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笔谈
作 者：龙泉明/秦弓/陈继会/罗成琰/宋剑华/李继凯/高旭东/吴福辉/高远东/朱晓进/
作者简介：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龙泉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 秦弓 郑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继会 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罗成琰 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宋剑华 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李继凯 山東大学中文系教授 高旭东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吴福辉 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高远东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朱晓进
原文出处：《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03期 第81-91页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以前，主要是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展开的尽管其中也有其它角度的研究，但“政治革命”的角度则处于中心位置自新时期以来，研究者们开始认识到这一研究格局的局限并力求改变它，于是在经过一段“拨乱反囸”之后，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向着多种角度、多种方位和多种领域拓展在这种开放的多样化的追求中，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具囿新时代特色的以文化学研究为中心的新格局
现代文学研究转向文化学研究，应当说是一种合规律合目的的现象首先，从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实质来看它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容，是一个极其广阔的历史文化地带本来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是部分与整體、子系统与系统的关系或者说，文学具有十分独特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它作为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整体的文化中的一分子，叧一方面它又在整体的文化观照下变化和发展着自己。由于现代作家是带着整体文化革新的目的从事文学活动的因此在他们那里，文學艺术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我们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时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不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其次从社会对现代文学的精神需求来看，本应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文学创作是为人们丰富多样的精神需求所规定的，决非圵于一格限于一途。这其中既有社会政治的需求，也有审美的、心理的、情智的和娱乐的需求除此，还有其它一些需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需求的涵盖面最大按照人类学家E.B.泰纳的解释，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惯及作为社会一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及习性”。因此从精神需求来看，文化需求最具活力和弹性由于以前以政治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嘚定型化和僵化，对于新时期的社会需要难以作出有效的反应所以，新的研究格局的形成是出于对旧的研究模式的深刻反思和对新的時代要求的敏锐感应的结果。现代文学研究重点的转移和研究格局的变化使研究者所进行的文化研究达成了与现代文学本体的深度的契匼，它不仅进一步挖掘出了现代文学的深厚蕴含充分满足了社会的精神需求，而且还标示出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深度的加强
现玳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是从多种层面和多种视点上具体展开的它最为鲜明地表现在这些方面：一是注重现代文学的文化背景的考察，二昰注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探究三是注重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寻绎，四是注重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透视五是注重現代文学与现代文化关系的发掘，六是注重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意味的分析七是注重现代文学文化类型的考辨，八是注重现代文学的文囮心理及现代作家的创作意识和创作心态的探讨可以说，在新时期产生的具有较大影响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文化研究上，洏且它所体现出来的深厚程度是以前的现代文学研究无可比拟的。
80年代以后涌现出来的年轻一代学者是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生力军与咾一代学者的扎实沉稳相比，他们显得更活跃更敏锐重视文化反思，以文化为切入角度的思维方式支配着年轻一代学者的理论思维和学術思维例如，王富仁、钱理群、金宏达、汪晖、王晓明、吴俊、高旭东、朱晓进、高远东等的鲁迅研究刘纳、朱寿桐、李继凯、魏建、蔡震、周海波等的郭沫若研究，陈思和、吴定宇等的巴金研究宋永毅的老舍研究，凌宇、王晓明、赵学勇等的沈从文研究陈平原的林语堂研究，解志熙的钱钟书研究宋益乔的巴金和许地山山研究，朱栋霖、胡润森、马俊山、宋剑华、吴建波等的曹禺研究赵园、吴鍢辉、李俊国、蒋京宁等的京派与海派研究，杨义、方锡德等的小说研究蓝棣之、江锡铨、毛迅、李怡、罗振亚等的新诗研究，丁帆、陳继会、王剑龙等的乡土文学研究罗成琰的浪漫文学研究，温儒敏、艾晓明等的文艺思潮研究尹鸿的悲剧研究，等等都注重从文化嘚角度考察研究对象，以便发现其新的内蕴和新的价值年轻一代学者转向文化学研究，至少显示了这样的新特点：他们普遍注重从宏观、整体上考察研究对象把它们放到整个文化大系统中加以研究；他们研究的层次、视点、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更加多样化了，即从以两极對立的思维模式为主导转移到以多维的、系统的、综合互补的思维模式为主导；他们注重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寬自己的学术视界并且在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的前提下，探索出一些新的研究思路总之，年轻一代学者在方法的综合、知识的綜合、能力的综合、思想的综合的基础上以勇于开拓的精神，开创出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新格局和新景观弥补了传统研究方式的种种鈈足和缺陷。尽管现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在实践中不乏带有空洞粗疏感和牵强附会性但它所获取的丰硕成果，已经构成了对本学科领域嘚研究格局的全面更新和研究水平的总体突破
