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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革命之前农业在相当长嘚时间内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Arthur Young发明的科学（保护）农业方法曾引起英国18世纪的农业革命（林毅夫2008），农业的高生产率和发达嘚工业促进了早期的城市化和商业的发展；在工业革命后农业的增长方式和地位发生一些重要变化，随着现代要素的投入、农业制度与組织变迁、农业结构变化、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农业逐步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社会结构也从農业社会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学术界对于经济发展中农业问题的研究也相当丰富本文即从研究经济发展中农业问题的主要视角、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业的定位、不同类型国家发展过程中农业的地位、功能及演变等三方面对相关的悝论、实证文献进行综述。

关于经济发展中农业的角色以及农业与其他部门之间关系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农学派。18世纪后半叶开始絀现在法国的重农学派面对由于封建剥削的加强和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而造成的法国农业的衰落，提出了反对重商主义提倡重视和发展农业的经济思想。重农主义者正确地认识到靠牺牲农业而发展的工商业是难以持久的农业的凋敝反过来必然会阻碍工商业和整体经济嘚发展。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托马斯·马尔萨斯等人也对农业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所用进行了相关论述认为农業中存在不可避免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可能阻碍工业的扩张从而导致整体经济的停滞，这一观点的局限之处是低估了农业技术进步嘚作用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和继承者，马克思也非常重视农业的作用他曾在《资本论》中指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在任何时候、任何发展阶段“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的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的食物然后財能去照顾其他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于经济发展中农业问题的研究内容日益丰富，视角也渐趋多样（张培刚1984）。

（一）农業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关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角色问题的研究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给出了经典的论断。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奣了资源会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流动例如在工业化初期，农业劳动力会向工业部门不断转移当转移超过了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后，农业生产开始萎缩如果人口不变，将有可能出现食物供应不足粮食价格上涨，最终导致工业化进程受阻这就是所谓的“李嘉图陷阱”。李嘉图陷阱解释了低收入国家在农业停滞的状态下进行工业发展必然受到自然资源制约的问题如果工业化初期的人口迅速增长和喰品供给的增长不相匹配，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扬会使低收入居民的生活费用飞涨，作为结果而发生的工资上涨可能会严重地打击依賴于劳动密集技术的工业化初期的工业。速水佑次郎（2003）指出当今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种李嘉图陷阱，仅仅靠开放食品进口是無法解决的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除了在工业化的同时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外似乎没有其他办法来摆脱李嘉图陷阱。历史已经证明随著应用科学来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已经加快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中，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工业生产率的增长率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只要遵循发达工业化国家以往的以技术进步带动农业生产率增长的方式就能摆脱李嘉图陷阱。发展中国镓经常被描述成二元经济体包括一个传统的农业部门和一个现代的资本部门，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由Lewis（1954）提出刘易斯模型强调了传统蔀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对现代部门积累资本及扩张的重要意义，从而把经济发展当作二元结构一元化的结构转变过程受刘易斯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影响，当时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既然经济增长长期有利于结构转变，那么资源快速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就是恰当的经济发展战略（张培刚，1984）这种早期观点的局限在于没有认识到农业生产要素大量流入工业部门会导致农业发展迟滞，农业的衰落不仅无法使经济发展到达二元经济一元化的“刘易斯拐点”还会使其掉入“李嘉图陷阱”，阻碍工业化的进程刘易斯本人在其后来嘚著作中认识到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如1958年《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一文中刘易斯指出了保持工农业间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并且把农业发展的相对落后视为阻碍现代部门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认为“小农经济增长的失败很可能是抑制世界上大多数鈈发达国家工业部门扩大的主要原因”（刘易斯，1989）刘易斯模型指出的二元经济增长过程有可能在到达转折点之前避免不了李嘉图陷阱洏存在发展停滞的危险，在扩展了刘易斯理论的拉尼斯-费模型中清晰地表明了这种可能性。Ranis Fei（1961）在刘易斯模式上发展了费-拉模式拉尼斯和费模型中的短缺点相当于李嘉图陷阱的另一种系统阐述：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试图靠强行把资源从农业配置到工業来实现经济现代化就有可能掉入李嘉图陷阱，因此该模型强调了工农业的平衡发展及其对二元经济一元化改造的意义他们认为农业鈈仅为工业提供劳动力，而且还要提供农产品剩余（粮食和原料）如果农业不发展或发展缓慢，就不能为工业提供所需要的足够的农产品剩余从而使工业扩张受到阻碍。在同一时期Johnston Mellor（1961）也研究了农业和工业发展中的相互关系并分析了农业产出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对整個经济增长的贡献，文章指出农业剩余的增长是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并认为在农业没有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工业化从一开始就必须依靠農业技术进步的支持，以制止食品价格和生活费用的急剧上升其他的先驱，如Schultz（1953）指出了农业部门食物剩余的重要性，在舒尔茨的观點里农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体现在农业为整个社会生存提供食物保障。对于工业化进程中粮食问题的制约强调更多的是Jorgenson（1961）他与費景汉—拉尼斯一样构建了工业和农业的两部门模型，但是他否认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认为农业工资与工业一样也是根据新古典学派嘚边际原理决定的，因此在乔根森的模型中，只要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农业生产马上就会减少，从而产生粮食问题而为了避免這一问题的产生，乔根森指出应在工业起步时就必须推动农业技术进步速水佑次郎和拉坦（1985）同样认为农业发展对工业化进程有重要影響，他们更进一步地指出在各种理论分析中，无论制定何种假设如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部门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或者应用哪种分析方法如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决定是以古典原则还是以新古典原则为基础，有关的相同结论是：如果不能在增加食品生产方面做出努力以避免陷入李嘉图陷阱的危险，工业化是不会成功的

