的国家，都嗅到了血腥味。他们与中国官员一起，主导了中国互联网安全展览会。中国电信正在考虑购买一种叫做iCognito的软件，它是一家以色列公司开发的称作“智能内容确认”的软件。这种软件陪同你上网，据说它可以进行实时检查。它是被用来过滤“赌博、购物、找工作、色情、股价查询或其它非商业资料”的，但中国买家的第一个问题必然是：“它能阻止(过滤内容)吗?”
在美国遭受了恐怖分子袭击后，在北京和美国企业间的一些幕后交易得到了新的重视。据蓝得公司的James Mulvenon透露，美国网络安全公司通过向中国公安部捐赠300
个活计算机病毒，从而进入中国市场。美国使馆已经监测到了picture.exe 病毒，它驻留在用户的计算机中，静悄悄地以把密码寄发到中国的方法，来破坏被广泛使用的加密软件“绝好隐私”。去年8月，臭名远扬的红色蠕虫代码的一些想法来自于中国，看上去比业余水平的恶作剧要高明一些。但中国军事报告中关于超限战的论述，明确地主张在危机期间使用病毒攻击，来削弱美国通信和财政系统。美国也许在将来会受到一次精密的计算机病毒的拜访。而这些病毒来自于Network
Associates公司提供的病毒的变种。
为什么一直以来，很少有人警觉到中国政府正在一步步地控制互联网？迈克尔指出，在网络时代刚开始的四年间，中国互联网快速扩展，锐不可挡之势连一向对中国政府存有疑心的人士，都认为政府监控网络活动的说法荒谬可笑。虽然当时已有谣传，说是光北京一处就有近30,000名的国家安全人员，专事监控互联网的活动。大家都认为中国国家安全体系松散、腐败并且充满漏洞，一些中国的机灵小子仍然可以穿梭防火墙、通行无阻地上网；网吧的常客，仍然可以匿名在网上集会结社。许多人将互联网视为一条汇入地球村海洋的民粹主义河流。然而就在此时，中国政府突然筑起一座网络版的三峡大坝。
月，政协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必须将所有中国使用者的资料，包括电话号码、上网时间及纪录保存至少六十天。同年11月，商业新闻类网站被禁。十二月，全国人民大会明令所有未经授权的网上政治活动为非法。2001年1月，认定在网络上传送诸如侵犯人权案例等「国家机密信息」为犯罪行为。二月间，引进「110网络警察」软件，封锁「邪教、色情及暴力」网站，并监控企图连结该等网站的使用者。三月，监控举动开始大举展开，数百封与江西学校爆炸案相关的电子邮件消失无踪；大约同时，中国有关当局宣布用来收集所有在互联网上流通讯息的「黑盒子」即将建置完成。四月间，逮捕使用互联网民主运动人士以及全国性查封网吧的举动，更是前所未见。发到西藏的电子邮件如果传得过去，也要三天才能收到，至于与(过滤内容)有关的电子邮件则完全被销毁。2001年10月，布什总统来到上海参加亚太经合会高峰会，他其实是进入了一个网络警察国家。但是为了转移可能有的批评，或者也是为了展示权力，布什在中国期间，中国当局立刻将原本对美国新闻网站的禁令解除，但是布什一离境，禁令马上又套上。在布什最近的这次访问中，任何关于放松中国网络管制的议题，都可能被「我们只是极力在对付境内的恐怖主义」、「什么！在这种恐怖主义当道的时期，你们竟然反对监控」等的说辞打消。中国其实是用了这套策略及说辞，掩盖了他们的真实动机。
中国政府对镇压互联网有其急迫性，但是对抗恐怖主义却只是借口，他们要应付的是放慢了速度的领导权接班危机、天安门报纸的解禁、网络(过滤内容)的成型，以及在街头巷尾都能感受到的一股对更大言论自由的需求。中国政府看似不得不相当程度地开放互联网，甚至推动所谓的网络「百花齐放」时期，但是，这背后也许有更处心积虑的策略运用，毛主席懂得怎么样放长线钓大鱼，而现在的当权者倡导的所谓网络自由，也是这种打算，其实他们就是要让反对领导权合法性的那批人，因为在互联网上活动而曝光；另外一方面，则是藉由这种网络大鸣大放的假象，吸引大量的西方投资。美国现有的监控、加密、防火墙及病毒技术，已经都转移给了中国的合作伙伴，中国人有一天说不定会把这些技术的矛头，转向对付美国百无禁忌完全开放的网络。我们出钱出力，将一匹自以为将发挥木马屠城记效用的特洛伊木马推进了中国，却忘了在木马上开个闸门。
假设一个中国的网络使用者，在寻找一个未被禁制的新网站(例如：weeklysandard.
com)，他并不抱希望能进到该网站，但是一旦他连上了，中国政府就会认为此举对国家安全将可能造成危害，而这位使用者在网络上的一切活动纪录都会被拿来定罪。与色情有关的连结纪录大概要判两年徒刑；与政治有关的可能将永远丧失工作、家庭及自由。传送电子邮件可能是最冒险的举动。两年前，我在中国的一个电视台摄影棚里工作，收到了一封美国朋友传来的电子邮件(他用的是Hotmail帐号，照理说应该很难监控)，信里头的「中国」(China)、「动荡」(unrest)、「劳动」(labor)及「新疆」(Xinjiang)这些字，都被断成两半，好像这些字都过滤了一样。我现在知道那是种警讯，而任何懂得上网的中国使用者，对这种警讯一定立刻就能察觉。
在镇压前，中国使用者可以在网吧里匿名遨游网络，或者使用代理服务器(proxy server)经由另一部电脑在使用者及网站间担任中介者，借以隐藏使用者的足迹，并逃避监控。很自然地，在中国最常被检索的关键字不是「布蓝妮」(Britney)及「波霸」(hooters)，而是「自由」(free)及「代理」(proxy)。百分之十的中国网络使用者，大约为数两百万人，惯用代理服务器来上网，以规避政府的控制。不过，去年春天起，中国政府已经研发或进口了一套系统来「嗅」出代理服务器。如果一位使用者，拼命键入各个proxy位址，终于发现了一个没被封锁的，这么一来反而是在帮政府收集黑名单，如此几番周折之后，我的许多中国朋友干脆放弃攀越防火墙。另外还有一种收费制的网络代理浏览器(web-based
proxy browser)，例如Anonymizer，但是中国人无法在网上使用信用卡，最后连Anonymizer也被封锁了。
这么说来，中国的互联网是不是已无可救药了？互联网在西方一些愤世嫉俗的伙伴辅助下，是不是注定要成为中国政府的监控及镇压工具？答案也许是否定的。在奥瑞冈大学的一群物理学家眼中，中国的网络防火长城，可能是经不起打击的。有一天，我曾经看着史帝芬许(Stephen
Hsu)图解中国的网络系统及其弱点。许和他的公司SafeWeb已经研发出一种叫做「三角男孩」(Triangle Boy)的代理服务器系统，这里的三角(triangle)指的是中国使用者、在防火墙外的服务器舰队，以及这些服务器的母船，而这艘母船是中国政府找不到的。已经有上万的中国使用者连上这套系统，20个最佳「三角男孩」搜索站点中有五个是中文网站。每天，中国使用者会收到一封列有「三角男孩」服务器新位址的电子邮件，这些位址能够让使用者连上他们原本无法连结的网站。因为这些位址常常更换，所以这套系统可以说是无敌的，任何对它的攻击，尤其是针对母船的攻击，需要庞大的资源才可能达成。
但正因为Triangle Boy能如此有效的让中国民众自由上网，国家安全当局肯定已在寻找能制服它的办法。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征召那些还急于对北京逢迎拍马的美国公司，要他们开发软件，好让公安局在新的proxy一出现时就能马上进行封锁。
要实际解决这种中国利用美国人打击网络自由的窘境，必须布什政府将中国的网络自由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要务，目前，美国政府对此并不重视。美国之音的网站被中国列为最高封锁的目标之一，而美国之音从去年夏天开始，每月补助「三角男孩」$10,000美金，即使如此，他们想传送每日新闻到800,000个中国邮件信箱的规划，仍不见得能确保实现。许估计提供「三角男孩」给一百万中国个人使用者(一个月大约可检视6亿网页)，每年所需经费约一百万美金。而每年预算3亿美金的美国之音，当然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持，而他们同时也在寻觅多种可能突破封锁的方法。但是如果美国把维护中国网络自由，明定为外交政策的重点，美国之音也才能有理由，来合理化、大规模突破中国网络封锁的举动，否则，也只能像现在小幅度地行动。
而为什么美国的政策仍然裹足不前呢？粉碎中国的防火墙至少在技术上与战略防卫，是同样有趣的工作啊！「三角男孩」在理论上仍有破绽，例如假网站、授权问题及「红色警戒」病毒的攻击问题。这就表示这项技术需要更高阶的运用，牵涉到永续提供经常更动的低阶网络proxy、镜站、加密电子邮件及普通话、广东话与英语的即时讯息服务，这些都必须有大量的供应量，才能压倒中国的防火墙。
有创意、想把网络自由带给中国的一些本土工程师们，可能要采取多种管道来达到目的。他们可能要透过香港来进行，据说那?侍斩喾欠ǖ牡缋孪呗房梢灾苯油ǖ焦阒荩凰且部赡芎鸵恍┍冉喜皇芄苤频耐绶窆┯ι蹋Jitong达成协议；或者他们会将讯息转成影像格式，以避开侦测文字档软件的跟监；而他们也可能运用中国网址原本都以特殊字元设定的情况，或者政府的proxy猎杀者都集中在特定地点的事实，这些精明的本地工程师，可以把99%的政府雇员全数打败。
不过，以上各种方法执行起来都需要大量资金，我们也不可能期待美国政府能够主导这种多元、结合民间的网络自由防御行动，就算他们支持整个理念，行政官员一定也无可避免的，会与特定行动的运作撇清关系。因此，这项维护网络自由的工程，就必需仰赖基金会、人权团体、宗教组织，及任何希望有个自由中国的机构的支持。
而他们的支持都会是值得的。碍于现在资本家都想和中国政权携手合作的现实，互联网可能是唯一一股能对抗阶级制度的力量了。就把维护网络自由当作是一种向中国政府征收的网络民主税；把突破网络封锁视作仰赖大学生及知识份子之外，另一种促进中国民主改革的方法。
&&&&中国互联网之父迈克尔说道：「在中国互联网的婴儿期，最早三个被封锁的网站中，有两个是反政府的站点，另外一个则是毛泽东主义网站。政府最感威胁的要害在哪里？他们最担心广大的民众得知外界的讯息。」最终将把民主带进中国的关键份子，不会是知识份子，而会是未来十年内能够用网络打电话、被赋税压得忿恨不平的农民。而那些怀有民主中国梦的人，能使用的却是日益萎缩的其它通路。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已越来越不再是自由化的动力。无论如何，能够带给中国人民民主的最大利器，仍是互联网。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弄清到底「谁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网络带给中国民主的希望将只是一个可能，只是另一个美国梦。事实是，就是我们美国人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补救，诚如迈克尔所言：我们可以铺下革命的联络网络。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中国未来的世世代代将不会原谅我们.
发表于：05-12-16 19:29
第四次失业浪潮！
文章提交者：燕云十八骑 加帖在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看得让人心惊胆跳:第四次失业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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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失业浪潮是七十年代末的知青回城，第二次失业浪潮是九十年代末的国企职工下岗，这两次失业浪潮恰逢国民经济正处于调整上升期和高速发展期，再加上国家政策的特别倾斜照顾，其负面影响被压到了最低。
　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失业浪潮的主角是民工和大学生，如果以民工的打工生涯十年至十五年为周期，第一批民工早就失业了，现在都是第二、第三批了。但因为他们根在老家有房有地，离开了工厂也还有田可耕。他们像候鸟一样一批批消失在城镇的上空，倒也无牵无挂。
