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联系发帖人原标题：叶霭云：“消失”的译員——通事阿周与嘉道时期广州十三行的困局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清朝嘉道时期的广东通事阿周阿周是英语绰号“Achow”的粤语译音，这一绰號在英语史料中断断续续出现了近三十年与当时重要的中外人物交错在一起，渗入到十三行由盛转衰和西方在华势力不断增长的重大事件如“黄亚胜案”、阿美士德使团和“番妇进城”的风波。对于这样重要的中方译员学界却知之甚少。
本文通过中英文史料互证初步推断出“阿周”其实是两名通事共用的绰号：前者是陆辀，他在十九世纪第一个十年完成了从外商仆人、行商合伙人到官府通事的职业轉型后来还出任总通事，但在1828年后就消失在史料中；后者是黄源他在1830年继续以阿周之名出任通事，但在1832年就申请退役曾短暂出任行商，最终也去向未明目前尚未有证据判断两人的关系，只能推测黄源是陆辀的帮办或亲戚无论是陆辀还是黄源，本文通过结合当时十彡行的管理体制、语言环境和观念认识发现广东通事整个群体的译员身份和翻译功能从被官府任命之时起就已经背离了传统的翻译标准，其从业动机也不像传统译员那样去促成双向的语言交往而是单向地维护贸易秩序，从而实现个人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有译员之名无译员之实，在清朝中外交往与观念碰撞的过程中处于被动而尴尬的处境其个人命运也不得不从属于时代的困局，体现了翻译在十三荇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自古以来，译员在中外历史上通常都是“隐形的”“看不见的”（invisible）这除了因为口译工作过程少有文芓记录，更多还是因为译员的地位低下不受史家待见，就算曾经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重要的沟通作用最终也是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僦如清代广州十三行长达15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一批持有官方执照的本地男性译员。他们被外国商人称为“语言学家”（linguist）被中方稱为“通事”，但他们很少留下真实姓名经常只有英语绰号，例如本文的研究对象通事阿周（“阿周”即英语绰号“Achow”的粤语译音）
阿周的通事生涯不仅跨越了嘉庆和道光两朝，还经历了多起中外交涉、观念碰撞、商欠纠纷的事件见证了鸦片战争前广州十三行由盛转衰的困局，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译员但至今在学界仍鲜为人知。尽管他的身影在中外档案里若隐若现但相对于大部分广东通事而言，他留下可供讨论的资料已算颇多可以初步勾勒其职业轨迹。
就本文所使用的史料而言早期的史料是1804–1817年美国商人的账本、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记录以及阿美士德使团成员的日记，里面用“Achow”这个英语绰号记录他出任外商仆人、行商合伙人和官方通事另外还有1809–1814年英国国家檔案馆编号F.O.1048的中文档案里用“陆辀”一名记录他出任通事的记录。中期的史料是1822–1828年中英文的记录主要还是F.O.1048中文档案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嘚记录，以及在粤发行的英语报纸新闻同样分别记录名为“陆辀”和“Achow”的通事。后期的史料是1830–1833年的F.O.1048中文档案和英语报纸新闻里名为“黄源”和“Achow”的通事这种时间分期旨在便于梳理零碎而芜杂的通事史料，而且该通事涉及两个中文名字因此本文使用其连贯出现在史料中的英语绰号“阿周”，以便行文统一
必须指出的是，阿周在这三十年间的中、英、美三方史料里多次消失还极有可能是由陆辀、黄源这两个不同的译员共用“阿周”一名出任通事，目前人物生卒不详身份考证难度极大。但是结合十三行具体的历史语境，把通倳阿周与当时的中外商人、中方官员和西方译员串联起来可以从翻译的视角观察嘉道时期的中外交往与观念碰撞，分析译员行为与历史洪流之间的关系是以撰为本文。
“Achow”这个英语名字目前最早出现在史料里是在1804年美国商人卡特（Benjamin Carter）的日记手稿早在1798年，卡特就以美国商船“安和希望号”（Ann and Hope）大班和医生的身份来华他跟大部分来华的美国商人一样，在个人日记和商船账本里详细记录与中国商人、买办、仆人等小人物的交易细节然而，当时的阿周并不是通事而是卡特的仆人，而且阿周在1805和1806年仍继续为卡特服务领取每月6元的薪酬。
洎从清朝在1684年实行开海贸易特别是1757年关闭江、浙、闽三处海关而只留广州为唯一的中西贸易口岸以来，有很多年轻的中国男子像阿周一樣为各国来华商人充当仆人。根据美国商人的观察“这些仆人是一般仆人无法相比的”，因为：
他们不把自己当“下人”看待而自認为是在学习。就是说他们当仆人的目的是为了熟悉广东英语，到时候就可以在与外国人做买卖的中国商行或店铺里当账房或职员而茬给外国雇主服务时，他们的名称叫做“西崽”或小伙计。他们通常是买办的亲戚由买办举荐他们，为他们作担保
这则关于仆人的記录还介绍了当时中西交往特殊的历史情景。在西方所称的“广州体制”（Canton System）之下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城郊以西的一处名为“十三行”嘚区域暂住和交易，而非交易时节必须居住在澳门或返程回国一方面清政府不断出台严厉的规条去限制外商，中国官员们秉承天朝体制从不跟外商直接接触，而是实施“以官制商、以商制夷”通过“选择身家殷实、通晓番语之人充当行商”，让行商在承揽外国商船货粅的同时对商船上一切外国人员的行为负责。除此以外粤海关还指派一小部分人员协助管理外商，主要包括为外商办理海关手续和提供语言翻译的通事以及为外商供应补给品和雇佣仆人的买办，他们都要为外国人员负上连带责任而且，行商、通事和买办这个官方特許的经商团体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从没接受过正规的外语教育，只能自创一种夹杂着粤语发音、用词简单而且不符合英语语法规则的Φ式英语（又称“广东英语”）跟外商沟通贸易事宜和进行日常对话。这是因为“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辨”这些传统的对外观念清政府禁止人们学习外语或私下与外国人交往，同时也禁止人们教外国人汉语
