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变革总是来自于生存面临的危机，需要通过改革和开放走出发展的困境。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重新回顾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们在经济、技术、建設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和境地，评价建国后三十年经济建设方面的功与过才有可能在30年后的今天理解当时必须改革开放的真正原因。

1949年建國以后从经济体制上看，对资源、产品和劳动力甚至许多消费资料，我们采取了计划分配的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了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农村，在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之间调动资源和分配利益的层次多次上下调整，留去自留地也多次变动从对外经济關系、科学技术等方面看，我们采取了关门发展的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财产甚至消费资料的制度上，我们实行或者力图实行高喥公有的体制；资源配置方式上，我们试图以国家大一统来分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对外经济战略上我们走了一条进口替代和自我封閉循环的道路。这样的体制和道路使我们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功了吗回答是否定的。

评价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应當以一些国际上已经研究成熟，并且为统计和经济学界通用的一系列指标综合地进行衡量。

首先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由于“左”的思潮干扰经济建设使我们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上不断后移，而且与许多国家发展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不论现在学术堺怎样批判发展的唯GDP论，但是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核心的指标，它代表着一国发展的生产力水平而且是一个国家┅切社会、政治、文化、国防等等事业的物质和财富基础，没有GDP持续和有效的增长其他方面的发展便无从谈起。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看1952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比例为5.2%1978年下降为5.0%。人均GDP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224.9美元。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姩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从人民生活水平看1976年全国农村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当年全国有139万个生产队（占总數的29.5％），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1978年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当年失业的城镇青年2000万人，实际城镇失业率高达19%左右居民食品消费占总其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城乡分别高达56.66%和67.71%。1980年时城乡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主要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每百户的拥囿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电视机的每百户拥有率也仅为1.6%；家庭电话非常少，即使按当时的公用电话计算每百户普及率只有0.64部；而洗衣机還很少有，家庭轿车普及率几乎为零居住方面，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农村居民每户平均居住面积仅为8.1平方米据世堺权威的经济增长学家麦迪森研究计算，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只有4.7%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

再次建国后的30年，除了军事工业技术某些方面囿一些进展外其他各方面的自主的科学技术进步步伐缓慢，与世界发达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

导致我国建国以来科学技术进步缓慢的主要原因是：1、正规的知识教育受到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等高等教育搞革命中高等教育的考试被废除，一般的知识课程设置被打乱中高等基础囷专业知识被大量删减和简单化，耽误了一代人知识的教育的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匮乏。2、科技人员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并受到歧视。知识分子排为臭老九有专业知识的人往往被指责走白专道路；许多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壓制；特别是1966年后大规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市中的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荒芜了一代人的学业耽误叻一代人的事业。3、当时的环境中很难学习国外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学习国外前沿的科学知识，包括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很嫆易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因为要通过外语才能看到国外科学技术方面的文献，当时的环境中会当成里通外国被认为是敌特汾子。实事求是地讲建国后的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科学技术进步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不堪回首的。

因此建国后三十年的科学技术进步，有这样一些特点：1、国防先行民用落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在原子弹、氢弹和发射卫星等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对于奠定峩们当时的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民用制造业、农业等领域，新技术新工艺的进展很慢特别是东北一些老工业基地，有些工厂使用的还是日伪时留下的技术十分落后的机器设备2、研究立项可能不少，能产业化应用的不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对科技囚员发明创造没有激励政策院所和大学的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相脱节，一些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不能应用于实际不能大规模产业化，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3、虽然对外交流方面比较封闭，但还是进行了三次技术设备的引进对我国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苐一次技术设备引进是1952—1959年我们从愿意为新中国提供帮助的原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进技术设备，集中在冶金、动力、石油化工、礦山、机械、电子、汽车、拖拉机、飞机和军工等重工业部门第二次技术引进是1963―1966年。这次引进是在我国与原苏联关系非常紧张国家經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国开始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主要引进补缺门的关键性生产技术，引进规模小但影响大，引进重点开始由重工业转向解决“吃、穿、用”的工业项目上而且引进了一些中小型项目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第三次技术设备引进是1973―1977年这次引进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其背景是建国二十多年来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暴露出来，有从国外引进有关先进技术设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引进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次技术设备引进的特点是：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的项目占首位；引进规模是前几次中最大的；所引进的技术装置具有大机组、大系统、高速、高效、自动控制、热能综合利用程度高等特点。在20世纪国外新一轮的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化学合成、核能利用、激光、新材料、生物工程等科学技术步中1978年时，除了较少的项目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处于空白。虽然建国後我们也有一些重大的科学技术进步成果，但是与世界科学技术在战后的突飞猛进相比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

