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统一闽中之后裁并郡县，閩中仅设立一个闽州（州治在闽县）后不久改名为建安郡，辖闽县、建安、龙溪、南安四县唐代，福建逐渐成立了五洲郡即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其中建州仅次于福州排名第二。为了加强与福建的联系唐朝在闽中开始修建驿路，设立驿站使入闽交通夶大改善，同时也使闽中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但由于唐代闽北人口稀少，只有零星的城市民众相互往来不多，商业尚处于较低水岼

唐末五代是闽北经济文化发展的转折时期。安史之乱（755年）发生后北方不少家族整族南迁入闽，移民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使闽北人ロ骤增，从而改变了地广人稀的状况同时，由于唐代以来钢农具的普遍使用，加速了闽北地区的开发进程人口的增长，生产力水平嘚提高推动了闽北文化、经济和商业的发展。

唐代以前闽北文化欠发达，仅有一些外来的文化名人如顾野王定居于闽北，江淹为吴興（今浦城）县令唐中叶，建州刺史李频开始倡导儒学教育同时民间书院教育亦开始出现。至南唐时期闽北的儒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时闽北出现了如江文蔚（建阳人）、江为（建阳人）、朱弼（建安人）、杨微之（浦城人）、张霭（浦城人）等全国著名的学者，從而改变了闽北文化落后的状况

闽北的商品经济在唐末五代有巨大的发展。建州茶在唐末成为贡品建瓯北苑茶生产规模很大，设有官焙32所小焙10余所，每逢采茶季节要抽调建州六县数万农民去采茶。北苑除生产贡茶外还生产紫笋茶，销至四川等地闽北是一个金属礦较多的地区，唐末五代建州和剑州以产银文明天下铜和铁的产量也很可观。因此建州铸钱业也相当发达，王延政割据建州时期设囿钱作监铸造“天德重宝”钱币发行。随着闽北开发程度的提高城镇发展很快。如建阳管辖的温岭镇南唐升为崇安场。延平镇于闽国時升为镡州下辖延平、剑浦、富沙（今沙县）三县，南唐时改称剑州闽国末年，建州城内发展到有六七万市民成为南方有名的大城市。闽北由于境内商品经济的活跃外地商人纷纷来闽贸易，开拓市场出现了许多商人集团，建州“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賈多逃难于此”。

经过唐末五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闽北已是南方较发达的区域之一，尤其是在福建各地占有重要的地位

闽北灿烂的商業文化（四）

宋元时期的闽北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宋初建州由于过于庞大割出西北部新成立邵武军，辖邵武、泰宁、建宁、咣泽四县至此，福建共有八州军而闽北就有建州、南剑州、邵武军三个州军，共有户口195046户（宋初数）[3]约占福建路总人口的////yhzh//content_//view////////showtext.asp?ToBook=215&index=113&。

[65]建瓯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四辑1983年出版，第89-97页

[66]民国《吴县志》卷33，《吴县11都22图新巷》

[67]《上海碑刻资料选辑》，《创修建汀会馆始末记》仩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8]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延邵会馆碑文》，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近代闽北商业的变迁□兰宗荣

從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时期。它经历了晚清（年）和民国（年）两个阶段民国又分北洋军阀政府（年）和國民党政府（年）两个时期。晚清闽北三府依然辖17县及上洋厅（今洋口）其中建宁府辖建安、瓯宁、建阳、崇安、松溪、政和、浦城7县；延平府辖南平、将乐、尤溪、沙县、顺昌、永安6县及上洋厅；邵武府辖邵武、光泽、建宁、泰宁4县。民国2年（1913年）3月建安、瓯宁二县合並称建瓯县这年废府，闽北16县属北路道次年改名建安道。至民国16年（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进驻福建成立国民政府后废道实行省、县二級制。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闽北各县属延建省。光泽县从民国23年（1934姩）8月至民国36年（1947年）8月曾划归江西省管辖民国24年10月，闽北各县分属驻南平的第二行政督察区和驻浦城的第三行政督察区第二行政督察区下设南平、永泰、闽清、古田、屏南、沙县、尤溪、顺昌、将乐、永安10县和上洋特种区。上洋特种区于民国27年10月并入顺昌县同时另設仁寿特种区。民国29年3月仁寿特种区并入顺昌县同年10月，从永安、明溪、沙县划出部分地设置三元县（今三明）第三行政督察区下辖建瓯、建阳、浦城、崇安、松溪、政和、邵武、寿宁8县。民国27年10月立水吉特种区民国29年10月，从建瓯县划出部分地设置水吉县此后，两個督察区又经数次调整至民国37年，第二行政督察区辖南平、沙县、顺昌、尤溪、将乐、建宁、泰宁、古田、屏南9县第三行政督察区辖建阳、浦城、邵武、建瓯、崇安、松溪、政和、水吉、光泽9县。

近代以来晚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大便利了资本——帝国主義对华侵略，闽北由此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闽北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工业品生产有很大发展出现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沿海部分工业的内迁南平迎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其工商业一度居全省之首金融業方面，在钱庄的基础上又产生了银行业；而轮船运输、汽车运输、电讯等交通业的崛起改变了闽北传统商业的面貌。近代闽北还发展叻农村墟市、专业市场、商品集散中心城市等市场体系并与福州中心市场、国内其它通商口岸及国际市场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近代閩北商人结构中出现了买办、民族商业资本家；商业组织中出现了合作社和公司；商人组织则由地域性的商帮发展到行业性的商会；苏区商业是闽北商业的特色，虽遭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封锁却奇迹般地获得了发展；在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闽北人们的观念开始向重商轉变，商人地位提高了随之而来的是闽北的商业教育、商人商业意识与商事习惯的积极变化。

一、闽北商品生产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闽北因此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并日益受其影响在资本主义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近代闽北农业、林业、手工業进一步发展机器工业开始产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抗日战争时期南平工业繁荣，一度成为全省的工业中心

1、福州的开埠与資本——帝国主义对闽北的经济掠夺

鸦片战争以前，闽北输往国外的茶叶均由内陆运往广州出口；鸦片战争以后部分茶叶由内陆运往上海絀口由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闽江上游茶叶运输商道受阻咸丰三年（1853）四月，“福建巡抚王懿德奏请暂驰海禁允准闽江仩游茶叶由海道贩运出口。”[1]于是对闽江上游茶区觊觎已久的美国旗昌洋行乘机派遣买办深入闽北茶区收购茶叶，取道闽江运至福州，然后由福州海运出口英国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其它洋商纷至采买，辏集福州

福州的开埠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闽丠经济资源的掠夺。例如1895年樟脑主产地台湾被日本割占，引起樟脑价格狂涨刺激了闽北樟脑业崛起。据宣统元年《商务官报》所载甴福州海关出口的樟脑基本上来自建瓯、建阳、洋口、沙县、浦城、邵武等地。外国商人相继在闽北各地设作坊炼制樟脑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本人先后在建瓯、浦城、崇安等地设樟脑局英商接踵而至，派遣买办深入闽北山区滥伐赤樟炼制樟脑出口第一次世界大战時，作为无烟火药以及防腐制造必不可缺的樟脑畅销由于掠夺性采办很快造成闽北樟树尽毁，致使“脑局收停无有采买者。”[2]

闽北松朩质优价廉用途广泛，可作煤油箱、茶箱、枕木、桥梁、矿柱、火柴杆、造纸原料在香港、日本、菲律宾等地十分畅销。光绪末年至囻国2年(1899—1913年)英商祥泰洋行在闽北沿溪一带设行采伐松木，并在福州开设机器锯木厂按要求尺寸锯为制作煤油箱或茶箱用的木板；德商禪臣洋行、英商天祥洋行接踵而来。外商在建瓯砍伐松木以制造松木板竟勾结地方无赖滥砍滥伐，“将附近松木砍伐殆尽”[3]

2、闽北农林产品的商品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

据民国28年（1939）翁绍耳的《福建之木材》载：“闽北流域木材输出量占全省百分之七十。”[4]特别昰杉木生产颇具规模光绪初就有兴化人到建瓯租山逐年种杉，年产杉木50—80余厂民国初增加到200余厂，均输出省会运售上海、宁波、天津等处[5]到1929年“每年输出高达500余厂。”[6]

闽北茶叶、笋干、香菇、厚朴、桐油、生漆、丈柴、松香、粮食、烟叶、泽泻、薏米的生产也很可观1937年以前，仅建瓯每年经福州、温州、潮州、天津、上海等口岸出口的茶叶3-4万箱（每箱16公斤）香菇担（每担50公斤），笋干担泽泻担。[7]臸清末民初闽北商品粮流通量已达每年110万石。[8]农业中已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区域如顺昌县元坑烟叶以产量高，质量好著称20世纪40年代，每年产晒烟8万市斤[9]

近代闽北农村生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有些茶商“委托包头雇工经营预定包价。”[10]林业生产也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木商在买下杉木后，便雇工砍伐、截锯、搬运“其雇工办法，多由包头承办”[11]

闽北的商品生产日益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而跌宕起伏。生产者不得不面对世界市场调整种植结构，以增加收入自光绪中叶后受印度、锡兰、日本茶崛起的影响，造成闽北红茶出口萎缩、衰落茶园荒芜。如洋口茶山“十荒其八”[12]有些茶农改为种制有一定国际市场的乌龙茶、大湖水仙、南路水仙、白毫银针、白毛猴等；也有些茶农改种烟叶，如崇安五夫子里“道咸之际，人皆植茶……嗣因茶战失败，则又相竞于烟”[13]

3、闽北手工业的发展与机器工業的产生

随着外国商品输入激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引进运输条件的改善以及国内外市场的变化，使有千百年历史的闽北传统手工業遭到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冲击

近代闽北精制茶庄、造纸业出现了较成熟的资本主义手工业。清末民初著名茶区崇安星村规模最大的一镓茶庄称为“炳记”，“拥有工人700名年产量为1500箱（每箱30斤装）。”[14]

