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本栋：桃山抗战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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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马占山率抗日义勇军在白石砬子山口与日军激战。马占山江桥抗战失败，转战齐（齐齐哈尔）、克（山）、海（伦）、拜（泉）后，于1932年7月初经庆城，涉呼兰河西入铁力县城。翌日，率队东进，出桃山而南折进入凌云山腹地及铁力南部山区，于本月14日在铁力与通河交界的白石砬子山口与日军进行了一场恶战。据潘喜廷等著《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一书记载：“七月十四日，有日军第十四师团，第八师团和部分伪军，在野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向迂回在森林中的马占山队伍猛烈进攻。马部利用优势的地理环境，经过六昼夜迂回战斗，发起四次总攻击，终于把凶猛的敌人击退，这次战事的激烈，较去年江桥战役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役日寇死伤约千人，遗尸遍野，未经自焚者，俱皆腐烂，臭气难闻，马主席为维护人道起见，命皆掩埋于山下。”这次战斗义勇军伤亡亦重。日军飞机被击落一架，落于桃山境内。（详见本书《凌云山抗日斗争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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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周庶泛在平顶山建立根据地。三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周庶泛同志自本年春夏起，就率队在桃山南平顶山（桃山林业局奋斗林场西）建立根据地，在庆、铁、通、木一带坚持斗争，队伍迅速扩大，辉煌战绩常使敌人闻之胆寒。如1939年冬天，在庆安牛天成屯，用假投降的战术，不仅成功地智取了大量给养，还严惩了庆城“受降团”的8名伪官吏(抓住勒死在小树上)，胜利后，返回平顶山根据地。日，在从安邦河上游前往老金沟途中的拂晓前，被叛徒警卫员杀害于桃山北，依吉密河南的密林中。（《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7卷&
第5页；铁力市公安局档案&敌伪卷&77#&张希山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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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间，雷炎在柳河、喇叭河子作战。当时，抗联三军九师雷炎部队200多骑兵西征，活动在铁力南部柳河、喇叭河子（桃山林业局柳河林场、新兴林场）一带，被铁骊县公署日系指导官高见在飞机上发现并组织日伪军警上山“讨伐”，在援抗爱国群众李均海家附近作战，被我军击溃。
为抗联提供食宿，支援粮食衣物的农民李均海（外号李大胡子）、陈矮子、冯宝山、赵福有（赵老麻子）被“讨伐”队抓进县里监狱，还放火烧了李家房子，把李全家赶到山下。
李均海出狱后身残体衰，夫人李周氏承继夫业，继续支援抗日，骑马到街里为抗日联军代买衣物、食盐和药品，被特务发现，毒打，接着，又把李氏带到跟前的趟子房，拔去正在做饭的锅，把她架到锅台腔子上烧。（详见本书《李均海夫妇援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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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农历8月15日前夕，西征部队率三军西征部队袭击白河警察分驻所。该役俘虏10余名伪山林警察，缴获大枪10余支，粮食和衣物若干。伪警经教育后释放。（详见本书《西征铁力，袭击白河警所和明命寺办班》）
　　&#年9月&
。张光迪率在凌云山明命寺举办军政训练班。上次战斗后，张光迪率新收编的抗联部队在凌云山明命寺（桃山林业局春光林场283林班）举办军政训练班，为期半月。（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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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张凤岐入队参加抗联。是时，现石长南打石场张石匠之子张凤岐在为抗联三军西征队伍带路途中参加抗联。多立战功，曾任三军三师某团团长、连长。（见《张凤岐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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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初，抗联三军先遣队呼兰河上游摆战场。为粉碎敌人聚歼北满抗联部队于汤原根据地的阴谋，“珠汤会议”后，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对第三、六军突破敌人“讨伐”的斗争作了再次部署，命令三军一、二、三、五师之一部及六师和九师等主力部队再次西征庆城、铁力，以进一步开辟岭西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
为了保证主力部队西征的胜利，赵尚志任命李熙山为哈北司令，于1936年10月初，率一师200余人与另外几支抗联队伍分批西征，12月，会师于庆铁北部老金沟山区。
稍事休整后，这支会师队伍便以铁力北部山区为依托，广泛开展开辟新游击区根据地的活动。此间，李熙山曾率队在大呼兰河上游山区（鸡岭村）与300多日伪军交战，予敌以重创，为开辟庆铁游击区根据地打开了局面。（赵俊清著《赵尚志传》.一2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亦可见本书《桃山抗日战事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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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冬天，李兆麟率队夜袭神树日本兵营。为了保护绥佳铁路筑路工程，日寇在神树扎了一座兵营，鬼子指导员森升带领五六百名伪军驻扎在那里。森升驻在中间据点，有200多个伪军保护着，周围还有四个据点,，每个据点各有100来个伪军。
时任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兆麟同志得知这一情报后，决定拨掉这个兵营，打击敌人，阻止和破坏敌人的筑路计划。他带领战士近百人，从汤原出发，穿林海跨雪原，长途奔袭，成功地解决了这些兵营，击毙了森升，解散了伪军，缴获了大量物品。（详见本书《李兆麟夜袭神树日本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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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冬，抗联三军七十五团在“神树——南岔”间，与护路日伪军作战。为了保护绥佳铁路修建，1937年冬，有日伪护路部队1300余人（日军300；伪军1,000）在“铁力——南岔”间频繁活动。为了打击这伙敌人，破坏敌人修路，我抗联三军九师七十五团150余人，在敌护送给养的路上设伏。首先夺取敌给养，诱使敌人来追，然后又设伏阻击，引诱和打击敌人，把敌人从南岔向铁力追出100来公里。消灭日军70余人，伪军1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猪肉和大米等。我方伤亡十五、六人。（详见本书《抗联三军七十五团在“神树——南岔”间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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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镰田直治以下62户，272人在现桃山林业局医院北0.5公里处，建桃山开拓组合。
　　&#年6月，远征队伍夜渡呼兰河&
二抗联小战士不幸牺牲。为跳出敌人“聚而歼之”的包围圈，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八次常委会议的决定，三军政治保卫师和九军二师150余人作为西征首批队伍，在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三军政保师师长常有钧和九军二师师长郭铁坚的率领下，从依兰出发向庆铁绥方向前进。
七月某日夜，这支西征队伍来到了桃山西呼兰河南岸，派侦察员到南边“套子里村”（现桃山镇先锋村）找来了驻在那里的伪森林警察队索利连（由鄂伦春人组成）连长陈山和他的老婆为队伍带路，他们领着队伍来到一个水浅易涉，而又比较隐蔽的地方，指点队伍渡河。
当时，桃山一带森林茂密，呼兰河水量十分丰富，而又时值汛期，水流湍急，加之天阴夜黑，抗联战士们手拉着手，头顶着枪支背包，艰难地渡过了呼兰河。当人到北岸，队伍集合点名时，发现两名小战士已经被湍急的河水冲走，郭师长悲痛地落下了眼泪。（详见本书《夜渡呼兰河&
两小战士牺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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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同期，魏长魁石长苇塘沟殉国。抗联三军政保师和九军二师的西征队伍在魏长魁等同志的带领下，夜渡呼兰河，涉过河滩沼泽地，迂回前进，来到现石长村西约2公里，一个名叫苇塘沟的地方时，遭到了伪山林警察队的突然袭击。我军仓促应战，多人受伤。撤退中，魏长魁同志为照顾伤员，落在队伍后面。不幸中弹负伤，双腿不能行走。在身边无人照顾的情况下，艰难地爬行许久。当他预感到归队无望时，为了不泄露党和军队的机密，不当俘虏，在把随身携带的文件烧毁后，毅然自刎，壮烈殉国。年仅33岁。（详见本书《石长苇塘沟牺牲的抗联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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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下旬，抗联西征部队会师于马鞍山西北“韩老十小营子”。三军政治部主任、北满省委常委金策，三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带领三军三师；王明贵师长带领六军三师队伍300余人9月上旬从萝北、汤原老等山一同出发西征。9月下旬初，行至汤北岔巴气时又分兵西进：三军三师去铁力；六军三师去绥棱白马石。数日后，前支队伍到达铁力马鞍山西北“韩老十小营子”，与先期抵达的三师老七团张连科部会师后，又与到白马石后南下铁力的六军三师会师。（①张凤岐回忆录；②《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北史》第364页。
亦可见本书《桃山抗日战事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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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上旬，张连科率领的抗联三军西征队伍在神树北四吉溜米，和神树森林警察四小队作战。打下了敌局所，缴获许多白面。因道路不熟，在我背白面到北关途中，遭敌伏击，我方牺牲十余人，被俘五六人。（可见本书《桃山抗日战事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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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秋冬，抗联三军三师张连科部活动在桃山北部马鞍山一带。日伪资料记载：5月份张连科部到此,，构筑密营于马鞍山，活动于附近铁路劳工窝棚和伐木工棚，采集粮食，收集情报，并与通河的抗联队伍会合行动，日伪当局急从宾县调103伪警察，阻止我军行动。（省档案馆藏&伪康德六年《铁骊事情》；亦可见本书《桃山抗日战事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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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套子里（现先锋村）鄂伦春人遭破坏。因为给抗联送粮和不执行日本人的“剿匪”命令等等原因，1938年，崔景兴等铁力伪警特务奉日寇之命3次去该村抓人：张山东子当场被打死，人头割下挂到铁力街里。50余人被抓到狱中，押了4个多月。其中，赵凤兰叔叔等5人死于狱中，关德生被追打炸肺而死，陈大老头坐牢而死，其余鄂伦春人也多死于日本人毒手。（可见本书《日本帝国主义对铁力鄂伦春族人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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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绥佳铁路“绥化——神树”段试通车。为了掠夺小兴安岭的森林矿产资源和围剿抗日联军，从1936年起，日本人开始修筑绥佳铁路，此时建成试通车。筑路时，动用大量的关里劳工，因寒冷、饥饿和劳累致死者无数。传谓一棵枕木下面就有一个中国劳工尸骨传说，实不为过。（可见本书《成垛的死尸和煮食死人肉&&&&&&&&&&&&&&&&&&&&&&&&&&&&&&&&&&
