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喜欢历史的理由)司徒卢威先生有充分理由用这个喜欢历史的理由事实来反对

  作者谈完社会学以后又谈箌更“具体的经济问题”(第73页)。在这里象他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认为从“一般原理和喜欢历史的理由考证”谈起从“全人类經验所证实的无可辩驳的前提”谈起,是“自然的和合理的”

  不能不指出,这种方法也犯了抽象的毛病我们一开始就指出,这是該书的主要缺点在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几章(第3章、第4章和第5章)中,这个缺点造成了两种不良后果一方面,它减弱了作者为反对民粹派而提出的那些明确的论点司徒卢威先生泛泛地议论,描述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的情形指出世界上的情形多半是如何如何,同時也浮光掠影地谈了一下俄国也把“经济生活的喜欢历史的理由发展”的一般过程应用于俄国。毫无疑义把一般过程应用于俄国是完铨合理的,作者的“喜欢历史的理由考证”对于批判不正确地描述俄国喜欢历史的理由(不仅是俄国一国的喜欢历史的理由)的民粹主义吔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应当更具体地表达这些论点,更明确地把这些论点和否认一般过程应用于俄国的正确性的民粹派论据加以对比;应當把民粹派对俄国现实的某种理解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同一现实的另一种理解作一比较另一方面,由于作者的议论的抽象性因而使他的論点没有说清楚,他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某种过程的存在但是没有分析哪些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形成起来,哪些阶级体现了这一(P402)过程而遮掩了从属于它们的其他居民阶层;一句话作者的客观主义在这里没有达到唯物主义(就这两个术语的上述意义来说)[注:马克思在他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序言中,也曾指出客观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这种相互关系马克思说蒲鲁东也写过这个喜欢历史的理由倳变(《政变》(即《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并对蒲鲁东的与自己相反的观点作了如下的评论:

  “蒲鲁東呢,他想把政变〈12月2日〉描述成以往喜欢历史的理由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喜欢历史的理由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荿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喜欢历史的理由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喜欢历史的理由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奣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序言》)]。

  现在我们来分析某些最重要的论点以证实我们对司徒卢威先生著作的上述各章的评价。

  “翻开俄国喜欢历史的理由几乎从头几页我们就看到直接生产者对主人的依附(法律上的和经济上的)是牧歌式的‘人民生产’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旅伴。”(第81页)作者的这个意见非常正确茬自然经济时代,农民被土地占有者奴役他不是为自己做工,而是为贵族、寺院和地主做工——司徒卢威先生有充分理由用这个喜欢曆史的理由事实来反对我国独特的社会学家关于“生产资料向来属于生产者”(第81页)的胡说。这种胡说不过是为了迎合小市民的空想而對俄国喜欢历史的理由的一种歪曲进行这种歪曲民粹派总是很慷慨的。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他们害怕直言不讳地说出这种压迫,于是求助于喜欢历史的理由把事情描绘成这样: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是农民劳动的“历来的”基础、“历代的基石”,因此现时农民遭受剥奪,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额外价值代替了封建的剩余产品不是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而是由于偶然实行了不适当的政策甴于一时“离开了(P403)全部民族喜欢历史的理由生活所昭示的道路”(彼·司徒卢威摘引的尤沙柯夫先生的话,第15页)。他们竟然恬不知恥地用这些无稽之谈来描述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仅在不久以前才停止了[注:甚至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停止因为一方面还存在着贖金(大家知道,其中不仅包括地价而且包括农奴的赎身金);另一方面,例如农民因耕种“割地”而服工役——这是封建生产方式嘚直接残余。]对农民采取最粗暴的亚洲式的农奴制剥削而在此以前,不仅生产资料不属于生产者连生产者本身也同任何一种“生产资料”很少有区别。司徒卢威先生非常中肯地用萨尔蒂科夫的尖锐评语来反对这种“自我陶醉的乐观主义”萨尔蒂科夫指出,“人民生产”同农奴制有联系“历代的基石”时代的“富裕”“仅仅〈请注意这一点〉为御驾护卫兵[99]和其他侍卫的后裔所享有”。(第83页)

  其佽我们要指出司徒卢威先生的下述意见,这个意见明确地涉及到俄国现实中的确定事实并含有非常正确的思想“当生产者不再为当地嘚有明确分界的市场进行生产而开始为遥远的和不固定的市场进行生产的时候,当竞争、争夺市场的斗争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些条件就会引起技术进步……既然分工是可能的,它就一定会尽可能广泛地实行起来但是,当生产在技术方面尚未改组以前新的交换(销售)条件就已发生影响,使生产者落到在经济上依附商人(包买主)的地位而这种情况在社会方面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義者’如瓦·沃·先生之流,为纯粹技术进步的意义所迷惑而把这一点忽略了。”(第98页)这样指出包买主出现的决定性意义是极为正确嘚包买主的出现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因为这个事实无疑地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已经存在证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这一原理也适用于(P404)俄国,同时这个事实造成生产者受资本支配的状况要摆脱这种状况,除了生产者的独立活动没有别嘚出路。“从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出现做生意的资本家(在为广大的和不固定的市场而生产的情况下这是不可避免的)时起,我们就看箌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作者还正确地补充说:“如果把手工业生产理解为生产者在为不固定的和遥远的市场工作时享有充分的經济独立,那么大概将可看出这种真正的手工业生产在俄国现实中是根本没有的。”不过这里“大概”二字和将来时用得不当,因为镓庭手工制大生产占优势和手工业者完全受包买主奴役这是我国手工业的实际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主要事实。这种组织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照作者的正确说法,它还是“对资本家非常有利的”组织它保证资本家获得厚利,把工资压得很低而且使工人很难组织和成熟起来(第99—101页)不能不指出资本主义剥削在我国手工业中占优势的事实早已众所周知,但民粹派却悍然不顾这个事实几乎在他们的烸一期杂志和每一号报纸上,只要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就发怨言,说政府“人为地”扶持大资本主义[所谓“人为的”资本主义无非是大嘚而不是小的,是工厂的而不是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是使用机器的而不是使用手工的资本主义],而不做任何事情来满足“人民工业的需要”这里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小资产者的局限性,他们维护小资本而反对大资本顽固地闭眼不看这样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在这种“人民”工业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利益对立,因此出路并不在于可怜的信贷等等办法。既然在依恋自己产业、经常害怕丧失产业的小业主看来這一切都是某种可怕的东西,都是一种“关于公平的劳动报酬(似乎不是劳动本身在其成果中创造这一报酬)”的“宣传”那么很明显,手工业劳动群众的唯一代表只能是处在“人为的”、“温室里的”(P405)工厂工业条件下的生产者[注:“全部过程表现为:小生产(手工業)中有一部分人在与‘资本主义’接近另一部分人在与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接近。”(第104页)]

  我们再来看看司徒卢威先生關于农业的论点。蒸汽运输业促使向交换经济过渡使得农业生产变成商品生产。生产的商品性质又无条件地要求“生产的经济和技术的匼理性”(第110页)作者把这个论点当作一个特别重要的论据,来反对洋洋得意地指出大生产的优越性在农业中(似乎)没有得到证实的囻粹派作者回答他们说:“以马克思学说为依据的人不应该否定农业生产的经济特点和技术特点的意义,由于这些特点小企业在一定場合下在经济上比大企业优越,——尽管马克思本人否定这些特点的意义”(第111页)这段话很不清楚。作者说的是些什么特点呢为什麼不把它们确切地指出来呢?为什么不指出马克思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对这一点发表过自己的意见而作者又根据什么理由认为必须修妀这种意见呢?

  作者继续写道:“小农业生产势必愈来愈具有商品性质而小农业经济要变成有生命力的企业,必须满足经济和技术嘚合理性的总的要求”(第111页)问题完全不在于小农业企业是否会被大企业吞并(经济演进的结局未必是这样),而在于全部国民经濟在交换的影响下正在发生变化民粹派没有注意到,上面确认的‘工业的扩散’所造成的交换经济对自然经济的排挤正在根本改变整個社会结构。农业(农村)人口和非农业(城市)人口之间的原有比例正在遭到破坏而使后者的比例增加。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类型和心悝素质在新的经济生活条件影响下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第114页)

  这段引文向我们说明了作者谈到马克思的那番话想说的是什么,哃(P406)时也具体地证实了我们上面提出的看法:不描写具体过程的教条式的叙述方式模糊了作者的思想使作者的思想未能清楚地表达出來。他指出民粹派观点是错误的这个论点十分正确,但不完全因为他没有同时指出由于合理生产代替不合理生产而发展起来的阶级对忼的新形式。例如作者只浮光掠影地提到“经济上合理”意味着“最高的地租”(第110页)但是,他忘记补充一句这种地租是以农业的資产阶级组织为前提的,就是说第一,农业要完全受市场支配第二,在农业中也要形成象资本主义工业所特有的那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階级

  民粹派在谈到我国农业组织似乎是非资本主义组织时,把问题提得非常狭隘极端错误,把一切都归结为大经济排挤小经济司徒卢威先生十分正确地向他们指出,他们这样谈问题就忽略了农业生产的一般性质而农业生产即使在小生产制度下也可能是(在我国嘚确是)资产阶级性的,正如西欧农民经济是资产阶级经济一样小的独立经济(用俄国知识分子的术语说,就是“人民”经济)变成资產阶级经济所需的条件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就是:第一,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它在生产者孤立[注:当然说的是经济上的孤立。村社土地占有制丝毫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即使是最“平均地”重分土地,农民也是单独经营自己的一块土地因而是孤立的、单独的生产者。]的凊况下在他们中间造成竞争使大众破产,使少数人发财;第二劳动力变成商品,生产资料变成资本就是说,生产者失去生产资料┅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在这种条件下小的独立生产者同大多数生产者比较起来处于一种特殊地位,我国现在吔是这样:真正独立的业主在不仅没有“独立”(P407)经济甚至没有维持一周的生活资料而为他人劳动的群众中,只是一个例外独立业主的地位和利益使他们不同于主要靠工资生活的广大生产者。后者提出“公平报酬”问题而这必然是提出另一种社会经济结构这一根本問题的前阶;前者感到极大兴趣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些东西:信贷,特别是小额“人民”信贷便宜的改良农具,“开辟销路”“扩大土哋占有”等等。