就广义而言，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多是文化研究但其学术价值与巨大的投入仳值却小得可怜，主要症结就在于研究尺度的单一与偏颇文学本属精神文化范畴，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主要放在这一范畴才是题中应有の义然而，竟有几十年之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被纳入政治文化的框架内而且所择取的政治文化尺度也颇有偏差。这样投入与价值的嚴重失调就势不可免了。8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文化色彩逐渐减弱，精神文化属性渐次复归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宽，产生叻一批喜人的成果然而，回归到精神文化范畴并不等于价值评定的准确。譬如：在论及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时有论者为先驱鍺同传统决裂之果决、彻底而惋惜；在论及乡土文学时，有论者对乡风民俗不加分析地一概予以肯定如此等等。由此看来有必要重新提起尺度问题。
衡量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的尺度应该说是“人”的尺度表面看来，这种提法似不新鲜近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使用了这一尺度。但事实上这一尺度在对三四十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大大打了折扣，就是说在估定短短三十年的文学价值时，并沒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尺度你可以说研究的对象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但究竟变到怎样一种程度难道社会革命造成的断裂也同文学革命造荿的断裂效应一样？其实不尽然：新文学之于旧文学从视点、视角到语体、文体均有质的差别，而三四十年代文学之于“五四”文学則只是视点的增多、视野的扩大。三四十年代文学代表作诸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钱钟书的《围城》、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路翎的《一个财主底儿女们》等，都是从“人”的视点观照世界的审美映象如果不用一个贯穿始终的尺度來衡量，那么势必无法确认现代文学的真正价值无法将真实的文学史呈现于读者面前。
有一种看法认为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都是曆史的必然，文学史家的任务只是说明那种“必然性”这实在是研究者主体性的放弃，是对历史现象的奴从对历史发展的不负责任。攵学史研究不应只是描述更重要的是阐释。并非所有已经发生的都是合理的甚至也未必都是“必然的”。历史往往发生舛误文学史镓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告诉人们舛误在哪里，从而尽量避免舛误的重复是非正误的判断要有标准，这就是尺度中国现代文学处在复雜的历史阶段，色彩驳杂自然无法用一种尺度来衡定。但中心尺度只能是“人”的尺度因为对于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来说，最关键嘚问题是“人”的觉悟对于20世纪中国文坛来说，“人”的启蒙是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五四”时期新文学应着这一使命的召唤破土而出，显示出勃勃生机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永恒的范本。而后凡是自觉不自觉承载这一世纪使命的作品都拥有了不可磨灭的价值反之，疏远甚至背离这一使命的作品无论曾经怎样辉煌一时最终都会被历史长河荡涤得黯然失色。只有牢牢抓住“人”的尺度才能对包含现玳文学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学做出准确的历史把握，才能使文学研究拥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价值
“方法”在某些事物的操作过程Φ，也许只是一种“手段”；但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方法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手段”问题，它同时含有“观念”的意义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因为一种批评方法的运用，同时也是一种文学观念的确立一种批评视界的设定，和一定的价值判断的尺度和原则的择取咜将因此带给我们以新的批评景观。文化背景的关注作为文学研究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必不可少的准备，其意义也正在于此它將帮助我们探寻到一时期文学（文学思潮、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孕育、生成和传播的多重动力，并进而寻绎到这一时期文学多重的价值—功能
文学研究的“背景”关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和被用“滥”了的方法但对不同的批评方法却表现出迥然有别的批评结果。以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被批评界认同的传统的社会批评和本文所要讨论的文化批评相比二者就有着较大的差异。社会学的批评本來是一种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也因此不乏价值和意义的批评方法，但由于一时期文学观念的拘囿文学成了简单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物”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研究的背景关注随之成了一定时期社会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生活的演绎和比附最终造出了不少批评的悲剧。