　　在追逐利润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指引下的无计划无节制的高校扩招，使大学生从天之骄子变为落地乌鸡，刚毕业就失业已不是个别现象，近几年累计的失业大学据称已有上百万人。新闻联播报导现今16岁至29岁的青年人，十一人中就有一人失业，失业率高达9％。但由于他们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也无负担，还有年轻力壮的资本，父母也还有能力抚养，啃老一族也就得过且过了。
　　即将来临的第四次失业浪潮的主角将是白领阶层（白领一词是舶来品，何谓白领由大家见仁见智，笔者难作准确定义）。谁都不愿相信，但将是残酷的现实。这次浪潮涉及面广危害程度大，大家要小心啊！
　　白领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1995年以前毕业的大学生基本上都进了吃皇粮的单位。现在在私营单位打工的白领基本上是1995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和从皇粮单位出来的专业技术人员（以追求事业有成的自愿者和国企下岗的被迫者为主体）。他们的现今年龄阶段上限在四十左右，最主要的年龄层在三十左右。
　　这意味着老白领基本上是1962年左右出生，而是中国出生人口最为庞大的二十年婴儿潮，日零时为标准时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大陆人口共1，008，175，288人中，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日零时的694，581，759人相比，18年间共增加313，593，529人，增长45．1％，平均每年增加17，421，863人。加上同期的死亡人数，保守估计二十年内应出生了约四亿五千多万人。这批人现全部进入了就业期，就业压力和挤压举世罕见，可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特别是1998年高校扩招后，2002年后大学生潮汹涌而至。因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大学生潮直扑沿海地区。体力民工潮刚刚消退，脑力民工潮又再兴起，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老板们，你们真是幸福啊！
　　没有几个国家会把四十多岁的人列为被淘汰的对象，但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加上经济自由化的体制再加上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相信几年后没有几个老板面对绝对过剩的质优价廉年富力强的脑力民工，还会大发慈悲为45岁乃至40岁以上的普通白领留住饭碗。看看现今的招聘广告大部分都特别注明限求职者年龄在40或35岁以下，届时唯有感慨“既生瑜，何生亮”、“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了。
　　现今的大部分白领，成长在计划经济提供的低成本读书时代，毕业后又享受着自由经济的大餐，当他们以优越的眼神俯视同龄的民工兄弟和以庆幸的心情看着挤爆招聘会的师弟师妹时，有无发觉不经意间屠刀已向你们举了起来。
　　现今信心爆棚供楼供车的白领们，十年后向何处去？
　　中国的老龄化已不可逆转，2020年后5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高达约六亿人（以1970年中国人口总数约八亿人，减去50年间1970年前出生人群的死亡人数约二亿人粗略计算得出），届时将占人口总数的40％以上。05年10月22日南方都市报报道：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到2050年我国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因中国未来的二十年内体力劳动将依然是主要的劳动形式，黄种人相对于白人和黑人较差的体质，尤其是当今大部分私营企业长时间高强度的用工体制对劳动者劳动能力的过度透支，都将使50岁以上乃至更年轻的劳动者不能从事或很难胜任大量的工作岗位，现今“4050”人员就业艰难可为铁证，以50岁而非国际通用的60岁作为老龄化的标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古代提倡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就是尽早补充年轻劳动力来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中国现行将适龄劳动力的年龄跨度定位于16―60岁，基本上是不顾国情的一厢情愿。50岁以后何处去打工，绝对将会是摆在我们许多人面前的沉重的现实。
　　独子政策和当代青年的晚婚晚育甚至不育又使未来的劳动力数量锐减，1990年7月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人口是１１３３６８万人，同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日零时1
008 175 288人相比，八年间共增加了125 507 213人，增长12.45％，平均每年增加15 688 402人。日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人口共１２６５８３万人。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１９９０年７月１日０时的１１３３６８万人相比，十年零四个月共增加了１３２１５万人，增长１１．６６％。平均每年增加１２７９万人。日，我国内地第十三亿个小公民诞生，同2000年11月的126583万人相比，四年零三个月共增加了341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804万人。。二十三年间净增人口约三亿人，加上同期死亡人数，出生人口约为四亿人，有专家预测至2040年左右中国人口将零增长，2003年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不过是青壮年人口开始大规模减少的前奏。但如果中国为未来储备劳动力而在现今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因为现今处于生育年龄的中青年夫妇大部分没有铁饭碗，四五十岁以后都面临失业的风险，一旦现今允许生育多胎，不仅将马上拉低现今的生活水平，将来也基本上是大人没工作小孩没长大，很多家庭将陷入老天所依少无所养的悲惨境地。中国现在放开生育而解决老龄化问题，将会使人口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特别是现今新生儿男女比例的失衡，又注定将产生二十年后的四千万光棍大军，这些光棍将主要集中在农村和贫困地区，而这些人又恰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源头。他们将来连基本的娶妻生子的可能性都没有，面对如此绝望的人生，他们是成为惹事生非的流氓无产者乃至光棍乱国还是老老实实去工厂打苦工，将会是很大的问题。最近媒体报导的深圳砍手党广州背包党触目惊心的暴力犯罪，以及近几年以村镇为单位的农民结伙流窜犯罪为特征的犯罪专业村镇的不断出现，所折射的部分新生代民工仇恨报复的畸形心态，已经勾画出了成长在城市边缘的第二代民工中的少数人从农民到流民到暴民的演变痕迹。据统计今年全国公安机关仅在打击两抢一偷专项斗争中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竟高达约44万余人。在当今犯罪越来越地域化组织化职业化的发展趋势下，从现今的暴力犯罪到将来的聚众暴乱，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一旦没有了温训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应该就要向下了。
　　而邻近的越南和印度届时将比中国年轻十至十五岁，世界范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也许将不可避免。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又转移到韩国东南亚又转移到中国，我们有能力保住这世界加工厂的头衔吗？我们引以为荣的世界产量第一的服装玩具家电等，核心技术和品牌又有多少攥在自己的手中？特别是美国日本及中国台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制衡中国，近几年大力扶持、投资印度越南等新兴市场，更使产业转移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04年中国向欧盟出口自行车约200万辆越南是约150万辆，05年欧盟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设限并需延续至08年，大量订单和投资已转向其他国家，欧盟将于06年实行的近乎苛刻的机电产品环保标准，又将大幅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欧美制定的SA8000国际劳工保障标准虽然客观上有利于提高中国民工的待遇，但也直接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独步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局面最多再维持十至十五年。
　　最近启动的事业单位改革，也许又将使上百万专业技术人员下岗。曾经代表着美好前程的学历文凭职称，在资本和利益的面前不堪一击斯文扫地。失业已不再是体力民工和文盲的专利。现今有些企业已开出了月薪五百元招用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简直就是比体力民工都不如了。
　　十至十五年后沿海地区耗尽了二十年婴儿潮的人口红利，将要为他们支付巨额的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金，05年10月22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世界银行的报告预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至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现今富得钱花不完的沿海地区财政收支将日趋紧张。现今大把花钱的新生代高消费零储蓄透支未来的生活习惯，将导致现今40％以上的高储蓄率直线下跌（这一点在日本和韩国已得到验证），建立在高储蓄率基础上的依靠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将难以为继（现今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0％左右，远高于其他国家）。现今横扫全球的中国制造全球消费的加工出口型经济模式（外贸依存度05年1--8月竞高达80％左右）也很难永葆青春和辉煌，更关键的是大部分的进出口金额和高新技术产品都是由三资企业完成，广东月份进出口总值是二千多亿美元，其中三资企业是1400多亿，民营企业是200多亿。如果外资因各种原因大举撤离，中国经济尤其是沿海地区将马上倒退。明白这一点，三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艰难和被人为压低的劳动力价格等问题也就不言自明了。过低的劳动力价格、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保障的缺失等因素，使十几亿人口的国内消费需求却成为不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国内消费总额只占到GDP的55％，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5％左右。人口逐渐老化导致消费力下降更将使消费不断萎缩。对内靠投资对外靠出口，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二大发动机将很难像现在这样活力四射、热情澎湃。