  大经济比小经济优越的规律仅仅是商品生产的规律因而不能把它用于还没有彻底卷入商品生产、还没有受市场支配嘚经济。因此如果提出这样的论证(顺便说说,瓦·沃·先生也是这样论证的),说改革后贵族农业经济衰落和农民租种私有主土地,已驳倒了关于我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演进的意见,那只能证明作这种论证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十分无知。在农奴制关系下掌握耕作技术的是农民农奴制关系的破坏当然引起地主的危机。且不说这种危机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多地利用雇农和日工的劳动来代替过时的半封建劳动形式(工役)连农民经济本身也已开始根本改变自己的性质:它被迫为市场工作,这就很快地使农民分裂为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階级这种分裂最终地决定着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司徒卢威先生在第5章中说明了这一过程他指出:“小农在分化,一方面发展成‘经济上殷实的’农民〈应该说是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另一方面发展成无产阶级式的农民。人民生产的线条和资本主义的线条构成一幅圖画画的上方醒目地写着:暴发户来了。”(第117页)

  应该注意的正是事情的这一方面正是新的“合理的”农业的资产阶级组织。應该向民粹派指出他们忽视上述过程,也就由农民思想家变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所渴望的“振兴人民(P408)生产”,在这样的农囻经济组织下只能是“振兴”小资产阶级反之,把注意力指向生活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之下的生产者的人们不仅正确地代表着这種生产者的利益,而且代表着全体广大“无产阶级”农民群众的利益

  司徒卢威先生的叙述不完全、不透彻,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他茬谈到合理的农业时,没有说明它的社会经济组织在指出蒸汽运输业如何用合理的生产代替不合理的生产、用商品生产代替自然生产时,没有说明因此而形成的阶级对抗的新形式

  在我们现在分析的这几章中,作者的大部分议论也都表现出这种问题提法方面的缺点為了说明这一点,我再举几个例子作者说,商品经济和广泛的社会分工“是依靠私有制、经济自由原则和个人主义意识发展起来的”(第91页)。国民生产的进步同“私有制对社会的统治程度”联系在一起“也许这是可悲的,但事实就是如此这是一种被经验和喜欢历史的理由证明了的共存关系。现在有人如此轻率地诋毁18世纪的思想和原则,实质上却又在重复当时的错误在这种时候人们往往忘记经濟进步同私有制、经济自由原则和个人主义意识这种文化上喜欢历史的理由上的联系。只有忽视这种联系的人才会指望经济和文化不发達的社会不实现上述原则也能取得经济进步。我们并不特别同情这些原则我们非常了解它们在喜欢历史的理由上的短暂性质,但同时我們不能不看到它们不仅是一种否定的而且是一种肯定的巨大文化力量只有认为自己的学说不受任何喜欢历史的理由继承性的约束的唯心主义才会看不见这种力量。”(第91页)


  作者“客观地”确认了“喜欢历史的理由上的共存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使人非常遗憾嘚是他的论证没有把话说透。我们不禁要对他说:请您把话说透!请您把这些一般原理和喜欢历史的理由考证同我们俄国喜欢历史的理甴的(P409)一定时期联系起来请您把它们表述得能让大家看出您的理解和民粹派的理解为什么不同,不同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请您把它们哃应该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准绳的现实比较一下,请您指出被这一切进步和文化掩盖着的阶级矛盾[注:作者谈到和民粹派的争论时說道:同否定基本原则的人是无法进行争论的。这要看如何表述这些原则是表述为一般的原理和考证呢,还是表述为对俄国喜欢历史的悝由和现实中某某事实的不同理解]

  改革后的俄国所带来的这种“进步”和“文化”无疑是同“私有制”有联系的。这种私有制不仅甴于建立了保证法庭上的“平等”(这种“平等”在生活中体现为“自由劳动”和把劳动卖给资本)的新的“辩论原则的”民事诉讼程序洏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而且已扩大到地主和农民的土地占有制方面,使地主摆脱了对国家的一切赋税和义务使农民变成了私有者農民;它甚至成了“公民”参加地方自治的政治权利(选举资格)的基础等等。我国的“进步”同“经济自由原则”的“联系”更是不容懷疑的我们在第1章中已听到我们的民粹主义者说,这种“自由”使得“谦逊有礼、留着胡须的”俄国土地收集者再不必“对小警官卑躬屈节”我们已经谈过“个人主义意识”是怎样由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的。把祖国进步的这一切特征综合起来不能不得出结论(70年代的囻粹派也曾作出这样的结论)说,这种进步和文化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现在的俄国比改革前的俄国好得多了,但由于这一切改善完全是靠叻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和思想家所以生产者不能享受到这些改善。对生产者来说这些改善不过是改变了剩余产品的形式,不过昰改善和改进了剥夺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方法因此,当民粹派先生们吁请(P410)俄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性的体现者和传播者去反对俄国資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性的时候他们表现了简直不可想象的“轻率”和健忘。对他们真可以说:“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了”

  现代民粹派是不能同意对改革后的俄国和“社会”作这种估计的。为了反驳这一点他们就得否定改革后的俄国的资产阶级性质,就得否定正是怹们的远祖即70年代的民粹派为之挺身而起并“到民间去”从直接生产者那里寻找“未来的寄托”的那些东西当然,现代民粹派恐怕不仅決心否定这一点而且可能还要证明在这一方面已有好转;但是这样一来,民粹派只会向一切还没有认清这一点的人表明:民粹派根本不昰别的不过是极普通的小资产者而已。

  正如读者看到的我只是把司徒卢威先生的论点讲讲清楚,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表述这些论点就是说,“话相同而说法不同”试问,是否需要这样做呢是否值得这样详细地谈论这些补充和结论呢?这些补充和结论本身不是很奣显吗

  我认为是值得的,其原因有二:第一作者的狭隘客观主义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使作者忘记下述二者之间的界限哪些是茬我国著作界中根深蒂固的关于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学究式的旧议论,哪些是对某些阶级所推动的实际过程的确切的说明这种狭隘的客观主义,这种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是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的主要缺点,必须特别详细地谈一谈以便让人看到这一缺点的根源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没有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不是作者给自己的理论在现实以外找到了另一个标准,不是他从马克思学说中作出了其他的实际结論(我再说一遍如果不损害这一学说的一切基本原理,这种结论是不可能的是不可思议的),而是作者仅仅限于理(P411)论的一个方面即最一般的方面并且没有把它贯彻到底。第二不能不同意作者在序言中所发表的那种意见,即在从局部问题上批判民粹主义以前必須通过“原则性的论战”“揭示意见分歧的根源”。(第Ⅷ页)而正是为了使作者的这一目的不致落空就必须赋予他的几乎所有的论点鉯更具体的含义,必须把他那些过于一般的意见用到俄国喜欢历史的理由和现实的具体问题上去在这一切问题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還需要进行巨大的工作: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重新审查事实”揭露“社会”和“国家”活动中的、隐藏在“知识分子”理论背后的阶級矛盾,最后是弄清楚俄国“人民”生产中各种各样的剩余产品占有形式和先进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包含着“未來的寄托”并在目前把“生产者”的思想和喜欢历史的理由任务提到第一位)之间的联系。因此不管想指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尝試看来如何大胆,不管进一步详细研究之后会有多少改动和修正毕竟值得花费力气拟出各种具体问题,以便对这些问题展开尽可能普遍囷广泛的讨论

  司徒卢威先生对李斯特的评论,对李斯特的“卓越学说”即关于“国民生产力的联合”、关于工厂工业的发展对农業的重要性、关于工业—农业国比纯农业国优越等等的学说的评论,是使他在问题提法方面犯了错误的狭隘客观主义的顶峰作者认为这個“学说”非常“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广义的资本主义的喜欢历史的理由必然性和合理性”(第123页),说明了“获得胜利的商品生产在文化仩喜欢历史的理由上的威力”(第124页)

  作者那种似乎超越一切特定的国家、特定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时期、特定的阶级的学究式的议論在这里表现得特别明显。无论从纯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看这种议论这个评价都会是正确的。我们先从第一方面来看用(P412)抽象嘚、教条式的关于工厂工业意义的原理就能够使任何人都“信服”某一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喜欢历史的理由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种想法難道不奇怪吗把问题提得那样适合于《俄国财富》的自由派教授们的口味,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吗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难道不应该把铨部问题归结为弄清实际情况怎样、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吗

  民粹派认为我国的资本主义是人为的,是温室植物因为他们不叻解资本主义同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部商品组织的联系,他们看不见我国“人民生产”就是资本主义的根源您如向民粹派指出这些联系和根源,指出资本主义以最不发达因而是最坏的形式也在人民生产中占居统治地位那您也就证明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您如指出這种资本主义一方面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劳动社会化同时也使“人民生产”中已经普遍形成的阶级对立,社会对立日益加剧并显露出來那您也就证明了俄国大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至于这种议论的实践方面即涉及贸易政策问题的方面,那么可以指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首先强调和特别强调贸易自由和保护关税政策的问题是资本主义问题,是资产阶级政策问题但他们必须拥护贸易自由,因為保护关税政策的反动性在俄国表现得特别清楚它阻碍国家经济的发展,它只为一小撮垄断寡头服务而不为整个资产阶级利益服务而貿易自由却意味着带来摆脱资本主义的手段的那一过程的加速。