——神树筑路劳工惨死的一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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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马鞍山抗联14烈士捐躯。为了解决部队粮食和换季服装问题，抗联三军三师师长张连科和十一军一师四团团长隋德胜带领80多抗联战士来到马鞍山西南腿的一个采伐木营。因没找到粮食，牵走了一群倒套子的役牛，准备宰杀煮熟以充军粮。4月6日上午，队伍在一个名叫吕富的猎人趟子营后山被队长黄力强、娄队长带领的100多个伪山林警察追上并交战，张连科和姜副官、王副官等14人壮烈。（详见本书《张连科等14位将士捐躯马鞍山》
　　△ 上次事件发生不久，马鞍山又发生战事.。我方战马被敌打下一匹，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历史见证人魏忠、吕绍周证词）
　　&#年4月，川悌三郎以下8户，28人在现桃山镇先锋三队东建杜陵开拓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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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桃山北坡炭窑之战。是年，有桃山龙王庙村高金升、吴新成和王春海等人在桃山北坡（铁力市林业局东升林场）筑窑烧炭，与抗联多有联系。一日，朴吉松率队到此打间吃饭。几位老乡赶忙为战士们活面烙饼，饼刚刚烙好，还没来得及吃的时候，尾随其后的日伪军警“搜山队”赶到。抗联战士急忙带上刚出锅的面饼，边打边撤边吃，安全遁入林中。（详见本书《桃山后背的三个烧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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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王文礼勇交抗日捐。当时，铁力历史上最大的林商王文礼向从下江远征到马鞍山的三军三师张连科部捐马匹捐4万元、小米150石、白面150袋、黄土布150匹、白布150匹、胶鞋200双、油250斤、盐1000斤，还有大量的火柴、黄烟、药品等等，以后又多次以各种方式支援抗联，据说抗联出据的各种收条几百张。为此，被特务陈国英逮捕。（①铁力市公安局档案&敌伪卷
& 陈国英供词；②老抗联战士张凤岐录音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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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掠夺圣浪森林资源的历史见证。据日本人自己记载：1939年，绥佳铁路圣浪段通车时，日本鬼子在“鸡岭——圣浪——神树”间建立了林产开拓团，人数1,507人，其中常雇管理人员52人，伐木、马夫、杂工的日本人606名，满人（中国人）555名，朝鲜人234
名，俄罗斯人60名；运材的马382匹，牛40头。作这个统计的满洲国林业部林野局在《关于林产开拓团的调查报告》中进一步描述圣浪林业生产情况时又称“伐木工作从11月中旬可望完成，用牛马套子拉到山中贮木场，此处距绥南线圣浪车站尚需运输1.46公里。靠森林铁路运2.5万立方米，流送1万多立方米，木排流送到车站附近出河场处出河上岸。”
以后随着战争的扩大和产业开发的强化，日本帝国主义对这里森林资源的掠夺更加疯狂。到1943年时，日本人在圣浪开设的林业柜头就多达7个——满洲、北安、协和、大八、太和、大北、三星；建有8道带锯，120多工人的火锯厂（木材加工厂）；车站上有专职的木材装车队；河口上有木材出河场；山上采伐运木的劳工窝棚星罗棋布，牛马套子漫山遍野，多时竟达1500多付，采伐流送的工人五六千人；木材的采运四季不停，冬天用牛马套子拉，夏天用河水流送。火车道北的大楞场方圆3公里，圆木和板方材鳞次栉比，堆积如山。繁忙的铁路木材专运线上，平均每天都要在驻站日本关东军的监督下装出十多节车皮，最多时竟达一列车，估算每年木材运出量不少于15万立方米。（详见本书《夜袭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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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六支队袭击圣浪。抗联三路军六支队长李景荫同志和指导员朴吉松同志率队护送冯仲云南行去安邦河上游途中，袭击了绥佳铁路线上的圣浪。占领了配给所和车站，俘虏了5名伪铁路警察，缴获步枪5支，伪币8000元及大量的粮食、食品和衣物。（详见本书《夜袭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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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旧历4月，朴主任凌云山作战。，朴主任队伍在凌云山小河西（桃山林业局春光林场南）露营时，被敌人发现包围，激战20多分钟，我方一人牺牲。（铁力市公安局肃反档案58#&张希山供词。亦可见本书《桃山抗日战事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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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军张延芳3人携枪反正。驻神树的伪军24团二营步兵上士张延芳3人，原系反日山林队，被日军收编后仍怀报国之心，与抗日联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于日半夜时分，携轻机枪两挺，步枪两支及大量子弹投奔抗联。（吉林省档案馆编译《东北抗日运动概况》361页。亦可见本书《桃山抗日战事概览》）
　　&#年夏，史文德夺枪投抗联&
壮志未酬。在田升当过伪警长的史文德联合套子里（现桃山镇先锋村）索利连的苏凤山、张海山和汤炮等10人，以捆木排为由住进南关门嘴子警防所（爱民村），趁机抱走了所里的全部枪支，上山投奔抗联朴主任未果。被伪铁骊警务科的鬼子设计杀害（详见本书《史文德血洒凌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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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夏季～1942年春，石长抗日救国会积极活动。1941年夏季以来，抗联三路军九支队大队长孙国栋率部活动在铁力东部山区，发动群众成立了以石长薪炭组合为主体的石长抗日救国会，成员有耿化廷、耿喜春、耿喜惠、范喜铭、李连瑞、王树声、王玉山、陶把头、段把头、王秀东、郭把头和尹师夫等30余人。该抗日救国会为孙国栋部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以及粮食、胶鞋、衣物、药品、卷烟、元宵、狍皮、咸鱼、盐和火柴等，还留部队在炭窑过年，耿化廷还接孙国栋到铁力家里养伤。后因为汉奸告密，该救国会成员26人被抓进监狱，受尽酷刑，多人重残。救国会组织委员范喜铭当夜被打死，13人又于1942年农历五月初五被押到哈尔滨，继续审讯和以“通匪罪”判刑。后有7人死于徒刑之中，耿家间接死于此案者6人，耿喜惠和王树声等被毒刑拷打致残，他们原来殷实的家境也由此败落。（详见本书《石长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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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农历7月，圣浪铁路工人破坏日寇铁路运输。在岩手站打石场支线上的货车车轴油线中装入砂子，在铁路道岔上插道钉。意在颠覆列车，破坏日寇的铁路运输。此事为圣浪铁路工人所为，日伪于是在圣浪大肆逮捕和拷问，并将其中3名重犯送交绥化地方检察厅判刑。（详见本书《圣浪、石长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
　　&#年8月9日，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铁骊训练所三大队八中队接收队员入所。是时，片桐中队282人入所八中队，1942年5月离去。日，安田中队300人又入该中队，日离去。日，赤木中队221人又入该中队，至日本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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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秋末冬初，套子里姓关的鄂伦春人掩护交通员于兰阁。是时，庆城警务科以邵振鹏为首的11个特务潜入老金沟北满省委。得知此情报的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立即派交通员于兰阁从安邦河上游火速前往省委送信。当于兰阁途经图南日本义勇队开拓团时，遭到搜山日伪军警的围追堵截，这个姓关的鄂伦春人把于兰阁救出险境，顺利到达老金沟，完成了七百里送信，擒敌救省委的任务。这位套子里姓关的鄂伦春人功不可没。（详见本书《抗日洪流中的桃山鄂伦春人》）
　　&#年3月1日，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铁骊训练所三大队十中队接收队员入所。是时，村木中队231人入所十中队，日离去。日，福田中队120人又入该中队，至日本败降。
　　&#年3月17日，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铁骊训练所三大队七中队接收队员入所。是时，小野中队250人入所七中队，日离去。日，小池中队209人又该中队，至日本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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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冬之交，孙国栋石长被围耿氏兄弟掩护脱险。孙国栋队伍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在1941年的秋冬“讨伐”中，被铁力日伪军警围困在石长南山，形势十分危急。得知此消息的石长抗日救国会的耿化廷、耿喜春、耿喜惠三兄弟和范喜铭、李连瑞等将这支抗联队伍藏匿在了石长南懒牤子山北坡的两个废弃炭窑之中，由尹师夫每天为他们送干粮。半月后，“讨伐”队撤退，孙国栋队伍才转危为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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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德胜、高凤祥、李瞎子三烈士喋血筹粮路。1941年11月，抗联三路军六、十二支队30余名战士在六支队指导员朴吉松同志带领下，从安邦河上游密营出发西出庆城南大罗镇筹措粮食，行动中，因战士朴义、小孟的叛变和汉奸甲长的出卖而使我军误入敌人埋伏，激烈的战斗随之打响。朴吉松果断指挥，六支队十六大队队长隋德胜、指导员高凤祥和绰号李瞎子等人的三挺机枪设卡阻击，众战士利用深山密林的掩护，夺路回撤。我军从上午跑到黄昏，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战斗中，隋德胜等3位机枪手为了掩护战友壮烈牺牲，血染疆场。其中，隋德胜大队长牺牲地正在凌云山老道庙（即凌云山明命寺）附近。（根据抗联战士高玉林回忆。亦可见本书《桃山抗日战事概览》）