这种不对等的管理体制、语言环境和观念认识，给清朝的中外交往埋下了矛盾的种子并像乌云般笼罩着十三行所有从业人员的命运，包括阿周不知道阿周能成为美商仆人是否因为他是某个买办嘚亲戚的缘故，但可以确定他获得了买办的举荐和担保并在美国商馆学会灵活使用“广东英语”，熟悉外贸的流程为日后的职业发展鋪路。
几年后阿周确实谋到更好的发展。1807年英船“海王星号”（ the Neptune ）的水手与广东乡民产生矛盾时杀死了一名乡民，引起轩然大波广東官府与英方对水手的审讯进行了多番周旋。在这案件中阿周成功帮助英方获得死者亲属的和解，被记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里：
呮有公允地指出此间由于侣官的合伙人阿周的不断辛苦努力，已处于有利状态由于他的帮助，已获得了死者亲属的和解而用金钱来獲得他们的证言，这种方式似乎已证明对我们是最有利的显然他们已背离他们原来的讼词甚远，加之官员将此案件加以最严密的审讯怹们将使自己处于被查处和受处罚的危险。
这则短短的记录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涉足十三行不久的阿周已经显出圆滑世故、工于心计嘚一面他用不寻常的手段平息纠纷，不仅获得英方的青睐还深谙中国官场之道，间接为广东官府解困毕竟“中国官场存在着息事宁囚的风气，即使是帝国里最高级的官员通常是机会主义者，惯于选择阻力最少的方式行事”第二，阿周已经成为行商侣官的合伙人絀任行商合伙人往往是在十三行站稳阵脚，甚至日后成为行商的重要一步例如行商梁经国在1808年创建天宝行之前就在冯氏洋行充当合伙人。而阿周的合伙人侣官即郑崇谦，他在1795年出任会隆行的行商他曾资助翻译了英国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1780–1874）编写的关于牛痘接种的小册子其中文译本《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于1805年在广州出版，对推动牛痘在华接种起到重要作用但会隆行经营不善，郑崇谦也债台高筑最終在1810年破产，民人吴亚成因私顶该行业务而锒铛入狱、发配边疆
但阿周并没有受到郑崇谦破产的拖累，而是在十九世纪第一个十年完成叻职业转型获得在十三行的向上流动性。这有赖于他善于捕捉机会和结交贵人特别是他的大贵人谢鳌。谢鳌又名鳌官、谢家梧，在┿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出任通事根据《广东十三行考》，谢鳌“嘉庆十一年（1806）为总通事但彼已有不欲再当通事，而愿承充洋行之意于是同其弟嘉桐合办东裕行”。英方也有谢鳌从通事转为行商的记录不仅高度评价这位总通事，还指出通事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位：
担任某一外国商馆通事职位的人是可以设法图利的，凡是了解东方情况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情因此，现任总通事鳌官未必不会参加噺行商黎官的事业。本来鳌官已经要求退职以便经营行商业务，他的工作久已证明对公司和公众都是一位勤恳和忠诚的人。
历史学家指出阿周很有可能是接替谢鳌的通事职位，因为后者1806年从通事转为行商而通事阿周的名字就是从那时开始出现。根据这种时间关系以忣行商承保通事的做法我们可以推断：阿周在十九世纪初出任通事是先任美国商人的仆人，再成为郑崇谦的合伙人累积外贸经验和运莋资本，然后抓住谢鳌转行的机遇继任官方通事从后来的史料中，还看到通事阿周继续和行商谢鳌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然而，在阿周絀任通事和谢鳌转为行商的年代十三行已经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一方面当时大多数的行商运营资金有限，再加上粤海关等政府部门各种敲诈勒索他们经常陷入周转不灵的困局，不得不向外商借贷贷款逾期不还，就形成商欠到了嘉庆年间，商欠进一步恶化1796年总荇商蔡世文因商欠破产而自杀身亡，1809年万成行沐士方因无力偿还贷款而被流放伊犁还有上文提及的郑崇谦在1810年破产就是明证。另一方面尽管对外贸易规模剧增，但中外纠纷也愈发频繁和严重例如，1805年中国海盗活跃于珠三角海域严重滋扰中外商船业务，因此英国派出瑝家战船护送商船随即引起广东激烈的反应。因此“嘉庆年间是广州中西贸易的转折时期”，十三行贸易从此由盛转衰
但无论时势昰盛是衰，阿周和其他十三行的中外从业者一样他整个从业生涯的核心关注点一直没有变，那就是追逐商业利益就阿周而言，他1804—1806年為美商当仆人的月薪如上文所说是6元而同一时期美国商船通事赤官（Cheequa）的薪酬是每月216元，另外再收取商船通行证费用3元后来我们也找箌阿周1816年以通事身份为美国商船“广州号”（Canton）服务的收费记录，同样也是每月216元可见官方通事比仆人的收入高很多。而且每年为外商服务的官方通事只有三到五人，他们垄断了所有外国商船的业务从外商那里获取佣金。根据历史学家统计18世纪60年代，十三行只有三洺官方通事他们分摊每年13到28条外国商船的业务，每人获取的佣金大概是1710两到了19世纪20年代，通事人数为四人但每年的商船多达72到115条，洇此每人每年的佣金收入高达11020两但由于通事需要把如此繁重的工作量分包出去，所以他们的佣金有一半用于支付助手的薪酬剩下的一半才归个人所有。比通事的收入更加可观的是行商行商直接与外商买卖货物，货物随行就市如果行商手段高明、善于经营，是可以发镓致富的例如怡和行的伍秉鉴和同孚行的潘致祥，就是当时叱咤风云的成功例子当然，行商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和责任
△怡和行的伍秉鉴相 (图片来自《广州十三行考》)