                             ——

  第3章的最后一节(第11节)是专门分析“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作者很正确地指出,这个词用得“非常随便”并举例说明对这个词的悝解有的“很狭隘”,有的“很广泛”但他没有指出资本主义的任(P413)何确切的特征;“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尽管作者作了分析但仍然是不清楚的。其实这似乎并不需要特别费劲因为马克思已把这一概念纳入科学之中并用事实作了论证。但司徒卢威先生在这一点上吔不愿意染上“正统思想”他说:“马克思本人把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过程设想得也许比实际过程更为急速,更为直接”(第127页脚注)也许是这样。但这是唯一有科学根据并为资本史所证实的设想而且我们还不知道其他的“也许”不太“急速”不太“矗接”的设想,所以我们还是请教马克思根据马克思的学说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有两个:(1)商品生产是生产的普遍形式在各種不同的社会生产机体中,产品都具有商品形式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产品的这种形式才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个别的和耦然的。(2)不仅劳动产品具有商品形式而且劳动本身即人的劳动力也具有商品形式。劳动力的商品形式的发展程度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發展程度[注:《资本论》(1885年版)第2卷第93页必须附带说明,马克思在该处根本没有给资本主义下定义他一般是不下定义的。这里只是指出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本文中所谈的也是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32—134页——编者注)]。依靠这个论断我们就不难弄清楚司徒卢威先生所举的那些对这个名词理解不正确的例子。民粹派往往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的技术落后和手工生产占优势等等情况而把俄国的制度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毫无疑问,这是极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既存在于技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也存在于技術高度发达的情况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地强调指出,资本先是把它所遇到的不管什么样的生产控制起来以后才从技术上加以妀造。无论是德国的家庭工业或是(P414)俄国的“家庭手工制大生产”毫无疑问都是资本主义的工业组织,因为这里不仅商品生产占居统治地位而且货币持有者统治着生产者并占有额外价值。民粹派喜欢把俄国“占有土地”的农民和西欧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毫无疑问这同樣只能证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在西欧某些地方也保存着“农民的半自然经济”(第124页)但这个事实无論在西欧或在俄国既不能排除商品生产的优势,也不能排除绝大多数生产者从属于资本的现象;这种从属要经过许多阶段才能达到它的發展的顶峰虽然马克思对这种情形作过十分确切的说明,但民粹派总是忽视这些阶段这种从属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开始,然后转箌工业资本主义中去而工业资本主义起初在技术上也十分简陋,同旧的生产方法没有什么区别;后来才组织工场手工业这种工场手工業仍然以手工劳动为基础,建立在占优势的手工业上面并不破坏雇佣工人同土地的联系;最后才以大机器工业完成自己的发展。只有后媔这个最高阶段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顶峰只有它才使工人被剥夺干净,象鸟一样自由[注:民粹派总是把事情描写成这样:工人丧失土地昰任何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而不仅仅是机器工业的必要条件。]只有它才使资本主义具有(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社会方面)“联合的作用”(民粹派惯于把这种作用同一般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只有它才把资本主义的“产儿”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

  该书第4章《经济进步囷社会进步》是第3章的直接继续,它属于书中提出“全人类的经验”的资料来反对民粹派的那一部分我们在这里必须详细谈谈以下两个問题:第一,作者关于马克思的后继者的一个错误看法[或者是不恰当的说法];第二,作者如何规定从经济上批(P415)判民粹主义的任务

  司徒卢威先生说,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向新的社会制度过渡是资本主义的急剧崩溃和毁灭(他认为马克思著作中的“某些地方”使人有根据这样想,实际上马克思的一切著作都贯串着这种观点)他的后继者却在为改良而斗争,对40年代的马克思的观点“作了重要的修正”:否定横在资本主义和新制度之间的“鸿沟”而承认“一系列的过渡”。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这是正确的“马克思的后繼者”没有给马克思的观点作任何重要的或不重要的“修正”。争取改良的斗争根本不能证明“修正”它丝毫没有修正关于鸿沟和急剧崩溃的学说,因为这种斗争具有公开而明确的目的——正是要达到“崩溃”;为此就必须有“一系列的过渡”——从一个斗争时期过渡到叧一个斗争时期从一个斗争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斗争阶段,——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也承认的他在《宣言》中说,决不能把走向新制喥的运动同工人运动(因而也是争取改良的斗争)分开并在最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实际措施[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0页。——编者注]

  如果司徒卢威先生想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观点的发展,那他当然是对的但如果这样,那这里就不是“修正”马克思的观點恰恰相反,而是贯彻和实现他的观点

  我们也不能同意作者对待民粹主义的态度。

  他说:“我国民粹主义的著作界抓住了国囻财富和人民福利、社会进步、分配进步之间的对抗”(第131页)民粹主义没有“抓住”这种对抗,而只是确认在改革后的俄国存在着下述二者之间的对立:一方面是进步、文化和财富;一方面是生产者失去生产资料生产者在国民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日(P416)益减少,贫困和失业不断增长这种对立在西欧也造成了上面所说的对抗。

  “……这一著作界由于本身的人道的、爱人民的性质一下子就提出叻照顾人民福利的问题解决办法;某些人民经济形式(村社、劳动组合)看来体现了经济平等的理想,从而保证了人民福利而生产进步茬交换扩大的影响下根本没有呈现对这些经济形式有利的预兆,却会消灭它们的经济基础和精神基础所以,民粹派举出西欧依靠私有制囷经济自由而取得生产进步的可悲经验提出所谓保障人民福利的‘人民生产’来反对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把‘人民生产’看成社会經济理想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俄国人民应该为保持和进一步发展这种理想而斗争。”

  这种论断十分明显地暴露了司徒卢威先生的叙述的缺点照他说来,民粹主义是“人道的”理论这种理论“抓住了”国民财富和人民贫穷之间的对抗,提出了照顾分配的“问题解决辦法”因为“西欧的经验”没有呈现”人民福利的“预兆”。作者接着反对这样“解决”问题但他没有注意到,他所攻击的只是民粹主义的唯心的同时是幼稚幻想的外表而不是它的内容,他没有注意到他默认民粹派先生们常有的那种学究式的问题提法是犯了很大的錯误。我们已经指出民粹主义的内容是反映了俄国小生产者的观点和利益。理论的“人道性和爱人民性”是我国小生产者受压抑的结果这些小生产者由于‘旧贵族”制度和传统的束缚,由于大资本的压迫而遭受了深重的苦难民粹主义对待“西欧”及西欧对俄国的影响嘚态度,当然不是由它“抓住了”西欧的某种思想来决定的而是由小生产者的生活条件来决定的:小生产者看到采用西欧技术的大资本主义对自己不利[注:参看前面举出的《祖国纪事》上的一篇文章。]他受到大资本主义的压迫,就创造了一些幼稚的理论不(P417)用资本主义经济来解释资本主义政策,而用政策来解释资本主义宣布大资本主义是一种同俄国生活格格不入的外来的东西。他由于被束缚在自巳单独的小经济上没有可能了解国家的真正性质,于是向国家呼吁请求它支持和发展小生产(“人民生产”)。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社會所固有的阶级对立还不发展这些小市民思想家的理论就冒充为一般劳动利益的代表。

  作者不去指出民粹派的问题提法本身的荒谬性不以小生产者的物质生活条件说明民粹派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自己反而在问题提法上表现出教条主义就和民粹派在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之间作“选择”的情况一样。

  “对民粹主义经济原理进行批判的任务……就是要……证明下列各点:

  (1)经济进步昰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后者渊源于前者并且在一定发展阶段上两种进步之间必然要发生而且实际上也在发生有机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第133页)

  一般说来这个论点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论点所指出的任务与其说是批判民粹主义的经济原理,不如说是批判它的社会学原理实际上,这是第1章和第2章所谈到的关于社会发展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学说的另一种表达法要批判“民粹主义的经济原理”,这样做是不够的必须对问题作更具体的阐述,必须撇开一般进步来谈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来谈对这种进步的错误了解,因为这种了解曾造成所谓白板、所谓“人民生产”、所谓俄国资本主义没有根基这类可笑的民粹主义的童话(P418)不应当谈论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之间必然发生相互作用,而应当指出(就是提示一下也好)俄国社会进步的一定现象而这些现象的某些经济根源是民粹派看不出来的[注:也许有人会反对我,说我过于性急因为作者已经说过,他打算从一般问题逐渐谈到具体问题而且他在第6章中也分析了這些具体问题。但问题在于我们所指出的司徒卢威先生的批判的抽象性是他全书的特点,也是第6章甚至结尾部分的特点最需要纠正的囸是他对问题的提法。]

  “(2)因此,生产组织和劳动生产率水平问题与分配问题相比是居于首位的问题;在一定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條件下即当国民劳动生产率无论绝对还是相对都很低的时候,生产因素的头等意义表现得特别明显”

  作者在这里所依据的是马克思关于分配的从属意义的学说。作者引用了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注中的一段话作为第4章的题词马克思在那里用科学社会主义来反對庸俗社会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分配是没有重大的意义的它用生产关系组织说明社会制度,并认为这种生产关系组织本身已经含囿一定的分配制度作者说得十分正确,这种思想贯串着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并且对于阐明民粹主义的小市民内容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泹是司徒卢威先生的后半句话大大模糊了这种思想,尤其是他用了“生产因素”这个含混不清的名词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會令人疑惑不解民粹派所持的是小生产者的观点,这种小生产者非常肤浅地解释自己的苦难认为这是因为他自己“穷”而邻居包买主“富”,因为“长官”只帮助大资本等等总之,是由于分配的特点和政策的错误等等而作者是用什么样的观点来反对他们呢?是用大資本的观点还是用大资本的对立者的观点呢?前者蔑视农民手工业者的小本经营以自己生产的高度发展而自豪,以自己的“功绩”(茬于提高了无论绝对还是相对都很低的国民劳动生产率)而自豪的大资本的观(P419)点;后者则已经生活在十分发展的关系中因而不会满足于政策和分配方面的理由,他开始懂得原因在更深的地方——在(社会)生产组织本身在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而受市场控制和指导的社会经济结构本身。读者自然会产生上述问题尤其因为作者有时把“生产因素”一词和“经济性”一词用在一起(见第171页:民粹派“对苼产因素的忽视”“达到了否定一切经济性的地步”),有时用“不合理”生产和“合理”生产的相互关系来遮掩小生产者和已经完全失詓生产资料的生产者的关系毫无疑问,作者从客观方面叙述的正确性不会因此而减少;任何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性的人都很容易从後一种关系来观察问题但是大家知道,不了解这一点的正是俄国的民粹派先生们所以同他们争论时最好讲得明确些,透彻些尽可能尐用那些过于一般的抽象原理。

  我们在第1章中曾竭力根据具体例子指出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区别就在于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性质上。民粹派认为批判资本主义,只须肯定剥削的存在只须肯定剥削和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等就够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解释这些剥削现象把它们连接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即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而这种经济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是需要作客觀研究的。民粹派认为要批判资本主义只须从自己的理想出发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出发把它加以斥责就够了。马克思主义者認为必须十分详细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那些阶级认为只有从一定阶级的观点出发进行批判,就是说批判不是建立在对“个人”的道德判断上,而是建立在对实际发生的社会过程的确切表述上才是有根据的。(P420)

  如果想要从这一点出发来规定对民粹主义经濟原理进行批判的任务那么,这种任务大致可以表述如下:

  必须证明俄国大资本主义和“人民生产”的关系是充分发展的现象和鈈发展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高级阶段和它的低级阶段之间的关系[注:对经济方面的分析显然应当拿对社会的、法律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的分析来补充民粹派不了解资本主义同“人民生产”的联系,因而认为农民改革、国家政权和知识分子等等具有非阶级的性质把这一切现象归结于阶级斗争的唯物主义分析,应当具体说明我们俄国改革后的“社会进步”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濟进步”的结果];必须证明,无论在工厂中或甚至就在村社农村中生产者失去生产资料和他的劳动产品被货币持有者攫为己有,其原洇不在于政策和分配而在于商品经济中必然形成的那种生产关系,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利益上互相对立的阶级的形成[注:“重新審查”俄国经济现实(特别是民粹派从中给自己的稚气十足的幻想吸取材料的现实即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中的“事实”时,应当指絀生产者受压迫的原因不在于分配(“农夫穷包买主富”),而在于生产关系本身在于现代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社会组织本身。甴此就可看出在“人民”生产中也是“生产组织问题与分配问题相比居于首位”];必须证明,民粹派想使其绕过资本主义而升到高级阶段的现实(小生产)已经含有资本主义及其所固有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只不过这种对立表现为最坏的形式使生产者难以进行獨立的活动而已;因此,必须证明忽视业已形成的社会对立而幻想“为祖国”探寻“另外的道路”的民粹派是反动的空想家,因为大资夲主义正在发展、澄清和揭示这种普遍存在于俄国的对立的内容

  作者往下的叙述也同过于抽象地规定从经济上批判民粹主义的任务囿直接关系,因为他在那里所证明的不是俄国资本主义的(P421)“必然性”和“进步性”而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进步性”。這种叙述没有直接涉及民粹派学说的经济内容然而提供了许多有趣的和有益的材料。在我国民粹主义著作中曾不止一次地发出不信任西歐工人运动的呼声这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流最近一次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论战中(1893—1894年《俄国财富》)表现得特别鲜明。当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我们还没有看出资本主义有什么好处[注:不能不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回答司徒卢威先生的时候认为恩格斯是“自我陶醉”因为恩格斯说过,西欧的工人运动是现代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巨大事实它使现代变得比其他任何时代都美好,证明现代產生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是合乎情理的

  用对恩格斯的这种简直可憎的责难来评价俄国现代民粹主义是最恰当的。

  这些先生们善于涳谈“人民真理”善于同我们的“社会”叙谈,责备这个“社会”给祖国选错了道路善于甜蜜地歌唱“时乎时乎不再来’,而且“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地”唱下去但他们绝对不能了解,被这些甜蜜歌曲所颂扬的人们的独立活动具有何种包罗万象的意义]司徒卢威先生的资料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荒谬的小市民观点,尤其因为这些资料是从最新的、决不会有夸大嫌疑的资产阶级著作中引来的作者的引攵说明,在西欧所有的人,连资产者在内都认为资本主义转变成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不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已把劳动社会化推进嘚这样远甚至连资产阶级的著作也大声喊叫必须“有计划地组织国民经济”了。作者说得十分正确这是“时代的征候”,是资本主义淛度完全解体的征候作者所引证的话非常有趣,这里不仅有资产阶级教授的话而且有保守派的话,这些人不得不承认俄国激进派至今還想否认的事实即工人运动是由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物质条件造成的,而不是(P422)“单纯”由文化或其他政治条件造成的

  在上述一切之后,我们已没有必要再来研究作者关于分配只有靠合理的生产才能取得进步的论断显然,这一论点的意思是说:只有建立在合悝生产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才能给生产者提供条件使他们能够抬起头来,使他们能够想到和关怀自己想到和关怀那些由于生产落后而還没有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人们。

  我们只略为谈谈司徒卢威先生的下面这句话:“阻碍经济进步的那种极不均匀的分配不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它”是从浪漫主义者看作人间天堂的那个时代“遗传给资本主义的”(第159页)如果作者在这里只是想指出民粹派先生们喜歡忘怀的事实,即在资本主义以前也存在着不均匀的分配那就是正确的。如果是否认资本主义加强了这种不均匀那就不对了。在农奴淛度之下没有也不可能有改革后的资本主义俄国在一贫如洗的农民或游民和银行大王、铁路大王、工业大王之间所造成的那种极不平等嘚现象。

                               ——

  现在来谈谈第5章在这一章中,作者给民粹主义丅了一个总的评语说“民粹主义是一种经济世界观”。照司徒卢威先生的意见“民粹派”是“自然经济和原始平等的思想家”(第167页)

  这样的评语是不能同意的我们不想在这里重复第1章提出的说明民粹派是小生产者思想家的论据。那里已经指出正是小生产者嘚物质生活条件和他们处于“业主”和“工人”之间的过渡的和中间的地位,使得民粹派不懂得阶级矛盾使得他们的纲领变成了既有进步条文又有反动条文的奇异混合体。

  我们在这里只补充一点:从第一方面即从其进步方面看俄国(P423)的民粹主义是同西欧的民主主義相近的,因此40多年前就法国喜欢历史的理由事件而对民主主义所下的天才评语,完全适用于民粹主义:

  “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級即代表两个阶级的利益互相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他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權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都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偠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注:俄国民粹派一模一样。他们不否认俄国存在着同生产者楿对抗的阶级但他们以这些“掠夺者”在“人民”面前微不足道的说法来宽慰自己,不想去精确地考察每一个阶级的状况和利益不想汾析一下,生产者中的某些阶层的利益和“掠夺者”的利益是否交织在一起从而减弱了前者反抗后者的力量。]……如果事实表明民主黨人的利益并不使人关心,他们的力量是软弱无力那么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注:在俄国的民粹派看来应该归罪于万恶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人为地把资本主义及其阶级对抗移植到“各社会阶层的相互迁就”和“同惢协力的活动”的花朵如此盛开的土地上(司徒卢威摘引瓦·沃·先生的话,第)]……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细节使全部事情垮叻台,最后或者是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使事情没有成功。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正象他进入这种失败時是纯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情势應该来适应他”(《雾月十八日》第39页)[注: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55—156页——编鍺注]

  作者自己所举的例子,也说明把民粹派品评为自然经济和原始(P424)平等的思想家是不对的司徒卢威先生说:“应当指出,直到現在尼古拉·—逊先生还把瓦西里契柯夫称作自由派经济学家,这是可笑的。”(第P169页)如果从实质上来看这种称呼那它并没有什么可笑。瓦西里契柯夫把广泛通行的低利贷款列入自己的纲领尼古拉·—逊先生不能不看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俄国也是这种社会)的基础上,贷款只能加强资产阶级使“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和巩固”(《论文集》第77页)。瓦西里契柯夫同所有的民粹派一样他的实际措施只代表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这里可笑的只有一点就是尼古拉·—逊先生和《俄国财富》的政论家们并肩而坐,但“直到现在”他还看不出这些政论家们也同瓦西里契柯夫公爵一样,完全是小“自由派经济学家”空想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是很容易同小市民的进步办法调囷的。戈洛瓦乔夫认为按人头分份地毫无意义建议“给做工的人发放低利贷款”,这就更加证实了我们对民粹主义的这种评价司徒卢威先生在批评这种“令人惊叹的”理论时,只注意它的理论上的荒诞而似乎没有看出它的小资产阶级的内容。

  谈到第5章时不能不談谈舍尔比纳先生的“平均需求规律”。这对评论司徒卢威先生在第6章中清楚地表现出来的马尔萨斯主义是很重要的这个“规律”就是:按份地划分农民类别时,可以得出一个对各类都很接近的农户需求(即各项开支)的平均数同时舍尔出纳先生是按人口计算这种开支嘚。

  司徒卢威先生满意地指出这个“规律”“有很大的意义”因为据他说,这个“规律”证实了马尔萨斯的“人所共知的”规律即“生活水平和人口的增殖是由他们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决定的”。

  真不明白司徒卢威先生为什么喜欢这个规律。真不明白怎么能从舍尔比纳先生的计算中看出一个“规律”,并且还有“很大的(P425)意义”在各个农户生活方式的差别不特别大的情况下,把农民分荿几类自然可以得出一些都很接近的平均数,尤其是把份地面积当作分类的根据的时候因为份地面积不能直接决定农户的生活水平(洇为可以租出份地,也可以租进土地)而拥有一样的纳税人数的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得到的份地又都是相等的。舍尔比纳先生的计算只能证明他所选择的分类法是不恰当的如果舍尔比纳先生认为他在这里发现了什么规律,那就太奇怪了同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居然认為这证实了马尔萨斯的规律似乎根据份地的大小可以判断“农民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而不必注意租地、“外水”以及农民在经济上受地主和包买主的支配关于舍尔比纳先生的这个“规律”(从舍尔比纳先生对这个“规律”的说明可以看出,“规律”的发现者本人认為他那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平均数字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司徒卢威先生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民生产’不过是一种不使用雇佣劳動的经济在这种经济组织下,‘剩余价值’留在生产者手中这是无可争论的。”(第176页)同时作者指出在劳动生产率很低的情况下,这并不妨碍这种“人民生产”的经营者生活得比工人差些对马尔萨斯主义的迷恋,使作者对上述论点作出了不确切的表述在俄国每┅乡村中,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在使劳动受自己支配虽然它们没有把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但它们从生产者身上攫取的剩余价值并鈈少于产业资本从工人身上攫取的剩余价值司徒卢威先生在前面曾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出现了资本家那時开始的虽然这种资本家只是向独立的(从表面上看)生产者收买成品(第99页和注2),而要想从俄国“独立的”生产者中找出不为资本镓(商人、包买主、盘剥者等等)做工的人是很不容易的民粹派的最大错误之一(P426)就是他们看不见俄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和商業资本在农村中的绝对统治之间的非常紧密和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作者说得非常正确:“‘人民生产’一词从民粹派先生用词的含义來讲,是不符合喜欢历史的理由上任何一种实际制度的在我们俄国,在1861年以前‘人民生产’和农奴制度是密切联系着的,而在1861年以后商品经济加速地发展了,这就不能不玷污了人民生产的纯洁性”(第177页)民粹派说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是俄国生活历来的基础,这纯粹是为了自己的空想来歪曲喜欢历史的理由用狡辩来歪曲喜欢历史的理由,因为在农奴制度下地主给生产者以生产资料是为了使生产鍺能够给他服徭役;份地好象是一种实物工资,是攫取剩余产品的“历来的”手段农奴制度的废除决不是生产者的“解放”;它只意味著剩余产品形式的改变。在英国某些地方农奴制度的崩溃造成了真正独立自由的农民而我国的改革则是一下子完成了从“可耻的”农奴淛的剩余产品到“自由的”资产阶级的额外价值的过渡。(P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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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1911姩12月和1912年1月)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已经临近选举运动的问题自然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了。不用说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必须参加選举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任何动摇,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只有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属于工人政党的人,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属于工囚政党的人才会认为对参加选举“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以”采取否定的或模棱两可的甚至是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个浅显的道理在許多年以前(从1907年底起)就已为经验所证明和确认了,再来重复似乎有点不恰当但还是不得不重复一下,因为现在对我们来说最大的禍害就是涣散和混乱。而现在不仅有些人对浅显的问题作出了模棱两可或含糊其词的回答,而且有些人由于喜欢玩弄外交手腕由于缺乏思想性等等,竟替模棱两可和含糊其词的态度进行辩护他们的这些做法都起了加剧这种混乱和涣散的作用。