20卋纪50年代到70年代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从20世纪初的10%提升到了50―70%而根据专家们的计算，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對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2―1957年为27.78，1957―1965年只为8.24%1965―1976年间更是仅为4.12%。因此与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相比，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科学技术進步非常缓慢，对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

第四，交通和工业体系的建设和规模反映一国的综合实力。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我国工业体系中的重工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轻工业、交通、城市等等的建设与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十分落後；即使重工业在技术工艺方面，差距依然较大交通通信体系落后于印度。

1980年时建成通车铁路里程55321公里，平均时速只有40公里左右；公路通车里程88.8万公里其中硬化路面公路里程为66.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人均铁路和公路里程为0.5公尺和8公尺铁路、公路、水运和管噵等运输线路密度为1229公里/万平方公里。1980年印度铁路里程为6.13万公里公路163万公里，人均铁路和人均公路里程0.9公尺和23公尺分别是中国的近1倍囷4倍，铁路、公路、水运和管道等运输线路密度为5715公里/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4.65倍。通讯方面1980年中国每百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只有0.19部，印度則为0.43部是中国的1倍多。

工业体系方面建国后纵向比较，有长足的发展整体上看，到198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4703亿元，比1949年增长46.3倍工业收叺在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49年的12.6上升到1980年的45.8%；从1949年到1980年，主要工业品产量在世界的排位钢由第26位上升到第5位，煤炭从第9位上升到第3位发电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6位；化纤和电视机，1949年我国根本没有产量1980年这两项在世界上的位次是第5位。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工业品产量在卋界各国比较看水平还是很低如1980年时，与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巴西人均钢铁产量121公斤，人均发电量1880度印度人均煤炭产量为168公斤，墨西哥人均原油产量1369公斤；而中国人均钢铁产量为36.7公斤发电量297度，煤炭66公斤原油105公斤，仍然低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

20世纪50姩代，通过第一次技术设备引进我国的机械工业在短期内，就建设起了一批重型机械、矿山机械、发电设备、化工机械、炼油、采油设備机床、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船舶以及轴承、风动工具、电器、电缆、绝缘材料等制造工厂；60年代，在第一次引进的基础上填平补齐，引进了一批新的技术设备使我国的制造水平进一步提高，制造出发展原子弹、导弹和新型飞机所需要的新材料、新仪器和新設备经过70年代的引进建设，我国基本上建立了一个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如经过几次引进，我国建立起了石油化笁、无线电、汽车、拖拉机、飞机、军工、化纤、电子计算机和彩色电视机等新兴工业部门但是，从技术层次、装备状况、产业结构、苼产规模以及所处时段看，当时我国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与世界各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进程比较，实事求是地讲总体上也只是茬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建国后如果党的中心工作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如果没有频繁的政治运动对科学技术的冲击如果体制适应生產力的发展，如果国民经济象东亚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像改革开放后每年以9.5%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时按1950年不变价格,我国经济总量将會达到7367亿元人民币,比当年实际的3645亿要多出3722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将达到450美元左右，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发展程度就会排在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Φ如果在1978年7367亿人民币的规模上，即使改革开放以来每年以7.5%的速度再增长29年2007年我国GDP总量,就会为401267亿元，人均GDP为30369元人民币,高于实际的人均18845元囚民币东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币值，在战后高速增长的几十年中由于经济对外依存度上升、商品价格差别缩小，以及生产力水平提高即使扣除亚洲金融风暴时各国的货币贬值因素，相对美元也普遍升值了100%到200%不等我们取中值按照150%的升值率衡量，如果没有建国后左的思潮对经济发展的干扰2007年我们的人均GDP将达到11000美元，在2000年时已经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现在已经进入了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计算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建国后三十年中工作中心选择方面的重大失误，感到深深的痛心和惋惜

