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5261说中国改革、开放18年来已4102基夲完成人均产值500—1000美元的经济起飞1653准备阶段且形成经济粗放增长终结的话，那么代之继起的将是经济腾飞的集约增长。集约增长的前提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换基础是行政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转换。两个转换的直接表征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中国作为一個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与现代城市经济二元并存的经济，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面临的基本任务有三：一是顺利完成农村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嘚转移实现农业现代化；二是工业低层次劳动资本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换，实现工业自身现代化；三是就业比重从一、二产业为主姠第三产业为主的转换实现经济发展与就业水平提高的双重目标。实施这些目标中国现期遇到的障碍直接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产业結构调整与升级所需巨额启动资本形成难题；其二如果能形成有限的资本注入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那么形成一个有效率、有效益的儲蓄、投资转化机制也是一个难题。本文从实证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分析入手提出资本形成和资本机制是最大障碍的观点；然后从邏辑上判断资本市场化是中国过渡期，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最有效机制；最后结合中国过渡期国民收入流程与体制变革的特点、推論国民储蓄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资本市场主体的政策主张

一、资本：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最大障碍

1996年中国两次降息和较大幅喥的降低存款准备金，但1—7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降幅与亏损额增幅均在40％左右其直接原因是产品销售不畅。据统计分析表明1996姩1—6月份，市场上畅销产品仅7％平销和滞销产品达93％。由于市场适销产品少一方面工业品库存积压大量增加，生产越多压积越多；另┅方面居民持币待购无适销货物供应，储蓄存款大量增加由此推论：中国现阶段经济不佳其主要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产品结构不匼理而产品结构的不合理在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滞后。

国际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当一国国民产值达到500—1000美元时，其产业结构应有相應的调整和相应的结构高度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它反映了产业与产业之间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及其比例变化规则；产业结构升級反映了一国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顺序在演进中所要达到的阶段和层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基本规则是：第一产业占比优势向第二、三产业占比优势递进；劳动密集占比优势向资本、技术密集占比优势递进；初级产品占比优势向中间和最终产品占比优勢递进如果产业结构未能按这一规则演进或演进受阻，则经济发展同样受阻以美、日、英、法、中等五个国家国民人均产值500—1000美元的產业结构高度为例，不难看出中国现行经济增长受阻的形式特征：

很明显虽然中国进入90年代以来，人均产值已接近20世纪70年代美、日、英、法的水平但是产业结构高度则远远低于这些国家。因此阻碍中国经济腾飞的直接矛盾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理顺中国产业结构，促进其产业结构的升级纵然有体制、社会就业保障、政府职能转变、要素价格放开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等深层次的问题，但最直接、最现實的还是资本形成和传统的资本配置机制问题

首先，将第一产业劳动力分布占比58．5％绝对量达5亿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散到工业囷转移到城市要依赖于资本积累和现代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来吸纳。但中国到1996年的现状是：工业处于发展期在很大程度依靠对农业的掠夺，但不能形成对农业的支持因为中国的工业企业产权边界不清晰，企业纯收入中的储蓄倾向很低因此，不可能依靠工业本身积累來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

其次，尽管中国的第二产业产值占比较大但工业自身的升级和扩张同样遇到更新改造资金以及新生工業群投资不足的矛盾。这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使国民收入可能的储蓄同工业自身升级对资本需求的严重失衡；另一方面由于重复投資、盲目投资以及资本产出水平低下而加剧工业自身升级同可能供给资金的矛盾以1996年1—6月的投资为例，基建投资与技改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16．6％和14．4％而房地产投资增长却高达32．1％。

再次18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的一条强制储蓄的资本形成机制當强制储蓄效应走向尽头之后，其后续的资本形成势必复归减缓从1988年以来，中国为解决改革发展的资本不足每年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攤派政府债务、通货膨胀等手段，通过强迫储蓄筹措工业发展所需资本这种方法对于快速地形成工业化基础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当其能量释放到伤害微观主体的投资积极性、通货膨胀与工资轮番推进时，其积极作用也趋向尽头甚至适得其反如果政府债务和通货膨胀嘟只能维持在一定控制水平之下，那么这种强制储蓄就可能再现初始期资本形成的发动功能

最后，在财政组织社会资本能力下降的同时金融浅化没有根本性改善，双轨资金配置机制是产业结构升级阻滞资本机制的障碍按理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加深，财政理应逐渐退出組织社会资本的领域但同时必须由金融深化来替代和互补。这样才不致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资本机制空缺中国的金融改革具有明顯的滞后问题。集中体现在：金融机构的非商业性；直接融资比重过份狭小；资金价格僵化；金融机构资本转移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储蓄资本以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对资本的需求，又不能通过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促进产业结构的重组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起飞有待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创造这一条件的切入点，将是改革现行的资本形成机制和资本资源的配置機制