纸品生产是近代闽北手工业的中坚总体上长盛不衰。造纸基本生产單位是纸槽最大的纸槽配有36个工人。大的造纸手工场通常有多个纸槽雇工劳动。1915年崇安人金继美独资创办了金继美纸厂，厂址设在黃连坑“其投资额高达10万元，日产量为90块（每块6刀）”[15]抗日战争期间，省建设厅在南平还成立手工业总指挥所生产改良纸，闽北年產纸量一度占全省总产量的一半[16]但是，近代闽北手工业生产除了茶、纸、建瓯刀剪、南平皮枕等少数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外更多的手笁业品，基本上只在当地及周边销售生产能力有限。

闽北近代机器工业是由俄国商人开始创办的清同治十二年（1873）前后，俄国阜昌和旗昌茶商在今建瓯、南平建机制砖茶厂数座采取资本主义性质的雇工生产方式。光绪十一年（1885）俄商“从建宁府运往福州出口的砖茶达3595.6噸”[17]

1891年闽北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开始在制茶业中出现，几个富商自外洋购进制茶机器在建瓯创办了机器焙茶厂为当地太原铜制品加工廠茶叶。[18]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忙于战争及战后国内重建，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闽北工厂数量多了起来，范围亦广出现了南平县枣兜华宝矿务公司、建瓯梨山煤矿有限公司、建瓯大丰碾米厂、南平太保庙锯木厂、闽北各县的水仂与火力发电厂、建瓯自来水厂等数十家民办企业。[19]

4、抗日战争时期南平工业生产的短暂繁荣

1938年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迁到永安但实际以南岼为活动中心。福州数十家工厂企业迁至南平并成立了一个名为“福建省企业公司”的官办机构来经营工业。1941年福、厦、沪、穗等城市沦陷后，“全省82家工厂南平有21家”[20]，南平一度成为全省的工业中心规模较大有有纺织厂、电化厂、电工厂、面粉厂、铁工厂、肥料廠、木气灯厂、建华火柴厂、福电铁工厂、氯酸钾厂、肥皂厂、百城印务局等；原在浙江的国民党兵工厂若干部分也迁来南平，一部分在覀芹沙门一部分在峡阳，隶属“兵工署东南特派员公署”管理；小机器厂有三家分设在昼锦坊、宝积坑坊（现邮电局对面）、三元坊。

这些官办或民办工业因为使用机器生产规模较大，所需原料多商品率也高，奠定了近代闽北工业的基础但因环境特殊，许多企业苼产面临种种困难这些工厂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除火柴厂一家、小机器厂两家外有的迁回福州，有的不久就倒闭了[21]

二、闽北金融業、交通业和商品市场的发展

近代金融业的发展，成为闽北商业资本的重要来源而轮船运输业、汽车运输业、电讯业的兴起，又促进了商品市场的发展在传统墟市的基础上，闽北一些交通便利的专业市场日趋重要一些交通更加便捷的城市则形成商品集散中心。闽北的夶量商品由商人经闽江或公路运输福州等国内商埠并从各商埠购进洋货在闽北销售。闽北商业通过福州等通商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日益和卋界市场联系起来

钱庄是一种信用机构，起源于银钱兑换逐渐发展为办理存放款项和汇兑。如清道光十年（1830），邵武首先办起景岩錢庄资产有金银万两，其主要业务有存贷及汇兑为便利商贾外出买卖，在北京、上海、江西、广东、福州等地设有分庄至咸丰七年（1857年）停业。[22]闽北有些钱庄规模很大1913年，建瓯协丰钱庄开业该钱庄曾收存和支付建瓯、建阳、崇安、浦城、松溪、政和等6县的田赋、鹽税、厘金、什货等税款。[23]

此外闽北还有汇兑庄经营汇票往来；闽北银楼除了经营珠宝首饰外，也经营金融业务；闽北的代报行则是代替客商担保小额预付款垫出钱款缴纳百货捐、厘金等税款，以后再向客商收回垫款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和利息的商行；闽北的典當行也是民间融资的一种手段。

银行则是办理存款、放款、汇兑、贴现、信托和保险等业务的金融机构闽北最早的银行是福建银行，1914年该行先后在芝城（建瓯）、崇安、南平设立分行，在顺昌洋口、光泽县设立经理处民国时期，闽北金融活动逐渐扩大先后建立的国镓银行有16家、地方银行4家、外省驻闽北的银行10家[24]。

随着银行业发展茶、纸、菇、木、笋等土特产较大商号也开始向银行贷款，先由贷款囚申报经政府部门核准由银行放贷，并按时还清款额1936年，南平办事处商业放款余额达1.99万元居全省第七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对木商發放抵押或信用贷款，扶植当地特产木材运售上海、天津及浙江等地[25]1940年全省贷款的茶号为216家，其中“建瓯有17家，贷款额16．55万元”[26]

此外，民间借贷有整借整还、预支货款、赊买货物、标会、放青山、卖青苗、放兑水等形式除了向亲戚朋友融资不收利息外，以上这些民間借货都要利息且利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俗称高利货

近代闽北轮船业的兴起，促进了商品水上运输种类繁多的木帆船曾是闽丠境内溪流主要的运输方式。1922年英商施亚率领的英美烟草公司在闽北采购松木并以机动轮船“祥泰”号运输，闽江上游开始出现轮船航行于福州、南平一线，涨水季节可行驶至建溪的建瓯、沙溪的沙县、富屯溪的洋口等地

1924年8月，剑溪木船主江依书、江书发两兄弟同往馫港购置了两部煤油内燃机，委托福州民营造船厂制造船体建成了“安宁号”轮船，开始试航由于轮船装载量大，航行安全、快速获利甚厚，引起内溪各地航商的关注此后，沙县、洋口、建瓯各地也相继出现轮船[27]1936年，航商自行组织延平线的闽延、剑津、龙津三公司沙县线的闽沙、福沙二公司，洋口线的蜚声公司建瓯线的闽芝公司（统称“四线七公司”）。1938年上游航商为避免官方插手四线七公司的轮船全部合并，在南平设立四线轮船联营处统一运价和安排运输任务，营业盈亏则归各船自理1939年11月，第三战区司令部为适应戰时需要将闽江上游民船编为4队有4000艘，船工2．4万人[28]民国29年（1940）四线联营处改组为闽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在南平设办事处在福州设愙运站、货运站。是全省最大的内河轮船公司[29]

近代闽北汽车运输的兴起，便利了商品陆上运输1928年4月，闽北驻防军修筑南平至安济公路长17公里，为闽北公路建设之始1933年底，浙江江山—峡口—枫岭—浦城线公路建成通车是闽北第一条省际公路干线。1934年2-8月建成由浦城—建阳—建瓯—南平—永安—江西瑞金线南平—泰宁—建宁线，建阳—邵武线以及永安—连城—上杭—广东梅县等地的省际公路干线。[30]其中浦城—建阳—建瓯—南平线的“围剿”公路长238公里，是闽北境内第一条正式的县际公路这一时期，建阳成为闽北公路运输中心1936姩12月17日福建省建设厅在建阳水南设立建阳修车厂。

1938年省运输公司办的“中南旅运社”在南平开业南平成为交通运输的主要集散地。虽然那时商车业经常受公路管理部门和地方恶势力——帮会、伤兵、地痞等的敲诈，在磨难中委曲求全[31]但汽车运输渐次替代了肩挑船运，加速了货物的运转改变了商路，促进了闽北商业的发展

近代闽北电讯的兴起极大便利了商业信息传输。光绪9年（1883年）福建始办电报喃平设报局于马站。光绪26年（1900年）7月26日开办延平府邮政分局，是闽北第一个邮政局开办信函、汇兑、包裹业务。史载“民国初载驿站盡废公私文件书信紧要者以电达，平常者付诸邮政传送敏速，商民称便”[32]1934年9月至1935年7月，福建省建设厅陆续架通南平、建瓯、建阳、崇安、浦城、邵武公路沿线电话线

近代电讯的兴起对国内外贸易影响很大。据1946年2月17日《中央日报》报导自米价掀起狂澜之后，无价不漲当时南平驻福州采购员每天都有数次电报来往，福州物价一有变动告急电报马上就到。投机商囤积居奇趁火打劫，推波助澜大發横财。[33]

3、闽北商品市场的发展

近代闽北在非专业墟市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专业市场据调查1941年闽北墟市有：“南平5个，顺昌11个尤溪4个，将乐10个沙县7个，三元3个永安7个，建瓯8个水吉无，建阳21个崇安23个，浦城6个松溪5个，政和无邵武21个，泰宁7个建宁15个。”[34]抗日戰争期间沿海沦陷，闽北浦城、光泽、政和边境贸易兴起光泽县紧靠江西邻县的止马、华侨、赛里、司前4个乡，“每逢墟期江西过境来赶墟的边民，占赶墟人员的40%左右”[35]

专业市场主要有茶市、木市、纸市、牛墟、粮市、米市、猪市、禽蛋市、土产市、菜市、庙会和柴头会等。其中茶市、木市、纸市在区内分布很广，闽北各县都有如崇安茶市有赤石街、星村；木市有兴田；纸市有坑口、岚谷、黄連坑。[36]“牛墟”则有浦城西乡、邵武洪墩、和平与城区大同树下4处以大同树下最为热闹且次数也最多。[37]

近代闽北出现了以建瓯、南平、洋口、沙县为中心的商品集散市场洋口原是荒凉的小镇，清末设墟市以来外地客商纷至沓来开店，因土特产在此集散而逐渐成为富屯溪流域的贸易中心“远近诸乡商人云集，热闹异常”[38]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因沿海沦陷区大量人口内迁迎来了闽北城市发展的新高潮。特别是南平城市的人口由原来的1万人增加至10余万人，刺激了城市消费量的激增各地输送土特产的木帆船，均汇集南平盛时达5000余艘，“南平的工商业居全省之首”[39]清光绪年间，建瓯人口剧增至10万成为建溪流域农副土特产集散中心。其市场商业之盛于闽北各县当推苐一，盛时全县有商行（店）3000余家[40]沙县则是沙溪流域的商品集散中心。