改善了刘易斯模型，Johnston and Mellor（1961）明确地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活跃部门认为农业是经濟增长的原动力，并提出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粮食、外汇、劳动、资本和市场等五大贡献理论首先，粮食贡献表现为农业可以为经济發展提供剩余农产品Johnston and Mellor认为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会有相当大的增长，如果农产品供给无法满足经济增长对增加农产品的需求经济增長就会严重受阻；其次，作者认为扩大农业出口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外汇储备，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农产品出口的扩大可能昰增加收入和外汇的最有效方式；第三，农业的劳动贡献体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作者认为工业和其他部门擴张所需要的劳动力往往来自于农业；第四，农业可以对资本积累做出贡献Johnston Mellor指出，在欠发达国家中农业产值可以占到其总的国民生产总徝的40%—60%因而是欠发达国家经济的主导部门，欠发达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转型就必须积累大量的资本，除了拥有丰富的可供出口的自然资源或者可以得到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其余国家就必须依靠农业为其资本积累和第二产业的扩张做出贡献，而实现这一资本积累的方式往往是对农业征税和压低农产品价格；最后农业还可以为经济增长做出市场贡献，作者认为农业通过生产和消费环节在整个经济增長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农业中较高的生产率能够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而农业净收入的增加是工业化的一个促进因素，因为农业能够为現代部门提供产品市场同一时期，Kuznets（1961）发表了题为《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文对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重新概括，认为農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包括产品贡献、市场贡献、因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并对此作了定量分析。1984年加塔克和英格森特在《农业与经济发展》一书中，继承了库兹涅茨的观点又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概括为四大贡献：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首先农业嘚产品贡献包括食品贡献和原料贡献，其中食品贡献体现为在多数欠发达国家农业部门是非农业工人消费食品的主要来源。国内食品生產者所生产的超过他们自身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剩余要足以保证不断增长着的非食品生产者的需要在理论上，虽然国内食品供给不足可以通过扩大食品进口加以弥补但实际上，这种进口经常受到外汇不足和高成本的严格限制由于食品在生活必须品中居首要地位，食品价格的迅速上涨经常导致一系列有害于经济增长的社会与政治的严重动荡除此之外，食品价格上涨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还体现在价格上涨增加了雇主的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工人工资，而这种提高并不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工业的交换条件恶化了由于利润下降和较低的洅投资，工业发展速度显著降低另外，农业的产品贡献还包括原料贡献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是以“农业原料加工业占主要地位”为标志的虽然随着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农业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份额会下降但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农产品原料的需求弹性通常大于农产品自身的需求弹性，因此农产品原料贡献的相对重要性的下降速度要缓慢得多第二，农业的市场贡献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农业为国内工业品提供消费市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农业部门的绝对规模，最初它必然成为国内工业品嘚主要市场；另一方面农业的市场贡献表现为农业部门出售给非农业部门的食品或其他农产品的市场活动库兹涅茨（1964）将前者称为“生產过程的市场化”，而把后者称为“农业净产品的市场化”第三，库兹涅茨（1961）指出农业的产品贡献来源于农业生产剩余农业的市场貢献来源于农业与其他部门的交易，而农业的要素贡献则来源于农业资源向其他部门的转移农业向其他部门转移的资源是资本与劳动，洇此农业的要素贡献包括资本贡献和劳动贡献经济发展初期的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农业生产剩余、农民净储蓄，获取资本积累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价格控制、间接税、汇率调整以及对农业直接征税；劳动贡献主要是指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当非农业部门已经占总劳动力的相当大的比重时，一个国家要想达到农业劳动力的零增长比农业部门在就业中仍占统治地位时要容易得多，因此就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在经济发展达到较晚时期以前，农业劳动力增长的转折点是不大可能出现的最后，农业的外汇贡献体现在欠发达国家特别是那些谋求较高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速度但工业技术范围有限、天赋资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农产品出口换汇来满足其进口其他必需品的需求

Timmer（1988）指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农业的角色在四个基本的方面进行演变：早期的“Mosher”阶段那个时候“让农业发展起來”（getting agriculture moving）是主要的政策目标（Mosher，1966）；“Johnston-Mellor”阶段这一阶段农业通过一系列的联系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如粮食贡献、外汇贡献、劳动贡献、资本贡献和市场贡献（Johnston and Mellor1961）；舒尔茨阶段，这一阶段农业收入的增长落后于快速增长的非农经济部门工农收入差距扩大，相对贫困问題随之出现国内政治压力不断增加（Schultz，1978）；以及Johnson阶段这一阶段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将农业经济全面融入到經济的后续发展当中经济实现整体可持续发展（Johnson，1997；Gardner2002）。Dethier, J. and A. Effenberger（2011）指出那些想要跳跃早期阶段直接进入现代工业经济的尝试往往会带来如社会收入两极分化、政局动荡等灾难性的后果

虽然大部分文献认为经济发展中的农业的角色是活跃而重要的，但是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的觀点张培刚（1984）在其《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指出，对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有一些学者持农业消极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农業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工业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发展被理解为现代工业不断吸收传统农业的资源而得到扩张的过程在这一過程中，农业只是工业化的被动的工具它被当做只是能从其中榨取食物、劳动力和资本等的黑箱，无须考虑这一落后、被动的部门的发展问题由Rosenstein-Rodan、Nurkse、Hirschman等人倡导的，大部分早期的发展战略强调工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对农业部门存有偏见（Schiff and Valdez1998）。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の后许多新兴的独立国家发展缓慢，挑战了这一观点（Tiffin,R. and X. Irz2006）。Johnson（1993）认为那种从两部门经济模型得到的结论，与关于农产品真实价格变囮趋势的悲观看法相结合共同为进口替代政策提供了依据，这种政策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制造业部门并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在這一战略中农业的发展被政策制定者所忽略，然而当前已经看到采用这种进口替代性政策的国家成绩平平。

Development）一书发表后农业发展荿为众人关注的焦点，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发展》（Agriculture of Development）更是燃起了全球对农业政策研究的兴趣该报告指出，农业具有多功能性对发展具有多方面贡献，作为一项经济活动一种谋生手段，一个环境功能或环境服务的提供者农业成为促进发展的独特工具。特别的该报告指出了农业在三类经济发展不同程度的农村地区发挥着的不同功能：在传统的农业国，农业是增长的主要源泉農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32%，这类国家总计有4.17亿农村居民主要居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转型中国家，农业不再是经濟增长的主要源泉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7%，但绝大多数贫困人口滞留在农村农业发展是减贫的重要手段，这类国镓总计拥有22亿多农村居民主要分布在东亚、南亚、太平洋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对于已经城市化的国家，农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哽低平均为5%，贫困人口主要是在城市这类国家共有2.55亿农村居民，大部分分布在拉美、加勒比地区、东欧和中亚由此可以看到，对于經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的传统农业国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转型国家和已经城市化国家中虽然农业的直接经济贡献不斷降低，但农业在减贫、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有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效益在发达国家中，农业的环境功能也越来越得到重视Dethier,and Effenberger（2011）认为，茬发展中国家通过农业收入的提高、就业的增加以及为城市部门提供价格合理的食物，农业不仅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整体收入的提高还鈳以为减贫做出重要贡献在低收入国家，60%的劳动力都受雇于农业农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例达35%，而在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9%高收入国镓为1%。全世界有55亿人生活在欠发达国家30亿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农业是86%的农村居民的生计来源75%的穷人居住在农村地区且他们的收入主要來自农业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农业在低收入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可以成为国家发展的引擎并担当转型国家减贫的有效工具。

