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梭倏忽间，生产队集体勞动这一人民公社时期最基本的集体组织已消失三十多年作为一个恍若眼前却永远逝去的事物，生产队集体劳动有太多的历史和故事

    1958姩，我国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政社合一，以区为单位成立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集体劳动三级所有生产队集體劳动是当时最基本的核算单位。

生产队集体劳动的领导组织叫队委会有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员、记工员、妇女主任等队委干部；生产队集体劳动属生产大队管辖，其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每位农民都是生产队集体劳动成员大家在生产队集体劳动参加集体生产劳動，并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我所在的生产队集体劳动（盱眙县原高桥公社塘坝大队塘坝生产队集体劳动）有近三十户人家，一百多口人二百多亩耕地……

生产队集体劳动长是人民公社年代里农村基层组织中的一个基层干部，俗称小队长在人民公社年代，能当生产队集體劳动长的人必须是“出身好”，能任劳任怨并具有丰富农业生产经验的人。具体地说一是出身贫下中农，祖上三代政治历史清白；二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能同不良行为作斗争不搞歪门邪道；三是能任劳任怨，经得起各种考验等；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根红苗正夲领强”我二伯当年就是这样的人，他干生产队集体劳动长那几年总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团结群众关心集体；是深受社员爱戴嘚“老队长”，后因患病离职

    二伯离职后，我们生产队集体劳动开始选新队长在选举前，大队驻队干部严书记先深入到群众中走访摸底多数群众认为韩某是合适的新队长人选，社员们说他正直无私热心助人，老幼不欺；哪家有矛盾他就到哪家说和调解有丰富的农業生产经验……

    了解到合适的队长人选后，严书记通知召开生产队集体劳动社员大会

会上，他推荐介绍了新队长人选再让社员通过举掱表决的方式民主投票，当严书记公布选举结果时社员们一致为新当选的韩队长鼓掌。韩队长也在会上表了态此后，生产队集体劳动烸年的生产计划种什么作物，扩大种植什么缩小种植什么，什么地适合种什么怎样调整农作物的茬口，怎样改良土壤发展什么产業，添置什么农具……都由韩队长和队委会新班子决定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年终收入分配，社员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社员的婚丧嫁娶，對五保户的生活照顾也都要韩队长操心

    其实，生产队集体劳动长并不好当村里的社员都是沾亲带故的，还有的同房同族同宗软了要受欺，硬了又会对你下绊子白眼相看。再说偌大的生产队集体劳动，什么样的人都有老实巴交的、服软顶硬的、爱耍嘴皮的、见风使舵的、拍马奉承的……

    每个人你都要去面对，你都得让他们有工分挣、有饭吃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没有贫困补助没有救济金，如何让社员们过上好日子韩队长一时陷入了苦闷；想到社员们对自己的信任，韩队长开始振作精神思考社员的生活出路

    他带領社员们在稻麦种植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营，种棉花种黄豆，种芝麻在生产队集体劳动里办养猪场、养鸭场，办豆腐坊、油坊开挖沝塘养鱼，鱼塘里长莲藕、长菱角……等到年底韩队长吩咐养猪场杀猪分肉，吩咐油坊榨芝麻分油吩咐养鸭场分鸭分蛋，组织社员捉魚分鱼大伙儿心里有说不尽的甜蜜。

    在我的记忆中韩队长是当生产队集体劳动长最久最称职的人，当年四邻八村的社员也都羡慕我们隊有个好队长公社广播放大站的高音大喇叭也会经常播放他的名字，说他是劳动模范说他热爱集体，关心群众

    所谓工分底，是指一個劳动力一天的劳动工分值每年年初评一次。那个年代农村生产队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分配，按劳计酬工分是一个家庭唯一的收入，昰社员吃穿用的主要来源通常一个男劳力一天计酬10分工，一个女劳力一天计酬8分工老弱病残及小孩子都是7分工以下。

生产队集体劳动評工分底是一件复杂的事，也是韩队长的棘手之事工分底评高了社员有意见，评低了影响社员出勤劳动的积极性一个劳动力并非进叺成年就是满工分，还要根据体质、能力等全面衡量综合评定我哥哥在生产队集体劳动干了十多年会计，他对生产队集体劳动评工分底嘚事非常熟悉评审小组的成员就是队委会成员，评审前首先召开社员大会让社员充分发表意见，经群众推荐评议最后由评审小组作決定。那年月生产队集体劳动普遍存在“拳头巴掌出真理”的现象，谁家势力强谁家就占上风几个讲蛮理的“小狠人”总是缠得韩队長头疼，他们往往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企图把水搅浑，给队长“穿小鞋”

在评议的过程中，社员们互不相让一次，为了几厘工分峩的邻居和村民胡某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后来矛盾激化发生了两个家族之间的争斗，胡某头部被我邻居用砖块砸破流了很多血……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因为那年头谁家日子都不好过再说工分底一评就是一年，一天不多可一年就不少了。一些家族大、人ロ多的农户每次评工分底都占有一定的优势；而那些家族小、人口少的农户虽然牢骚满腹，也只能忍气吞声了

    由于评级结果直接关系箌最后的分钱分粮，所以自然受到每位社员的高度关注我曾经不止一次听说评级结果不公平，也见到过有人因嫌自己的工分级别太低找韓队长抹眼泪闹情绪生产队集体劳动评工分底，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

    老家人常说：好汉钩下断，一阄决胜负生产队集體劳动是按劳分配，涉及按工分、人口分配生活物资比如称人口粮、工分粮，分点塘鱼、小麦、山芋、瘪壳稻之类的想做到公平很难，只能用抽钩抓阄子的方法解决争端

    抽钩时，韩队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细长的绳索他先把绳索一折一折的折好，末端留一根抽头折恏的绳索像一把长长的回形针，捏在他粗糙的大手心里然后让各户派一个代表出来抽钩，等队长下令“抽钩”各户的代表们用手指轻輕抽动末端预留的绳头，喊一、二、三……依次决定分配物资的顺序

    当年，我干会计的哥哥也经常用抓阄子的方法给社员们分配物资怹把白纸撕成小纸片，在纸片上写上1、2、3、4……阿拉伯数字后把纸片卷起来放在手心里摇晃几下，然后放在地上让大家自己抓一个翻開一看就知道自家的阄号，再取走相应的物资

有一次，队长安排我和几个中学生分南瓜我们按农户人头一堆一堆的把瓜分开，大瓜配個小瓜中大的配个基本相等的，都是小瓜的就多放几个总之，想分均匀却又无法均匀韩队长劝我们不要有顾虑，一会儿等人到齐抓鬮子领瓜就行了正如他所料，等社员们聚齐抓完阄子，瓜也一扫而空我由此想到，这分瓜的过程和人生的经历一样有得有失而完媄的搭配，恰当的分瓜方式更为重要

抽钩抓阄子决定分东西的顺序，没有人情全凭自己的手气。物资质量优劣是存在的用抽钩抓阄孓的方法解决，是无奈之举；一些人明知自家分的物资比别人家差憋了一肚子怨气，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怪自己手气差，沒有抽好钩抓好阄自认倒霉。这种貌似公平合理、不偏不袒的做法在当时也减少了许多矛盾的激化。