　　近几年火爆的房地产业使中国的城市报上了华丽的外衣，直观又直接地刺激了许多人对未来近乎膨胀的信心，但岁月不饶人，十至十五年后现今大批年近六旬拥有住房的老人过世所遗留的住宅将大量空置，因这批老人很多都受惠于计划经济的福利分房政策，基本上是人手一套，所遗留的房屋数量将十分庞大，如他们的孙子辈不嫌弃住旧房子，将会很幸福地不用似现今的青年人辛苦供房而有大把现房可住。股市的低迷、国家对外汇黄金市场的管制、超低的银行存款利率，使得房地产成为普通百姓投资保值的近乎唯一选择，据05年11月统计广州每百户居民拥有的房产是119套。但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和各种管制措施的逐步解除，相信不会太久就会有大量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抽身而出而投资于其他领域，正如前几年大量资金从股市中流出一样。特别是国家将开征物业税，房产所有人不论有无收益都必须交税，拥有多处房产的收租婆或投资者也许抓住的不是香饽饽而是烫手的山芋了。九十年代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失业白领将被迫抛售住房回流内地带走大量资金，这和现今的体力民工回流截然不同，当然也有很多人不会回流而靠失业金艰难度日。05年9月全国空置商品房面积达1.08亿平方米，按如此速度再累积十年将会是天文数字。近几年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已超前消费了大量的未来需求，全国银行发放的个人房贷金额近三万亿元，背负几十万房屋按揭借款的“负翁”满大街都是，据称中国某些大城市居民的平均负债率已超过美国。如果因各种原因而出现业主大规模断供的局面，银行将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国家将被迫发行大量纸币来填补银行的坏帐，由此将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乃至金融危机。在追求片面政绩的有关部门和追逐暴利的房产商的联手操纵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到底还有多少理性和诚信！建立在几亿超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真的能长久维持房产不败的神话吗？
　　绝对不能！香港的房产都可以跌掉大半，变何况若大一个中国大陆。随着青壮年人口的不断减少、各种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条件和因素的消失、以及经济由高速发展转为平稳增长，供给过剩需求萎缩房地产价格将直线下跌（按收入比计算当今中国的房价是世界最高，有什么理由再高十五年），这种下跌既可能是绝对值的减少，正如现今上海房价的下跌，也可能是相对价值的贬值，也许现今需耗尽毕生积蓄的房产将来用十年积蓄就能买断。沿海地区现今下金蛋的房地产业将一蹶不振（现今很多倾三代人积蓄买房并负债累累的新新人类，你们将要肩负上要赡养四个老人下要抚养一二个小孩中间还要养活自己的重担，一旦房产缩水或遭遇经济危机天灾人祸，你们将何以生存！），大量下层工作岗位将减少，沿海和内地的下层民众的经济差距和收入将缩小，内地体力民工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将无利可图（广东的民工平均工资十年内名义上涨68元实际大幅下跌可为铁证，如果老板们大幅提高民工工资又将导致成本上升从而丧失竞争力）。交通便利（比如五年后开通武广高速铁路）所带来的运输成本的降低和货物周转的方便快捷，应该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内地转移的促进因素。二十多年来为沿海地区慷慨提供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又提供广阔市场的内陆地区终于快盼来了人员资金回流、产业转移的发展良机！
　　广东正大力实施的以汽车钢铁石化为龙头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化产业调整和升级，必然不能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广东仍然将富有但财富将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日本韩国等都已经走过了这样的道路。但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新兴产业将根本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劳动力，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将必然导致大量的劳动者失去工作，05年上半年深圳就出现了一次民营企业大规模的裁员行动。二十多年来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的沿海地区将出现严重的人口过剩，现今很多人以为辛苦供了一套房子就能落地生根永享富贵的设想也许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内地劳动力在供给上将日益减少，农民就近打工将成为兼业的主流，很多专家学者所宣称的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几亿农民进城根本没有可能，其原因第一是国内资源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现今全国范围内的煤、油、电、水等基本资源全面紧张可为佐证；批错一个人多生几亿人，中国现在的人口规模本就是错误政策所导致的一个难堪的现状，以这样的远远超出环境能源承载能力的人口规模简单套用西方国家至多在一亿多人的人口规模上实施的城市化道路，基本上将会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第二是这个地球根本不可能消费容纳如此众多民工制造的产品，即使欧盟美国的工人全部失业也满足不了，现今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反倾销被诉国就是证明；第三是中国农村已没有如此众多的富余劳动力，在现有的集体所有承包到户的土地制度下，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至少在南方省份很难实行，农业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教育滞后技能缺乏收入微薄等原因，现今三十岁以上进城打工的农民由民工转化为定居城市的产业工人或市民几无可能，至40岁或50岁以后仍然要回乡务农或成为城市流民。现今有些数据将七八人甚至十几个人挤在一间集体宿舍的进城务工农民统计为城市化人口，简直就是欺世盗名。截止至2000年11月中国0―14岁的人口为28979万人，对应的农业人口按64％的比例计算约为18546万人，未来十五年内上亿年青农民进城定居或打工在客观上都无可能，否则谁来耕田种粮养活十五亿人！内地城镇的独生子女基本上更加不会成千上万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打工。建立在大量农民进城定居基础上的城市房地产业将长盛不衰的判断过于乐观。或最多是进城农民贫民化而没有消费能力，现今全国四千多万失业又失地的进城农民贫民化可为铁证，我们需要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吗？
　　未经专业培训的体力民工在需求上将很难满足广东等沿海地区产业升级的要求，新生代民工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人性的觉醒，也使他们越来越难以接受精神和肉体都备受煎熬的打工生活，现今很多青少年宁愿失业也不愿打工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不从根本上改善民工的生存环境，依然强调要民工任劳任怨吃苦耐劳，依然把经济的发展基础建立在劳动者的血肉之躯上，这是可耻的奴隶主的思想和行为，必将被社会进步的巨轮碾个粉碎。供给和需求的同时压缩，必然导致孔雀麻雀大规模东南飞将丧失主客观的基础，现今广东等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只会愈演愈烈（除非实行圈地运动式的土地私有化政策将农民赶进工厂，但这将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中国历代王朝无不因土地国有的均田制而兴土地私有的土地兼并而亡。毛主席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而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绝对英明，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到1958年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很多农民已经失去土地。笔者哀心盼望现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不要让千百万农民沦为生产线上的奴工），现今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区域将沦为经济废墟。产业转移加人口老化加劳动力衰减，外资出钱内地出人的低附加值加工出口型广东发展模式还能维持多久？外来人口是本地户籍人口数倍的东莞深圳还能保住现今的繁荣吗？明天的广东还能再养活一亿三千万人吗？
　　人口的变化导致国运兴衰在中国古代已有先例。唐朝人口从624年（唐高祖武德元年）的2274万人增加到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的8775万人，期间孕育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朝人口从1661年（顺治十八年）的8490万增加到1805年（乾隆十六年）的33218万人，期间出现了康乾盛世。但随后唐朝却爆发了安史之乱，清朝开始了百年积弱，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人口总数和年龄结构的变化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果现今中国的发展模式不能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粗放型发展转变为节能高效环保的集约型发展，产业结构不能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国民收入不能由赚点加工费的中国制造转变为获取高利润的中国创造，哪么完全可以断言现在就已是中国发展的顶峰和极限。等到二十年后人口老化资源缺乏生态恶化等危机一并爆发时，养活自己已属不易，怎敢妄想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此处不留爷，也许将会处处不留爷。十年前孔雀东南飞十年后西北回，二十年一个轮回，攒下的也许只有一套带不走也不知届时价值几何的房子，这会成为事实吗？