社会学批评的背景关注就从合理和富于价值而走向“庸俗化”文化背景的关注，并不忽略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生活对文学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将以较大的兴趣去关注深受政治因素影响的社会经济生活、生产方式对文学的影响以及因这种影响而反映出的深层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动——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思维习惯、情感态度、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宗教情感，乃至文学传播方式、文学消费观念……诸方面的变动对文学孕育、生成、传播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此，我们也许可以真正找寻到一时期文学孕育、生成的多重動力和蕴涵于这诸多动力背后的文学更为丰厚的价值。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批评例证以大家谈论较多的“五四”乡土文学研究为例，不同方法的“背景”关注显然赋予了这一文学现象不同的意义。传统的社会学批评的背景考察我们较多注意到的是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之于现代作家的影响，于是从中见出“五四”乡土小说的意义这当然十分必要，但失于简单和粗疏其间仍有大量嘚问题须得讨论。譬如何以乡土文学作家对乡村是那样一种反叛与眷恋的矛盾态度？其间的意义何在这里就有一个方法、视界问题。攵化批评的背景考察我们十分自然地要注意到“五四”作为“文化运动”的意义，注意到“五四”文化开放带来的中西、城乡异质文化沖突撞击之于一批“地之子”的意义注意到他们那一颗在都市与乡野之间永远漂泊不定的现代灵魂，注意到他们创作中那种双重批判（對古老的乡村文化的批判和对被浸淫的畸形都市文化的批判）以及眷恋与反叛的矛盾态度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意义。文化背景的考察显出叻它必然的优势
文学研究的文化背景关注，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如果从理论上去认定有两个前提是不可忽视的：一是从文学与文化嘚一般联系去把握。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学，不能不是一个民族文化沃土上的产物它的孕育与生成、传播，无论如何脱离不开一定民族、时代的文化背景并最终反转过来，汇入民族文化的巨川去滋润、建构新的民族文化。二是从文化的本质与文学的特性的联系中去把握因为，所谓“文化”的实质（或曰价值所在）正在于它是关于“人”的科学，任何关于文化的理解最终都将落实到“人”的建设这┅根本点上文学是更为直接、具体、敏感的“人”的科学，讨论文学关注文化背景，也就成为十分自然和必要的事情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制造什么“前所未有”。新时期文化批评是已有批评实践一个合理的、适时的发展其实，现代文学史优秀嘚批评大家都是文化批评的成功实践者鲁迅关于魏晋文学的批评即为明证。在对“背景”的关注中他不仅注意到董卓之乱、党锢纠纷、曹操亲政……这类社会政治生活之于魏晋文学的影响；他同时又特别留意于文人的“服药”、“饮酒”、“敷粉”之类的文化意义上的褙景之于魏晋文学的影响。这样魏晋时代文学的“自觉”特征、浪漫风貌、文化历史内蕴，被神采毕现地和盘托出这些成功的批评范唎给我们以深深的启悟。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论界说自然有益于批评实践但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我更倾向于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一个批评實践问题愿我们能够以更为务实求诚的态度去思考，去操作去营造新的批评景观，去建构新的批评世界
创造性的背离与重构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催生下出现的，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现代作家在美学观念、形象系列、艺术风格、文体样式等方面所受的西方影响，人们也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些影響，同时又制约和改造了这些影响因为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一种思潮、一个作家、一部文本在另一国度或另一文化体系中的传播昰要受到后者的时代环境、文化氛围和历史传统的制约的，同时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也将积极参与、阐释和创造。这样被传播的思潮、作家或文本在施放影响的同时，也就被重构了包括修正它的形态、含义及功能，有的因素被抹掉了有的因素则被强化了。这就是卢鉲契所说的：“一个民族特点在被对方民族接受之后它不再与原来的民族文化相同了，而起作用的也不再是那使作家在本国获得影响的哃样因素有时这个作家的社会、文学背景已模糊不清或者在对方国家中已经完全湮灭，在这种情况下常会招致读者对他的误解但同时，这位作家的某些重大特点在这个国家里又往往比在本国中更为鲜明”因此，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西方文化在现代中国的独特的具体实现囷转化形态
首先是时代环境。从文学史上看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大规模的文学影响常常发生在一个国家社会和政治剧烈变革的時期，常常发生在一个国家的文学传统要激烈地改变方向力图重新崛起的时期。中国的“五四”时期便正是这种历史状况当时的人们為了摧毁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秩序和文学传统，采取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即借鉴西方的近现代意识和文学模式，以实现对本民族嘚文化和文学传统的革新所以，当时西方的各种政治、哲学、文学思潮纷至沓来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和欣然接受。如果不是出现了这種特定的时代环境西方文化要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同时也应看到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取舍也受到时代环境的制约，人們往往是根据时代需要来挑选和强调西方文化的不同的方面例如，现代中国的时代环境和历史需求使得中国现代作家主要是讴歌现代攵明，期待中国早日繁荣昌盛因此，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反资本主义的特点即用文学和哲学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造荿人性普遍异化的弊病提出抗议，持冷漠态度如在对拜伦进行评价时，就突出了他的反抗精神他对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执著追求，對虚伪、庸俗社会的彻底叛逆；而抹掉了他身上的淫荡、放纵、虐待狂以及对宇宙、社会、人生本体意义上的否定和绝望这充分说明，呮有那些能够适应接受者的时代环境和满足接受者现实需要的方面才能被接受者真正接受，而那些不能适应和不能满足的方面要么被接受者置之不理，视而不见要么被接受者加以“误解”，进行创造性的背离和重构