　　&#年2月，伊芸孙右卫门以下46户，183人在现 桃山东华兴工区建岩手开拓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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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农历八月十五），石长北6公里半的战斗。是日夜，石长抗日救国会成员耿喜春赶着马爬犁，把100斤元宵、100双棉胶鞋、10套棉衣和香烟等物如约送到石长车站北6..5公里（桃山林业局石长经营林场）的废炭窑处。孙国栋和战士们正等候在那里。爬犁刚刚卸完，一队尾随其后的伪山林警察赶到。孙国栋端着机枪，一棱子子弹打死了敌机枪手，打伤了另一个伪警察，余者仓皇逃走。得歪把子机枪一挺、子弹数发。（详见本书《石长惨案》和《家破为补山河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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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雨夜，孙国栋夜袭桃山。根据抗日救国会成员耿喜惠提供的情报，孙国栋带领队伍袭击了伪桃山警察分驻所，桃山车站，和为岩手日本开拓团挖水渠的劳工窝棚。敌伪资料《满洲共产运动概况》一书称：“众匪二十人袭击了绥佳线岩手车站前桃山警察分驻所及警务分所，岩手开垦团劳工宿舍……我军战死一人，负伤一人，拉走一人；掠走步枪七支，步枪子弹三百六十发、手枪一支、手枪子弹二十发、刺刀五把、粮食被服若干。”（详见本书《孙国栋率队打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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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底，哈尔滨铁路警护旅进行凌云山大“讨伐”。日，抗联六支队袭击圣浪车站；1941年正月，抗联朴吉松部袭击铁力车站；1942年的5月18、20两日，岩手（桃山）和王杨两个车站又连续被我抗联孙国栋部和朴吉松部袭击。绥佳铁路线上的4个车站如此三年连续遭袭，而袭击后派出的搜查队又一无所获，为此，负责此线“治安肃正”的哈尔滨铁路警护旅大为恼火，发誓要把制造这几起事件的“马胡子”（鬼子诬称我抗联为“马胡子”）统统消灭。于是，他们调集了铁骊警护分团管辖的沿线11个车站的铁路警察以及这一带地方上的军警力量，组成了一支七八百人的“讨伐”大队，把司令部安在铁骊县公署，像篦子梳头发一样地在凌云山一带拉网搜查了好几天。不但一无所获，反而被我抗联神枪手摸了火堆，把火堆旁边的两个警护旅课长的脑袋揭了盖儿。鬼子组织的这一次凌云山大“讨伐”虎头蛇尾收场。（铁力市公安局镇反档案&安士绅卷；历史见证人高君回忆；亦可见本书《桃山抗日战事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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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小白河作战。铁力车站警护分团伪警王守恒（绰号王大棒子）和安士绅带五六十个铁路和地方上的警察，在白河警察分驻所的（现桃山林业局白河经营所附近）的一块大烟地里与王团长带领下的12名抗联作战。战斗中，王团长等3人被打死，人头被割下挂在铁力街里示众。（可见本书《桃山抗日战事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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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日伪军警在小白河一带的取缔罂粟私种行动中，至少害死11个中国人。在此次行动中，在桃山北小白河一带种地的王忠江、董把头、王福、张老奤、葛兆庆、齐永德、丁某等13人因为为抗联提供住处，提供粮食、衣物等原因被抓。其中王忠江等11人被折磨致死或残酷杀害。（可见本书《供词记录的罪恶——记日伪军警在桃山的一次“取缔罂粟私种”行动》）
　　&#年10月1日，川端中队313人自铁骊训练所二大队二中队转至桃山南图南山前建图南义勇队开拓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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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农历4月，凌云山抗日救国会被破坏。此前，抗联三路军十二支队长朴吉松与木把头魏忠、凌云山伪警防所所长刘纯金、警察徐惠民、吴春荣、刘凤岐、曹振清、陈洪福和闫绍才等20余人结拜兄弟，成立抗日救国会。这些爱国群众多次为朴吉松送粮、子弹、搪瓷碗等，敌人“讨伐”队上山时挂旗报信。后，此事暴露，20余人全被抓到街里，7人骨干被送到哈尔滨。刘纯金、徐惠民、吴春荣被绞死，刘凤岐、陈洪福被折磨死于狱中，只有阎绍才、曹振清光复后归。（可见本书《凌云山抗日救国会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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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磨盘山640高地战斗。铁力日伪“讨伐”队在桃山林业局南境磨盘山640高地（该局奋斗林场547林班），与自苏联归来的抗联小部队作战。激烈战斗中，日伪多人被打死打伤，我一人牺牲，几人受伤，损失轻机枪两挺，无线电收发报机1台。（老《桃山林业局志》第513页）
　　&#年9月30日，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铁骊训练所二大队九中队接收队员入所。是时，西山中队240人入所九中队，至日本败降。
　　&#年6月1日，相原中队248人自铁骊训练所三中队十七中队转至桃山南白河地区建小呼兰义勇队开拓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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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初冬，鸡岭山的抗联屯垦点被袭。为了坚持斗争，抗日联军在铁力南北的大山深处建立了许多屯垦点，其中的一个建在鸡岭北山（鸡岭村）。1944年孙国栋同志带领6人在那里种了一大片土豆并获丰收。刚一落雪，有叛徒辛福荣带庆铁日伪军警四五十人（当时庆铁合县）自庆安出发，乘火车到鸡岭站下车，步行来到我山上屯垦点，发现土豆早已收获，跟前地窝棚也没了人，便码着雪地上的脚印追到孙国栋的密营。在突围战斗中，我抗联战士3人牺牲，2人被俘（靳国峰和老董头儿。靳后来叛变），孙国栋和另一个战士逃脱。（可见本书《桃山抗日战事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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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苏联红伞兵7人降落于圣浪北4公里的马鞍山脚下，准备接受庆铁一带日军投降。（可见本书《马鞍山麓接苏军》）
　　&#年10月30日，为建立人民政权、马三省英勇就义。马三省，共产党员,
河北故城县人，我八路军119师某团团长，作战负伤后，1941年受组织派遣到东北进行地下活动和寻找抗日联军。他先到海拉尔、扎兰屯和牙克石等地，后于1943年来到圣浪（鸡岭村）。日日本投降后，他带领圣浪的党员和群众骨干成立了光复后铁力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第一个工人协会和第一个工人自卫队，接收了圣浪政权。还接来了7位降落在马鞍山南麓的苏联红军伞兵。
1945年9月，马三省又主动去了绥化，找到了代表我党接收绥化、绥棱、庆安和铁力政权的苏联红军驻绥化卫戍区副司令、抗联干部陈雷同志，取得了该司令部工作员的任命，之后，他先后5次深入到被日伪残渣余孽温业显、张芝山之流盘踞的神树，为建立人民政权与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于日（农历9月25日）被敌人逮捕杀害于神树铁路桥下。
&&& 来源：桃山林业局网
孙立民：让历史告诉未来
　　今年，是伊春林区开发建设六十周年大庆之年。
　　在六十年的历史时间里，伊春林区从开发初期的深山老峪里走来；从零的里程碑走起，以顽强的肩膀，扛着困难和历史的烟尘，风雨兼程；穿过六十个春秋岁月，经历艰难，体验风雨，感受春风艳阳！终于以胜利的步伐走到今天这个历史的新时期；走到春风化雨、艳阳高照的今天！
　　回顾这段历史，让林区人备感自豪和骄傲的是，在这段历史中，林区人依靠党的领导，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在这片大山上凿下了历史可作证的永恒印痕，凿下了大山可作证的林区人意志的写实；凿下了未来可作证的、以民族精神为中心的、小兴安岭上特有的伊春精神的组群：红松精神！马永顺精神！孙海军精神！李传谦精神的光辉印记！这一切，都将成为伊春历史中永恒的荣耀、不朽的丰碑！永远记述和雕刻在林区人的心里，雕刻在小兴安岭的脊梁上，色彩永存，光辉永驻！
　　开发建设篇：伊春，从开发者足迹下生成　　小兴安岭峰波如涛，林漫若海；千峰万岭，纵横交错，给祖国的边陲装扮出特有的凝重和庄严。就在这片大山里，从六十年前林区的初期开发开始，它就由寂静的森林变成了沸腾的群山。
　　在伊春林区开发初期，由于日伪时期造成的后果，这里破败不堪。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没有一座像样的房屋，山上工人们住的基上都是地窨子，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也十分落后。生活上的用品一律都是外进。在这种条件下，创业的艰难摆在第一代林业工人的面前。
但是这时，解放战争需要木材，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举，也需要木材。
　　1949年10月初，汤原县林务局（伊春林管局前身）接到了60万立方米的木材采伐任务。这对当时的伊春林区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任务数字。但是，汤原县林务局没有在艰巨的任务面前退缩，他们为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在伊春旋即组建了美溪、乌敏河、翠峦三个林务所。
　　伐木一开始，东北森林工业总局副局长张子良就率领总局的部分领导同志来到了时在五道库河的采伐大队，和采伐大队的同志们同吃、同住、共同研究伐木技术，并经过群众讨论定出六条“伐木公约”。同时，由五道库河的采伐大队按这个公约发动群众掀起了竞赛，向全林区各采伐大队发出了挑战书。
　　这期间，一些在日伪时期受尽了苦头的林业工人们表现出了对党和新中国的无献忠诚，他们以无限的热情冲锋在生产一线上。
　　刘金贵，伊春林区第一代林业工人中的全国劳动模范。他就是林区开发初期林业工人的典型代表。
　　当时，东北林区的采伐作业由于受日伪时期掠夺式采伐的影响，工人使用原始的“二人夺”（大肚子锯）伐木，两个人一道锯，站着作业，伐根都在一米以上，木材浪费十分严重。东北林务总局副总局长张子良同志在翠峦作业所进行调查研究时，看到这种浪费现象，非常心疼。为了控制这种浪费现象，保护国家财产，张子良召开了职工大会，号召大家开展爱国主义增产节约运动，降低伐根，节约木材，支援国家建设。刘金贵听了张子良的讲话后，充分认识到，降低伐根不是个小问题，是增产节约，支援国家建设的大问题。自己作为一名新中国的第一代林业工人，就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
　　第二天，刘金贵就开始了降低伐根的研究。他经过反复研究实验，终于把伐根降低到零。这一业绩不仅使他成为创造降低伐根的第一个人，而且为国家节约了大量木材。为此，1950年9月，伊春林区的伐木工人刘金贵出席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主席同他亲切握手，并亲自给他戴上了全国特等劳动模范金质奖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他亲切握手。这个穷苦农民出身的伐木工人终于用他顽强的创造精神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
　　就在那一年的冬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冬季，伊春林区的林业工人们克服困难，与恶劣的气候条件和生活条件斗，日以继夜，元旦、春节采伐运材也照常进行，至日，全林区包括民工，最多投入劳动力14251人，牲畜10277头，共计采运木材608849立方米。超额完成了国家交给的木材采伐任务。
　　在伊春林区的开发建设史上，林业三师这个集体的名字永远光彩夺目，被人铭记在心。他们不仅为开发林区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为建设林区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建国初期，伊春林区被国家列入重点林区，但是伊春林区也是条件最艰苦的林区之一。由于生活条件艰苦，一些农民工都不愿去林区参加季节性采伐，更不愿在林区安家落户，一些青年林业工人连找个媳妇都困难。为了实现林区常年流水作业，解决一部分愿意在林区工作的青年农民就业问题，当时管理部门也采取不少办法，实行公费医疗，增加医疗网点，将过去的地窨子改为木刻楞的房屋，改善食堂伙食。即使这样，也还是有人不愿意在林区工作。
　　新中国建设需要木材，伊春林区开发则需要一支生力军。这一困难终于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支持。
　　 日，在伊春开发建设史上是一个极不平凡和让林区人民兴奋的日子。
