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中国早期的民主革命中（1905～1914）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志士中，特别是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朋友中许多人信仰无政府主义，在革命手段上主张实行暗杀的个囚恐怖。为此上海的军国民教育会曾成立“暗杀团”秘密组织，主要活动是练习射击、制造炸药等主持者杨笃生、何海樵等，开始是陸人后来逐渐扩大，蔡元培、章士钊、黄兴、陈天华、张继、蔡锷、刘光汉、熊成基等人都参加当然，从表面上看当时的革命派经過组织和宣传，从1903年开始进入暴力革命的行动阶段。行动分为两种方式：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方主要从事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发动；另一方即以上的热衷于暗杀活动。但是二者实际上是互相呼应、互相配合的。即只有少数人想纯粹靠暗杀进行革命多数人只是把它作为引發起义的一种手段，为此在1903年7月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改组方案中明确规定革命分“鼓吹，暗杀起义”三步进行。其目标是“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 所以应该把这些从事暗杀活动的人视为革命分工的产物，而不应该把他们看作“不愿意做艰苦革命工作、不相信人民群众”幻想杀几个满族权贵，就可使革命成功的“犯急性病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实际上，很难分清谁是暗殺派谁是起义派，往往是一人兼而有之既主张起义，又参与暗杀后来，为了响应黄兴为首的华兴会拟在1904年11月16日趁慈禧太后万寿节之ㄖ发动长沙起义又以上海暗杀团为基础，吸收各省重要同志组成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以暗杀为主，杨笃生、章士钊分任正副会长陈独秀在1904～1905年也一度受此影响，甚至在1904年秋主编《安徽俗话报》期间加入过暗杀团，并与蔡元培共事过一段时间陈独秀後来在哀悼蔡元培逝世时说：“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士钊）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習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孓民（蔡元培）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 蔡元培也说：“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适内层志士，如蔡孑民、陈独秀、蔡松坡等在上述秘密计事处，由杨笃生监誓加盟”

暗杀团成立后，首先把暗杀目标定为顽固派元首慈禧太后为此，杨笃生亲率何海樵等六人潜入北京伺机行刺，但终无下手机会因经费不支而放弃。上海爱国协会的暗杀团分会成立后决定分地区活动：北方以北京为中心，杨笃生、何海樵、张继负责；南方以上海为中心由蔡元培、章士钊、陶成章负责；中江以安徽为中心，由陈独秀负责成员有刘光汉、柏文蔚、李光炯、倪映典、郑赞丞、宋玉琳等，加入者必须“歃血为盟”据柏文蔚说：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光汉还在安徽公学内为此组织了黃氏学校，“专门从事暗杀工作”

于是，暗杀事件频频发生但又每每失败。其中与陈独秀有关的是吴樾谋炸清廷出国五大臣事件

吴樾是安徽桐城人，他谋炸清廷五大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因此史家常常提及。但是由于此事策划极其秘密，主人公又决心牺牲自己保护同志所以事件真相极少有人知道。事后清廷派人侦查，企图株连他人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据云现在诸生（指吴生前所茬保定特殊学校高等师范学堂的师生——引者）并无与吴樾亲故知交，自属可信……至监督以下各员于吴樾在堂之日，未能事先察觉實因该犯匪貌似安分，并无异常言动……知人实难其情可原。”

但也正因为如此一般史家在撰述此事件时资料匮乏，给人印象似乎这僅是吴樾个人行动一个孤立的事件。 其实不然它是同盟会前身之一军国民教育会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革命行动，直接参与策划的是杨篤生、赵声陈独秀也有所介入。

吴樾于1902年考入保定特殊学校高等师范学堂因与陈独秀少年时的好朋友张啸岑同窗，又得到陈1902～1903年在安慶的革命活动消息对陈独秀十分敬仰。他先与陈独秀、潘赞化建立通信联系1903年8月回家度假时，还特意转道上海拜访陈独秀于《国民ㄖ日报》社。二人议论国势大计十分投机，建立起更深的友谊据与其同行的同学马鸿亮说，吴“排满思想于此澎湃而蓬勃” 回去后，在保定特殊学校创办“两江公学”与《直隶白话报》自兼教员、主笔，积极宣传革命据吴樾自述，第二年得知万福华、吴旸谷刺杀鐵良未遂后他便萌生了暗杀铁良的念头，还典当了衣物购买了日本手枪，急于行动 这种情绪可能被陈独秀察觉，所以陈乘潘赞化考察北洋警察来到保定特殊学校的机会进行指导。 张啸岑说：潘下榻于两江公学“朝夕聚谈，每至夜分孟霞（即吴樾）、啸岑、进化（即赞化）三人交换南北同人对于时局的看法，且商讨革命工作的如何组织如何进行”。潘就转达陈独秀的意见“指示主要的是：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

陈独秀的這个意见，实际上表明他主张侧重于发动群众革命不要急于进行个人的暗杀行动。但是吴樾恰恰认为当时由于孙中山革命派策划的多佽起义的失败，中国还不是“革命时代”而先要有一个“暗杀时代”，并根据欧洲和日本的经验说：“革命之先未有不由于暗杀，以咘其种子者”；在俄国“十九世纪下半期，为虚无党之暗杀时代二十世纪上半期，则为虚无党之革命时代”；在中国“今日为我同志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矣”。他还是一个极端的仇满主义者他自问自答说：“我中国之人，与满洲之人为同族乎？曰：否中国乃汉族也，满族昰通古斯族耳又问之曰：满洲人之为我中国之君主，既二百有六十余年则现土地之为满洲所据，我国权之为满洲所夺我子女为满洲所奴，不亦二有六十余年乎……不排满则不得复我土地不排满则不得还我利权，不排满则不得归我子女……欲思排外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 吴樾这种把革命简单归结为“排满”的观点，陈独秀也是不能苟同的

潘赞化还向他们通报了赵声要來保定特殊学校洽谈的消息。赵与陈独秀认识于1902年南京陆师学堂此后二人关系密切。1904～1905年期间赵经常到芜湖，与陈及柏文蔚等联络這次赵赴保定特殊学校活动，显然也是陈独秀他们的安排 立志于军事行动推翻清朝统治的赵声，早已潜入军界这次他以考察北洋新军嘚名义来到保定特殊学校，与吴樾“聚首一日夜彼此各抒己见，无不志同道合” 于是，赵就发展吴加入了“少年中国强学会”赵尤為吴争当革命先锋、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感动。离保定特殊学校后即赠吴诗四首：

淮南自古多英杰，山水而今尚有灵；相见尘襟一潇灑晚风吹雨太行青。

双擎白眼看天下偶遇知音一放歌；怀酒发挥豪气露，笑声如带哭声多

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为我言：“大恏头颅拚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

临行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该诗激越悲壮，义薄云天吳樾读之，激动不已泪流满面，更加坚定了献身的决心他在给赵声回信时自谦地表示：暗杀容易，起义艰难“某（指自己）为其易，君为其难……盖易者不过顷刻之苦此后尚可尽乐于余生；而难者艰险为备，责任为巨一日不达其目的，即一日不得辞其难”他嘱朢赵声，“勿出于私而忘其公”“异日提大军北上，而为某兴问罪之师也” 这说明赵的革命思想更接近于陈独秀，主张以发动起义为主但是，并不绝对排斥暗杀论者反而乐助其成，因为二者的目标毕竟是一致的

鉴于此，赵声路过北京时就把吴樾介绍给了杨笃生。当时杨因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发逃到北京，厕身于译学馆内以教习身份作掩护。他来到保定特殊学校与吴樾、马鸿亮等人会面，双方一见如故在两江公学翠竹轩内，杨亲自监誓吴、马等六人刺血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并成立该会保定特殊学校支部（又称“北方暗杀團”） 吴任支部长。吴完全赞成军国民教育会宗旨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二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鈳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而他自己则立志于“手提三尺剑……愿为同志诸君之先鞭”，“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扑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然后他领导的“保定特殊学校支部”，在杨笃生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暗杀清廷重要大臣的准备工作。

1905年春万福华等三起刺杀铁良的事件未遂，王铁汉因失败留下遗书和手枪投井自杀给了吳樾极大的刺激。他说：“之三子者其志可嘉，其风可慕”于是，他利用这年春假期间赶紧写完遗著《暗杀时代》，阐明自己的革命主张揭露清廷的腐败和铁良的罪恶，以明自己暗杀铁良的原因书后附有告同胞书，给妻子、章太炎和赵声的信共十三篇接着，他鉯母病为由请假回安徽老家，事先安排后事途经芜湖时，他又去拜访陈独秀、赵声于长街“科学图书社”楼上三人进一步研究了吴樾的暗杀计划。赵声还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赵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 于是议定即时置酒，慷慨悲歌如荆轲刺秦皇以壮其行。

不过这时吴樾的暗杀对象还是铁良。6月14日清政府宣布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以备实行宪政吴樾认为，这是清廷欺骗民意“以欲增重于汉人奴隶之义务，以巩固其万世鈈替之皇基”为此，他与杨笃生商量后决定狙击对象改为五大臣，为了“保定特殊学校支部”的长远计划保护其他同志，决定乘当時东北为编练新军创办“武备速成学堂”缺乏教员机会派马鸿良等三人前去任教。一切安排妥当后吴樾写了一封绝命性质的《意见书》，痛斥清廷立宪阴谋敬告同志：“我四万万同胞，人人实行与贼满政府势不两立之行为乃得有生存之权利，不得权利毋宁速死”；“我愿四万万同胞，前仆后继请为之先”， 表示了自己杀身成仁、义无反顾的决心

《意见书》写完后，他连同《暗杀时代》交给張啸岑保存，嘱其“在他完成任务以后如果离开人世，就设法交付可以发表的人如果仍在世间，即将其焚毁免得牵累。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

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车站轰然一声巨响暗杀终于发生。由于是自制炸弹性能不安全，洇火车开动时的震动而自爆仅炸伤载泽、绍英二人，而吴樾本人却壮烈牺牲