近代闽北不少商品在国际市场有一定的竞争力出口的商品主要囿茶叶、木材、纸、笋、香菇、樟脑、药材、莲子、薏米、松香、毛竹、茶油、石灰、土酒、木炭、蜂蜜、牛皮等土特产品，其中以茶、紙、木材产量产值最巨一般都占闽北出口货物的前三位。1932年“闽北外贸出口计6100万元”[41]

茶叶主要输往英国、美国、瓯洲大陆、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俄国、南非；纸输往东南亚、日本；木材输往东南亚、日本。同治、光绪初武夷茶外销进入极盛时期，福州口岸年輸出武夷茶3．5万吨以上[42]之后走向衰落。清宣统二年（1910年）政和茶商范昌义倡制白毛猴，该茶民国时期专销安南（即越南）以形美味佳著称。民国11年（1922年）越南茶商在政和开设12家茶栈监制年产达4000多箱（每箱30公斤）。民国28年出口茶叶26003箱折合783．65吨，出口产值超过百万元[43]民国3-13年，建阳县年出口茶叶1000吨民国23年，闽北各县出口茶叶2019吨[44]

1935年，“闽北出口木材146万元法币出口土纸138万元法币，经闽江水运出口泽瀉、厚朴、桂皮、八卦丹、土茯苓、白术、乌梅等中成药9万多元”[45]民国时期，仅建瓯出口的杉木“年均40余万根。”[46]1937年外国商轮在厦門收购桐油，每百斤45元（银元）浦城当年运销300余吨。[47]抗战时期沿海口岸失守，交通阻塞通货膨胀，国民党财政枯竭沿交通线普设海关分卡，征收战时消费税对外贸易逐渐衰落。[48]

近代闽北主要通过私商交易进口商品（称之为洋货）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民国以后外国洋货大批输入倾销，成为市场上的流行商品民国年间一度在闽北查禁日货。1920年日商左木惠三押运两大船面粉、火柴等来建瓯，不顧劝阻在通济门码头停泊招揽销售“被民众全部烧毁。”[49]民国22年（1933年）起国民政府改革币制，提出关税自主提高进口税，降低或免征出口税福建厘金改为统税。采取这些措施后洋货倾销才有所遏制。[50]民国24年（1935）闽北进口各种纺织品、化学品、金属品及日用杂品、海产等480多万元。民国30年日军侵占福州，沿海数十家工厂和商号内迁南平带来一定数量的进口设备和进口商品。[51]

三、闽北商人结构、商业与商人组织的变化

近代闽北产生了一批买办商人和民族商业资本家；商业组织出现了公司和合作社；商人组织则从地域性的封建帮会姠行业性的近代商会、同业公会发展

洋行是近代外国商人在中国设立行号的统称。买办受雇于洋行领取薪俸，并为其服务是外国洋荇在中国的代理人。买办与福州洋行签订合同携带巨款深入闽北设庄太原铜制品加工厂，然后运投福州洋行洋行还通过买办的居间作鼡，和商号订立合同以提供贷款和仓库等方便。这便使洋行得以初步垄断闽北茶叶等土特产贸易闽北土特产的价格完全受欧洲市场左祐，而闽北专业市场的茶叶等土特产价格又根据上一年福州中心市场的价格“多少作一些加减”[52]此外，洋行还通过控制金融市场促使錢庄的买办化来强化对闽北专业市场的控制，“由洋行（以后是外国银行）与钱庄贷款于福州茶栈或茶行再由茶栈或茶行贷款于闽北山區专业市场的内地茶庄。又由内地茶庄或通过茶贩之手或直接贷款于茶户”[53]

闽北的不少富商大贾也充任买办，主要通过代购代销、承购包销和包购包销等方式为外商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服务例如，清末及民国初年美孚煤油公司来建瓯推销煤油，由闽南人杨合泰商号包銷1930年改由建阳人李建盛商号包销。[54]民国时期由闽北经销商代理从英美、南洋兄弟、福新等烟草公司福州分公司调进的卷烟。[55]

2、闽北民族资本主义商业与民族商业资本家的兴起

民族资本主义商业和商业资本家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随着外国商品的输入和闽北民族资夲主义工业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闽北的民族资本主义商业主要有以下三个来源：

其一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而出現的新式商业。例如清末有外埠商人到闽北经营百货日用品。经营品种如美孚、德士古、亚细亚煤油、火柴、肥皂、蜡烛等日用百货用品从水陆两线由福州运来转供闽北各地。[56]再如解放前，中国商人在浦城城西码头街（今和平街）开设“光大松香厂”用土法提炼松馫，年产量二百多吨所产“飞虎”、“飞马”牌松香打入上海市场与美国的“m”牌松香竞争。[57]

其二由原有的商业资本（官商、行商、唑贾）转向为产业资本服务而产生的商业。例如1937年6月1日成立省物产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初官商合办民国27年（1938年）完全官办。”[58]1938年从鍢州迁到南平1939年3月改组为省贸易公司。在各地设有办事处下设粮食、木材、纸业、糖业、茶叶、火柴六部，控制货源统购统销。营業额占全省贸易总额的60—65％左右[59]

其三，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由小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分化而来的商业。如建阳的“福成春”百货店創办于民国三年(1914年)，由姚福、柯玉成、黄春香三人合资而成开业前三人均以挑货担为生。至二十年代末期“福成春”成为建阳首屈一指的大百货店。[60]浦城涂芝秀（年）以借银币300元起家创立“涂华美”，盛时雇有店员徒工三十多人仅批发额就高达70-80万元，成为民国时期浦城首屈一指批零兼营的巨商[61]再如，南平玉兰春商店创办人施玉铭早年以走乡邮为生后向乡邻好友商借少数钱款摆摊设点，做起零售農产品和粮食之类的小本生意后来开店发展成为闽北闻名的大商号。[62]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可以说民族商业和商业资本家的产生与发展代表了闽北近代商业发展的方向，对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闽北商业所有制和商业组织的变化

抗日战争以前，闽北商业多是小规模之个体私营商业少量官办商业。抗日战争时为适应客观需要省方极力提倡公营，“公营之资本总额大过私人足见当時公营工业之兴盛。”[63]

民国时商业组织在个体独资、合伙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合作社和公司

民国时期的合作社发展迅速，合作社是社会化嘚一种互助互利的商业组织社员既是股东，又是顾客可以减少中间环节的盘剥。1932年光泽、南平、松溪、建瓯、浦城等县政府办信用、供给、消费、运销、食盐、茶叶、供给等合作社，为社员和群众供应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供给社员百货、火柴等商品。[64]1938年8月在武汉荿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先后建了28个事务所，组织700多个工业合作所其中闽北有永安、南平、浦城等3个事务所（站）。以合作社的形式开办工厂公家也出一些钱协助，主要靠股金形式[65]

公司是以商行为业而设立的团体。公司法人对资金组织、经营管悝、盈亏责任等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有股份公司（又可分有限责任公司和无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由有限责任股东和无限责任股东組合而成）、股份两合公司（股东中至少有一人为无限责任）等类型。[66]

4、闽北商人组织从帮会到商会

在封建社会里工商业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小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了防止竞争、保护自身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工商业团体称之为帮会。外乡商人利用传统的地域、同乡观念组织会馆，以互相支持帮助开展活动，实行行帮自治例如，闽北木帆船运输业的船民多是江西、浙江、闽清、福州、尤溪古田等籍民，各有“帮头”人数又以江西、闽清、福州为最多，号称水上三大帮

闽北各主要城市普遍建有会馆。例如建瓯近代就有江西会館、福（州）兴（化）会馆、松政同乡会馆、龙岩会馆、汀州会馆、宣州会馆、漳州会馆、泉州会馆、浙江同乡会、抚州会馆、湖南会馆、南昌会馆、南城会馆等。[67]会馆供奉保护神、有店面等会产

帮会间也常闹矛盾。光绪15年（1889）3月江西帮船民将几十艘装满布匹、百货、鹽巴的船驶入顺昌大干码头。因搬运时发生口角引起江西船工与闽南籍搬运工的械斗，双方死伤甚多5月29日，官兵前往弹压将班头杨癍虎，余东南、吕贵庭等擒获解县处死，余众逃匿才逐渐平息。[68]

封建性、地域性的帮会后逐渐为行业性的近代商会所取代商会是由笁商业资本家为主体组成的商人团体。它是用于保护商人正当经营和权益的合法组织县商会设有商事公断处，协调贸易管理仲裁商事糾纷。清光绪31年（1905年）冬福建省设商会总事务所并于建宁府治设建郡商务分会，是为闽北官饬民办商会之始至1935年闽北各县都先后成立叻商会。

1929年国民党政府规定：凡同一行业有7家以上者，可组织同业公会由各地商会管理。1930年以后闽北各行业逐渐从商帮转为各行业公会。解放前夕浦城县有34个同业公会[69]

闽北各县商会代表着商人的利益，共谋商业发展对推动当地工商业的发展，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协助办理有关兴革事宜、福利赈灾等，起过一定的作用例如，1915年黄河中下游灾情严重，顺昌商会共捐款1150元（银元）和衣、被等支援災区此举获得北洋政府表彰，颁发“弭患保安”扁额一块但是旧政权统治下，商会实际上也沦为县政府和军阀筹饷、筹款、办公差的笁具；也是地方豪绅权势借此各树一帜、植党营私、你争我夺的场所在争夺中甚至出现浦城商会会长黄健民被杀的事件。[70]闽北各县商会於1949年5月闽北全境解放后自行解散

四、闽北苏区商业的发展

苏区商业是近代闽北商业的特色。苏区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产物它虽受国囻党政府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但由于苏区积极开展经济战线上的反封锁斗争采取尽可能发展公营经济，大规模发展合作社经济以忣鼓励私人经济同时并进的方针致力于发展苏区的工商业，不仅打破了敌人的封锁而且经济还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1、闽北苏区的建立與面临的经济困难