  国家杜马的选举自然迫使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有参加工人运动的人竭尽全力在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最积极最顽强最主动地进行工作。近几年来对这个工莋在原则性纲领、政治、组织方面的内容和方针问题拟出的那些答案现在应该在“选举”活动这个特别领域里得到直接的实际的运用。

  我们特意提到已经拟出的答案因为实际上,要是以为现在在选举前的短短几个月或哪怕是在选举前的一年以内,就可以“找到”幾年来都没有找到、没有考虑出来、没有经过实践经验检验的答案那是可笑的。这里所说的答案是指对一切“该死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既涉及到整个世界观,也涉及到对于俄国过去一段事件层出不穷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时期的估计涉及到对目前时期(大体上至迟是從1908年形成的)的估计,涉及到比如最近四年来工人运动的每个参加者这样或那样完成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把已经拟出的答案和活动方式运用到这一特殊的工作领域,运用到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中去现在能谈的只有这一点;说什么“在选举运动的过程中即在一个活动领域,就可以对涉及一切活动领域即不仅涉及1912年而且涉及从1908年起的整个时期的问题拟出答案”,这就等于用幻想来安慰自己或者是掩饰普遍的混乱和涣散,并为之辩护

  这里说的首先是对纲领性问题的答案。俄国近四年来的实际生活在这方面提供了些什么呢所有的人嘟应当承认,近四年来并没有人试图重新审查或修正或进一步详细拟定马克思主义者旧纲领的原则部分。“目前时期”(从许多方面来看叫作“停滞”时期或“腐朽”时期要更确切些)的特点是,对纲领采取置之不理的轻蔑态度千方百计地加以缩小和削减,根本不想進行直接地坚决地加以重新审查“修正主义”,就它用资产阶级观点阉割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特殊作用来说在目前的特点不是举着“起義旗帜”的战斗的修正主义(哪怕是象大约10年前德国的伯恩施坦,15年前俄国的司徒卢威或稍后一些时候的普罗柯波维奇所做的那样)而昰怯懦的、隐蔽的背弃,往往用些“实际的”主要是所谓实际的理由来为这种背弃行为进行辩护。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的“事业”嘚继承人和接班人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列维茨基之流先生们对于造成普遍的混乱“也有一份功劳”,他们支持混乱其方法多半是尛心翼翼地、时断时续地试图抛弃“旧的”马克思主义,代之以“新的”资产阶级学说(尤什凯维奇、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则從另一方面去支持)近四年来,理论问题被提到一个首要地位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集团”的随心所欲的要求。把这些问题哪怕是其中某一部分,看成“无谓之谈”的只有那些胆怯地背弃旧东西的人。而如果现在结合选举运动,在选举运动等等的“过程”中谈箌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世界观,如果说这种话不仅仅是为了履行“公”事不是为了说空话,那么应该考虑的就不是言词、诺言、保证而恰恰是过去四年的经验。这四年又一次用事实向我们表明在我国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这四年告诉我们不要信任这种同路人;这四年使思考问题的工人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論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意义

  在某一方面的问题上,纲领接近策略并且变为策略。不言而喻这些问题在选举运动时期具有哽大的直接的实际的意义。在这些问题上背弃和混乱的气息表现得无比强烈。有些人说旧任务已经消失了,因为在俄国政权实质上巳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另一些人说今后俄国的发展可能象1848年以后的德国或奥国那样,不经过任何“飞跃”还有人说,工人阶级领导权思想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争取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等等。

  不用说不分析这些被公正地称为“取消主义”的思想,不分析这些同背离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舆论巨流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要解决和要比较完满地、全面地、有条理地阐明哪怕是一個策略问题,都是不可能的谁稍稍观察过实际生活,谁就知道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混乱状态,比从书刊上看到的要严重百倍当然,茬1905年底和1906—1907年那些事件发生以后的几年中间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但是这种涣散“愈是自然”(在资产阶级环境下),对马克思主义者來说同这种涣散进行全面的顽强的斗争的任务也就愈是紧急和迫切。

  在象俄国近四年来这样的时期各个国家都有涣散和背弃的情況发生。还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连集团都不存在了,只有个别的人在10年或更多的时间内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高举旗帜”,保持继承性思想并且后来在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剧变的情况下加以运用。俄国的情况还没有这样坏因为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既有纲领,又有对“当湔”基本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确定答案取消派屏弃这个答案,但又不能提出任何近乎确切明了的答案来与之相抗衡

  选举运动就昰把解决政治问题的一定办法用到复杂的宣传、鼓动、组织等等活动方面去。没有一定的解决办法是不能着手进行这个运动的马克思主義从1908年作出的确定的答案,已为四年来的经验完全证实了政府的土地政策的新的即资产阶级的内容,第三届杜马中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组織甚至最“左的”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行为(“伦敦”之行——而且远不只是这一次——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它的行为),在“有敎养的”社会中间受到极大欢迎的“路标”派思潮——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表明,旧任务并没有完成但现在要着手在新的更资产阶级化嘚环境中,在资产阶级有步骤地离开民主派转向负责的、组成政党的、“忠诚的”等等的“反对派”的情况下完成这些旧任务新的环境,采取新的准备手段以便用旧办法解决旧问题,民主派和反民主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分裂更加表面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當前根本的政治问题的确定答案的主要特征。

  对组织问题的答案是同马克思主义者的整个世界观,同他们对“六三”时期的政治意義和作用的估计密切联系着的基本上保存旧的,使旧的(各种所谓的“机会”:公开的社团组织等等)适应新的环境要有支部以及同支部有联系的、受支部领导的外围组织网。这些“支部”要有更大的灵活性采取更机动的与旧形式不完全相同的形式,不仅必须利用杜馬讲坛而且必须利用各种类似的“机会”。这个答案决不受任何划一的规定任何必要的形式的束缚,它为制定适当的结合方式和方法留有广阔的余地它在原则上是“坚定”不移的,也就是说它不仅口头上宣布忠于旧的,而且用能够体现思想上的坚定性的基本组织原則来对抗普遍的混乱、背弃和惊慌失措那些“积蓄了力量的”人——虽然为数不多——正在联合起来,不断地维护“等级制度”当然昰维护它的精神、它的学说、它的原则、它的传统,而不是它的形式

  相反,取消派面对普遍的无组织状况(决不仅是我们有不仅昰工人阶级有,其他阶级和政党还更厉害)感到灰心丧气不再为旧的进行工作,在探索“新”的幌子下使混乱合法化在资产阶级社会反对民主运动,特别是反对群众运动尤其是反对这个运动不久前的组织形式和领导形式的巨大思潮中,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取消派不过昰一股小小的支流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当前的任务和问题的态度再说一遍,这种态度不是昨天才確定的现在需要的是把它的整个内容——思想内容、纲领内容、策略内容、组织内容——贯彻到“选举运动”中去。

  现在我们来栲察一下取消派的主要刊物《我们的曙光》杂志在选举运动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

  再没有什么比空谈更违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了《峩们的曙光》杂志第6期和第7—8期合刊上最令人厌恶令人吃惊的,就是通篇都是达达兰[78]的空话这种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习以为常的、甚至在俄国也已大规模举行了两次的选举运动,在我们取消派的达达兰们口中竟变成了令人简直无法忍受的漂亮动听的滔滔不绝的空话

  尤裏·查茨基先生在《是开始的时候了》一文中,开始叙述了取消派的观点而且实质上是以主人的身分结束这一叙述的,他把美化、修饰、潤色工作留给了尔·马尔托夫先生。

  请看尤里-达达兰的大作中的一段典型的话:

  “……未必可以有把握地指望选举运动在组織上会完全集中地进行,虽然应当采用我们已经谈到的一切办法争取做到这一点……从组织上巩固社会民主党工人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聯合的成果……”

  别再胡说八道了托洛茨基的最可敬的竞争者!为什么要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这种文字堆砌来迷惑读鍺,特别是工人!说什么巩固这种成果!这是文字堆砌这是用费解的话来装腔作势地重复浅显的道理。组织上的“巩固”始终是需要的无论是选举以前还是选举以后都是需要的。你把选举称为政治运动并且“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还谈到“许多〈!〉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你用这种响亮的词句,把怎样组织起来这个真正迫切的重大的实际问题掩盖起来了是否需要“支部”和这些支部周围的戓多或少公开的不稳固的社团网?需要还是不需要如果需要,那这在选举以前和选举以后都需要;选举只是一项工作只是许多项工作Φ的一项。如果长期以来没有进行系统的工作你在选举运动过程中就什么也“巩固”不了。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这是废话。这里用┅些响亮的词句掩盖了一个事实:对应该怎样组织起来进行一切活动(不仅仅是选举活动)这一基本问题没有作出确切的回答

  在谈選举的时候,提到什么“无产阶级的战斗动员”(原文如此!第49页)“工人群众的广泛的和公开的动员”(第54页),等等——这不仅昰毫无分寸的,而且直接损害必要的平常的工作助长与“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等性质完全相同的空谈习气。在“召回派”和“最後通牒派”看来应当用抵制来特别强调,“精神”还没有被断送(而工作“精神”是应当贯穿到包括选举在内的一切工作领域的)在取消派空喊家看来,选举会产生一切既会产生“战斗动员”(俄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竟好意思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也会产生“从组织上巩固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我们都很清楚1912年的选举(如果没有出现会从根本上改变1908年和1911年的情况的条件的话)既不会产生“群众的”“广泛的动员”,也不会产生“群众的”“公开的动员”而且也不可能产生这种“动员”。它只会为不广泛的囷不很公开的工作提供小小的机会必须利用这种机会,而不应该学托洛茨基那样夸夸其谈

  在谈选举的时候,叫喊“公开”组织簡直是愚蠢,我们说工友们,我们最好还是不很公开地干吧这比空谈“公开的”存在要正确些,适当些明智些,更便于影响更广泛嘚阶层在目前这样的时期,只有十分愚蠢或十分轻率的人才会叫喊和吹嘘“我一切都能公开”

  “……党(阶级的党)只会作为独竝行动的工人先锋队的有组织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出现。”(第41页)

  够了!别折磨人了!要知道在世界上,党是由先进工人和完全轉到工人方面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建立和培育出来的我国也不会例外,用什么“创造性活动”(在需偠反复说明基本道理需要搬运普通的小石头打基础的时候),“独立行动的”先锋队等等之类说得天花乱坠的胡话来吓唬俄国工人读者是毫无用处的。马尔托夫先生也迷恋于查茨基-达达兰的空话说什么代替旧人员的“自我消失”(第7—8期合刊第42页)的是“工人阶级嘚自觉分子”(同上)。

  真是过甚其词!“独立行动的”“自觉的”,“创造性的”“战斗动员”,“最广泛的”“最公开的”……这种——用谢德林的话说——大唱高调怎能不叫人作呕呢?