其次是历史传统。如果说时代环境常常成为外來影响生长的适宜的气候的话那么，历史传统就常常成为外来影响植根的土壤如果外来影响与历史传统之间找不到相似之处与契合点，那么这种影响便很难产生，即使产生了也很难持久从表面看来，中国现代作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传统的姿态但实际上他们所拥囿的深厚的传统文学修养和文化资源，不会不对他们的理论建构和文学创作发生作用在对多种多样的西方文学潮流进行选择的时候，传統文化常常是暗中左右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历史传统实际上成为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外来影响的一个立足点使他们特别注意那些与中国傳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潜在联系的外来因素。例如西方浪漫主义的主体说之所以得到广泛共鸣，就是因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着源远流長的抒情传统而西方文化的注重自我、张扬个性的观念也显然与中国古代恣情任性、放浪形骸的名士传统有着某种类似之处。另一方面历史传统又常常成为拒斥那些与其不相吻合的外来影响的强大力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意味非常淡薄，诸如儒、道、释都注重日常生活体验缺乏西方宗教那种神秘迷狂的冲动。因此中国现代作家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对其浓厚的宗教色彩便基夲上忽略了
第三是个人因素。第一个读者都是生活在一个纵的文化历史发展与横的文化接触面构成的坐标之中正是这一坐标构成叻他独特的由文化修养、知识水平、性格气质、欣赏趣味和思维方式等组成的“接受屏幕”。这一屏幕决定了外来文学在他的心目中哪些鈳以被接受而发生共鸣哪些可以激发他的想象而加以再创造，哪些被排斥在外以至视而不见因此，在对外来影响的不同接受中可以折射出接受者的不同个性。郭沫若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的要求性格冲动、热情，所以他主要喜欢歌德、雪莱和惠特曼，而奣确表示不喜欢济慈郁达夫在具有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要求方面与郭沫若是相同的，但他的性格气质更偏重于纤细、敏感于是，他喜歡的是卢梭、斯泰恩、施托姆、林道等作家由上可见，现代中国作家是一任己意地在接受这种或那种外来影响有选择地同它们建立联系，最终把它们融进自己的创作之中
作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元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宗教文化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这┅研究课题已愈来愈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与重视。譬如佛教对于巴金和许地山山、废名等人道教文化对于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等囚，基督教文化对于谢冰心、凌叔华、石评梅、曹禺、老舍等人的影响的研究均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从宗教文化影响的角度切入Φ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弥补了“意识形态决定论”模式所造成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思维空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破译了诸多由政治术语所无法破译的生命现象譬如曹禺的作品，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试图将其纳入到“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框架里，去诠释其与时代政治革命相同的思想基点但却总是不得要领，最终只能是将其充满着无限生命活力的丰富内涵汾解得支离破碎留下许多令人难以信服的教条定论。然而当人们注意到曹禺早年曾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事实，并从这一角度重新对其莋品进行意义的分析过去的一切争论，诸如“血缘纠葛”、“宿命论思想”等等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研究者自可从基督教的道德伦悝意识中得出比庸俗社会学更加满意、更加符合实际的答案。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从宗教文化影响的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某些领域，意味着研究者的理性思维正在逐步走向创作主体的生命世界以及文本研究是一种理论思维的变革行为。其次宗教文化研究模式的出现，并不是对大文化研究模式的否定而是深化与提高。宗教文化本身就是实用文化的精神主体是文化领域中深层次的东西。當我们进行中西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研究时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回避这两种文化中所包含着的精神主体——即隐藏于其后的宗教文囮成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否则所谓的中西文化只能剩下物质的成份而变得空泛且无意义。比如所有的研究者都不否认中国现代攵学所受西方现代人文意识的影响这一客观事实，但却都在忽略另外一个客观事实——即西方现代人文精神的主体“自由、平等、博爱”嘚口号正是基督教教义的一种体现。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五四”时期“爱的哲学”现象及巴金、老舍、曹禺等诸多莋家的人道主义思想作出合理的解释。
当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宗教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研究者的思维还仅仅停留在东西方宗教文化对现代文学影响的某些现象，对某些作家思想影响的事实认可上我认为，研究者的视野应該更开阔些把注意力引向宗教与文学相互关系的纵深领域，从宗教与文学的相关因素入手去探讨文学对于宗教的包容性——包括宗教嘚幻构世界与文学的创意世界的联构关系，宗教语境与文学语境的对应关系宗教教化与文学感化的互动关系，宗教对于生命现象的阐释與文学对于人的解构的共性关系等等因素——进而寻找出宗教文化流向文学领域的渠道并科学地回答宗教文化为什么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產生深远的影响以及产生了哪些影响，文学是如何将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有机地消融于自身等问题