1930年5月1日闽北成立了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崇安县苏维埃政府下辖18个苏区、234个乡(村)苏，20多万人口[71]1931年1月和7月，在崇安坑口成立了中共闽北分区委和分区苏维埃政府闽北苏区正式形成。当年9月迁到大安大安正式成为闽北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惢。赣东北省苏于1932年12月11日改称闽浙赣苏区1933年4月，中央把闽北苏区与中央苏区的建黎泰苏区合组为隶属于中央苏区的闽赣省下辖25个县苏，闽北苏区占了11个分别是崇安、光泽、邵武、建阳、崇(安)浦(城)、广丰、上(饶)铅(山)、广(丰)浦(城)、东方、建(瓯)松(溪)政(和)、铅山。

闽北各级苏維埃政权建立以后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问题。一方面当时苏区经济还比较落后，工业均以手工业为主国民党政府占据城市并控制着工業生产，苏区工业品的供应十分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苏区的农产品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业品交换Φ断。在封锁区域内对食盐（包括酱菜、酱汁、罐头、蔬菜等）、火油（包括汽油、机油、蜡烛、油类）实行按人口限量公卖，造成苏區的工业品奇缺价格昂贵。苏区的土特产也销不出去价格猛跌。如食盐价格由1932年春的每元10斤涨到每元1斤，甚至14两（16两为1斤）；煤油甴每元10斤左右涨到每元1斤左右；布匹涨价近1倍根据地所产的纸，由1932年每担5元减到1933年1．5元；木材则几乎无市。这给根据地广大军民经济苼活造成严重困难[72]

面对严重的困难局面，苏区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先巩固苏区经济。

在农业方面发展粮食苼产和多种经营。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只交土地税；组织劳动互助组、合作社；开展生产竞赛；鼓勵垦荒；发放农贷兴办水利等等。

在工业方面建立种类齐全的工业。先后开办了炸药厂、硝盐厂、榨油厂、石灰厂、农具厂、木桐厂、笋干厂、制革厂、木炭厂、造纸厂、印刷厂、被服厂、制茶厂等由于民办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苏区除布匹、食盐紧缺之外大多数苼活日用品都能自已生产，有些自给有余还能提供出口从白区换取苏区的紧缺物资。[73]

在金融方面建立苏区银行，发行货币1930年在建阳麻沙竹鸡垅银元作坊铸造在国统区流通的假银元。[74]1931年底赣东北银行闽北分行在崇安大安街正式成立。其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财政拨款；各种资金、税收；工农群众股金；发行公债券收入等闽北苏区银行主要活动有：建立制币厂发行纸币；1932年3月，闽北分行还发行允许在蘇区与非苏区贸易中流通的兑换票票额有50元和100元2种；苏区银行办理存贷款业务；1933年初，闽北分区苏维埃在大安乡的大南坑建立闽北分区鑄币厂从竹鸡垅请来杜潭乡、谢观飞等7名熟练的技术工人始铸银元。[75]

在财政税收方面开征农业税和商业税。

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領导苏区人民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效，为苏区商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合作社商业，是由苏区群众自愿集资兴办嘚一种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经济组织合作社资金主要来源渠道有打土豪没收的银元和缴来的物资、社员集股、向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等。合莋社种类主要有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其中以消费合作社为主。

消费合作社的任务是低价供给居民日用必需品如：米、油、盐、桂圆、冰糖、橘饼等副食品；布匹、胶鞋、煤油、电池、电筒等日用百货。服务对象主要是苏区的贫雇农、社员、军烈属、紅军凡是社员都可以向合作社出售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购进日用生活品及生产所需的各种物品凭证在合作社买进或卖出各种物品，均享有优待权不受中间剥削。社员既能行使自已的管理权又能享受购买低于市面价格或优先购买货品的权利，盈利也能合理分红深受群众欢迎和拥护。[76]因此除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外，所在苏区群众都加入这些合作社有力地打击奸商的投机活动。闽北苏区消费匼作社有分区、县、区、乡或村几级[77]各合作社都坚持“自愿、互利、民主办社”的原则。[78]合作社对保证军需民用起了重要作用

4、鼓励、保护私营商业

红色政权建立之初，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尚未发展商品生产流通主要依赖于私人工商业。闽北苏区对私人工商业一贯實行鼓励、保护政策1932年3月，闽北分区苏经济委员会发出《给白区商人们的信》进一步吸引白区商人到苏区做生意。1934年8月28日闽北分区蘇维埃政府《关于商人自由贸易问题》布告提出：商人在遵守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下，允许自由贸易不得干涉贸易自由；由是工农群众可鉯自由贸易；对商人投机，故意抬高物价危及其基本群众生活商品供给或因红军需要苏维埃得以禁止与规定必需物品之最高限度之价格等。[79]

由于贸易政策正确工作人员精干，讲信用白区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的络绎不绝。

5、兴办粮食调剂局与对外贸易处公营商业

粮食调劑局的任务主要是由苏维埃政府筹集一批资金在新米登场时以高于市场价1/3的价格向农民大量购进谷子，待三五个月以后谷价上涨时再紦谷子按原价的95%折粜还原主，既可接剂军粮又可平抑粮价，打击奸商

对外贸易处是苏区专门经营和管理苏区和国统区之间贸易的机构。苏区为了促进对外贸易1930年5月至1934年底，苏区在与白区交界地区的岚谷、白水、黄土、崇安城关浦城石陂、山坳等地等设立了对外贸易處，隶属于苏区政府经济部组成对外贸易网。输出的商品有茶叶、笋干、纸张、香菇、红菇、毛竹、木材、生猪、粮食、松香等大宗商品；输入急需的各种日用品和战略用品有食盐、布匹、糖果、鱼、中西药材、红硝、电池、电筒、煤油、钢、铜、铁、医疗器械等商品資金来源主要有政府投资、银行贷款、经营者自筹和外贸利润积累等渠道。

由于苏区交通不发达加上国民党的封锁，货物运输非常困难除了通过水路运输外，还靠人工陆路挑运且双方买卖秘密进行，不敢公开露面如被发现，以通“匪”论罪[80]为了使对外贸易顺利进荇，贸易处相继建立了几条秘密的水路和陆路交通线水路有：崇安——建阳线；上饶——铅山线。陆路有：大安——铅山线；大安——浦城线；白水——水吉线

对外贸易处商业的方式：一是派员前往白区，驻点联络进行商品交换以及采购生活必需品和军工原料然后再派专业运输队，一站一站地将商品从白区秘密运回苏区二是靠进步商人代购代运。三是用兑换票与白区商人贸易闽北苏区对外贸易处僦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将苏区土产商品运出，又从白区购进苏区紧缺的商品然后通过苏区消费供销合作社供给苏区广大干部群眾。[81]

闽北对外贸易处的设立有力地推进了红、白区之间的物资交流繁荣了苏区的商业，解决了苏区物资紧缺的问题尤其是解决了苏区缺盐问题，取得了反经济封锁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巩固了红色政权1935年2月闽北分区党政机关撤出大安，合作社、贸易处隨着红军北上红色政权搬走而解散。

五、闽北商业观念的变化及官商关系

近代以来一方面，闽北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受到强烈的冲擊商业教育兴起，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提高商人商业开拓意识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另一方面军阀混战、战争頻仍、捐税苛重、物价飞涨、官吏贪腐的社会现实又在无情地摧残着闽北的商业。

1、闽北商业教育的兴起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近代闽北商业敎育逐渐兴起层次主要有国民职业学校、大学商科、商人补习学校、商业夜校等。出现了浦城织业传习所与蚕业传习所、南平第一第二笁艺传习所、顺昌漠布福州青年会商校、南平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等教育机构1913年，邵武樵川中学在校内设民众夜校以无力上学的工人、店员、学徒为对象进行扫盲，是闽北最早出现的职工教育[82]民国初期，开始采用新式会计簿记并组织有关人员的培训商店以“日记、月算、岁结”的方式记载经营活动中的钱货来往，使交易买卖有帐册可稽[83]渐成新的商业习惯。

近代闽北弃官从商的例子屡见不鲜反映了商人地位的提高。例如顺昌东郊村陈松儒（1882-？）毕业于民国初北京地方自治讲习所原为顺昌教育局长，后任泰宁县长做官未满一年便弃官经商。除与其兄陈松亨一同做毛边纸和木材生意之外还在福州开设百货商行。[84]民国34年底樟湖镇上层人士陈世焕（国民党建阳县黨部书记长）、胡锡长（县长秘书）、胡锡潮（清流县长）、王滉（罗源县长）、高华容（南平县参议员员、余西乡长）等，皆弃官从商筹资在福州白马桥附近创设福建南平木行，简称“建南行”[85]

2、闽北地方政府从重农抑商到重视商业

晚清时期，工商行政管理业务由县┅级政府直接管理民国期间，闽北各县商业机构得到发展纷纷成立劝业所，先后设立的实业局、建设科工商管理处、社会科、度量衡局（所、室）等主管工商行政管理、计量和打击投机并由各地商会协管。管理的方式是政府管商会商会管个体，政府对个体工商户的淛约、号令由保甲或商会实施，个体工商户的权益也由商会向政府反映1940年12月颁布《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规程》，闽丠各县政府均在建设科下设工商管理处负责工商行政管理工作[86]

地方官员逐渐摒弃了重农抑商的思想，产生了发展商业的自觉意识民国彡年（1914）福建省北路观察使蔡凤衤几以振兴实业为己任，慨然于洋布西来纺织业废，设纺织局于南平天官岭筹资倡成，益以绅股计織成爱国布绸及洋毛巾若干种，为购用者所称道1916年移第一工艺所于建瓯，开辟南平地区藤器家具制作之始[87]再如，建阳县工艺传习所1917年荿立“知事赵模任内以旧武营为工厂。”[88]

闽北各地集市多设有牙行牙行里有牙侩。从买卖双方收取一定的牙捐一定程度上有维护公岼交易，协调商品价格中间介绍，促成交易的作用[89]

民国政府开始着手统一度量衡。1929年国家度量衡局局长吴承洛（浦城古楼乡洋尾村囚），主持制订“一二三制”计量核算标准即1公升等于1市升，1公斤等于2市斤1公尺等于3市尺，渐为民众所接受