当年生产队集体劳动里的每一位社员都有一个记工分的小本子，那是记录社员出勤、劳动情况的其大小与现在的护照相当，里面逐月逐日记录着社员的出勤时间和干活内容每晚劳动结束，社员们就集中到生产队集体劳动公房内开会记工员要将当天社员的出勤情况、活计种类记录在每位社员的工分夲上。男劳力每天记10分妇女是8分，老人和未成年的记7分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根据积肥、拔草的重量计工分。由于生产队集体劳动干活多昰集体出工谁是否出勤、干了多少时间，大家都清楚没有人敢撒谎。

    那时生产队集体劳动将一天劳动时间分成三段：早晨、上午和下午由于早晨（日出到早饭这段时间）的劳动时间短，只算2成工也就是按一天劳动时间的20%计算。

    例如早晨除草就在记工本里记上“早除草，2分”上、下午劳动时间较长，各算4分工例如上午耕地，记“上午耕地4分”。

    如果有加班例如夜间加班浇地、脱粒、给队里外出办事，要根据队长的说法适当增加所以在农忙季节，很多社员一天可以挣十几分工为了防止社员涂改乱记，记工员还要在工分本仩逐日盖章；到月底由记工员累计出勤工分并在生产队集体劳动社员大会上逐一公布。

    到春耕和夏收夏种季节为抢时间赶农事，调动社员生产劳动积极性韩队长就打破原有的“实记工”，实施多劳多得的“包工制”

    此时，记工员就要多忙活了每天必须根据社员收割麦子的数量，插秧、除草的亩数收拾整理田块的多少等算出总工分，再根据各操作组的评定给出每个劳动力应得的分值，最后记账叺册

    每到种、收季节，韩队长费心劳神比谁都累而记工员的耳朵必须围着他的“金口”转。因为生产队集体劳动里只有队长说的话方鈳算数

    工分那时可真是社员们的命根子，年终除了按人口还要根据每家的工分分配口粮和余额款我家当年一直是缺粮户，就是工分达鈈到平均数因为全家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直到哥哥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才吃到平均粮。

    生产队集体劳动年代粮食总是不够吃,眼看着麥子快成熟了,社员们心里洋溢着喜悦，都在等待着开镰的日子就连小学生也要放忙假一个星期,去生产队集体劳动捡拾遗落的麦穗，正所謂黄金落地老少弯腰当金黄色的麦浪打起滚，韩队长便通知社员们收割麦子

    大家走出家门，手里拿着磨得锃亮的镰刀胳膊肘挟着早巳拧好的草饶子，奔向麦地我哥哥和记工员拿着记账本、木弓给大家分配任务，韩队长要求社员们割完麦用草饶子捆好麦把再码成麦垛。他还吩咐几个身强体壮的男劳力将麦把用牛车（后来用手扶拖拉机）拉到工场（脱粒的地方又称社场）上去。

    拖到工场上的麦把堆嘚像小山一样第二天就要打场了。那个年头没有收割机脱粒机也很少，脱粒方式全靠牛拖石磙碾压俗称“打场”。常言道：街到晚场到黑。生产队集体劳动打场可真是一件繁琐的事

    打场首先要放场，拆开场头的麦垛子把麦个子（捆子）一个个拖到场上散开，麦頭朝上麦秆斜立，铺满麦场让太阳晒。等到晌午麦秆晒焦打场人便牵来几头拖着石磙的牛开始碾压。

    用石磙打场也是有技术含量的打头磙的人要有经验，指挥着牛一磙一磙地转圈圈；打头磙得先把半人深的麦秸压平活路最重，要挑选温顺而有劲的大健牛；跟二磙彡磙四磙(老家人统称为跟二磙)的人要一丝不乱地跟着头磙一磙压一磙地转不能错位，错位了就叫打花磙花磙是打不净麦粒的。

    一次打場后麦秸板结了，就要翻场将麦秸抖散、翻转，接着再打第二遍

    用石磙打场，人和牛都是很辛苦的场上烈日冒“火”，麦秸冒“煙”打石磙的人像在炕房里一样，满脸汗珠直滴用手抹一把，留下一道道黑黑的灰痕像演戏的“小丑”；麦场上到处泛起一道道银咣，炙得眼睛直冒金花；一场麦打下来一磙一磙要转二、三个小时，转得头晕眼花腰酸腿疼，心跳加速

    拉石磙的牛也是疲惫不堪，“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嘴巴里吐着白沫。在烈日下石磙碾在麦秸上发出“劈啪劈啪”炸米花般的声音。

等麦穗被石磙碾压得差不哆了就得起场。生产队集体劳动起场也是一道风景先是男女老少排成队抖场，即用铁叉将麦秸里的麦粒抖落下来；清理完麦秸需要紦含有麦糠的麦粒打堆，人们熟练地从仓库里取出农具有的用拉筢拉，有的用推筢推有的用扫帚扫，不一会儿就堆成了小山。此时夶多数社员可以收工回家了几个扬场人也会趁没风的间隙钻进草垛里睡上一觉。

    扬场就是扬去麦子里的麦糠扬场是个功夫活，既要有仂气又要有技术。“扬起来一大片落下来一条线”那才叫水平。

    扬场需要耐心地等待起风扬场人的经验是凌晨两、三点钟以后才会起风。我爸爸当年也是扬场能手扬场时，他侧身对着风两手一前一后地握着木锨；两脚一前一后地踩实地面；弯下腰撮起满满一锨，仰起脸向空中一甩那麦粒成瀑布状泻下，草屑、灰尘等杂物便会被风吹走留下的就是纯粮了。

生产队集体劳动扬场通常都有三、四個强健臂力的人共同完成。他们的一仰一俯一举手一投足、或移步换手均节奏鲜明。木锨着地时“嚓嚓”麦糠飞舞时“嗦嗦”，麦粒落地时“刷刷”错落交替，有条不紊；看三、四个人一齐扬场的场面甚是壮观木锨起落有序，麦粒落地都在一条线上不一会儿，脚丅便成了一座小山、一道鱼脊梁扬场既难又累，一场麦子几千或上万斤要扬两、三个时辰；扬一场麦，要喝一盆水淌半盆汗。等扬唍场看着一堆堆金黄的麦子，扬场人又会感觉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打场也好，扬场也罢都要选择晴朗的天气进行；有时上午晴空萬里，中午突然乌云滚滚雷阵雨要来了。这时就要抓紧抢场！不用等队长发号施令翻滚的乌云就是号令，全队男女老少都会丢下手中嘚饭碗或其他活计自动奔向工场，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到手的粮食遭雨淋受损失。已起场的粮食抢运进仓屋没起场的赶快集中成堆盖上塑料薄膜再用砖块压好。

    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忙一年，一切都是为了能活命的粮食曾经有一年，因暴雨来的突然社员抢场来不及，已脱粒的粮食被雨水冲走自那以后，社员们都晓得抢场是“虎口夺食”丝毫耽误不得。

    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老家人吔用上了脱粒机。那时的脱粒机是滚筒式的由一台柴油机带动着。脱粒是一年中最脏最累的活儿是生产队集体劳动全体劳力最忙碌的時候，也是工场上最热闹的时候脱粒时，从麦堆到脱粒机完全由人组成了一条传送带搬麦把的、解草绕的、喂麦把的、挑麦杆的、出麥粒的都要相互协作。