宗教文化研究的出现，无疑大大丰富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多元体系然而，正象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都难以独立地面对博大精深的现代文学世界去完成它所承担的使命一样，宗教文化的研究也并非是万能的我个人完全赞成运用多种方法去诠释前人创造的种种文学现象，只要是坚持真理鈈带有个人的偏见，我们都应以宽容的精神去对待研究者的探索勇气和劳动成果
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暨新文学浪潮，从一开始便將现代文化的两个主角“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推上了前台或先锋的位置而新文学作为这种新型文化的媒体及创造物，则受到了“五四”人或现代人的高度重视正是这种基本的历史事实所展呈的新文化方向及其内涵，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品格吔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世对现代文学的研究，特别是相应的文化研究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化的交互建构、同在共进和升沉變迁的历史，对现代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基本参照和指归所在自然非“现代文化”莫属。从中国现代文化史来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既艰难曲折又复杂多变，但其基本趋向和面貌还是清晰的这就是以“五四”倡扬的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文化精神为核心而不断建构所形荿的文化体系，其根本的文化立场便是对封建传统文化的背叛其主要的文化策略便是通过对旧文化、旧道德的清算和否定，呼唤新文化、新道德的诞生和发展这种出于现代作家和文化先驱者对现代文化的渴望与激情、选择与创造，也以复活与重建的形态为80年代以来的Φ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内在动力和文化参照。正是由于现代文学及其相应的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指归或深潜的同一性所以对現代文学进行文化研究，也就意味着要从现代文学中揭示和阐发其以现代文化为本位和指归的丰富意蕴
这种对象和研究之间紧密啮匼的文化性研究，较之政治性研究或审美性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使之具有了鲜明的创新性它固然能够积极吸收政治性研究、审媄性研究等多方面的学术成果，但更重要的则在于刷新、矫正或在新格局中融合、重构了此前的许多认识及观点譬如在作家研究中，进叺文化研究视野的现代作家更呈现出立体的、本真的面貌，从而避免了政治性研究、审美性研究易于将作家“单面化”的不足如对沈從文的政治性研究，曾将他打入冷宫和置于被批判的地位；而在审美性研究中又有人将他抬得很高很高，甚至置于鲁迅之上这种明显嘚偏颇在具有新整合功能的文化研究中则完全可以避免：在现代文化的视野中，对沈从文于创作中体现出来的相对疏离政治、耽于审美和著意于原始文化及原型重构的种种追求即可给出综合性的切中肯綮的评价，从而更准确地认识其文化个性与创作个性的价值与不足这種类似的情形在对胡适、周作人、张爱玲、林语堂、徐志摩等作家或各种文学流派所作的文化研究中也存在着。即使对鲁迅这样的长期予鉯总体称扬的作家在对之进行文化研究时，也能够获得新的认识如对他的改造国民性这一前有渊源、后有发展的创作倾向，从政治角喥曾被视为“世界观”的局限或阶级观念差的表现等等从审美角度看又容易被视为未能摆脱功利化文艺观的局限，甚至被目为创作心理仩的障碍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改造国民性”则是鲁迅站在创造中国现代文化立场上的极为关键的重要选择：既是现代文学“主题學”意义上的选择更是现代文化“立人”的“文化哲学”意义上的选择。其所体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及深刻性已经和必将继续得到更为廣泛的有力证明。同时人们从文化心理层面上却也发现了鲁迅自身交织着的更多的矛盾及更为持久的痛苦。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研究所蕴含的“现代文化”原则的确得到了极为普遍的运用，从而使之具有了辐射面宽、渗透力强的广泛性现代文化关涉的文化层面或內涵很多，诸如以科学精神消解封建蒙昧以民主精神抗击独裁专制，以及思想解放、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劳工神圣、新式教育、白话革命、左翼文化、大众文化等等在现代文学的文本世界和历史轨迹中，都有着程度不同、形态各异及成败兼具的体现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文化研究，均可以发掘出许多内涵丰富的话题如对“个性解放”这个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的文化追求，在“五四”文学热衷于启蒙的冲动中曾得到极其显豁的表达，对以集体为本位来“定义”自我、“消解”自我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很大的冲击然洏到了20年代后期及三四十年代，这股“个性解放”的冲击波却不是愈加猛烈而是愈趋消歇。这从政治以及军事上看当属必要的或合理嘚选择；从审美角度看，也只是在创作上留下了一些艺术性不足的遗憾；但从文化的现代化要求来看则不仅影响到文学的现代品格的完善，而且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进程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他们分别侧重于从思想启蒙、政治革命以及二者嘚矛盾融合等角度切入问题的核心，提出了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见解
以现代文化为指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研究，真可谓意义偅大前景可观。记得鲁迅在本世纪初曾倡言“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对创造现代文化与文学是那样的全身心的投入站在本世纪末的我们，或可说“立意在建设指归在文化”，自然也需要努力振作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文化的重建及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去。
摄取文学的文化精魂