　　艰苦奋斗一生，到45岁却可能是房子没供完、小孩没长大、工作没着落，出门坐公车都要心疼那二元钱。
　　白领们，二十出头时嫌你没经验老板不要你，四十多岁时嫌你体衰多病老板炒了你，能够卖个好价钱的时光也就是十多年，也没有多少政治地位前途和经济就业保障，和体力民工又有多大区别呢？在资本面前，蓝领白领灰领统统都只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而己。从白领到脑力民工的转变，不过是资本取得的又一次小小胜利。如果我们还用计划经济的思维陶醉于大城市的户籍“鸟窝”高楼大厦白衬衣，还憧憬凤毛麟角的白手起家的神话会降临在自己头上，那就真应该好好看看《资本论》或中学政治课本了。
　　如果我们仍然听任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而无须承担人性道德及社会责任，仍然熟视无睹甚至齐声叫好先富阶层的炒人炒地炒楼炒医炒学，那么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和罪恶的论断，将是我们很多人的死亡证书。
　　我们的爷爷奶奶在翻身做主人的豪迈心情下为我们生产了五六个阿叔阿姨，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氛围下为我们准备了三四个兄弟姊妹，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可现在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利益至上效率第一，人多了就是负担人老了更是累赘。这就是我们七八十年代生人要偿还的上一辈的债，这就是未来中国一个解不开的结。
发表于：05-12-16 19:30
我们的爷爷奶奶在翻身做主人的豪迈心情下为我们生产了五六个阿叔阿姨，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氛围下为我们准备了三四个兄弟姊妹，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可现在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利益至上效率第一，人多了就是负担人老了更是累赘。这就是我们七八十年代生人要偿还的上一辈的债，这就是未来中国一个解不开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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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黑口黑口黑啊！
发表于：05-12-16 19:33
百姓没有基本的经济权力，富国强兵又何用之有？
文章提交者：夜猫出笼 加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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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来说，也许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看起来是很遥远的事，但谁敢说中国人不要工作权利、不要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不要基本的社会福利？中国正耗巨金于军备现代化，已把神五神六卫星送上天。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到实行共b主义，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富国强兵。但是，如果中国人没有基本的经济权力，富国强兵又何用之有？
中国确实吸引的全世界的眼球，而且不再是以落后贫穷的形象出现，这确实让中国人高兴。每个利益团体与各种社会力量均出自不同的目的看待中国：中国政府希望以经济发展谋求政治稳定；海外投资者希望在中国市场上获利，并且以他们的投资将会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为理由游说本国政府支持他们；而中国人则希望通过经济发展改善生存处境。
　　目前这个梦想似乎越来越遥远。尤其是中国的普通民众，现在几乎看不到生存处境改善的希望，不安定感与对未来的信心缺失越来越严重（消费者信心指数） 如果看中国的新闻，有两类新闻几乎是每天必有而且并非局限于某地某区域的事件，这就是国内民众此起彼伏的维权斗争与矿难，而矿难实际上也牵涉到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所有这些，都突显了一点，即中国社会出现结构性紧张，而这种结构性紧张又缘于中国人缺乏经济权利。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底层民众从中受益不多。这一点成为许多普通中国人想不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增长率这么高，我们却不能从中受益？
　　 其实，中国的改革还是使一部份人从中受益，这部份人就是中国金字塔形社会结构中居于顶端及接近顶端的中上部阶层。问题在于，在中国社会当中，居于金字塔结构底部的底层人群过于庞大。
　　 一、中国的金字塔社会结构与结构性紧张
　　这里先解释一下结构紧张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结构紧张”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他认为，所谓“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 ）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比如，某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过于强调金钱、致富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社会所能够提供给人们的挣钱手段又不多，这时候，社会就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默顿认为，这时社会矛盾、犯罪、冲突就会激增（Merton，1938）。而此时此刻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我首次使用“‘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一词，是在1994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一文里，这篇文章后来作为《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第五章。我用这个词，是试图描述那种顶层呈尖端状，上层阶级、富有阶级人数很少，中间阶级呈过渡状，而下层阶级数量庞大的社会结构。到了2000年，我再次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中使用这个词。但我都是将城乡人口放在一起分析，指出中国社会居于金字塔底层的人口高达社会总人口的83％，中产阶级11％多一点，中上层占4％多，而上层只有1％左右。这种分析后来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主持的一项研究所否定，那项研究提出中国社会有十大职业分层，并得出中国社会是个“洋葱头”结构的结论。所谓洋葱头结构，其实与“橄榄型”或“纺锤型”社会结构同义，是指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而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比例都较小的社会结构。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做的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主要以职业作为划分阶层的依据，问题是划分阶层的依据并不是职业，而是三个标准，一是经济收入，二是职业声望，三是社会地位。这种划分才有实际意义。而以职业做为划分阶层的标准，肯定不妥，比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国家主席、省委书记与一个小科员均属于这个阶层，但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与声望肯定不相等。经理阶层当中，既有上千亿资产的国有大企业经理，也有资产仅几十万元的小经理，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也肯定不相等。这个所谓研究报告的要害是将职业划分标准偷换成社会学中划分阶层的标准。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陆学艺主持的这项研究报告最近其实也遭到另一位学者李强一项研究的否定。他根据2003年的调查数据写出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丁字形社会结构，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分别分析，认为城市里是金字塔形社会结构，但农村的社会结构则比城市更为糟糕，呈丁字形，社会底层占乡村人口的95％以上。这就比我当年谈到的金字塔结构还要糟糕。
　　目前，中国社会难于良性运行的原因在于：社会底层过于庞大，而且由于在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严重过剩的问题，使得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严重梗阻，各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需求差别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产阶级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丁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而中产阶级认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态污染，在底层社会成员看来却不那么迫切，因为对他们而言，活下来是首要问题，而活得好距离他们还很遥远。
　　 社会各阶层之间之所以在社会问题上缺少共识，原因在于：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利得到了满足，而底层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却处于缺失状态。.