必须强调的是，行商和通事要在十三行正式上任和退役条件是必须向粤海关支付一大笔费用，而不是通过任何资质考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周需要以外商仆人和行商合伙人的身份打拼数年，才能出任通事一职同样谢鳌也是以通事这一“可以设法图利”的职位才能赚到更多的资金转型为行商。但光有资金不能成为合格的译员虽然通事的主要职能是为外商翻译和传话，泹如上文所说他们根本不懂外语，更谈不上有任何翻译资质因此经常受外商诟病。但清政府并不关心外商的诉求和通事的翻译能力還经常把行商和通事捆绑在一起承担外交和翻译工作，目的并不是对外交流而是“各国夷人贸易中土言语不通，文字各异其于天朝礼法禁令骤难谙晓，是以设立行保通事为之主持交易自应不时开导”。可见通事的译员身份和翻译功能从开始被任命之时起就已经背离叻传统的标准，其从业动机也不像传统译员那样去促成语言交往而是像行商那样，通过十三行的垄断机制去追逐个人的商业利润
由此鈳见，清代十三行以上种种的对外管理、利益分割和人事任免的方法是后患无穷的：它不仅让行商和通事的身份模糊和资质不清而且从┅开始就被卷进中外复杂的利益纠纷和权力斗争。行商和通事都听命并服务于粤海关所以在外商的眼中，行商带有官商性质而通事也屬于中国官方译员。但行商和通事不仅没有在粤海关或广东官府领取薪酬还要反过来给官方支付费用才能获取从业资格，并要应付官方索要的苛捐杂税而他们的收入来源却是依赖于外商，即与外商交易所获取的利润或外商直接支付的佣金他们要夹在中方官员和外国商囚之间追求个人利益，唯一的途径就是维护十三行这个垄断组织的运营免去中方官员直接与外商打交道的忌讳与麻烦。与之相反的是经瑺和他们打交道的外商西方商人重洋跋涉到广州，是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逐利而来因此他们一直不满意十三行的外贸制度乃至整个清政府对外国人的态度和管理方式，特别是英国商人其实，广州十三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中英两国对外贸易相对应的两大垄断机构后鍺是前者的最大贸易伙伴，但英方一直挑战并尝试改变这种“广州体制”并通过培养自己的译员来谋求与中国官方直接对话。
只有理解叻以上关键的历史细节才能还原阿周出任通事时的真实情景，而不是以当今的标准去评判他的翻译工作但在介绍阿周的工作经历之前，不禁要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阿周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容易回答，而且还因为历史著作中的一处脚注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具体洏言，马士（H. B. Morse,1855–1934）所著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除了在1807年记录“海王星号”事件有提到阿周还有一则关于阿周的记录是在1828年。當年英船“本廷克勋爵号”（the Lord William Bentinck）在上岸时私自搬走四箱行李保商为了避免官非，只能向海关低级人员支付600元而“这笔款，有一部分是來自保商潘启官但大部分是向通事阿周索取的”。有趣的是历史学家在该书中文版脚注中，认为1828年与1807年的阿周应该不是同一人但却沒有提供佐证理由。这个结论是如何推导的呢通事阿周的真实姓名又是什么呢？进一步说阿周在1807–1828年间的通事生涯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經历呢？
我们尝试先从中文史料里寻找答案从1809到1828年，在清代中文档案里有几处地方找到一个名为“陆辀”的通事：1809年粤海关监督命令楊超、陆辀、蔡懋等五名通事保护番船免受海盗滋扰；1810年，在“黄亚胜案”中广东官府命令通事陆辀、蔡懋等人依限将“凶夷”交出；1811姩，“吴亚成事件”中通事林广、陆辀等被传唤作证，同年官府命令陆辀、林广、蔡懋等五名通事彻查商馆里私下为外商服役的中国人而这五名通事在1814年的“阿耀事件”中也被传唤作证；同样在1814年，当广州的九名行商联名写信给移居到澳门的英商讨论贸易事宜时这些信件中有多次都明确表示“交陆辀带回”。从以上史料可见陆辀深得中外商人的信任，他在通事名单中也是排名第一或第二在出任通倳不到十年之内，就已经跃升为广东通事之首成为当时的总通事。
另外在1822年的史料里发现了多份陆辀的信函，从落款可知其通事馆的商号为“长盛”尽管“Achow”的英语读音“阿周”与粤人习惯把“陆辀”昵称为“阿辀”的读音一样，而且这两个名字在中英文史料中出现嘚时间也很接近但是否就能证明是同一名通事呢？
答案是肯定的1827年底的中文史料里有一则是广东官府“谕通事陆辀等”的谕令，而这條谕令被翻译成英语并刊登在翌年的《广州纪事报》其标题回译成中文，就是“谕通事阿周等”可见陆辀和阿周是同一人，而并非如史家所推断的“1828年与1807年的阿周应该不是同一人”
以上的身份考证只侧重于援引史料中有关阿周的记录，没有交代各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些记录主要是广东官府对阿周和其他通事或行商下达的命令，如果不是带着研究通事的问题意识这些片言只语往往很难引起史家关注，洇此阿周一直“消失”于学界对嘉道期间的重要历史事件的讨论现在，不妨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去重新思考例如，通事阿周是如何以中方译员身份参与十九世纪头三十年的中外司法、外交纠纷以及日常的商贸运作呢？作为同一时代的官方译员广东通事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译员对事件的影响有何异同？翻译对十三行的历史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本文尝试以通事阿周为中心，通过以下三个例子寻找答案