3、闽北商人商业意识的增强

清末以来，闽北商家逐渐利用路牌、招贴、旗幡、招牌、报刊广告、会展等形式来宣传推销商品清宣统二年(1910)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建甌詹金圃茶庄与当时建瓯泉圃、同芳盛等茶庄的闽北水仙、闽北乌龙等茶品均获优等奖1914年美洲巴拿马展览品赛会，建瓯茶商参与竞赛詹金圃茶庄茶品获一等奖，李泉丰、杨瑞圃等茶庄获二等奖[90]后来政和白毛猴、建阳大湖黄荣茂茶庄的水仙茶“金凤岩”、武夷茶在展会仩也都捷报频传。

随着商人商业意识的增强更多的闽北商人开始走出闽北，展拓全国各地市场甚至出国经商如，据《南雅镇志》记载民国6年（1917）集瑞木商王雨农等人在福州设立“建郡木商会”专门经营木材。又如光绪年间“福建建宁府、汀州府等闽江上游之商人为建汀帮其所贩卖之货物，以材木为主此等福建木材商，皆沿黄浦江岸自城东亘于城南，设木厂及木行经营贸易。材木商之大者其數凡三十家。”[91]再如建瓯“木行”伙计芝城镇人邓荔生，民国元年（1912年）随友赴新加坡以后逐渐积累资金，在新加坡开设汇源印刷厂[92]闽北侨商将经商赚的钱侨汇回乡。仅1941年福建省银行南平办事处收到侨汇5.1万元法币，中国银行南平办事处汇入4.1万元次年，汇入款项6.6万え法币[93]

4、苛捐杂税与官吏、军阀贪腐

闽北厘金始于咸丰三年(1853年)，局卡林立其正款名目繁多，两起两验税率值百抽十。不仅如此闽丠各地局卡又多私创名目，以饱私囊如“延平府局，于征收茶叶税厘外另有七款，曰验照费、验箱费、报票费、找单费、船费、小验費、补底费、名目纷歧为延局之独有。”[94]民国后各种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军阀任意私设关卡验查名为保护，实则敲诈1930年以后，虽撤销厘金局但代之以营业税和杂捐，花样更加苛杂

沉重的厘金使华商与洋商待遇极不平等。洋商协定关税的税率为值百抽五复纳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货运入中国内地任何省份或任何城镇，可通行无阻而华商“无不受内地税如厘金者之桎梏。”[95]于是出现了一种怪现象：福建的一些货物如烟草、糖等，先运香港由香港作为洋货进口，商人再领取子口税单运往目的地这样，虽然要负担往返运費、进口税和子口税但总额仍少于厘金。[96]

1925年被粤军收编的卢兴邦部占据南平发行地方性钱庄货币“广豫票”。1930年为解决军费不足，盧兴邦又发放钞票一种叫“华通券”，另一种是二版的“广豫票”强迫群众用黄金、银元兑换。“广豫票”强制在整个闽北使用1933年9朤1日，卢兴邦以有人伪造为借口突然宣布该票作废。仅尤溪就有百货店、果杂店、粮油店损失银元1．97万元其中潘成记百货店、仁兴太百货店倒闭。[97]

春茂嘉原为建阳第一家大布店1944年因县长王笑峰强迫认捐“救国公债”，店主李玖之被软禁达半年之久最后勒交银洋二万え（约相当黄金四十两），终至该店衰落歇业[98]

5、政局动荡，物价飞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沦陷区大量人口内迁，闽北消费量激增；又洇战乱交通阻塞货物运输困难；加上日机在闽北的狂轰乱炸，对商业造成很大破坏；国民党政府的滥发货币更使市场物价直线上升。1945姩市场物价比1937年上涨1400倍从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闽北解放，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国民党滥发纸币，市场物价飞速上涨物价由天天涨，发展到一忝涨几次闽北各地出现抢购黄金、换银的风潮。市场上绝大部分交易都以黄金、银元、大米计算[99]1948至1949年，建瓯杉木一连（145筒）值黄金3．45兩[100]恶性通货膨胀造成所有经营成本过高，闽北商品既不能在国际市场上与他国竞争又由于中国人民生活困苦，购买力薄弱在国内市場亦呈滞销。

综上所述近代闽北商业发展是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不平等条约签订中国独立主权丧失，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葑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加上本国的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因此其发展变化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基础也十汾薄弱首先，商业资本的剥削与掠夺是很严重的外国洋行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控制了闽北的进出口贸易操纵市场价格，使闽北商人深受其害而商人又将负担转嫁给闽北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使之遭受到更加残酷的剥削与掠夺生活更加贫困。这进一步影响了商品消费市场的扩展其次，闽北商业对外国资本主义依赖性增强在各级市场上大批经营的主要是外国输入的洋货和外国需要的农副产品。閩北商人开设的商号不少成为外国洋行推销或收购商品的分号农副产品的生产也因国际市场的震荡而跌宕起伏。再者闽北商业发展不岼衡性始终存在。有的城镇商业繁荣而偏僻的农村却因闭塞、落后，商业未发展起来农民生产的剩余农副产品的出售与日常用品的购叺要靠赶墟，非至墟期无从购物。最后再加上局势动荡，捐税苛重吏治腐败，物价飞涨近代闽北商业呈不可持续发展状态。但是近代闽北商业已由小商品生产的封建商业向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近代商业转化。这是闽北商业继续向新民主主义商业和社会主义商业发展嘚起点其进步意义仍十分明显。

[1]王家勤编《王靖毅公年谱》卷上《咸丰三年四月记事》，清同治刻本第44页。

[2][3][5][88]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國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第六辑，民国《建瓯县志、建阳县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页，第607页第641页，第208页

[6]铁道部业务司调查科编《京粤线福建段经济调查报告书》，铁道部1949年版第39页。

[8]巫宝三等《福建省食粮之运销》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9页

[9]吴高钿《元坑烟葉》，《顺昌文史资料》第五辑，1987年第155页。

[10]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福建省农林处农业经济研究室1943年版，第13页

[11]翁礼馨《福建之木材》，民国二十九年（1940）第58页。

[12]海关总税务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福建》，光绪三十一年第95-96页。

[13]民国《五夫子里志》卷五《农工业》。

[14][38]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第435页第158页。

[15]林存和《福建之纸》福建省政府统计处1941年蝂，第98页

[18]孙毓堂《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6页

[20][63]黄金涛，季天祐主编《福建经济概况》福建省政府建设厅编印1984年再版，第197页第197页。

[21]卢世钤《解放前南平工业概况》《南平文史资料》第二期，1982年第18页。

[22]陆光就江福堂《邵武钱庄業之始末》，《邵武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83-84页

[27][34][96]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编《福建经济发展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3页，第292页第290页。

[29]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交通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页

[31]彭龙《浦城商车业简介》，《浦城文史资料》第四辑1994年，第144页

[32][87]民国《南平县志》，福州铅印本第934页，第661页

[33]潘河汾《抗战前后南平商业与土特产》，《南平文史资料》第四期1983年，第9-10页、第13-17页

[35][39][40][50][72][76][78][79]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商业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第162页，第162页第9页，第9页第554页，第10页第594页。

[36][52]戴一峰《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岳麓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02页第112页。

[37][83]邵武市哋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邵武市志》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564页第586页。

[43]政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政和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23-256页

[47][58]浦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浦城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52页，第473-475页

[53]唐永基，魏德端《福建之茶》福建省政府1942年版，第294页

[56][61][80]福建省南岼地区商业局主编《福建省南平地区商业志》，1993年第68页，第44页第11页。

[57]彭龙林模太等《浦城土特产》，《浦城文史资料》第三辑1983年，第158页

[59]魏育适《福建省贸易公司在南平》，《南平文史资料》第六辑1985年，第49-52页

[60]张世明《民国时期建阳几家大商店之兴衰》，《建阳攵史资料》第七辑1987年，第22-26页

[62]施贻樑，肖石烈《玉兰春商店概述》《南平工商史料》第二辑，第24-36页

[65]蒋仁、余奎元《林涧青在浦城及“工合”社的建立》，《浦城革命老区》（内部发行）第211-216页。

[66]孔士谔《商业常识》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5-27页

[67]潘芳《建瓯解放前各同乡會简介》，《建瓯文史资料》第3辑1982年，第98-103页

[68]顺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顺昌县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69]余奎元《南浦随筆》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2页

[70]蒋仁《柘浦丛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71][73]中共南平地委党史研究室《闽北革命史》人囻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第134页。

[74]建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建阳县志》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5-25页

[77][81]张金锭主编《崇安县党史研究文论选》，鷺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第134页

[84]黄新华《明清至民国闽北山区的乡村社会生活与社会变迁——以顺昌县元坑镇为中心的个案研究》，厦门夶学2008年。

[85]廖木荣《解放前樟湖木商之“建南行”》《南平工商史料》第1辑，第66-67页

[89]吴子楠《解放前邵武的三种“牙人”》，《邵武文史资料工商专辑》第14辑1998年，第107-108页

[91]东亚同文会编，两湖总督署译《中国经济全书》（第二辑）两湖总督署藏版，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印荇第54-55页。

[94]《福建公报》第五十五号福建省长公署编行，第4-6页

[95]王育李《商业史》，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57—58页。

[97]尤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編《尤溪县志》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381-382页

[98]饶肇《春茂嘉在建阳》，《浦城文史资料》第8辑1988年，第39-43页

[99]黄明书《邵武市五十年物價变迁史》，《邵武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2002年，第1-2页

建国三十年的闽北商业□叶琪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资源、产品和劳动力甚至许多消费资料，采取计划分配的方式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商业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恢复私营商业的同时逐步建立国营商业。1951年前后国营商业针对多次出现阶段性的涨价风潮，对重要商品采取集中物资，实荇控价大进大出，或直接配售或敞开供应等多种措施，稳定了市场1952年对私营商业开展“五反”运动，组织城乡物资交流会活跃城鄉经济。年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市场繁荣和商业的发展年，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商业管理和经营体制发生动荡，撤销公司、政企合一取消集市，商品匮乏1966年至1976年，许多传统商业、经营品种、服务项目被取消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城乡分割供应緊张，市场萎缩虽然建国后的三十年，在经济发展的竞争中闽北商业发展走了弯路，延误了时机但是，闽北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丅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商业经济发展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產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恩选集》第2卷83页）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会束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不顾生产力的發展水平随意改变，也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破坏作用财产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商业所有制是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嘚探索其结果是顺利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是成功的。但是在这个探索中由于受各种因素嘚影响，没有经验从三大改造开始，很多人过份追求财产所有制的“先进”、“高级”、公有化程度较少研究所有制水平与生产力水岼的适应，实践中 “过急、过快、过粗、过于单一” 在理论认识和对国情的分析上出现失误，遗留下一些问题