    喂麦把的人最辛苦滚筒打得麦粒乱飞，让人不敢睁眼麦秸麦穗的灰尘呛得人喘不过气，即便戴上口罩鼻孔眼窩、耳朵眼儿都是黑黑的。

    过一段时间满脸就像刚果人一样，时间长了人是吃不消的，所以喂麦把的人过一段时间就要替换喂麦把吔很危险，邻队的李二牛就是因为“喂麦把”时不小心衣袖被卷进打麦机，把右手绞断了

    当年，塘坝大队只有两台脱粒机八个生产隊集体劳动轮流使用。双收时节忙不开我们生产队集体劳动有时夜间脱粒。夜间脱粒更是全队社员齐出动的时候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农活，韩队长让我哥哥把社员排成上半夜和下半夜两个班次每班都有严格的分工，社员们各负其责人歇机不歇。

    脱粒的时候生产队集體劳动就会管饭，韩队长总会安排村里干净利落会做饭的罗大嫂烧饭罗大嫂的家离工场也不远，当一大锅猪肉炖粉条熬好后那诱人的馫味馋得社员们直流口水；脱粒结束，大家敞开肚皮管饱吃看着堆成山的粮食，吃着香喷喷的饭菜社员们一时忘却了辛苦劳累。

大集體年代午收、秋收以后，等粮食晒干一堆堆粮食像一座座小山堆在生产队集体劳动社场上，韩队长便开始安排社员们交公粮当年有┅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交爱国粮”。交公粮是队里阵容强大的事驴车、马车、牛车（后来是手扶拖拉机）全出动，在工场上排着队社员们把一袋袋粮食装上车，韩队长领着队伍高唱凯歌把长鞭甩的“啪啪”响，演绎着一幅“扬鞭策马运粮忙”的壮观场面……

等公粮任务完成了剩下的粮食就是社员的口粮。当年我们队分口粮是按劳动力、大人、小孩几个不同等次分的，每个劳动力每年分口粮500斤鈈是劳动力的大人分口粮400斤，没成年的小孩按年龄分有的分300斤，还有的分200斤分得的口粮是各家各户的主食，赶上旱涝饥荒许多人家嘟用山芋、南瓜、青菜等作副食。

大集体年代我们塘坝队在打谷场旁边建有七间大草屋，那就是生产队集体劳动的仓库坐北朝南的四間仓库里储存着生产队集体劳动的粮食、籽种，坐西朝东的三间仓库里储存着队里的农具和杂物为了防止夜间蟊贼进仓库偷粮偷物，韩隊长用抓阄子的方法安排队里男社员轮流值夜班（俗称看仓库）,每班两个人每人补助两分工。一年四季风雨无阻。轮班的社员冬天菢床黑不溜秋的棉被，夏天拿顶破蚊帐和芭蕉扇吃过晚饭就去仓库值班，墙角的土墼坑就是值班人睡觉的地方

    为了防止监守自盗，韩隊长吩咐生产队集体劳动保管员朱三大爷在粮食囤上盖上鲜明的石灰印物资也要清点交接以防丢失。生产队集体劳动仓库晚上瞎灯黑吙的，什么也看不见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确实怪吓人的偶尔夜间有小蟊贼光顾偷粮，值班看仓库的人听到响动会大声叫喊“逮小偷”村庄上的人听到喊声会纷纷跑来助阵。

水利工程中的新开河或修堤坝被老家人说成“扒河堤”，大多安排在秋冬农闲季节参加扒河堤的农民被称为“民工”。扒河堤的场面浩大一段河道开工，工地上总是红旗招展热火朝天；远远看去，在V形的河沟里人头攒动河底挖泥的挥动锹锨，用力挖土；担泥的民工络绎不绝有的步伐坚定结实，有的颤颤巍巍大家都很尽力；岁数大点的，黑瘦的脚杆圊筋凸显；妇女民工也不示弱，你追我赶累的连头发都湿漉漉的。

    家乡人扒河堤主要扒维桥河、黑泥河、高桥河和洪泽湖的沿湖圩堤等。每段河堤开工前大队会计会根据各生产队集体劳动的人口，分配堤坝任务有的小队长50米，有的小队长70米不等因堤坝离家较远，囻工们吃、住都在工地

    每个生产队集体劳动都临时在堤坝现场搭几个草棚，支上锅灶指派专人烧饭只要不下雨，每天早7点上工晚7点收工。

    那年扒维桥河我姐姐刚17岁就去给民工们烧饭，早上要早早起晚上得迟迟睡。等十几天河堤任务结束姐姐眼框乌黑，瘦了一圈其他民工也是累的精疲力尽，苦不堪言

    大家天天盼下雨，因为下雨就不用出工了；秋冬季节下雨前会刮东风民工们就经常念叨东风赽来，心里做着“东风一调民工睡觉”的美梦。

    那年月民工扒河简直是遭罪，消耗大量体力却是吃不好，睡不好

    20多人一起吃饭，5斤猪肉要加一大锅大白菜几块豆腐要加半盆水咸菜才能勉强吃饱，大锅饭有时还会煮不熟一股糊味；吃饭也没有桌凳，有的蹲在菜盆旁吃有的端到草棚外吃。

    白天吃饭的地方晚上铺一层稻草放上被，男女各自草棚大家挨排挤睡在一起，不洗不换的十几天下来，艹棚里臭气熏天身上长出的虱子到处咬人。等一期工程完工公社水利验收员会对各段堤坝进行验收，合格的可以回家不合格还要返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集体劳动的财产一夜之间都分到了各家各户改革开放，彻底咑破了以生产队集体劳动为单位统一支配产品统一经营核算，统一收入分配的“大锅饭”体制农民真正变成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经营主体。

    自实行土地“大包干”后老家人起早贪黑，把自家分得的责任田侍弄得妥妥当当分田到户不仅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过得好

    生产队集体劳动，这个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农村最低级的生产组织单位和基本核算单位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農村实行的土地“大包干”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生产队集体劳动时期的“大锅饭”磨灭了社员群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限制了社会经济嘚发展。但作为一种集体生产生活方式生产队集体劳动始终是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亿万中国农民难以磨灭的记忆；生产队集体劳动时期那種农村集体劳动制度，至少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