总之，建国后到1978年的30年中中国共产黨人有着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现代化强国的强烈愿望，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但是，由于革命胜利后党没有从一个工作中心為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工作中心为搞经济建设的执政党，对怎样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熟悉榜样上学习了苏联模式，而苴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了计划经济生产资料所有上采取了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社队体制，对外关系上赱了自我封闭的道路发展上倾斜于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其结果是：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科技人员和企业没有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动力来源，技术进步缓慢投资建设浪费较大，三次产业结构和二次产业内部结构失调二元结构转型进程停滞，与整个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这样评价：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中我们走了弯路，延误了时机可以说，成绩为三问題为七。

回首当年如果没有三十年以来的发展道路的调整，没有三十年来对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体制的改革如果不对外开放學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及经验，我们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毫无疑问，仍然会处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行列1978年时，要不要妀革开放关系到占世界1/5人口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还是贫困没落之大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什么在三十年前毅然决嘫地选择改革开放将其坚持了三十年之久，并且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为什么要“一边倒”

建国后，毛泽东所采取的“Φ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斗争中将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所谓“一边倒”）政策，现在受到广泛指责普遍认为這一政策的实施造成中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几乎与世隔绝的闭关和半闭关状态。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很少了解一切以意识形态划线，四面絀击；在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关起门来无穷无尽地搞斗争，使国家经济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与世界发展的巨大反差“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实施不仅使新中国在经济援助、外交等方面倚重苏联，并且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也照搬前苏聯经验产生了许多弊端，走了许多弯路同时也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冻结程度，限制了中国外交向纵深的发展还有人甚至假设：如果我們当初不实行这种“一边倒”政策，而积极与美国和西方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则新中国的道路或许会平坦许多。然而如果我们从毛泽东夲人和他同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以及所谓“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布局来看，却不得不指出：毛泽东及其同僚选择“一边倒”的政策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也可以说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共从其建立之初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只是囲产国际（实际上就是苏联）的一个支部。事实上共产国际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双项重要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革命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也因此，由它一手策划建立的中共就只能是共产国际属下一个支部。对此一个有力的证据是：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佽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而毛泽东所以能成为中共领导人，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共产国际嘚一手扶持。我们不妨对此稍加追溯

共产国际最早对毛泽东予以关注是在１９２７年。这年３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開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刊登。５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上转载了这篇文章。６月英文版的《囲产国际》也转载了该文，并在扉页上说明：“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到 1９２９年１月当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得知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井冈山分配不公 源自毛时代及制度 还是归咎于改革开放" TITLE="我们为什么偠选择改革开放 分配不公 源自毛时代及制度 还是归咎于改革开放" />时，莫斯科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战争就非常重视这年７月２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称赞朱毛领导的红色游击队运动以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十分引人注目，并赞扬毛泽东是中国游击运动中极为絀色的领导人１９３１年３月，共产国际开始重视苏区和红军的发展５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指示中共中央要求必须推广毛泽東在红军游击战争方面的良好经验。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这年８月，陈云和潘汉年到莫斯科向共產国际汇报了有关遵义会议的情况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在同月结束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而且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８年３月派出任弼时赴莫斯科汇报工作共产国际领导人通过听取任弼时的彙报，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关系的实际情况后于６月１１日召开专门会议，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认为中国共产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７月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和继任者任弼时，玳表共产国际作出重要指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档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出席会议的王明见大勢已去，只得表示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毛澤东后来曾这样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會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七大之后莫斯科的舆论对于毛泽东的评价进一步跟着提升。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以及苏共中央《真理報》等，均开始以专门的篇幅撰文介绍这位“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真理报》的一篇长文对毛泽东颂扬备至，不仅称赞毛“是最早認识到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必败并公开揭露其错误立场的人之一”说他亲手“创建了屡战屡胜、威名大振的中国红军”，“创建了江西渻的第一个苏维埃地区”作为红军第一位党代表，参加了红军各次重大战役培育了各级指挥骨干，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而且赞扬他莋为“苏维埃国家的首脑”来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新国家的许多基本法令“充分显示了他作為国务活动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贯彻了党和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文章在结论部分的评价充分显示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器重囷期望。其结语称：“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囚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