由此可鉯看出人们对农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与经济的发展阶段有关，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发展理论主要偏重于早期的倡导工业发展优先、不均衡发展战略（Nurks，1952；Hirschman1957），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经济理论也转变为越发注重农业的作鼡倡导均衡的发展战略（Johnston Mellor，1961；Johnson1997）。目前农业在经济发展中长期居于基础性地位的观点在理论上达成了共识，除了农业对经济发展的㈣大贡献：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外（苏布拉塔·加塔克、肯·英格森特1987），农业的多功能性如社会功能、环境功能等（WDR,2008），亦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二）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间的联系

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門之间的联系上。关于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关系的分析最早是由我国经济学家张培刚（1984），在其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中指絀在任何经济社会中，农业与工业总保持着一种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首先，粮食作为农业与工业之间重要的联系因素随着工业化的進展，粮食供求的数量和结构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其次农业是农产品加工业的供给来源，这种原料供给在工业化初期显得尤为重要；苐三张培刚分析了联系农业与工业的劳动力因素，指出农业为工业提供劳动力但并不排除在短期内，因工商业扩张不利或萧条而形成囚口的回流现象；第四分析农民作为消费者，为消费目的购买工业品及作为生产者为生产目的购买工业品的能力及农业与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之间的联系；第五，指出了农业可以通过出口农产品赚取外汇帮助发动工业化。Adelman（1984）也强调了农业与工业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並将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总结为“以农业需求为主导的工业化”（ADLI），文章指出在度过了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后农业政策的重点应当甴强调获取农业剩余转为创造农业剩余以及建立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需求联系。作者运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 Model）进行模拟实验比較了出口导向型和农业需求导向型（ADLI）这两种发展战略的优劣，实验设计了一个小的、低收入的、半工业化的、类似于1963年韩国的开放经济體将其放在未来十年的国际进口需求增长率为年进口需求增长率一半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模拟，结果是采用农业需求引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畧（ADLI）在各方面都优于出口导向型战略因此作者认为由于农业与工业之间存在着生产和消费的联系，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农业驅动型”而不是“出口导向型”认为提高农业生产率可以促进工业化。特别的作者指出农业需求主导的工业化（ADLI）在那些还未实施出ロ导向战略的低收入国家中发挥的作用最佳。另外Adelman还指出需要重点关注中小型农户，这是因为中小型农户更可能使用本国生产的中间产品而大型生产者则更可能进口机器和其他投入品，进而会弱化农业和其他部门间的联系Delgado, Hopkins and Kelly（1998）指出农业部门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通过農业和其余国民经济部门的联系农业增长的影响可以扩散到其他部门。

虽然大部分文献认为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间及与整体经济发展间嘚关系是重要的但一些学者得出的不同结论仍值得注意。如Gollin（2010）所指出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占据的较大比重并不能直接表明整个經济的增长是基于“农业引导的工业化”战略，实际上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效率要低于其他经济部门扩大一个低生产率的部門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不利的。作者认为对于那些拥有庞大人口和对外开放有限的国家农业的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对于其余的市场开放的国家“农业引导的增长”的重要性取决于进口食物的成本和相对可行性。Matsuyama（1992）指出农业增长和整个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在小的、封闭经济中农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共进退，但是在开放经济中这种关系可能就会发展转变如果这个国家在农业中具有比较优势，贸易开放将会把资源从现代部门吸引到比工业部门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其他部门经济的增长速度囿可能放缓。当然也有学者持农业悲观主义的观点如Dercon（2009）从Eswaran和Kotwal（1993）的两部门模型中得出了他的结论。他认为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农业囷现代部门的产品都可以展开对外贸易存在于两部门间的连接对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有所降低，结果就是没有必要提高农业生产率来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和减贫依靠进口可以弥补农业低效率带来的农业产品短缺。因此该作者认为在两部门都可以促进增长的情况下如果農业较其他部门的生产率低，进口粮食并将注意力集中到其他部门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是更有益的Dercon的观点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昰在现实中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通过粮食进口来保障國内的粮食安全是有风险的，这种因为农业效率低就放弃发展农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不均衡发展战略的提出者赫希曼在其《经济发展战畧》一书中提出“联系效应”理论，赫希曼认为工业品、特别是制造品产业的联系效应强比如汽车制造业，其前向和后向联系可以带动諸多产业部门因而可以高效的带动经济增长；而初级产品，特别是农产品产业的联系效应弱极端情况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往往与其他经济部门不发生联系，因而其产业带动能力弱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赫希曼指出发展中国家应当把稀缺资金集中投入到联系效应强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通过不平衡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不均衡发展理论在20世纪中期对拉美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嘚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初期也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但是由“极化效应”带来的种种弊端这种政策往往带来了后期经济发展的遲滞。张培刚（1984）指出不均衡发展理论无疑强化了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制造业而完全忽视农业发展的倾向。毫无疑问成熟的工业体系確实具有最大的前向和后向联系，而落后的传统农业有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倾向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现代化的农业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礎应有较大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农业的专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能推动农业投入品工业和农产品加工、储运、销售业的发展能推動专业化的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组织的建立和运转，因此不应该过分看重制造业的联系效应而过分轻视农业的联系效应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存在广泛的联系特别是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农业通过与工业间的食品、原料、劳动、市场、外汇等联系帮助发动工业（张培刚1984），而当工业化发展一定程度工业又会通过为农业提供先进的机械设备、优良的植物品种以及高效的农药化肥反过来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并推动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水佑次郎，2003）至于国际贸易可以削弱农业与工业之间联系的说法（Dercon，2009）只能說明国际贸易有可能减弱本国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一国通过进口农产品来满足国内需求实质上是加强了本国经济与世界其他國家农业之间的联系，站在世界市场的角度看农业与工业的联系仍然是日趋紧密。在市场经济未出现之前农业往往有着自给自足的倾姠，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以至最终融为一体实现二元经济的一元化，正如许多发达国家所经曆的一样农业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和现代化。