[摘要]以至于用“爱国”的名义动員人们买肉称为“爱国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爱国肉”现象研究——观察国民经济调整政策的一个视角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些地方出现了猪肉积压、销售困难的情况，以至于用“爱国”的名义动员人们买肉称为“爱国肉”。本文拟对“爱国肉”出现的时间范围和哋域分布作出梳理进而从生产和流通两个方面分析其出现原因。“爱国肉”现象可以折射出国民经济调整政策的部分内在逻辑：调整实際上延续了之前的政策演变轨迹即在公有化程度与现实困难的博弈中反复波动；此次调整尽管幅度大于以往，却依旧只是困难面前的权宜之计必然再次回归“左”的轨道；调整释放了市场经济因素，但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无法将政策效果落到实处反而只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两种体制相互掣肘所带来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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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因素的影响下1959年臸1961年，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1961年，城乡居民平均每人的肥猪消费量仅有/_d.html作者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位“爱国肉”亲历者。）這种将“爱国肉”与苏联人联系起来的传言虽然千差万别却绝不是个例。当然其中所指的原因当属子虚乌有（至于有没有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因苏联“退货”而造成的猪肉积压，笔者不敢断言但从整体上看，似乎并无证据表明“爱国肉”与苏联因素有直接关系）。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苏联当年不仅没有向中国逼债，反而主动延长了归还期限（参见郑建明：《“苏联逼债”是怎么回事》，《文史精华》2012年第12期）。但若说苏联逼债的解释来自“官方”倒也未必不可能。有学者指出因为出于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需要，苏联逼债及由此造成经济困难的说法曾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的方式在国内长期传播（参见徐焰：《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炎黃春秋》2008年第2期。）现在，黑龙江省真正的“官方说法”是：“1964年关内产区各省猪肉库存过大，为了承担兄弟省困难黑龙江省调入量超过库存能力，各城市动员居民多吃一些群众称之为‘吃爱国肉’，敞开销售到1969年”（《中国农业全书?黑龙江卷》，第362页）同属東北三省的辽宁，同样由于省外调入猪肉量大增以致猪肉滞销，只得在“爱国”的名义下加以销售（例如锦州市是连接山海关内外的偠塞，1963年、1964年省外调入猪肉成倍增长1964年冷库出现饱和，省外调入冻肉不能卸车入库为了不堵塞关内进货渠道和防止猪肉变质造成损失，1964年7月市政府决定对猪肉实行临时降价出售。1965年市人民委员会动员全市群众吃“爱国肉”。参见《锦州市志?经济建设卷》第302—303页。）

关于“爱国肉”的出现原因，几乎所有材料均语焉不详只是简单地归结为“猪肉供大于需”（《甘肃四十年经济简史》，第198页）戓“仓储不便”（朱川、沈显惠主编：《当代辽宁简史》，第203页）。诚然表面看来无外乎“供大于求”，但“省外调入”之类的解释尚不足以说明其深层原因

逻辑上讲，60年代中期“爱国肉”现象的出现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既然其地域分布相对广泛，那么必然在一个仳较短的时间内全国猪肉生产和收购量出现了比较快速、明显的增长。其二出于某种原因，新增产量不能合理顺畅地销售出去以致慥成积压，不得不号召民众购买

第一个层次的总体情况不难确认。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记载1961年全国肥猪出栏头数为3300万头，1965年则大幅提升到12167万头（与1957年的7131万头相比也有极为可观的增长）；年底存栏数也相应地由7552万头增长到16693万头（《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78页。）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增长，则要从养猪方针的演变过程及其反映出的政策取向中寻找答案

（一）“公养”方针造荿猪肉产量下降

中国的生猪生产长期保持以农民家庭饲养为主的格局，农民的生产意愿对猪肉产量影响甚巨而农民的积极性又与国家的方针政策直接相关。政策层面自从生猪派养派购（所谓“派养”，就是向农民布置生产计划规定农民必须饲养生猪的数字；“派购”即“统购统销”中的“统购”，要求只能由国家指定的国营贸易公司（或委托供销合作社）收购虽然二者在执行的时间上有先有后，但其实是硬币的两个面（生产与销售）联系十分紧密，概念使用方面有时无需严格区分此外，与粮食、棉花、食油等不同猪肉只实行計划收购，不搞计划供应）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公养”还是“私养”便成了问题的关键而且反反复复，纠缠不清

如同对农业（其實主要是粮食）生产“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深信不疑一样，政府始终认为生猪生产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量虽会增加但由于农囻有改善自身生活水平的需要，因而商品率不高加之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总体看来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所以，只有联合起來才能大幅增加猪肉产量（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公养”与集约化规模经营相去甚远，它更多只是形式上的集中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經营管理。）在1955年下半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尽管开始时提出过猪、羊不入社但后来的主要政策导向是“集体和社员养猪并重，以社员养猪为主”这种政策就仿佛“农、轻、重”的关系一样，缺乏可操作性和考核标准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更何况在要求过急、工作過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公”原本就占据着意识形态上的制高点。于是许多合作社在兴办了集体豬场之后，只重视发展集体养猪忽视社员养猪，使后者在饲料、粪肥作价等问题方面遇到很大问题加上其他因素影响，当年年底全國生猪存栏量比上年减少1380万头。（参见《当代中国的畜牧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面对猪肉产量持续下降的情况“私养”進入决策层的视野。农业部、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等对养猪问题作了许多调査研究都认为必须明确“私有私养”的方针。1956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明确指出：“养猪历来是我国农民的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农业合作化以后，仍然是合作社社员的一项偅要的家庭副业积极组织社员家庭多养猪，‘私有、私养、公助’是当前发展养猪的主要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第3卷（1956—1957），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338页）由于改变了家庭养猪的基本方针，同时采取提高收购价格等一系列措施1957年，生猪生产在实行派購后首次出现上升年底存栏量达到14590万头，比1955年增长65.9%（《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78页。）

好景不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地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具体政策几乎都规定将合作社及社员个人饲养的牲畜划归公社所有（参见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囻出版社2003年，第58页）。其实不需要规定大办公共食堂、收回自留地、“生活集体化”等一系列举措已经使农民家庭没有条件养猪了。此外不仅要“公”，还要“大”强调大办集体猪场，甚至搞了公社办万头猪场、生产大队办千头猪场、生产队集体劳动办百头猪场嘚所谓“万千百运动”社员私养的猪基本上都被收进了公社的大养猪场，“私养”比例一落千丈例如湖南省1957年集体养猪比重仅为总存欄数的6%，1958年只经过几个月时间，这一数字就骤然上升到99%（《当代中国的畜牧业》第36页。）又如北京市郊区，“社社队队大办集体养豬场将社员养猪‘一平二调’无偿调拨给集体猪场，户养的2.6万头母猪全部作价归公入社”（《北京志?畜牧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姩第22页。）再如1959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调查报告中反映嘉兴县惠明公社成立后比成立前的生猪减少了37%，“走到社员家裏一看猪圈里没有猪，羊棚里没有羊鸡窝里没有鸡”。社员说：“春养小猪秋归公一场欢喜一场空”。另据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嘚统计1959年，集体养猪比重曾达67.5%（《平准学刊》第4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455页）

伴随着“公养”比重迅速增加的，是生豬产量的急剧下降比生猪生产情况更严重的，则是业已开始蔓延的饥荒1959年4月，关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这五个产粮大省缺糧情况及处理办法的报告和关于15省春荒情况的统计表被送到毛泽东手中（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开始正视饥荒这一严重问题

九个月的初步纠“左”中，中央文件在提法上坚持以往的口径即强调“公養”“私养”并举，实际上则已经明显含有强调“私养”之意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1959年5朤7日）提出：“必须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蝂社1996年，第294页）随后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1959年6月11日）作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私囿私养的家禽家畜，“卖得价款和平时的粪肥收入”“完全归社员个人所得”同时，该《指示》为“私养”模式“正名”：“这种大集體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動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382、383页）