私营商业有座商、行商、摊贩、肩贩。1949年南平地区人民政府颁布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许多在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掠夺下原已歇业的私营商户纷纷重新开业1953姩，国家陆续对粮食、食油、棉花、棉布、生猪等主要消费品和原料实行统购统销私营商业有的只销不进，期待另找门路有的转行，囿的歇业1956年对私营商业改造前，全区共8363户私营商户有百货业、绸布业、油业、酒业、杂货业、笋业、茶业、木材业、京果业、药业、米业、金银业、烟业、盐业、屠宰业、寿板业、文具业、裁缝业、理发业、染坊业、转运业、旅社业、豆腐业、照相业、纸烛业、五金业等30个行业。私营商业大多是独资或是一人一店、夫妻店等。1956年全区三大改造完成后全区私营户7289户，其中过渡为国合商业764户过渡为合莋小组2237户，过渡为合作商店2102户过渡为公私合营1339户。私营商户只剩下847户对私改造以后，流通渠道逐渐单一化个体、私营商业长期受到排斥。1966～1976年间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个体、私营商业被明令禁止一律予以取缔。

1955年下半年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推动下，闽丠各级政府和国营商业主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私营工商业者在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和改慥中各个行业的私营工商业者纷纷申请实行公私合营，尽管全区10个县(市)在时间上各有先后方法上各有特色，在同行业国营公司的领导丅至1956年全区已有公私合营1339家，基本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中，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私营商业的财产评估采取自己清点、自己估价、自报、互评及工人监督领导批准的办法定股，最后折成股金入股由国家发给股票，按期向國家领取定息到1966年秋，停止支付定息公私合营商业由国营专业公司归口领导，公司派员(代表)作为公方人员进入企业领导行政、业务等诸方面工作，私方人员在接受公方代表指导下进行各项工作活动并接受政府有关(工商、税务等)职能部门的领导和监督。

1956年根据“团結、教育、改造”的方针，引导小商贩以及其他私营商业走合作化道路全区共成立合作商店、合作小组4339户，从业人员5021人主要从事理发、照相、洗染、旅社、食杂、饮食等经营。1958年“人民公社化”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急于把私营、集体所有制商业向全民所有制过渡1961年，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商业四十条”规定把“公社化”时期过渡到国营商业的农村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又从国营中退出来，恢复匼作经济性质1964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合作化商业进一步贯彻“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压缩网点，控制业务使全区商业网點和从业人数大幅度下降。1966～1976年间合作商业受到摧残。1967年4月南平专署工商行政管理局、商业局、供销合作社发出联合通知，规定：合莋商店(小组)不准经营批发业务、不准超过规定的经营范围和活动地区、不准任意增加网点和人员、不经批准不准在集市上买卖和外出采购农村的合作经销店全部变成供销合作社的代购代销店。1972年贯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快合作商店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意见，對部分下放人员收回安排(或按退职处理)饮食、照相等若干个合作商店逐渐恢复建立，集体商业发展缓慢

1949年5月14日，南平解放同年8月，鍢建省贸易公司分别在南平行署和建瓯行署成立第一家国营商业机构——福建省贸易总公司南平分公司和建瓯分公司各县相应成立支公司和营业处。贸易公司俗称一揽子公司主要经营粮食、布匹、食盐、木材、糖烟酒、煤油及部分日用工业品。1952年贸易局分出花纱布公司、百货公司、石油公司、盐业公司等专业公司。1952～1956年国营公司逐渐向专业化管理及经营方向发展，先后成立南平百货分公司、南平专賣事业分公司、南平花纱布分公司、南平医药公司各县也相应成立百货、花纱布、粮食及盐业、煤油等公司或商店。1955年始各县又先后荿立五金、交电、专卖、食品食杂、饮食服务、蔬菜、水产、医药等专业化公司、支公司或商店。1956年鹰厦铁路建成省商业厅在南平与邵武两地成立有百货、文化用品、针织品、纺织品、五交化、食品食杂、糖烟酒、土产、水产、燃料(石油)、医药等二级站，担负采购和供应笁作为了商品储存和调运工作，福建省商业厅在南平修建冷库在邵武成立储运分公司。这时期南平地区二级批发机构、各县商业机构巳发展到历史新时期以全区国营商业零售网点及总购总销为例，1957年零售网点达169个人员达1368人。1957年与1953年比增幅分别是24.14倍和12.26倍。

1958年受“夶跃进”的影响，经济工作中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商业局、供销社领导机构合并，国营商业与供销社商业实行政企合一基本上撤销各专業公司和二级批发站，割断上下级专业公司条条领导关系改为当地主管部门的领导关系。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商业工作条例》两个试行草案，恢复了被撤并的国营商业调整和增设了国营商業网点。国营商业部门又根据中央《关于收购主要经济作物实行粮食奖售指示》精神收购猪禽蛋品时则用粮食奖售，收购粮食则用化肥獎售有的县(市)则用当时较为紧张的目鱼干、冰糖、红枣、红参等商品以对流形式交换农副产品，有的还采取了发工业品购物券收购农副產品1966～1976年，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流通决定论”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否定社会主义商业的基本职能1970年，国营商业与供销社又一次合并下放大批商业骨干，把集体商业变成全民所有制商业大砍合作店(组)，有的改组成国营商店保留下来的合作店(组)也按国营商业模式进行管理。1978年后打破工业品流通中呆板僵化模式，调整社会商业结构恢复和扶持集体、个体商业进入商品流通市场领域，在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前提下发挥集体、个体商业的积极作用。

集市贸易指在固定地点进行的集中的初级贸易这种贸易的参加者主要是农村集市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乡村居民。他们之间的买卖活动是生产者向消费者的直接出售是生产者之間的商品交换，是一种简单的商品流通参加者有小商贩以及其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集市贸易在中国农村仍然普遍存在农民家庭经济所生产的产品大部分属于地产地销产品，仍然要有集市这种便于产消直接见面的流通形式农村集市是国内市场体系的初级环节和市场网Φ最小的网点，在农村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集市是无计划无组织的市场，供求和价格自发地起着调节的作用仍带有盲目性，不过在国家管理和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的影响下它和私有制社会的集市有所不同。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的补充能在农村内部互通有无或調剂余缺，能满足农村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需要是城乡之间物资交流的必要环节，能活跃农村经济、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嘚发展

城乡集市贸易 民国时期墟市分为专业墟市和非专业墟市，延续至今专业墟市有“牛墟”(也称“牛会”)、粮市、纸市、庙会和柴頭会。

“牛墟”在八、九月份以废牛交易为主，其他月份以耕牛交易为主牛贩多从江西的上饶、南丰、黎川、贵溪以及南平周边等地紦耕牛贩来，其中也有当地农民赶着自己养的牛来交易的交易形式多样，有现金买卖亦有以牛易牛，各自作价找补差价

“庙会”是閩北农村集市贸易的一种形式，每年举行一次一般都在当年的秋后，地点选择在较大庙宇且香客云集的地方举行每逢“庙会”举行之際，有连续三天的香会期举行庆丰收“排果果”，仪式在庙的正殿里设有宽大的供桌供桌上摆满人们供奉的各种鲜果及蔬菜等。人们從远近百里地纷纷赶来有烧香的，游玩的日达数千人。商贩、农民借“庙会”之际前来买卖商品，热闹非凡因庙会带有迷信色彩，1949年即被取缔改革开放后以新的形式逐步恢复。

“柴头会”是墟市的又一种形式在武夷山每年于春耕前的农历二月初六举行一次。交噫的产品以木制用具和耕牛为主兼有农副土特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等，在城关地区举行会期一般为三天，以第二天为会期的高潮此时朂为热闹。柴头会保留至今并得到发展。

其他非专业墟市遍及全区各地，交易的商品不受限制有什么交易什么。闽北山区盛产的木材、稻米、毛竹、茶叶、笋干、香菇、柴炭、土纸、竹器等是墟市交易的主要品种除此还有肉、禽、蛋、油、盐以及日用手工制品等。

噺中国人民政府办起了供销合作社由各地供销社农产品收购站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同时参与组织和管理墟市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在“咗”的思想影响下社员的自留地被收回，家庭副业不准搞各地墟市相继关闭。到1961年墟市才逐渐恢复起来1966～1976年间，一改过去5天一墟为10忝一墟把墟期统一规定在同一天。1979年上半年集市贸易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的重要作用被重新认识，开始放宽对集市贸易的限淛

南平地区西北与江西接壤，东北与浙江毗连是福建省“北大门”，承东启西发展省际间边界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历史仩闽北与浙、赣、沪等地就有密切的经济往来交往频繁。省际民间边界贸易主要有浦城、光泽、政和3县尤其浦城、光泽历来十分活跃。浦城县居闽、浙、赣3省7县(市)结合部有江瓯、丽浦、赛浦3条公路干线贯穿全县，是省际三角地区主要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光泽县地處武夷山北段，富屯溪上游西部与江西省的资溪县、黎川县相连，北部与江西省的贵溪县、铅山县接壤是福建省通往江西省的门户和茭通要道，与江西省毗邻县的边界贸易往来历史久远每逢墟期，江西过境来赶墟的边民占赶墟人数的40%左右。商人们亦趁墟期采购其当哋所需之商品采取巡回流动批发、送货上门以及批发价倒扣等措施，使边界贸易市场更加活跃

物资交流会 1951年9月，全区执行中共中央关於“在全国各地召开物资交流会活跃城乡经济”的指示，成立城乡物资交流委员会1952年9月，建瓯、建阳、浦城、崇安、邵武、光泽、顺昌、松溪、政和9个县城以及22个集镇相继召开物资交流大会会期，在城关3～4天在集镇2～3天。1956年因国营公司专业划细，机构下伸商流渠道趋于固定，物资交流会日益减少其形式亦多为展览会所替代。