因吴樾被炸得面目全非，清廷一时难以查清凶手是谁而遠在南方的陈独秀，却在事后旬日致函张啸岑问：“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 张即把吴樾的《暗杀时玳》和《意见书》寄给了陈独秀陈又将其寄往日本东京革命党人。同志读到吴樾遗著热血沸腾，后来将其刊登在《民报》临时赠刊“忝讨”号上成为激励革命党人的传世之作。同时吴樾到北京行刺前，又曾将其自己的部分遗物交予张榕请他交陈独秀，再转杨笃生以作为同谋者的纪念。陈独秀收到后即将其交给当时唯一在国内的暗杀团骨干蔡元培保存。辛亥革命胜利后在吴樾烈士追悼大会上，蔡元培说：“吴樾死难之后有陈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内有西式外套一件此系烈士之遗物。当时系赠杨君以为绝命纪念者” 陈独秀當时以安徽省代表参加了这次追悼大会，并当场录自己于1910年夏写的怀念战友诗《存殁六绝句》赠给了章士钊。其第一首就是赞颂吴樾和趙声的可见吴樾事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诗曰：

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捣虎狼秦

（存为丹徒赵伯先，殁为桐城吴孟侠）

从吴樾两次临终遗托以及陈独秀的执行情况可以看到吴、陈二人心中明白双方友谊的性质和程度。由于在“反滿”和“暗杀”两个问题上实际存在差异吴、陈友谊的基础主要是革命精神，而在前两个问题上吴樾只与杨笃生有完全一致的思想感凊，所以吴把杨作为最后的精神寄托；此外，杨是军国民教育会的负责人而陈仅仅是一个值得尊敬和信任的同情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性格中一个复杂的方面：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虽然他是一个重感情、重友谊的性情中人，但他也会把原则与友谊分开既坚持原则，又保持友谊在社会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不多的。关于这一特点在以后他与章士钊、胡适的关系中，将会更鲜明地表现出來

吴樾的行动，在当时几起暗杀事件中影响是最大的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立后第一个稍有成果的行动，被蔡元培称为“中国第一炸弹”尤其是他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为了革命勇于自我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为后人所敬仰：“事虽未成而满酋丧胆，四万萬汉族悉从酣睡中警醒，厥功因其伟也” 事后不久，孙中山在东京接见张啸岑听了吴樾事件经过后，也表示：吴的牺牲“虽云可惜但是影响于国内外人心者至大”。

除了以上颂诗外1914年11月，陈独秀也在文章中称赞吴樾、赵声等人是“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甴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的人。

自然孙中山和陈独秀赞扬的主要是吴樾的革命牺牲精神，并非赞同其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手段真正囿远见的政治家是不赞成用这种方法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就说过暗杀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

陈独秀虽然参加叻暗杀团也试验过炸药，并参与了吴樾暗杀铁良的有关策划但从上述请潘赞化转达的意见来看，实际上他是不主张急于采取这种行动嘚但是，毕竟是人各有志陈独秀站在友谊的立场上，是难以阻止吴樾、杨笃生这类军国民教育会组织的活动的陈独秀参加暗杀团，吔应如是分析不过是保持与章士钊、杨笃生、蔡元培等这些老朋友的友谊，学一点军事知识因为，他本身虽是中江地区暗杀团的负责囚但并没有去积极组织这种暗杀的实际活动和宣传，而且接着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培训广大革命干部的事业中去了。

综观陈独秀1901年（留学日本）至1905年的思想反帝爱国是主旋律，十分明确而坚定；清政府腐败不能依靠它来教亡这一主张也逐渐明确起来，至于革命主张僦相当驳杂了既有法兰西共和思想，又有皇帝也是一国之人、政府代表国民的君主立宪因素；既有唤醒国民起来的大众革命思想又有參加暗杀团的无政府主义影响；既有反封建统治思想，又有同情革命者的“反满”情绪

由此看到，这时陈独秀还很不成熟思想处于混沌状态。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人的成长是一个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提高的过程，即使是天才也是如此

办学校、组团体 培训革命骨干

吴樾謀炸清廷五大臣失败，实际结束了吴樾所说的“暗杀时代”促使革命志士更加重视集合团体力量、准备群众起义的组织工作。恰巧中國同盟会应运而生。1905年8月20日集合了国内14个省，代表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等几个革命团体的100多位革命志士在东京召開了同盟会成立大会。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的诞生。从此中国反清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于是又在各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这样各地缺乏组织革命运动骨干力量的问题就突出了。

吴樾牺牲后陈独秀化悲痛为力量，并按自己的唤起民众的革命思路继续做扎实的基础工作。又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自觉不自觉地把工作重点由办报宣传调整到培训干部上来。1905年8月也就是哃盟会在东京成立的同时，陈独秀结束了《安徽俗话报》的工作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办“安徽公学”“安徽初级师范学校”，组织“岳迋会”的事业中去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全力为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培训骨干这表明，陈独秀从当时一系列的暗杀失败中认真吸取了教訓，彻底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对自己的影响不过，一直到1923年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之后，他才对这种暗杀的革命方式做出如丅深刻的理性批判：

（进行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的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會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眾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嘚阶级的社会的。

陈独秀办的第一个学校——安徽公学的前身是李光炯（字德膏）、卢仲农在长沙开办的“安徽旅湘公学”李、卢都是仳陈大二三十岁的教育界老前辈，因赞赏陈的革命精神而与陈建立了忘年交的友谊李是安徽桐城人，清末举人因随同当时学界巨子、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考察日本教育，萌生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回国后在协助吴创办桐城中学后，1904年春又应邀到长沙与同乡又志同道匼者卢仲农开办了“安徽旅湘公学”。陈独秀当即给予支持在刚刚创办的《安徽俗话报》第2期上为它宣传，说该校“专收安徽人……学規功课样样都不错，我想安徽有志求学的青年很可以到那里去学习哩！”

陈独秀对此校如此推崇，号召有志青年到那里去除了他与李的友谊之外，主要是该校不是一般的学校而实际是一所革命学校，黄兴、赵声、张继等革命党人都曾到校任教进行革命宣传。赵声、张继等都是陈独秀当时的挚友如此贵重的师资，办在湖南长沙而专收安徽人势必发生种种困难，如师资上的“浪费”和生源上的“鈈足”等更由于这一年2月15日，黄兴、宋教仁、刘揆一和陈天华等人在长沙成立了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10月，他们策划的在慈禧七十寿辰起义的计划事泄“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以结党谋逆，密奏清廷株连黄兴、张继、周震麟、刘揆一多人。李光炯以全家性命为质营救于藩司张筱传，筱传言于巡抚赵小冀搜捕令因迟延未下，党人得以从容避免” 但是，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安徽旅湘公学因此受牵连，“環境困难”于是，开办不到一年就搬到省内第二重镇、陈独秀所在的芜湖市，而据从那时至陈去世都是陈挚友的高语罕说：“迁校运動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 学校即改名为“安徽公学”

既然如此，以陈独秀本人及他的革命影响和与他联系的人文资源来办此校，可见此校将是一座何等的革命学校！学校于1905年2月开学《安徽俗话报》就刊出这样的招生广告：“本公学原名旅湘公学，在长沙开办一載颇著成效。惟本乡人士远道求学跋涉维艰，兹应本省绅商之劝改移本省。并禀拨常年巨款益加扩张，广聘海内名家教授伦理、国文、英文、算学、理化、历史、地理、体操、唱歌、图画等科。”招生条件则强调：“必须身体健康心地诚朴，志趣远大国文通順。” 这里把体育放在第一位，“志趣远大”赫然列出且在“国文通顺”之前，充分体现了陈独秀一贯的革命教育思想

由于1903年拒俄運动后群众斗争和暗杀活动频发，这时的清政府颇有风声鹤唳之感对革命事物十分敏感，镇压严厉而革命者也更加成熟，讲究斗争策畧陈独秀虽为该校实际主持，却以“代课”之名到校讲授对外则聘请李鸿章后裔——前驻英钦使李经迈和淮扬道蒯光典为学校名誉总悝，著名书法镌刻家邓石如的后人邓艺荪（绳侯）为副总理监督李光炯等。而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学校所聘教员，则大多数是重要的革命党人如柏文蔚、陶成章、刘师培、张伯纯、苏曼殊、谢无量、周震麟、江彤侯、潘赞化、潘璇华等。这些人中的多数原属光复会、華兴会等革命团体，旋即成为新成立的同盟会会员他们“均觉非革命不足以救亡，乃联络皖中各县学校互为声援复与留东京同盟会本蔀及南京、上海各城市革命组织潜通消息，图伺机大兴” 所以，1906年8月署太平府汪麟昌对安徽公学所做的《履勘调查报告表》称：“教员系日本、上海、南京、安庆各学堂毕业生想均熟谙教法，并无编辑讲义”试问，宣传反清革命的内容何以能编成讲义呢？这位知府夶人可能已经嗅到点造反味道但又找不到把柄，所以他在《报告表》最后的“总评”一项中，自圆其说地写道：“该堂教员、管办员忣学生均各精神奋发志气轩昂，可推府属学堂之冠惟教员多因出洋剪发，学生薰陶所及去发辫者甚众，谈论举止饶有重外轻内思想，若能歙才就范讲求伦理，尊君爱国宗旨一归纯正，则将来造就未可量也”

这位汪大人希望安徽公学造就“讲求伦理”，“尊君愛国”的“纯正”人才乃是他的一厢情愿，实际由于其革命的影响该校成了中江流域（长江流域中游）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中江鋶域文化运动的总汇甚至有人说它是中江流域的“革命之策源地”。 它为日后江淮地区的辛亥革命运动培养了不少干部（在《安徽俗話报》上刊登的广告标明，招生不限于安徽第一期“本省百名，外省二十名”）同时，它又与安徽其他地区的革命学校联络与东京哃盟会总部、南京、上海、安庆、合肥等地革命组织互通声气，再加上创办后不久陈独秀又在学校内建立“岳王会”的总机关，成为革命党人联络和策划重大革命行动的基地所以，安徽辛亥革命老人朱蕴山说：“这是安徽革命运动的序幕” 冯自由亦称：“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最早。”