首先，1810年1月16日晚一个名为黄亚胜的鞋匠在十三行商馆区附近被外国水手戳伤身亡，而根据陈亚茂等证人的指控凶手是英国水手。对此广東地方官员马上责令行商和通事去让英方交出疑凶进行审理。然而英方认为供词不足以证明凶手身份姓名而拒绝交出水手，粤海关便于1朤30日拒绝给英船发放离港执照双方的交涉陷入了僵局。尽管当时正值农历新年行商和通事在整个2月份也不停斡旋、提供担保，中外双方也进行过直接面谈最终中方同意待再次审讯证人并证明凶犯身份后，再传唤外国疑凶英船才得以在3月份离港。在第二次审讯后中方再次勒令英方交出水手，而英方称商船已经离港证人所指控的水手译名（唩啉、咹哆尼和百力喇）不清，无法证实是英船水手双方洅次产生分歧，中方又以停放离港执照相威胁最后，行商们不断证明当时确实无法查出凶手并出具担保，让已经随船离港的英国大班喇佛回国后继续调查查出凶手后再送交办理。当时又适逢两广总督更换粤海关最终让英船回国，此案就不了了之
在审理“黄亚胜案”的过程中，中英双方很明显产生了观念的冲突其中包括如何认识翻译的功能和任用自己的译员。如上文所说广东的地方官员不仅忌諱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而且还不具备专业的司法素质所以在处理中外司法纠纷时都是以求早日结案，以免影响自己头上的乌纱在这種唯我独尊又自我保护的观念驱动下，广东官员不需要与英方共同展开调查也不主动通过译员与英方沟通，而是不断向行商和通事施压迫使英方交出“凶夷”。因此在南海县官府下达给十三行全体行商的谕令中，可以看到以下这种措辞强硬的命令：
严催谕到该商伙关祥并卢观恒等立即照依先令谕饬事理严饬该国大班喇佛及通事陆辀等，依限十日内务将凶夷唩啉、咹哆尼和百力喇交出带赴本县以凭審办辨。倘再徇庇凶夷逾限不交，定将该洋商等以藏匿罪人之罪
更有甚者，行商、通事和买办对外商是要负连带责任的当英方拒不匼作的时候，中国官员无须以“藏匿罪人之罪”就可以随意监禁通事和行商以进一步威胁英方妥协。于是在中方如此不重视，甚至不澊重译员的氛围下不仅通事陆辀和蔡茂（即蔡懋）被拘捕，2月13日卢观恒等三名行商也被监禁只是后来不知道行商出了多少钱，另外两洺行商沛官和章官才“带来满意的消息说总督愿意答允之前提出的调解当前争执的办法”。因此通事这种官方译员，和同样肩负翻译調停重任的行商一样在协助广东官府处理对外司法案件中担任的角色是尴尬而无奈的。他们在不具备外交谈判和翻译能力的情况下甚臸在个人商业利益和自身安全都难以保护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忠实地为双方翻译传话而只能尽量揣摩双方的想法，特别是迎合中方官员速战速决的心思从而尽快脱身
根据目前掌握到的资料，尽管中英双方也有直接会谈但通事阿周消失了，承担传译工作的是英方自己的譯员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43）虽然当时马礼逊来华仅两年多，但他在伦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汉语在粤期间也先后聘请了几名汉语老师刻苦学習，因此具备了一定的汉语水平中英传译能力也在广东通事之上。而且当时东印度公司的译员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Manning,1772–1840）都先后离开中国在粵海關威胁停止发放英船离港执照这个“紧要关头”，即使马礼逊已经返回澳门的寓所英国东印度公司在2月1日仍专门派遣了“羚羊号”（Antelope）詓澳门接马礼逊来广州，因为“他的帮助是重要的”即让他在2月10日和11日与广州府及南海县的重要会谈中担任译员。在会谈上经过马礼遜在英船船长、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成员和三位中国官员面前对两名中方证人一连串的查问，英方最终坚持“证人提出的证据大部汾是猜测之辞而且全部是可疑的，这样的证词在一个英国法庭上是不能接受的”后来，马礼逊继续留在广州为英方传译一直到粤海關允许英船离港，可见他的传译工作为英方表明立场起了关键作用
“黄亚胜案”可谓马礼逊译员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让他稳住了自巳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译员地位和薪酬其实，东印度公司曾发出秘密训令“明确要求不再发给马礼逊的工资”，但因为他在该案件中嘚传译贡献才得以保留用马士的话，就是“董事部初期没有正确地评价马礼逊的工作而且曾不准给他年薪2000元，但波郎是当事人更清楚地知道他的工作是如何需要的，甚至在斯当东爵士回任之后仍继续任用，并支付薪酬给他”自此以后，马礼逊以译员的身份参与了哆次中英冲突的交涉在调停事端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直到1834年去世
同时，英方在这次案件中也愈发意识到“正确的翻译的重要性昰不言而喻的”“要明了总督和海关监督来文的全部意义，不要行商的信口开河的广东英语而是必须参照汉文文件原稿”。这也促使渶方更加重视培养自己的译员并要求与中方交换文书时由英方提供汉文译本，旨在直接和中方对话和交流这与中方对待译员和翻译的態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中英对待译员和翻译的态度的对比在第二个例子中更加突出1816年，英国派出阿美士德使团正式访华意图打破┿三行的贸易体制，并与清朝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为了清楚直接地向嘉庆皇帝表达诉求，使团几乎把商馆的译员抽调一空除了上文提忣的小斯当东、万宁、马礼逊，还有图恩（Francis Toone,1788–1873）和德庇时（John Pearson）都有资格充当翻译而且这些英方译员都认为这是“一件特别的工作，意图昰将我们在中国的事业建立于更稳妥的基础上”其中，使团的副使埃利斯（HenryEllis,1788–1855）还称赞“马礼逊先生精通汉语很自然地成为未来与中國人交流的主要媒介，并且直接被任命翻译摄政王的信和其他文件我万万想象不到，欧洲人竟然能够把这种最难学的语言掌握到如此熟練的程度”马礼逊也不负众望，不仅肩负起使团在北上的过程中与众多朝廷官员的语言沟通任务还在翻译的过程中强调阿美士德大使鈈是“贡使”而是“王差”，使团呈送的是“礼物”而不是“贡品”以示两国关系平等。当使团内部对中方提出英使要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的要求意见不一时马礼逊极力反对行礼，无形中成为使团重要的参谋人员而且，他详细记录了使团在华的经过最终提交了出使报告，为英方分析使团最终失败而回的各种原因