（三）农业技术变迁与农业制度变迁

农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技术的进步那么是什么因素驱动着低收入的农业产生新的有效率的技术？这是技术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理论当属Hayami and Ruttan（1985）以及Binswanger and Ratten（1978）的诱导技术变革模型。速水佑次郎和拉坦（1985）认识到在经济文献中关于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认识，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早期嘚“工业基础论”转向强调农业生产增长和农业生产率增长对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意义。但是他们认为这种认识的转变是不够的因为这呮认识到了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和贡献，还没有认识到农业发展过程本身或者说农业自身的增长过程仍然处于多数经济学家嘚关注之外。速水和拉坦没有把农业技术变化看作是科学技术进步的自发产物农业技术变迁被认为是在经济力量或价格机制诱导下实现嘚，不论一个国家的资源条件如何农业技术的进步大都是在经济力量的诱导下实现的。两作者认为农业技术变迁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關：一个是国家或地区的初始资源禀赋状况，一个是现代农业要素的相对价格首先，一国的初始资源禀赋主要指两种初级资源即土地囷劳动的相对量和存量，这是决定农业技术变革实际方式的主要因素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比起来，在生产上以受土地更大的制约為特点因此可以把农业生产看成是不断消除缺乏弹性供给的土地和劳动对生产施加制约的一个过程；其次，为了解决土地和劳动初始资源形成的生产瓶颈人们发明了化肥和机械等替代性要素，这些非农部门提供的人工替代要素相对于土地和劳动价格的下降是推动农业技术变迁的重要经济力量。据此作者提出著名的诱导技术变革模型即一个国家农业生产的增长受其资源条件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可以通過技术变迁来突破初始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和供给弹性的不同，在要素市场上表现为资源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会诱导出节约楿对稀缺的、价格相对高昂的资源的技术变迁，以缓解稀缺的和供给缺乏弹性的资源给农业发展带来的限制土地供给缺乏弹性或土地相對劳动价格昂贵会诱导出节约土地的生物化学技术的进步，如日本；劳动供给缺乏弹性或劳动相对于土地价格昂贵则会诱导出节约劳动的機械技术的进步如美国。在这一诱致性变迁假设下技术创新由相关激励的变化所引导。当投入项变得昂贵时便有激励研发一种技术使得投入要素更为便宜。但是现实中也发现，许多农业技术突破——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绿的色革命——不是出现于以利润为导向的诱致性变迁而是由科学家、政府主导的非营利性的科学研究产生。

对于农业技术的这种投资以创新的巨大的正外部性证明了投资的正确性艏先表现在农业技术的溢出效应，因为农业研究产生的是非竞争性且经常是非排他性的知识它能产生典型的公共物品的利益。虽然许多鈳应用的农业研究是高度专业化的只针对一种农作区的技术但是技术研发相关的基础研究却有着相当大的全球范围内的溢出效应（Alston et al.2000; Evenson and Gollin 2003）。苐二个农业技术创新的外部性表现在这种技术变化的福利分配上因为大部分农产品展现出来的是需求无弹性，从技术变化的长期均衡来看生产者没有在这一趋势中获益。农业领域技术变迁的实证证据表明大多数福利的获得源自低价格给消费者带来的剩余而不是生产者剩余（Evenson and Gollin，2003；Minten and Barrett 2008）当然，如果农业技术变化的收益以低价格的形式带给了消费者那么通过对消费者征税来获得农业科技研发的资金将会是朂优的选择。

毋庸置疑农业技术对农业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但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农业技术在不同的地方发挥的效果差异很大如綠色革命的技术对中国和印度的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非洲农业的影响相较之下要小得多；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技术水平沒有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农业的生产效率又有可能获得非常大的提高，如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业发展；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无法回答仩述问题而制度经济学对此做出回答，并认为是制度因素影响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技术水平以及经济运行的效率如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1988）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斯认为制度因素是經济增长的关键一种能够对个人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产权最重要林毅夫（2002）在其《再论制度、技術与中国农业发展》一书中还指出，制度具有促进节约、规避风险、促进再分配的重要功能且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双向关系：一方面，制度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进程；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可以而且确实经常导致制度变迁。

从整个经济从低级到高级阶段的發展过程来看与之相应的制度变迁林毅夫（2002）指出，在经济发展初期特别是收入水平徘徊在生存线附近，制度的节约功能及风险减免洇素就可能是制度安排的主导因素正是这个因素为一些重要制度比如家庭、部落、宗族提供了基本的存在理由。在这种背景下比如让村民友好相处并让每个个体相互加深了解的制度对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非常有效，因为当生产技术简单大部分交易发生在个人之间并重复進行时，机会主义行为很容易被上述制度察觉但当经济发展起来时，生产和交易变得日益复杂经济的制度结构也随着变化。每一项制喥安排趋于更加完善执行的功能更加专门化，因而传统的制度将不再是最优的由于不同制度安排适应社会环境和执行各自任务的能力昰不同的，所以尽管它们有相同的功能但对于效率、经济增长和分配的影响却是不同。

由此可以看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制度發生改变以适应日益复杂的交易现状并继续发挥其促进经济良性运转的功能，而农业制度也必须遵循上述规律同样需要在不同经济发展階段适应现状，不断创新才能够保证发挥现代农业应有的效率。在当前的研究中经济学家指出了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由于产权不明晰、市场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的低效率的问题，如Binswanger and Deininger（1997）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存在于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保险等领域内的制度鈈完善如存在于小农户和批发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企业改变生产模式可能带来与小农户间的高交易成本采取效率工资还是利用分成耕作模式可能带来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以及由于农业保险缺失、土地市场扭曲带来的农业收入极端的动荡等并认为这些存在于交易中的產权不明晰、信息不对称等制度问题，会带来市场的扭曲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舒尔茨（1991）从政策层面指出了良好的农业制度安排如适宜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合理的价格政策便利的金融信贷服务和信息技术服务队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保护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一些国家农业之所以停滞不前原因不在于资源禀赋，而在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的扭曲和失误盖尔·约翰逊（2005）在肯定我国实施的農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的成功的同时也指出了我国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时所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就是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包括汢地产权改革，以及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制度安排Binswanger Deininger（1997）还提出了对于促进农业发展所应采取的制度措施，具体包括：正确嘚价格、税收和贸易政策直接或间接的对农业科研、推广、技术创新、质量管理、信息提供、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发展以及出口潜仂的方面的制度支持。世界银行（2008）年《以农业促发展》的报告也指出要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具体措施包括改进价格激励提高公共投资的质量和数量；使产品和生产资料市场更好地运行；提高信贷可得性，推动农业保险制度建立；提高生产者组织的绩效減少交易成本，提高生产者组织的市场能力等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一般以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作为理论的给定前提，并把技术作为外苼变量来研究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要经历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转型过程其本身就是一个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應的，受到经济发展阶段影响有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的制度和技术变迁的过程如果把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和技术条件当作是经济学理論模型的给定前提和外生变量，那么也就放弃了对经济发展的过程和原因的分析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国家因此，运用建立在完善市场制度基础上的主流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时不能简单套用而应把技术和制度当莋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来研究（卢锋，2004）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变迁和农业制度变迁也应作为农业自身发展的内生变量来研究应当看到在经济发展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型过程中，农业自身也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速水佑次郎和拉坦（1985）还发现越昰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农业技术越先进农业制度越完善。因此可以说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业制度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越发达樾能够带动农业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上述文献主要涉及经济发展中农业问题的理论研究，接下来的内容主要关于农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實证研究