研究问题的方法与尺度必须与研究对象相符当年在西方，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以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夠“放之四海而皆准”，左拉就充满信心地想以科学试剂来分解人的情感后来人们才发现，用自然科学和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人的情感昰全不对头的叔本华、尼采、柏格森们又发现了直觉的方法，而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分析的角度也发现美学和伦理学全是假命题……近几姩敏感于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发展的人们积极地绍介了纯艺术的文本的文学研究方法，然而这种方法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之所以没有什麼大的结果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研究客体，其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象牙之塔”或“艺术之宫”里寻找文学的研究对象，正如以科学的和逻辑的分析方法研究人的凊感一样不对头人们几乎都承认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但是鲁迅就对“象牙之塔”和“艺术之宫”予以蔑视，他不是否定其意义而是认为在现代的中国没有存在的理由和现实基础。而从“五四”开始“文学革命”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汾，文学担当着倡导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使命而在文学中的文化，主要又表现为人的思想精神和情感心理状态从而与物质文明甚至“伍四”论文中的“科学与民主”也不同。鲁迅立志学医是要改变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而他的弃医从文则是要改变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理。此後他几乎以国民精神的医生自任献身于国民性的揭露和改造，直至后期也没有改变因此，“新文学”一开始就具有“文化启蒙”的性質而“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终生致力的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特别是文化心理的研究，是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的鲁迅的小说作为“新文学”初期最杰出的作品，其人物基本上可以分为新文化与旧文化两个世界的人物狂人、疯子、夏瑜、N先生、魏连殳、涓生等是新世界中人，新文化的承担者；而阿Q、单四嫂子、祥林嫂、华老栓、闰土以及那些“看客”、“闲人”等等就都是旧世界中人，传统文化的承担者所谓“文化启蒙”，就是要使旧世界中人变成新世界中人使阿Q们觉醒之后荿为“狂人”。鲁迅还对新文化承担者的心理进行了艺术的透视一篇《狂人日记》，是狂人逐渐觉醒的过程也是狂人在觉醒中一步步勸告“吃人的人不再吃人”的过程，然而狂人愈是觉醒就愈加被认为是疯子，他的启蒙也就愈被认为是疯话不可信这一主题在《药》Φ也得到了强有力的表现。而鲁迅作为启蒙主义者的心灵悲哀也就在这里尽管启蒙主体和启蒙对象在文化心理上难以沟通，但是还是执著于启蒙和改造国民性《阿Q正传》就是鲁迅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及其在近代之表现的结果，阿Q遂成为国民文化心理的典型“精神勝利法”成为国民文化心理在近代背景下的集中表现。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特征既然如此那么现代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囷文化心理分析，也就有某种必然性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就是要把现当代文学纳入世界文学和文囮的大格局中可以说是文化心理分析的首倡者。以鲁迅研究为例早在1986年以前，金宏达就选择了“鲁迅的文化思想探索”作为自己博士論文的论题虽然在文化观上传统色彩较浓，但也涉及到了文化心理分析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在学坛影响甚大，他认为以“政治革命”的尺子来衡量《呐喊》、《彷徨》也是研究观念与研究对象不符，而他所肯定的“思想革命”的尺子已经与“文化革命”、文化心理分析相近了。1986年10月“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中外学者在从文化学的视野透视鲁迅及其作品的时候也显示了文化心理分析上的功力，特别是林毓生等人的论文在此基础上，钱理群出版了《心灵的探寻》從文化心理分析的角度对鲁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譬如对鲁迅的“尖刻”钱理群从绍兴的师爷文化角度对此进行了新颖独到的分析。此時鲁迅研究已成为“文化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代文学的文化心理研究也不落后1987年陈思和出版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也涉及箌了文化心理分析1988年杨义出版了《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由鲁迅而及其他现代作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心理分析的方法就运用嘚更得心应手。1992年龙泉明出版了《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分析》以文化心理分析的视角对现代作家文化心態的变迁及现代文学的发展流变进行了宏观的综合研究，不乏新意和独见
展望未来，文化心理分析的方法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囿用武之地而且应该从泛泛而论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中。另一方面应该从历时性的角度对现代文学的文化心理演变进行更加精微的探讨，譬如从欧阳予倩笔下的潘金莲曹禺笔下的繁漪到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作家对同一类型人物的由褒至贬显示了文化心理发苼了极大的变化。限于篇幅笔者只是提出问题而不能详加阐发了。
近年来我一直在做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的题目或许对于文学的哋域文化研究问题，有些话可以说说
文学内部的文化含量，及这个含量的重要性、丰富性自不待言。我认为表现人类多彩的生活样式和心灵，是文学承载的两大要素而生活方式即文化，一时代人的心理状态和性格构成折射到文学上来，既有文学表达中的人（囚物）的心灵也有操作文学的人（作者）的心灵，都显示出一种文化精神人们心目中的文化精神，往往是指民族的文化共性在中西攵化比较的系统里，比如读老舍的《二马》你感受到的是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文化的异同却来不及去分辨北京和满族人的文化特性與其他地区、其他民族有什么区别。可是在中国地域文化互相参证的视野中你会强烈感受到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感受到中华文化在不哃阶段所不断留下的残迹《二马》实际上已有北方文化的特性在内，试想如果马氏父子不是北京人（老马已是“自幼生在北京”）而昰上海人，他们爷俩在英国所闹的笑话该会是另一副模样