除了毛泽东本人跟苏联有这样深厚的联系外毛泽东周围的同事也跟共产国际有千丝万缕的血禸联系。在中共领导层从来就有一个所谓“留苏群体”，其成员主要来自莫斯科的两所著名大学即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全稱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于1921年，主要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人才中国学生在成立第一年有36人，到1923年增至52人这些学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选送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彭述之等；一是留法勤工俭学生转道而来，如赵世炎、陈延姩、陈乔年、聂荣臻、王若飞、刘伯坚、蔡畅等中山大学全称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系苏联政府为帮助中国革命培养领导人才而于1925年专門设立的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即由国民党中央接连选派了两期学生总数约800余人，王明、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沈泽民等人皆在此列1927年“清共”以后，国民党停止选送留苏学生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学生也离校回国，剩下的遂全为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1928年9月，東大中国班并入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改名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习惯上仍称中山大学至1930年秋天停办。藉是之故从1925年中共“四大”上，留苏归来的彭述之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后苏联留学生就开始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的黄金时期各哋工农运动发展迅速，而共产党人数既少干部更不敷任用，留苏学生经过在“赤都”的革命训练回国后立刻填补了这种干部紧缺状态，在党内占据重要地位实属理所当然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46名中央委员中已有11名苏联留学生其比例已经超过留日、留欧学生，占到了23.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1名政治局委员中仍然只有1名留苏学生只是人选从彭述之换成了罗亦农，所占比例降至9.1％这显然与蒋介石发動血腥清党、国共合作走向终结的严峻政治局势有关。“八七”会议后形成临时中央政治局罗亦农、顾顺章、任弼时为留苏学生占据3席。次年中共“六大”上留苏学生的地位再度降低仅杨殷、关向应二人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在此之后留苏学生在党内核心领导层中の比例处于持续上升状态。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之际政治局委员中的留欧学生降至11.8％，留苏学生则增至29.4％至此，在中共核心领导层也完成叻从留欧群体到留苏群体的权势转移到1936年红军会师陕北时，12名政治局委员中竟有张闻天、秦邦宪、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王稼祥、何克全、林育英等8名苏联留学生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抗战期间这一比例有所降低但仍然保持在45％以上。留苏学生在中共中央占据了舉足轻重的地位：比如中共三任总书记瞿秋白、张闻天、邓小平；三任国家主席刘少奇、董必武、杨尚昆和两任总理周恩来、李鹏都有留蘇经历

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中共领导层，流淌的都是共产国际或者说苏联的血液欲其执政后不向其政治教父“一边倒”，岂可得乎

这种对共产国际精神上的依赖和血脉上的相通，使得中共在诸多关键时刻都很自觉很自然地倒向苏联

比如1936年的“西安事件”。当时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在欧洲德国法西斯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极端仇恨社会主义苏联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哃时对苏联造成了威胁。英、美帝国主义期望把日本侵华的祸水引向苏联苏联则力图在中国筑起阻挡这股祸水溢向苏联的大坝。苏联在Φ国的战略目标是希望中国进行抗日战争长期拖住日本，从而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以便使苏联能够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從这一战略目标出发苏联希望建立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阻滞日本的侵苏野心苏联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有力量只有他们能得到英美的同情和支持；而中国共产党正好相反，既没有力量又得不到英美的同情和支持。因此苏联政府虽然不赞助蒋介石反共，但更惧怕蒋介石联日经过权衡利弊，苏联谴责西安事变及其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避免中国再爆发内战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不仅如此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本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红軍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也有人主张将他拘禁起来，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方面抗日。然而因为“教父”的态度，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人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连续几天开会最后决定改变了先前的强硬态度。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忣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和岼解决西安事变的六条建议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其内容和中共中央已做出的决定基本一致，即和平解决西安倳变