　　 二、中国人的经济权利
　　与一般民众有关的普遍经济权利有如下几种：本人的工作权利、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以及作为基本经济权利的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包括三种，养老、失业与医疗。而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受教育程度与就业权利二者之间呈正相关状态，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机会越多。而教育程度严重不足的城市底层以及农村人口，已经被中国现代化这辆列车甩下，成为被时代抛弃的人群。
　　尽管中国政府将人权标准解释成“生存权”，并声称中国民众的生存权已经解决，无需他国指手划脚。但作为生存权利重要项目的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却表明，中国人民起码的生存权利都颇成问题。
　　 构成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有三大保险，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
　　 （一）正在迫近的养老保险危机
　　 按国际标准，中国在2000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60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已达1.3亿之多，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占国内总人口的10.2%。超过目前法、德、意、日、英的人口总和。在这样一个老龄化社会当中，老有所养应该作为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战略考虑。
　　 但中国显然还未做好准备。两项指标足以说明中国养老保险正面临严重危机，第一是参保面过于狭窄；第二则是政府积欠的养老金日益庞大。
　　 1、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到底有多大？
　　 中国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不易弄清的问题，中国政府提供的统计数据就是造成这种混乱的根源。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以此看来，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初步构建成功，但才三四年过去，就有消息称中国政府积欠了职工大量养老保险金。
　　 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前财政部长）在一次演讲中公布：截至2003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5,506万人，占总人口的12%，占城市人口的30%。
　　 但更大问题发生在农村。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小， 参保人口只占农村人口的6.03％，二是保险保障水平过低，人均保险金一年才477元。有人指出，目前开展农村养老保险的大多是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参加养老保险的人也几乎都是农村的富裕居民，而未来养老将会面临困难的不发达农村地区和贫困农村居民却无力投保，这种“保富不保贫”现象是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死结。此外还有2.5亿农民工也没有养老保险。
　　 2、养老保险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
　　 政府积欠城市职工的养老保险金是个已经存在多年的问题，而且积欠的规模越来越大。项怀诚对此曾给过两个数据，一是积欠了1万亿，但在日在赛瑟研究中心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积欠养老保险金高达2万亿元。我这里只采用1万亿之说，是因为2万亿之说仅在一处出现。
　　上述数据说明，政府积欠全国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从1997年到现在，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期，2004年GDP总额高达 136,515亿元，全国财政收入高达26,355.88亿元，支出为28,360.79亿元，财政赤字为2,004.91亿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尚积欠如此之多的职工养老金无法支付，这意味着积欠的养老金将是一笔无法清偿的国家债务。
　　这种情况在中国被称为“养老保险危机”。从养老保险金的状况来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全国企业养老保险金收入即使在“空账运行”的情况下也收不抵支，而且年度赤字规模持续扩大，只能靠政府财政来补贴。资料显示，2002年仅中央财政就向其补贴408．2亿元。
　　 （二）失业保险竟成了“劳动强势者俱乐部”
　　 在社会福利制度的三大险种当中，失业保险一直是个弱项，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覆盖面非常狭小，许多失业者根本不在覆盖范围之内。
　　中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始建于1986年，其主要目的是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这一年，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对国营企业职工实行职工待业保险制度，参保单位因此亦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主。近年来，不少国有企业效益下滑、生产经营困难，对于失业保险费则能拖则拖，逐渐出现了许多欠费大户。2004年，中国有1亿584万人参加了失业保险，失业人口高达2400万人，但只有419万人领到了失业保险。
　　除了国有企业与部份集体企业之外，有三大群体不在失业保险覆盖范围之内。一类是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员工；第二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尽管“下岗职工”是事实上的失业者，但中国政府的承诺是要到2007年以后，国企职工失业后才能直接进入失业保险范围。所以从“下岗”状态进入领取失业保险金，中间还需要等待好些年头。第三类则是初中、高中毕业之后，从未在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有过就业经历的失业青年。这一群体被劳动学研究专家和社会学家们称为“新失业群体”，虽然现有资料没有关于“新失业群体”总量的精确数据，但在已有的一些小范围调查中发现，在一些中等城市中，“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
　　 尽管中国的失业保险金非常低，甚至不足以维持失业者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但因为许多在非国有企业工作者及农民工等需要保障的弱势人群被排除在失业保险之外，所以，中国国内有研究者将失业保险称之为“劳动力强势群体的俱乐部”。
　　 （三）失败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　　 医疗保险的覆盖率甚至比养老保险还要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03年底，参加全国医疗保险的人数仅占城镇人口的20％，而农村只有不到10％的人口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的保障。
　　 尽管占全国人口20％的城市居民号称享受着中国2/3的医疗卫生资源，但一项调查显示，城市人口中还是有五、六成的老百姓应该看病却不看病，大约三成的老百姓应该住院却不住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看病太贵。每年中国“两会”期间，不少“两会”代表都提出提案，希望政府解决公共医疗体制中的严重问题。
　　 而农村的情况就更悲惨。1978年中国改革以前，农民的医疗保障主要依靠合作医疗体系。改革以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体系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合作医疗覆盖面很快就由1980年的69%骤降到1983年的20%以下，到1986年只剩下5%，全国农村大多数村庄的合作医疗都解体、停办了，村卫生室（合作医疗站）变成了乡村医生的私人诊所。农民失去医疗保障后，由于医药费用支出的增长大大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生病后普遍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从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增长2.2倍，而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由10.9元增加到79元，住院费用由473.3元增加到
2,891元，分别增长了6.2倍和5.1倍。农村中因病致贫的农民占贫困户的30%至4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60%以上。即使在经济发达、富甲一方的苏州地区，仍有20%以上的农民无力治病。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20多年，但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拨出的合作医疗经费只是象征性地每年500万元，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也是每年500万元，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约1分钱。这区区1,000万元人民币（约合120多万美元）的合作医疗费用用于解决10亿农民的医疗保健，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
　　 也正因如此，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才在一个关于医疗保险的调查报告中总结说，在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医疗费用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但是医疗的公平性却在世界上几乎是倒数前几名之内。因此“中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是个错误”。
　　 三、发展经济的目的应该是改善中国的人权状态
　　 但上述被纳入社会保险体制内的还不是中国最悲惨的人群，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底层贫困人群。截至2003年底，全国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为2,247万人，月人均领取58元，折合7美元。
无法设想一个人如何依赖这7美元维持生存。
　　如此现实，让人不由得发出疑问：这种经济高速发展除了支撑中国政府的威权统治之外，对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到底有多大意义？
发表于：05-12-16 19:34
文章提交者：夜猫出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文章提交者：堂吉坷德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基本认同, 过了元旦, 人民币可能再升值. 劳动成本上升会导致外贸大幅减少和外资撤离.这样,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会停下来. 到时不管哪个年龄阶层人士都要受冲击.
放心，ZF会压低工资，保证出口的低成本，不要小看ZF的乾坤大络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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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劳动者的工资, 也会被人家以反倾消的理由去加以制裁. 结果是一样. 两难啊!!!