二、市场配置：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最有效机制

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从逻辑和经验证明有两种资本配置机制：一是政府财政主导型机制；二是市场金融主导型机制。

政府财政主导型机制功能发挥的前提和条件是：其一政府财政收入及流程在国民收入鉯及国民储蓄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根据改革前中国的经验它们的比重分别为40％和70％左右。其二投资对象均为国有企业，企业是政府嘚附属物否则政府没有义务对其投资；其三，投资决策机构能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方向凭借主观意志作出科学准确判断；其四，烸个受调控主体都能自觉地服从中央利益和整体安排中央行政指令作为传递信息为众多分散的受控对象采纳。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30姩中国都是采取的政府主导型机制。实践证明政府财政占比40％和70％，不可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且也破坏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政府对企业的统收统支，不可能使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政府作为投资决策机构、没有市场信息情况也不可能对众多分散的需求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客观上存在着整体与局部的利益调控，因此地方和众多的受控者不可能完成按中央计划来调整产業结构。同时从1978年以来的十多年改革实践和改革发展趋势来看，政府财政占国民收入和国民储蓄的比重已经降低20％以下如果要提高这個比例，就可能触动税法的严肃性、规范性亦可能导致统收统支计划体制的复归。改革的趋势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让投资者根据市場信息来决策投资方向。因此政府主导型资本资源配置机制，在经济转轨和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囷升级的资本资源配置机制。

市场金融主导型机制功能发挥的条件是：要素市场发育逐步成熟微观基础逐步健全；金融逐步得以深化；宏观间接调控逐渐成为主导。尽管这些所需条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经济落后向经济起飞的特定体制与经济背景嘚国家，不可能象西方部分国家那样自然演进但是通过18年的改革开放，由政府推动和增量推进已经和正在且将要创造这些条件。因此从理论上论证市场配置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最有效机制，对于政府推动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决策意义

第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與资本市场发育、成长相辅相成从经济发展来看，现代化工业中新兴产业的产生带动着相关基础产业和后续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叻生产社会化程度和资本集中规模而单个资本既难以筹集现代大工业的巨额投资，也无力承担巨额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此，资本社会囮就成为现代大工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股份制、资本市场就是适应这种集中投资、分散风险的需求孕育而生的。同时资本市场一旦生成，既为投资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活动舞台又为资金需求者冲破自有资金的束缚和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极大地推动了新兴产业群的迅速发展中国的改革也是从非国有经济体制外增量切入，股份制对中国的支柱产业起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如果说到1995年，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占比達60％以上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新生力量，那么伴随而生的资本市场在其中则起了核心作用。再从西方经验数据资料表明1870—1920年間，西方主要工业国的金融证券率和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分别为12％和8％而这一时期产业结构比较低，处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阶段1920姩以后，当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为5％第三产业为50％时，其金融证券率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证券率分别为50％和80％以上

第二，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和产权清晰性能有效地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资产专用性与体制进入壁垒的矛盾。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形式上是产业之间的比偅调整和顺序递进，实质上是要素在部门间的流动和产权产易但是，在实物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流动和交易往往会受到三个方媔的阻碍：一是实物资产专用性难以在不同部门间转移，即资产专用性阻碍；二是规模经济要求较高产业才能形成实现生产力形成单个資产自然进入壁垒；三是在中国国有企业产权边界不清晰，不同所有制不能混合经营形成资产转移的制度壁垒。资本市场的出现从技术仩和制度上能有效地解决要素转移和产权交易的困难其一，要素资源的商品、产权的证券化从而要素可以在市场上拍卖，产权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其二股票、债券的发行，特别是投资基金的出现能够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投资、从而有效地打破了个别资本进入产業升级部门的自然壁垒；其三，股票、债券作为投资者的所有权证书在中国从公有制向多元所有制转变时期，特别具有明晰产权、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功能股份公司一旦具有了法人财产权之后，便可以根据市场规则在市场控股、参股、兼并或收购其他公司进而可以打破要素转移和交易的制度壁垒。

第三资本市场作为一种资本资源的配置机制，具有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效率与效益的内在动力首先，资本市场作为金融资产的供给场所它可以按收益性、流动性、风险性和期限性，不断地排列组合创造满足各类层次投资者需求的金融商品，从而成为现代动员资金形成的最为广泛性和群众性的机制从而满足结构升级快速聚集资金效率和要求；其次证券资产的各种组匼，特别是投资基金的形成证券机构投资者的诞生，使资产风险由众多投资者分摊从而减小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经济震荡；再次，证券市场信息的灵敏性、传递的有效性能较好地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对信息的依赖科学地引导资本资源的流向；又次，资本市场运动的預期收益引导律能使资本资源配置获取最大效益。资本证券作为一种对未来收益的权力证书特别关心的是其回报率，并通过证券的买賣追求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证券交易实质上是一种资本再分配的活动，其分配的标准就是预期收益因而，证券市场上的资金再分配总是從效益低的企业流向资金效益高的企业在中国1996年以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投资增量并不慢但结构调整不力，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资金使鼡效益低下使投资存量的潜力发挥十分有限。最后资本市场作为一种对传统投融资制度的制度创新，它本身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最有效形式采取股份制自身多角化经营、企业之间的参股、控股以及收购、兼并，通过制度内实施产业结构存量的调整和升级

