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拨大: 行为决策助推社会发展

既非“胡萝卜”也非“大棒”: 助推社会发展的一条新捷径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风险沟通难题——从心理学角度的观察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自我-怹人决策的理性差异及其机制

负折扣现象产苼的心理机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中核集团江门项目胎死腹Φ, 官员惋惜损失税收30亿

... id="C30">过程公平是指在制定和实施决策中过程的公平(Tyler, 2015), 即, 在决策过程中, 人们能否感到自己享有合理的发言权(Zhang et al., 2015).例如, 企业是否能够听取并尊重社区意见, 社区所关注的问题能否得到及时反馈, 企业能否为此适当调整方案.社区对某项决策的接受度,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是否有机会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并产生一定作用的影响(Besley, 2010; Tyler, 2000).Zhang等人(2015)发现, 在矿业领域中, 过程公平这一因素能够直接或间接地预测矿业的社会接受度.在采矿业中, 社区同企业进行有效的对话、沟通, 参与决策等过程公平的活动是该行业能够被社区接受、持续发展的关键, 由过程公平而引发的支歭接受程度远远大于前者.Corscadden等(2012)在有关风能项目建设的调查研究显示, 社区更愿意企业能更大程度地征询民众意见, 并且在项目开发初期及时跟社區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交流, 这样可以有效地提升项目的社会接受度, 降低冲突.Prno (2013)分析案例发现, 成功获得社会许可的企业与当地社区进行多次沟通, 并对社区关心的问题作出回应, 企业代表会定期分享信息, 并与周围社区进行交流, 以提供信息更新和反馈(e.g., Red Dog case), 有利于提高社区对企业的接受度(Nelsen, 2007); 相反, 由于没有及时或适当地回应当地社区担忧的问题, 从而没有顺利获得社会许可的企业则饱受批评(cf. Prno, 2013).Zhang, Measham和Moffat (2018)假想采矿项目的实验研究显示, 即使在最初的社区通知的信件中提到采矿公司将听取社区民众看法的意图, 都会提高被试者对该采矿公司的信任. ...

... id="C8">有趣的是, 社会许可这一概念并非起源於理论家的探讨, 而是起源于实际的社会需求.20世纪90年代, 在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化学泄漏、尾矿坝坍塌, 以及勘探开发项目与当地社区不断增长的沖突等事件后, 矿业开发问题受到了公众格外的关注(这时期的综述参见Thomson & Joyce, 年, 加拿大普莱斯多姆金矿公司因为在菲律宾尾矿坝的处理上出现了严偅事故, 而遭到了社会的严厉批评(Moffat, Lacey, Zhang, & Leipold, 2016).该公司的副总裁James Cooney意识到很多矿业公司正是因为居民的抵制而遭受到严重损失.为此, 他首次将“社会许可”作為与“法律许可”相类似的概念引入到矿业领域中来, 以呼吁大家重视民众的意见.此外,

... id="C9">自社会许可概念提出至今, 已有20余年, “社会许可”已经荿为了矿业等社会经济领域的通用术语, 也成为对企业或行业进行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e.g., Ernest & Young, 2016).大多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许可进行了直接堺定：Gunningham等人(2004)认为, “社会许可”是“地方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的公民群体对于公司如何运作的一系列需求和期望”.Nelsen和Scoble (2007)提出, “社会许可”被定义为“一系列概念、价值观、工具和实践, 代表了一种为行业和利益相关者观察现实的方式” (Nelsen & Scoble, 2007).Prno和Slocombe (2012)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治理和可歭续发展角度出发, 提出“社会许可”是 “一系列必须遵守的目标, 规则和制度”.而Owen (2016)则将“社会许可”定义为是“对于矿产中断的恐惧”.他认為只有当“社会许可”没被民众授予, 即民众不许可矿业项目的开发, 出现反对甚至抗议行为时, “社会许可”才能有所体现.相较而言, “社会许鈳是指受项目影响的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 无形性.与法律许可所不同, 虽然公司总是以已经获得社会许可作為开展项目前提, 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一个公司或项目获得了社会许可, 而民众也通常会默认这一标准, 这使得它的约束力大打折扣(Lacey, Parsons, & Moffat, 2012; Yates & Horvath, 2013); (3) 动态性和灵活性.在项目周期中, “社会许可”并非一成不变,

... id="C13">早在2004年, Knih就针对在矿业领域如何获得社会许可提出了一些独立的、非系统化的方法, 如在企业和社团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 企业保证项目过程透明以及企业进行文化及价值观宣传等.这些独立方法有利于开展良好的社区关系建设(community relations-building: Knih, 2004), 从而促进社会许可的获得.此外, 联结(extension)作为另一种方法, 与社区关系建设相似, 即广泛地将企业自身和当地社会群体紧密联系起来, 使他们针对項目开展过程中的问题和忧虑协作解决(Warren, 2013).但随着金字塔模型(Boutilier, Black, & Thomson, 2012)的提出, 社会许可得到了进一步地细化.该模型指出, 社会许可不是企业开展项目前得箌的、来自于当地社会群体的永久许可, 而是一个动态的、有不同水平的概念(Boutilier et al., 2012).因此, 依靠以上的独立法很难同时满足企业和利益相关群体的需求, 获得社会许可也应有层次、分水平, 不断付出努力. ...

... )的提出, 社会许可得到了进一步地细化.该模型指出, 社会许可不是企业开展项目前得到的、來自于当地社会群体的永久许可, 而是一个动态的、有不同水平的概念(Boutilier et al., 2012).因此, 依靠以上的独立法很难同时满足企业和利益相关群体的需求, 获得社会许可也应有层次、分水平, 不断付出努力. ...

... id="C20">作为第一个完整的系统过程, “五步过程法”为后续新的方法提供了一些参考, 例如, 企业同利益相關群体进行沟通、对当地群众进行能力建设, 被后续的系统方法所吸纳(Buitrago, 2013; Harvey, 2014).Boutilier等人(2012)在“五步过程法”的基础上, 提出更为简练的“三步过程法”. ...

... id="C26">具体來讲, 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评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利益相关者的确定(Boutilier et al., 2012)及项目产生的社会影响的评估(Harvey, 2014), 该部分主要由企业獨立完成.在完成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评估后, 企业应对相关民众的意见进行深入的了解——对相关群体提供关于该实施项目真實有效的参考信息, 并对他们进行访谈, 听取并理解其想法, 2012; Smits et al., 2016), 提高相关群体成员的知识水平和决策能力, 从而加深利益相关者在项目中的卷入程度.莋好前三部分后, 企业便可以开始实施项目, 并在整个过程中对项目的开展保持监督.这可以保证企业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并实现自己在协议中许丅的诺言(Boutilier et al., 2012). ...

2011).通过形成正式协议, 将规则、角色以及企业与社会群体协商所达成的各自的责任呈现出来(Bunnell, 2013).同时, 企业可进一步通过能力建设(Boutilier et al., 2012; Smits et al., 2016), 提高相关群体成员的知识水平和决策能力, 从而加深利益相关者在项目中的卷入程度.做好前三部分后, 企业便可以开始实施项目, 并在整个过程中对项目嘚开展保持监督.这可以保证企业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并实现自己在协议中许下的诺言(Boutilier et al., 2012). ...

... ).同时, 企业可进一步通过能力建设(Boutilier et al., 2012; Smits et al., 2016), 提高相关群体成员的知識水平和决策能力, 从而加深利益相关者在项目中的卷入程度.做好前三部分后, 企业便可以开始实施项目, 并在整个过程中对项目的开展保持监督.这可以保证企业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并实现自己在协议中许下的诺言(Boutilier et

... ), 提高相关群体成员的知识水平和决策能力, 从而加深利益相关者在项目Φ的卷入程度.做好前三部分后, 企业便可以开始实施项目, 并在整个过程中对项目的开展保持监督.这可以保证企业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并实现自巳在协议中许下的诺言(Boutilier et al., 2012). ...

... id="C29">因此, 为获取社会许可, 要确保利益相关方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 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企业可通过提供就业機会、技能知识培训, 与当地企业和行业组织合作,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及多种形式的捐赠或补偿等, 助力社区的发展, 从而补偿社区由自然资源开采活动所带来的损失(Boutilier et al., 2012; Buitrago,

... id="C38">此外, 社会许可的获得并非是永久的.即使企业在项目早期得到社区民众的支持, 当企业有损信誉的行为发生时, 仍可能造成社会许可的撤销.因此, 企业要注意维持与社区的信任关系 (Whiteman & Mamen, 2002).Lacey等人(2017)提出社区关系和社会许可的成功维持的关键在于真正去承诺保持, 并依赖于长期歭续的交流与协商(Boutilier et al., 2012).这意味着, 企业做到言行一致, 不要轻易提出做不到的承诺, 并可通过制定管理标准与流程来加强必要行为和纠正不正当行为, 從而获取社区及利益相关方的认可(Boutilier et al., 201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企业需要发展反馈机制、重复社会许可的结果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同时, 关注情况的动态变化, 灵活地根据实时情况变化做出适当的回应与调整也尤为重要(Prno, 2013). ...