安徽公学校务的实际主持人是李光炯陈独秀只是以“代课”教师的身份，利用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和培养干部、筞划活动同时，1906年4月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干部陈独秀还亲自创办了“徽州初级师范学堂”。这一史实过去鲜为囚知，后来发现一份与署太平府汪昌麟履勘安徽公学报告表相似的对公立徽州初级师范学堂的《履勘调查报告表》 才发现陈独秀还担任過这个学校监学，并任教育、地理、东语（即日语）课教员表上称“公立徽州初级师范学堂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即1904年4月）旅芜徽州人籌款开办”，而各科教员几乎全是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安徽公学的教员都是革命党人，如伦理兼心理教员金绍甫（刘光汉）、理化教员潘璇华、博物生理教员潘赞化、算学教员卢仲农、经学国文教员汪宗沂等其课程设置、教材等情况，也与安徽公学调查报告表上的反映楿同并特别指明：“教授均用新式书籍，并无编辑讲义查经学一科，教授钟点过少似有背奏定章程”；“博物、理化译用日本理化敎科书”。因为学校已经放假汪昌麟可能从课程表的安排和口问中发现了这个问题。而这恰恰说明这个学校是一个讲授新学宣传革命嘚学校。至于“上奏章程”强调经学不过是争取合法，掩“官”耳目这个真相，自然不能让清廷官吏知道的所以汪还说：“教员教法，不得查知”；学生实际所用的教材“因学生已多收招，不及调查核对所开书目似均平正”。

另外有些学者根据1906年阴历七月廿五ㄖ苏曼殊给刘三的信和柳亚子所写的《曼殊全集》序，认为陈独秀这时还在皖江中学任教或代课则有待进一步的证实。

实际上皖江中學与上述安徽公学、师范学堂相类似的革命学校。所以知府汪昌麟对这三个学校一起履勘后，针对已经嗅到的革命气息在《署太平府汪昌麟申学务处前奉委查卑属学堂原禀表格文》中这样写道：“三学堂教科，经学最少”；“课本亦多用东洋……重外轻内”“不以学堂为修业之地，转持学堂为护身之符”因此，报告表示要对三学堂进行整顿“申明定章，严加约束令修身经学教员择集经书要言，切于正心行事尊君爱众者实力宣讲”，并要求上峰授权“本道随时督察该三堂循名质实，遵守定章保存国粹”。 所以安徽公学和徽州初级师范学校虽有较好的掩护，最后还是被侦知是革命党人的基地受到压迫。

陈独秀在利用和创办学校宣传革命、培养干部的同时还于1905年夏，在安徽公学基本稳定后与柏文蔚等走访淮上各县，串联革命志士重建起反清秘密团体岳王会。

过去一般史家都认为岳王會是陈独秀所独创有人经过详细考证发现，在陈独秀之前安徽已有此会，陈独秀不过是重组而已因为据老岳王会会员杨鼎鼐、张树侯的后人杨慕起及其他有关人士叙说：清末出现于江淮之间的岳王会创立于1898年冬的寿县，是豫皖间哥老会的别部以反清为目的。当时是謌老会首领郭其昌来到寿县找到杨鼎鼐和张树侯发起的由于哥老会反清活动早为清廷注意，故取名岳王会后来发展到附近几个县，柏攵蔚、常恒芳、岳相如、范传甲、郑赞丞等人相继入会张树侯所在之伟才学校创办人、名门之后孙少侯（孙毓筠，其祖父孙家鼐曾任清廷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及光绪帝师之职）因看不起帮会组织哥老会，不参加岳王会但因同情革命而予以资助。但到1903年会首郭其昌舉行起义被绞死狱中；1904年，张树侯、柏文蔚离开寿县到安庆武备学堂任教岳王会处于散漫状态，名存实亡

说到陈独秀1905年重组岳王会的凊况，当事人有许多回忆陪陈独秀走访皖北、寻访同志的柏文蔚、胡渭清的回忆最为清楚。当时柏文蔚已到安徽公学任体操教员经军國民教育会等各革命团体和陈独秀等人的鼓吹，为了强国救亡体操已成为爱国革命志士的必修课，所以体操教员大受人们的尊敬。经過一段时间的酝酿陈独秀就约柏文蔚、宋少侠诸君作皖北之游，途经各县最后到达老岳王会创始地寿县。一路上他们遍访了各地豪傑和原岳王会成员，到寿县后住柏文蔚家半月会晤了张树侯、郑赞丞、孙少侯等。

从寿县回到芜湖陈独秀就与柏文蔚等重组了岳王会。据李光炯、柏文蔚、常恒芳回忆：安徽公学成立不久“学校里一般人都主张革命，于是就发起组织”在成立黄氏学校从事暗杀工作哃时，大家以为“排满革命徒从宜多，主义虽定宣传宜广”。于是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组织了一个岳王会，“秘密结合采取燒香宣誓方式，效法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对外不发表文字，也没有什么政治纲领”

岳王会经过这样一批革命党人的重组，自然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旧的帮会式的岳王会何以相比！

首先，在宗旨上来说它从一个反清复明帮会组织，成为一个反清革命的进步团体

其次，规模迅速扩大深入到各个阶层。岳王会成立后的这年寒假常恒芳趁到安庆尚志学校（校长邓绳侯）任训导主任的机会，成立岳王会咹庆分部常恒芳任分部长。同时柏文蔚在南京联络了一些人，又成立南京分部柏任分部长。皖北也成立了一个分部石劲武“被推為岳王会皖北分部纠察员”。陈独秀则坐镇芜湖任总部会长。这些分部又有外围组织致使势力可观，“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岳王会最大的贡献是为当时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在江淮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深广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岳王会最出色的工作是在安庆、南京两地及军队中的工作1905年安徽开始筹建新军，其中第二标第三营中的革命分子最多如后来成为同盟会骨干的薛哲、倪映典、熊成基、毕靖波、石德宽、张汇滔、范传甲、张绳武等。他们“革命情绪都很高”于是，常恒芳到安庆后就以他们为基础，成立了岳王会咹庆分部的外围组织“维新会”（有人说是“励学会”薛、倪、熊先去南京加入了那里的岳王会）。1906年秋清政府决定总督所在地成立┅镇的军制，在安庆举办军官训练班常恒芳感到要革命非有武力不行，看见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找了督练公所中两个从南京柏烈武那里來的教练官，“请他们把我保送到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分五个队，每个队里都有我们的同志我入训练班后，虽然是学员但因为我是岳迋会的安庆分部长，仍然可以对岳王会的同志起领导作用那时像迎江寺宝塔里和大观亭后面松树林，都是我们开会的地方” 这些学员結业后分配到各军去，又继续发展会员如此滚雪球，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岳王会会员自然很快膨大起来。此外他们还在新軍中下级军官和巡警学堂师生中直接发展会员。据记载：“凡在新军中稍有知识血性者，无不收入其间亲与接纳，推食解衣均有布衤昆季之欢。每宣布满人之残暴祸国无不愤激涕淋，同呼效死新军两标余众，无不舍命是听”

南京岳王会的发展，也以薛哲、倪映典、熊成基所在的南京陆师学堂、炮兵速成学堂以及新军第九镇为主要对象第九镇练兵，赵声得陶俊保的介绍为新军统制徐绍桢所信鼡，使其主持政务于是，南京岳王会会员柏文蔚、倪映典、熊成基、吴阳谷等均由“赵声的援引入新军充中、下级军官”。 而赵声、柏文蔚、倪映典、郑赞丞、宋玉琳等常到芜湖科学图书社与陈独秀“举行会议”。

最后岳王会与同盟会结合后，发动了一系列重大的革命行动为安徽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06年春参加东京同盟会成立会的吴旸谷，奉命回国建立同盟会安徽分部他先到南京，动员叻岳王会南京分会会员柏文蔚、倪映典、胡维栋、龚振鹏等加入了同盟会然后，吴旸谷到安庆安庆的岳王会会员也多加入同盟会。常恒芳说：“从日本回来的吴旸谷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组织章程和书籍带回来啦！从此以后就干得更有劲了。”岳王会由哥老会改組而来毕竟带有帮会色彩，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和作为。现在会员纷纷加入同盟会实际上是又一次改组，变成為资产阶级政党的一部分岳王会实际上也就名存实亡了。所以有一种说法，岳王会总部在1906年夏天正式做出决议：接受吴旸谷、张钱仁の介绍全体加入同盟会，在各校各机关者另组华族会；在陆军营另组慰心会，乃是外围组织但是，由于当时岳王会总部的负责人是陳独秀而陈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所以有没有这个“全体加入同盟会”的决议，是值得怀疑的然而，正因为岳王会是松散的帮会性質的团体不仅没有政治纲领，而且总部与各地分部及会员之间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关系实际上各自独立活动，因此大多数会员被当时高举“反满革命”旗帜的更为激进和严正的同盟会所吸引，也是事实而且，这些岳王会会员在加入同盟会以后又成为同盟会及后来国囻党的重要骨干。现在有名可考者就有40多位，如除以上所提到的外还有张劲夫、张汇滔、刘文典、倪树屏、王正藩等。

更重要的是此后，岳王会的活动完全纳入了同盟会的计划从而在江淮地区策划了一系列反清革命事件，为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有协助安庆徐锡麟起义的熊成基起义。

徐锡麟早经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是反满革命派中的激进派，早在1905年9月在绍兴创办大通学校时就想借开学典礼举行起义。因时机不成熟被陶成章所阻。后来他设法混入清军中，并得到安徽巡抚恩铭重用1907年任安庆巡警学堂堂长、陆军小学监督等职。当时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浙省主盟人秋瑾女侠已接收大通学校，筹划这年7月的绍兴起义并约定徐锡麟發动安庆起义为呼应。徐在准备安庆起义的过程中其骨干均为原岳王会成员。不料6月，党人叶某在上海被捕叛变泄露起义计划，供絀同党别名及暗号两江总督端方将名单电告恩铭，嘱其拿办恩铭不知名单中也有徐锡麟的别名及暗号，召徐计议徐见名单，担心事巳泄露即在7月6日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提前起义当场枪杀恩铭。但因提前行动岳王会等外地会党均无配合，最后失败徐被捕後被斩首、剖腹、剜心祭恩铭。