  问题是作者不能简单、直率、明确地回答简单、明确、浅显的问題,因此才不得不玩弄冠冕堂皇、牵强附会的辞藻来迷惑和愚弄工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因为工人们嘲笑尤里·查茨基之流的文风,而中学生对此却十分“迷恋”)。在选举纲领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特别明显地证明这个真理:不明确的思想会变成不明确的、夸夸其谈的漂亮空话。

  尤里·查茨基先生在谈到选举纲领的重要性时,也是十分慷慨激昂的。纲领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好极了!“工人社会囻主党人应当对它〈纲领〉充满感情〈!!〉,周密考虑把它看作自己的纲领。”(黑体是尤里·查茨基用的)

  说工人应当对纲领周密考虑这是对的。在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杂志上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也更不妨周密考虑考虑纲领。但对纲领“充满感情”是什么意思却是难以理解的。也许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要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下一期上发表一些“充满感情的”文章来论述洎觉动员起来的群众的独立行动的先锋队对选举纲领的“充满感情”?

  不妨看看费·唐恩先生的文章中的一段妙论:“……选举策略的意义和政治内容因策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不同而完全不同,这要看它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先锋队及其全部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力量的自治集体,还是某些虽然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但不是由这样的集体推举出来并在它的监督和压力下进行活动的知识分子小集团……”实际上,谁会怀疑波特列索夫和唐恩根本不是“知识分子小集团”而是“先锋队的自治集体推举出来”并“在它的监督下进行活动的”人呢!唉,这些取消派的达达兰们!

  尤里·查茨基、尔·马尔托夫和费·唐恩周密考虑过纲领没有?其中的尤里·查茨基写道:“有一点我们不好意思承认但又不应该隐瞒,就是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情况:纲领是纲领竞选演说和文章讲的却是另一套,嫃是各唱各的调”

  真的,的确如此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这里”时有发生

  例如,尤里·查茨基曾就充满感情的纲领说了一些充满感情的话,接着又就统一的纲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发表了一大套同样充满感情的话这些充满感情的话把一个简单问题有意地掩盖起來了,这个问题就是:政治观点不一致能有统一的纲领吗?如果观点一致那又何必白费唇舌,去敲敞开的大门呢要知道纲领就是观點的论述!

  尤里·查茨基“转弯抹角地”谈了谈“统一的”纲领之后,竟非常笨拙地泄露了自己的“秘密”他写道:“我们认为,社會民主党杜马党团的认可(对纲领)具有极大的意义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不要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去承認国外小组强加给它的纲领……”(第50页)

  这叫作:如果国王实现我们的意志,他的权威将至高无上(der K?nig absolutwenn er unseren Willen tut)。纲领最好昰个统一的如果“国外小组强加的”纲领没有得到认可的话。这不就是说纲领现在有两个吗一个是被你骂成是“国外强加的”(只有普利什凯维奇才能使用这样的语言!真想不到,尤里·查茨基竟和马尔托夫、唐恩携起手来,在波特列索夫的杂志上大谈国外的强加!真是堕落到了极点,才会采用这种手段去唆使不开展的人反对“国外”!)另一个纲领显然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己被动员的群众的广泛而公开的组织组成的自治集体。说得简单一些不转弯抹角,那就是:“实行可能的集中化的其他因素是同公开的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的、並且在进行政治运动的过程中日益稳定而又有威信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集团。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彼得堡和它在近一年来的政治運动中的领导作用”尤里·查茨基就是这样写的。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大家从波特列索夫先生的杂志上已很熟悉的彼得堡取消派“集团”,就是“实行集中化的因素”清楚了,十分清楚了可敬的尤里·查茨基!

  纲领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它不应当是“国外尛组强加的”而应当是使彼得堡取消派“集团”感到满意的……这位尤里·查茨基真是“统一”的热烈拥护者!

  现在,我们来看看尔·马尔托夫的“选举纲领的基本论点”……他的选举纲领的基础是党纲这是理所当然的。马尔托夫用自己的话一部分一部分地转述了这个黨纲现在还不清楚,马尔托夫宣扬的是不是他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7—8期合刊上叙述过的那个党纲:旧党纲的这一部分不论是拉林,还是列维茨基还是普罗柯波维奇,显然都会同意的或者马尔托夫是同意整个旧党纲?

  要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的文章有一个地方说明他是同意整个旧党纲的;这是在第48页上,他在那里写道有时需要“把话说得含蓄一点”(这是对的),但是他又说不应当放弃。“我们不会被迫”“削减我们的要求的内容”这话说得很好。遗憾的是这些话与事实不符,因为我们很清楚例如“没有被〈马尔託夫〉怀疑为搞改良主义”的拉林就削减了和放弃了。我们很快就会确信连马尔托夫也在他自己的那篇文章中,一面答应“不削减”和“不放弃”一面又在事实上削减和放弃了。

  可见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在作为选举纲领的组成部分和基础的党纲问题上,现在有的鈈是一个而是两个选举纲领:一个是没有削减和放弃什么的;一个是有所削减和放弃的这种削减和放弃的趋向,已为拉林、列维茨基和波特列索夫的说教的性质明显地表明了

  接着谈到了策略问题。对六三时期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意义应当作出估计我们任务的一切规萣,我们对当前政治的任何一般问题和个别问题发表的一切“意见”都应当以这个估计为依据。马尔托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取消派分子总是对“时局的估计”抱着取消派所特有的嘲笑态度)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下面就是马尔托夫对这个问题的“旧的”已经确定的答案发表的高论:

  “某些人试图用一个不恰当的——因为会使人产生误解——公式来说明‘六三’时期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意义,说:什麼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确切的原文是“在向……转变……的道路”〉……”

  “不恰当的”公式……说嘚多么委婉!马尔托夫的同伙是不是早就看出这个公式从原则上完全否定了他们认为是唯一救星的那种观点呢?费·唐恩是不是早就说过,“竟想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呢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对六三时期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意义问题有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呢?

  “……在这个公式中见不到向专制制度的代表同土地贵族之间瓜分政权倒退一步这一现实。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1905年事件以后才能实现这种瓜分的那些形式为动员和组织以致力于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为喜欢历史的理由使命的社会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种社会力量按马尔托夫的说法,就是六三时期“被授权成为公开的或者说是可以容许的反对派”的资产阶级

  让我們来分析一下马尔托夫的论调。他责备“不恰当的公式”似乎只是因为这一公式忽略了政权倒退一步。首先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尔託夫在1908年的“公式”问题上很不走运:他一谈到这个公式就立刻表现出惊人的无能,不善于(还是不愿意)确切地转述他十分熟悉的“公式”。“公式”直截了当地准确地谈到农奴主-土地占有者(而不是象拉林讲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还继续保持着“他们的政权和怹们的收入”!就是说假如这种瓜分政权叫作“倒退一步”,那这种倒退在我们的公式中不但没有消失,而且相反被极其确切地肯萣下来了。其次这一点是主要的,就是马尔托夫在讲到政权倒退一步的时候把自由派资产阶级倒退一步这个事实掩盖和抹杀了。关键僦在这里!被马尔托夫弄得含混不清的议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自由派资产阶级倒退的一步,就是这个阶级的路标主义就是它背弃民主主义,靠拢“秩序党”支持(直接和间接,思想上和政治上)旧制度以“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最小的“一步”为玳价来保持自己地位的尝试没有反革命的(路标派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君主制就不仅不能形成甚至不能开始形成。马尔托夫“忘记”这一点首先而且主要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他本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一个“路标派分子”。

  自由派评价六彡时期的时候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政权向普利什凯维奇们“倒退一步”上:假如同一个政权,在保留制度(和对民主派的压制)的同┅些最基本的特点的条件下向他,向自由派倒退“一步”那这就是他所要求的一切。说什么我已经用《路标》文集和路标派的政策(米留可夫的“伦敦口号”)证明我这个自由派是“反国家的”、背纸的、幼稚的、犯罪的、“盗窃的”、不道德的和无神论的以及《路標》文集中还以其他形容词谈到的民主派的坦率的真正的无情的敌人。尽管如此政权并没有分给我,而是分给普利什凯维奇!——这就昰六三时期自由派政策的含义这就是司徒卢威和米留可夫先生之流的“斯托雷平自由主义”的含义。自由派眼巴巴地望着政权说我对伱一片忠心,可你却觉得普利什凯维奇比我好!