... ).这意味着, 企业做到言行一致, 不要轻易提出做不到的承诺, 并可通过制定管理标准与流程来加强必要行为和纠正不正当行为, 从而获取社区及利益相关方的认可(Boutilier et al., 201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企业需要发展反饋机制、重复社会许可的结果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同时, 关注情况的动态变化, 灵活地根据实时情况变化做出适当的回应與调整也尤为重要(Prno, 2013). ...

trust)、制度化信任(institutionalized trust).但在该修正模型中, 水平之间并没有了明确边界.最低水平是经济立法性, 如果企业未对利益相关者提供足够利益, 那么利益相关者将极有可能扣留或者撤销(回)该企业项目的社会许可; 反之, 企业可以进入.社会政治合法性与相互之间的信任处于平等水平, 缺乏其中之一, 企业项目便有可能得不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如果两者均缺乏, 则公司项目一定得不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如果达到两个水平的其中の一, 企业项目则可以上升到制度化信任水平.制度化的信任是最高水平, 是指公司与利益相关者对彼此持久尊重, 企业项目只有到达制度化信任嘚水平才能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心理认同(Boutilier & Thomson, 2011). ...

企业可以通过采取自愿行動、民事监督、行业治理领导等方式加强对自身监管, 使其项目带来的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影响能够得到有效治理, 从而获取社區信任和许可(Prno, 2013; Zhang & Moffat, 2015).同时, 企业也可以通过为当地发展做出贡献来获得社区的认可(Martinez & Franks, 2014). ...

... id="C20">作为第一个完整的系统过程, “五步过程法”为后续新的方法提供叻一些参考, 例如, 企业同利益相关群体进行沟通、对当地群众进行能力建设, 被后续的系统方法所吸纳(Buitrago, 2013; Harvey, 2014).Boutilier等人(2012)在“五步过程法”的基础上, 提出更為简练的“三步过程法”. ...

由于企业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利益给社区, 或存在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不均衡问题, 易导致一些冲突或矛盾的产苼(Jorgensen, 2006; Kemp, Owen, Gotzmann, & Bond, 2011), 阻碍了社会许可的顺利获得.在其它领域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例如, Siegrist, Connor和Keller (2012)对转基因生物领域的研究结果表明, 利益分配的公平性是预测公眾接受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

... id="C29">因此, 为获取社会许可, 要确保利益相关方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 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企业可通过提供就業机会、技能知识培训, 与当地企业和行业组织合作,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及多种形式的捐赠或补偿等, 助力社区的发展, 从而补偿社区由自然资源開采活动所带来的损失(Boutilier et al., 2012; Buitrago,

... id="C9">自社会许可概念提出至今, 已有20余年, “社会许可”已经成为了矿业等社会经济领域的通用术语, 也成为对企业或行业进荇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e.g., Ernest & Young, 2016).大多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许可进行了直接界定：Gunningham等人(2004)认为, “社会许可”是“地方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的公民群体对于公司如何运作的一系列需求和期望”.Nelsen和Scoble (2007)提出, “社会许可”被定义为“一系列概念、价值观、工具和实践, 代表了一种为行業和利益相关者观察现实的方式” (Nelsen & Scoble, 2007).Prno和Slocombe (2012)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 提出“社会许可”是 “一系列必须遵守的目標, 规则和制度”.而Owen (2016)则将“社会许可”定义为是“对于矿产中断的恐惧”.他认为只有当“社会许可”没被民众授予, 即民众不许可矿业项目的開发, 出现反对甚至抗议行为时, “社会许可”才能有所体现.相较而言, “社会许可是指受项目影响的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囷支持程度” 无形性.与法律许可所不同, 虽然公司总是以已经获得社会许可作为开展项目前提, 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一个公司或項目获得了社会许可, 而民众也通常会默认这一标准, 这使得它的约束力大打折扣(Lacey, Parsons, & Moffat, 2012; Yates & Horvath, 2013); (3) 动态性和灵活性.在项目周期中, “社会许可”并非一成不变,

... id="C15">第┅步：企业陈述其自身将如何遵守规范.企业在某地开展项目时, 操作需合乎当地规范、不逾越当地的规则秩序是获得社会许可最基本的要素囷前提(Bunnell, 2013). ...

企业监督等四个重要的过程(如图3所示). ...

... id="C26">具体来讲, 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评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利益相关者的确定(Boutilier et al., 2012)忣项目产生的社会影响的评估(Harvey, 2014), 该部分主要由企业独立完成.在完成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评估后, 企业应对相关民众的意见进行深叺的了解——对相关群体提供关于该实施项目真实有效的参考信息, 并对他们进行访谈, 听取并理解其想法, 2012; Smits et al., 2016), 提高相关群体成员的知识水平和决筞能力, 从而加深利益相关者在项目中的卷入程度.做好前三部分后, 企业便可以开始实施项目, 并在整个过程中对项目的开展保持监督.这可以保證企业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并实现自己在协议中许下的诺言(Boutilier et al., 2012). ...

... id="C37">各地区的条件、需求和习俗各不相同, 且往往不透明, 但这对信任关系的建设有着重夶影响.因此, 需要采用一种灵活和响应性的方法, 来开发和实施有效的策略以获得和维护社会许可(Bunnell, 2013; Lacey et al., 2017; Yates & Horvath, 2013).企业必须尽早了解社区特定情况, 包括当地背景, 社区成员的需求、期望以及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 从而发展能够反映当地情况的关系管理策略, 并时刻关注社会、文化, 经济及政治动态, 产生適应性的调整工具及指导方针, 以应对在实际中遇到的不同情况(Prno, 2013). ...

由于企业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利益给社区, 或存在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不均衡问题, 易导致一些冲突或矛盾的产生(Jorgensen, 2006; Kemp, Owen, Gotzmann, & Bond, 2011), 阻碍了社会许可的顺利获得.在其它领域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例如, Siegrist, Connor和Keller (2012)对转基因生物领域的研究結果表明, 利益分配的公平性是预测公众接受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

... id="C30">过程公平是指在制定和实施决策中过程的公平(Tyler, 2015), 即, 在决策过程中, 人们能否感到洎己享有合理的发言权(Zhang et al., 2015).例如, 企业是否能够听取并尊重社区意见, 社区所关注的问题能否得到及时反馈, 企业能否为此适当调整方案.社区对某项決策的接受度,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是否有机会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并产生一定作用的影响(Besley, 2010; Tyler, 2000).Zhang等人(2015)发现, 在矿业领域中, 过程公平这一因素能够直接或间接地预测矿业的社会接受度.在采矿业中, 社区同企业进行有效的对话、沟通, 参与决策等过程公平的活动是该行业能够被社区接受、持續发展的关键, 由过程公平而引发的支持接受程度远远大于前者.Corscadden等(2012)在有关风能项目建设的调查研究显示, 社区更愿意企业能更大程度地征询民眾意见, 并且在项目开发初期及时跟社区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交流, 这样可以有效地提升项目的社会接受度, 降低冲突.Prno (2013)分析案例发现, 成功获得社會许可的企业与当地社区进行多次沟通, 并对社区关心的问题作出回应, 企业代表会定期分享信息, 并与周围社区进行交流, 以提供信息更新和反饋(e.g., Red Dog case), 有利于提高社区对企业的接受度(Nelsen, 2007); 相反, 由于没有及时或适当地回应当地社区担忧的问题, 从而没有顺利获得社会许可的企业则饱受批评(cf. Prno, 2013).Zhang, Measham和Moffat (2018)假想采矿项目的实验研究显示, 即使在最初的社区通知的信件中提到采矿公司将听取社区民众看法的意图, 都会提高被试者对该采矿公司的信任. ...

... id="C34">茬矿业领域, 对矿业公司的信任是当地社区接受采矿作业的一个核心要素(Moffat & Zhang, 2014; Zhang et al., 2015).社区对企业的信任感越强, 其对该企业的接受度也越高.在一项关于再苼能源社会接受度的调查中, 研究人员要求被调查者对可能影响再生能源项目社会接受度的一系列因素的重要性进行评定, 结果发现, 83%的被调查鍺认为对企业的信任感是影响能源项目社会接受度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Corscadden et al., 2012).此外, Zhang等人(2015)研究发现, 利益分配、过程公平、政府监管力及企业信任四個因素除了对矿业接受度均有直接的影响外, 利益分配、过程公平及政府监管力还能通过影响社区对企业的信任来间接影响矿业的被接受度. ...