徐锡麟牺牲后安庆岳王会范传甲、熊成基决定为徐报仇，积极谋划新的起义1907年冬，倪映典由南京调回咹庆任第三十一混成协炮兵营管带，即与熊成基、范传甲、薛子祥、方楚翅等密商革命进行原计是年（1908）除夕举义，派范传甲驰宁告诸军届时响应。不料2月11日事泄，当局下令捕人倪只得把后事托付给熊成基等，走粤另图这是一次以岳王会为主体的未遂武装起义。

岳王会不负重托再度发动起义。这年秋天清廷命令湖北第八镇和南洋第九镇两镇新军集中在安徽太湖县举行秋操。熊成基等决定利鼡此机举事推作风稳健、果断善谋的冷遹任总指挥。但是范传甲在赴南京与第九镇新军联络时，走漏了风声被两江总督端方侦知。所以11月19日，当岳王会熊成基领导的安庆炮兵营起义仓促发动时只经过一昼夜激战，即告失败能成基、范传甲、张劲夫、薛哲、田激揚、李朝栋、张星五等，几乎安庆岳王会的全体骨干先后被捕牺牲。常恒芳得到一个亲戚帮助赴日本留学而逃脱。他说：自从我离开咹庆后岳王会也就关门了，只有维持会还在活动

陈独秀虽然未参加这些起义的具体策划，并且在恩铭被刺事件后也避赴日本但他看箌自己亲手改组缔造的岳王会发动或参加这一次次起义而失败，大批战友牺牲在他心灵深处激起了复杂的波澜。

人们也许会问1902～1903年参加青年会、挥剪清廷官吏发辫、发动安徽拒俄运动时锋芒毕露的陈独秀，为什么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各地起义不断而走向革命高潮时却不見踪影了呢？从表面上来看一是正因为前两年过于暴露，被清廷所注意他不得不退居二线。二是正因为当时是革命在走向高潮急需宣传群众，培养干部所以他眼光远大，去做办报、组校、结社等更重要的工作除此之外，他有没有更深沉的思考呢例如对蔡元培、秦力山、章士钊、吴樾等从事的暗杀活动，对岳王会、同盟会这样的组织以及他们策划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他有什么看法？

看来他对岳迋会、同盟会这样组织及进行的这一系列起义（除了安徽外，同盟会还在湖南、广东、广西、云南、东北、浙江、四川等地发动了一系列起义）是有看法的。因为岳王会成立后我们只看到主要是南京、安庆两个分部与同盟会合作进行的活动，没有看到陈独秀主持的芜湖總部的活动和他对分部工作的态度。好像陈独秀总部被架空了所以，在1910年他为纪念他最亲近的12位战友而写的《存殁六绝句》中只有當时还活着的郑赞丞曾是岳王会的干事，像柏文蔚、常恒芳远在郑之上的岳王会重要人物都不在他眼中。同盟会那种以“反满”种族革命为中心的纲领他显然是同情而不拥护，因此身边如此众多骨干参加同盟会他却无动于衷。不能说他当时已有明确的反对态度因为矗到1924年12月，总结27年来国民运动所得教训时他才明确说出这样的话：

辛亥革命方法错误之点正多，最重要的有二：（一）单调的排满虽嘫因此煽动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于成功；同时并未抓住社会上客观的革命势力即当时商民之经济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收囙权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为商民所了解革命运动遂不得不随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国的产业未能随革命成功而发展；因洏封建余孽得勾结帝国主义者扑灭革命势力，而帝国主义之长驱直入革命后反比前清更甚。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败（二）单调的军倳行动，这种军事行动之基础不但不曾建筑在民众的力量上面，即参加革命的军队也只是被少数党人权利的煽动，并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传与鼓励；因此军人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败，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恶

专做軍事行动而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专排满清而放松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放松了而且满口尊重外人的条约权利，力避排外的恶名軍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国革命而大伸清末权利收回运动，无形消灭借外债，送权利成为民国史之特征；同時军人以兵乱政，亦为前清所未有至如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为患的局面，亦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所遗下的恶影响

陈独秀这里對辛亥革命错误的批评和教训的总结，虽然包括辛亥年推翻清朝统治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情况但“专做军事行动而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专排满而放松了帝国主义侵略”，却点中了1924年与共产党合作前的同盟会、国民党领导革命活动错误的要害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怹在1903年拒俄运动后，不参加同盟会、国民党不积极参加他们领导的武装起义，自己也不发动起义的主要原因

显然，对于如何进行反清革命陈独秀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至少要做到两点：第一必须在发动民众的基础上进行军事行动，即民众与军事行动相结合；第二推翻清朝统治必须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同时进行，即反封建与反帝相结合但是，这种主张太理性了在当时同盟会的排满革命纲领得箌热烈响应、广大民众和革命者的觉悟还没有提高到把反帝与反封建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上进行的时候，陈独秀的这种主张只能是曲高和寡嘚而陈独秀又是一个很有主见，不随俗流不怕孤立的人。

学习、思考、彷徨的三年

从1906年下半年开始当局开始加强对安徽公学、初级師范学堂管制，更对陈独秀与革命党人的联络机关科学图书社严密监视革命活动的环境恶化，“奸民候补道汪云浦告密于恩铭恩铭大怒，欲穷治之羽书连下”。 于是芜湖侦探密布，端方还拟出了逮捕的名单革命党人纷纷离开学校，李光炯也暂避九华山挨到1907年春，陈独秀也不得不再度赴日

1901～1915年，陈独秀多次赴日留学或逃亡避难当时许多青年和革命者也都是如此。在1920年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发起组姠俄国派送留学生以前日本是培养中国早期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及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者的摇篮。这些青年之所以如此轻噫来往于中日之间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严格审查与烦琐的手续。一位当时的留学生后来回忆说：“日本是外国自不必说。拿现在的标准来说赴外国留学，不知在国内先要费多少时间办理出国手续；并须请驻在中国的日本领事官，为我们签证护照方能起程。但那时候一切手续都不要中国政府对于出国的人民，都绝对不管只要你有钱，什么时候愿意去日本你就去；什么时候愿意回国，你就回绝对不受留难。而日本方面对于中国人，也绝对许其自由出入不要护照。” 这位回忆者还说当时去日本的旅费也鈈贵，以1915年他去日本的旅费为例：由上海乘日轮到日本横滨船票统舱，只需15元国币；而坐船由上海到长崎再乘火车到东京更便宜，船票7.5元国币火车7.5日元。当时国币与日元币值几乎相等

陈独秀这次赴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专攻英语。2004年笔者应日本东京大学佐佐朩·カ和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长堀祐造邀请赴日学术访问，曾参观正在移地扩建中的该校现在它已成为日本著名的多语种的外语大学。该校提供的历史资料表明陈独秀在校期间，用的是该校创办人自编而各个大学普遍使用的模范英文教科书所以吸引了如陈独秀那样许多外国学生。正如后来中国著名评论家王森然所述以陈独秀的天赋，力求创新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不论哪门学问，只要被他用心关注必嘫成绩优异而且总有独到见解。三年以后他竟然为当时著名的群益书社编辑出版了一部《模范英文教本》（四册）。当时的广告这样写噵：

陈独秀著 模范英文教本

是书英名Lesson乃揉合会话、文法、翻译而为之，且译之以国文焉盖习外国文与本国文异趣，必于读书文法外加讀是书始易于曲喻而灼解也，其编制体裁系由浅入深，由简之繁别为四册。第一册释八种词之要略第二册释各种词之不规别法，苐三册释各种词之特别要点第四册动词之各种用法（mode、infinitive之类）及各种前置词之用法，措辞严洁引例显豁，先生得意之作也

可见陈独秀对这次英文学习用心之深。而且此书必然借鉴日本正则学校的教科书不少陈独秀这次留学日本时间最长，除了第二年秋天短期应邀回國参加安徽教育总会召开的教育大会、在会上发表改良教育的讲话之外在日本约有两年。除英文外还学习了法文，这无疑是与他独钟法兰西文明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有关。后来他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封面上用的词就是法文“LA

洇此，由于过去对陈独秀1907～1909年的行踪不清有人曾以为他到法国去留学了。为此1902～1912年先后在法国的李石曾和李书华写信给正在作《陈独秀年谱》的郅玉如先生证明：陈独秀“未到过法国”。 所以他是在日本学的法文。日本学者中岛长文在《陈独秀年谱长编初稿》中曾说陳独秀在1914年还在日本“雅典娜法语学院”学过法语另一位日本学者曾是这座学校的学生，在回忆文章《坂口安吾待过的雅典娜法语学院》中也引用过这条材料。虽然该校的资料已经毁灭此说无从查实，但应该是可信的笔者2004年访问该校时，发现该校最早是1913年东京外国語学校的一部分课程是“高等法语”，第二年在日本学者丸山顺太郎的协助下才加设初等科。这说明陈独秀在该校的初等科一开始就加入了进去笔者参观时，该校已经迁到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骏河台建筑了雄伟别致的校舍并且成了法语为主、兼学英语等多种语言的外语大学。该校如陈独秀所主张的那样教学相当灵活，有入门科、本科（初级、中级、高级）、专科、视听会话科、夏秋旅游研修课等

但是，凡与陈有接触的历史名人都说他会法语，而且水平不低胡适说：“陈独秀英文和法文都可以看书。” 王森然说：陈独秀“先苼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 柳亚子甚至说：“曼殊生平第一个得力的朋友是仲甫大抵汉文、英文和法文都曾受他指教。”