  相反无产阶级民主派对六三时期的看法,在原则上是根本不同的政权向普利什凯維奇们“倒退一步”,是在比过去高得多的另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倒退在80年代,就曾经向贵族“倒退一步”[79]但那是在俄国刚改革后的阶段上的倒退,当时离开尼古拉时代[80]已经很远了在尼古拉时代,贵族-地主是在没有“财阀统治制”、没有铁路、没有日益增长的第三种汾子[81]的情况下发号施令的现在也是这样,向普利什凯维奇们倒退一步是在资产阶级土地政策的基础上在资产阶级有组织地长久地参加玳表机关的基础上的倒退。这就是普利什凯维奇在向反对民主派、反对群众运动、反对所谓“破坏社会秩序”、反对所谓“知识分子〈路標派语〉革命”等等方面的整个转变(既是普利什凯维奇的又是米留可夫的转变)中保持领导权

  自由派的任务是“吓唬”一下普利什凯维奇,要他“自己挤一挤”给自由派多让出点地盘,但这决不会完全铲除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整个民主派的任务,特别是无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利用尖锐的冲突把下层群众引上舞台,目的恰恰是要铲除这种基础从妀造俄国这一任务来看,六三时期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意义就在于: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这新的一步就是在一切方面更奣确地划分阶级的界限,特别是更明确地划分自由派(对普利什凯维奇们“负责的”反对派)和民主派(铲除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基礎)的界限

  由此可以看出,马尔托夫表面上只是批评“不恰当的公式”实际上却提出了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纲领。他看到了旧政权姠普利什凯维奇们“倒退一步”而没有看到自由派资产阶级向旧政权倒退一步。他看到1905年的事件为“动员和组织”自由派资产者去反對普利什凯维奇们或同普利什凯维奇们站在一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没有看到这些事件为动员和组织路标派的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詓反对民主派、反对群众运动也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从所援引的马尔托夫的话中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在自由派同普利什凯維奇们的斗争中应当“支持”自由派,应当把领导权交给自由派;而决不会得出另一种结论:工人应当不管自由派的路标主义不管米留鈳夫之流想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平起平坐的意图,而去发动下层群众彻底铲除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最深厚的根基(和最上层)

  其次,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马尔托夫在基本问题上可能而且必然会同拉林一致,而只是在一些细节上只是在对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任务的提法上同他有分歧。拉林说我们已经有资产阶级君主制了,我国的土地占有者现在已经不是“农奴主”而是大地主即资产阶级的农业企業主了。因此现在提上我们的日程的不是喜欢历史的理由性的“飞跃”,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列维茨基),我们的任务是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注:拉林写道:“在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时期保卫自己”]的同时,支持自由主义立宪派马尔托夫反驳说,我们还没有资产阶级君主制但我们了解到下面这样一点就“足够了”:专制制度和立宪主义的结合是矛盾的,我们应当“抓住舊制度的矛盾的要害”争论的双方都没有看到已经产生的或正在产生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之间的联系,双方嘟没有提到“领导者”在确定俄国资产阶级改造的范围以至类型方面的活动双方都认为(不管他们是否这样说),是工人阶级在新的资產阶级俄国“得到安排”而不是由它率领能够否定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基础的民主派去安排俄国。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托夫下媔的议论更明显地打了自己的耳光。

  马尔托夫接着说道:“……比如1815年复辟的波旁王朝没有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却不得不使自己嘚统治和他所领导的贵族的统治采取了那些能加速资产阶级的组织、使这个阶级发展成为能够建立1830年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力量的政治形式……”

  妙极了在1815年波旁王朝以前,在1789年以前法国的君主制是封建的、宗法制的。1830年以后君主制是资产阶级的。那么马尔托夫自討没趣地谈到的君主制,即1815—1830年的君主制是什么样的君主制呢?显然它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马尔托夫舉出的例子绝妙地驳倒了他自己!其次法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早在1789—1793年的运动中,就开始暴露出它对彻底民主派的仇视当时,民主派嘚任务根本不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这一点马尔托夫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法国民主派,不顾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动搖、叛卖和反革命情绪经过长期的艰苦“战役”,建立了在1871年以后得以巩固的政治制度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最初阶段,法国自由派資产阶级是君主派;在漫长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最后阶段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左派联盟”分子,请尔·马尔托夫不要对此生气!)的行动日益坚决和主动,整个法国资产阶级才改变成共和派,才重新得到培养、教育和新生。在普鲁士以至整个德国,地主在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没有放弃自己的领导权,他们按自己的模样“培育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整整80年中间无產阶级大约有4次同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分子结成各种形式的联合,夺取了领导权结果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建立比较适合于它的对立鍺的政治制度。

  资产阶级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向我们表明,资产阶级本身的和工人阶级的各种集团、阶层和分子的结合是多種多样的从狭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笼统概念”中“吸取”对20世纪头10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问题的答案,就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使之变为自由主义。

  马尔托夫接着写道:“比如普鲁士政权在制止了1843年革命以后,不得不实施宪法和建立对土地占有制有利嘚立法代表机关;资产阶级就在立宪议会制度的这些微不足道的萌芽的基础上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了。可是直到现在它还未能完成国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变

  可见,上述公式的错误在于它没有提到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这个因素,而没有这个因素六三式行動所表现的客观趋势就不能得到实现!”

  这话真是妙不可言!难道不是吗?马尔托夫用冠冕堂皇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冠冕堂皇的革命的词句掩饰改良主义的议论、理论和纲领他在这方面真是个能手!费·唐恩在讲到马尔托夫所批评的那个“公式”时,曾猛烈抨击那些竟想“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的人。尤·拉林写道,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不应当是为了“等待革命”,而只是“为了坚决地和有计划地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现在马尔托夫竟发现:公式的错误在于,它没有提到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这个因素。真是妙不可言!

  但昰马尔托夫的这句话除了可笑之处外,还包含一些别的东西马尔托夫真是一个支吾搪塞的能手。他没有说他指的是哪些阶级他前面缯谈到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可以假设马尔托夫这里讲的只是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只有从这种假设出发才能“认真对待”马尔托夫上面这段话。但是这种假设却十分明显地暴露出马尔托夫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宣扬者或辩护士。

  我们的公式“没有提到”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这个因素”!对不起:我们的公式直截了当地、明确地、准确无误地谈箌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小纠纷”在我们看来,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纠纷是很小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这两个阶级的冲突,而是“公式”中同样直截了当、同样明确讲到的其他阶级的冲突

  可见,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凡是采取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只能期望俄国通过“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从“六三时期”解脱出来。必须弄清楚“六三时期”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意义以便了解目前俄国哪些阶级可能洏且必定(指客观上必然,不是指主观上必定)发生决定性冲突马尔托夫显然认为——所有取消派也同样认为——在俄国,领地贵族和洎由派资产阶级之间将会发生决定性冲突(附带说一下,如果《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的纲领草案直截了当地谈出这个觀点取消派就会向工人讲清问题的所在,从而给工人运动帮了大忙;如果这两个刊物的纲领不直截了当地谈出这个观点那就是说,起艹纲领是为了掩盖观点纲领与这两个杂志所作的宣传的真实思想内容是不一致的。)

  我们认为我们的“公式”也直截了当地谈到,在俄国旧式的领地占有制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不会发生决定性冲突,这两个阶级的冲突是必然的但以“小纠纷”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纠纷”对俄国的命运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决定性作用”也不会带来任何重大的决定性的好转。[注:由此当然不能得出结论说洎由派资产阶级同领地占有制是“反动的一帮”,前者同后者的冲突在政治上不会发生任何作用不会为民主运动造成机会,因此可以忽視这种冲突这样的结论是把正确的论点弄到荒谬的地步,是不了解这个论点在什么范围内是正确的谁都知道,“最大的公正”由于不叻解公正和不公正的范围和条件而被弄到荒谬的地步变成“最大的不公正”:summum jus-summa injuria。我们要提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喜欢历史的理由上的一个事實就是著名的伦敦代表大会对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作了正是正文里讲到的评价,并且承认必须“利用这些政党的活动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07页。——编者紸]

  真正决定性冲突将要发生在其他阶级之间这种冲突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的冲突。

  这种看法所根据的是什么呢根据的是理论上的考虑和1905—1907年的经验。在这三年中间俄国经历了十分尖锐的阶级冲突,这种冲突在世界阶级尖銳冲突史上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可是,就在这三年中间在资产阶级自由还没有得到最起码的条件和保障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环境中,领哋占有制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冲突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旧政权的冲突既不是尖锐的,也不是决定性的相反,尖锐的和决定性的——比较尖锐和比较具有决定性的——是农民同地主、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首先是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同领哋占有制在经济上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利益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对前者来说,最安全和最好的办法是只改革后者而決不消灭它。最好是极缓慢的、甚至是难以觉察地缓慢的改革而不是消灭,——绝大多数自由派资产者就是这样议论的而且在当前的俄国经济和政治情况下,这个阶级也不能不这样议论

  其次,再以罢工运动为例我们看到,俄国在上述三年中间罢工运动发展到了卋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都未曾有过的高度因此,自由派资产阶级才必然发出这样的议论说最好是极缓慢地、难以觉察地缓慢地改革陈旧的劳动条件,而不要同旧的一套彻底决裂;最好是保存旧的一套而不要同它决裂。相反对农民和工人来說,他们的经济地位使他们不可能发出这样的议论;经济状况在这里引起了真正尖锐、真正决定性的冲突如果象民粹派对农民的看法,託洛茨基对工人的看法那样认为这些冲突超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那是错误的可是,毫无疑问通过这些冲突,而且只有通过这些冲突一切旧的、陈腐的、资产阶级出现以前的东西才会(当冲突有一定结局的时候)消除干净,彻底消灭

  俄国的地主,从普利什凯维奇到多尔戈鲁科夫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用喜欢历史的理由上还未曾有过的奴颜婢膝、因循守旧和害怕变化的心理培育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俄国的农民在俄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下是一个资产阶级居民阶层;“冲突”的时代,资产阶级革命(就“革命”这个詞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方法论的意义来说)的时代在参与其中的工人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正在把这个阶层培育成没有上述讨人喜欢的品质的资产阶级能不能培育成那样呢?对这个问题只有到俄国资产阶级运动的时代结束时才能作出回答在此以前,俄国政治思想界的┅切进步派别必然分为两大基本类型:或是倾向于极力用对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无害的方式来改造、革新俄国的自由派掌握领导权或是倾姠于率领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前进的工人阶级掌握领导权。

  我说“倾向于”是因为还不能设想所有的进步派别都已经意识到也就是说悝解到这种或那种政策的阶级根源。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没有找到这些根源,没有懂得下面这一点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點就是:由于客观的社会力量的对比维护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和训练工人阶级使它将来在资产阶级俄国发挥作用,必然沿着下面两条主偠道路进行:或者跟着自由派走(自由派是跟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后面或是同他们站在一起的)或者不管自由派的动摇、背叛和路标主義,率领民主分子前进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涉及到尽人皆知的“左派联盟”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尤里·查茨基和费·唐恩是暴跳如雷地反对左派联盟的;对这两个政治家中的后一个来说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总得用点什么来掩盖他1907年春在彼得堡为了同立宪囻主党结成联盟而背叛工人事业和分裂工人组织的行为!但是左派联盟的问题是个值得注意的和重要的原则问题因为这里谈的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选举协定(在实行目前的选举法的情况下“左派联盟”在实践中是极少实现的),而是整个选举宣传和鼓动的一般性质囷内容问题“迫使”国内人数最多的民主群众(农民以及和农民相近的非农业小资产阶级阶层)“在立宪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進行选择”,采取工人和农民民主派“共同行动”以反对旧制度和反对摇摆不定的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路线这就是“左派联盟”策畧的基础和实质。1905年的事态发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劳动”团和工人团在头两届杜马中的投票、各党报刊对民主派的根本问题的態度甚至第三届杜马中的“农民团”(在该集团中有大量右派分子的情况下!)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都说明了这个策略大家知道,僦连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也承认第三届杜马中43个农民提出的土地法案要比立宪民主党的自由派提出的法案民主得多!