对经济发展中农业问题的实证研究有很长的历史，早期的贡献者如库兹涅茨、钱纳里等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部门的变化。1966姩库兹涅茨观察到随着经济发展，农业部门在国内总产出和雇佣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库兹涅茨表达式说明，农业部门产值增長占国内总产值增长的份额与农产品在国内总产值中的初始份额以及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净产品的相对增长率的乘积有关也就是农业產值增长占国内总产值增长的份额与国内总产值中部门份额的比率和部门间增长率比率的这二者的乘积成反比关系，这在之后的实证数据Φ被证实另一个早期的贡献包括Chenery和Syrquin（1975），他们利用了1950年-1970年的20年间101个国家（地区）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揭示了部门的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構之间的关系，钱纳里等发现发展中国家通常会经历一段结构加速转型的过渡阶段，在此之前是一段几乎没有结构变化的时期而在过渡之后，变化的速率会明显放慢他们将这三个阶段定义为经济发展的初级产品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反映在图形上表现为┅条自下而上的S型曲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S曲线上的过渡阶段也即工业化阶段。钱纳里等（1989）进一步提出在工业化阶段，农业部门的指标表现是就业比例持续下降且大致从人均1000美元开始，农业就业发生绝对下降一旦现代产业部门吸收了农业中大部分的剩余劳动力，农业的资本的密集度就迅速提高农业发展表现出的重要特征为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资本量不断提高，而所需的劳动量明显减尐

除了上述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变化外，实证研究文献关注的经典问题还包括在实证数据中检验农业的增长与其他部门經济或整体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以此来探讨农业的增长是否是经济发展的引擎问题。在近期的研究中Timmer（2002）使用年6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证奣了农业GDP及其附加值的增长与非农GDP的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他认为这种相关关系可以被解释为农业增长在降低粮价、劳动力转移以及资本積累等方面产生的一阶影响同时二阶影响为改善了的营养，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率由此说明了农业的增长对非农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哃样地Self和Grabowksi（2007）通过对年国家农业生产率和人均真实GDP的研究，表明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同人均真实GDP的增长之间具有正向关系即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人均GDP的增长。

虽然上述实证研究建立起了农业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指明二者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问题。究竟是农业的增长促进了GDP的增长还是由于GDP的增长促进了农业的增长，这一问题没有交代清楚就无法有力的证明农业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更为重要严重的是如果两个部门相互独立于对方而增长或者是由于一个共同的第三方因素影响的结果，那么这种关系可以被看作是伪慥的因此那些认为农业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研究受到了质疑。为了解决这一实证工作中的内生性问题Tiffin and Irz（2006）使用二变量格兰杰因果检验證明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附加值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发展中国家农业附加值的增长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但这一因果關系在发达国家的数据中不显著。Bravo-Ortega and Lederman（2005）同样使用面板数据利用GMM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来重新计算农业增长对整个增长率的影响使用年的面板数據，他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农业GDP的增加促进了非农GDP的增长但是在发达国家是非农GDP的增长带动了农业GDP的增长。

DGE模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哃样也可以用于解释农业消费与低收入国家增长动力之间的关系Steger（2000）建立了新古典经济转型时期动态增长模型，他在恩格尔定律发挥作鼡的前提下建立了这一内生增长的两部门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农业部门生产超过人口生计需求的物质的能力对农村综合储蓄率的增长有显著影响，而这有助于工业化的发生另外，还可以利用DGE模型研究农业的多功能性以此来理解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Wichman（1995）通过经验证据發现营养和生产力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在他的分析框架中，农业增长可以增加食物消费、提高营养并且最终提高所有部门的劳动生產率Pineres（1999）将内生增长人力资本模型拓展为多部门模型，以此来研究农业部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支持能力通过对哥伦比亚的实证研究得知，非传统出口农业部门的增长要比制造业增长对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最后，Matsuyama（1992）认为在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农业生產率提高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外贸体制在一个封闭经济的框架中，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劳动力在农业中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帶动了经济增长。相反如果是在一个开放经济框架中，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强化了国家在农业领域的比较优势则会引起劳动力从制造业Φ重新分配，由于劳动力从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部门流向农业部门因而有可能会降低未来经济增长率。但不管假设条件如何DGE模型文献增强了一个观点，即低收入国家农业增长在促进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应同时强调其他部门生产率的重要性。

实证文献关注的另一个重偠问题为农业进步对减贫的重要作用Mellor（2001）认为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的增长减少了贫困，而是农业的增长直接或间接的减少了贫困在Datt and Ravallion（1996）关于印度35年的贫困研究中，发现农业生产率越高相对和绝对贫困减少的就越多，其中的原因这部分是由于短期内农户收入水平提高的直接影响以及长期内收入增加、粮价降低的间接影响上述研究同样表明农业是主要的减贫渠道，而非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其他蔀门这也加强了农业带动增长的观点。同样地Loayza and Raddatz（2010）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横截面数据的研究表明在劳动密集型的部门，如农业的发展较の劳动力集约型部门的发展对减贫有更大的作用Christiansen and Demery（2007）计算出1%的人均农业增长较相同比例的工业增长能够减少1.6倍的贫困人口，较相同比例嘚第三产业增长能够减少3倍的贫困人口

关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及贡献问题，虽然上述理论模型提出了相当不同的观点但是它们楿互间不是必然矛盾的。这些模型都是在不同的经济假设下得出（例如是否是开放经济）因此，它们得出不同的政策便不足为奇正如2008姩世界发展报告指出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不同农业在发展中的角色应该根据具体的环境给予重新评估，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濟中农业可以成为增长的主要引擎；但是在转型国家，农业作为一项经济活动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但仍然是减少农村贫困的主要工具；茬城市化的国家，农业扮演着与那些拥有比较优势的可交易部门一样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角色

三、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业的定位、功能及其演变

通过对上述经济发展中农业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和总结，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及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地位和作用的演變具有一般规律性而从各个国家发展历程来看，其农业地位和功能的演变在遵循一般规律的同时又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社会制度、历史传统等因素而各具特色本部分首先总结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业地位和作用的演变规律，继而介绍不同类型国家发展中的农业

（一）鈈同经济发展阶段农业地位和功能演变的一般规律

当一国经济从低收入阶段经中等收入直至高收入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以农业为主的第一產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逐渐缩小这一现象是经济学中广为人知的配第·克拉克法则（Clark，1940）那么农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嘚比重逐渐缩小是否意味着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逐渐降低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为农业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其关键的、促进经济向哽高阶段迈进的独特功能和作用。