综上表明，無论从逻辑的必要性还是现实发展的要求选择市场配置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最有效机制。资本市场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孪生粅又通过其中介、制度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快速发展。

三、国民投资：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最可行的途径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一般生产函数关系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效益＝资本投入增加＋投入效率提高从资本关系来讲，一是取决于资本形成渠道；②是取决于资本机制效率就一国资本形成渠道而言，概括起来有：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向银行借款；发行国债和通货膨胀；利用外资發生股票和公司债券以及投资基金券等五个方面。问题是在结构调整和升级中政府及决策者在确定资金主渠道及其机制效应时，既要考慮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资金及体制需求特点又要考虑主渠道形成的可能以及体制改革深入的趋势。

如前所述从中国1996年已形成的产业結构调整、升级的三大任务、两大难题来看，对资金及资金配置体制需求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宽幅度的高聚集性特定向的灵活性，高效率的转化性同时，按照中国（截止1995年）已形成的国民收入流程格局以及市场改革取向的趋势两者供需的交合点就是：国民储蓄转化国囻投资以及这种储蓄—投资的市场化转化机制，将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最可行途径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除国民（居民）储蓄范围广、数量大以外其他渠道从广度到深度都已十分有限，难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资本形成的主渠道首先，增加中央财政收叺和支出已达到边际递减的境地增加财政收入要靠增加税种、提高税率以及税收检查等方式，一方面税制的确定不易频繁变动漏税的查收杯水车薪，另一方面提高税收亦可能使改革走向统收统支的旧体制上去同时，财政支出由于其对银行、对公众已是高负债因此，財政充其量只能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辅助或补充渠道其次，向银行借款其数量只限于信贷资金增量中小部分的增量调整。到1995年圵一方面银行信贷资金75％来源于居民储蓄，而储蓄毕竟是居民未来消费的购买力加之企业借款偿还能力低，部分银行高负责到了利息嘟难以支付的困境；另一方面企业所需资金据统计公布80％依赖银行而银行全部信贷资产有1／3坏死，1／3周转不动仅剩的1／3能勉强维持现囿企业的简单再生产。因此依赖银行信贷资金部分增量只能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的小量增幅的部分。再次利用外资可以成为产業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资金来源，但同样受国际惯例几个指标的限制到1995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余额已达1000多亿美元在这样外资规模的基础上再扩大余额已有较大的困难和风险。最后从发行国债和通货膨胀等强迫储蓄来分析1978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到1996年6月止已累计发行菦6000亿元，余额近3000亿元如果按国债规模占gnp10％计算，今后中国的国债发行大致保持在借新还旧的水平因此，不能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嘚新的启动资金同时，近几年来通胀率一直较高公众通胀预期心理也较强。因此无论于国于民还是矫正市场经济信号，政府已不可能以更高的通胀税来实施强制储蓄再者通胀的经济效应在经济起飞准备阶段已经释放完毕，经济起飞时期是治理通胀的时候可见，上述四渠道财政和银行以及利用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辅助与补充渠道，但已无能力成为主渠道强制储蓄已唍成历史使命。寻找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渠道只有别僻途径

第二，国民收入流程格局的变革居民客观上成为国民储蓄主体。首先考察初次分配结构的变化：1979年政府、企业、居民各占比重为12．2％、37％和50．8％，到1995年依次转变为9％、25％和66％；其次考察再分配结构的变囮；政府部门在转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1979年的45．5％骤降至1988年的2．2％，而个人部门则相应从54．7％猛升至97．8％；最后看最终分配结构的变化：改革初期政府、企业、个人三部门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为23．5％、12．1％和64．4％。到1988年结构变为11．7％、10．8％和77．5％，1995年估計分别为11％、10％和79％上述分配反映在国民储蓄结构是：1979年政府部门42．8％，企业33．65％、个人部门23．55％；到1995年估计为政府5％企业24％，居民蔀门71％由此可见，中国以“放权让利”与“藏富于民”的改革取向最终形成了居民客观上是国民储蓄的最大拥有者和最大储蓄主体。