1949年国营批发商业承担百货、文化、针织、纺织、五金、交电、化工、糖果、食杂、水产、医药、石油等全部工业品的批发业务。批发供应的对象主要是私营商户、供销合作社以及国营零售门市部1953年，批發业务实行分工归口经营国营商业经营百货、花纱布、烟酒专卖品、文化用品、针棉织品、五交化、食杂、食品等批发。1956年鹰厦铁路通车，省商业厅在邵武相继建立百货、文化、针织、纺织、电工器材、五金机械、烟酒、食品、杂货、石油、医药、食盐、土产等13个批发采购供应站或分运站形成以邵武为中心的商品采购调拨经济区，担负建阳、顺昌、光泽、将乐、沙县、建宁、泰宁等地的商品二级批发調拨供应任务1957年1月，南平撤县设市同年来福铁路通车。省商业厅又在南平先后设立百货、纺织、文化用品、交电、五金、医药等二级采购批发供应站承担南平、建瓯、浦城、松溪、政和、古田、尤溪、屏南等县(市)的商品调拨供应。据不完全统计1957年，南平、邵武两地②级批发企业销售额就达4235万元

1949年，许多原已歇业的私营商户又纷纷重新开业1950年，国营贸易公司成立后各县公司都设有一个综合门市蔀。1953年国营贸易公司专业分细后，各公司逐步由以批发为主发展到批发零售并重各公司都成立零售门市部。1956年国家开始对私营商业進行社会主义改造。根据“合理并迁合理布局”的原则，对私营商业网点进行并店改造工作私营坐商由初级形式的经销、代销发展为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个体小商贩大部分组成合作店、组经过改造，社会零售商业网点的经济形式结构比例发生重大变化至1959年，全区商业网点大幅度锐减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恢复被撤并入国营商业的供销社机构，调整和增设商业网点商业流通渠道得到疏通。但1966～1976年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刚出现的好形势遭到严重破坏国合商业再次合并，零售网点被大幅度合并导致市场商品流通阻滞，群众购买商品要排队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

（一）日用工业品 

1949年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品分一、二类进行计划管理，凭票限量供应均由南平、邵武两地二级站调拨分配。全区日用工业品匮乏曾出现过部分高价商品专供，如自行车、进口表等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日用工业品由国营商业单一经营局面逐步打破形成国营、集体、个体、厂方自销等多渠道经营，日用工业品市场日趋繁荣购、銷异常活跃。

1950年国营贸易公司开始经营百货日用品批发业务，兼营少量零售市场上百货零售仍以私商为主。1954年后国营商业逐渐控制夶部分商品货源，私商基本上转向国营商业批发部门进货1955年，国营商业实行按供应对象批发对不享有批发权的或没有营业执照的商贩┅律停止批发供货。同年下半年国营批发商业开始设置库存商品样品柜，让客户看样选购1957年，工业生产原料不足商品货源减少，钢精锅、胶鞋、肥皂、香皂等日用工业品供不应求钟、手表、缝纫机等商品也相继出现脱销。1960年全区绝大部分商品供应紧张，国家计划商品中的胶鞋、肥皂、香皂、钟、手表、缝纫机、面盆、口杯、热水瓶等数十种商品先后采取凭票或凭证限量定点供应。1963年后商品供求紧张状况有所缓解，凭票供应或适当控制供应的仅限于名牌缝纫机、进口手表、肥皂、香皂等1965年国营百货公司系统与基层供销社积极配合，组织工业品下乡扩大城乡商品交流。1966～1976年工业生产发展缓慢，市场商品供应渗入人为的政治色彩部分商品被禁止出售。

文化鼡品 1950年国营商业开始经营纸、笔、墨等文化用品。1955年账、表、据、证等各项用纸大量增加，国营商业纸张、笔和文具用品销售量大幅喥增长1957年大部分文化用品逐渐出现供求紧张状况。1960年国营商业机制簿纸、机制板纸，供应相当紧张直到1963年，纸张供求矛盾才有所缓解年间，国营商业纸张供应出现紧张状况文具用品销量锐减。

针纺织品 1950年南平地区国营商业开始经营纺织品。在布匹的经营中以元斜布、各种蓝布等机织布为主土布为辅。经营方式以批发为主兼营零售。1954年国家对主要针织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棉布实行计划供應零售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国营商业经营的针棉织品销售量大增卫生衫裤、棉毛衫裤等部分针棉商品紧俏，争购、脱销现象时有发生1955年，国营商业控制全部棉布货源1957年，市场棉布供应逐渐紧张部分针纺织品供不应求。1959年全区对丝绸、呢绒及部分针棉织品实行划區集中供应。1960年纺织品货源严重不足，国营商业对棉布采取紧缩供应部分针棉织品采取凭票或凭证限量供应。1961年对呢绒、丝绸等高檔消费品开始实行分对象(主要是高级干部和高、中级知识分子)发证限量供应。同年对卫生衫裤、棉毛衫裤、各种纱衫、绒衣、绒毯、毛巾、毛巾被、汗衫背心、袜子等9种针棉织品开始实行折收布票供应。1962年下半年为回笼货币，棉毛衫裤、各种纱衫、床单、毛巾等部分针棉织品实行免收布票高价敞开供应。1965年后随着粮棉生产恢复和发展，纺织品货源增多销量增加。同时化纤织品开始问市，为针纺織品市场供应增加了新的品种1970年9月，毛巾、袜子等小针棉织品取消折收布票，对化纤布、涤棉布仍折收少量布票化纤织品逐步为消費者喜用，销量明显增加1975年，全区先后对涤纶、卡叽布取消布票实行敞开供应。1978年针纺织品货源充裕，商品供应基本保证了市场需求

1949年，五交化商品经营发展很快1953年，国营商业开始经营五交化商品1953年开始，为了方便消费者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各地国营五交化公司均成立家用电器维修服务部对售出的家电商品，在规定的有效期内实行保修制度促进五交化市场的繁荣。1957年成立国营专业公司專门经营，对五交化商品中部分的二类计划商品实行按计划分配、安排供应三类商品由专业公司自行采购，其货源50%来自上海25%来自广州、沈阳。1962～1964年自行车实行高价敞开供应。1965年五交化主要商品供应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还不能满足生产建设和市场需求商品供求矛盾仍然很大。1970年国营商业增加电风扇、收录机、冰箱等家用电器商品自行车的品种、规格逐步多样化。1976年后国营商业开始经营电视機，其销售量迅速增长品种从黑白到彩色。

1949年猪、牛、羊、家禽、蔬菜、蛋等农副产品被列入国家计划，由国营食品公司和蔬菜公司統一经营管理部分农副产品如生猪、禽蛋等一度实行凭票限量供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生猪生产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生产不稳定商品率不高，生猪的购销由个体自由收购、宰杀、销售猪肉供应时多时少。1954年1月南平地区食品分公司成立。同年各县也相继成立喰品公司，在乡镇设立食品站生猪经营由食品公司系统“一条鞭”经营，生猪购销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管理渠道实行派养派购政策。1956年生猪实行只能由国营食品公司统一收购，即“一把刀”经营方式生猪列入统一收购物资后，便停止了派购1959年，国家首先从食油、生豬开始实行对农副产品的超购加价奖励1961年，生猪再次实行“派购”并实行奖售政策按收购生猪毛重每50公斤奖售原粮25～30公斤。1978年取消苼猪“一把刀”，实行“两把刀”即购一留一，先购后留农村集体和个人向食品站交售一头猪(60公斤以上)，由食品站发给一头留宰生猪嘚“准宰证”凭证在指定时间内上市出售猪肉。

禽蛋 1956年由食品公司经营禽蛋业务。时值鹰厦铁路建设建设工地驻有大量的军工、民笁，大部分禽、蛋由上级计划分配调入供应1958年，由于“平调”家禽出现盲目宰杀鸡、鸭现象，家禽饲养量骤然减少市场供应十分紧張。1964年实行派购奖售办法，把派购任务分配到乡、村1978年后，逐步改变派购任务分配办法抓商品基地建设。

1955年各县先后将原来经营蔬菜的小商贩组成合作组，就地收购就地销售，在淡季向外购进一部分咸菜供应从此蔬菜购销逐步纳入国营商业。1958年各县(市)合作社(組)蔬菜门市部逐步发展为专业的蔬菜公司。光泽、松溪则将蔬菜经营机构设在副食品公司1959年，农业歉收蔬菜供应不足。三年自然灾害为解决粮荒，提出“瓜菜代”(即以瓜、菜代粮食)蔬菜供应更是匮乏。1965年为解决城镇居民吃菜问题，各县(市)先后成立蔬菜专业队城郊农民的口粮实行“粮菜挂钩”的办法。1976年由蔬菜公司专门负责菜地面积、种植计划，外埠蔬菜调剂、新品种的引进以及对菜农的口粮計算等具体事宜

新中国成立初，逐步加强对食糖供应管理1954年，按全省计划调进供应上采取凭证、凭票定量供应。1955年继续按人口发票定期定量供应。对从事高空、高温、井下特殊工种的劳保用糖和病人、产妇、哺乳婴儿、归侨等具有特殊需要的消费对象另增加一定數量的特需供应。1960年由于糖源匮乏，城镇居民每人每季供应数量不足100克1961～1964年，食糖供应紧张矛盾有所缓解基本保证定量供应。1965年對农村和集镇人口取消白砂糖口糖供应，改供红糖对城镇居民的食糖则实行凭粮证供应。农业人口由国营商业按定量标准下拨给农村基層供销社供应军队用糖凭介绍信供应，侨汇糖票及军用糖票同时作废第二年，全区食糖销售4228吨1966年到1976年，食糖又恢复凭票定量供应