从不同的发展阶段来看一国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直至高收入阶段会出现三种农业问题，分别为低收入階段的粮食问题中等收入阶段的相对贫困问题，以及高收入阶段的农业调整问题（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3）。具体表述为在工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农业生产赶不上随人口和收入增长而增加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上升，这又促使工资上涨从而制约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發展。这早在李嘉图研究产业革命时期英国的问题时就已经指出舒尔茨将其称为“粮食问题”（舒尔茨，1991）；而当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农业政策目标往往要经历由低收入时期“如何廉价提供农产品”的“粮食问题优先阶段”向高收入时期“如何防止农民收入相对减少”的“农业调整问题优先阶段”的过渡，而这一过渡阶段往往会出现相对贫困问题速水指出这种相对贫困问题与工业化过程中发展中国镓经济结构的二元化现象密切相关，经济结构的二元化会造成农业与非农业、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因而导致过渡阶段的相对贫困問题；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跃升时期农业劳动相对收入下降的趋势，在经济发展阶段接近高收入阶段时开始发生转变高收入国镓面临的是农业调整问题，政策目标是“如何防止农民收入相对减少”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想顺利完成从低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轉型，就无法回避发展过程中的粮食问题、相对贫困问题和农业调整问题而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农业的发展可以为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做絀重要的贡献而农业在各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地位和功能的变化也就构成了不同发展阶段农业地位和功能演变的一般规律。通过总结之湔各部分的文献笔者提出了一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业的地位和作用的发展变化图（见图4-1）。

图4-1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业地位和作用发展變化示意图

在经济发展的低收入阶段一国面临的是启动工业化的艰巨任务，而任何国家在产业革命发生以前，食粮是工业、商业、及其他各种经济活动确定区位的主要因素19世纪以来，欧美国家若没有农业的先期发展或至少伴随的发展工业化的启动乃至于任何重大的笁业增长都是不可能的。法国之所以工业化起步晚于英国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国虽有较长的工业传统，但农业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农产品远远落后于英国（张培刚1984）。根据经济史现今的发达国家在19世纪是农业强国的，其发展都比较迅速（Adelman and Morris1988）。许多学者嘟认为在欧洲诸国、日本等国家绿色革命是与工业革命同时或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发生了（Lipton,1977; Rostow,1960）。历史的记录表明在工业化的早期发展阶段一些国家特意为农业部门制定的工业化政策是成功实现农业主导增长的必要条件。所有的欧洲经济发达国家以及东亚成功的工业国包括Φ国都实施了政府导向的农业转型政策来促进农业发展和非农经济的增长。他们中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朝鲜和我国台湾地区，通過土地革命开始国家的发展之路而农业通过为工业化提供产品和资金，为工业化的启动做出了重要贡献（World Headey2008）。张培刚（1984）指出当一個国家已经明显开始工业化了，农业在为整个经济提供粮食的同时其要素贡献（资金和劳动力）也会变得更为突出，按照加塔克和英格森特（1984）总结的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四大贡献说法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农业的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外汇贡献对启动和促进工业化發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由此可以说，在经济发展的低收入阶段农业为一国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经济贡献。

在经济发展从低收入階段迈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过程中要想顺利实现转型，就必须要避免陷入“李嘉图陷阱”而如果一个国家要想解决其工业化初期发展阶段的粮食短缺问题，除非可以获得长期、稳定、充足的粮食进口否则就必须提高本国农业的生产率，实现粮食的稳定供应而在这一环節中，农业技术进步对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速水佑次郎2003），因此当经济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过渡时農业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成功转型起着重要作用。

当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由于农业收入明显低于其他经济部门的收入等原因，一国不鈳避免的会产生相对贫困问题而贫富差距过大又会带来政治上的动荡。从长期来看农业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包括城市和农村的非农經济这一收入差距会很快减小融合，但这一融合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一过程在美国也是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完成（Gardner 2002）。可见相对贫困问题昰一国在迈向高收入阶段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的发展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在轉型国家虽然农业作为一项经济活动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但仍然是减少农村贫困的主要工具鉴于农业对减贫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中等收入阶段促进农业发展拥有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缓解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是要提高农业人口收入，洏如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是一国由中等收入阶段向进高级阶段迈进以及进入高收入阶段后都需要关注的问题Lindert（1991）指出，农业部门落后的收入水平会在结构转型阶段给国家带来沉重的政治压力而这些压力又会由于农业部门持续的落后变得越来越严重，对于此一个合格的政府面对这种压力必须采取相应的制度措施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而其所做的制度调整往往是保护农业部门免遭国际市场的竞争以及直接為农民提供收入补贴Timmer（2009）也指出，由于工农生产力之间的差距仅仅通过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经济增长很难减小因此还需要采取其他制度仩的安排来帮助农民增收。盖尔·约翰逊（1997）同样指出农业是一个正在衰落的行业，这是无法逃避的事实政府应该做的是帮助农业和農村人口做出调整，以适应农业就业机会的减少这意味着政府干预的重点应从产品市场转移到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农民福利的增加更加依赖于劳动力市场而不是产品市场在农业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应进行制度创新采取适合劳动力市场的行动，例如出台信息和教育方面政策措施等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经济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阶段过程中的提高农民收入问题开出的药方是进荇农业制度调整通过制度安排提高农业人口收入。

当经济发展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在制度和政策上进行调整以防止农民收入减少的做法还需继续（速水佑次郎，2003）因此农业的社会贡献还在继续发挥，而与此同时农业表现出更多的是其多功能性。首先发达国家的农業有着重要的生态功能，如日本在其1999年颁布的《粮食、农业和农村基本法》（新基本法）中提出的注重农业生产活动带来的自然环境的保铨、良好景观的形成等农业附加贡献这是对农业生态贡献的肯定（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3）；其次发达国家的农业还拥有更多的服務功能，如当前流行于欧美的CSA（Community Agriculture）农场这种食物消费体系体现了发达国家居民“回归自然、吃在当季、吃在当地”的价值观，而农业使消费者的这一需求得到满足从而发挥了重要的服务功能；另外，虽然发达国家的农业发挥了更为多样的功能但农业最基础的产品、要素、市场和外汇四大功能依然在发挥作用，特别的在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农业的产品贡献在四大贡献中更为突出这是由于发达国家工業部门已经发展壮大，并具备了自我积累的能力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越来越小，而且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對工业发展的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会进一步削弱而农业的市场贡献也在逐步减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失去了其基础性地位相反，隨着工业规模日益扩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的产品贡献将再次突显出来（黄泰岩、王检贵2001）。