这天上午，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列满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专列驶进了伊春火车站。顿时，站台上欢迎的人群舞起了彩旗，敲起了锣鼓！此后，一连数日，每天都有一趟军列开进伊春、南岔、西林、金山屯、美溪、白林、乌马河、翠峦等地，这就是林业三师，共两个团（另一个团去了合江林区）、6个营、26个连队，7000多名官兵。这支部队就是后来被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命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业第三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业第三师，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抗日战争时期是彭雪枫将军领导下的豫皖军区独立团（号称老三团）。解放战争时期编入二野预备兵团，跟随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伏牛山和黄淮平原，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全国解放后，隶属河南军区领导，后编入中南军区水利工程部队，参加了著名的荆江分洪工程建设。
　　林业三师的到来，为伊春林区的开发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但是，当时伊春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住的地方没有，吃的东西也很匮乏，一下子进驻七千多名解放军官兵，吃住都很困难。加之秋深的小兴安岭，已经逐渐进入寒冷季节，给三师的指战员们造成了极大的生活上的困难。陪同部队一起来到伊春的张子良看到这些，心里十分着急，经他和森工管理局的领导们研究，决定为每个官兵发放四斤棉花、十二尺蓝白布做褥子。但是，这并非长久之计。于是，部队官兵自己动手，打响了一场赶建营房的战役。
　　10月初，修建营房的战斗打响。没有运输工具和机械设备，他们就靠手挖、人抬、肩扛。七团团部营房建在南山坡上，从北河沿的制材厂往施工现场运木料，足有三公里。没有汽车，连个手推车也没有，战士们一根一根往上扛。刚锯出的木板还往外渗水，又湿又沉。有的战士一趟扛七八块，有的扛十几块，不一会儿肩膀上就磨出了血泡。六米长的房柁，少说也有一百多公斤重，一个人扛一根，中途不敢歇气，一股劲地扛到山上。有的战士累得直不起腰；有的战士累得吐血。群众看了心疼地说：“你们是在拼命啊！”从砖厂往工地运红砖，一轨道式平车装一千五百块，少说也有七八千斤。战士们推起来飞跑，红砖运到了，战士们也累趴下了。可他们喘口气，喝口水，还是继续干。三、四十万块红砖，硬是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就全部运到了工地上。
50年代的伊春，气温偏低。林业三师刚来那一年，农历八月十五就下起鹅毛大雪。战士们跳到冰水中挖渗水沟，开地槽子，浑身湿透，挂满白霜。有的战士挥镐舞锹，连累带冻，两手裂出大口子，鲜血往外流，可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时不时还互相打趣，开玩笑。周围的居民看了，称赞地说：“解放军真是好样的！”
就这样，林业三师七、八两个团，7000多名官兵，从10月初到11月末，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勤劳的双手，建成砖瓦和木结构营房2.5万平方米；修建出河场4个，平车线路130多公里。
　　为了适应林区开发建设的需要，部队领导从战略上考虑，决定利用一个冬天组织部队开展文化学习。战士们放下枪杆子，又拿起了笔杆子。从最基础的识字开始，向文化堡垒进军。据当时调查，基层连队80%以上的战士是文盲半文盲。每个连队除有一名文化教员讲课，还从文化较高的战士中挑选一批“小先生”，对战士们进行学习辅导。没有教室、桌椅和电灯，战士们就把床铺当桌，用木板作凳，利用墨水瓶自制一盏小煤油灯。每当夜幕降临，营房里一排排煤油灯齐刷刷地亮了起来，十分好看。
　　 在林业三师到来之前，伊春林区的木材生产基本上是沿袭伪满时期的作业方式，冬采夏流。
这种纯原始的木材生产方式，在那个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年代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它最大的弊端是受季节限制、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不安全，而且木材损失浪费严重。为了改变这种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上级决定在林业三师官兵比较集中的双子河林业局率先推行机械化常年流水作业。山上实行拖拉机集材，取消牛马套子；山中实行森铁运输，停止水运生产；山下实行电锯造材，机械化装车，取消人抬肩扛。这是林区开发初期木材生产的一项重大改革。
　　林业三师七团团长（双子河林业局长）袁天礼，接受上级交给的任务后，多少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深感部队到来，开发林区，实行重大改革的责任既光荣又重大。他对跟随他南征北战的老部下说：“咱们老三团（七团前身）从创建那天起就没打过一次败仗，什么刀山火海都闯过来了，这次推行机械化作业叫咱们打头阵，是对咱们的信任，拼死拼活也得完成任务，让木材生产插上腾飞的翅膀！”
　　袁天礼和七团的官兵深深懂得，木材生产推行机械作业，运输是关键环节，首要的任务是加快修筑森林铁路。
　　森林铁路，是林区开发初期木材生产的主要运输工具。
　　在伊春林区开发建设过程中，森林铁路在当时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的。
　　经袁天礼提议，把筑路的任务交给了二营八连。因为八连是一个英雄连队，在战争年代和荆江分洪中，多次立功受奖。
　　工程开始了。可是，五月中旬，在江南早已绿树成荫，鲜花盛开了，可在小兴安岭的背阴坡上冰雪还没有化净，战士们刨土，一镐下去还是一个白点，比石头还要坚硬。全连120多人，从日出干到日落，只完成当日计划的一半，照这样下去，任务很难按计划完成。根据团长袁天礼的指示，连长王永昌，指导员张友林要求各班普遍召开“诸葛亮会”，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献计策。最后采取“拉开战线，分段作业，先扒草皮，再挖冻土”的办法，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班与班、排与排、个人与个人，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战士们你追我赶，互不相让。日完成土方量由原来的八九百立方米，很快上升到一千八百多立方米，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终于提前15天全面完成筑路任务。
森林铁路修通了，袁天礼和局领导班子成员又抓山上伐区作业方式改革和贮木场建设。木材生产效率翻番成倍的提高。据当年在这里战斗过的老战士回忆，双子河林业局开发之始，实行流送时，年木材出河量仅有五万立方米，木材生产周期长达半年之久；实行森铁运输后，当天采伐的木材当天即可运到山下，进入国库，日到材量达一千多立方米，年产木材最高达到四十多万立方米。木材生产真的插上了腾飞翅膀。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袁天礼16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长征，在战场上多次负伤，荣立战功。转业后又一心扑在林区开发、建设事业上，起早贪晚，废寝忘食，积劳成疾，身患癌症，不幸于1960年去世，年仅45岁。中共伊春市委为此做出决定，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向袁天礼同志学习。披荆斩棘开发林区！
林业三师刚到伊春时，只有南岔、大丰（现在的金山屯）、五道库（现在的美溪）、乌敏河（现在的乌马河）、翠峦、双子河（后与友好合并）六个林业局，木材产量有限。为了支援朝鲜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和满足即将开始的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对木材的需求，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林业三师决定，除抽调一部分军队干部和十几个连队充实和加强上述几个林业局的力量外，还必须在伊春以北的原始森林里再建两个现代化林业局。为此，七、八两个团进行了充分准备，当1953年春天刚刚到来时，七团一千三百多名官兵，在地方干部的配合下，就从伊春出发，沿着汤旺河逆流而上，向着人迹罕至的原始大森林进发了。战士们全副武装穿行在茫茫大森林里。爬山涉水，披荆斩棘，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一口山泉水。许多人的衣服被划破了，皮肉划出了血痕。遇着草塘，行走更加艰难。有的战士脚踩塔头，一不小心，掉进半米多深的泥水里，上下湿个透，冷风一吹，浑身发抖。经过大半天的艰苦跋涉，来到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坡前。这里有一架破旧帐篷，旁边竖着一个木头桩子，上写：“42公里”（林业部森调大队调查设计时做的标记）。尖兵连连长张金喜看了，高兴地喊：“同志们，好消息，这就是我们未来林业局的局址！”战士们放下武器和背包，支起帐篷，在深山老林里升起第一缕炊烟，开发新林区的战斗打响了。为了纪念朝鲜上甘岭战役的伟大胜利，也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上甘岭英雄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加快新林区开发建设的步伐，经上级批准，这里被命名为“上甘岭林业局”。
创业举步维艰。茫茫林海，荒无人烟，既无道路，又无运输工具，人吃马喂全靠冬季封河时运来。可一下子上来一千三百多人，单靠那点储备怎么够呢？经过领导研究，一个连队抽出一个班，专门下山倒背粮食和其它生活用品。战士们扛着枪，身背一百多斤重的物资，还要走河沟，跳塔头，钻林子，行走起来十分艰难。这样往返一趟，需要两天的时间。但是，战士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由于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和水果，不少人得了夜盲症。著名劳动模范张小川，就是因患眼疾时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失明。战士们大多住帐篷，白天太阳烤得浑身冒汗，喘不过气；到了晚上还得烧大铁炉子（汽油筒改制）取暖。有的帐篷搭在低洼处，一下雨板铺底下哗哗淌水。更可怕的是蛇和虫子，经常往战士们的被窝里面钻。
尽管生活这么艰苦，可战士们没有一个退缩的。他们边开发建设、边生产，当年就开发了蔚蓝、美林两趟沟。只两年多工夫，全局十一个伐木场已全部建成。1982年，王家骥同志去那里担任党委书记时，上甘岭林业局已为国家生产木材672万立方米，上缴利润11249万元，相当于国家同期投资的3.1倍。也就是说，用这些钱可以再建三个上甘岭林业局。更新造林46000多公顷。在那个年代里，上甘岭林业局曾经创造过许多全国林业之最，如人年劳动生产率达到514立方米，木材生产成本每立米只有13.75元，拖拉机集材年平均超万米，在全国林业遥遥领先。
在开发上甘岭林区的同时，林业三师八团团长王培信，亲自带领几名助手和工程技术人员，来到伊春以北20公里汤旺河、双子河和友好河的交汇处，寻找新建局的局址。他们来到一片荒草甸上，地势开阔。王培信高兴地说：“这里天时地理条件都好，是我们林业局址的最佳选择。”他们摊开工程设计图纸，找到坐标，战士们插上红旗，开始了新林区的开发建设。鉴于这个局是前苏联援建项目，为纪念中苏友谊，故取名为友好林业局。
在开发以上两个林业局的同时，根据上级林业部门的要求，林业三师党委决定并报请上级党委批准，军队中领导被派往各林业局担任领导。至此，林业三师作为军队建制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1954年4月部队集体转业在伊春林区，成为伊春林区的第一代开发、建设者。
　　在伊春林区开发建设初期，还有一支注入林区，参加开发建设的生力军：支边青年。
这时，时间已进入1958年。这年的8月29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决定从1958年至1963年5年内，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这些地区参加开发和建设工作。不久，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松花江专署组织绥化、绥棱、海伦、巴彦、青冈、肇源、肇东、安达等县民工1.56万人来到伊春参加林业建设和钢铁会战。接着，又有山东支边青年1.1万人来到伊春，投身林区建设。自1959年至1960年，还有山东、安徽、河南移民1.5万多人先后来到伊春林区安家落户，融入到林区开发建设的洪流中，用他们的汗水浇灌新林区，用他们的双手开发建设新家园。
　　如今，这些支边青年都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是，当他们回忆起当年作为支边青年来到伊春参加林区开发建设时，这些老人们仍然会满眼生辉，满面生彩，一种荣誉感顿时充满胸怀。