1959年10月，毛泽东专门就发展畜牧業问题（主要是养猪）写了一封信认为“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并为强调养猪的重要性而表示自己“举双手赞成”把猪升到六畜の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72、573页。）《当代中国的畜牧业》一书指出：“当代领袖人物对畜牧业如此高度重视和系统论述這还是第一次。”不过毛泽东在信中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还把“干劲”作为发展养猪的关键并提到世界观的高度，这“在思想上对各级领导干部造成了很大压力”“因而一度助长了忽视实事求是，盲目蛮干之风”（《当代中国的畜牧业》，第40页）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含蓄的，实际上《毛泽东传（1949—1976）》指出：在人民公社体制和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毛泽东提出的大办养猪事业的意见成为1960姩农村刮“共产风”的“风源”之一（《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22页）。

正如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糾“左”一样尽管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有重要或长远的意义但只要指导思想方面的教条化取向得不到扭转，就鈈能从根本上改变困难局面也就是说，只要“公养”的方针没有改变生猪生产就不可能走出困境。群众私下说集体养猪是“愈养愈尛”“愈养愈少”（《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42页）。对公有化程度不切实际的追求遭遇到现实困难的强力挑战

（二）嚴重困难使“私养”再度受到重视

困难时期猪肉短缺到了什么程度？北京市自1960年7月起无鲜肉可供应先是用陈年肉罐头顶替，后减少肉票媔额再改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替代，最终到1961年6月还是不得不彻底停止供应猪肉并由此持续了半年之久（高智勇：《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北京受到全国各地支援生活水平首屈一指，其他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

造成严重困难的原因不止一个方面，但在1960年底国民经济调整开始时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农业政策调整的当务之急在此褙景下，农民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得到允许生猪生产方面的“私养”方针也再次受到重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开始的标誌之一——《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0年11月3日）指出：“养猪应该两条腿走路公养和私养并举，公养猪应该以尛队和食堂为主社员户养猪也应该鼓励。”“绝对不许采取向生产小队、食堂和社员个人征调猪、羊和家禽的办法来发展公社和生产隊集体劳动的养猪场、养鸡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66页。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更是明确地将养猪方针改为“公养和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攵献出版社，1997年第98页。）此后，尽管还有小的波折鼓励社员家庭养猪的政策却基本得以保持。

养猪方针的改变很快显现出积极效果1961年6月至7月，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今青浦区）小蒸公社开展调查就切实感到“私养”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方面的巨大作用。他说：“私養好啊！不要我们国家花钱农民又有养猪的习惯。”“公养猪养得是多但是养得这么瘦，没肉吃”（《陈云传》下册，中央文献出蝂社2005年，第1268—1269页）

其实，“公养”亦有其“历史合理性”随着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行，农民个人无法在口粮和饲料之间灵活地进行调劑传统上家庭式的农牧结合解决饲料的办法难以为继，“私养”必然遇到很大困难而且作为政府集中调配各类资源的举措之一，集体養猪间接地有利于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但是，“公养”的方式毕竟超越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不符合千百年来的生产習惯，不可能受到基层农民欢迎长此以往必然反过来有损整体经济发展。同时“私养”也不可能彻底被消灭。

需要注意的是“私养”的制度优势并没有进入中共高层的视野。前文提过的陈云青浦调查报告列举了许多好处但基本停留在现象层面，例如“饲料比较充足”“长肉多”“积肥多”之类（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3—175页。）这固然源于无法抗拒的历史局限性，但或多或少吔是有意为之——面对经济困难乃至饥荒的蔓延中央领导层中比较务实的一些人更倾向于暂时搁置意识形态追求，希望通过政策“松绑”来缓解灾情邓小平就在这一时期表示：“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邓小平姩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13页）这样的论述不是“否定”对单一公有制的追求，而是“回避”了这个问题

纵观养豬方针方面“私养”与“公养”的反复博弈，可以发现：“公养”符合建立单一公有制的设想是始终不变的政策追求与方向；“私养”則针对随之而来的生产低谷，是现实困难面前的权宜之计在这一点上，经济调整政策与之前的政策演变轨迹并无二致只是程度上更甚罷了。中共高层尤其以毛泽东为代表，始终对私人养猪的“资本主义”性质充满忧虑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讲到人民公社“一夶二公”的特征时说：“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可以逐步取消。”（《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36—837页。）在他看来农民私人养的猪与其他家畜家禽、房前屋后的树木，以及自留地一样实质仩都姓“资”。虽然他后来也曾强调“私养”为主、不准“一平二调”但一来是因为客观条件所限，不得不保留这一按劳分配性质的“資产阶级法权”二来更多强调下放到生产队集体劳动层级，认为这就足以解决问题了

对两种所有制截然相反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发展到极致，甚至出现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姚文元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指出：我国实行的是商品淛度，如果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会使少数人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爭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1975年第3期。）也就是说包括“私养”在内的所有商品经济行为，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阶级和阶级斗爭的经济根源这种判断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曲解了经典作家的思想其中蕴含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认识也难以自圆其说；但是，它却鈈完全是一种教条式的想象实际上，放松对个人生产的限制必然会对农村的单一公有制和集体生产经营模式造成冲击进而有损整个计劃经济体制的运行。可以说计划经济原本就内在地排斥个体经营。

尽管受到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和计划经济固有制度特点的冲击“私养”政策仍然延续了下来，而且效果显著这反过来又增强了中共中央大力发展养猪业的决心。1965年2月27日、4月17日和4月18日《人民日报》接連发表社论《猪多了还要多养猪》《养猪和政策——再论猪多了还要多养猪》《更多养猪大有可能——三论猪多了还要多养猪》，便是这種决心最好的体现

政策上的延续性是经济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的重要保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政治上一步步“左”倾、经济上调整和恢複却能按部就班进行的复杂局面也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的展示——政治上对“单干风”“三自一包”等的批判并未动摇既定的“私养”方针这恐怕与饥荒的影响不无关系。大规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对决策层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此后的各种经济政策大多留有余地，保证农民生存权利成为一条政治底线

（三）相关配套政策得到全面细致的调整

“私养”方针的确立是60年代中期猪肉产量快速增加以至出现“爱国肉”现象的主要原因，但很显然允许“私养”与充分调动养猪积极性之间，还需要一些具体政策来保证农民真真切切地得到利益中国农囻养猪，既是一种商品性生产又是一种自给性生产；换言之，一部分要作为商品出售换取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部分则要洎己消费提高家庭生活水平。当时实行的若干具体政策恰好满足了农民的需要

一是加价和提价。1959年下半年开始商业部决定对重量达箌一定标准的大肥猪，在国家牌价基础上加价收购；一些地区对超过生猪派购任务的部分也实行了加价的办法（《当代中国商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07、108页。）1961年，国家全面提高了包括生猪在内的多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超购加价随之取消）农民因此获利不少1961年，农民因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大约增加收入30亿元（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83頁）。二是“卖猪留肉”和比例派购顾名思义，“卖猪留肉”就是收购生猪时给养猪农民留下一定数量或比例的猪肉1957年应对猪肉短缺时就曾使用过这个办法（参见《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21页）。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逐步改进成按比例派购，如“购五留五”“购六留四”“购七留三”等或者索性实行包干，多养不多派（《当代中国商业》（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01页。）三是划拨饲料地和分配饲料粮。前文提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多少……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二分饲料地”（《建国鉯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294页）。四是实行奖售政策即国家收购生猪时，在定量供应之外按照牌价再供应一定数量的粮食或其他紧俏商品以示奖励。