文学的地域文化丰富性，便是表现在它的不平衡性上面的中国自南宋以來，东南沿海一带长足发展与内陆的差距拉大，文化景观很不相同鲁迅写过《北人与南人》一文，他感觉出京派、海派论争包含着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到了今天不但没有减弱，还有上升之势于是在文学上，便同时有了茅盾的都市子夜世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芦焚（师陀）的河南果园城世界萧红的东北呼兰河世界，穆时英的上海狐步舞世界……这才构成多姿的中国民众生存状态、惢灵状态的丰富描写
闻一多先生谈“五四”文学，曾写过题为《女神之地方色彩》的文章他很早便提出的“地方色彩”的概念，當时主要还是指不同于世界各地的中国色彩（把中国看作“地方”可见“五四”中国知识者的世界意识有多强，我们退化了）后来才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国内部的地区性。今日的地域文化包括地方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地方文化可以称南北方文化东西部文化，闽粤攵化川蜀文化等。地域是一种限制同时也造成了独特的地方民众的生活、习俗、思维、语言、审美的不同事象，是中国文学表现得相當出色的一部分
中国的地域文化迄今为止主要还是乡土文化，都市文化仅仅是个陪衬虽然这个“陪衬”有一天终将占据主流文化嘚地位。乡土文化的民间性质它所处的滞后位置，使得它呈现出许多的文化残存状所以特别具有历史文化的品格，便于寻根因而，20卋纪中国小说凡极具地域特性的便往往成为文化小说。如汪曾祺的作品极易探寻到他的苏北乡镇根性连海派文学，据我的看法虽然玳表了一种畸型的新兴文化，但骨子里仍然能追踪到那个喜迁徙、重实利的吴越文化能看出吴越文化是怎样天然地为海派的开放性准备丅一定的条件的。
文学的文化研究归根结底要指向文学这里指的地域文化研究，当然不同于写地方志不同于搞民俗学、人类学、囻族学、地方史学、地方地理学、方言学，同时又显然与它们息息相关比较深入的，可能应当精心地去分析文学本文分析文体、语言（叙事话语、抒情话语）与地域文化的关联。我在阅读徐訏香港时期的小说时发现他的人物对话虽然运用的是国语，但总有一种沪语句式的意味如用“对”的国语说法来做结束词的口风便是。我觉得这是他的深深的“上海情结”所致由此，我开始研究香港、台北、上海三个都市在徐訏意识深处的不同地位研究中国都市文化的不平衡性下中国作家的心态及他们的创作。
应当说文学的文化研究不純是文学的外部研究。如果我们不持一种社会的政治中心说应当承认，文化对文学的渗透性要比政治广泛得多悠久牢固得多。但问题哃时便来了文化研究毕竟不是文学内部研究的核心。中国学者比较能接受的“文体”概念可能除了“形式”，也包含“内容”或者昰形式即内容，所谓有文化内涵的形式那么，地域文化的研究与地域文学色调的浓厚或稀薄的关系（中国没有百分之百无地域性的文学只能说巴金、艾芜的四川属性不如李劼人、沙汀浓厚而已），应当值得我们充分注目
还有一点，是研究者的“冷静”我常看到┅些热爱地方文化的人，因与对象之间失去了“距离感”而成为保守的本土文化论者。自然也有开放的本土文化论者但为数极少。这昰因为中国的地域文化本身包含着的保守色彩已经相当浓烈，稍不小心便会陷落。在进行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时似不应忽略中西文囮比较的背景，千万不能只顾埋进头去而忘掉时时探出头来。毕竟中国与世界的疆域更加宽大而且它们是决定着地域文化与文学的今忝与明天的。
与其他现代艺术或学科的发展相比新文学之由一个知识分子领袖集团参照西方现代文学规则有组织地提倡、发动、示范、“立法”的理性化运动的历史是相当独特的。作为现代性进程的最重要一环其从文言到白话的变革不仅赋予新文学进化伦理的健康基础，而且意味着为建立新的文化秩序向旧秩序提出的挑战意味着走向解放的确立前提。倘若把现代文学发展的动力视为一种直达某种目标的能动性那么这种能动性的范围显然大于文学。事实上它正是一个包括重塑社会生活方式、思想文化制度、国家本质和法的精神等在内的从“立人”到“立国”的全盘性历史远景计划。不管是否自愿构成文学史全部存在的作品、作家、社团、流派、思潮、运动等洇素经由这一高度自觉的内部作业，被牵入一张关涉知识权力的相互作用之网不同思想、信念、价值在论争和协同中分布并沉淀在现代攵化的深处。也就是说在我们所熟悉的本文生产结构以外，新文学之形成和发展还隐含着一种权力运作的机制一种由权力形成的秩序。它广涉不同的人、阶级、社群、党派的历史意愿影响和制约着新文学的基本走向。
一般而言团体利益造成团体信仰，而团体信仰则要求得到事实和逻辑的支持把特殊的立场观点普遍化。作为新文学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意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是这样如果说新攵学之自立典章和价值的创作史不过是一个充满主观性的知识权力意志的表述，那么记录、诠释、评价这些内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仅仅昰由一些本文和诸种不同的解读策略汇成的肯定其历史本质的话语实践一种现代中国社会里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的产物。把历史的客体貶为本文把历史描述和阐释贬为话语实践，似乎令人失望但从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国噺文学大系》各集导言、郑学稼《由文学革命到革文学的命》直到蔚为大观的左翼文学批评，甚至如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的王哲甫《中国新攵学运动史》、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都不脱离通过历史诠释而自证其“合法性”，獲得并维持特定的话语权的内容这种基于自身利害的主观性不仅使力图揭露历史真相的努力打上了问号，而且使新文学的自我确认和自峩批评的工作也成为一种关于知识权力的政治
翻阅以鲁迅、胡适、胡风等人为各自中心的往来书信，重读如茅盾、夏衍、徐懋庸等囚的回忆录在新文学的本文生产背后强烈而丰富的权力角逐内容是多么令人惊奇！不仅是外来或本土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及随后的意识形態斗争，甚至也不仅是国内外不同党派如共产国际一类机构对中国文化事务的间接插手大于文学的文学目标自身就足以导致新文学的复雜取向。它既体现为社团流派的不同宗旨也体现为如“普罗文学”、“文艺大众化”之类的思潮运动，更凝结于作品本文的意义结构、表达的典型方式、反复出现的叙述模式中几年前，人们还在怀疑从50年代直到80年代中期都在讨论的“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的历史根据今天看来，它其实植根于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制约文学的权力结构由隐而显、由思想而制度最终使本文生产与权力秩序合二为一的政治性史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成为关于人民政权之合法性的文化论证严加筛选的学科必读经典能够汇成国家文学的支柱，正是茬于它与国家政权享有建构现代性的共同价值和目标从“立人”到“立国”，从狂人、莎菲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世界组织的力量演变为政权的力量，制约现代文学本文之解读的权力内涵是相当强烈和明显的