　　那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时代啊！那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时代啊！
　　也正是这些支边青年队伍，成为林区开发建设的又一支生力军，所以，加快了林区开发建设的速度。成为林区开发建设大军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伊春林区开发建设史上，还有一支令人瞩目的队伍，那就是回民工队。
　　回民工队组建的时间较早。是1947年。当时，合江地区正处在土改高潮阶段，时局基本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已进入战略大反攻阶段。为了开发林区，支援前线，南岔林务局决定在哈尔滨招收一批工人开发林区。一些回民热血青年听说开发林区，支援前线，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他们自发的组织起来，主动报名来到林区。这支回民工队当时的人数只有47人，虽然人数少，但是，他们却代表回民支援林区开发、支援解放战争的决心。这支工队建立以后，南岔林务局为了照顾回民的民族习惯，把这些回民同志编成一个队，分配到101作业所，被编为第五工队。
1948年初，乌马河贮木场被坏人放了一把火，楞场的木材被烧了很多，为了把烧剩的木材及时运出去，回民工队奉命到乌马河。半年后，又转到翠峦，参加翠峦的开发建设工作。1949年末，伊春成立出河场，回民工队又转到伊春，负责出河、归楞和装车作业。
林区开发初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回民工队由于民族习俗的缘故，比汉族工人的生活条件就更苦更差。但由于回民工队的队员大多出身穷苦，解放前饱受欺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脱离了苦海，参加林区开发建设，成为新中国新林区的主人，所以，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热情极高，而且为民族争光、争气的思想意识也十分浓厚，因此，尽管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却处处冲在工作的前面。在这支队伍的带动下，回民参加林区开发建设的队伍不断扩大，他们在林区的声望也越来越高，成为林区开发建设大军中的又一支生力军。
1950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为了做好支援前线的物质准备，伊春林区全面开展了劳动竞赛。回民工队的全体同志也积极参加到竞赛中来。他们热情高，干劲大。充满爱国热情和正义感。为了报效祖国，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回民工队的全体同志各个吃苦在先，享受在后，齐心协力。
40多人的一个工队每天能装40多节车皮，相当于一个工人每天要把两万多公斤重量的物体运到三、四米高的车上。就这样，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回民工队每月就往前线装运木材4万多立方米，相当于平时半年的工作量。
　　在伊春林区开发初期，工作条件差不说，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蔬菜供应就是个极大的问题。尤其是林场一线工人更是吃菜难，常菜就是咸菜，偶尔有煮黄豆吃，大家就觉得很满足。连豆腐都没有。所以，一些工人把煮黄豆戏称为“无腿大虾米”。当时，为了解决职工吃豆腐的问题却发生了一件让人难忘的事。
　　原林业三师七团二营八连连长王永昌，到双子河局清林车间(当时的伐木场叫车间)担任行政副主任。他看到工人劳动量很大，每天都工作十一、二个小时，却成年累月吃不上菜，忧心如焚。1954年春，他同车间领导班子商量，准备买一头毛驴磨黄豆，自己动手做豆腐，改善职工伙食。经过班子成员讨论，一致通过。毛驴买回来了，职工吃上了豆腐，生产热情日益高涨。可是，毛驴每天得吃草料，这笔草料费却无法解决。后来，经过研究，决定以增加一名临时工的名义加以解决。这天，恰值清明节，于是就为毛驴取名毛清明，按月领工资作为毛驴的草料费。过了半年多，毛驴领工资的问题被局里查了出来，王永昌同志却受到了行政警告处分。
　　在伊春林区开发建设时期，整个林区涌现出了无数英难人物，功臣多多，不可一一举颂。但在这些功臣中，张子良的事迹则尤为突出感人。
　　张子良1934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在延安时期，曾担任过中央党校总务处副处长、党中央办公厅供给处处长，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多年，两次获得以毛泽东的名义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所授予的特等劳动模范称号。解放后又在全国群英会、东北先进工作者会议，以及东北林业系统奖模会上，多次荣获模范工作者、先进工作者的称号。报刊上介绍过他的事迹，作家把他的事迹写成剧本，拍成了电影《万木春》。他无论在战争的日子里，还是在和平的环境里，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一贯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英雄本色。他，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高度负责；对本行业务精益求精；对群众满腔热忱，虚心学习他们，无条件地帮助他们，平等地看待他们；对个人毫无私心。多做工作，不计报酬，理想远大，胸怀坦荡，力求为党做出更多的贡献，他这种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赞美、传颂，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中共黑龙江省委批语》）。
　　1948年12月，张子良被任东北林业工业总局副局长，之后，又兼任伊春林业管理局局长。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前方急需大量木材。但是，当时摆在张子良面前的却是重重困难：许多生产设备严重毁坏，森林铁路多处断线，流送的水坝塌毁严重。张子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为了确保木材生产的顺利进行。始终坚持在生产一线，和工人打成一片，很快解决了这些问题。保证了木材生产的顺利进行。
　　有一年冬天，五道库林业局一条三十多里的冰道修晚了，影响马套子入山运材，张子良知道后连夜赶到现场，召开建路者大会，向大家讲明国家需要木材的迫切程度，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把困难踩在脚底下，早日把冰道修通。”
　　张子良白天同工人们一起，迎着凛冽寒风干活，夜里顶着星星拉水浇道。他一边干活，一边组织修道工人和农民搞竞赛，分段包干，负责到底。预计需要半个月修通的冰道，结果只用了七天就完成了。
1958年春，党发出了干部上山下乡号召，此时，已被调到国家林业部的张子良积极响应号召，再次申请到最艰苦地方去。党组织经过研究，批准了他请求。
之后不久，张子良被派到带岭林业实验局担任党委书记，当时的林区，由于日敌伪时期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解放后造林一时跟不上采伐，张子良看到这一情况，心里十分着急。于是，他把营林、造林摆到重要日程上来。为了从实验中探索人工速生丰产林的经验，并把营林、造林工作中的丰富实践，一点一滴地记载起来，他和大家一起动手，为山上的每一片林子做档案，又在永翠河的南岸，建立了各种不同的栽培抚育方法的实验苗地。这是营林工作上两项很有价值的实验，它为森林的永续作业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料和最实际的理论根据。1959年，他在带岭局寒月林场造林时，认真总结人工造林经验，编出“挖大坑、栽当中、高提苗、踩实成”的顺口溜，使造林人好记易懂，运用方便。那一年，带岭营造的人工林被中共黑龙江省委命名为“人工丰产林”，《黑龙江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省林区走人工丰产林的道路，带岭经验在东北、内蒙林区全面推广。11月，张子良在《红旗》杂志第七期上发表题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森林后备资源》一文，主张走人工更新道路，加快恢复森林资源。
　　当时，林区采伐，只把主杆造成材利用，其余的全都扔在山上浪费了；而一些林场为了集材的便利，用小杆铺设拖拉机集材道，张子良看到这些现象十分心疼。经过计算，每铺设十米集材道就需要消耗两立方米木材，数字十分惊人。于是，他深入到林场，和工人、技术人员、拖拉机手谈心，和大家讲明爱惜木材的道理。在他的引导下，大家终于克服这些错误。从此以后，全局各场都用枝丫铺设集材道，为林区节约了大量木材。
1963年2月，张子良由于工作过于劳累，突然倒。经检查，患有心脏病、冠状动脉硬化、视网膜动脉硬化等，生命危险。经抢救，他的病情才转危为安。可是，就是躺在病床上，他也忘不了工作。经常找人来了解木材生产情况。上级为了他的身体健康，把他送到北京去休养。可当他在北京参观了雷锋展览馆后，第二天，就坚持出院，又回到了他的工作岗位上。
　　 张子良是个没有私心的人，他对革命工作做得那么多，而对自己的生活却毫不计较。
　　解放后，他不论身居多么重要的职位，也不论做出多么大贡献，得到了多少荣誉，始终保持了党的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牢牢记着毛主席的“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教导。工薪定为400分时，只领100分，定到800分时，只领200分，定到270元时，最多只领150元。
　　张子良由东北森林工业总局调往北京，积存了2000多元，由北京调到带岭前，积存了5000多元，到带岭后的近五年来，又积存了5000多元。财会人员几次向他提出：张书记，这笔钱不好处理啊。他便无数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降低工资。最后，他把自己节余的部分工资都在调动工作时交给了国家。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是张子良的一贯作风。公出时，远路很少按规定乘软席车，近路很少报出差旅费。还有几次到哈尔滨办事，不住招待所，到带岭林业实验局驻哈采购站同采购员、工人住在一起。他到大城市工作，经常不坐小卧车，而乘公共汽车。他接待客人参观访问或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时，很少陪客人一起进餐，一切招待用的水果、纸烟，从来不动丝毫。在他的艰苦朴素作风影响下，他到哪里，哪里是一片勤俭办企业的新风尚。他在兼任伊春林业管理局局长期间，全局没有买一套沙发。他到带岭林业实验局后，行政管理费用年年低于国家计划，木材成本是全国最低的单位，劳动生产率是全国最高的单位。
张子良办事一向大公无私，严以律己，对亲友和子女也不例外。1961年，响应省委发出的大办农业号召，他动员年过半百的爱人开荒种地。他爱人起早贪黑采集猪食菜，喂起一头猪。杀猪时，他又劝老伴将猪肉送到职工食堂，给大家改善伙食。60年代初，带岭职工住宅极为紧张。有一次，张子良公出回来，了解到总务科批给他妻侄女婿一套宽敞的房子，他硬是说服了老伴和妻侄女，将分到手的房子退给总务科，让妻侄女女婿花300元买一座旧草房居住。他的儿子在哈尔滨农业机械化学校念书时，每月只给7元钱生活费；儿子求父亲给买双皮鞋，父亲把旧鞋补了补，又递给了儿子；有一年暑假，女儿回家来看父亲，父亲动员女儿到机关食堂参加劳动。他常对子女说：“我什么财产也不会给你们留下，你们只有一心把革命工作干好！”
　　张子良接待过到伊春视察的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领导对林区的开发建设做出了许多宝贵指示，为制定林业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张子良还接待了达依诺夫等苏联专家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等一大批外国友人。由于他钻研林业生产业务，被苏联专家赞誉为“中国的林业专家”。50年代，张子良的事迹被编绘成连环画，成为全党干部学习的榜样。日，黑龙江省委向全省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党员、干部的人民群众向张子良同志学习，同日《黑龙江日报》以整版篇幅刊载了张子良的先进事迹，翌年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他的先进事迹摘要。
　　在伊春林区开发建中，正因为有了一大批以张子良同志为代表的优秀领导干部，有林业三师这个英难集体，有刘金贵、马永顺、孟昭贵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林业工人，才使伊春林区在开发建设过程中，一直举着胜利的旗帜前进。为国家建设和林区的发展做出宝贵的贡献。
　　在开发建设初阶段，伊春林区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日至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对伊春林区进行了视察，并为伊春林区亲笔题词：“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