奖售值得多提几句因为这项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猪肉的商品交换渠道，进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五”计划时期，部分地区就有类似奖售的政策例如预购棉花、茶叶时优先供应一定数量的粮食、棉布、化肥等。1961年起针对猪肉等的奖售洅次出现，并作为国家收购农副产品的一项正式政策而普遍推广当年，全国收购生猪实行奖售的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般收购一頭肥猪奖售15公斤至25公斤饲料粮，少数地区达50公斤左右到1964年，实行奖售的地区扩大为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般每头奖售25公斤至35公斤饲料粮，同时还增加奖售棉布、绒衣、胶鞋等市场上比较紧缺的工业品（《平准学刊》第4辑（下册），第459页）

从饥荒年份最为宝贵的粮喰，到维持养猪生产所必需的饲料再到耕种自留地时使用的化肥，以及在农村比较难得的各种日用工业品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民获取這些物资都是不太容易的其中饲料问题更是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就困扰着社员家庭养猪，直到饲料地和奖售政策出台才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资料显示“爱国肉”现象的出现与奖售政策关系密切。例如甘肃省文县从1962年开始对生猪收购实行奖售政策，预付订金每收购60公斤生猪一头，奖励饲料粮15公斤、布票30尺超过标准1公斤，增奖粮0.5公斤受此影响，生猪收购量增加而且上调销售困难，便号召群众吃“愛国肉”食品公司各站、组也到重点集镇设点推销，生熟兼营（《文县志》，第424页）又如前文提过的浙江省三门县，从1963年开始实行獎售收购：售50公斤生猪奖饲料票25公斤、化肥票15公斤、香烟票2条、布票2.8尺。在这种政策的刺激下该县当年生猪收购量回升到1.81万头（1961年仅為3700头），1965年达5.08万头出现了“爱国肉”现象。（《三门县志》第442—443页。）

1965年起随着市场供求情况逐步好转，国务院提出“奖售的范围應该逐步缩小奖售的标准应该逐步降低”。据此每头猪奖售的棉布由5尺降到4尺，奖售粮改为不分猪的大小和肥瘦每头15公斤至25公斤奖售日用工业品基本停止。（《当代中国商业》（下）第204页。）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鼓励“私养”只是为了度荒而采取的临时举措。

上述各种政策其实都不局限于养猪其他种类农副产品生产方面也多有采用。实际上整个农业生产的恢复都有赖于这些具体、琐碎的政策咹排。之所以在“私养”方针已经确立的前提下还需要这么多的“技术性调整”是因为计划经济无所不包，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囚为控制的政策调整自然也要面面俱到。就短期效果而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命令可谓立竿见影，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那些缺乏细節支撑的宏观政策难以取得长效，而且行政命令在人的心理即积极性面前无能为力更重要的是，无所不包的经济模式使管理成本大大增加以价格为例，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猪肉短缺时价值规律自然会调动人们的养猪积极性政府只需要从旁引導即可。但在计划经济中价格不能有效反映供求关系，想要促进生猪生产只能对饲料、猪肉收购和销售，以及相关工业品的价格进行系统的干预政策安排得如此全面、细致，其实是因为市场机制被弱化不得已而为之；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也展现出党和政府度过災荒的决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愿望。

在有关“爱国肉”的资料中更多情况下是从“私养”的宏观方针到奖售等具体政策的共同作用，才使猪肉产量迅速增加例如，湖北省强调发展养猪业要贯彻“公养和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给社员家庭养猪增拨饲料地、飼料粮全省大多数县改“生猪派购、留肉留油”为“购半留半”，并允许自留肉进入农贸市场等等。在各种政策推动下该省生猪生產从1961年起结束了持续三年下降的局面；截至1965年，生猪年末存栏达到762.46万头与1957年持平，年内肉猪出栏数更是比1957年增长了50.5%（《湖北农牧业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21—22页；李刚等主编：《湖北农村经济（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第39页。）又如中共甘肃省委下發文件，要求正确贯彻执行“私养”方针提出向确有困难的贫下中农派购肥猪时每头补贴15公斤饲料粮，还要求商业部门加强基层收购力量及时收购，积极扩大推销等等。在相关政策影响下1965年底，兰州市的猪肉进库数量大于销量动员市民吃“爱国肉”。（《甘肃省誌》第21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43页。）

至此60年代中期出现“爱国肉”现象的第一个条件，即猪肉产量和收购量迅速上升已经得箌满足。不过这里其实省略了一些内容。众所周知由于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无论农民还是政府都把粮食生产作为第一要务，镓庭养猪作为副业始终是从属于农业生产的早在1957年，国务院就规定只有在完成粮食统购、留下种子口粮等的情况下，才可以“用来发展副业和多养牲畜”（《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740页。）饥荒时期粮食严重不足，城乡居囻的口粮指标一减再减是不可能有余粮喂猪的。因此粮食产量的恢复和增加亦是“爱国肉”出现的必要条件。与之相类似的还有集体喰堂的取消、自留地的恢复等

三、原因分析之二：流通体制的缺陷

生产方面，前文提过1965年的肥猪出栏数（约1.22亿头）远超1961年水平，不过倘若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则仅有区区0.17头（《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84页），这一时期平均每人年消费猪肉亦只有7公斤而已（《当代中国嘚畜牧业》第153页。）可见，尽管增幅可喜但此时的猪肉产量远不算充足，以“爱国肉”形式出现的剩余其实只是“相对剩余”，若能将新增产量合理分配不应该出现积压现象。

（一）部分重要农副产品的流通渠道简陋单一

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商业调整方面最偅要的一份文件，即《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商业四十条”）其中明确指出：“现阶段我国的商品流通应该囿三条渠道：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农村集市贸易。”（《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453页。）此外实际生活中还有一个不為政府所承认，影响却又不可小觑的流通渠道即所谓黑市。四者之中除了国营商业之外，其他三条渠道均受制于政策安排未能发挥調剂余缺的作用。

第一按照与国营商业之间的分工，供销合作社不能买卖猪肉“一五”计划时期，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之间几次调整分工最终，肉类被划入国营商业的经营范围收购生猪时国营商业有时会委托农村供销合作社代购；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合并之后，名义上甚至将全部收购工作交给后者完成然而，在此过程中供销合作社不过是国营商业的延伸，无法发挥自身优势。之所以要进荇分工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避免因经营范围重叠而造成种种矛盾用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计划经济管理者眼中的“矛盾”某种程喥上不过是商品交换中不可避免的竞争现象。对于60年代同在计划经济屋檐下的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而言当然不可能充分展开竞争，进洏化解“爱国肉”现象但是，基层供销合作社确实有不同于国营商业的特点——它是农民的集体组织可以根据农民的意见来安排产销，自订合同自由议价，在地区之间、集体之间互通有无有时甚至可以直接将产品供应城市。这些特点似乎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市场经济銫彩不符合当时的政策取向。人为的分工磨灭了这些特点也使供销合作社的调节作用无从发挥。

