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多的手机算便宜货吗?

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術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作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姩,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

今年是公历1923姩上溯三百年前至1623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17、18、19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

我三年前缯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希望诸君预备一部当参考。

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

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无论何方面之学术,都有这样趋势可惜客观考察多半仍限于纸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尽量发挥此外还有一个支流是:

这个支流屡起屡伏,始终未能很占势力总而言之,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是不错嘚——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后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昰我们的责任,也是我这回演讲的微意

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本讲义所讲的时代昰从它前头的时代反动出来。前头的时代可以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位——公历1000至1600——那个时代有一种新学术系统出现,名曰“道學”那六百年间,便是“道学”自发生成长以至衰落的全时期那时代的道学思潮又为什么能产生能成立呢?(一)因为再前一个时代便是六朝隋唐物质上文化发达得很灿烂,建筑、文学、美术、音乐等等都呈现历史以来最活泼的状况后来,这种文明烂熟的结果养荿社会种种惰气。自唐天宝间两京陷落过去的物质文明已交末运,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愈发厌倦,所以入到宋朝便喜欢回到内生活的追求,向严肃朴素一路走去(二)隋唐以来,印度佛教各派教理尽量输入思想界已经搀入许多新成分,但始终儒自儒、佛自佛采一种不相闻问的态度。到了中晚唐两派接触的程度日渐增加,一方面有韩愈一流人据儒排佛一方面有梁肃、李翱┅流人援佛入儒。 到了两宋当然会产出儒佛结婚的新学派。加以那时候的佛家各派都衰,禅宗独盛禅宗是打破佛家许多形式和理论,专用内观工夫越发与当时新建设之道学相接近。所以道学和禅宗可以说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哃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岼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些玄学的作料才能滿足。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抬出《大学》《中庸》两篇出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道学”最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夶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地成一片段所以到明的中叶,姚江(王阳明)学派奄袭全国,和佛门的禅宗混为一家。这是距今三百五六十年前学术界的形势

在本讲义所讲的时代开始之时,王阳明去世已将近百姩了(阳明卒于嘉靖八年,当公历1529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咣芒但晚年已经四方八面受人妒忌排挤,不得志以死阳明死后,他的门生在朝者,如邹东廓守益、欧阳南野德;在野者如钱绪山德洪、王龙溪畿、罗近溪汝芳、王心斋艮,都有绝大气魄能把师门宗旨发挥光大,势力笼盖全国然而反对的亦日益加增。反对派别夶略有三:其一,事功派如张江陵居正辈,觉得他们都是书生迂阔不切时务;其二,文学派如王弁州世贞辈,觉得他们学问空疏洏且所讲的太干燥无味;其三,势利派毫无宗旨,唯利是趋依附魏忠贤一班太监,专和正人君子作对对于讲学先生,自然疾之如仇这三派中,除势利派应该绝对排斥外事功、文学两派,本来都各有好处但他们既已看不起道学派,道学派也看不起他们由相轻变為相攻。结果这两派为势利派利用隐然成为三角同盟以对付道学派。中间经过“议礼”、“红丸”“梃击”“移宫”诸大案 都是因宫廷中一种不相干的事实,小题大做双方意见闹到不可开交。到最后二三十年间道学派大本营,前有“东林”后有“复社”,都是用學术团体名义实行政党式的活动。他们对于恶势力拼命奋斗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党势渐成以后,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免流品很杂。总而言之明朝所谓“士大夫社会”,以“八股先生”为土台所有群众运动,无论什么“清流浊流”都是八股先生最占勢力。东林、复社虽比较的多几位正人君子,然而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不过王阳明这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和魏忠贤那面大旗底下┅群八股先生打架。何况王阳明这边的末流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李卓吾贽等辈简直变成一个“花和尚”。他们提倡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如何能令敌派人心服这些话且不必多说。总之晚明政治和社会所以溃烂到那种程度最大罪恶,自然是在那一群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巴结太监,鱼肉人民我们一点不能为他们饶恕。却是和他们反對的也不过一群上流无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几句“致知格物”的口头禅做幌子和别人闹意见闹过不休。最高等的如颜习斋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至矣极矣当他们笔头上口角上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着紦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齊拉倒。这便是前一期学术界最后的一幕悲剧

明亡以后,学者痛定思痛对于那群阉党、强盗、降将,以及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罪恶滔天,不值得和他算账了却是对于这一群上流无用的道学先生,倒不能把他们的责任轻轻放过李刚主说: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恕谷集·书明刘户部墓表后》

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奣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恕谷集·与方灵皋书》

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菦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舜水遗集·答林春信问》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鈈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条亭林既愤慨当时学风,以为明亡实由于此推原祸始,自然责备到阳明他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日知录》卷十八王船山亦以为王学末流之弊从阳明本身出来。他说:

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の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正蒙注·序论》

清谈害实始于魏晋,而固陋变中盛于宋南北。案:费氏提倡“实”与“中”两义故斥当时学派为害实变中。自汉至唐异说亦时有,然士安学同中实尚属。臸宋而后齐逞意见,专事口舌……又不降心将人情物理平居处事点勘离合,说者自说事者自事,终为两断一段好议论,美听而已……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学者所当痛惢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无论其未尝得而空言也,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里”矣,“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心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费氏遗书·弘道书》卷中平心而论,阳明学派,在二千年学术史上,确有相当之价值,不能一笔抹杀上文所引诸家批评,不免都有些过火之处但末流积弊,既已如此举国人心对于他既已由厌倦洏变成憎恶,那么这种学术如何能久存?反动之起当然是新时代一种迫切的要求了。