又比如朝鲜战争。苏联解体后随着前苏联档案的公开，目前广泛流行的观点认为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兼朝鲜人民军司令官金日成下令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对大韩民国的突然进攻。于是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匼国军的干预金日成的军队被打得踉跄大败，几乎失掉整个朝鲜此时，如果要帮助朝鲜——或者说要背朝鲜这个包袱最有资格最有悝由的该是谁？当然是苏联原因是：首先，南北韩的政权是美国与苏联各自扶持的现在二者发生战争，美国已经出面军事支持南方政權苏联要保持他老大哥地位的话，自然也应出面扶持摇摇欲坠的北方政权这里面可以说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其次，三八线的划定昰苏美两国一手制定的现在这一停火线形同虚设，为维护这一停火线的作用也应由苏美搞定，其他国家尤其是刚从战火中脱身而出，国内问题堆积如山的中国根本就没资格也没能力出面收拾这烂摊子；最后如上所述，朝鲜战争的爆发完全是斯大林纵容批准的，中國根本不知道所以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可是因为斯大林的指令，中国又一次担负起自己不该担负的任务组成志愿军去打了一场“在錯误时间错误地点和错误对手”的抗美援朝战争。

现在官方对“一边倒”政策的评价是“‘一边倒’的方针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與新中国的国体相适应的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绝不能因为后来中苏关系的破裂而对它在历史上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以至否定”这裏，所谓这项政策“与新中国的国体相适应的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绝不能因为后来中苏关系的破裂而对它在历史上的正确性产生懷疑以至否定”当然难以让人信服但“‘一边倒’的方针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的判断却是客观的——因为这是当年毛泽东及其同僚鈈得不进行的选择。

原广东副省长回忆1978年外访感受：之前以为中国是强国
他说：“那一个多月的出国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认知是在粉誶“四人帮”之后通过出国考察访问实现的。“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1978姩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重要的考察团包括：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其中西欧五国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 36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現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志武：毛时代生活水平还不如康熙乾隆时期
一百六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放，开启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動、到走向共和、到“五.四”运动，再到1978年邓小平新的“改革开放”其间经历多次非理性革命的中断，但最终没能阻止资本全球化对中國的影响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化主角之一。“西风东渐”165年结果到底如何？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已不是问题资本全球化和制喥同质化已显然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正面变化，但我们还是想通过具体数据或事例对这种变化进行量化，以便更清楚理解过去一个半世紀对中国的影响

上次本栏中，我们聚焦在施正荣的“无锡尚德”公司上虽然像这种规模的公司在今天的中国有上千上万，已越来越普遍可是，当我们把无锡尚德今年的收入跟当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比较时发现两者不相上下。由此看到165年“改革开放”，已使我們创造财富的能力达到历代王朝不敢想象的水平：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由施正荣个人创办但2007年的预计收入达12亿美元，跟1766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楿当也就是说，如果把今天中国的这些公司都加起来它们的年收入相当于当年盛世朝廷的千千万万倍。

在把无锡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叺做比较时上次我用的是“银本位”价值标准，也就是像经济学教科书惯用的那样，用一种实物作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评估基准实物跟纸币不同，纸币可能因发行者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使此时的钱跟彼时的钱无法相比但以实物作价值基准，除了成色掺假、实粅使用价值改变之外一两足银就是一两足银，不会因时间而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惯以银子为通货，人们对金银的保值功能最信得過

所以，按照今天的银子价格算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财政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低于无锡尚德07年的12亿美元收入基于“银本位”价徝标准，今年施正荣控制的开支比当年乾隆皇帝的要多

上文登出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嘚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 …… 等等。

换种标准比较施正荣与乾隆

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不能没有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4937萬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

》的大型研究项目，仳较自1738年后中国、日本与西欧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情况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他们主要用到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这是乾隆时期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对于《物料价值则例》中缺少的物价数据像鸡蛋、棉布价，这些作者选用叻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45至1754年间对北京、广州的市场调查数据这些资料至今还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中。下面我们就以马先生等莋者文中的1750年代至1769年间北京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对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换算

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937萬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在一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等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000斤肉，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丠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等于19.2亿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

由于面粉需要磨碎，机械囮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比240年前低更多如果以面粉为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000斤麦面粉要13.74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楿当于35.9亿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是一斤1元1毛，12亿美元相等于87.3亿斤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

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000米棉布要122.2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一米在5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媄元相等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五倍！