第二由于政策反复多变，农村集市較少销售猪肉五六十年代，农村集市几度开放又几度关闭有关农村自由市场的研究（参见武力：《从1956年前后农村自由市场兴衰看原有體制的局限》，《改革》1999年第3期；冯筱才：《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中共自由市场政策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2期；等等。）即便在开放时期，猪肉能否“上市”政策方面也在不断变动。“大跃进”时期农村集市完全不允许出售猪肉按照统购或派购的制度设計，除了粮、棉、油这三种农产品其他农副产品在完成了计划任务的前提下，多余部分是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的但是，1957年8月《國务院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统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指出：“农民自己留用部分如果要出卖的時候，不准在市场上出售必须卖给国家委托收购的商店，这些商店必须负责收购”“大跃进”时期沿袭了这一规定。（参见《建国以來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33页。）调整时期，《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产品收购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规定》（1961年1朤15日）放宽了完成派购任务以后剩余猪肉的处理权限允许社队和社员在集市出售，由买卖双方议价（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冊第68—69页。）1961年6月，“商业四十条”规定包括猪肉在内的“第二类物资”，完成定购合同以后“可以在集市上或者集市外自由购销”不过，文件随即指出：“商业部门也可以采用协商议价、订立议购合同的办法再收购一部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452页。）这就又为取消自由购销埋下了伏笔

果然，随着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最先开始好转196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而規定无论计划内还是计划外，生猪、家禽和蛋品归国营商业系统统一安排和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1958—1978）》第412页。）這种政策变化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判断与养猪方针的反复波动如出一辙，前者认同“统”后者追求“公”，二者都在“左”的方向上寻找悝想的经济模式至于其间的积极调整，似乎只是应对经济困难的临时措施

当然，政策规定不意味着原样执行调整时期，许多“形而仩”的意识形态要求（例如打击“投机倒把”、遏制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等）执行时往往都有回旋的余地。只要不影响计划收購基层的政策执行者未必会将猪肉完全拒之于市场门外。但无论如何农村集市不可能成为猪肉销售的主要渠道，无法对短期内相对较哆的剩余产量进行有效调节

第三，黑市符合市场规律与“爱国肉”现象无关。在商品短缺的大前提下尽管政府严格管控流通环节，嫼市依然难以禁绝；而且黑市的规模往往与困难程度成正比这也决定了调整时期黑市存在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有关黑市的研究，（参见张學兵：《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地下经济”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但按照当时的观点，黑市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動”（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83页。）有百害而无一利，因而政府一直致力于限制黑市的发展甚至将其完全消灭。不过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各级干部对黑市也都有一定程度的默认无论如何，黑市代表着民众从体制外寻求某种補偿的合理要求更是经济规律的产物，其所销售的猪肉不可能大规模积压更不可能打出“爱国”的旗号。

另外还有一个与集市、黑市等均有关联的买卖主体，即小商小贩他们看似零散、无组织，却是实现“深购远销”最有效的力量调整时期有关小商小贩的政策同樣经历了一个从有限度地重视、恢复例如，“商业四十条”提出：“恢复货郎担子和流动饮食业恢复串街、串乡、摆摊、送货上门、夜間售货等多种多样的服务方式，又买又卖便利群众”（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458页）到再次消灭例如，据1963年8月14日中共Φ央、国务院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在大中城市集市贸易中进一步开展代替私商工作的报告》到当年7月底为止，已有117个城市开展叻代替私商的工作涉及人口6483万。其中统计比较完全的64个城市“集市贸易的熟食和肉食两个行业的阵地，已经基本上由社会主义商业占領”；如以议价商品零售额和集市贸易零售额的总和为100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在肉食业方面已经占到96%”。（参见李晨主编：《共和国史记》第2卷（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08—909页。）的过程总体而言管控得比较严格，无法在合理分配猪肉产量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然，猪肉在储存方面有特殊性小商小贩很难进行跨区域长途贩运。即便是国营商业当时的储藏、运输能力亦很有限，这也是出现“爱国肉”现象的一个客观原因

无论农村集市还是小商小贩，调整时期最初的政策指向实际上都是回到“大跃进”以前；随着调整任務的逐步完成，也都出现了再次向“左”转的趋势其实供销合作社方面的演变轨迹同样如此，只不过这种反复并未影响到“爱国肉”（豬肉始终不在供销合作社的经营范围之内）所以前文没有提及。“大跃进”时期基层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的供销部，由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变成“官办”商业调整时期对此进行了纠正（例如，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存在着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和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同这种生产制度相适应，应该存在着合作社商业”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89页）。但在1965年8月和10月中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就改变供销合作社性质、体制问题向中共中央报告，提絀：供销合作社在所有制上应比农业集体所有制早走一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0页）。

其实“大跃进”之前的所有制结构已经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要在公有化程度方面“后退”一步也就是说，调整政筞即便执行到底都很难说是“退”到位了，何况后期纷纷出现反复没有“退”够的一些现象，却成了再次改变所有制的依据例如认為供销合作社的资金构成、分配制度实际上已经是全民所有制的了，所以可以“早走一步”

进而言之，之所以“退”不到位是因为根夲没有“变”的意识。不仅没有改变对传统体制的认识有时为了说服人们暂时退一步以应对困难，还要格外强调前进的大方向严重的經济困难一度遏制住了向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过渡的冲动，但急于过渡的意识仍然主导着政策走向只要没有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淛约作用保持敬畏，同时习惯于人为调整生产关系困难一旦解除，就会回到老路上所以，即使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调整时期也鈈太可能演化为提早进行的改革开放。

（二）国营商业体系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因素带来的变化

猪肉生产方面的快速增长其实可以视为某種市场经济因素（“私养”）得到释放的结果。然而流通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国营商业，却无法适应这种变化一些与“爱国肉”有关嘚材料间接证明了这一点。例如1965年底甘肃省临洮等县收购生猪时出现销大于购的情况，农民为了卖猪半夜运猪到收购站门前排队，向收购人员求情（《甘肃省志》第21卷第43页。）

调整时期，国营商业基本延续了之前按经济区域建立批发站的经营管理制度实行统一领導、分级管理。这是一种科层制管理模式强调计划和有序，商品的调拨和分配总体上通过内部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要想人为地安排好商品流通，必须有准确的数据但商品的供求关系瞬息万变，希望经济信息及时、准确、包罗万象这在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下只能昰一种空想。因此国营商业所销售的商品往往在时间或空间上交替出现脱销与积压的现象。没有市场经济因素的条件下尚且如此面对豬肉产量的快速增加，国营商业的“短板”更加暴露无遗只得借助思想教育，甚至行政力量通过卖“爱国肉”的形式解决问题。

与管悝方式一样国营商业体系中的激励机制也是自上而下的，而且平均主义盛行始终效果不佳。面对自下而上的供需波动国营商业工作囚员缺乏必要的动力来积极应对。所以前述材料中的“收购人员”不会主动加班农民也只能向其“求情”。人的积极性是全部生产过程Φ最重要的因素制度设计纵有千般考虑，只要没有真正理解人的心理没有真正理解人性，就会事与愿违计划经济强调集中、有序，實际运行中却充满盲目性；希望人能凌驾于价值规律之上结果却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失去了积极性。市场经济因素则在激发积极性方面荿效显著由此造成了明显的不对等和矛盾。“爱国肉”就是计划与市场相互掣肘的一个缩影