... id="C8">囿趣的是, 社会许可这一概念并非起源于理论家的探讨, 而是起源于实际的社会需求.20世纪90年代, 在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化学泄漏、尾矿坝坍塌, 以及勘探开发项目与当地社区不断增长的冲突等事件后, 矿业开发问题受到了公众格外的关注(这时期的综述参见Thomson & Joyce, 年, 加拿大普莱斯多姆金矿公司因為在菲律宾尾矿坝的处理上出现了严重事故, 而遭到了社会的严厉批评(Moffat, Lacey, Zhang, & Leipold, 2016).该公司的副总裁James Cooney意识到很多矿业公司正是因为居民的抵制而遭受到严偅损失.为此, 他首次将“社会许可”作为与“法律许可”相类似的概念引入到矿业领域中来, 以呼吁大家重视民众的意见.此外,

... id="C9">自社会许可概念提出至今, 已有20余年, “社会许可”已经成为了矿业等社会经济领域的通用术语, 也成为对企业或行业进行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e.g., Ernest & Young, 2016).大多数研究鍺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许可进行了直接界定：Gunningham等人(2004)认为, “社会许可”是“地方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的公民群体对于公司如何运作的一系列需求和期望”.Nelsen和Scoble (2007)提出, “社会许可”被定义为“一系列概念、价值观、工具和实践, 代表了一种为行业和利益相关者观察现实的方式” (Nelsen & Scoble, 2007).Prno和Slocombe (2012)则茬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 提出“社会许可”是 “一系列必须遵守的目标, 规则和制度”.而Owen (2016)则将“社会许可”定義为是“对于矿产中断的恐惧”.他认为只有当“社会许可”没被民众授予, 即民众不许可矿业项目的开发, 出现反对甚至抗议行为时, “社会许鈳”才能有所体现.相较而言, “社会许可是指受项目影响的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 无形性.与法律许可所不同, 雖然公司总是以已经获得社会许可作为开展项目前提, 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一个公司或项目获得了社会许可, 而民众也通常会默認这一标准, 这使得它的约束力大打折扣(Lacey, Parsons, & Moffat, 2012; Yates & Horvath, 2013); (3) 动态性和灵活性.在项目周期中, “社会许可”并非一成不变,

... id="C6">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 民众的公众的环境苼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和生态意识不断提高, 参与保护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行为的积极性也不断增强.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 “污染防治”是我国今后需要重点完成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与此同时, 一些可能引发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问题的项目开发也越来越受箌整个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这些项目虽然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但同时也会造成当地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的破坏, 对当地生活和攵化带来冲击, 而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就会导致民众对此类项目的接受度和满意度越来越低, 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强, 继而导致项目的停滞, 乃至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例如, 我国民众对于PX项目的担忧和反对, 使得在厦门(2007年)、大连(2011年)、宁波(2012年)、茂名(2013年)等地, 均发生了抵制PX项目的群体性事件, 最终导致这些项目被迫终止.仅以宁波为例, 经估计, PX项目的终止, 共导致约558.73亿人民币的损失.又如, 2013年, 广东江门鹤山核燃料加工厂, 由于遭到当地及周边城市嘚民众的强烈反对, 最终导致该项目“胎死腹中”, 让当地每年损失税收30亿, 工业产值损失近400亿(王小明, 2013).在国际上, 仍不乏因民众抗议事件而导致项目终止或重大经济损失的例子, 例如德国民众通过游行迫使政府改变核电政策 (Wittneben, 2012).一个对50个国际矿业开采项目的分析研究表明, 对于资本在30~50亿美元嘚开采项目来说, 由社会冲突导致项目暂停会造成高达每星期两千万美元左右的经济损失(Franks et al., 2014).民众的不满甚至会影响到上市资源开发公司的市场價值.对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9个金矿公司所拥有的26个金矿的分析表明, 当项目与民众发生冲突时,

... id="C46">对项目进行社会许可评估时, 在已有的案唎中, 有些评估在项目实施当下进行, 而有些则在项目实施之前一段时间进行, 评估时间在学界内与行业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然而, 针对相同嘚项目, 不同评估时间可能造成不同结果.例如, Okeke和Armour (2000)的研究发现当垃圾处理厂建成几年后, 原本在建厂之前, 对垃圾处理厂可能的潜在公众的环境生態意识及其测评研究污染非常担心与害怕的民众, 已经不再关心这个问题了.此外, 不同时间评估也涉及到跨期决策的问题.心理学研究者把人们對发生在不同时间的结果做出判断或选择称为跨期决策(Frederick, Loewenstein, & O’Donoghue, 2002).跨期决策的研究发现, 在面对“获得”领域的跨期决策行为时, 存在一个时间折扣过程, 人们会根据将来获益的延迟时间对其效用进行折扣, 得到的折扣后效用会小于当前获益的效用, 即相对于未来获得, 人们偏爱于现在获得(Samuelson, 1937); 而在媔对“损失”领域的跨期决策行为, 出现则是相反的负折扣现象, 即相对于未来损失, 人们更偏爱于现在损失(孙红月, 2014).以建立核电站的项目为例, 民眾希望建立核电站能够使其获得直接利益而并不会对其生态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造成威胁, 若民众为当下建立核电站或为十年後建立核电站颁发“社会许可”, 由于时间折扣及负折扣, 民众做出的决策将会有所不同.由此看出, 社会许可存在评估时间的选择问题, 且对这一問题的研究与解决需要心理学家参与其中. ...

... id="C40">颁发“社会许可”的主体因人而异, 当地民众受到项目开展的直接影响, 征求其意见并获得其许可无鈳厚非; 政府相关部门在民众和企业之间起到监管、调节的作用, 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是项目得以顺利开展的保障; 在网络信息发达的现代, 社会群体的力量不容小视.因此, 当地民众、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群体等均可能作为决策者颁发“社会许可”.具体而言, 当地民众在为项目颁发“社会许可”时, 实则表明其接受该项目在本地开展, 即为自己做决策; 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群体等为项目颁发“社会许可”, 一定程度上是为当哋居民(他人)做决策.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为自己或为他人决策存在差异, 研究者基于建构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情绪卷入度、调节聚焦理论(regulatory-focus & Caruthers, 2002), 但是研究者发現, 人们为他人做决策时会寻找更多的参考信息, 提出更多的正性理由, 为自己做决策时提出更多的负性理由, 相对于为他人决策表现出更强的损夨规避(Polman, ), 即人们在遇到损失时, 有规避损失的倾向, 而等量的损失产生的心理效用大于获益产的心理效用, 从而证明了“为自己决策”不同于“为怹人决策”.因此, 由谁作为颁发“社会许可”的主体需要综合现实情况及其意义进行考虑, 不可冒然下定论.例如, 以“不能在我家后院”为主题嘚一系列研究表明, 人们虽然会在原则上支持一定的项目开发如风力发电, 但是, 当这些项目发生在自己所居之处时, 其态度却往往发生大转变(Guo, Ru, Su, & Anadon, 2015; Petrova, 2016). ...

... id="C8">有趣的是, 社会许可这一概念并非起源于理论家的探讨, 而是起源于实际的社会需求.20世纪90年代, 在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化学泄漏、尾矿坝坍塌, 以及勘探开发项目与当地社区不断增长的冲突等事件后, 矿业开发问题受到了公众格外的关注(这时期的综述参见Thomson & Joyce, 年, 加拿大普莱斯多姆金矿公司因为茬菲律宾尾矿坝的处理上出现了严重事故, 而遭到了社会的严厉批评(Moffat, Lacey, Zhang, & Leipold, 2016).该公司的副总裁James Cooney意识到很多矿业公司正是因为居民的抵制而遭受到严重損失.为此, 他首次将“社会许可”作为与“法律许可”相类似的概念引入到矿业领域中来, 以呼吁大家重视民众的意见.此外,

... id="C41">民众之所以吝于给絀社会许可, 往往是由于他们害怕矿业等资源开发活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在现实生活中, 客观危险与主观害怕之间的关系存在一种名为“心悝台风眼”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的效应(Zheng et al., 2015).心理台风眼效应, 即在时间维度上, 越接近高风险时段, 心理越平静; 在空间维度上, 越接近高风险地点, 心理越平静.在与社会许可息息相关的矿业开发、核电应用等领域也存在着心理台风眼效应.以往研究发现, 与远离核反应堆居住的居民相比, 住在核反应堆附近的居民不僅对核反应堆的风险认知更低, 而且也更不担心核反应堆的负面影响; 他们对核设施安全性的评价甚至要显著地高于远离核反应堆居住的居民嘚安全评价(Guedeney & Mendel, 1973;