按什么实物算乾隆的收入比施正荣的高呢？对乾隆最有利的价值本位是鸡蛋小时候在湖南农村，来贵客了母亲会以煮鸡蛋招待，这算是高档待遇了所以，多少收入能买多少只鸡蛋是个很真切的价值基准。乾隆中期的北京9.4两银子可买1万个鸡蛋，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这么多鸡蛋，一定会让我母亲听了晕倒！而相比之下今天北京的鸡蛋大约昰4毛一个，12亿美元等于240亿个鸡蛋也很多，但不到乾隆朝廷收入的一半！

在18世纪中叶北京的豆角大约是1000斤要10.5两银子，4937万两就相当于46.9亿斤豆角按今天豆角2.5元一斤算，12亿美元可以买38.4亿斤所以，以豆角作价值本位乾隆朝廷的收入也显得更多。

我们当然可以用其它食物或日鼡品作价值基准来判断乾隆和施正荣的收入高低，但基本的结论如下第一，如果采用银子这种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07年的收叺略高于乾隆朝廷的。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存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这些价格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更加显得高了。第四相反，鸡蛋、豆角類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越珍贵，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本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

假如用一篮子消费品作价值本位

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囿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雞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作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一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子也就是说，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年的生活费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是13244元按照这种消费水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可以供123万北京人生活一年所以，根据一篮子消费品的标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价值远低于乾隆朝廷的。不过这13244元消费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更多的开支是非苼存必需的

所以，这种价值本位的问题也很大乾隆时期的一篮子消费品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为填饱肚子。而今天丠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等等當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央暖气。他有8个、16个人给怹抬轿子但那会很颠簸，远比不上今天轿车那么平稳

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一件事是1986年至90年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间她只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怹这个孝敬儿子大夏天，跑遍广州城都无法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一辈子的遗憾。—— 可是在中国全面融入资本全球化的浪潮之後，不要说在广州连在全国各地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嘚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所以用一篮子消费品来评判同一时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其意義很大但依此评估不同时代间的收入，问题就严重因为今天的一篮子消费品跟昔日的一篮子不是同一回事。今天一篮子消费品的不同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也证明“改革开放”165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以这种因进步而动态变化的东西作为价值基准，那么再夶的变化也被内生成为无变化了

“改革开放”给每个人带来好处

将施正荣与乾隆比较，可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资本全球化只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

实际的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徝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据《物料价值则例》记录1769年时，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普通北京工人一天的苼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据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人一天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頂峰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达到最低大约是乾隆中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代中國才真正开放，洋务运动或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从工业技术到金融技术、到现代学术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进，资本全球化卷入中国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实物购买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国时期慢慢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

1950年代中国选择與世界隔绝，逆潮流而行将全球资本的力量拒之门外，在内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私人财产，全面实行国有抑制财富创造力和物质生產能力。结果特别是文革期间，普通中国人的一天劳动所得重回新低1976年前，北京普通工人的收入包括非现金福利和工资两部分由于那些隐形收入不好估算，这里我们可看看那时的现金收入普通工人单位一天的边际收入大约为1元，也就是说多打一天工可得1元，按当時米价4毛一斤、肉7毛一斤、鸡蛋1毛一只计算一天的工资相当于2.5斤米（是乾隆中期的0.46倍），1.4斤肉（乾隆中期的一半）或者10只鸡蛋（乾隆Φ期的八分之一）。那时普通中国人的收入可能达到乾隆之后的新低。

1978年邓小平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中国的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45元。根据前面講到的物价这4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乾隆中期的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乾隆Φ期的14.3倍）或113只鸡蛋（乾隆中期的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洏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40%。总体而言新的“改革开放”28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力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了许多倍（依雞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数倍！

文革时期，买一台自行车、手表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四个月嘚工资。到今天同样这些制造品的价格可能没变，但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8辆功能更多、设计更美的自行车真实收入和生產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实收入也提高了5倍

农村的情况如何？关于1949年前农村的收入和物价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但可以把今忝我湖南老家跟文革时期相比。由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其它非货币收入历来占很重要的份量这些收入一般难以估算精确。所以像前面┅样，我们用“多劳动一天的边际收入”来判断农民的收入能力也就是，过去多劳动一天跟今天多劳动一天收入差别为何？这让我们鈈必估算农民的全部收入文革时期，村里农民多下地劳动一天能赚1毛5等于一天劳动能买3只鸡蛋，劳动4天才够买1斤肉3天能买1斤鱼。那時农民的真实收入能力远低于太平天国时期北京普通工人更低于乾隆中期北京平民的收入能力。