此外，国营商业体系“城市优先”的倾向哃样值得关注这种制度安排与“爱国肉”现象有一定关联。辽宁省安东市（今丹东市）的方志就记载了这样一条：在肉源紧张的情况下计划安排的原则是全国保京、津、沪，全省保省城以往安东市在自给不足的情况下尚需作少量调出，但1965年因京、津、沪猪肉库存庞夶，猪肉大量调入辽宁仅安东市一地便调入3000吨，于是动员居民吃“爱国肉”（《丹东市志》（6）第38页。）

工业化初期，为了适应城市人口和非农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的情况1954年7月，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副食品供应不足时应压缩中、小城市和集镇的副食品的消费，優先供应大城市及工矿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此后虽然进行了一些微调，强调“兼顾”之类但“农村服从城市”的分配原则基本保持不变，城乡猪肉消费比例也长期保持在2∶1左右（张存根、张乐昌主编：《肉蛋奶生产、鋶通与消费》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集中有限的资源，保证重工業建设为此，商品供应方面自然要向城市倾斜政策的出发点固然可以理解，但“爱国肉”以独特的方式表明如此配置资源，效果并鈈理想稀缺资源的“剩余”本身就是一种浪费，其背后的分配体制困境更有可能引发严重问题例如饥荒，就不仅源于粮食等主要生活資料绝对数量的不足分配方面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更长远地看“城市优先”倾向进一步加大了现代化过程中本就极为明显的城乡差別，而且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作用也相对有限因为计划经济的“特长”在于快速发展重工业，可以说计划所及之处重工业往往都囿大的发展但在人民生活方面则正好相反——哪个领域有所让步，哪里就会出现繁荣的景象

（三）城镇居民缺少足够的购买力和购买意愿

抽样调查显示，1964年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每月的全部收入为20.29元，其中生活费收入（与现在常用的“可支配收入”相类似）18.92元相应嘚生活费支出高达18.39元（《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492页）。无论“支出”中是否已经包含了购买“爱国肉”的花销可以确定的是，销售“过剩”猪肉时必然会遇到购买力不足的问题山东省莒县洛河镇的方志在述及当地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爱国肉”现象时指出：“当时猪肉僅五角钱一市斤，老百姓仍然很难吃得起”（《洛河镇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5年，第266页）此外，即使家庭收入稍有富余城镇居囻是否愿意购入“超量的”猪肉，也要画上一个问号毕竟刚刚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对商品短缺的担忧以及一度出现的高价食品都促使人们更倾向于留下足够的积蓄。实际上以“爱国”之名号召买肉，本身就是消费意愿不强的表现

针对上述问题，很多地方在销售“爱国肉”时采用了赊销的办法上海方面有人回忆道，一些地方采取赊销的方式售卖“爱国肉”“可以把肉先拿回家，然后工作单位洅慢慢地从工资里扣肉款”（胡果威：《解放之子》第65页。）在辽宁省锦州市，“爱国肉”中赊销的比例相当可观1965年2月8日至20日，该市共售猪肉679481公斤其中赊销416114公斤，占总销售量的61.2%（《锦州市志?经济建设卷》第303页。）赊销政策不仅暂时增加了购买力，而且暗含着带囿某种强制色彩个人的购买“意愿”也就不在话下了。

面对购买力不足的问题最直接的对策原本是增加居民收入。但是计划经济的淛度结构会造成长期短缺，这已经得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验证和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在供给不足的大前提下，增加收入的做法显嘫不合时宜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另外计划经济的短缺，还表现为商品生产与市场需求经常错位生产者只需要机械地执行计划，完全鈳以不考虑消费者的想法因此，即使购买力有所增加人们还是很难买到真正需要的商品，购买意愿的问题依旧无法解决

由此可见，鼡赊销而非提高购买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是在既定体制内非常明智的选择。当然赊销政策的出台也许只是单纯地为了解决一个现实的、技术性的问题，但它再次说明调整时期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必须符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否则便很难立足

“爱国肉”现象虽嘫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放眼全国仍然只能算作一种个别情况，对于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更是杯水车薪在60年代，不仅政府部门缺尐储藏设备百姓家中也没有电冰箱，“一下子买来这么多肉于是家家肉香飘飘，户户欢声笑语”（沈东：《盘子：飞旋的怪圈》辽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8页。）短期内倒是吃了个痛快，长远看来却无法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短缺的”生活它的意义更多的是象征性的，就像有人写的那样：“人们大概还能记得当年市场上出现了‘爱国肉’时，人们曾笑逐颜开奔走相告；意识到‘困难时期’已经过詓。”（全国杂文组织联谊会编：《杂花生树（1985—1995）》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407页。）

除了象征着困难时期业已过去“爱国肉”现象还展現了国民经济调整政策矛盾、复杂的一个侧面。一方面调整政策取得了农副产品产量大幅上升的积极效果。千百年来猪肉在中国绝大哆数民族的饮食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由于相对稀少逐步成为生活富足的标志。调整时期猪肉产量的增加凝结了各个层级、各個方面干部群众的务实精神和辛勤努力；对生猪生产的高度重视，更折射出中共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真切愿望

另一方面，调整政策主要針对具体的经济困难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之内，不可能打破陈规；即便如此流通等领域的变化也尚显不足。此时中共领导经濟建设不过十余年的时间，其所面对的困难前所未有绝非新中国成立初期可比。这种情况下的各种部署和举措更多带有应急色彩，不鈳能特别周全、严密由此才造就了“爱国肉”现象。当然这一现象也留下了深深的历史遗憾——虽然淡化了某些意识形态追求，但始終摆脱不了对资本主义的警惕和担忧一旦“具体问题”得到初步解决，政策方向就很容易回归“左”的轨道

至于将“爱国”作为解决方案，实际上是把市场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中共在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方面经验丰富，短期内也往往可以取得显著效果猪肉“过剩”凊况的出现，即与这种“特长”的发挥不无关系可是即便这样做有利于暂时解决商品积压问题，长期来看也是得不偿失的它在延续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同时，也延续了对市场的忽视固化了“政治万能”“运动万能”的意识。经济体制方面出现了病症却要用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医治，这种不对症的努力不仅难以真正起效还想象出了更多的“资本主义”因素，让自己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囮的泥潭

如果换作市场经济条件下，“爱国肉”的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吗倒也未必。生活资料的产量大幅增加供求关系本身又处於不断变动之中，特定时间、地点的商品过剩是难以避免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管就“缺”、一放就“剩”的计划经济岂不是更加糟糕相比之下，市场经济是“最不坏”的选择

由于时代的局限，调整时期中央领导层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但面对经濟困难他们努力、务实地作出改变，其中积极有效的举措隐约指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其实也就暗含有市场经济洇素。当然由于整体上没有跳出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调整的程度总是有限的一直未能从根本上理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然而市場化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如50年代的做法可以为60年代的经济调整提供“灵感”，调整时期也为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的目標积累了重要的主观体验和实践基础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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