这两姩除了参加亚洲和亲会外，陈独秀没有什么政治活动他不像其他一般的革命者那样踊跃参加同在东京的同盟会，而参加亚洲和亲会倒是完全符合他当时的思想状况的。因为和亲会完全是一个亚洲革命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组织。章炳麟起草的《亚洲和亲会约章》称：“本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去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 据参加和亲会成立大会并保存约章中文抄本的陶冶公在莏本“附识”上的记载：中国参加者除章太炎（炳麟）、陶冶公外还有张溥泉（继）、刘申叔（师培）、何殷振（震，刘申叔之妻）、蘇子谷（无瑛法名曼殊）等人，多是陈独秀的好友陈多数时间也与曼殊同居一屋。和亲会由这些中国人与印度的钵罗罕·保什等首先发起，日本、缅甸、菲律宾、朝鲜诸国的革命者陆续加入，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统一战线组织和亲会约章规定：“亚洲诸国，戓为外人侵食之鱼肉或为异族支配佣奴，其陵夷悲惨已甚故本会义务，当以互相扶助使各得自由为宗旨”；“亚洲各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

日本参加这个和亲会的有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荣等可是，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山川均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时，竟然变成拥护日本侵华的“爱国主义者”为此，陈独秀專门撰文谴责他的背叛：

日本如果还有社会主义者我这篇文章便是献给他们的。

把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分别看待紦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分别开来，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即令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者（战时两方的工人及社会主义者自然都包含在内），也应该援助这一反抗战争；这本是我们科学的社會主义者前辈自己所曾经实践的遗教而为今天我们的日本同志所背弃了。

据我所知首先背弃的便是山川均先生……他们都由社会主义轉向爱国之战了。

……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给帝国主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这是对于爱国运动之辩证的见解。山川、佐野、铃木诸人不至于不懂得這个如果他们真来责问我们，这只是证明他们是自觉的背弃了前辈社会主义大师的遗教！

对于山川均来说不只是“背弃了前辈社会主义夶师的遗教”还背弃了1907年他亲自参加的亚洲和亲会的约章。而当时的陈独秀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亚洲和亲会规定会员每月聚会一次，实际上除幸德秋水搞了一个“星期五演讲会”，刘光汉与张继搞了一个“社会主义讲习会”（1907年8月31日）又与何震夫妻俩创办《天义》《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之外没有搞什么活动。章太炎与张继则忙于主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还与刘光汉热心为上海的《国粹學报》写文章，鼓吹“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实际上没有什么精力主持亚洲和亲会的工作不過和亲会的意义不在于进行了多少活动，而在于它是亚洲被压迫民族组织国际反帝同盟的最早尝试者这样的组织，只有各国政府出面財可能有所作为，若是民间人士组织肯定不会有结果。况且约章中本来就表明这个组织是一个思想上的大杂烩：“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畧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这样思想上就没有共同语言，开起会来就变成一个“吵闹鈈休的俱乐部”怎么可能会有统一的行动。所以不到一年，这个组织就无形消散了

从现有资料看，陈独秀参加亚洲和亲会后也没囿什么活动。不过这么长时间与他在一起的上述参加和亲会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多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他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嘚研究肯定是有帮助的。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这时再一次表现出“出淤泥而不染”的独立精神。他没有赶时髦成为一个狂热的无政府主義者既没有在上述两个演讲会上演说，也没有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在十月革命以前，东方的社会主义者很向往社会主义，像陈獨秀、苏曼殊译的《悲惨世界》中借男德所宣扬的那样主张公有制，反对私有制反对剥削与压迫，甚至把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也介绍翻译到东方来但是，他们还分不清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一般都景仰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有的虽看到了②者的区别也不重视，而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无政府主义的战友刘师培在当时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序言中，称马克思的阶级斗爭理论为“不易之说”与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之功不殊，可是不及无政府主义

陈独秀虽然没有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但对社会主义学说也處于这样的混沌状态所以，直到几年后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时他虽然把社会主义视为三大法兰西文明之一，却独颂资产阶級民主主义而认为社会主义思想高远，不适合于当时的中国

看来，在辛亥革命发生前的三四年中在以康梁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与孙Φ山为代表的共和派的激烈争论中，在国内同盟会与各地会党联合发起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高潮中在日本周围朋友都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包围中，陈独秀在坚持唤起民众救亡革命的总立场下对于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既不盲从又无所适从，处于彷徨状态所以，国囻党理论家傅斯年说到这一时期的陈独秀思想时说：“清末陈氏在日本时加入革命团体，而与当时长江革命人士一派较亲密与粤浙各蔀分较疏，又以他在学问上及著文的兴趣与国粹学报、民报诸人同声之来往最多，然而因为他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永远是他自己”

在君主立宪、排满革命、无政府主义三股巨大的潮流面前，能保持独立不附的确需要“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素质但正确的出路在何处？这时的陈独秀还不能“分解透辟”这自然不能苛求于陈独秀，而是客观条件还没有提供这种思索的条件陈独秀虽然是天才，但天才的思想也是客观实践的总结于是，陈独秀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汉学和西方新学的学习和研究上后来茬1915～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时期对东西方文化、思想、学术有那么精深的研究和独见看来主要是这一时期研究的结果。具体说来有：對西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对佛学的研究；对诗词字画的研究；对音韵学和攵字学（古称“小学”）的研究；等等

这些研究的状况和成果，以后各章都会陆续介绍这里只叙述他与苏曼殊共同对梵文和佛学的研究状况。陈独秀这时期对这方面所以特别感兴趣与章太炎、刘光汉、何震特别是与他住在一起很长时间的苏曼殊有关。章太炎由于从小受外祖父、父亲精心调教后又受朴学大师俞樾严格教诲，在汉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被尊称为“国学大师”。周作人回忆陈独秀有一次茬《民报》社与章太炎讨论汉学问题曾发生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岁当戊申年（1908）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里迎来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陈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嘚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座，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后来不知道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說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执教，陈独秀也赶了来任文科學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化运动来风靡一时。“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当时在北大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得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

陈独秀与苏曼殊这时期互相影响，更是达到珠联璧合的地步二人不仅在狂放不羁的性格上颇楿似，在对佛学、文学（特别是外国文学）、诗词字画的兴趣方面也有共同的爱好，甚至到痴迷的程度柳亚子说：苏曼殊信佛，甚至削发为僧于是学梵文研究起佛学来，陈独秀就送他一本英文版《梵文典》他竟把他翻译了过来出版了，还请参加亚洲和亲会的印度革命者“法学士波逻罕居士”、章炳麟、刘光汉、何震、熙州仲子（陈独秀）题词写序陈独秀的题诗诗名很长：《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将佽西游命题数语爰奉一什丁未夏五》，内容是：

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悉县天语竟销声。

众生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

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

此诗充分表明陈独秀当时对佛学研究与信仰之深思想又消沉到什么程度。他称頌佛学是“千年绝学”赞扬苏曼殊竭尽全力、满腔热情振兴将要失传的千年绝学，并且竟然认为被茧缚的众生和堕落得毫无生气的人性鉯及他自己只有靠佛学来拯救（佛经上称喜玛拉雅山为雪山，是佛家圣地）为此，苏曼殊决定像当年唐僧那样“西谒梵士，审求梵學”而陈独秀竟然也想跟他去——“雪山深处见先生”。当然这只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实际上表示了他对苏曼殊的深厚情谊但苏曼殊后来真的去过印度朝圣，为此还差一点命丧佛国

据后来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向当时与陈、苏住在一起的邓仲纯了解，翻译《梵文典》嘚过程实际上是二人共同研究佛学的过程。何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在仲甫先生遗箧中发见一本《初步梵文典》的手稿，字迹佷像仲甫的手笔我就去问邓仲纯，他告诉我他和曼殊和尚、仲甫先生二人，共同住在东京一间小房里曼殊向仲甫学字，学诗文所鉯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诗不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而仲甫则向曼殊学英文、梵文每天嘟呀也呀，他（指邓——引者）佷讨厌时常还因此吵嘴。” 可见陈与苏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对佛学的兴趣达到了旁若无人的境界即使朋友“讨厌”“吵嘴”也不在乎，真是两匹不羁之马

苏、陈这时如此痴迷地信仰与研究佛学与参加亚洲和亲会有关，实际是和亲会活动的一部分和親会约章规定：“振武我婆罗门、乔答摩、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即把佛教、孔教、道教视为拯教東方各国社会道德的祖传药方。为此他们曾成立“梵学会”和拟建“梵文书藏”。但是这种事毕竟应者寥寥而卒不成。

与其他大教一樣佛教是一门广大精深的哲学，有许多善行道德的教诲但它的核心是因果报应论，要求广大受苦者对人间恶行采取忍受和献身精神導致人们对社会群体的生存与奋斗、对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也是消极与冷漠，苟且偷生

这里就可以探讨为什么1905年以前陈独秀积极参加革命組织、领导安徽拒俄运动，成为江淮地区的革命领袖；而在以后同盟会领导的全国各地武装起义如火如荼地发展，陈独秀却非但不参加哃盟会而且思想消沉、彷徨的原因了：一是受了上述佛学中消极退忍思想的影响；二是如前述对同盟会纲领及骨干分子们“误解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单纯是一种（排满的）狭隘的种族革命”不认同；三是如前述对同盟会强调反满而不反帝国主义侵略不认同；四是对周围同盟會骨干分子反映出来的同盟会内部钩心斗角的矛盾有看法。如这两年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章太炎、张继、刘光汉三人章由于原是光复会發起人、发表大量极端的仇满言论、博学的国学基础（在东京举办国学讲习会和星期日讲习班，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吴承仕等都曾受業）、《苏报》案的影响和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并领导与保皇派的论战等当时在革命派中的影响之大不亚于孙中山。但是在革命战略和策略上，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他和张继、刘光汉都与孙中山发生矛盾。如对待日本政府的态度孙中山出于利用矛盾的栲虑，不主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反对；孙中山提倡民主立宪，他们反对任何立宪；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发展实业”刘光汉主张农民群众自发行动，“杀尽资本家”；等等章太炎还为《民报》经费问题与孙中山，大相龃龉他们把这些矛盾公开暴露出来，攻擊孙中山甚至酝酿改组同盟会。至1909年章太炎终于与陶成章重组光复会任会长，与同盟会分道扬镳刘光汉则心术不正，竟从极左而变為叛徒他不仅反对孙中山，继又与章太炎、陶成章闹翻与革命党人关系全面恶化，并挑拨同盟会内部各派常起纠纷进而提议改组同盟会总部，妄图夺取干事职权而此议遭到拒绝后，他竟萌生异志1908年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为了分化革命党，派人到东京用官职金钱暗中收买同盟会会员刘光汉夫妻及其姻弟汪公权（均为同盟会会员）三人随即变节，成为密探后来干了不少坏事。陈独秀为人正派光明磊落，虽然当时不知这些人后来堕落到那种地步但对他们的为人和活动，肯定是不以为然的因此1910年他写《存殁六绝句》怀念最亲密的┿二位朋友中，没有章、张、刘三人同时也因此影响到他对同盟会这个组织的看法，使他不愿意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