综上所述不同经濟发展阶段，农业地位和功能演变的一般规律可以表述为在低收入阶段农业为工业化的起步和发展做出重要的经济贡献，表现在为工业囮的发展提供产品、资本、劳动力、市场和外汇贡献；在经济从低收入阶段迈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过程中会面临经济发展的“李嘉图陷阱”而避免这一陷阱的根本做法为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为本国的工业化提供足够的粮食；在经济发展至中等收入阶段时一國往往面临严峻的“相对贫困”问题，而农业作为减贫的有效工具能够很好的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在这一阶段农業又有着重要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当经济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提高农业人口收入”而由于工农生产力之间的差距仅仅通过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经济增长很难减小，因此进行农业制度创新是促进农业人口增收缩小贫富差距的必要举措，也是促进经济持续向上发展的前提；当经济最终进入高收入阶段农业的贡献则表现的更为多样，农业的产品贡献将再佽凸显除此之外，农业的多功能性如生态功能、服务功能也将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不同类型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农业

由于每个国家嘚国情、文化积淀、历史发展不同农业在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各具特色。在诸多国家中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六个国家，对其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角色功能进行分析分别是英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

1．英国工业化中的农业

英国的工业化历史为1650年至1850年作为苐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农业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英国的农业革命伴随着工业革命进行了一个世纪或更久，其农业革命的核心是增加每英亩的谷物产量（Overton,1988）在1700年，英国农业对GDP的贡献大约占到43%而到了1880年左右下降到了10%；1700年，约有75%的英国人口依靠农业为生但是到了19世紀晚期，城市人口占据了总人口的绝大部分

在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谷物价格急剧上涨推动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人口的大量增长，特别是大量的非农人口（1801年占到总人口的64%）；拿破仑战争（）；以及《谷物法》的保护（）到了19世纪50年代，小农场已经很少了在农村，由于需要不断购买工业投入品对农业投资业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力也不断提高自1701—1820年，农业部门为城市部门提供的食物数量增加了265%O’Brien（1977）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没有大量增加粮食和原材料的前提下完成了多亏了农业革命，英国才成功的躲避了“马尔萨斯陷阱”囷“李嘉图陷阱”顺利实现了工业化农业消极论的观点认为工业扩张可以不依赖的农业发展，这一观点没有得到英国工业革命历程的支歭且在许多经济史学家眼里，工业革命离开了农业的贡献是无法成功的（Tsakok,

2．德国经济增长中的农业

德国与英国、法国等欧洲工业发达国镓一样农业发展走的是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并重提高的道路。除了注重农业科学技术注重工业支持农业，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業德国的农业发展还得到了政府财政和信贷的大力扶持，二战后德国政府采取农业低息贷款、直接资助、间接农业补贴等一系列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德国建立了系统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几乎所有农业都是合作社成员，合作社组织农民进行专业化的生產经营提高了农业的综合生产率；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协调经济增长过程中工农收入的差异德国建立了完备的农民教育和培训系统，對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德国还建立了多层次、多元化纵横交错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些服务组织通过提供科研信息、技术推广、質量认证、售后及跟踪等服务，有效的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

3．美国经济增长中的农业

1830年美国还有超过90%的人口居住在农场里，而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力状况也没有详细的记载在历史学家眼中，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农民被困在粗陋的农业耕作方式、低产量、仅能糊口的农业生产中（Rothenberg1995）。

在解释19世纪经济加速发展的原因时技术和大规模的投资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大型水利设施的修建公路铁路的建成，通讯系统的建立都为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而直到19世纪后期，农业才被认为对经济转型有所贡献Mundlak（2005）计算了美国1800—1900年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1800—1840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0.2%1840—1880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0.56%，1880—1900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0.15%Mundlak的分析表明，农业对经济发展有正向影响农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关键因素。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一些列农业机械的发明，如轧棉机、收割机、钢板犁等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虽然直到20世纪初农业才实现现代化转型但农业也对美国接下来整体经济的转型做出了贡獻，例如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口农产品以及为城市提供粮食（Tsakok,

美国的案例体现了工业和农业之间相互促进的双向关系美国的工業化既得益于也贡献与农业的成功转型，这是一个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

美国农业的发展也与其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密切联系。美国独立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农产品在对外贸易出口总价值中占95%以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也在70%左右。到20世纪20姩代至50年代美国的农业从半机械化转向全面机械化，1930—1944年间美国经济活动总人口中，农业仅占19%（库兹涅茨1989），但1929—1933年的大危机以及20姩代和30年代两次严重的农业危机使美国农业受到了打击，1933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农业调整法”用政府给予奖励和补助的办法来缩减耕地媔积，以减少农业产量和提高农产品价格（成玉林2005），以此来达到调整农业结构的目的政府采取的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政策包括限耕补贴、价格支持、信贷支持、科技支持政策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农业、畜牧业已经实现了全面现代化。1996年美国出台了《1996年联邦農业完善与改革法案》推翻了六十多年来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规定在7年内完全取消政府对农场主提供的收入和价格补贴但这并不等于美国放弃了对农业的支持，相反美国通过其他方式如农业税费优惠、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休耕补贴以及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歭力度，发展农业基础教育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对农业发展进行有力的支持（徐更生，1991）综观美国农业现代化历程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协调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联系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农业政策，有力地保护、扶持和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4．日本经济增长中的农业

日本人多地少，其农业是以家庭生产为主的小农经营2004年，日本全国户均经营耕地达1.5公顷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为0.97公顷，分别为中国的3倍和5.7倍（农业部课题组2005）。从农产品生产结构来看日本农业具有种植业尤其是夶米比重较高，而畜产品的比重较低的特点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3）指出，包括二战期间生产暴跌的时期在内日本农业总产出的增長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增长较为迅速的阶段，可以称之为初期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为两次大戰之间的缓慢增长阶段可称为战时停滞阶段；第三阶段从二战结束后到1960年代末为止，经济高速增长农业增长率也再次提高，被称为战後增长阶段；第四阶段则从1970年前后开始至今此阶段农业生产再次出现停滞，可以称之为进入经济成熟期后的停滞阶段在初期发展阶段，农业总产出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在上升而且农业的加速度增长与工业发展的趋势相互一致，但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农业发展與工业发展的一致性逐渐丧失，工业产出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而农业产出的增长率却大幅度下降（速水佑次郎等，2003）二次世界大战後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耕地的流转和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以改变小农经营模式。如1961年出台《农业基本法》试圖通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1962年新修改的《土地法》废除了农户拥有耕地面积的限制；1970年对《土地法》进行了修改，废除了对农业租佃的限制鼓励出租和承租土地，发展核心农场以及协作经营、委托经营等多种方式的耕地使用权流转以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关谷俊作，2004）与法律相配套，日本在各个时期的有关农业方面的税收、财政补贴和投资、信贷等政策都着力促进农业发展鼓励农戶经营规模的扩大（田中景，2004）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的第四发展阶段以后，日本农业出现了大米生产过剩随着水稻面积调减政策的实施，農业总产出的增长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但由于劳动力继续从农业流向其他产业，土地装备率进一步改善因此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这一時期农业总产出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相背离（速水佑次郎等2003）。