发表于：05-12-16 19:34
在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前景的诸种因素中，国内外一致不看好的当属金融业，而中国政府也一直在想方设法想摆脱缠绕金融业的危机因素。就在前不久，中国银行表示将在今年十月前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寻求多达六个「战略投资者」。中国政府还表示，将再次动用外汇储备，为中国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这两家国有银行分别注人二百五十亿美元的资金，减少坏帐比率，让这两家银行在海外上市时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不良资产率到底有多高？
中国金融系统经营状况不善的主要标志有两条，一是坏帐比率，二是自有资本充足率。从前年开始，中国银行业一直向外发布各种利好消息，宣布通过银行上市、政府注资、坏账剥离等手段，银行业改革即将大功告成的消息。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率一直在下降，二OO二年第一季度，戴相龙多次指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比例为百分之二十五点三。今年上八月底，中国银监会公布，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和十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低于百分之二十。但这一说法甚至没有得到本国研究者的认同，不少研究者指出，百分之二十二点九这个资料具有不可比性。一是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没有包括已经转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万五千上八百八十八亿不良资产，如果加上这一块，估计不良贷款率就需修正为百分之三十五；二是中国国有银行对贷款仍沿用「一逾（逾期贷款）二呆（呆账）」的办法，而非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办法，这也使得名义上的不良资产比率较低。
至于国际金融界关于中国银行的坏帐比率更是众说纷纭，比中国政府公布的数位要高许多。国际债信权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于二OO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让中国政府大为不快的评级报告，该报告全名为「中国金融服务业展望二OO四」报告。这个报告对中国政府颁布的利好消息给予了致命打击，第一，中国主要银行，包括被中国政府视为王牌的四大国有银行在内的十二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状况全为投机级，即BBB-以下；第二，标准普而估计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比例大概在百分之四十四到四十五。这与目前国内官方当时发布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九相去甚远。
标准普尔维持四大国有银行低评级的主要依据是中国银行业的贷款不良率高、拨备不足；盈利能力弱；资本金不足这三条。对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标普的估计则与中国官方差别甚大。标普估计，二OO二年底中国金融体系不良资产可能几乎占据贷款总额的一半。在说明中国不良资产比率估计为百分之四十四至四十五时，标普强调：一，所采用的指标为不良资产率而非不良贷款率；二，百分之四十五的不良资产率是当前数位，并不包括一九九八年早已剥离的一万四千亿不良贷款。这一比率虽然较之标普以前百分之五十的估计有所下降，但是依然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不仅与二OOO年世界前二十家大银行（不包括中国的银行和未提供资料的银行）百分之三点二七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相去甚远，而且也远远高于亚洲危机前东南亚各银行的水平（东南亚各国银行在金融危机前不超过百分之六）。
标准普尔还作出另一项预估：登出中国银行体系的呆账以及银行再资木化的费用约六千五百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之四十。
*四大银行坏帐每年增加六千亿
中国金融状况一直不被看好的另一个原困是银行自有资产占总资产比率远远低于国际标准。用以规范国际金融业的《巴塞尔协定》规定：各国银行自有资产的比率不得低于银行总资产的百分之八，如低于此数，则应该视为银行破产。而中国银行的自有资本率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至一九九五年，中国各大银行自有资产已经下降至总资产比率的百分之三。此后中国政府虽然努力用国家注资的方式帮助银行剥离不良资产，改善资本充足率，但由于积弊甚深，新的不良贷款还在不断增加，这一努力未见成效。据此，国际金融业的一些专家早在若干年前就指出：如果撇开中国银行业是国有银行这一点，仅从技术上来看，中国的银行业已经破产。
近几年，中国政府一直想赶在「入世」以前整顿金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充足自有资本率。从一九九八年以来，中国政府曾三次由中国政府向中国、工商、建设、农业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注资。第一次是一九九八年向这四大国有银行注入了三百三十亿美元，以改善银行资本充足率；第二次是一九九九年又从四大银行的账目上剥离了一千上八百九十亿美元的不良贷款，转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第三次则是二OO三年继续向四大国有银行注入资本，规模据称达四百亿美元左右。
但是中国的银行由于内部腐败、监管不力以及浪费等体制性弊端积重难返，上述改革并未带来大的转机，不良资产继续增加。一位金融界人士分析，成立时间不太久的银监会在监管方面虽然以降低「两大不良」为目标----所谓「两大不良」一是近三万亿元的银行不良资产，二是每年要处置近五千亿到六千亿元的不良贷款日日但以实际情况看，成效甚微。旧债刚去，新债又生，一九九九年的银行不良资产为二万多亿，这年由政府注资「剥离」掉一点四万亿不良资产，但至二OO二年，四大国有银行体系内又新增一点七万亿不良资产，意味著每年新尝不良贷款为五千到六千亿。政府注入的钜额资本等于将水浇在沙滩上。中国政府使用的这些注入资金是中国民众的银行储蓄，也就是说是中国百姓掏钱填了四大国有银行一年不良贷款的窟窿。这些不良贷款的出现，完全是银行系统腐败，大量违规放贷引致。
今年对「经济过热」实施所谓「宏观调控」，其实就是对几个过度投资行业的降温。据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调查，截至二月末，电解铝、钢铁、水泥三大行业投资专案中，百分之四十二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这三大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均在百分之四十五以上。钢铁等三大行业与中国国有银行之间的这种借贷关系，预示著这轮宏观调控，必将导致银行形成新的坏帐。
*图以中银海外上市补充资本金
从各种局部资和看，中国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处于「前清后欠」状态，基本上是旧债末清，新债又添。所以中国政府虽然宣布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在逐年下降，但从未对不良资产比率如何下降这一过程作过让人信服的说明。鉴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资料造假，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业的状态并不乐观，一致评估为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即使在中国内部，尽管政府言禁严厉，但银行的经营状况也时常成为一些专业人士质疑的主题，早在前年就有人提出疑问：四大银行不良贷款下降并不真实，二OO三年初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政府也正式承认不良贷款是前清后增，总量还在增加。
对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不佳，且已经丧失了依赖自身积累补充资水金的可能性这一点，国内专业人士其实早有共识，因此中国国有银行系统补充资本金只能依赖外部注资。如前所述，政府已经数次注资但无效果。况且中央财政隐性债务压力巨大，按照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对中国政府的金融状况所作估算，在政府的财务平衡表的债务栏内，有国家财政所欠债务，相当于GDP的百分之二十，这包括国债以及政府强迫国家银行贷款支持的非商业用途贷款。此外，政府债务还包括国家银行的坏帐，中国政府已经承认的银行呆帐、坏帐数额是一点二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百分之十五。拉迪估计，银行呆帐坏帐的真实数额是中国政府承认数位的一倍。
除了以上两大项外，政府债务还包括未来侍付的钜额退休金，支付城市职工退休金的责任已经从国有企业转移给了政府，政府欠下的退休金债务相当与GDP的百分之五十。合在一起，中国政府的债务约等于中国的GDP总额。这种财政状况表明，国有银行依靠政府财政继续注资几乎没有多大可能。另一条途径是通过国内股市补充资本金，但一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容量太小，二来中国股市已经被过度投机折腾得一路走熊，没有多大潜力。所以只剩下一条唯一途径，即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来注资，这已经成了中国政府摆脱金融危机唯一的希望所在。前一向中国政府倾尽全力争取所谓「市场经济地位」，说穿了，也就是希望通过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后，中国政府能够为四大银行的信用「背书」，达到在华尔街上市并向外转嫁金融风险的目的。
但中国金融业要实现大规模海外上市，除了具备三个前提：一是海外根本不了解中国金融系统的状况，但现在看来这一前提不存在；二是批准中国海外（尤其是华尔街）入市的关键人物们对中国金融系统状态的评估与大多数专业人士不一致；三是即使了解中国的金融业风险也愿意冒险「吃河豚」。
但愿中国银行海外上市梦能够早日实现，毕竟这又能够维持几年「稳定」局面，而且为这「稳定」买单的又不是中国人自己，很符合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爱国理想。
发表于：05-12-16 19:43
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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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会议10月16日落幕后，人们预期的美国将向中国就人民币汇率施压的局面并未出现，美国财长斯诺给出的“六字真言”却被中国媒体广为报导，那就是“少储蓄，多消费”，以启动市场需求。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看了为之气结：难道我们竟然就笨到连这点简单道理也不知道，竟需要外人来指点？近七八年以来，哪年我们没向政府建议，让老百姓减少储蓄，提高消费。难道真是远来的洋和尚念的才是真经？
笔者倒真是想为中国经济学界打抱不平：自从十余年前中国城乡居民储蓄超过 35,000亿以来，政府智囊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都齐齐将眼睛盯住老百姓的钱包，都想将那点钱抠出来，启动内需，重振疲软已久的市场。谁都明白，一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更何况目前中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了37％。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启动内需才是经济发展的长远之计。
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将老百姓腰包里的几个钱抠出来，中国不断在启动各种“改革”，将原本是政府欠老百姓的福利变成改革对像── 这里必须解释一句，中国人的工资在改革以前及80年代都比较低，那是因为这工资只包含生活费，比如吃饭、简单的衣着与生活用品，举凡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的费用，都不在工资里，而是作为单位福利分配给职工，这也等于是政府欠下老百姓的。计划经济下的高积累就是这么来的。一旦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都成了“改革”对象，老百姓就不得不拿钱再次“购买”，这就产生了两个效应：