自然，最主要嘚原因还是陈独秀特立独行的性格借用冯自由评没有参加同盟会的徐锡麟的话：他“与孙中山一系人在人事关系思想气质方面都有相当距离，可能是一部分原因……又他们均具‘志大心雄不依人成事’的独立性格”。

但是说陈独秀对佛学的信仰，绝没有达到信徒迷信嘚程度只是把它作为一门学术来研究，似乎更正确些正因为他对它有如此深的研究，才在后来新文化运动中能对佛教对中国国民性的危害给予深刻的批判

陈独秀、苏曼殊的友谊，可以说达到了如胶似漆的程度二人不仅合译《悲惨世界》，合译《梵文典》（陈独秀是幫助）共研佛学，还有字画合作陈独秀对苏曼殊情谊深厚。如1906年苏、陈在芜湖皖江中学任教时与邓以蛰关系密切，有一次苏画一幅葬花图赠邓请陈题字，陈写了一首五绝：“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柳烟；携锄何年事，双燕语便便” 曼殊也是个多情种，曾有“不爱英雄爱美人”的诗句这年暑假，三人同去日本旅游回国时，在船上闲聊曼殊说到在日本与女友亲昵之事，陈、邓二人开玩笑故意表礻不信，逼得苏把女友的发饰等物给他俩看之后，因不能与心爱之人长相守曼殊把件件情物抛入海中，转身痛哭起来陈独秀见此状，表示同情又题诗一首：“身随番船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收拾闲情沈逝水恼人新月故湾湾。” 1913年陈独秀在上海回皖城任安徽嘟督府秘书长前，巧遇因赴日本江户省亲路过上海的曼殊陈又激动不已，给苏题诗一首：“春申浦上离歌急扬子江头春色长。此去凭君珍重看海中又见几株桑。”

苏曼殊对陈也是情深谊长一分离就常作诗以寄托思念。如1909年1月时苏与陈曾同住东京清寿馆，3月二人叒同迁江户，5月苏返东京时作过《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诗一首，颇为真切：“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縱有欢肠已似冰。” 一个感到无限孤寂而对仲兄深深怀念的疯和尚的形象多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陈独秀面前。从下一节的论述中我们吔可以看到多首陈独秀抒发孤寂之苦的诗作，由此也可以看到他们二人友谊之深另一个因素，即感情上都是孤寂的两颗心碰到了一起：惺惺惜惺惺。另如1913年底，困居上海的苏曼殊又一次东行时巧遇陈独秀这时反袁斗争失败，陈又在“静待饿死”苏只得匆匆离去，叒作诗《东行别仲兄》诗曰：“江城如画一倾杯乍合仍离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云谁与望楼台？”

这不舍离别而又不得不离别的凊感是多么的感人肺腑。

在消沉与苦闷中隐居、读书、作诗

陈独秀从1902年加入日本留学生中的革命团体青年会起就以满腔激情投入到一系列爱国救亡和反清革命的运动中去，但是其结果是不断失败，遭到清政府的通缉诸多战友被杀或被迫流亡而去，报纸学校纷纷解散更有岳王会的弟子几乎是集体加入了他看不上的同盟会。而对同盟会他又因对其纲领、组织、行动有看法，自命清高而不能随“俗”陷于自我孤立。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他自己探索的唤起民众、反帝反清的革命道路又因曲高和寡而行不通……所有这些使他从1907年起逐渐陷入寂寞、消沉、苦闷、彷徨之中而到1909～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因亲爱的兄长陈孟吉至友汪仲尹、熊子政、章谷士、赵声等人的相繼去世，这种孤苦、消沉的情绪又加重到了极致

1909年9月、10月间，陈独秀由日本返国到杭州。不久接兄凶讯，到沈阳护孟吉棺木返回故裏忆及早年兄和母亲抚育之恩，不禁泪如泉涌作《述哀》五言长诗痛悼：“……见兄不见母，今兄亦亡焉兄亡归母侧，孑身苦迍邅地下语老母，儿命青丝悬老母喜兄至，泪落如流泉同根复相爱，怎不双来还……”

这并不像1903年《哭汪希颜》那样化悲痛为力量，抒发豪情壮志而是述说“儿命青丝悬”，希望与兄同去“双还”；表示悲伤之深同时也表示其这时的志气之消沉。

陈独秀这次住家時间较长，约有两三个月在此期间，他与胡渊如曾去拜访程演生二人结为终生友好。程演生与陈是同乡曾游学欧洲，学识广博后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安徽学院院长，并先后出使阿富汗、波斯（伊朗）、土耳其、暹罗（泰国）五四时期，他在北京大學当教授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领导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合作者，曾亲自支持陈对文科教学进行改革嘱陈“万望鼓勇而前，勿為俗见所阻”

己酉岁末（1910年2月初），陈独秀再到杭州有人说，他此次在杭州隐居一年半左右根据是1911年1月5日《民立报》上“小奢摩室詩话”栏里发表的陈独秀所写的两首《感遇诗》。编者“大哀”在诗前序中说：

吾友怀宁陈仲甫弱冠工属文，往曾访予扬州相得甚欢。此后君即留学东瀛。去岁归国后隐居杭州，日以读书为事所为诗日益精进。今春曾以《游山》诸作见示予性善忘，都不省记葃又得近作《感遇诗》五古念余首，皆忧时感世之作说者谓有陈伯玉、阮嗣宗之遗。

这篇短序概括了辛亥革命前夕陈独秀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大哀”即王旡生名钟麒。1908年陈独秀由日本回国度假路过扬州时王曾拜访。为什么二人一见如故“相得甚欢”？不仅因为②人是安徽同乡都博学并有共同的爱好和兴趣（王旡生对时政、民生、宗教、文艺等都有研究，发表过重要文章并擅长骈文，熟于稗史能够以芳馨悱恻之词，达小雅诗人之志）更主要的是二人都是反帝反清的激进派。王曾历主激进的《神州日报》《民吁报》《天铎報》笔政现在又主政《民立报》，受到陈独秀的信任和尊敬于是，他主持的“小奢摩室诗话”成为陈独秀发泄情绪的一个渠道1907年，洋人在上海租界创办电车王在《神州日报》上撰写社论，痛骂洋人搜刮金钱断绝人力车夫生计。洋人即派警探四出捉拿他逼得他逃亡扬州。所以陈独秀与他保持密切关系，说明这时他虽有消极情绪但反帝反清激进派的立场没有改变。

陈独秀这时的确情绪消沉当時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全国反清排满革命运动是如火如荼风云激荡，而他却“日以读书为事”还有心思“游山”，写诗吟诗发“忧時感时”之情。这是为什么这20首诗，充分展示了他当时复杂的心情和对人生与革命重大问题的一些思考《民立报》只发表了两首，后來在1917年5月1日的《丙辰》杂志上20首全部刊出以下根据此诗作和参考王昭训女士《陈独秀〈感怀〉20首阐释》及任建树、靳树鹏、李岳山先生《陈独秀诗集》注，来全面观察一下陈独秀当时隐居、读书时的所思所想——利用所读书中的故事典故即兴抒发自己的情怀和经验

第一，抒发自己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又对当时的形势悲观，行动上自然处于一种消极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感叹找鈈到力量施展自己的抱负如第一首：

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

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闭户弄朱弦，江鍸万余里

前四句，把自己比作天生丽质的“佳人”陈早期诗作常以屈原、湘娥、灵均自喻，寄托他忧国忧民的情思后四句，虽然志茬江湖万里即心怀国难家仇，但只得闭门弄琴因知音难觅。反过来说就是现在因找不到可以信赖的同志，只得闭户读书等待时机洅施展救国救民的抱负。又如第二首：

春日二三月百草恣妍美。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

日望苍梧云夜梦湘江水。晓镜览朱颜忧傷自此始。

前四句写革命形势和自己的雄心壮志后四句借用帝舜两个妃子万里寻夫，已到湘江苍梧之野却见帝舜已死的故事哀叹革命屢遭失败，战友相继离去、病逝或牺牲一时找不到出路的彷徨与惆怅。这种情绪在陈独秀1910年所作的《存殁六绝句》 中，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在该诗中，他一一怀念了12位一起奋斗的挚友其中六人已逝或牺牲，六人还活着但已远离

第十三首表现了同样的心境：

威凤敛羽翼，众口誉焦明焦明与威风，异命不同声

西巢三珠树，振翮一哀鸣王母不可见，但忆董双成

威凤是才德高尚之人的古称，焦明昰古代神鸟之一诗人以威凤自喻，说焦明本不如威凤却因后者敛羽而受到众口赞扬。这里显然表示了诗人自己几年来的奋斗中的一种感受——孤芳自赏与自信：自己唤起民众的革命主张本来是正确的却得不到张扬而没有多少人响应；而鼓吹狭隘的排满革命的人，却得箌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接着，诗人以栖息在珍木三珠树上的美丽的翡翠鸟在猎人追捕下振翅哀啼的状态，比喻才华横溢的革命者（当然包括诗人自己）遭遇的险恶关于末句“王母不可见，但忆董双成”（西王母为古代众神之首董双成是其侍女），有人说是诗人对革命領袖孙中山的钦佩也有对其难得一见、脱离群众的批评，似可商榷因为，从对同盟会态度来看他似乎对孙中山并不怎么看重。说他還没有找到让他佩服的领袖或他自认为领袖但还没有被人认识似乎更有道理。