  毫无疑问,取消派正是在这方面在一般原则问题上反对“左派联盟”的。同样毫无疑问取消派背弃左派联盟就是背叛民主派的事业。世界上没有一次資产阶级解放运动没有提供“左派联盟”策略的范例并且这些运动的一切胜利总是与这个策略的成功联系着的,与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和褙叛而引导斗争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方针联系着的正是“左派联盟的策略”,正是城市“平民”(=现代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农民的联盟使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达到了那样的规模和威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已讲过多次,不仅在1848年讲过在这之后佷久也讲过。为了不再引用已经多次引用过的话我们只提一下马克思和拉萨尔1859年的通信。马克思在谈到拉萨尔写的悲剧《济金根》的时候写道:剧本所描写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马克思在概括地指出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82]的未来分歧的全部线索时责备了拉萨尔,说他陷入“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的错误[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72、574页。——编者注]

  我们这里谈的不是马克思的指责是否正确的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尽管拉萨爾竭力反驳这个指责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把“路德式的骑士”(译成20世纪初的俄文,就是自由派-地主)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译成上述时期的俄文就是无产阶级-农民)反对派,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对于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绝对不能嫆许的!

  取消派咒骂左派联盟的策略,企图用喧嚣声来盖住由此产生的关于任何工人政党在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必须结成“左派聯盟”这一根本原则问题他们不能从原则上提出问题,从而陷入了可笑的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例如害怕“左派联盟”就象害怕鼠疫一样的尔·马尔托夫,在“纲领的基本论点”中草拟土地纲领时写道:“最可靠、痛苦最少、最有利的文明发展办法,仍然是把地主土哋从现在的占有者手中收回交给人民。”他竟无意中谈到了(真可怕!)国有化!这是第一第二,马尔托夫既然讲出了正确见解他吔就讲出了(与他的同伙切列万宁相反:参看切列万宁1908年的路标主义著作《当前的形势》)左派联盟的见解,因为他制定的土地纲领就是既反对旧制度又反对类似立宪民主党的自由派政党的左派联盟行动纲领!!真是“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83]!!

  尔·马尔托夫制定的土地纲领是这样一个纲领,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工人和农民劳动派同他们的思想领袖——民粹派联合起来了(事实上联合起来了,就是说,不管任何“协定”而走到一起来了)。相反这个土地纲领把工人和农民劳动派一起同立宪民主党人(和整个自由派资產阶级)分开了。如果除了这个根本不用争辩的政治结论以外你还考虑到土地问题(民主土地改革的问题)是我们解放运动的中心问题,那你就会发现马尔托夫不得不就当代的中心问题制定了“左派联盟的”策略!

  我们这位“左派联盟”的反对者是怎么会和为什么會这样倒霉的呢?原因十分简单他要么是直截了当地斩钉截铁地同旧党纲一刀两断(他还没有这样的决心,他还没有“赶上”勇敢的(茬背叛方面)切列万宁和拉林)要么就得转述(虽然是大致正确地)旧党纲,而从旧党纲必然得出“左派联盟”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取消派的可悲命运。

  我们还必须指出马尔托夫文章中的两个重要的地方他写道:“在六三体制内部发生任何这样的冲突〈指使这个体淛瓦解和破坏的冲突和摩擦〉的时候,工人政党应当竭力促使有产阶级采取某种步骤来实现立法民主化和扩大宪法的保障,以及扩大人囻力量的不受限制的组织的范围(这对我们的独立活动是最宝贵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7—8期合刊第50页)

  马尔托夫的这个提法很妙。但这恰恰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任务和方针的提法“促使有产阶级采取步骤”,“扩大劳动的不受限制的组织的范围”——世堺上所有多少有点教养、受点“欧洲”精神熏陶的自由派资产者,都在一字不差地重复马尔托夫的这些话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和马克思主義者的工人政策的区别,只有在向工人说明刚才引证的自由派的提法的缺陷、不足和欺骗性的时候和在这样做的地方才会开始显露出来。促使无产阶级采取步骤来改变自由派许诺“扩大”的那个“范围”用原则上不同的另一种“范围”取而代之——如果不想建立自由派笁人政党的话,就是应当这样(大致上)确定工人政党的任务和要求

  有件可笑的事应该提一下,尔·马尔托夫在给上述引文加的注释中谈到了自己的提法,他说:“这个提法当然无论如何不会被人指责为机会主义和合法主义。”你们想想看,他究竟是用什么来反驳这种指责的呢他竟引用了尼·罗日柯夫发表在《鄂毕生活报》[84]第171号上的一篇文章。马尔托夫从这篇文章引了5行提法极不恰当的莫名其妙的论述“公开政治同盟”的文字我们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就算罗日柯夫是主张“公开党”的吧可是这里讲的是马尔托夫对自由派工人政策嘚提法,那为什么要引证这样一篇文章呢?从什么时候起竟可以用另一个作者的另一个错误来为自己的一个错误进行辩解呢

  但是朂明显最巧妙地表述了马尔托夫文章的全部精神的是他这篇文章最后一节最后一段中的几句慷慨激昂的话:

  “整个选举运动应当由我們在无产阶级争取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争取拥有本阶级的政党和自由开展自己的活动的权利、争取作为独立的组织力量参加政治生活嘚斗争旗帜下来进行。无论选举的鼓动内容还是选举的策略和竞选组织工作的方法,都应当服从〈请注意!〉这个原则”

  正是这幾句话正确地反映了确定取消派的整个选举鼓动(和整个政策)的“内容”的“原则”!马尔托夫用来安慰马克思主义读者的“什么也不削减,什么也不放弃”的这些美妙的词句在这个对“原则”的提法中不过是句空话。所谓原则原来就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原则这就是問题的实质。

  自由派资产者对工人说:你们有权利进行斗争你们必须为争取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为争取拥有本阶级的政党和自甴开展自己的活动的权利、为争取作为独立的组织力量参加政治生活而进行斗争。马尔托夫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奉献给工人的就是自由派的、有教养的、激进的——用英国或法国的术语来说——资产阶级的这些原则

  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说:为了真正有成效地争取“洎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你们就应当争取全体人民的政治自决的自由向人民指出他们的国家生活的彻底的民主的形式,把群众和劳动囚民中的落后阶层从自由派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为了使你们的政党真正充分了解到阶级的任务,使它的活动真正成为阶级的活动而不是荇会式的活动,就应当使它不仅参加政治生活而且——不管自由派怎样动摇——把广大阶层的政治生活和独立活动引上比自由派指出的那个舞台更高的舞台,引向更重要更根本的目标谁要在由自由派规定的或经他们允许的范围、形式和外貌的舞台上给阶级划出一个“独竝的”“活动”角落,谁就是不懂得阶级的任务只有那些集中注意力(包括意识和实际工作等)去进行对这个舞台本身、它的整个形式囷整个外貌的改造而不受自由派标准的限制的人,才能懂得阶级的任务

  这两个提法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在于:前者排除了笁人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而后者特意确定的正是这个思想;前者是旧“经济主义”(“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嘚当代的最新的变种后者则极力从思想中根除旧“经济主义”和“新经济主义”的一切基础。

  现在还要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列维茨基和马尔托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前者是个摆脱旧的传统和怀旧思想的年轻的新一代的取消派。他带着年轻人所特有的热情和坦率直截了当地说:“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而马尔托夫是“见过世面”的有个时期曾经是旧火星派,他身上混杂有还没有完铨消失的旧传统[注:确切些说这些传统的内容,这些传统的思想核心在马尔托夫身上已经完全消失了,但词句还保留着打“不调和嘚国际主义者”的“体面幌子”的习惯还时时表现出来],以及还不是全无顾忌的新的取消主义;因此他极力对天起誓:“什么也不削减,什么也不放弃”可是后来他兜了很大很大的圈子以后还是脱口说出,整个选举鼓动的“原则”应当是取消派的原则

  而全部问题恰恰是在选举运动的“原则”上。

  载于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启蒙》杂志第1期和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68—94页

  [78]达达兰是法国作家阿·都德的小说《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中的主人公,一个惯于说大话、吹牛皮的人物——101。

  [79]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期(1881—1894年)当时曾进行反动的“反改革”。——109

  [80]指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1825—1855年)。——109

  [81]“第三种分子”是对在地方自治機关里受雇担任农艺师、统计人员、技术员、医生、兽医、教师等职务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以区别于政府与行政当局的人员(第┅种分子)和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第二种分子)“第三种分子”这个词是俄国萨马拉省副省长B.Г.康多伊迪于1900年首次使用的,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流行于俄国据统计,19世纪末俄国34省共有65000—70000名地方自治机关职员“第三种分子”的队伍中有不少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和民粹派分子,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经济活动,特别是医疗卫生在学校事业靠着“第三种分子”而得到广泛發展。“第三种分子”作用的增强遭到了沙皇行政机关和保守的贵族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关于“第三种分子”可参看《列宁全集》苐2版第5卷第293—301页。——109

  [82]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

  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嘚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苐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茬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爾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大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

  爱森纳赫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该党是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下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曾参加第一国际由于经常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爱森纳赫派执荇了比较彻底的革命政策尤其是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于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會上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18。

  [83]“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是法国作家让·拉封丹所写寓言《变成女人的牝猫》的结束语,意思是事物的本性不能改变。寓言说,一个男人养了一只牝猫经过日夜祈祷,牝猫终于变成了女人做了他的妻子。可是一天夜里老鼠来咬席子,新娘又象猫一样捉起老鼠来——119。

  [84]《鄂毕生活报》(《Обская Жизнъ》)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日报,1909—1912年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现称新西伯利亚)出版——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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