　　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兼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等同志，以及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邓小平同志的爱人卓琳到伊春林区视察。
　　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也到林区视察。
　　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来，给予了林区人民的最大鼓舞和鞭策，增强了人们开发林区、建设林区的信心和力量。起到加快林区建设的推动作用。
　　让历史告诉未来
　　改革篇：伊春，在改革开放中发展　　岁月匆忙，时光如水。是时，10年浩劫过去。年代的指针指向1978年。这一年的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不仅为全国人民吹去了生机万现的春风，也为严冬过后的伊春林区带来了柳绿花红的春天。从这一时期开始，伊春林区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伊春林区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中，伊春林区经历了一段特殊的历史，一次历史性的考验。
　　东篱种豆，西畔栽瓜，南园植粟，北池牧鸭。而这时候，林区人发现，单一的“种豆”或单一的“栽瓜”都已经过时。单一的木材采伐终于给伊春林区人带了不利。由于过去木材的大量采伐，造成了伊春林区的资源危机。所以，伊春林区被客观地认定，进入资源枯竭，经济危困的“两危”时期。
　　在这种大背景的情况下，在这种困境到来之即。英难的林区人并没有被直逼门面的困难所吓倒。在伊春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一场摆脱危困求发展，二次创业谱新篇的战役在改革开放中打响了。危困没有阻挡住改革开放的发展，相反，危困中的林区人更加顽强无畏地走改革之路，行开放之事，求发展之果。因此，伊春林区虽然进入“两危”，但是，改革依旧硕果累累；依旧迎来了缓危解困，经济复苏的新曙光。
　　在改革开放求发展的岁月里，伊春市委、市政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在改革中，发展科技成为当时林区工作中的重要方面之一。
　　我市的科技工作早在1957年就已经开始。但是，十年浩劫制约了我市的科技进步和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使我市的科技原野重新充满生机，到1985年，科技人员已发展到3.7万人，研究出诸多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并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
　　1988年2月，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科教兴市”战略，我市的科技事业又填新篇章。这一年到1998年，10年中，我市科技事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主线，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为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事业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0年中，通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建立健全了科教兴市的组织领导机构和推进工作的运行机制，出台实施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引进人才的政策规定”、“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的决定”、“拔尖人才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有利于科技进步的政策措施，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0年中科技投入逐年增加，市级科技投入以高于10%的比例逐年增长，金融部门和企业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全社会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逐步形成；10年中，科技、教育、文化、宣传、新闻等部门密切配合，利用多条渠道、多种形式加大科教兴市宣传力度，形成浓厚的科教兴市社会氛围。
　　强有力的科教兴市支撑体系使科技事业得以进一步加强，全市各类科技人员达6万余人。1992年到1998年共实施科技计划项目1974项，创实际经济价值2.06亿元。蓬勃发展的科技事业也使科教兴市的各项工作成效卓著。
　　科教兴林成绩斐然，在“两危”的情况下，改革的重点是向营林发展。所以，科教兴林是以营林为基础，是把森林资源的培育、保护和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从种苗培育、造林抚育、分类经营、资源保护等几方面提供关键技术和推广应用先进实用技术。万亩短周期工业原料林营造技术与全光雾播繁育技术、苗圃标准化作业规范等科技成果的配套使用，使伊春林区成为全国第一个更新造林有效存林面积和森林抚育有效面积双超千万亩的林管局。同时，以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为重点，积极推广应用先进实用的畜禽饲养技术、山野菜、山野果加工、小材小料加工技术等，培育了红星清水河平贝种植、友好食用菌开发、五营良种猪繁育等一批科技示范基地。进行了水温地综合开发利用面积达84万多亩，三年攻关期间，获得经济效益近5000万元。
　　科技为工业提供了发展后劲。“八五”以来到1998年，共实施技术改造项目101个，新增产值7亿元。实施新产品开发144个，新增产值1亿元。梯形材、淋漆地板块、山野菜、三特感冒片、木制系列产品等一大批技术产品实现了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使我市的非林脱木替代产业粗具规模。我市的工业生产在经济大环境紧缩的情况下保持较快的增长的速度，于1995年在全市工业史上首次超过森林工业，成为我市经济的半壁江山。为改革开放，扭转因“两危”造成的被动局面做出了可贵贡献。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的年代里，我市的其他事业都得到快速发展。
　　60年来，我市营林工作也经历许多变化。走到今天，在生态立市的大举措下，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已成为决定性的发展方向。
　　回顾我市的营林事业的发展历史，我们首先不会忘记刘少奇主席的殷殷嘱托和谆谆教诲。
　　1961年7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来到伊春林区视察时，曾说过这样几句话：
“一棵红松成材，要经过百年大自然的雨露滋润哪！”他说：“百年之后，还能不能有这样的红松林啊？我们这一代采光了，下一代怎么办？要后继有人，也要后继有林哪！要搞好营林工作，采一棵要栽三棵，造林要活才算数。给子孙后代造福。”他还说：“把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结合起来。以后人工造林是不是采取包栽、包抚育、包成活的办法？采取包的办法，包给林场、包给工段、包给小组、包给个人。每活一棵、百棵、千棵给多少钱，发动大家栽树。头一年活了给一半钱，以后再给那一半，你们可不可以建些村子，农业、营林由家属管起来。”
　　1962年11月，周恩来总理也做出指示：“林业不能吃祖宗饭，造子孙孽。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有领袖们这样的关怀，这样明确的教导，所以，营林工作一直以来，都受到伊春林区的高度重视。营林工作始终没有停止。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我市在加大改革力度的同时，又进一步确立了以营林为基础的建设方针，市委、市政府加大科技、资金投入，加快营林基础建设，全市每年更新造林都在80万亩以上，最高达到百万亩。森林抚育面积每年都在130万亩以上。造林质量逐年提高，全市更新造林面积保存率“六五”期间达到91.7%“七五”期间达到92.7%，“八五”期间达到98.5%，到1991年，我市实现更新造林保存面积、森林抚育面积双超千万亩，伊春林管局成为全国林业第一个双超千万亩的管理局，被评为全国绿化造林先进单位。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到伊春林区开发建设50周年的1998年，在“两危”不继加剧的情况下，我市虽然承受着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仍然顽强拼搏，奋力进取，狠抓营林工作不放松，深化营林机制改革，把整个营林生产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重点推行了全员、全行业、全过程承包，采取集体造林、个人造林、股份合作造林等多种形式一起上的办法，使营林工作形成了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管理体系。通过林木生产商品化改革试点，研究制定了适应生产商品化管理的办法和措施，建立了营林生产成果质量验收队伍，初步形成了营林生产商品化经营管理的模式。认真总结和推广苗圃股份合作制经验，为搞活苗圃，使育苗工作走向市场进行了积极探索。在营林工作中，我市不断加大科技投入、资金投入，加强营林基础建设，仅“八五”其间营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就达1.5亿元。到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1998年上半年，我市已拥有苗圃122处，其中省级标准化苗圃51处，部级标准化苗圃23处，育苗面积达18000亩，每年产成苗2亿株。在育苗生产中成功地推广了落叶松早期换床，红松早换，高床育苗等技术，大胆突破了过去阳陡坡造林无法成活的“禁区”，创造了容器育苗的新经验；全市更新造林保存面积达1600余万亩，抚育总面积达2500万亩，有600余万亩的落叶松人工林陆续进入主伐利用阶段。我市森林生长量已经超过了采伐量。
　　在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方面，市五大班子领导带头，纷纷营造义务林，各级班子都建立了义务林基地。在各级领导的带动下，全市上下纷纷掀起了植树造林的热潮，营造了各种形式造林基地。已故林业老英雄马永顺生前坚持每年带领家人义务造林的精神和事迹也感染和带动了全市人民群众义务造林的热情，使义务造林成为林区人最光荣的一件大事。伊春林区终于成为永远的绿色宝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伊春林区进入改革开放年代，这期间，也正是林区“两危”严重的年代。由于木材产量逐年下调，如果仍然像过去一样，靠卖大木头生存，林区人的饭碗里恐怕粥都吃不上。伊春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利用改革的契机，立即调整战略，大力推动林产工业、多种经营、家庭经济、特色经济的发展；同时，展开了利用外来资金发展自我的大战役。林产工业方面，我市采取木材深加工、精加工的措施，以此来促进木材在加工过程中升值。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我市的林产工业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先后发展起来的有，以人造板为骨干，家具、小木制品、建材、林产化工等六大类、500多个产品品种的比较完整的木材综合加工体系，固定资产原值达13亿元，由木材生产方面转移到木材精深加工业的林产工业方面的人员加之原林产工业人员达11万人。林产工业遍布全市16个林业局和管局直属六大厂，所属的生产企业710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1998年全市大力推进改革大业期间，我市林产工业产品创省优40种、部优13种、国优1种。1997年，全市林产工业产值实现11亿元，林产工业产值占森工产值的一半，成为林区经济的又一支柱产业，为缓危解困打下坚实基础。
　　在改革开放，挑战“两危”过程中，林产工业拉动了全市经济格局的变革，完成由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方向转化的历史使命。
　　与此同时，我市的多种经营也在改革中迅速崛起。
　　回顾伊春林区所走过的历程，林区在开发建设初期，主要以木材生产为主，农业和多种经营不为人们所看重。