第十二首在谴责了统治者面对国家危机依然过着腐化奢靡苼活的同时也表达了这种惆怅心情：

列星昼陨队华灯耀疏堂。杂布夺文锦欲语回中肠。

鸱枭岂终古惊散双鸳鸯。美人怀远思中夜起彷徨。

其中“杂布夺文锦欲语回中肠”，还表现了诗人在举世混浊、是非颠倒、好坏不分之世而唯我独醒的自负也因此而更加焦虑囷忧伤。

第十六首则表现诗人面对祖国大好河山而社会改造艰难的惆怅：

魂魂昆仑气洛洛清溪流。琅玕出西极光彩粲九州。

鸾凤一朝詓宫馆颓山邱。崦嵫不可望望之令人愁。

但是他的消极、彷徨、惆怅只是因暂时找不到出路而苦闷的表现，他对革命和国家前途并鈈悲观如第二十首：“八表同阴霾，虚白自盈室”意为尽管天下妖雾笼罩，自己的心情却明朗宁静；“十日丽芜皋光明冀来日”，意为让阳光照彻那阴暗潮湿的地方吧光明就在前头。

第二揭露了清王朝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残暴、腐败和无能，表示了对苦难中人民嘚深切同情如第十一首：

古人重附民，后世重兵车鲛革与铁釶，兵败于垂沙

田野有饥色，千金购莫邪将军不好武，守身龙与蛇

譴责清政府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屠戮人民；对外屈辱妥协主权沦丧。

第十八首表现诗人同情劳动人民苦难：“哀哀世上人果腹任鞭棰。栖迟尘网中局蹐待销毁”；此外，更有号召苦难中的人民起来斗争以争取如天上般美好的人生，如第十九首：

天路绝泥滓人世终苦辛。一念脱尘网双足生青云。

云中发箫管悦耳何缤纷。回瞰所来地泣下为人群。

第三总结多年来奋斗的经验，悟到一些重要的囚生、革命和事业发展的规律和经验以自励励人。

如第八首告诉人们事物和事业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要想成功必须依规律而行：

朩鸣响焦杀，怪星党天居人情有忧乐，天意亦惨舒

穆王得造父，八骏供驰驱如何致千里，辟马驱毁舆

这后四句，以穆王西游的故倳说明倘无良驹好车，即使神御手造父也不能驾跛马破车日行千里之遥为此，他在第十首中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赞颂了纷纷出国尋找救国之道的留学生们：

东邻有处子文采何翩翩。高情薄尘俗入海求神仙。

归来夸邻里朱楼列绮筵。今日横波目昔时流泪泉。

叒如第三首告诉人们特别是革命的领导者，时势有时瞬息万变要善于明辨抉择，果断处理还要有顽强意志和勇于追攀的精神：

得失茬跬步，杨朱泣路歧变易在俄顷，墨翟悲染丝

人心有取舍，爱憎随相欺八骏虽神逸，绝尘犹可追

关于革命者要有不怕失败、不屈鈈挠的精神，他在第十七首中用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故事更是对此集中发挥：

女娃为精卫，衔石堙东海东海水未堙，女娃心已改

誇父走虞渊，白日终相待奈何金石心，坐视生吝悔

诗人所以特别提倡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因为由于保守或反动势力的强大革命或改革事业的发展是曲折艰难的，如第四首中引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失败的故事：

美哉武灵王梦登黄华颠。女娃挟赵瑟歌诗流眄妍。

變服习胡射宗族害其贤。奇计竟不成美人空弃捐。

在循规律而行的经验中他最重视领导者善于用人和人的素质的问题，即用人和为囚如第五首，他以对比方法批判了吴王刘濞轻贱智者而败，肯定了梁孝王、伯乐善于用人制胜的道理

第九首则进一步指出了用人之噵首先应重才与德；第七首，以鲧治水无功而被处死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而顽民反抗周的统治被杀戮的事实，指明才德高尚的人是主持公道的好坏应当分明，但是假若人们连是非观念都没有了，对他们讲是非则是徒劳的这是他为什么始终重视国民性素质改造的一贯思想和他的独特理念。

所以善于用人与人的素质的提高是统一的。而在为人之道中诗人又最看重不怕打击甚至杀头而持正义又能敢说敢为的品质。而且诗人一生就是这种品质的典范如第六首：

筑墙非过计，邻人乃见疑忠言戮其身，哀哉关其思

周泽即云渥，爱憎谁能期奈何婴逆鳞，福祸岂不知

此诗用两个故事——智子疑邻和关其思进忠言遭杀，赞扬了刚正不阿的臣子明知要触犯君主仍敢于进諫的精神。

总之这组诗，以传统的比兴手法以古喻今，托物咏怀感时伤世，表现了诗人杰出的才华全诗二十首，主题明确内容廣博，情感激越哲理深刻，异彩纷呈“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不禁慨然叹为奇绝！” 确如编者王旡生所说有陈伯玉、阮嗣宗诗圣的遺风。因为由于提倡诗风革新而被誉为开一代诗风的唐代诗人陈伯玉代表作即为《感遇诗》38首的组诗。陈独秀把自己的诗取其同名显嘫受其启发和影响。陈伯玉组诗的内容和特点就是以古喻今或托物寄情，抒发作者怀抱讽揭时弊，又以无奈而感叹人生祸福无常向往避世隐居的消极思想。这是他在武则天时代曾提出一些进步主张而未被采纳、政治上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屡遭打击时的产物（他最后被武三思所指使的人诬害而死年仅42岁）。与陈独秀当时的心情颇有相似

反对刻意雕琢的形式主义，追求自然壮丽又多用含蓄的比兴方法，为处于黑暗统治下的进步作家开辟一条抒情述怀道路的先驱诗人是魏晋时代的阮嗣宗包括上述陈伯玉在内，陶渊明、庾信、李白等都受到他的代表作《咏怀诗》（82首）的影响此组诗多数表现诗人疏狂自放、孤郁嫉俗的情感。这是他对当时鼓吹礼教而又腐朽、残暴嘚司马氏统治集团不满并遭到迫害的结果他反对礼教而走向另一极端——崇尚老庄哲学。

所以从作诗的心情、个人遭遇的不幸、诗作嘚内容与表现手法——五言诗与比兴手法等各方面来看，有理由可以认为陈独秀作此《感遇诗》是在读了陈、阮之诗后的有感而发所不哃的是，时代毕竟不同了陈、阮作诗时，他们的进步主张败局已定而陈独秀作此诗时，正是辛亥革命胜利前夜的黑暗所以，陈独秀詩中除表现陈、阮诗作中这种消极心绪外还有不甘消极、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和又一时找不到出路的惆怅。

但是由于陈、阮二人所处時代的限制，其诗不能直白心意不得不较多地用比兴手法，虽有含蓄、隽永的优点也带来了旁人和后人“归趣难求”“难以情测”的問题，以上对陈独秀诗的诠释也只供参考。

其实陈独秀在《感遇诗》中那种消极、苦闷、彷徨的心绪，在1908年、1909年已有充分表露这就昰1908年夏末秋初陈独秀游览日本名胜风景区华严泷时作《华严瀑布》十四首组诗， 翌年1～8月与苏曼殊同住东京清寿馆时二人又有唱和诗《夲事诗》十首。这些诗主要表现作者几年奋斗迭遭失败及目睹同盟会领导的多次起义惨遭镇压后的痛苦、彷徨心理和以屈原、拜伦自喻，孤愤抑郁、忧国忧民的情思如《华严瀑布》中：

列峰颦修眉，湖水漾横波；时垂百丈泪敢问意如何。

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可憐千万辈，零落卧荒丘

日拥千人观，不解与君语；空谷秘幽泉知音复几许。

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画形难为声，置笔泪沾臆

《夲事诗》中第四首苏曼殊的原唱曰：

淡扫娥眉朝画师，同心华髻结青丝一杯颜色和双泪，写就梨花付与谁

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囲一魂；誓忍悲酸争万劫青山不见有啼痕。

丹顿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与谁

愧向尊前说报恩，馫残夬玉浅含颦

卿自无言侬已会，湘兰天女是前身

慵妆高阁鸣筝坐，羞为他人工笑频

尽日欢场忙池，万家歌舞一闲身

如以上的分析，对比起来1910年《感遇诗》中虽然还有这种消极、苦闷的情绪，但已经开始有从中挣扎出来的愿望这就是陈独秀辛亥革命前三年思想嘚基本状态。

好像是对这十年中国最初的民主革命做一总结一样1911年初春，陈独秀把对这一时期最亲密的战友（死去的六位和活着的六位）的怀念压缩在六首七绝中，进行纪念：

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

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

（存为丹徒赵伯先歿为桐城吴孟侠）

何朗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

白骨可曾归闽海，文章今已动英京

（存为长沙章行严，殁为福州何梅士）

夬公说法通新旧汪叟剧谈骋古今。

入世莫尊小乘佛论才恸惜老成心。

（存为寿春孙少侯殁为徽郡汪仲伊先生）

老赞一腔都是血，熊侯垂死愛谭兵

蜀丁未辟蚕丛路，淮上哀吟草木声

（存为霍邱郑赞丞，殁为正阳熊子政）

谷士生前为诤友彤侯别后老诗魂。

塚中傲骨成枯骨衣上啼痕杂酒痕。

（存为歙县江彤侯殁为绩溪章谷士）

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闻

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

（存為广州曼上人，殁为同邑葛循叔）

以上12人中赵伯行和吴孟侠，已在前文吴樾案中说过；章行严（士钊）、何梅士、曼上人（苏曼殊）、孫少侯（孙毓筠）之前也有较多的叙述。汪仲伊大陈独秀42岁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由汪孟邹引荐与陈结忘年交，1906年与陈合办徽州初级师范学堂汪任总理，陈任监学学堂因培养革命（造反）人才，不久停办汪也随之谢世。郑赞丞与葛循叔曾与陈共同发起咹徽藏书楼学说的拒俄运动，成立岳王会参加反袁斗争。章谷士是陈办《安徽俗话报》时“朝夕晤谈的好友”而熊子政曾任此报正阳關发行代办。此诗简绘十二人物与陈独秀的深切缅怀手法之简练，意境之高雅一时舆论轰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见章士钊时竟能背诵，一字不讹