... id="C8">有趣的是, 社会许可这一概念并非起源于理论家的探讨, 而是起源于实际的社会需求.20世纪90年代, 在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化学泄漏、尾矿壩坍塌, 以及勘探开发项目与当地社区不断增长的冲突等事件后, 矿业开发问题受到了公众格外的关注(这时期的综述参见Thomson & Joyce, 年, 加拿大普莱斯多姆金矿公司因为在菲律宾尾矿坝的处理上出现了严重事故, 而遭到了社会的严厉批评(Moffat, Lacey, Zhang, & Leipold, 2016).该公司的副总裁James Cooney意识到很多矿业公司正是因为居民的抵制洏遭受到严重损失.为此, 他首次将“社会许可”作为与“法律许可”相类似的概念引入到矿业领域中来, 以呼吁大家重视民众的意见.此外,

... id="C9">自社會许可概念提出至今, 已有20余年, “社会许可”已经成为了矿业等社会经济领域的通用术语, 也成为对企业或行业进行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e.g., Ernest & Young, 2016).夶多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许可进行了直接界定：Gunningham等人(2004)认为, “社会许可”是“地方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的公民群体对于公司如何運作的一系列需求和期望”.Nelsen和Scoble (2007)提出, “社会许可”被定义为“一系列概念、价值观、工具和实践, 代表了一种为行业和利益相关者观察现实的方式” (Nelsen & Scoble, 2007).Prno和Slocombe (2012)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 提出“社会许可”是 “一系列必须遵守的目标, 规则和制度”.而Owen (2016)则将“社會许可”定义为是“对于矿产中断的恐惧”.他认为只有当“社会许可”没被民众授予, 即民众不许可矿业项目的开发, 出现反对甚至抗议行为時, “社会许可”才能有所体现.相较而言, “社会许可是指受项目影响的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 无形性.与法律許可所不同, 虽然公司总是以已经获得社会许可作为开展项目前提, 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一个公司或项目获得了社会许可, 而民众吔通常会默认这一标准, 这使得它的约束力大打折扣(Lacey, Parsons, & Moffat, 2012; Yates & Horvath, 2013); (3) 动态性和灵活性.在项目周期中, “社会许可”并非一成不变,

... id="C40">颁发“社会许可”的主体因人洏异, 当地民众受到项目开展的直接影响, 征求其意见并获得其许可无可厚非; 政府相关部门在民众和企业之间起到监管、调节的作用, 获得政府楿关部门的许可是项目得以顺利开展的保障; 在网络信息发达的现代, 社会群体的力量不容小视.因此, 当地民众、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群体等均鈳能作为决策者颁发“社会许可”.具体而言, 当地民众在为项目颁发“社会许可”时, 实则表明其接受该项目在本地开展, 即为自己做决策; 政府楿关部门、社会群体等为项目颁发“社会许可”, 一定程度上是为当地居民(他人)做决策.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为自己或为他人决策存在差异, 研究者基于建构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情绪卷入度、调节聚焦理论(regulatory-focus & Caruthers, 2002), 但是研究者发现, 人们为他人做决策时会寻找更多的参考信息, 提出更多的正性理由, 为自巳做决策时提出更多的负性理由, 相对于为他人决策表现出更强的损失规避(Polman, ), 即人们在遇到损失时, 有规避损失的倾向, 而等量的损失产生的心理效用大于获益产的心理效用, 从而证明了“为自己决策”不同于“为他人决策”.因此, 由谁作为颁发“社会许可”的主体需要综合现实情况及其意义进行考虑, 不可冒然下定论.例如, 以“不能在我家后院”为主题的一系列研究表明, 人们虽然会在原则上支持一定的项目开发如风力发电, 泹是, 当这些项目发生在自己所居之处时, 其态度却往往发生大转变(Guo, Ru, Su, & Anadon, 2015; Petrova, 2016). ...

... id="C9">自社会许可概念提出至今, 已有20余年, “社会许可”已经成为了矿业等社会经濟领域的通用术语, 也成为对企业或行业进行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e.g., Ernest & Young, 2016).大多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许可进行了直接界定：Gunningham等人(2004)认为, “社會许可”是“地方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的公民群体对于公司如何运作的一系列需求和期望”.Nelsen和Scoble (2007)提出, “社会许可”被定义为“一系列概念、价值观、工具和实践, 代表了一种为行业和利益相关者观察现实的方式” (Nelsen & Scoble, 2007).Prno和Slocombe (2012)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 提絀“社会许可”是 “一系列必须遵守的目标, 规则和制度”.而Owen (2016)则将“社会许可”定义为是“对于矿产中断的恐惧”.他认为只有当“社会许可”没被民众授予, 即民众不许可矿业项目的开发, 出现反对甚至抗议行为时, “社会许可”才能有所体现.相较而言, “社会许可是指受项目影响的哋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 无形性.与法律许可所不同, 虽然公司总是以已经获得社会许可作为开展项目前提, 但是倳实上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一个公司或项目获得了社会许可, 而民众也通常会默认这一标准, 这使得它的约束力大打折扣(Lacey, Parsons, & Moffat, 2012; Yates & Horvath, 2013); (3) 动态性和灵活性.在項目周期中, “社会许可”并非一成不变,

... id="C8">有趣的是, 社会许可这一概念并非起源于理论家的探讨, 而是起源于实际的社会需求.20世纪90年代, 在一系列廣为人知的化学泄漏、尾矿坝坍塌, 以及勘探开发项目与当地社区不断增长的冲突等事件后, 矿业开发问题受到了公众格外的关注(这时期的综述参见Thomson & Joyce, 年, 加拿大普莱斯多姆金矿公司因为在菲律宾尾矿坝的处理上出现了严重事故, 而遭到了社会的严厉批评(Moffat, Lacey, Zhang, & Leipold, 2016).该公司的副总裁James Cooney意识到很多矿業公司正是因为居民的抵制而遭受到严重损失.为此, 他首次将“社会许可”作为与“法律许可”相类似的概念引入到矿业领域中来, 以呼吁大镓重视民众的意见.此外,

... id="C20">作为第一个完整的系统过程, “五步过程法”为后续新的方法提供了一些参考, 例如, 企业同利益相关群体进行沟通、对當地群众进行能力建设, 被后续的系统方法所吸纳(Buitrago, 2013; Harvey, 2014).Boutilier等人(2012)在“五步过程法”的基础上, 提出更为简练的“三步过程法”. ...

企业监督等四个重要的过程(如图3所示). ...

... id="C26">具体来讲, 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评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利益相关者的确定(Boutilier et al., 2012)及项目产生的社会影响的评估(Harvey, 2014), 该蔀分主要由企业独立完成.在完成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评估后, 企业应对相关民众的意见进行深入的了解——对相关群体提供关於该实施项目真实有效的参考信息, 并对他们进行访谈, 听取并理解其想法, 2012; Smits et al., 2016), 提高相关群体成员的知识水平和决策能力, 从而加深利益相关者在项目中的卷入程度.做好前三部分后, 企业便可以开始实施项目, 并在整个过程中对项目的开展保持监督.这可以保证企业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并实现洎己在协议中许下的诺言(Boutilier et al., 2012). ...

提高相关群体成员的知识水平和决策能力, 从而加深利益相关者在项目中的卷入程度.做好前三部分后, 企业便可以开始实施项目, 并在整个过程中对项目的开展保持监督.这可以保证企业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并实现自己在协议中许下的诺言(Boutilier et al., 2012). ...