一是中国老百姓囊中的钱在这些“改革”中逐渐消耗掉。对于自身的消费，中国老百姓历来就克勤克俭，于是近些年来，不少人有病不敢看，因病致贫的家庭每个地方都能抓住一大把。住房差些也无所谓，只有子女教育不敢马虎。而中国政府自1999年以来推出“教育产业化”政策，使高等教育收费每年以30％的速度上涨，于是中国一个中等收入家庭都需要倾囊而出，才能勉强支付一个子女的大学学费。穷人的孩子因无钱上学而绝望自杀、家长因无法支付子女学费自杀的新闻每年都见诸报端。最后“教育产业化”成了只有教育利益集团受益而举国痛诟的改革。在巨大的道德压力之下，原来向政府献“教育产业化”之策的经济学家汤敏，从去年开始要向外界努力辩解他并非“教育产业化之父”。
第二个效应是民众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产生危机感，加大储蓄比例。这些年来，为了弄清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爱储蓄，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直辖市的城调队经常调查，但所有调查结果都惊人地雷同：储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的教育费用，为应付本人的养老、医疗等不时之需均排位靠后。这种情况下，除了高等学府与医院，哪还有什么种类的消费能够将老百姓口袋里那几个可怜的钱掏出来？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占人口80％以上的普通老百姓口袋里到底有多少钱？最新数据表明，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达13.37万亿，按13亿人口计算，几乎是人均一万元。面对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存款，来自喜好提前消费的美国的斯诺，自然觉得中国老百姓应该多消费，少存款。但问题在于，这些巨额存款中又有多少真正属于升斗小民？
凡研究中国经济的人都对下列数字耳熟能详：中国的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平等，按照最新的调查数据，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 4％，最低收入组只占1．3％，二者的比例为51：1。而实力最雄厚的最高收入组的消费早就已经是奢华级的，其子女留学费用的巨额支出流往它国，与本国内需无关。
中国老百姓并非守财奴，有了钱谁都想过好日子。目前这种尽量压缩即期消费加大储蓄的理财模式，完全是时势所迫。这种情况下，中国媒体再广为宣传斯诺的六字真言，也无法让老百姓“多消费、少储蓄”，以“启动内需”。
发表于：05-12-16 19:43
寅吃卯粮债台高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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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条消息表明中国政府将外资进入的大门开得更宽，一是9月28日新华社报导，中国国务院批准了国际金融公司（IFC）发行人民币债券；二是瑞士联合银行（UBS）通过一笔17亿元人民币（合2.105亿美元）的交易，获得了北京证券（Beijing
Securities）的管理控制权。许多外资因此感到欢欣鼓舞，声称要加强游说力度，全方位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其热闹情景正如前几年几家外国银行刚拿到中国政府赏赐的银行坏帐处理权一样。
　　直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禁止地方政府发放各种形式的债券筹集资金，为何现在竟如此慷慨大方地将发行债券的“特权”赏赐给IFC？这当中有个不便对投资者讲明的缘由：中国政府抱着债券市场与证券市场这两块肥肉啃了好多年，从这两个市场上再也榨不出任何油水，才将这两块啃剩的骨头抛给了外商。而品尝这块骨头的滋味最终也不会比外资银行当年品尝银行坏帐的滋味美妙多少。
国债发行成了榨干油水的骨头
　　 为什么分析国债？原因在于国债号称中国债券市场的“金边债券”。但这一“金边债券”早已风光不再，就在9月13日，中国一年期国债发行价为98.87元，对应收益率仅为1.1585%，这不仅创下了历史最低记录，而且与银行资金成本形成倒挂，离市场最后心理防线0.99%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仅差16个基点。
　　 另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尽管持有大量闲散资金的中国商业银行依然是一年期国债最主要买入方，合计认购量达到了213亿元，占了一年期国债发行总量的64.21%，然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认购量明显下降，共为87.3亿元，所占比例降至26.31%，比去年一年期国债发行低了整整10个百分点以上。而众多实力远逊、且投资机会不多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则成了国债的主要买主。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愿意购买的原因很简单：目前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成本在1.25%以上，中小商业银行甚至更高。但是即使算上承销手续费率，一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也只为1.2085%，明显低于银行资金成本。国债对应收益率与银行资金成本形成倒挂，表明国债发行其实已经成了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由此可见，坐享金融垄断之利的几家国有银行认购国债，只是为了完成中国政府交派的任务，做做样子而已。
2003年国债遭遇发行困境
　　 其实早在2003年发行国债严重受挫以后，中国政府就开始考虑要在债券市场引进外资。
　　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但直到1997年，发行规模都比较小，普通民众是国债的主要买主。但后来由于国债规模越来越大，民间无力认购如此之多的国债，于是中国的国有银行就成了国债的主要买主，这实际上等于中国的银行自家在增发广义货币。如此一来，国债的“金边”也就慢慢退色。2003年开始，中国国债遭遇空前困境。这一年的9月15日，该年第八期国债面向交易所国债承销团成员招标，原计划发行总金额为240亿元，而实际际发行量仅为163.8亿元，发行价格定为该期国债的招标下限98元，流标76.2亿元，流标率高达31.73％。最终，财政部初迫宣布该期国债以163.8亿元的实际认购量减量发行，原定于9月18日招投标的第九期国债被财政部紧急叫停。为了在年内仅余的3个月内完成1949亿元的国债发行额度，财政部被迫于9月底召集国债承销团甲类会员开紧急会议，并调整发行方法，将发行市场定位于银行间债市，5期记账式国债中有4期在银行间债市中发行；发行方式则采取先发行交易然再缴款──用这种几乎是硬性摊派的方式才算是勉强“完成”了这年的国债发行任务。
　　 按国际惯例，国债本为联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桥梁，但在中国，由于发行国债其实已经成了一种政府摊派，认购者无利可图。此后中国政府开始考虑在债券市场吸引外资。而财政部必须在2005年偿还18期到期国债，中国进入了为期5年的偿债高峰期。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至2009年，财政部年度偿债面值总额均在人民币3,500亿至4,000亿元左右。更兼中国正在“改革”四大国有银行，想将其推至海外上市，其中最重要的一招就是给四大银行注资以减少坏帐比率。而注资的方式无非有二，一是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二是通过发行国债。但给这些坏帐庞大的国有银行注资数量非常巨大，相当一部份债券最后还是要由财政部买单。此情此境之下，中国必须加快在债市引进外资，国际金融公司不过是硬往中国政府鱼网里撞的一条大鱼而已。
国债的辩方理由：高负债推动经济高增长
　　 在此必须解释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大举借债？
　　 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大量举债做为公共投资，以此拉动经济增长。此举在中国国内一直见仁见智，在言论空间稍微宽松的前两年，辩论双方争得面红脖子粗。
　　 为大量举借国债辩护的学者们的理由主要是三条：第一，由于国债和银行贷款
　　存在1：4的配套，即国债投资会带动4倍的银行贷款，缓解了建设资金紧张；第二，由于国债项目的投资方向主要是公共工程，对于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自1998年以来，国债投资的项目每年为中国GDP增长贡献了1.5至2个百分点。第三，欧盟设定的国家债务负担率比例为GDP的60％，中国离这条安全线还差得远，大可放心借国债。
　　 还有人干脆认为，国债是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要使国债成为间接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国债发行量就得稳步增加，国债余额占金融资产的比重应该从目前的5％左右最终扩大到20％左右。
据透露，中国国债余额在2005年将达到2.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6.8％左右；2010年将达到4.1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2.4％左右；2020年高达15.2万亿元，占GDP比重将提高到40％左右，国债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大约也将达到20％左右。
表1：1981年－2005年中国国债资料统计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
发行国债规模
财政赤字规模
国债余额占GDP比重
国债项目投资带动经济增长
累计9057.81亿元
1.05万亿元
1.87万亿元
2002年以后粗略估算为1.5％-2.0％之间。
2.10万亿元
6,923.4亿元
2.20万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财政部历年公布数据。
注：“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又称“国债债务负担率”。
反方意见：债务总额过大、国家债务依存度与偿债率过高
　　 反对者所持的理由则要具体得多，他们认为，判断一国的财政运行状况如何，财政危机是否存在，一般采用与政府债务有关的一系列指标，如债务依存度、偿债率这些最常用的指标来集中阐释中国的财政运行状况。他们的理由有：
　　 第一，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并未包括可能形成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的因素。
　　 这些因素有：中央财政转贷地方政府建设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特别国债；未纳入预算的国务院有关部委以中国政府名义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外国政府借入的政府主权外债余额600
多亿美元。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损失、粮食亏损挂账和社会保障基金支付缺口等。如果将政府的显性债务和直接负债综合考虑，中国政府财政总负债约占GDP的55％。但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所有的政府债务（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积累，已经达到了GDP的100％。
　　 第二，中国债务依存度过高。
　　所谓“债务依存度”是指国债发行额占同年财政支出的比重。目前，中国计算债务依存度是按照如下公式：债务依存度＝国债发行额/（中央财政支出+还本付息）。这是直接从财政角度衡量债务负担的指标。至今为止，中国国债的发行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地方公债，所以国债依存度这一经济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有意义（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需要另写专文分析）。目前，这一指标的国际公认警戒线为25％－35％左右。近年来，中国国债依存度提高速度非常之快，以中央财政支出计，1998年国债依存度为71.12％，1999