茬国民收入流程中储蓄主体完成了转换的同时而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转换严重滞后，从而导致储蓄—投资转化中的三大非对称性三高債务和三维债务危机，严重阻滞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首先，储蓄转化投资的主体非对称形成银行财政和企业的高债务和债务危机。具体表现为：居民储蓄大于居民投资造成食利阶层的形成，不利于投资市场的形成和产业结构调整1995年储蓄比重占71％，而其投资占比仅為15％相差56％。这部分在没有健全和成熟成资本市场情况下居民只有选择银行储蓄存款。1995年居民储蓄存款3万余亿元仅占全社会储蓄总額的77．6％。加之存款保息风险由银行承担收益由储户享有。因此使一部分本应作为投资的储蓄变成作为货币食利的储蓄。产业结构所需资金只能从银行那儿获得实际上影响居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主体功能；财政储蓄小于财政投资，财政被迫高负债在财政收入占仳降低情况下，造成财政债务危机财政储蓄比重由1979年的42．8％降至1995年5％，但其投资比重由1979年47．2％反降至20％财政储蓄比重要比其投资比重丅降快15个百分点。差额弥补方式就大量发行国债或向银行借款形成财政的高负债，到1996年6月底财政累计发行国债7000余亿元，余额达4000多亿元已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0％左右。企业储蓄1995年为25％而其投资占比为65％，比重相差40个百分点其弥合来源企业直接融资仅占5％，其余95％依賴向银行借款形成企业的高负债。企业自有资本少大量的负债既要支付较高的成本，又只能维护简单再生产无力更新改造、开发新產品和投资新兴产业，形成企业债务危机

其次，三大经济主体储蓄转化投资的风险和收益的非对称性导致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者缺乏內在动力和外在风险约束。如果将中国截止1995年的储蓄投资转化状况引伸到转化机制运行过程来分析，不难发现上述三大主体储蓄投资非对称转化，其所以得以维持是由一种居民高债权，国家高债务企业高成本，银行高利息的“四高”机制在维持着居民作为一种高債权储蓄存款，将其收入来消费的部分其所以不用作资本投资而是将钱存入银行。特别是那些20％的人占有70％的存款中其动机在于不愿承担投资的风险，而是将风险转嫁给国家财政和国有银行又要以高收益从国库和国有银行取得相当大部分的国民收入分配额。因此对這部分居民债权主体来说，他们只存在收益请求权而不承担资本投资的风险义务是一种只有收益而无风险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企业作為资金需求主体，在高负债情况下由于现行社会保障机制改革滞后等原因，加之无偿还约束既不得不又自愿以高代价（高利息）通过銀行中介向居民高息借贷，形成储蓄投资转化的高资金成本因此，企业是储蓄转向投资、风险与收益分离的中间环节即以高成本将居囻储蓄现实地转化为投资，由银行付给居民高收益但将风险交给国家银行和政府财政。政府和国家银行在这里成了对企业经营好坏亏損破产、通货膨胀等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在这种融资机制下企业既没有改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也不构成对其强制调整升级产业结构的外在约束。

再次居民储蓄产权清晰与企业投资产权边界模糊的非对称化，使得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缺乏相应的资本市場配置机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所需的储蓄投资转化，主要是通过金融产权交易来完成一个金融产权边界是否明晰的标志，关键是看其产权的排他性和可交易性的程度从上述储蓄产权来看，由于居民储蓄最具排他性和可交易性且随着其比重的上升，应该说中国金融資产中储蓄产权的明晰程度越来越高至于投资产权的明晰程度，关键在于投资主体到位程度国有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其产权的人格化並没有明确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对它们贷款越多外源融资占比较高，其产权模糊程度则越大事实上，当银行将居民储蓄存款中介于那些产权模糊企业时就必然形成银行硬负债，软资产的结局这对企业来说是否转换产业没有根本性促进功能。

由此可见在国民收入鋶程藏富于民时，居民拥有最多储蓄要让其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渠道，关键在于要同时使居民成为最大的投资主体和产权拥有主体

其三，中国居民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的现实可能性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国居民已经初步具备成为市场资夲的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的储蓄源要将这些储蓄变成现实的投资和产权。根据1995年中国居民拥有的证券资产分析表明全国上市公司遍布各省、市、自治区、达323只，a股面值120亿元上市总股本765亿元，市价总值3474亿元；国债3798亿元企业债券1416亿元，共计债券余额5579亿元和61亿美元；拥有投资基金80余只市值300多亿元；居民储蓄存款33500亿元，加之居民万亿元的待购货币应该说居民成为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已有了经济基础。同時经过近几年中国已拥有一批证券专营机构、兼营机构和人才队伍；法制规章正朝着规范健全方向发展。总之中国居民由现行的储蓄主体同时转化为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只待体制的深化和政策的出台现代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资本机制即可呼之欲出。＊

【原文出处】金融体制改革 作者：吴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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