　　1978年以后，林区大胆推行改革开放新战略，发展商品经济的浪潮冲进了寂静的山林，与这里的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林业生产、单一全民所有制发生激烈的碰撞。环境的改变和思想的转变，为发展多种经营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宏观大气候。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林木可采资源逐渐减少，林业经济出现滑坡，多种经营作为替代产业被义不容辞地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1991年，全市农业多种经营会议把农业多种经营列为林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而且把发展农业、多种经营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重中之重，作为治危兴林的突破口，并提出了优先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十项政策，把农业、多种经营由过去的副业型上升到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
　　小兴安岭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为发展农业、多种经营提供了广阔天地。一面是丰富的资源，一面有大量的劳动力，只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可以构成现实生产力，就能够创造财富。投资少、见效快，这是最现实最有效的措施。为此，我市不断出台优惠政策，创造宽松环境，内引外联，突出重点，增加贴息贷款投入，掀起大上多种经营的热潮。全市多种经营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十业并举的独立生产体系，进人全面发展的市场经济新阶段。1997年，全国首家以生产加工山野菜为主的集团公司——伊春山菜王企业集团创立。年加工山野菜能力6000吨，生产4个系列40多个品种的产品，主要出口日本、韩国。多种经营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生机勃勃。各地紧紧围绕市里确定的农产品、畜产品、林木产品、山特产品、药材产品、矿产品6大主导产业，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的要求，依托资源优势，使多种经营生产不断发展壮大。1997年多种经营完成产值10&26亿元，比1992年增长157&3％；利润2738&2万元，比1992年增长582&8％；税金3863&4万元，比1992年增长711&6％。
　　这期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鼓动之下，全市的职工家庭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我市缓危解困，走非林脱木替代产业的一个方面。但是，从1983年我市号召发展家庭经济开始，到1992年，全市职工家庭经济总规模仅达到1亿元左右。属于落后状态。
　　1993年，伴随“两危”的加剧，我市市情发生重大变化，森工全行业陷入亏损，企业亏损面加大，困难职工人数增多，困难程度加剧。解决职工生活困难单靠企业翻身是远水不解近渴，单靠发放救济是杯水车薪。有效的办法是充分利用伊春林区地域广阔、自然资源丰富、回旋发展余地大的优势，发动职工群众千家万户开辟第二门路，建立第二收入渠道。为此，市委、市政府推出了“富民兴市”政策，把发展职工家庭经济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举措紧紧抓在手上。在推进方式上打破过去的封闭状态，实行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工会具体抓的领导体制。并于1994年发出通知，在全市每年召开一次党政工领导参加的职工家庭经济专项会议，进行总结表彰、部署工作。从而引起了全市上下共同重视，推动了职工家庭经济如火如荼、一年一个新台阶的快速健康发展。
　　到1997年，职工家庭经济户数、从业人数分别达到13．9万户、21．5万人，均比1993年增加1倍。职工家庭经济总规模达到13．05亿元，比1
993年增长7．7倍。按形成国内生产总值计算，职工家庭经济在全市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已由1993年不足2％增加到12％，在非国有经济中，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职工家庭经济当年纯收入万元以上的达到2．5万户，5万元以上的达2383户，10万元以上的达1355户。全市有1．48万户职工通过发展家庭经济脱贫。家庭经济成为全市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推动了家庭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放活了职工群众的思想，改革开放抵挡住了危困压力。全市通过大规模发展家庭经济，彻底打破了过去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经济发展旧格局。
　　在发展特色经济方面，我市也不断加大力度，以此作为非林脱木产业，走多元化发展道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伊春林区的大森林浩瀚如海，在这座绿色宝库里，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药材资源。药用植物达400余种，总蓄量200万吨。已进入国家药典的野生药材就达98种。丰富的资源，科学的依据，为我市医药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市委、市政府在充分认识到“两危”的同时，也以高瞻远瞩的目光，看到了北药开发的美好前景。为此，市委、市政府专门制定了《北药开发发展规划》，拨出专款投资建立了年产1000吨，8个品种的伊春林业制药厂。1982年投产的第一批保健药品“五加参”茶，经国家药检部门批准认定为专项产品。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全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绿色食品成为时尚。我市的绿色食品加工业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成为我市的又一大支柱产业。
　　从1995年到1998年，在3年的时间内，我市的特色经济初步形成了以绿色食品为主，集养殖、制药、医药、商业等多业并举的发展势态。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全林区绿色食品开发迅速崛起，产品远销国内外，出现了供不应求的良好局面。到1998年，我市野生绿色食品生产已被纳入省和国家绿色食品发展规划。一个以利用生态资源优势，以野生无污染植物为原料，以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为标准的多门类，多品种的绿色食品产业已在全市兴起。
　　这期间，对外经济和招商引资也成为我市摆脱危困求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伊春林区大开山门，笑迎八方客；走上依靠外来资金发展伊春经济的道路。
　　在1993年以前，我市批准建立“三资”企业30家，投资规模2.2亿元，其中引进国外资金6900多万元。
　　日至6月25日，是载入伊春林区开发建设史上的光辉时刻，伊春市首届小兴安岭森林节暨家具展销会成功举办，擂响了我市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进军战鼓。这次盛会总成交额达3&6亿多元，共签订各类经济合同50项，金额达17789.8万元。
　　1993年9月和1994年7月，我市又相继成功地举办了两届小兴安岭森林节暨家具展销会，各自收到了显著成绩。1993年森林节期间全市共与国内外客商签订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合同、意向、协议和国内外贸易合同总计1197项，总签约额241687万元，引进资金8亿多元；1994年森林，我市与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等l5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合同、协议、意向书580余份，引进资金3亿多元。
　　在此期间，我市的边境贸易也迅速崛起，从1988年开始，我市通过省内边境口岸，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直接开展起边贸业务，并渐入快车道。
　　从1993年至1998年，我市参加了第四届到第九届哈洽会。经过精心筹划和精心运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六届哈洽会共签订国内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和贸易合同600多项，金额达40亿。
　　1995年，我市还成功地举办了95香港展销洽谈会，共与外商签订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及贸易合同26项，总签约额为75116万元，实现了我市境外招商零的突破。
　　1996年，我市再渡重洋，在韩国举办招商会，短短7天的时间，我市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项目2l项．同时，我市还积极组织了随省代表团赴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招商和经贸考察，共签订合同、协议和意向30多项，引资额达3000多万美元。截止1997年，我市外商投资企业已发展到77户，合同总投资额91911万人民币，合同利用外资额4321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838万美元，外资到位率达43％。
　　伊春林区终于在危困中挺起发展的脊梁。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的交通事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在改革开放以前，伊春全境城外公路没有一条柏油路和水泥路，坐汽车外出，去嘉荫要近一小天的时间，去铁力要四个多小时，去带岭或南岔，都需要三个小时以上，而且是“一路颠簸一路累，满身灰土活受罪。”如果去省城，那只有坐火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市的公路建设迎来了新的曙光。从哈伊路建设开始，到鹤伊路、伊五路、伊嘉路、到伊春至南岔、伊春至带岭，以及桃南路，伊春全境区、局之间以及西出、南去、北行全部修成柏油路或水泥。去哈尔滨坐汽车，也只需五个小时左右。
　　路通事顺。我市交通状况的根本改善，使我市拉近了与外界的距离，建起了快速与外界联络的桥梁，加快了物流速度，也为我市发展经济、招商引资提供便利条件。
　　从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市的城市建设步伐也不断加快。
　　林区开发建设初期，伊春身为汤原县的一个行政村，只有几十户居民，草泥或板夹泥的房舍简陋矮小，沼泽塔头遍布，道路泥泞难行。1
952年伊春建县后，初步规划了城镇街道，相继建起了评剧院、中心医院、政府机关办公楼、文化宫、交通、商业、粮食办公楼等必备的建筑。到1985年，我市城镇基本建设投资累计34784万元，建筑房屋127万平方米，铺设主干道路24条，37&6公里长，埋设排水管道116条，54.78公里，建筑桥涵14座，伊春初具现代城镇规模。
　　1985年，随着建设文明城口号的提出，市委、市政府增加资金投入。加大城建力度，以旧城改造、展示林区特色、建新型林城为主线，逐年逐级开展文明城建设。兴建了中心广场、水上公园、商业步行街、恐龙博物馆、橡胶坝、灯光隧道等，完善了市中心区的绿化、香化、美化等工程，使林城伊春如画中城，美而不俗，靓而不艳，以端庄娇美的容颜笑迎八方客。
　　在城镇居民住宅建设上，伊春林区把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放在城建工作的首位。1993年实施“安居工程”后，市委、市政府加快市中心区居民住宅解危解困步伐，总投资11&6亿元，兴建安居工程155万平方米，解决了近6000户4平米以下的特困户的居住问题，使我市住宅建筑面积达1556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由1985年末的5&0平方米提高到7&7平方米，住宅成套率提高到26％。幢幢耸立整齐的住宅楼，环境优雅、设施齐全的住宅小区让人丝毫想象不出“破土房、干搭垒”的原始局面。
　　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市的教育市事业、医疗卫生事业和通讯事业，也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其发展之快，完全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满足了林区人民读书、就医和通讯需求，深得百姓的称赞。菜篮子里面更是发生巨大变化。从林区开发建设初期时餐桌上常伴的土豆、白菜、咸菜，到如今天下美食尽在林区人的餐桌上。60年，演变了一个让人回味无穷的故事。
　　改革开放改活了伊春林区，改革开放改掉了“两危”的压力，改革开放，也改来了二次创业的光辉成就。其间，农业也在改革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林区开发初期的1949年，伊春林区全境农业播种面积只有4.2万亩。当时的粮食作物亩产只有60多公斤，蔬菜亩产也只有430公斤左右。林区人们处在“春季缺细菜，夏季吃烂菜，冬季吃冻菜”的困难局面。