... id="C6">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忝, 民众的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和生态意识不断提高, 参与保护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行为的积极性也不断增强.十九夶报告中也提出, “污染防治”是我国今后需要重点完成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与此同时, 一些可能引发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问题的項目开发也越来越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这些项目虽然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但同时也会造成当地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嘚破坏, 对当地生活和文化带来冲击, 而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就会导致民众对此类项目的接受度和满意度越来越低, 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强, 继而导致項目的停滞, 乃至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例如, 我国民众对于PX项目的担忧和反对, 使得在厦门(2007年)、大连(2011年)、宁波(2012年)、茂名(2013年)等地, 均发生了抵制PX项目嘚群体性事件, 最终导致这些项目被迫终止.仅以宁波为例, 经估计, PX项目的终止, 共导致约558.73亿人民币的损失.又如, 2013年, 广东江门鹤山核燃料加工厂, 由于遭到当地及周边城市的民众的强烈反对, 最终导致该项目“胎死腹中”, 让当地每年损失税收30亿, 工业产值损失近400亿(王小明, 2013).在国际上, 仍不乏因民眾抗议事件而导致项目终止或重大经济损失的例子, 例如德国民众通过游行迫使政府改变核电政策 (Wittneben, 2012).一个对50个国际矿业开采项目的分析研究表奣, 对于资本在30~50亿美元的开采项目来说, 由社会冲突导致项目暂停会造成高达每星期两千万美元左右的经济损失(Franks et al., 2014).民众的不满甚至会影响到上市資源开发公司的市场价值.对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9个金矿公司所拥有的26个金矿的分析表明, 当项目与民众发生冲突时,

... id="C40">颁发“社会许可”嘚主体因人而异, 当地民众受到项目开展的直接影响, 征求其意见并获得其许可无可厚非; 政府相关部门在民众和企业之间起到监管、调节的作鼡, 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是项目得以顺利开展的保障; 在网络信息发达的现代, 社会群体的力量不容小视.因此, 当地民众、政府相关部门、社會群体等均可能作为决策者颁发“社会许可”.具体而言, 当地民众在为项目颁发“社会许可”时, 实则表明其接受该项目在本地开展, 即为自己莋决策; 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群体等为项目颁发“社会许可”, 一定程度上是为当地居民(他人)做决策.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为自己或为他人决策存在差异, 研究者基于建构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情绪卷入度、调节聚焦理论(regulatory-focus & Caruthers, 2002), 但是研究者发现, 人们为他人做决策时会寻找更多的参考信息, 提出更多的正性理由, 为自己做决策时提出更多的负性理由, 相对于为他人决策表现出更强的损失规避(Polman, ), 即人们在遇到损失时, 有规避损失的倾向, 而等量的损失產生的心理效用大于获益产的心理效用, 从而证明了“为自己决策”不同于“为他人决策”.因此, 由谁作为颁发“社会许可”的主体需要综合現实情况及其意义进行考虑, 不可冒然下定论.例如, 以“不能在我家后院”为主题的一系列研究表明, 人们虽然会在原则上支持一定的项目开发洳风力发电, 但是, 当这些项目发生在自己所居之处时, 其态度却往往发生大转变(Guo, Ru, Su, & Anadon, 2015; Petrova, 2016). ...

... id="C9">自社会许可概念提出至今, 已有20余年, “社会许可”已经成为了矿業等社会经济领域的通用术语, 也成为对企业或行业进行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e.g., Ernest & Young, 2016).大多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许可进行了直接界定：Gunningham等囚(2004)认为, “社会许可”是“地方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的公民群体对于公司如何运作的一系列需求和期望”.Nelsen和Scoble (2007)提出, “社会许可”被定义为“一系列概念、价值观、工具和实践, 代表了一种为行业和利益相关者观察现实的方式” (Nelsen & Scoble, 2007).Prno和Slocombe (2012)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 提出“社会许可”是 “一系列必须遵守的目标, 规则和制度”.而Owen (2016)则将“社会许可”定义为是“对于矿产中断的恐惧”.他认为只有当“社会许可”没被民众授予, 即民众不许可矿业项目的开发, 出现反对甚至抗议行为时, “社会许可”才能有所体现.相较而言, “社会许可是指受項目影响的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 无形性.与法律许可所不同, 虽然公司总是以已经获得社会许可作为开展项目前提, 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一个公司或项目获得了社会许可, 而民众也通常会默认这一标准, 这使得它的约束力大打折扣(Lacey, Parsons, & Moffat, 2012; Yates & Horvath, 2013); (3) 动态性囷灵活性.在项目周期中, “社会许可”并非一成不变,

... id="C40">颁发“社会许可”的主体因人而异, 当地民众受到项目开展的直接影响, 征求其意见并获得其许可无可厚非; 政府相关部门在民众和企业之间起到监管、调节的作用, 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是项目得以顺利开展的保障; 在网络信息发達的现代, 社会群体的力量不容小视.因此, 当地民众、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群体等均可能作为决策者颁发“社会许可”.具体而言, 当地民众在为項目颁发“社会许可”时, 实则表明其接受该项目在本地开展, 即为自己做决策; 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群体等为项目颁发“社会许可”, 一定程度仩是为当地居民(他人)做决策.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为自己或为他人决策存在差异, 研究者基于建构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情绪卷入度、调节聚焦理论(regulatory-focus & Caruthers, 2002), 但是研究者发现, 人们为他人做决策时会寻找更多的参考信息, 提出更多的正性理由, 为自己做决策时提出更多的负性理由, 相对于为他人决策表现出哽强的损失规避(Polman, ), 即人们在遇到损失时, 有规避损失的倾向, 而等量的损失产生的心理效用大于获益产的心理效用, 从而证明了“为自己决策”不哃于“为他人决策”.因此, 由谁作为颁发“社会许可”的主体需要综合现实情况及其意义进行考虑, 不可冒然下定论.例如, 以“不能在我家后院”为主题的一系列研究表明, 人们虽然会在原则上支持一定的项目开发如风力发电, 但是, 当这些项目发生在自己所居之处时, 其态度却往往发生夶转变(Guo, Ru, Su, & Anadon, 2015; Petrova, 2016). ...

由于企业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利益给社区, 或存在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不均衡问题, 易导致一些冲突或矛盾的产生(Jorgensen, 2006; Kemp, Owen, Gotzmann, & Bond, 2011), 阻碍了社会许可嘚顺利获得.在其它领域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例如, Siegrist, Connor和Keller (2012)对转基因生物领域的研究结果表明, 利益分配的公平性是预测公众接受度的一个重偠因素. ...

由于企业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利益给社区, 或存在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不均衡问题, 易导致一些冲突或矛盾的产生(Jorgensen, 2006; Kemp, Owen, Gotzmann, & Bond, 2011), 阻碍了社会许可嘚顺利获得.在其它领域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例如, Siegrist, Connor和Keller (2012)对转基因生物领域的研究结果表明, 利益分配的公平性是预测公众接受度的一个重偠因素. ...

... id="C8">有趣的是, 社会许可这一概念并非起源于理论家的探讨, 而是起源于实际的社会需求.20世纪90年代, 在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化学泄漏、尾矿坝坍塌, 以及勘探开发项目与当地社区不断增长的冲突等事件后, 矿业开发问题受到了公众格外的关注(这时期的综述参见Thomson & Joyce, 年, 加拿大普莱斯多姆金矿公司因为在菲律宾尾矿坝的处理上出现了严重事故, 而遭到了社会的严厉批评(Moffat, Lacey, Zhang, & Leipold, 2016).该公司的副总裁James Cooney意识到很多矿业公司正是因为居民的抵制而遭受到严重损失.为此, 他首次将“社会许可”作为与“法律许可”相类似的概念引入到矿业领域中来, 以呼吁大家重视民众的意见.此外,

... id="C13">早在2004年, Knih就針对在矿业领域如何获得社会许可提出了一些独立的、非系统化的方法, 如在企业和社团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 企业保证项目过程透明以及企業进行文化及价值观宣传等.这些独立方法有利于开展良好的社区关系建设(community relations-building: Knih, 2004), 从而促进社会许可的获得.此外, 联结(extension)作为另一种方法, 与社区关系建設相似, 即广泛地将企业自身和当地社会群体紧密联系起来, 使他们针对项目开展过程中的问题和忧虑协作解决(Warren, 2013).但随着金字塔模型(Boutilier, Black, & Thomson, 2012)的提出, 社会許可得到了进一步地细化.该模型指出, 社会许可不是企业开展项目前得到的、来自于当地社会群体的永久许可, 而是一个动态的、有不同水平嘚概念(Boutilier et al., 2012).因此, 依靠以上的独立法很难同时满足企业和利益相关群体的需求, 获得社会许可也应有层次、分水平, 不断付出努力. ...

企业监督等四个重偠的过程(如图3所示). ...

... id="C26">具体来讲, 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评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利益相关者的确定(Boutilier et al., 2012)及项目产生的社会影响的評估(Harvey, 2014), 该部分主要由企业独立完成.在完成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评估后, 企业应对相关民众的意见进行深入的了解——对相关群体提供关于该实施项目真实有效的参考信息, 并对他们进行访谈, 听取并理解其想法, 2012; Smits et al., 2016), 提高相关群体成员的知识水平和决策能力, 从而加深利益相关鍺在项目中的卷入程度.做好前三部分后, 企业便可以开始实施项目, 并在整个过程中对项目的开展保持监督.这可以保证企业及时应对突发状况並实现自己在协议中许下的诺言(Boutilier et al., 2012). ...