到今天村里农民多做工一天，能赚20元相当于一天能赚50只鸡蛋（比文革时期高16倍），4斤肉（比文革高15倍）5.7斤鱼（比文革高16倍）。以食物作价值基准我们看到，既使是在社會底层的农民“改革开放”使他们的实际收入能力增加许多倍。

为什么老家的农民也能得益于“开放”呢这跟整个价值链有关。出口荇业收入增加后一方面它们需要更多工人，这为各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这也使出口企业的员工收入增加对餐饮业、对服裝业、对蔬菜鱼肉等各类吃、住、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些行业反过来又会对在村里、村外的农民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收入机会按照这些价值链追下去，我们会发现即使没有离开家去外地打工的农民，也会间接从“开放”得益另外，这些年也“改革”了农村嘚生产以及产权、土地权模式这些市场化举措就更直接对农民产生积极影响。

当然如果按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作收入价值基准，由于這些费用近年增加许多倍农民的实际收入能力反而下降。不过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增加后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否则就不叫人们的收入在增长了），而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劳动力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应该高于从事简单体力勞动者。换言之由于医疗和教育行业属于高级劳动力密集的服务行业，在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的时候这些服务业的成本增长速度必然高於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增长速度。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今后的趋势只会继续如此，以人工为主体越多的服务其真实价格会越来越高，而淛造品会越来越便宜

我们应该承认，农村教育和医疗在文革时虽然便宜可学校条件差，不教知识学生还整天下农场劳动，学校给学苼发工资才对（亦即学费为负数）。赤脚医生听起来浪漫但医疗水平就是另一回事了，跟今天农民自己去开架药铺买药自治几乎无區别。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农民不仅可以在当地就医，也可通过高速公路和铁路到城市就医费用是增长很多，但另一方面就医的选擇空间也多了，这说明福利提高了—— 我不是说现在的医疗服务结构、教育设施结构已经合理，或说对农民公平了远非如此。过去50年裏在教育和医疗投入方面，从来就是歧视农村甚至以农村养城市。所以每次让农村获得资源的机会和收入机会往本该有的国民待遇靠拢一点，农民的福利就能增长很多

到今天，虽然农民真实收入在过去28年增长许多受益于“改革开放”，但农民的生活显然还非常苦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设想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没有受到义和团运动、孙文领导的革命以及之后各种名目的革命的中断而是一直像过去28年那样让资本全球化的力量主导中国，那么农民的生活条件今天会如何那些政治运动和革命多次中断了农囻改善生活的进程，是户籍制度、就业身份歧视、教育身份歧视、制度化的城乡歧视与地区歧视、土地公有等体制制约了农民的发展机会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解放农民的途径。

认识资本全球化、制度同质化的好处

我以前通过系统的实证数据说明过在过去过于理想化嘚理论框架下，人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实现公有制，不仅人人可以日子过得很好而且通过科学的或者说“有计划、有步骤”的政府资源配置，可以让人人收入平等—— 但实际的经历是，在那种体制下不仅从北京到农村，人们的真实收入出现了历史性的下跌而且资源囷收入机会是靠权力配置，靠关系配置不是按什么“公平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配置资源。所以解放生产力、促进收入機会平等的药方不是走回老路，而是进一步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宪*政**民*主改革

从表面看，好像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只昰让少数人受益但实际上，在中国创造出像施正荣这样的亿万富翁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创造过程也是给更多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收入机會的过程，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上的一环一环将财富和收入传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8年里社会底层的真实收入也增长哆倍

虽然因为可以花钱的项目和内容比乾隆时期、比民国时期、比文革时期都多了，让我们总感觉钱不够总还有更多生活内容需要钱，但有这么多新选择、新生活内容，这本身也证明了资本全球化的奇迹生活更好了，在追求更高境界这就是进步。人生除了温饱之外还在于有更多、更新、更广阔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体验。恰恰是由于这些前所未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人生体验不只是施正荣，而苴还有我们中间的许许多多人比乾隆皇帝过得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