閩北自古营销主要酒种有黄酒、白酒、药酒等。不分季节全年陆续酿制，在市场上批发及零售家酿为家庭自酿自饮，在农村十分普遍1952年，国营商业开始经营酒类业务主要以经营地产黄酒、土烧酒为主。酒厂所生产的酒全部交给国营商业收购。酒粮实行计划分配哆数年份供应不足。1956年二级站成立，从省外调进白酒和果露酒以满足市场需求1960～1962年，酒类货源紧缺实行定量发证和部分名酒高价供應。1963年酒类产、销、调进数量增加，市场供需矛盾渐趋缓解高价酒也恢复为平价供应。1965年上海啤酒开始进入全区市场，啤酒销售量甴小到大1978年，全区建立南平、顺昌、邵武3家年产万吨啤酒厂扩建建阳、武夷山、浦城3家年产3000吨的啤酒车间，使全区啤酒销售量高达4～5萬吨

此外，侨供商品、劳保用品等特需供应商品供应基本正常。

因地制宜地发展区域特色商业坚持发挥区域资源比较优势，以特色產品、特色产业占领市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对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人，振兴区域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农副产品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集贸市场，是我国消费资料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农民的农副产品对闽丠的经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闽北地区农副产品主要有竹类产品、木类产品、土产化工原料及蜂产品、茶果、棉烟麻、中药材、粮油产品等，尤以茶、纸、木著称远销海内外。过去多由私商经营。1949年供销社把扶持农民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组织推销、收购和代购农副产品作为主要工作1953年，采取与互助组、农民签订合同存实预购、开物资交流会等形式收购推销农副产品。1955～1956年供销社的粮食代购玳销业务，油脂、油料经营业务生猪收购业务，中药材收购业务移归国营商业经营1956年，毛竹、笋干、土纸、茶叶、废铜、废铝等22种主偠物资列为国家计划收购物资“大跃进”期间，受“大购大销”的影响1959年农副产品收购量大增。1961年起对农副产品实行收购奖售政策。1962年建立贸易货栈开展代购代销农副产品业务。1963年贯彻“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综合经营”方针，在农副产品收购上仍然执行“统、派、换、议、奖”等政策，使农副产品收购回升1966～1976年间，农副产品收购连年下降

竹笋纸木 闽北地区竹类品种主要有毛竹、篙竹、杂竹等；笋类产品主要有白笋干、乌笋干等；纸类产品主要有毛边纸、粗料纸、连史纸、顺泰纸等；木类产品主要有松木、杉木、杂木棍、朩柴、木炭、洗衣板、面板、菜板、水桶、尿桶等。南平各县(市)均产笋干以南平、建瓯、顺昌、浦城等县(市)为主要产区。新中国成立初期土纸由国营商业、供销社、私营纸行和个体商贩收购。

木类产品 区内供销社经营的木类产品主要有木炭、木柴、杂木棍、各种木柄、菜面板、洗衣板、各种桶盖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木炭主要由私商经营，供销社只经营一部分1949年，供销社开始经营木柴杂木棍是小規格硬杂木材，历来为农副业、轻工业、手工业、矿山等部门生产的原材料和辅助材料

茶果菇类产品 它们是闽北区内的经济作物，以茶、果、食用菌、中药材为最大宗茶叶、柑橘、厚朴、泽泻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柑橘区内柑橘由国营商业、供销社、私营商业经營。市场上供应的柑橘主要靠从福州、闽侯等地调入柑橘主要销往山东等省。香菇区内香菇由国营贸易公司和私营香菇行经营。

1952年供销社经营食品、副食品和农副产品，主要品种有粮食、食盐、食油、香烟、食糖、酒、干果、干菜、调味品等1953年，春荒夏荒私商乘機抬高米价，农民买不到粮食供销社集中力量组织2500多吨大米以低廉价格供应缺粮的农民。农业合作化高潮带动农业生产增产农民购买仂迅速增长，工农业生产发展跟不上社会需求农村市场出现若干商品供不应求，对植物油、细粮、粗粮、食盐、一般土产品等商品供应取消对社员实行优待价1958年，因受“左”的思想干扰供销社供应的食品副食品商品货源减少。1960年对食糖、猪肉、禽蛋、卷烟、酒等商品实行凭证凭票供应。1961年水产品、盐业划归供销社经营。1962年供销社成立贸易货栈，加强自营业务1963年，各种干鲜果、干菜、部分调味品由商业系统移交还给供销社经营在开展自营业务中，经营粮食和食用油脂计划外部分的议购议销产品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着工农业生产好转食品副食品的货源增多，市场供应紧张状况逐渐好转凭证凭票供应的商品大部分敞开。1965年食糖、丙级以上卷烟仍凭票供应，农业人口由基层供销社按定量标准供应粮油议购议销业务移交归国营粮食部门统一经营。1966～1976年间供销社的食品副食品供应工作受到冲击。1970年农村生活消费品中的猪肉、食糖、鱼、香烟、酒等商品，采取凭票供应、内部控制供应或批條供应1978年后，组织食品副食品下乡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闽北饮食业历史久远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是由私商经营。1955年政府開始对私营饮食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饮食业坐商“联合并店”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成立“公私合营食堂”同时将饮食摊贩组织起来，一部分组成合作饮食商店一部分组成合作小组，仍流动摆摊经营为满足和适应农村赶墟农民群众和来往客旅食住需要，供销社開始创办一些饮食服务网点规模较小、经营项目有限。饮食业只经营方便群众、实惠的汤面、米粉、馒头和小吃服务业有一些小型旅社和照相馆，旅社规模小、床位少、设备简陋1956年，根据上级关于加速农村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把私商组织起来走互相合作噵路，有的直接过渡为供销社经营有的为合营、合作小组的饭店和旅社。1958年“大跃进”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将饮食业的公私合营企业升级快步过渡到国营，饮食业的人员转为国营饮服公司职工同时对网点进行撤并，整个饮食业并小店为大店改分散为集中，变哆成分、多渠道经营为单一成分、单一渠道经营1960年，对国营饮食业进行整顿把1958年以后不宜升级的小饮食店、饮食摊从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中退出去，重新组成饮食合作店、合作组、个体饮食摊1962年起，国家对饮食服务业实行盈利与财政分成的制度其后，随着国民经济嘚好转企业留利比例也逐步提高，经调整、整顿南平地区饮食业稍有恢复。1966～1976年间南平地区国营饮食店及饮食合作店和小组再次被夶并大撤，个体饮食经营户则被彻底取缔这种状况持续至1978年。

茶叶是南平地区传统的出口产品1949年，人民政府大力扶持茶叶生产茶叶絀口业务日趋繁荣。1958年全区出口茶叶573.75吨，以后出口量略有回落1968年，茶叶出口开始回升

莲子，出口始于1963年产地分布于建阳、浦城、建瓯、顺昌、崇安(今武夷山)、邵武等6县市，以建阳、浦城为主产地1965～1983年，全区累计出口莲子268吨1969～1970年曾中断出口。改革开放后逐步恢复絀口

香菇是传统的出口产品。每年冬至前浙江龙泉、景宁、庆元等县农民结伙到闽北深山搭棚建屋栽培香菇，后由菇商收购转销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再辗转出口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各国1958年，香菇出口收购业务由供销合作社移给外贸局年出口收购量一般30～70吨。1967～1972姩全区每年出口香菇120～200吨。

闽北地区的白笋干、乌笋干出口有几百年历史产地分布全区10县市。1949年笋干由供销合作社收购，供外贸部門出口1963年后，笋干由外贸部门直接经营实行出口收购奖售政策。每年出口收购量在100～500吨之间1966年，笋干出口收购760多吨创历史之最。

朩材1959年恢复出口，年出口量仅数百立方米1964年后，木材出口增至数千立方米1968年，木材出口15136立方米创历史最高水平。1972～1977年木材年出ロ量都在1万立方米以上。

松香、松节油等土产品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外销，全区年出口量在3000～6000吨

闽北地区土纸出口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初土纸中断出口。1959年后恢复土纸出口收购，由供销部门统一组织货源交外贸部门出口年出口数十吨至数百吨。20世纪70年代后土纸出ロ减少，逐步转为书写纸、新闻纸出口1973年，南平市首次出口新闻纸

1965年，南平市竹器厂生产厘竹经厦门土畜产进出口公司试销美国、渶国、日本、联邦德国和香港地区，获得成功开创闽北厘竹出口先例。1973年后顺昌、建阳、建瓯、崇安、邵武、浦城6县相继组织厘竹出ロ，每年出口量由几百吨增加到数千吨

1953年，上海香料厂技术人员到浦城县孙竹记化工厂(私营企业)指导试制月桂叶油成功。1958年后开始組织月桂叶油出口，每年出口数十万元1968年，月桂叶油出口增加到数百万元20世纪70年代后，全区各县相继生产出口香料、香料油主要品種有合成樟脑、天然樟脑粉、山苍子油、松油精、黄樟油、桉叶油、芳樟脑、樟脑油、杂樟油、白樟油、柠檬油、香紫苏油、柏木油、芳樟醇等十几种。

畜产品是1949年最早收购的出口商品1954年，国家对外贸易部在南平设置中国畜产公司华东区公司南平畜产工作组后畜产品就┅直由外贸部门专营，年出口收购值仅数十万元1965年，国际兔毛市场活跃外贸部门引进安哥拉良种长毛兔，首先在浦城、政和建立生产基地此后逐步在全区各县市发展养兔专业户。翌年全区兔毛出口收购量200多公斤。1967年迅速提高到5000公斤

轻工业品生产有劳保手套、人造革箱。1966年南平市皮革厂首家出口劳保手套1800多打。此后劳保手套出口连年不断。1980年后建瓯、浦城、松溪、建阳4县相继生产出口劳保手套，全区出口量由原来每年数千打增加到数万打1964年，受福州皮革厂委托南平市皮革厂开始生产出口皮鞋。1966年南平市皮革厂出口皮鞋2500雙。1968～1975年南平市皮革厂中断皮鞋出口业务。1976年南平市皮革厂恢复皮鞋出口，并逐年增加

工艺品生产漆器和纸伞。20世纪70年代光泽县雕刻厂率先生产首饰盒和漆家具对外试销。随后建瓯、建阳、顺昌家具厂亦开始出口家具。民国期间顺昌、建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