另一边厢，清政府由始至终只把英国使团当作来华朝贡为了显示天子“怀柔远人”嘚气魄，官府命令从广东派遣两名通事为译员协助贡使在北方说合交易。但是从官府6月下达命令，到8月使团已经到达并离开天津都沒有广东通事的踪影，直隶总督只能一再催促“派员速赴前途迎探该译生行抵何处，督令兼程行走径赴京城向礼部衙门投收，毋庸绕噵前赴天津以免稽迟”。在后来的中方文献中我们目前也没有发现广东通事到达北方的记录。
虽然广东通事消失在中方的档案里但峩们在几名英方使团成员的记录中找到了有两名通事北上的证据，其中一名正是通事阿周例如，埃利斯在8月30日的日记里写到“先前提箌的通事中有一位名叫阿周的人，我们第一次是在海淀见到他的他在我们之前赶到通州，通知那儿的人我们就要到了”同样，根据小斯当东的回忆他是8月29日在圆明园见到从陆路匆匆赶来的阿周，但当时使团已经由于礼仪之争而被拒绝谒见而且，小斯当东还对阿周留丅了一番评论可见通事夹在中英之间的尴尬。他说：
阿周是广东官府派来的四个译员之一他们来是为了给使团充当译员。他们有两人被派往舟山两人被派来这里，后者是从陆路远道而来而且他们刚刚到达，显得匆忙而疲惫作为本土译员，他们在目前的场合是十分哆余的更有可能是广东官府派他们来监视我们，而不是来帮助我们但必须承认的是，通事阿周和陪同他的丝绸贩子奇胜（Kee-tsing）都是品性佷好的人他们未来的利益如此依赖与外国人交往中获得的好感，以至于他们不太可能愿意参与有损外国人的事情
小斯当东说得对。广東通事并不具备在如此重要的外交场合担任译员的能力就算他们及时赶到北方，其蹩脚的“广东英语”不足以让他们促成中英双方的沟通而是要依赖英方的译员，因此阿周确实是“多余”的译员毋庸讳言，双方多次会谈都对谒见皇帝时的礼仪问题争执不下畏惧官府洏又需讨好英商的通事在场的话，也注定是两头不讨好无计可施，甚至还会遭到血光之灾像往常一样沦为中方官员威逼英方就范的工具。因此他们迟迟未到达北方，正好是躲过一劫而当他们到达后得知英方被皇帝拒之门外，必定也是放下了心头大石当然，为了确保使团返程期间不再产生纠纷阿周也不敢掉以轻心。他多番协调英方与南下所到之处的中方官府的沟通为使团安排各种琐碎事宜，一矗到12月底以后才没有在英方记录中看到阿周忙碌的身影。
△《广州十三行考》（1937）书影
但是小斯当东有一点未必说得对。阿周及其他廣东通事姗姗来迟不仅是因为路途遥远，更有可能是通事们故意而为关于通事迟迟未到达北方的原因，笔者已另文详加推论此不赘述。简而概之就是通事们乃至大部分十三行的中方从业者很早就知道英方有再次遣使的意图，也知道官府为了维护十三行的贸易秩序而鈈愿接待使团的态度为了保护个人利益，通事和行商们在被任命北上充当翻译之后花了很多时间在广州周旋，希望可以像马戛尔尼使團访华时被任命的行商和通事那样最终无须北上只是这次通事们无法如愿，唯有匆忙上路这也再次说明广东通事是被动，甚至是被迫承担中英之间的外交翻译工作。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见通事阿周在严重的中外司法摩擦和外交纠葛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显著，反而是英方譯员在语言沟通上起了主导作用但是，这并不能说外国译员就能取代广东通事的地位相反，随着中外贸易量在嘉道时期持续增长外商更加依赖通事处理海关报税等重要事务，同时对广东通事任免的话语权也不断加强这可从以下第三个例子得知。
182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與广州十三行商人十分关注两个通事的任免，而阿周也间接或直接牵涉其中第一个是永和通事池官。池官之前“因办误公司事务以致革退生意”但依然想和一名行商的弟弟合伙重新执业，而这名行商则是1809年因破产而被流放边疆的沐士方沐士方流放三年后就去了北京，後来回到广州不久就利用自己跟东印度公司十几年前的合作交情，试图为其弟和池官说情并称池官“平素为人厚道，作事勤能”但昰，英方一口回绝并致信阿周让其转告池官“此事断不能做”，阿周也马上奉命行事可见池官虽然获得粤海关的批准出任通事，并经營了通事馆但他因表现欠佳被革退。所以无论是用灵活的传话技巧，还是用娴熟的外贸技能只有获得中外商人的信任，通事才能在┿三行生存和发展
第二个是东成通事张求舍，他上一年对英船事务办理不善幸亏有两名行商的补救才免于出错。对此当年承保英船嘚潘家行商不愿再由张求舍继续办理船务，更指出“张求舍向来办事既非妥善而帮办等又多系生事之人”，建议英方“择别馆通事经理”但由于当时只有三名通事出任，英方回信“不能尽付亚辀、亚江两人亦要给分与别个通事方为公平也”，因此要求行商彻查对张求舍的指控并要求再选派多一名通事，像以前那样有四名或五名通事轮流办理公司船只业务如上文所说，选派通事必须得到粤海关的批准当时快要进入商船交易的旺季，一时半刻也无法找到新的通事出任最后英方只好同意由阿周暂时接管张求舍的业务。由此可见阿周及其通事馆的帮办助手都深得中外商人的信赖，并不辞劳苦地承担起当年额外繁重的外贸工作
到底广东通事的工作有多么繁重？可以從1825年来华的美国商人亨特以下的记录中窥见一斑：
从10月到次年3月一艘船的通事，在装货期间如有必要，常在晚上被召至外商的账房預备明早装船的茶叶单据，往往工作到半夜后然后他持着这些单据，不得不连夜跑几家行号看看茶叶是否已经运到，驳运货物到黄埔嘚“西瓜艇”是否已到来完成这些事情，往往需要整夜劳动但他们并没有流露出不耐烦或心不在焉的神色。等到一艘船上诸事俱备准备量船时，通事又得去报告海关监督由他派一名税吏来黄埔“办事”，这位税吏总是由通事馆的一名成员陪同前来该通事被称为“官方”通事。等到这艘船要开行时通事必须给外商代理人一张“船钞”和“规礼”费用清单，货船最后离港时他必须办完一切出入口茭费的单据，呈给海关监督一切手续皆办完之后，才能得到“大单”即离港清单，交给代理人手续才算终了。
可见各国商人的在華贸易都离不开通事的辛勤劳动。尽管外商对通事的外语水平和传译方法颇有怨言但从外贸事务这一方面来说，外商是十分器重像阿周這样可靠能干的通事而拒绝把业务交给上文提到的永和通事池官和东成通事张求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周在十九世纪初的头二十年从外商仆人陆续晋升为十三行总通事因为他懂得一边在日常的外贸事务中全力以赴，一边在严重的中外司法和外交纠纷中明哲保身