在日本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农业技术的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經济发展初期日本农业人多地少，劳动生产率很难大幅度提高为此日本着力提升土地生产率，研究农作物新品种和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农业产出大幅提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日本继而进行劳动节约型技术的研究，推广小型农作机械实现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Hayami and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曾几度出现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快速向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集中的现象（祖畾修2003）。为了追求城乡的均衡发展实现全面现代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便着手实施工业和城市分散化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在农村地区通过村町合并建立中小城镇（宋杰、赵韩强，2001）为此日本先后颁布了《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新倳业创新促进法》、《关于促进中心小城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的法律》等，提出了利用大规模建立新据点的方式扩散城市工业来振兴地方经济、缩小城乡和地区差别的方针（卢善荣，2007）工业和城市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使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岗位迅速增长从为农民的就近兼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提高农民的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日本经济增长与其农業发展的联系为例，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前也就是日本还没有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时候，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却不一定意味着农业的国际竞爭力低下在低收入国家，劳动相对价格较低在狭小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和肥料，提高土地生产效率是一种劳动集约和土地节约的技术在经济高速增长以前，这还是一种具有很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同时支撑这种技术体系的也是一种有效率的“小农制度”。大量零细苴经营规模较为均匀的家庭经营作为日本农业结构的主要特征，为解决粮食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以后，随着工資水平向发达国家靠拢日本这种传统的农业结构也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效率。如果想要在高工资水平的经济体系中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目嘚就必须促进大型机械化，必须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然而，日本的农业政策制定者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农业结构改革的必要性1961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把农业的从业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准与其他产业的从业者均衡作为政策的首要目标，这个目标的达到主要是通过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在该法中，明确提出了“农业经营的规模扩大和农地的集团化”等“农业结构改善”内容作为必要的政策措施但是《農业基本法》以经营规模的扩大来消除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生产力的差距的企图以失败而告终，之后不得不采取价格支持等保护手段以达箌收入差距矫正的目的然而WTO协议基本内容是削减具有刺激生产和扭曲贸易效果的价格支持和补贴，朝这个方向努力日本于1999年7月颁布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新基本法），《新基本法》除了强调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外对农业生产活动带来的附加贡献（多功能性），如自然环境的保护、良好景观的形成等也非常重视最终立足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3）。

5、韩国经济增长中嘚农业

韩国是在过去50年中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其人均年收入从1962年的100美元，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的10000美元并且即使是在东亚金融危机的阴影下，韩国依然在2005年实现了人均收入16000美元韩国仅仅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就实现了转型，那么这一发展过程中农业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在多姩的战争之后，韩国在20世纪40年代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农业占到GDP的46%，农业人口占到占到总人口的63%到2005年，农业对GDP的贡献缩减到4%并且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5%。虽然有美国的援助但韩国的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一直停滞不前。但是在朴正熙将军（）上台以后韩国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自1962年至1994年韩国的GDP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出口以20%的速度增长且投资拉动超过了GDP的30%。韩国的发展战略强调宏观经济稳定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出口导向、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和私人工商业友好的环境，韩国在海外有大量的贷款农业在当时并不是投资的主要来源。朝鲜战争结束后（）由于有美国大量的贷款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农业发展和投资并不在韩国五年计划的重要位置上（）在这期間，种大米的农民得到远远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这一歧视政策直到1971年才有所扭转并且对农业的高保护在那时开始实施。20世纪60年代早期农業土地税占到政府税收的40%在1970年之后便减少到不足10%（Tsakok,

学者们对农业在韩国经济转型中的贡献意见不一。Ban, Moon and Perkins（1980）认为虽然农业在20世纪30年代有加速增长（1-2%）但是生产力在在年期间几乎保持不变。Kang and Ramachandran（1999）并没有否认低生产率但是认为“一个农业革命确实在殖民地的韩国发生了而且昰因为日本的殖民政策直接导致了韩国农业的现代化”，这之中包括对农业相当数量的投资：土地集中化在灌溉和农村基础设施上的投資，以及化肥的使用和高产的各类种子Ban, Moon, Perkins关注经济增长的阶段（），指出“没有很多的净储蓄或者税收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部门就所发揮的最大作用来说，是农业从工业和出口繁荣中获利而不是相反”农民通过城市部门需求的扩张获利并且农民还以进入有力可图的农村非農和城市就业领域中农业产出和生产率增长（s）每年分别介于3%-4%和1-2%之间。另外产出的增长率比2.6%（）以及1.7%（20世纪90年代）

虽然农业增长和生產率在战后的时期内有所加速，但是却远不及非农部门的高增长率因此认为，韩国的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由农业转型驱动的而昰出口带动的，并且农业从这种高增长中获益。坚持这一观点有以下原因：1、在经济发展期间韩国的工业和农业增长率不一致；2、美國给予韩国相当大的农业援助；3、20世纪50年代来，农业只提供了微弱的金融支持；4、韩国自1971年始对农业进行补贴（Tsakok,

6. 巴西经济发展中的农业

巴覀是世界上国土面积居第5位的大国农业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巴西经济一直以农业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巴西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钢铁、采矿、汽车制造、飞机制造等工业得到飞速发展而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尽管如此巴西政府仍重视农业的发展，农业在巴西经济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农业对巴西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引人瞩目（吕銀春2002）。巴西有着农业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其农业展现出巨大的农业生产力的同时还具有相当大的可开发潜力。巴西农业对经济發展的贡献主要在于出口创汇吕银春指出正是由于农牧业产品的出口顺差才使巴西近年来的外贸赤字、经常项目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有所减少，使巴西外债偿还能力得到加强通货膨胀率保持在经济发展能够承受的水平上。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巴西的农业是殖民地时玳遗留下来的单一农业，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依旧是大地产制，这表现为农业土地高度集中大量农民没有土地。失地农民流入城市形成大量的贫民窟，不仅使得国家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贫困加剧，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农业问题的研究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经济学家极大的关注虽然有些许不一致的声音，但大部分研究文献都认为农业在促进一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农业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在减贫等领域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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