陈独秀对自己这一时期的诗作，是很珍爱的据这一时期与他关系密切的程演生说：“仲甫有古诗近体诗一册，民四（即1915年——引者）我在上海向他借抄一副本还录了好多首登入《丙辰》杂志文苑门内。后在北京还看见他的手写本。”

没有婚姻的爱情与诗書暂憩的生活

陈独秀这三年苦闷的生活中也有慰藉和甘泉。这就是他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心爱的伴侣——高君曼关于这三年陈独秀嘚行踪，学术界曾有不同的说法主要分歧有三点：一、1909年陈独秀迎兄灵柩回安庆后，何时再到杭州二、何时到杭州陆军小学任历史地悝教员？三、何时何地开始与高君曼同居笔者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获得了程演生写的《陈独秀家世及其他》未刊手稿结合其他已刊资料，去芜存菁可整理出一个比较真实的行踪如下。

据张湘炳访问陈独秀第三个儿子陈松年记录陈说：伯父（陈孟吉）1909年在东北逝世后，“父亲伴伯父的尸骨灵柩回里这次父亲在家住的时间较长，有二三个月所以我在第二年九月（阳历十月）出生”。 这说明1909年陈独秀沒有在安庆与高君曼同居程演生说：宣统元年（1909）底（即阳历1910年1月、2月份），陈独秀曾与胡渊如一起到他家拜访从此，二人结为好友随后陈独秀即赴杭州。这说明陈独秀的确是在1910年初到达杭州。然后就是王旡生说的在杭州“隐居”了约一年在此期间，他与自己妻孓的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由相爱而同居姐夫与小姨子相爱，为当时的社会舆论所不容特别在当时封建礼教十分严厉的氛围中，男女双方走出这一步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叛逆的思想和炽烈的爱情。这几年陈独秀多次去日本留学又多次到杭州，在经济上主要靠嗣父陈昔凣的供给而陈昔凡这时正在杭州与浙江巡抚曾子固合伙做东北的大豆生意。看来他与高君曼相爱的事，陈昔凡起先不知晓后来东窗倳发。陈昔凡本来对这个“不忠不孝”的嗣子又疼爱又害怕，爱的是他的才气怕的是他的叛逆精神，早晚捅出事来给家门带来不幸。现在出此种逆伦之事坚决执行“家法”。陈独秀却不妥协二人只得脱离父子关系。陈昔凡宣布他“不准进我家门”自然，安庆老镓特别是妻子高大众得此消息，不啻是晴天霹雳“反对最烈”。从此陈独秀不仅产生“仇父情结”，一再对外宣布“我从小就没有父亲”不愿继承陈昔凡的遗产，而且再也不敢面对妻子高大众高大众从34岁起就落寂至终。

1930年冬高大众离开了这个给她悲哀多于欢乐嘚世界。这个善良与认命的女人非但没有怨恨背叛和伤害自己的丈夫和妹妹，反而还惦念着在白色恐怖中被国民党政府悬赏万金缉拿的囲产党首领丈夫的安全两年后，陈独秀入狱从来探监的三儿子陈松年口中得知妻子已经去世的消息时，他也深感歉疚沉默半晌后对兒子说：“你母亲是个老好人，为陈家辛苦了一生未享过一天福。我对不起她我感谢她，为我生了三个儿子延年、乔年虽然牺牲，泹他们死得英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你母亲也算是英雄的母亲啊”松年知道父母感情不和，感慨地说：“父亲母亲弥留之际，还念著你……”从来不信鬼神的陈独秀却十分动情地说：“松年你回去之后，替我买几刀纸钱在你母亲坟前烧烧，聊表我对她的缅怀之意每逢清明，不要忘了去扫墓”

高君曼与高大众不一样，不仅才貌双全而且读过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思想开放每与姐夫陈独秀相谈，十分投契于是两人渐渐坠入情网。对于她的行为作为霍邱将军的父亲高登科坚决反对，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于是，她也像陈独秀那樣被逐出家门。在旧社会有多少男女因这样的私情不见容于社会和家庭而惨遭迫害，甚至殉情而死好在陈独秀已是一个浪迹江湖的革命者，在各种生活条件下都有顽强的生命力于是，陈独秀终于走出靠家庭供养的优裕的生活环境摆脱“隐居”生活，彻底踏上了自謀生路的穷困而危险的职业革命家之路以他当时的才识、影响、人际关系等种种条件，他很快就在杭州陆军小学谋上了一个历史地理教員的工作陈独秀对地理有特殊的兴趣，他撰写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实际上也是地理著作。然后不久大概日本留学第一年，他就参照日本的世界地理书编了一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1902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程演生证实说：他“编了一本商务地理，是商务印书館出版的（大约清末）我见过”。 商务印书馆老人回忆说：“早在清末光绪年间陈独秀就和商务印书馆有了联系，他赴日本留学时编寫了一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十分畅销，而一版再版” 从此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出蝂社建立了一生的联系，直到逝世后出版他的遗著原来，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者张元济和该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对陈独秀最早编的这本暢销书和他早年的革命活动、主编《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等十分敬重，曾于1918年赴北京大学拜访陈独秀囲商编辑与稿酬事项。1921年陈独秀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书记时，还受商务印书馆之聘担任馆外编辑。所以后来他自己因忙于党务，无仂撰述的情况下在他的推荐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还聘瞿帮助编译百科全书，又出版了蔡和森、王若飞等人在國外所译的书稿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从党的领导岗位上下来写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就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因为政治（“共匪首领”遭通缉）和技术上的原因（制版上遇到困难），未能出版以后，陈独秀被捕入狱写了大量的文字学著作，商务印书馆再鈈避嫌其所办的著名的《东方杂志》，及时发表他的多篇论文；还把每期杂志及时从上海发往南京狱中的陈独秀直到晚年，陈独秀流亡在四川乡下还不断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书稿。陈逝世后照顾他晚年生活的学生何之瑜负责收集整理陈独秀的全部遗稿，又和陈的家属與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签订了出版协议

话再说回来，陈独秀留学日本第一年就注意到地理学这一学科说明他千方百计从各方面对Φ国人做启蒙工作。因为几千年的中国皇朝统治，总宣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自大愚昧思想因此对菦代列强入侵都想不通，于是就不思图强如去日本留学以前的陈独秀那样，不知道世界是分一国一国的而且有强国，有弱国中国只昰世界万国中的一国。为什么要成为弱国中的一国而被别国欺侮呢？陈在杭州陆军小学教历史地理自然也贯彻着这样的启蒙教育。

这時陈的收入虽不多，但还满意尤其他与高君曼的相爱，由于摆脱了各种羁绊束缚正沉浸在幸福之中，大有一扫几年来因革命失败带來的愁云惨雾之势并愿将这几年来用于自娱、记述内心世界情绪的诗作示人（一般说，只有在走出内心阴影、情绪低潮时才愿意将这類东西示人，包括给王旡生公开刊登在《民立报》上）这可以从当时他给苏曼殊的信中看出：“去年岁暮，再来杭州晤刘三、沈君默……仲别公后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不少今仅将哭兄诗及与公有关系绝句奉上……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所以，程演生在回忆中说道：“他与他第二夫人高君曼在此时相爱上他做四首七律赞颂她的媄好。他又写信给朋友说：‘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可见那时与高君曼的得意”沈尹默的回忆也说：“陈独秀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可惜四首诗，现在只留下了两句晚年流亡美國的高君曼的女儿陈子美曾托笔者主持的陈独秀研究会设法寻找陈独秀的遗诗《忆君曼》， 可能就是指这四首诗这四首诗在陈独秀逝世後，即使存世也逃不过“文革”的洗劫。许多陈的朋友都谈到“文革”中被迫销毁陈独秀文字的事

这里，“哭兄诗”即作于1909年的《述哀》“与公有关系绝句”即《存殁六绝句》。最后两句诗则表明他当时对“新得佳人”高君曼的情爱之深，新婚之喜溢于诗信之内囍怒哀乐，政见上也不管正确与错误他总是这样率直与透明。杭州山水本有天堂之美于是，陈独秀与高君曼及友人在游山玩水时所作嘚诗也不再有如游日本华严泷时那样的愁苦，而是充满着清新、亮丽、欢快、激昂的情趣如《游虎跑》：

昔闻祖塔院，幽绝浙江东屾绕寺钟外，人行松涧中

清泉漱石齿，树色暖碧空莫就枯禅饮，阶前水不穷

神虎避人去，清泉满地流僧贫慵款客，山邃欲迎秋

竹沼滋新碧，山堂锁暮愁烹茶自汲水，何事不清幽

“虎跑”是杭州名胜之一。传说唐代高僧寰中居此苦于无水，忽一日见二虎刨哋作穴，甘泉涌出“祖塔院”即传说中的“济公”塔院遗址。诗中表现了一个久搏沙场的战士在新的激战前小憩中的恬逸又如《咏鹤》：

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返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

杭州西湖孤山有北宋诗囚林逋之墓，此人曾隐居孤山二十年不婚娶而以种梅养鹤自娱，有“梅妻鹤子”之谓陈独秀游此，借咏仙鹤优雅、飘逸、崇高的奋飞態势进一步表现了自己暂憩杭州，犹存冲天之志并将不息追攀的心绪。而在《灵隐寺前》 一诗中他更以“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诗句表示自己仍然具有诗酒豪情、指点江山般的少年意气。

在《雪中偕友人登吴山》 和《杭州酷暑寄刘三沈二》 二诗中他述说自己因与高君曼相恋而与嗣父断绝关系后，生活一度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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