　　70年代初，铁力嘉荫两县归属我市，全市播种面积增加到91.2万亩，但我市农业的产值始终较低。直到1986年，我市农业种植业产值才首次突破亿元大关，使我市农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农民重视科技的热情空前高涨。市农业部门建立起单项技术与综合配套技术，传统技术与新兴边缘技术相结合的以“高产、优质、高效”为核心的综合农业技术体系。引进高产优质品种，推广增产技术，推进耕作制度改革，进行农业高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1988年，我市推广了大棚黄瓜、番茄配套栽培、夏菜地膜标准化栽培、水稻旱育稀植法、小麦标准化栽培等10项新技术，推广面积3.2万亩，净增效益1727万元。我市农业步入了科学化、效益型轨道。
　　进入90年代，随着林区“两危”加剧，黑土地的潜能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市委、市政府每年都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发展‘两高一优’农业”的指导思想。走“依托林业，大上农业，以农养林，以地养人，林农复合经营的路子”。全市农业由长期的计划经济开始转向市场经济，步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市不断加大农业投入，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农业投入已列为全市财政的重要一项。仅1997年，全市就投入农业资金1.5亿元。
　　与此同时，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林区各地也不断加大科教兴农的工作力度。在科教兴农工作的作用下，我市涌现出了一大批“高产大王”、“高产能手”。
　　为了摆脱“两危的困扰，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全市纯农业劳动力15万人的基础上，我市又从林业大军中转移12万人到农业生产一线。1997年，在全林管局43370名下岗职工中就有11990人转向黑土地承包耕地、荒地和熟化造林地。
　　这期间，到2000年，伊春的三大经验为林区的改革和缓危解困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使林区人顽强地放下了包袱，解放了思想，破除了传统观念的顽固束缚。
　　第一经验是铁力林业局经验。
　　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伊春林区的纯林业经济已经进入十分困难时期，人，还是挤在一起，吃可怜巴巴的大碗饭，还是大胆向前迈一步，找新的出路，成为十字路口上的一次重要抉择。而这时候，身为铁力林业局局长的杨国栋率先打破了这一僵持局面。号召林业一线职工放下斧子锯，奔向黑土地。并开始从林业生产一线大批分流人员，进行分散突围。因此，创造了全市紧随其后学习的“一改、两管、三分”铁力经验。
　　而事实上，这一经验被证实，确实是林区分散突围的最佳妙法良方。伊春林区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转机时期。
　　第二经验则是双丰经验。？
　　第三经验则是走出大山的伊春人。这一经验是走出大山的伊春人创造的。这些勇敢无畏的林区人，在林区经济出现严重危机之时，他们不等不靠，走出外界寻发展，人到外界求生存。在这些走出大山的伊春人中，走入绥芬河的伊春人犹为特殊。他们是利用自身的技术和特长，利用绥芬河口岸大量从俄罗斯进口木材的契机，利用绥芬河招商的特点，在那里寻找到了自己生存的空间，也在那里再次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为林区人民争了光。
　　在过去60年的岁月里，伊春林区共为国家生产木材23000多万立方米，占全国同期木材产量的10％；累计上缴利税、育林基金等57亿多元，相当于国家同期投资的4.2倍。这是伊春林区对国家的付出。
　　进入新世纪以后，伊春林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密切关注，也对自身的生态环境备加关注。自1998年以后，伊春林区开始实施天保工程，到2008年，不仅天保工程取得了重大成果，其间市委、市政府确立的“生态立市”、“工业兴市”发展战略也取得辉煌战绩。
　　2005年，伊春林区在全国率先提出在所辖区域内停伐红松；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有林区唯一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和林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2007年，发行了中国第一张以“关注伊春，保护红松”为主题的《红松龙卡》，设立了红松保护基金；2008年，在国家政策支持到位的情况下，已准备在所辖境内全面停止天然林主伐。
　　伊春林区从开发初期到新世纪的第八个年头，整整经历了60年的时间。在这60年的演变、变革、发展过程中。从1948年林区开始大量向国家奉献木材，支援国家建设，到发生“两危”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缓危解困、二次创业的改革时代，到目前准备停止所有天然林采伐，伊春林区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变化。在经历了漫长岁月洗礼之后，用客观的角度来看，而今之举，是目光远大的英明之举。
　　保护生存环境才是硬道理。
　　天保工程和生态立市，为伊春林区带来了无限生机。森林也得以休养生息。目前，我市的原始森林覆被率为72．6％，森林覆盖率为83．8％，这在全国也是最高的。活立木总蓄积为2．2亿立方米，有森林蓄积为2．1亿立方米，重点区域全部实现了封山育林。从2007年开始，整个境内林木净生长量达500万立方米以上，这个数字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林区出现的资源危机已首次实现了“长大于消”的发展态势，国有森林资源已首次出现了保值和增值，森林资源逆向演替的趋势已得到了扭转，这是我国重点林区资源发展上的历史性突破。
　　实施天保工程和确立“生态立市”战略以来，到2007年，我市已建成19处总面积为56万公顷的自然生态保护区。清澈的山河水、绿色的森林和良好的保护区环境，使伊春原始大森林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比海洋空气中的负氧离子还高出近百倍，市中心的空气质量95％达到了优良，为此，人们称伊春为天然“森林氧吧”和“森林浴场”。
　　几年里，市委、市政府采取切实搞好森林培育、认真落实森林管护、严格森林资源管理、加强森林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教育、实施林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使“绿色伊春”的影响不断扩大，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加强。截至2007年末，全市累计更新造林有效保存面积105万公顷，森林抚育224．6万公顷，民有林5．3万公顷。仅2007年，森林抚育就达4．7万公顷，更新造林1．5万公顷，面积合格率达99．5公顷，成活率达94．5％。
　　在认真落实森林管护方面，截至到2007年末，在现有218个林场(所)中，已有192个林场(所)实施了专业管护和个人承包管护。共落实管护面积311．6万公顷，占全市施业面积的77％。其中，专业管护人数7722名，专业管护施业面积165．6公顷，占全市林业施业面积的41％(全市林业施业面积400万公顷)；个人承包管护户数19，585户，总人数为2．4万人，个人承包管护施业面积146万公顷，占全市林业施业面积的36％。此外，乌伊岭、汤旺河、新青、红星、上甘岭等林业局在农林交错地带，还落实有农牧民参加的森林管护承包合同475份，管护面积6．4万公顷。
　　在严格森林资源管理上，我市坚持实施“三个决不”的原则，即再困难也决不向林子伸手，再困难也决不拼资源换取暂时利益，再困难也决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每年狠抓案子，严肃处理，打击偷拉私运、盗伐、毁林、烧好柴、法人超采等破坏森林资源现象和行为。使伊春林区林政案件的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严管林的高压态势已基本形成。
　　在加强森林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教育工作上，伊春借助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金牌栏目，使“中国林都，森林氧吧，黑龙江伊春”名声远播。全市各林场普遍开展的“基层文化年”、“广场文化”活动，突出了生态保护主题。2007年夏季，伊春在历史上还首次倡导并成功举办了“森林生态保护(伊春)国际论坛”，29个国家代表在会上一致通过的《森林生态保护伊春宣言》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和支持。
　　在实施林权制度改革上，日国务院119次常务会议决定，把伊春作为国有林区唯一林权制度改革试点。日伊春正式实施了国有林区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到日，两年来，伊春国有林区顺利完成8万公顷国有林权改革试点任务，承包林地的6623户、9935名职工基本实现了“家有其山，山有其林，林有其责，责有其利”。承包林地的职工得到了“近期有林下经济，远期有‘绿色银行’”的实惠。伊春国有林区林权制度改革的这种结果说明，林权制度改革在我国林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已初步建立起森林资源管理责权利相统一的新体制，极大地释放了国有林区的林业生产力，解决了对森林发展投入不足的问题，解决了林业职工奔小康的问题，而且开创了“国家有生态，职工能致富”的林区良好发展态势。
　　近几年来，由于我市在保护原生态、创造新生态方面有许多创新之举，尤其是在落实上下功夫，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2006年被联合国国际交流协调委员会评为“城市森林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范例”；2007年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定为中国五个低碳试点城市之一；2008年被评为“十大中国和谐名城”，是黑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在实施“生态立市”战略中，几年里，我市不断以生态型工业体系为重点提高工业化水平，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立市”战略。做大做强木材精深加工业。经过多年发展，木材精深加工业企业遍布全市各地，形成了5大行业、26个产品系列、800多个品种的产业格局，实现增加值22.51万元，占全部工业的36.4%。同时大力发展绿色食品和生物制药两大原生态轻工业。2007年，我市蔬菜冷冻加工能力达到2.4万吨，水稻总加工能力达到30万吨。医药工业增加值达13041万元，是万元的2.7倍。科学发展冶金、建材、化工三大重化工业。通过内涵挖潜改造和外延扩张等措施，加快发展钢材、水泥、合成氨、尿素、甲醇等支柱产品，增加地方财政收入。2007年实现增加值110694万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17.9%。加速发展风电、水电、太阳能和生物质四大新型能源工业。依托得天独厚的风能、水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加速推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截至2007年末，绿色能源产业实现增加值7146万元，同比增长155.9%。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实现570184万元，占GDP的37.06%。
　　在此基础上，我市还以森林生态旅游为重点加快支柱产业大发展。通过不懈努力，我市森林生态旅游业经过几年的积累式发展如今更加火爆，旅游接待人数达300万人以上，实现收入12亿多元，是2003年的4.4倍。2003年以来，伊春市相继被评为中国最佳生态旅游城市、中国最佳避暑胜地、中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城市和“2007年中国十佳避暑旅游城市”。
　　在实施天保工程以后，到我市确立“生态立市”、“工业兴市”战略以来，
使我市经济全面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尽管在木材大量调减的情况下，全林区以五大支柱产业为发展林区经济的核心力量，使林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从2001年到2005年的“十五”期间，全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