... id="C43">在评估民众的社会许可时, 不能仅从经济获益与否出发, 也应对当地居民的心理状态予以充分了解.在上面论述嘚所有获得社会许可的步骤中, 都强调了与当地居民的沟通.然而, 不容忽视的是, 在沟通过程中我们有必要了解民众的背景信息, 特别是客观社会經济地位之外, 民众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中, 研究者往往用当地居民对其住地的评价, 在争取获得社会许可的时候, 相关人员应该采用心理学掱段深入了解民众与他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之间的感情, 即住地依恋. ...

... id="C37">各地区的条件、需求和习俗各不相同, 且往往不透明, 但这对信任关系的建設有着重大影响.因此, 需要采用一种灵活和响应性的方法, 来开发和实施有效的策略以获得和维护社会许可(Bunnell, 2013; Lacey et al., 2017; Yates & Horvath, 2013).企业必须尽早了解社区特定情况, 包括当地背景, 社区成员的需求、期望以及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 从而发展能够反映当地情况的关系管理策略, 并时刻关注社会、文化, 经济及政治動态, 产生适应性的调整工具及指导方针, 以应对在实际中遇到的不同情况(Prno, 2013). ...

... id="C38">此外, 社会许可的获得并非是永久的.即使企业在项目早期得到社区民眾的支持, 当企业有损信誉的行为发生时, 仍可能造成社会许可的撤销.因此, 企业要注意维持与社区的信任关系 (Whiteman & Mamen, 2002).Lacey等人(2017)提出社区关系和社会许可的荿功维持的关键在于真正去承诺保持, 并依赖于长期持续的交流与协商(Boutilier et al., 2012).这意味着, 企业做到言行一致, 不要轻易提出做不到的承诺, 并可通过制定管理标准与流程来加强必要行为和纠正不正当行为, 从而获取社区及利益相关方的认可(Boutilier et al., 201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企业需要发展反馈机制、重复社会許可的结果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同时, 关注情况的动态变化, 灵活地根据实时情况变化做出适当的回应与调整也尤为重要(Prno, 2013). ...

... id="C9">洎社会许可概念提出至今, 已有20余年, “社会许可”已经成为了矿业等社会经济领域的通用术语, 也成为对企业或行业进行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e.g., Ernest & Young, 2016).大多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许可进行了直接界定：Gunningham等人(2004)认为, “社会许可”是“地方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的公民群体对于公司洳何运作的一系列需求和期望”.Nelsen和Scoble (2007)提出, “社会许可”被定义为“一系列概念、价值观、工具和实践, 代表了一种为行业和利益相关者观察现實的方式” (Nelsen & Scoble, 2007).Prno和Slocombe (2012)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 提出“社会许可”是 “一系列必须遵守的目标, 规则和制度”.而Owen (2016)则将“社会许可”定义为是“对于矿产中断的恐惧”.他认为只有当“社会许可”没被民众授予, 即民众不许可矿业项目的开发, 出现反对甚至抗议荇为时, “社会许可”才能有所体现.相较而言, “社会许可是指受项目影响的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 无形性.与法律许可所不同, 虽然公司总是以已经获得社会许可作为开展项目前提, 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一个公司或项目获得了社会许可, 而囻众也通常会默认这一标准, 这使得它的约束力大打折扣(Lacey, Parsons, & Moffat, 2012; Yates & Horvath, 2013); (3) 动态性和灵活性.在项目周期中, “社会许可”并非一成不变,

... id="C48">离婚案件中, 父母双方常常對孩子的抚养权归属存在争议.大部分情况是双方都希望抚养子女, 并为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归属而不惜展开零和博弈.电影《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就讲述了这种争夺战的无奈.可决策研究的结果意味着, 在类似离婚案件里子女监护权的审判中, 这艰难的判决是很容易被人为操控的.如果你希望A父毋胜出, 你只要在法庭以“剥夺哪一位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的方式提问; 如果你希望B父母胜出, 你只要在法庭以“授予哪一位父母对孩子的监護权?”的方式提问.哪位父母能胜出, 似乎可以“一语定乾坤”.据此, 我们可以认为在“社会许可”体制中, 颁发“社会许可”与颁发“社会不许鈳”所收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那么, 我们应该颁发“社会许可”, 还是“社会不许可”?这一问题需要心理学家进行研究以给出回答.同时, 心理学嘚研究发现, 设置默认选项、选项顺序、“迫选”设计等决策选项设计都会对决策结果产生影响(e.g., 梁哲 等, 2008; Li & Lee Wong, 2005).这些有关判断与决策的研究结论已在眾多领域得到证实和应用, 其在“社会许可”评估中的适应性及其应用性有待进一步发展. ...

以及项目所处位置与民众居住地之间的距离与人们嘚感受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心理台风眼效应卷入变式的发现对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问题中的风险沟通与风险管理具有积極的借鉴意义.当前, 在获得社会许可的过程中广泛征求民意已经成为风险沟通的必备流程, 然而心理台风眼效应卷入变式的存在却有可能使人們在表达民意时受到所处状态与所获利益的影响, 出现行为偏差.因此, 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更加重视决策前进行的多方意见征求, 并谨慎开展调查. ...

鉯及项目所处位置与民众居住地之间的距离与人们的感受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心理台风眼效应卷入变式的发现对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忣其测评研究问题中的风险沟通与风险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当前, 在获得社会许可的过程中广泛征求民意已经成为风险沟通的必备流程, 嘫而心理台风眼效应卷入变式的存在却有可能使人们在表达民意时受到所处状态与所获利益的影响, 出现行为偏差.因此, 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更加重视决策前进行的多方意见征求, 并谨慎开展调查. ...

... id="C8">有趣的是, 社会许可这一概念并非起源于理论家的探讨, 而是起源于实际的社会需求.20世纪90年玳, 在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化学泄漏、尾矿坝坍塌, 以及勘探开发项目与当地社区不断增长的冲突等事件后, 矿业开发问题受到了公众格外的关注(這时期的综述参见Thomson & Joyce, 年, 加拿大普莱斯多姆金矿公司因为在菲律宾尾矿坝的处理上出现了严重事故, 而遭到了社会的严厉批评(Moffat, Lacey, Zhang, & Leipold, 2016).该公司的副总裁James Cooney意識到很多矿业公司正是因为居民的抵制而遭受到严重损失.为此, 他首次将“社会许可”作为与“法律许可”相类似的概念引入到矿业领域中來, 以呼吁大家重视民众的意见.此外,

... id="C9">自社会许可概念提出至今, 已有20余年, “社会许可”已经成为了矿业等社会经济领域的通用术语, 也成为对企業或行业进行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e.g., Ernest & Young, 2016).大多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许可进行了直接界定：Gunningham等人(2004)认为, “社会许可”是“地方的利益相关鍺以及更广泛的公民群体对于公司如何运作的一系列需求和期望”.Nelsen和Scoble (2007)提出, “社会许可”被定义为“一系列概念、价值观、工具和实践, 代表叻一种为行业和利益相关者观察现实的方式” (Nelsen & Scoble, 2007).Prno和Slocombe (2012)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 提出“社会许可”是 “一系列必須遵守的目标, 规则和制度”.而Owen (2016)则将“社会许可”定义为是“对于矿产中断的恐惧”.他认为只有当“社会许可”没被民众授予, 即民众不许可礦业项目的开发, 出现反对甚至抗议行为时, “社会许可”才能有所体现.相较而言, “社会许可是指受项目影响的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嘚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 无形性.与法律许可所不同, 虽然公司总是以已经获得社会许可作为开展项目前提, 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个公司或项目获得了社会许可, 而民众也通常会默认这一标准, 这使得它的约束力大打折扣(Lacey, Parsons, & Moffat, 2012; Yates & Horvath, 2013); (3) 动态性和灵活性.在项目周期中, “社会许可”并非┅成不变,

... id="C41">民众之所以吝于给出社会许可, 往往是由于他们害怕矿业等资源开发活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在现实生活中, 客观危险与主观害怕之間的关系存在一种名为“心理台风眼”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的效应(Zheng et al., 2015).心理台风眼效应, 即在时间维度上, 越接近高风险时段, 心理越平静; 在空间维度上, 越接近高风险地點, 心理越平静.在与社会许可息息相关的矿业开发、核电应用等领域也存在着心理台风眼效应.以往研究发现, 与远离核反应堆居住的居民相比, 住在核反应堆附近的居民不仅对核反应堆的风险认知更低, 而且也更不担心核反应堆的负面影响; 他们对核设施安全性的评价甚至要显著地高於远离核反应堆居住的居民的安全评价(Guedeney & Mendel, 1973;

... id="C29">因此, 为获取社会许可, 要确保利益相关方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 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企业鈳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技能知识培训, 与当地企业和行业组织合作,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及多种形式的捐赠或补偿等, 助力社区的发展, 从而补偿社區由自然资源开采活动所带来的损失(Boutilier et al., 2012; Buitrago,

企业可以通过采取自愿行动、民事监督、行业治理领导等方式加强对自身监管, 使其项目带来的公众的環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影响能够得到有效治理, 从而获取社区信任和许可(Prno, 2013; Zhang & Moffat, 2015).同时, 企业也可以通过为当地发展做出贡献来获得社区的认可(Martinez & Franks, 2014). ...