年为69.7%，从2000年以来，随着国债发行规模迅速增大，债务依存度也随之增高。而9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2％，远远低于中国。财政支出过分依赖债务收入，不仅在还本付息时给财政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且一旦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国债发行困难，就无法保证必要财政支出，国债的财政风险极有可能转化为政治风险。
　　 第三，国债偿债率过高。
　　 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这是衡量政府偿债能力的指标。国际公认这一指标的安全线是8％－10％。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偏低，由此，国债偿债率连年高攀。如表2所示：
表2：2000年－2009年中国国债偿债率 货币单位：人民币
到期国债偿还总额
国家财政收入总额
国债偿还率(%)
不足2,000亿元
16,371亿元
18,914亿元
2,768.6亿元
20,501亿元
3,551.53亿元
26,000亿元
2005年－2009年
3,500亿－4,000亿元左右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国家财政部公布数据计算
　　 在2003年九月国债发行陷入困境之前，这种反方意见还能在中国媒体上见到踪影，此后就只能看到辩护方意见。这倒并非中国政府的债务危机消失，而是这种讨论受到当局管制。
国债项目资金的“漏斗效应”
　　关于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中国也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2000年以来，国债资金投资最多的领域是交通和通信，占33%－40左右，其次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改造；再次是环保等公益项目。但由于是政府在主导国债项目的投资与融资，这就不可避免导致以下几个严重问题：　　
　　 首先，国债项目投资效益低下。
　　 据国家审计署2002年度审计报告显示，经过对全国9个省的37个国债环保项目的审计，这些项目共使用国债资金19.95亿元，但其中只有9个按计划完工并且达到了要求，仅占全部项目数量的24％。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永明根据他的一项定量研究做出的结论更是惊人：“改革以来，国债发行并没有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用于建设性支出，而主要用于消费性支出。”
　　 其次，众多贪官将使用国债投资的公共工程项目变成了一架架巨大的生产贿赂的机器。
　　这些年，全国各地的交通建设行业内部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说法：修桥筑路是个“聚宝盆”──这“聚宝盆”里的“宝贝”，指是就是源源不断的国债资金；而弊端丛生的投融资体制，使国债资金不可避免地成为贪贿官员们的盛宴。近年来中国各省倒下的交通厅厅长共有十几位，每一个厅长倒下，又牵出该厅一大群僚属。
　　而贪官们之所以能够将国债项目变成“唐僧肉”，主要通过几个手法，第一步是报项目（包括虚报项目），先到中央政府将资金套来；第二步则是利用管理项目的权力分肥。中国大型建设资金的管理制度存在着先天的缺陷：政府部门负责官员在建设项目中既是行政长官，又是企业领导；既是建设者，又是管理者，建设项目的勘测、设计、招投标、施工、监理、审计等环节缺乏相互的制约和监督，贪污腐败的大门由此洞开。剖析交通部门一个个腐败案例，可以看到其共同的特征就是省交通厅长及其僚属们将大量工程通过私相授受的方式，交给其亲属或者关系户（包括情妇）开办的公司承建，以便中饱私囊。这种手法之所以被普遍使用，就是官员们利用了国家建设项目在投资、建设、管理、使用上“四位一体”的投资体制的弊端。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所谓“经济繁荣”完全是建立在大量举借国债的基础上，“借旧债，还新债”更是维持其经济运转的一个基本策略。这种方式可以得利于一时，却难以成为长久之计。这一点，凡对中国财政体制有所了解且良知尚存的学者，无人持乐观态度。
发表于：05-12-16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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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社会分布是金字塔形，塔底是占人口近84%的下层人民，塔顶是5%可以利用权势抢钱的高层。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李强教授近期发表研究论文，通过对60余万人的抽样，研判大陆的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型，即大陆人口的64.7%
处于下层，其余的人口阶层呈柱状。大陆社会绝大多数人处于下层，那这些人是否有机会改变身份提高社会地位？
社会上升通道严重受阻，让人们感到没有希望。
原来有一个机会，就是社会下层的子女通过念大学、研究生可以进入社会中上层。西方社会称大学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就是指教育为底层人民提供了一个向上流通的通道。
两个调查报告将中国教育不平等问题推向公众视野。这两个报告一是《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以下称“案例研究”），另一个是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这两个正好反映高等教育的入口──升学，以及出口──毕业分配。前者反映的是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后者反映的是就业机会的不均等。
已经人为地把中国的基尼系数凝固在0.4以上不再上升，但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却为人们深切感知。不过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
教育差距比贫富悬殊更严重
撰写该报告的课题组以北京、天津、上海3个城市的平均数作为东部水平的代表，以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5省区的平均数作为西部的代表，通过对居民消费支出与教育支出的比较发现：东部3市与西部5省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从1995年的2.8倍扩大到2002年的
3.73倍，而同期的农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则从3．71倍扩大到了3．88倍。而从城乡差距来看，同期东部3市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从1.9倍扩大到了2.34倍，而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则从1.87倍扩大到了2.97倍。西部5省区的类似差距拉得更大。
认为 “案例研究”报告揭示，中国教育差距的严重程度比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更大、更明显。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就业不平等 贫困代际传递已成现实
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一次针对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
由于家长可以直接通过关系网与掌握的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因此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平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即使学习成绩再优秀，也很难与家庭出身于权贵阶层的青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种机会的不平等使得出身于低阶家庭的青年产生严重的挫折感。”
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一些好的职业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由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屏障、相对封闭的利益圈，如果不是由于特殊机缘，一个人仅仅依靠本身的努力无法使自己的处境在短期内获得根本改变。
上述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并未使中国摆脱身份型社会特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前中期由于新兴职业多而带来的多种职业机遇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一旦机会成长期过去，职业竞争日趋激烈，身份型社会的各种潜规则又卷土重来。官员与财主拥有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代际传递，但知识精英拥有的文化资本却只能泽及本身，他们的子女的前途并不像前两者那样可以通过血缘关系变相继承。
这种身份型社会特点卷土重来对中国未来并非福音，因为一个社会上升通道严重受阻的社会，是一个让人们感到没有希望的社会。
美国梦的魅力是社会有畅通的上升通道
美国读到一则新闻，标题是“他从街道这一边搬到对面的住宅，花了祖孙三代人四十年”，内容是讲述一位新当选州长的黑人的经历。这位黑人州长的祖父是四十年前州长官邸的仆役，他家的房子座落于州长官邸街对面。这位黑人青年通过努力，终于当选该州州长。
这个故事正好说明“美国梦”的魅力就是社会有畅通的上升通道。同样可做为佐证的还有现任加利福尼亚州长的电影明星施瓦辛格，这位被美国人昵称为“阿诺”的奥地利移民，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了他在奥地利难以实现的梦想。
应将国民机会均等列入与美竞争目标
既以美国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最好不要将竞争的目标只锁定于军事，为国民提供均等机会的社会制度以及人权状态，都应该列为与美国竞争的目标。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学生和研究生能够找到好的职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以后呢，向上流通的管道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窄了，所以他们要想像一般发达国家以通过大学教育步入中产阶级的模式来改变，这个可能性在中国已经越来越窄。
大陆没有以抗争来提升地位的条件
还有一条提升地位的途径就是透过抗争。西方国家在马克思生活那一时代，工人生活并不好。但是他们可以组织工会，可以组织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进行合法抗争。这种抗争使得社会底层可以不断通过谈判等合法手段来改善本阶层处境，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就是这种抗争的产物──高福利国家的弊端这里就不讨论了。如今欧美各国的工会，还在采取合法抗争的方式保护工人的利益。
抗争的前提是必须让社会底层成员有组织本阶层成员的合法权力。所以在中国如果要想改变社会底层的不利处境，就先得让他们获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要将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还给他们。因为有结社自由，有言论自由，他们才能组织起来，才能提出他们的利益诉求。但他们所要求的，恰好就是中国政府现在死死守住，寸步不让的底线。
中共社科院老调重弹申明中国的社会分布是“洋葱头”形态，希望造成中国是一个中低层很大、上层和底层很少的舆论，但自由知识份子普遍研判“洋葱头”是“概念先行”（先下结论）的御用产品。
发表于：05-12-18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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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夜猫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