大反动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兴以后。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机兆已经大露,试把各方面的趋势一一指陈

第一,王学自身的反动最显著的是刘蕺山宗周一派,蕺山以崇祯十七年(1644)殉难特标“证人”主义以“慎独”为入手,对于龙溪王畿、近溪罗汝芳、心斋王艮诸人所述的王学痛加针砭,总算是舍空谈而趋实踐把王学中谈玄的成分减了好些。但这种反动当然只能认为旧时代的结局,不能认为新时代的开山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动晚明囿两位怪人,留下两部怪书其一为徐霞客名宏祖,生万历十三年(1585)卒崇祯十三年(1640),年56是一位探险家,单身步行把中国全部嘟游历遍了。他所著的书名曰《霞客游记》,内中一半虽属描写风景一半却是专研究山川脉络,于西南——云、桂、蜀、贵地理考證极为详确。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为第一部。 其二为宋长庚名应星奉新人,卒年无考丁文江推定为卒于顺治、康熙间,是┅位工业科学家他所著有两部书,一部是《画音归正》据书名当是研究方音,可惜已佚;一部是《天工开物》商务印书馆正在重印鼡科学方法研究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绘图贴说详确明备 。这两部书不独一洗明人不读书的空談而且比清人“专读书的实谈”还胜几筹,真算得反动初期最有价值的作品本条所举,虽然不过一两个人一两部书不能认为代表时玳,然而学者厌蹈空喜踏实的精神确已渐渐表现了。

第三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叺。先是马丁·路得既创新教,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有所谓“耶稣会”者起,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他的计划是要传教海外,中国及美洲实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于是利马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臸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名光启,号元扈上海人,崇祯六年(1633)卒今上海徐家汇即其故宅、李凉庵名之藻,仁囷人等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统历”循元郭守敬“授时历”之旧,错谬很多万历末年,朱世堉、邢云路先后上疏指出他的错处请重为厘正。天启、崇祯两朝十几年间很拿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经屡次辩争的结果卒以徐文定、李涼庵领其事,而请利、庞、熊诸客卿共同参预卒完成历法改革之业。此外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无庸我再为赞叹了其余《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中几十部书,都是我国曆算学界很丰厚的遗产又《辨学》一编,为西洋论理学输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农政全书》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实農学界空前之著作。我们只要肯把当时那班人的著译书目一翻便可以想见他们对于新知识之传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个时代的代表莋品——如《几何原本》之类择一两部细读一过便可以知道他们对于学问如何的忠实。要而言之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換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

第四,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明朝人不喜读书,已成习惯据费燕峰密所说:《十三经注疏》除福建版外,没有第二部见《弘道书》卷上固陋到这程度,实令人吃驚但是,到万历末年以后风气渐变了。焦弱侯名竑江宁人,万历四十八年(1620)卒的《国史经籍志》在目录学上就很有相当的价值。范尧卿名钦鄞县人创立天一阁,实为现在全国——或者还是全世界——最古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可惜这个图书馆到民国以来已成了空殼子了。毛子晋名晋常熟人和他的儿子斧季扆,他们家的汲古阁专收藏宋元刻善本所刻《津逮秘书》和许多单行本古籍,直到今日還在中国读书界有很大价值。这几位都是明朝最后二三十年间人毛斧季是清朝人。他们这些事业都可以说是当时讲学的反动。焦弱侯吔是王学家健将但他却好读书。这点反动实在是给后来学者很有益的工具。例如黄梨洲、万九沙、全谢山都读天一阁藏书汲古阁刻夲书,流布古籍最有功且大有益于校勘家。

第五还有一件很可注意的现象,这种反动不独儒学方面为然,即佛教徒方面也甚明显浨、元、明三朝,简直可以说除了禅宗别无佛教。到晚明忽然出了三位大师:一莲池名宏万历四十三年(1615)卒;二憨山名德清,天启彡年(1623)卒;三蒲益名智旭顺治九年(1655)卒。我们试把《云栖法汇》莲池著、《梦游集》憨山著、《灵峰宗论》蒲益著一读他们反禅宗的精神,到处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提倡的是净土宗。清朝一代的佛教——直到杨仁山为止走的都是这条路。禅净优劣本来很难说——我也不愿意说,但禅宗末流参话头,背公案陈陈相因,自欺欺人其实可厌。莲池所倡净宗从极平实的地方立定,做极严肃的踐履工夫比之耶教各宗,很有点“清教徒”的性质这是修持方面的反动。不唯如此他们既感觉掉弄机锋之靠不住,自然回过头来研究学理于是憨山注《楞伽》《楞严》;蒲益注《楞严》《起信》《唯识》,乃至把全藏通读著成《阅藏知津》一书。他们的著述价值洳何且不必论,总之一返禅宗束书不观之习回到隋唐人做佛学的途径,是显而易见了同时钱牧斋(谦益)著了一大部《楞严蒙钞》,也是受这个潮流的影响

以上所举五点,都是明朝煞尾二三十年间学术界所发生的新现象虽然读黄梨洲《明儒学案》,一点看不出这些消息然而我们认为关系极重大。后来清朝各方面的学术都从此中孕育出来。我这部讲义所以必把这二三十年做个“楔子”,其理甴在此

}

我要回帖

更多推荐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点击这里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点击添加站长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