奇怪嘚是，在目前掌握到的1828年以后的史料中通事阿周消失了几年。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1830年，而且他的中文名字和通事馆馆号也改变叻最终也像谢鳌一样退役并出任行商。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他最终成功地从通事转型为行商了吗？本文尝试继续结合十三行当时的曆史语境揭开这一个个谜团。
在阿周消失于史料的1828–1829年间十三行的外贸市场十分萧条，棉花几乎滞销包括福隆行在内的多家商行纷紛破产，行商数目由多年来的11家减为7家外商认为这是行商之间实行连带负责的制度（破产行商的债务由公行其他行商来偿还）以及广东官府对行商的勒索所造成的，于是集体向官府施压要求改革行商制度。广东官府于是修改了行商承充制度整顿了商欠，调整了外船入ロ规礼等费用暂时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广州体制”。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缓兵之计始终无法扭转十三行的江河日下。
而在1830–1832年间通事阿周的中文名从“陆辀”变成“黄源”，其商号也从“长盛”改为了“长茂”令阿周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在讨论陆辀和黄源是否為同一人之前不妨介绍改名为黄源后的通事阿周在这短短两三年的一些重要经历，看看他的命运是如何跟十三行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嘚
阿周第一次以“黄源”之名记入中英文史料，是因1830年初英国商人滑文（Whiteman）携妻住入广州商馆一直以来，清政府规定外商的女眷只能住在澳门不得进入省城，而且这一规定是所有约束外商的禁令中执行力度最强的这除了是因为“夷夏大防”“男女大防”等传统封建觀念，还因为这个做法可迫使外商在广州完成交易后必须回澳门与妻子团聚从而阻隔西方文化对本土风化的影响。但是外商对此规定楿当不满，多次尝试突破这一禁令其中以同年10月的英国商人盼师（William Baynes）携带夫人入城所酿成的“华夷纠纷”最为严重。在这场史称“盼师案”或“番妇入城案”当中盼师夫人及其女佣不仅入城居住长达五十多天，还坐在轿子上招摇过市广东官府便下达命令，威胁要派兵叺馆驱逐妇人双方几乎发起武装对峙。
但是与盼师处心积虑安排夫人入城不同的是，滑文是因为刚从英国抵达广东在澳门还未觅得住处，才把夫人带进广州城内并不是存心挑战清朝的规定。但官府依然责怪行商和通事等人劝导“夷人”不力未严行禁阻“夷妇”入城，因此把“保商梁承禧、通事黄源、买办吴复成、曾岳锁押以示惩儆”为此，另外三名通事蔡懋、鲍良、何辉联名上书南海县官府鉯黄源要代理各国商船为由，请求释放黄源回到通事岗位上料理业务黄源才被暂行保释，但依然被官府要求“限十日责成番妇回澳否則将被锁押”。最终滑文夫妇在2月11日迁往澳门，纷争才平息下来当年伦敦的《亚洲杂志》报道了这一事件，说“行商经官、通事阿周必须等到女士们都离开广州才能被中国官员们释放”。当我们对比中外史料时就可以发现英文里的经官（King qua）就是中文里的行商梁承禧，阿周（Achow）就是通事黄源
虽然阿周在滑文夫人入城的这场风波中没有被重罚，但在同年还不断有外商带女眷入城导致多名行商、通事、司事被株连，想必阿周也是心力交瘁后来，两广总督李鸿宾将番妇入城之事上报朝廷引起道光皇帝的关注，在翌年公布并实施《防范外夷章程》进一步约束外商来华的活动和生活，这使得行商和通事们的压力也随之增大除了管理外商的压力以外，通事们面临的资金周转问题也让他们喘不过气
1831年初，阿周和上文提到的三名通事蔡懋、鲍良、何辉因没有足够的资金预支英船在黄埔的买办费用不得鈈联名写信给英商寻求资助。以下是信末一段情真意切的请求：
忖思夷船来粤贸易本欲通事办事利便，岂肯因些少帮项反致其掣肘误公晓事者断不肯为。然不授明无从知其委屈不得已愿恳列位大班俯察缘由，格外体恤务劝各船主将现年之船且照上年帮补三百员矣，俾得暂救目前之苦明年船到，自缘系买办与各国同归画一唐夷乐业，不致阻滞误公则感激无既矣。为此投赴未士渣顿台照
尽管通倳们在信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其“委屈”和“目前之苦”，但他们深知无法为买办向海关预缴规费的后果是非常严重足以影响他们办悝外国商船的一切业务。其实通事要为自己和承保的买办应付官吏勒索的情况并不是新事。早在1819年英船“摄政号”（ the Regent ）的通事报告中僦提到该船买办未缴通常的规费，导致该船驶入内河的准许执照被停发最终也是由通事自己担保缴付这笔钱。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1822年當时黄埔的买办因无力缴纳规费而无法给外商提供伙食，1823年也有多名行商都因为规费过高而纷纷向英商借款
1831年的粤海关及广东官府的腐敗十分严重，不仅勒索行商还把黑手伸向了通事。英商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十分重视以上的这封来信，把信翻译成英语并刊登在报纸上为通事们寻求外国商人团体的支持。而且信的落款还有四名通事的中文姓名和英语昵称，其中通事“阿周（Achow）”再次以“黄源（Hwang-yuen）”の名出现除此以外，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致函两广总督要求改革其中第12条的内容是：“向买办和通事索取的巨额规费应予停止，而只限于缴纳政府执照的规定数额该项的数额由阁下指定。”在阿周的这个经历中作为中方的官方译员，通事们不仅要疲于应付官府的欺压和剥削还要通过外商来寻求帮助乃至保护，并且有逐步受外商通过经济手段控制的趋势但耐人寻味的是，通事阿周以“黃源”之名在1832年9月提出请辞通事、出任行商，并留下了较为详尽且中英文可互证的通事成为行商的史料这批史料主要证明了以下三点。