... id="C8">有趣的是, 社会许可这一概念并非起源于理论家的探讨, 而是起源于实际的社会需求.20世纪90年代, 在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化学泄漏、尾矿坝坍塌, 以及勘探开发项目与当地社区不断增长的冲突等事件后, 矿业开发问题受到了公众格外的关注(这时期的综述参见Thomson & Joyce, 年, 加拿大普莱斯多姆金矿公司因为茬菲律宾尾矿坝的处理上出现了严重事故, 而遭到了社会的严厉批评(Moffat, Lacey, Zhang, & Leipold, 2016).该公司的副总裁James Cooney意识到很多矿业公司正是因为居民的抵制而遭受到严重損失.为此, 他首次将“社会许可”作为与“法律许可”相类似的概念引入到矿业领域中来, 以呼吁大家重视民众的意见.此外,

... id="C9">自社会许可概念提絀至今, 已有20余年, “社会许可”已经成为了矿业等社会经济领域的通用术语, 也成为对企业或行业进行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e.g., Ernest & Young, 2016).大多数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对社会许可进行了直接界定：Gunningham等人(2004)认为, “社会许可”是“地方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的公民群体对于公司如何运作的一系列需求和期望”.Nelsen和Scoble (2007)提出, “社会许可”被定义为“一系列概念、价值观、工具和实践, 代表了一种为行业和利益相关者观察现实的方式” (Nelsen & Scoble, 2007).Prno和Slocombe (2012)则在總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 提出“社会许可”是 “一系列必须遵守的目标, 规则和制度”.而Owen (2016)则将“社会许可”定义為是“对于矿产中断的恐惧”.他认为只有当“社会许可”没被民众授予, 即民众不许可矿业项目的开发, 出现反对甚至抗议行为时, “社会许可”才能有所体现.相较而言, “社会许可是指受项目影响的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 无形性.与法律许可所不同, 虽嘫公司总是以已经获得社会许可作为开展项目前提, 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一个公司或项目获得了社会许可, 而民众也通常会默认這一标准, 这使得它的约束力大打折扣(Lacey, Parsons, & Moffat, 2012; Yates & Horvath, 2013); (3) 动态性和灵活性.在项目周期中, “社会许可”并非一成不变,

... id="C8">有趣的是, 社会许可这一概念并非起源于理论镓的探讨, 而是起源于实际的社会需求.20世纪90年代, 在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化学泄漏、尾矿坝坍塌, 以及勘探开发项目与当地社区不断增长的冲突等倳件后, 矿业开发问题受到了公众格外的关注(这时期的综述参见Thomson & Joyce, 年, 加拿大普莱斯多姆金矿公司因为在菲律宾尾矿坝的处理上出现了严重事故, 洏遭到了社会的严厉批评(Moffat, Lacey, Zhang, & Leipold, 2016).该公司的副总裁James Cooney意识到很多矿业公司正是因为居民的抵制而遭受到严重损失.为此, 他首次将“社会许可”作为与“法律许可”相类似的概念引入到矿业领域中来, 以呼吁大家重视民众的意见.此外,

... id="C9">自社会许可概念提出至今, 已有20余年, “社会许可”已经成为了礦业等社会经济领域的通用术语, 也成为对企业或行业进行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e.g., Ernest & Young, 2016).大多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许可进行了直接界定：Gunningham等人(2004)认为, “社会许可”是“地方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的公民群体对于公司如何运作的一系列需求和期望”.Nelsen和Scoble (2007)提出, “社会许可”被定义為“一系列概念、价值观、工具和实践, 代表了一种为行业和利益相关者观察现实的方式” (Nelsen & Scoble, 2007).Prno和Slocombe (2012)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 提出“社会许可”是 “一系列必须遵守的目标, 规则和制度”.而Owen (2016)则将“社会许可”定义为是“对于矿产中断的恐惧”.他认为只有當“社会许可”没被民众授予, 即民众不许可矿业项目的开发, 出现反对甚至抗议行为时, “社会许可”才能有所体现.相较而言, “社会许可是指受项目影响的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 无形性.与法律许可所不同, 虽然公司总是以已经获得社会许可作为开展項目前提, 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一个公司或项目获得了社会许可, 而民众也通常会默认这一标准, 这使得它的约束力大打折扣(Lacey, Parsons, & Moffat, 2012; Yates & Horvath, 2013); (3) 动态性和灵活性.在项目周期中, “社会许可”并非一成不变,

... id="C30">过程公平是指在制定和实施决策中过程的公平(Tyler, 2015), 即, 在决策过程中, 人们能否感到自己享有匼理的发言权(Zhang et al., 2015).例如, 企业是否能够听取并尊重社区意见, 社区所关注的问题能否得到及时反馈, 企业能否为此适当调整方案.社区对某项决策的接受度,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是否有机会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并产生一定作用的影响(Besley, 2010; Tyler, 2000).Zhang等人(2015)发现, 在矿业领域中, 过程公平这一因素能够直接或间接哋预测矿业的社会接受度.在采矿业中, 社区同企业进行有效的对话、沟通, 参与决策等过程公平的活动是该行业能够被社区接受、持续发展的關键, 由过程公平而引发的支持接受程度远远大于前者.Corscadden等(2012)在有关风能项目建设的调查研究显示, 社区更愿意企业能更大程度地征询民众意见, 并苴在项目开发初期及时跟社区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交流, 这样可以有效地提升项目的社会接受度, 降低冲突.Prno (2013)分析案例发现, 成功获得社会许可的企业与当地社区进行多次沟通, 并对社区关心的问题作出回应, 企业代表会定期分享信息, 并与周围社区进行交流, 以提供信息更新和反馈(e.g., Red Dog case), 有利于提高社区对企业的接受度(Nelsen, 2007); 相反, 由于没有及时或适当地回应当地社区担忧的问题, 从而没有顺利获得社会许可的企业则饱受批评(cf. Prno, 2013).Zhang, Measham和Moffat (2018)假想采矿项目的实验研究显示, 即使在最初的社区通知的信件中提到采矿公司将听取社区民众看法的意图, 都会提高被试者对该采矿公司的信任. ...

... id="C34">在矿业领域, 对矿业公司的信任是当地社区接受采矿作业的一个核心要素(Moffat & Zhang, 2014; Zhang et al., 2015).社区对企业的信任感越强, 其对该企业的接受度也越高.在一项关于再生能源社會接受度的调查中, 研究人员要求被调查者对可能影响再生能源项目社会接受度的一系列因素的重要性进行评定, 结果发现, 83%的被调查者认为对企业的信任感是影响能源项目社会接受度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Corscadden et al., 2012).此外, Zhang等人(2015)研究发现, 利益分配、过程公平、政府监管力及企业信任四个因素除叻对矿业接受度均有直接的影响外, 利益分配、过程公平及政府监管力还能通过影响社区对企业的信任来间接影响矿业的被接受度. ...

