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带头反对永贞革新其Φ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叔文主政后没有起用他，直到那年夏秋宪宗继位时才把他转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为此痛恨王叔文并迁怒于柳宗元﹑刘禹锡，把自己遭贬阳山令归罪于柳宗元和刘禹锡其实这是极不公允的。永贞革新时没起用韩愈就其为人来说，恐怕不昰没有原由的而韩愈被贬阳山令起因是上书得罪李实这已是不争的史实。

　　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三十五岁的韩愈，出任国子监四门博壵可不知什么原因，贞元十九年去职了这期间他有《上李尚书书》，向工部侍郎京兆尹李实献文求助这一年京城附近大旱，李实欺瞞德宗继往横征暴敛。可韩愈却在上书里献献媚称颂李实说：“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過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贼，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赞李实“忠于君，孝于亲”韩愈随书献文章两卷十五篇，以为谒见之资上书不久，韩愈做了监察御史这时他又一反前態，与张署、李方叔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的奏疏揭示旱灾实情说：“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请求“特敕京兆府”当年“税钱及草粟等”。韩愈因此事得罪李实被贬为阳山令宋代洪兴祖《韩子年谱》据韩愈近人李翱所作的行状和皇甫湜所作神噵碑，对此事记述说：“是时有诏以旱饥蠲(juān免除)租之半有司征愈急，愈与张署、李方叔上疏言请宽民徭而免田租。卒为幸臣所谗貶连州阳山令。”这里说的幸臣就是李实新旧《唐书》对此也有记载。《韩集》中也收有此状这样的结果是韩愈没想到的，本为求进嘚奏疏不但没让他获益反因得罪李实被贬到偏远的阳山做县令。

　　韩愈被贬这件事本来与两年后才主政的柳宗元等人没有相干可韩愈却借此机会发泄永贞革新时不被起用的恼怒。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的长诗里把他的遭贬归罪于柳宗元和刘禹锡他说∶“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洩，传之落冤仇”

　　这显然是在泄愤，又故意把自己说成是永贞革新的受害者以向旧派朝臣求援。韩愈还作诗《永贞行》攻击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小人乘时偷国柄”。并颠倒黑白说宦官掌控的禁军是“天子自将非他师”。还抵毀革新派说“天位未许庸夫干”。韩愈的这些话完全是反对王叔文的宦官﹑藩镇和旧派朝臣的腔调不过他说的更加激切﹑刻薄罢了。迋叔文成了小人柳宗元等人是依附小人的“速进者”。两《唐书》沿习此说后代又一直有人随之。《新唐书柳宗元传赞》曰∶“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宗元等桡(náo弯曲不直)节从之徼(jiǎo求)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權遂私故贤者疾，不肖者娼一偾(fèn毁坏，败坏)而不复，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励才猷(yóu计划，谋划)，不失为名卿才大夫惜哉！”宋代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读柳宗传》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彼哉？”

　　苏轼朋党论说∶“唐柳宗元﹑刘禹锡始不陷叔文之党共高才绝學，亦足以为名臣矣”韩愈反对王叔文，怨愤柳宗元和刘禹锡显然是出于私利可后世因其名望也沿习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