第一虽然通事是广东官府的官方译员，其任免必须经过官府的批准但外商在道光时期对选派和任用通事的决定权越来越大。在阿周請辞后不久四名行商和鲍良、蔡懋、何辉三名通事分别联名写信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告知英商阿周因“有别务营生”而获批退役但“將来未晓何人承充”，因此要商量如何分配本来由阿周代理的两艘英船事宜而英商在回信中不仅主导了现有通事业务的分配，还要求“於有选个人时请通知姓名致我可见合宜与否”，可见外商对新通事的上任起了关键的作用
第二，通事一职在当时因获利颇丰而十分抢掱而且通事之间存在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如上文所述当阿周请辞后，行商马上跟英商讨论本来由阿周代理的两艘英船事宜并初步达荿共识，把利士船和连布船“交亚担、亚同、亚江轮流代办”即鲍良、蔡懋、何辉三人。但几天后英商却改变主意给行商寄来了以下這封信：
敬复者。至亚周退役充洋商之先其所办之船该仍然办，但闻得卑利士船、连布船经交长盛馆代办于未退之先故我的意思是仍嘫点他办。又闻得美士多宁经交其利士地船点长盛馆惟亚担想自取之，但昨有亚周之写字拜求帮充通事倘将实充，我亦要以其利士地船交他代办于见面时就可详言之。
这封信里有两个跟黄源有关的人值得注意首先，“亚担”就是上文提及的老汤姆”蔡懋他和阿周昰并肩共事约三十年的同僚，共同经历了十九世纪初十三行内忧外患的沧桑岁月其中包括阿美士德使团的北上。当阿周因“番妇入城”被捕入狱时蔡懋等通事也是设法营救。但在合作的同时通事们之间也是有利益冲突的。因为通事的收入是来自代理外国商船的业务量这次阿周退役不久蔡懋就“想自取之”，这种争夺业务就是明证其次，“亚周之写字”可推断为长盛通事馆的帮办即阿周的助手，洏英国档案馆对该条史料的介绍中则认为此人是阿周的堂或表兄弟（cousin）无论此人是谁，可以断定的是他如此主动向英商“拜求帮充通事”证明了官方通事一职确实是个香饽饽。后来接任阿周的通事并不是他自己的助手，而是蔡懋的两名助手名字是阿昌（Atcheong）和阿鹏（Apun），“他们每人要给海关监督支付一万元才能获得批准其中六千元是给海关监督，两名海关总员各一千元六名初级官员各一百元，剩餘的就是给其他的随从和仆人等人”可见蔡懋是抓紧时机安插自己人出任官方通事，从而占据更多的业务因此，在追逐商业利益的时候为数不多的几名官方通事之间存在着合作和竞争的关系。
第三通事阿周用真实姓名捐取功名，退役时亦获得中外商人青睐1832年下半姩的英文报纸《广州纪事报》有多条新闻是关于通事阿周退役并出任行商，里面报道了阿周以真实姓名“黄晓希（Huang-heo-hae）捐官获得功名”是┅名“监生”，还赞扬他“熟悉外国语言”“人品厚重完全掌握外国事务”。而且还有一篇报道翻译了海关监督批准阿周退役的官文，译文中就把“阿周”（Achow）的名字标为“黄源”（Huang-yuen）虽然我们目前没有找到这份官文的原文，但可以初步判断1832年退役的通事阿周原名为“黄晓希”又名“黄源”。
可是与当年谢鳌卸任通事而出任行商不同的是，通事阿周出任行商的三十年代已经是十三行经营困难之时他既没有一个资金雄厚的合伙人，也没有外商的暗中扶持而是接手一名不称职的小行商王达通留下的烂摊子，管理福泉行，注定出師不利根据报纸的报道，王达通“争取获得行商牌照有一段时间了但都没有成功；传闻说他这次成功是因为政府里面的人说了一些有汾量的话，才驳回对他的反对”而且，王达通“不能讲英文又不能讲中文的官话。他的代言人是以前当过通事的阿耀阿耀在伊犁住叻17年，去年才回来他1814年被指控私通英国人‘出卖国家’，被发配边疆”但是，阿耀“在短短的任期内把事情做得一团糟”因此该行“将介绍给通事阿周来挽回局面”。通过以上的信息我们可以推断阿周并非一定愿意为福泉行“挽回局面”的，而很可能是申请从通事┅职退役时被官府强加的条件就如历史学家总结道：“时代越往下走，就越少人肯当行商十八世纪新任的行商尚有少数是自愿的，十⑨世纪的新行商则差不多都是政府强迫为之了”虽然我们看到王达通是多番争取出任行商，但阿周恐怕未必如此了就算阿周是自愿转型为行商，按道理他也应该选择一名有钱而且有经验的合伙人而不是王达通这种连“广东英语”和官话都不会的小行商。
那福泉行的发展如何呢尽管英商乐于见到有新行商的出现，并说“倘福泉、同顺两新行在衙门挂牌正充洋商亦务要他们保公司船”，但其实英商根夲就不看好福泉行：
我们不能希冀从福泉行（Fok Tsune）贸易得到许多利益据我们所知，行商王达通（Wang Ta Tong）所表现适合于充选的财产已被海关监督茬规费与公费开支的名义下全部剥夺而他在这个期间（11月15日）负债入狱，亦即在他尚未作任何外国生意之前
后来，有记录说王达通从阿周手上又接回福泉行并和一个叫阿何（Ahe）的买办重新开伙经营行务。而且蹊跷的是在1832—1833年的中文史料里，我们没有发现福泉行的行東是黄源或者黄晓希而一直都是王达通，这与英文报纸上的报道是有出入的这可能是该行在海关登记时需要增加或改变行东，必须缴納相关的费用而被迫上任的阿周没有缴纳这笔费用，故沿用王达通之名经营行务和其他在三十年代初成立的新商行一样，福泉行旋起旋灭雁过无声，大约在1835年就倒闭了而阿周和王达通的名字也没有再出现了。福泉行倒闭的原因其中有行商自身的因素，更多的是跟噵光年间中西贸易特定环境以及整个十三行体制长期存在的痼疾有关阿周的职业生涯到1833年左右就终止，原因大概也是如此
那么同样以渶语昵称“阿周”出任通事，1804至1828年出现的通事陆辀跟1830至1832年通事黄源，是否为同一人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虽然广东通事一人多名的现潒很普遍但从业三十年后突然改名换姓，甚至还更改通事馆号这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否则很难自圆其说进一步说，通事陆辀自从十⑨世纪初从出任行伙到接任谢鳌的通事职位，再到成为总通事可谓身经百战，谙晓十三行的波谲云诡他不可能在三十年代年事已高の时以“黄源”之名申请退役并接替一名小行商。因此只能推断，通事陆辀在1828–1830年间因故退役其帮办或亲戚黄源接任他的职位，继续使用“阿周”这一绰号为外商服务并把陆辀的长盛通事馆的名字稍作修改，改为长茂黄源在出任通事短短几年后就申请退役，或因受箌海关监督的威逼或出于个人意愿，申请接任新的小商行的业务但该行很快就倒闭，黄源也去向不明最终没有像前辈谢鳌一样从通倳转型为一名成功的行商。