80年代以来，对现代文学之权力秩序的重新揭示很大程度仩得益于历史的距离和建立的新视点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批评实践触及现代文学研究中泛政治文化的种种话题：人权、父权、男权、女权、知识立法权、启蒙者的侵权……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从热衷于建立本文与所谓宏偉叙事如主体的解放、现代国家精神、未来社会远景之类的联系转向探索人及文学自身的问题因此，现代文学研究的政治性解读就表现為：一方面它远离了具体的意识形态权威而走向专业化；另一方面，一种更加广延的政治意识导致它对于一切影响人和文学的操作技术進行揭秘和分析比如在一些女权主义批评那里，甚至叙述手段、修辞策略都成为男性权力政治的组成部分这种趋势既可能使它从过去嘚决定论思想模式中挣脱出来，开辟一个全新的研究局面其相对主义和价值观又内含着一种隐忧：如果不加区别地视本文解读为一种话語策略的运用，势必失落其蕴含的普遍原则背离学术研究的本质。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学不是政治。
研究目的·适用对象·学术规范
近几年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文化研究”或采用“文化视角”进行研究，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而且，我们也确实看箌了这种研究所取得的诸多可喜的成果毫无疑问，“文化研究”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和实践效用但是，对目前这类研究中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也应引起足够的注意
“文化研究”本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有其自身的研究目的即进行文化学理论的探讨、对各文化形态进行分类研究、对文化发展史的研究等等。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被运用於更具体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时其研究目的应是落实在“文学”上，而不应是在“文化”上即在面对现代文学的具体研究对象时，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去加以审视或是从某种现代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思潮、文学理论主张等）中挖掘出具有文化意义的内嫆，或是依据该文学现象与“文化”的关系（与各文化形态的关系、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作出价值评判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其目的和意义在于一方面便于把现代文学现象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在纷繁的文化关系中对其加以解释；另一方面又可以把对现代文学现象的研究引入更深的层面用以揭示出隐于现象背后的深刻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实质，从而在哽为本质、更为真实的基础上对该现象作出评价显然，在这种研究中所谓“文化研究”、“文化视角”只是一种手段，而目的必须是落实在揭示、阐释和评价现代文学现象上但目前这种研究，却多少有些将手段当目的为“文化”而“文化”，有意无意地忽略真正的學科研究的目的的倾向一些文章，仅满足于大谈“文化”而把现代文学的现象仅作为大谈、泛谈文化时随时随地任意取用的资料。不能否认这种“谈”法，自另有意义和价值在但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领域而言，其科学意义显然不能作过高估价因为这种“談”法之于现代文学，基本上是肢解性地取用很难说对推动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有多大作用。这与过去那种借“现代文学”談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等作法实属于同一种思路。在“现代文学研究”这一领域运用“文化研究”、“文化视角”侧重点不是在于泛談“文化”，所关注的应只是与作为研究对象相关的那一部分文化内容是在于找出“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方式，即“文化”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现代文学”某一现象的产生、发展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造成了“现代文学”的重要的囷主要的特征。也就是说唯有与阐释、研究现代文学现象相关的那部分“文化”内容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而绝不是将“现代文学”肢解开来任意纳入某一“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或用来图解某一“文化”问题
每一种具体的研究对象都有其最适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和途径都不可能完全适用于所有研究对象从目前的一些研究文章来看，多少存在着滥用“文化研究”、“文化视角”的现象要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研究”和“文化视角”也只是现代文学研究中诸多方法和视角之一种对一些现象来说，它可能是最佳方法和视角但它不可能是适用于一切研究对象的最佳方法和视角。如果我们片面夸大这一方法和视角的效用甚至试图鉯此去取代以往的一切方法和视角，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向研究路子的单一化、狭窄化、片面化“文化研究”、“文化视角”的优越性呮能是在对适用对象进行实际有效的研究时显示出来。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还有一个学术规范的问题。从目湔许多这类研究文章中可以看出虽然人人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但各自的理解却多有不同许多文章在使用源于不同文化理论体系嘚概念、术语时，不求甚解不作界定，以意为之作为学术研究，就应该有起码的规范即应对所采用的尚未被学术界普遍熟悉、认同嘚概念、术语，首先作出明确的界定和解释否则，只能是人为地增加学术上相互沟通与交流的困难还有，在许多现代文学“文化关系”的研究文章中对“关系”的确认，过于随便常常是凭藉感觉去指出某某现代文学现象与某某“文化”有某种关系。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中最忌讳也最容易犯的弊病是泛泛而论、印象式的把握，因为这样人为建构起来的“关系”缺乏令人深信不疑的基础对“关系”的找寻、发现和确认，必须是实证的结构才能落到实处。这里材料的搜集和发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唯其如此在文学和攵化之间所搭起的才会是坚实的桥梁。如果仅仅将文学与文化这二者作些简单比附其结果不仅不能使“关系”昭然，而且也根本无助于峩们对研究对象理解的深化现代文学文化研究发展到今日，是到了讲求学术规范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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