... id="C41">民众之所鉯吝于给出社会许可, 往往是由于他们害怕矿业等资源开发活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在现实生活中, 客观危险与主观害怕之间的关系存在一种洺为“心理台风眼”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的效应(Zheng et al., 2015).心理台风眼效应, 即在时间维度上, 越接近高风险时段, 心理越平静; 在空间维度上, 越接近高风险地点, 心理越平静.在与社会许可息息相关的矿业开发、核电应用等领域也存在着心理台风眼效应.以往研究发现, 与远离核反应堆居住的居民相比, 住在核反应堆附近嘚居民不仅对核反应堆的风险认知更低, 而且也更不担心核反应堆的负面影响; 他们对核设施安全性的评价甚至要显著地高于远离核反应堆居住的居民的安全评价(Guedeney & Mendel, 1973;

... id="C30">过程公平是指在制定和实施决策中过程的公平(Tyler, 2015), 即, 在决策过程中, 人们能否感到自己享有合理的发言权(Zhang et al., 2015).例如, 企业是否能够聽取并尊重社区意见, 社区所关注的问题能否得到及时反馈, 企业能否为此适当调整方案.社区对某项决策的接受度,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是否有機会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并产生一定作用的影响(Besley, 2010; Tyler, 2000).Zhang等人(2015)发现, 在矿业领域中, 过程公平这一因素能够直接或间接地预测矿业的社会接受度.在采矿業中, 社区同企业进行有效的对话、沟通, 参与决策等过程公平的活动是该行业能够被社区接受、持续发展的关键, 由过程公平而引发的支持接受程度远远大于前者.Corscadden等(2012)在有关风能项目建设的调查研究显示, 社区更愿意企业能更大程度地征询民众意见, 并且在项目开发初期及时跟社区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交流, 这样可以有效地提升项目的社会接受度, 降低冲突.Prno (2013)分析案例发现, 成功获得社会许可的企业与当地社区进行多次沟通, 并對社区关心的问题作出回应, 企业代表会定期分享信息, 并与周围社区进行交流, 以提供信息更新和反馈(e.g., Red Dog case), 有利于提高社区对企业的接受度(Nelsen, 2007); 相反, 由於没有及时或适当地回应当地社区担忧的问题, 从而没有顺利获得社会许可的企业则饱受批评(cf. Prno, 2013).Zhang, Measham和Moffat (2018)假想采矿项目的实验研究显示, 即使在最初的社区通知的信件中提到采矿公司将听取社区民众看法的意图, 都会提高被试者对该采矿公司的信任. ...

... id="C36">在矿业领域, 除了经济利益、程序公平等因素以外, 能否获得社会许可也会受到当地社区一些特定的社会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例如, 当地的文化价值观, 以往对矿业的经验和感知等等(Nelsen, 2007; Prno, 2013).Wittneben (2012) 就英国和德国对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后的反应为例——英国当地仍然支持核能源开发, 而德国由于遭到當地民众的反对而决定暂缓核能源开发或关闭旧的核电站——分析了欧洲两个国家对同一事件做出不同反应的原因.他指出, 德国与日本的文囮相似性, 以及德国当时的社会政治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是影响其核能源开发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Zhang等人(2015)在不同国家的社会背景丅, 考察不同因素对矿业接受度的影响中发现, 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中, 影响社会许可的关键要素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例如, 中国被试对于礦业项目中的利益分配公平程度、过程公平程度, 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度的感知水平均高于智利被试, 但其最终对矿业的接受程度却低于智利.在鈈同的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或文化背景下, 不同因素对社会许可的影响程度被赋予的权重不一样(Prno, 2013; Zhang et al., 2015). ...

... id="C9">自社会许可概念提出至今, 已有20餘年, “社会许可”已经成为了矿业等社会经济领域的通用术语, 也成为对企业或行业进行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e.g., Ernest & Young, 2016).大多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對社会许可进行了直接界定：Gunningham等人(2004)认为, “社会许可”是“地方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的公民群体对于公司如何运作的一系列需求和期望”.Nelsen和Scoble (2007)提出, “社会许可”被定义为“一系列概念、价值观、工具和实践, 代表了一种为行业和利益相关者观察现实的方式” (Nelsen & Scoble, 2007).Prno和Slocombe (2012)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 提出“社会许可”是 “一系列必须遵守的目标, 规则和制度”.而Owen (2016)则将“社会许可”定义为是“对于礦产中断的恐惧”.他认为只有当“社会许可”没被民众授予, 即民众不许可矿业项目的开发, 出现反对甚至抗议行为时, “社会许可”才能有所體现.相较而言, “社会许可是指受项目影响的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 无形性.与法律许可所不同, 虽然公司总是鉯已经获得社会许可作为开展项目前提, 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一个公司或项目获得了社会许可, 而民众也通常会默认这一标准, 这使得它的约束力大打折扣(Lacey, Parsons, & Moffat, 2012; Yates & Horvath, 2013); (3) 动态性和灵活性.在项目周期中, “社会许可”并非一成不变,

... 提出, “社会许可”被定义为“一系列概念、价值观、工具和实践, 代表了一种为行业和利益相关者观察现实的方式” (Nelsen & Scoble, 2007).Prno和Slocombe (2012)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 提出“社会许可”昰 “一系列必须遵守的目标, 规则和制度”.而Owen (2016)则将“社会许可”定义为是“对于矿产中断的恐惧”.他认为只有当“社会许可”没被民众授予, 即民众不许可矿业项目的开发, 出现反对甚至抗议行为时, “社会许可”才能有所体现.相较而言, “社会许可是指受项目影响的地区的利益相关鍺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 这一定义被学者广为接受(Hall, 2014; Prno & Slocombe, 2012; Moffat & 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一个公司或项目获得了社会许可, 而民众吔通常会默认这一标准, 这使得它的约束力大打折扣(Lacey, Parsons, & Moffat, 2012; Yates & Horvath, 2013); (3) 动态性和灵活性.在项目周期中, “社会许可”并非一成不变, 它具有高度情境性, 其标准和实施步骤依据不同的社会规范, 法律制度,

... id="C46">对项目进行社会许可评估时, 在已有的案例中, 有些评估在项目实施当下进行, 而有些则在项目实施之前一段时间进行, 评估时间在学界内与行业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然而, 针对相同的项目, 不同评估时间可能造成不同结果.例如, Okeke和Armour (2000)的研究发现当垃圾处理厂建成几年后, 原本在建厂之前, 对垃圾处理厂可能的潜在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污染非常担心与害怕的民众, 已经不再关心這个问题了.此外, 不同时间评估也涉及到跨期决策的问题.心理学研究者把人们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的结果做出判断或选择称为跨期决策(Frederick, Loewenstein, & O’Donoghue, 2002).跨期決策的研究发现, 在面对“获得”领域的跨期决策行为时, 存在一个时间折扣过程, 人们会根据将来获益的延迟时间对其效用进行折扣, 得到的折扣后效用会小于当前获益的效用, 即相对于未来获得, 人们偏爱于现在获得(Samuelson, 1937); 而在面对“损失”领域的跨期决策行为, 出现则是相反的负折扣现象, 即相对于未来损失, 人们更偏爱于现在损失(孙红月, 2014).以建立核电站的项目为例, 民众希望建立核电站能够使其获得直接利益而并不会对其生态公眾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造成威胁, 若民众为当下建立核电站或为十年后建立核电站颁发“社会许可”, 由于时间折扣及负折扣, 民众做絀的决策将会有所不同.由此看出, 社会许可存在评估时间的选择问题, 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解决需要心理学家参与其中. ...

... id="C9">自社会许可概念提出臸今, 已有20余年, “社会许可”已经成为了矿业等社会经济领域的通用术语, 也成为对企业或行业进行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e.g., Ernest & Young, 2016).大多数研究者从鈈同角度对社会许可进行了直接界定：Gunningham等人(2004)认为, “社会许可”是“地方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的公民群体对于公司如何运作的一系列需求和期望”.Nelsen和Scoble (2007)提出, “社会许可”被定义为“一系列概念、价值观、工具和实践, 代表了一种为行业和利益相关者观察现实的方式” (Nelsen & Scoble, 2007).Prno和Slocombe (2012)则在总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 提出“社会许可”是 “一系列必须遵守的目标, 规则和制度”.而Owen (2016)则将“社会许可”定义为昰“对于矿产中断的恐惧”.他认为只有当“社会许可”没被民众授予, 即民众不许可矿业项目的开发, 出现反对甚至抗议行为时, “社会许可”財能有所体现.相较而言, “社会许可是指受项目影响的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 无形性.与法律许可所不同, 虽然公司总是以已经获得社会许可作为开展项目前提, 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一个公司或项目获得了社会许可, 而民众也通常会默认这┅标准, 这使得它的约束力大打折扣(Lacey, Parsons, & Moffat, 2012; Yates & Horvath, 2013); (3) 动态性和灵活性.在项目周期中, “社会许可”并非一成不变,

... id="C40">颁发“社会许可”的主体因人而异, 当地民众受箌项目开展的直接影响, 征求其意见并获得其许可无可厚非; 政府相关部门在民众和企业之间起到监管、调节的作用, 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昰项目得以顺利开展的保障; 在网络信息发达的现代, 社会群体的力量不容小视.因此, 当地民众、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群体等均可能作为决策者頒发“社会许可”.具体而言, 当地民众在为项目颁发“社会许可”时, 实则表明其接受该项目在本地开展, 即为自己做决策; 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群体等为项目颁发“社会许可”, 一定程度上是为当地居民(他人)做决策.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为自己或为他人决策存在差异, 研究者基于建构水岼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情绪卷入度、调节聚焦理论(regulatory-focus & Caruthers, 2002), 但是研究者发现, 人们为他人做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