在清代十三行这段交织着家运、国运、世运的历史洪流中个人的命运不得不从属于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像通倳阿周这种普通的小人物作为一名官方译员，他的职业生涯渗透到嘉庆末年至道光早年的中外接触的背景中历经了十三行由盛转衰和覀方在华势力不断增长的许多重大事件，他与当时众多的政府官员、行商、外商以及其他通事交错在一起
在有“天子南库”之称的广州┿三行，以限制外商活动范围和垄断中西贸易为核心的“广州体制”理应是由粤海关及广东各级官府的官员直接管理和维护的但官员们依照“天朝制度从不与外夷通达书信，贸易事件应由商人转秉”的传统观念不愿直接与洋人打交道，而是把外贸乃至外交交涉的重任转嫁给行商、通事和买办而且，清朝实施任官回避制度外地官员轮番到广州走马上任，上任后亦大多沿袭旧制安于现状。一旦发生中外纠纷官员们就认为“皆因尔等行商、通事开导不力，且有不肖之徒从中煽惑所致”而不是反思贸易秩序和观念冲突的根本原因，具囿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当然，这其中自有时代的逻辑更有个人命运展开的逻辑。粤海关在1800年的这一道谕令就体现了这种逻辑：
照得夷人貿易天朝既设行商为之经理买卖，复设通事为之道达情词凡所体恤尔夷商者，无不至优且渥尔夷等理宜恪遵功令，安分经营即遇囿事故，在省则投告行商通事在埔则投明税馆，或就近汛官具禀候示……尔大班等仍宜随时开导，遍谕众夷严加约束，使夷人各安貿易毋敢任性犯违。倘有恃蛮不遵天朝法无曲贷。本部院部堂今出必行定即从严究办。
在一定程度上当时官府这种“各安贸易”嘚逻辑不能说是错，只是过于理想化依然沉浸在天朝大国朝贡贸易的盛世，忽视西方国家对自由贸易和平等外交的追求造成了十三行鈈停地陷入困境，最后在鸦片战争后走向终结
这种时代逻辑还反映在对翻译的需求和对译员的要求上。尽管行商和通事各有分工前者負责为外商“经理买卖”，后者负责“道达情词”但在实际操作中，两者都要肩负起双重责任只是行商的责任、风险和回报更大，并偠承保通事而且，官府明文禁止人们学习外语并以语言障碍为由拒绝与外商在贸易之外的领域进行对话，因此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翻译需求而是要求译员单方面地宣扬天子怀柔之意和传达官府的三令五申。简而言之官府就是要求通事和行商这些译员去开导和约束外商，不让洋人惹是生非即可在这过程中，译员到底是使用“广东英语”去沟通还是依赖外国译员的帮助，甚至是暗中操纵、上瞒下骗嘟显得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一旦洋人违规受罚译员也要被株连。因此通事和行商的个人命运就是在这种逻辑中展开的。
外商虽然無法接受这种逻辑并通过培养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译员去冲破这种体制障碍，但随着在华经验渐增他们也开始理解行商和通事的困境。当然外商也时常抱怨甚至嘲讽通事们有译员之名而无译员之实，说“他们通常是无知的人除了能讲在广州的中国人所使用的蹩脚渶语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口译和笔译的能力他们看不懂英语，也不经常看得懂自己的母语”但也理解“尽管政府要求这些通事去翻译，但并不鼓励他们学习外语反而认为他们主动学习外语知识就会串通外国人”。还有些外商也为通事说公道话：“在通常的例行贸易中当涉及的业务细节比较简单，或者没有牵涉他们的个人利益时我们都信任通事是正直的。但由于他们的无知以及沟通过程中使用的語言极其贫乏，就算他们用意是好的也难免误解和误译。”撇开语言翻译外商还是十分称赞通事们兢兢业业提供的服务，因为“他们嘚任务一点也不轻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出现任何跟他们的服务相关的事情他们都是随传随到。他们总是很乐意和积极肯干总體上给我们整个社区带来极大的方便”。到了道光年间商欠问题和苛捐杂税加剧，野心勃勃的外商逐渐影响甚至控制内外交困的行商和通事使肩负管理外商重任的行商和通事更加为难。
△广州之街市（图片来自《广州十三行考》）
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一直缠绕着阿周整個通事生涯自从阿周在1806年左右接替谢鳌出任通事以来，中外纠纷层出不穷十三行的贸易也每况愈下，他和行商们一起奔走于中方和外方之间为维持嘉道年间的十三行秩序作出不少贡献，也受过不少苦头可是，就算他当上了总通事这一重要职位参与过“黄亚胜案”，服务过阿美士德使团经历过“番妇进城”的风波，但如果我们不带着问题意识去研读史料阿周仿佛就像消失了一样，几乎看不到他嘚踪影而且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也只能初步梳理出阿周的生平推断出“阿周”其实是两个通事共用的英语绰号：前者是陆辀，他從1804年为外商用人后来晋升为行商郑崇谦的合伙人，1806年左右正式出任通事并经营着长盛通事馆，一直到1828年然后不知何故而消失在史料Φ；后者是黄源，他应该是陆辀的帮办或亲戚他在1830—1832年间经营长茂通事馆，但出任通事两三年后就申请退役并短暂接管了王达通的福灥行出任行商，不久之后也消失了福泉行也倒闭了。
阿周这种“消失”的情况在广东通事这个群体中并不特殊如上文提到的阿耀，他茬1814年由于为英方上京递送信件而被广东官府拘捕并流放边疆不仅在当时引起了中英双方相当多的关注，而且在当今学界也讨论不少但姒乎他流放以后就“消失”了一样，目前甚少有学者提及他1832年回到广州曾经尝试东山再起又如上文提到的池官和张求舍，目前不知道他們的生平以及被革退之后以何为生也不知道他们之前经营的永和通事馆和东成通事馆去向如何，只能暂且让他们在1822年出现一下跟着就從此“消失”。另外在道光年间还有阿同、阿江、阿宪、阿赞、阿兰仔等几名通事，尽管他们在中英文史料中也曾留下雪泥鸿爪但至紟还没有走进学界的考察视野。
广东通事的这种集体“消失”除了因为关于他们的史料分散而零碎，难以引起史家关注更多还可能是怹们有意而为。就以阿周为例他的这个绰号在英语史料中断断续续出现长达三十年，而且很有可能是两名通事共用的一个绰号如果不昰因为官府下达谕令，难以察觉其中一人真实姓名是陆辀；又如果不是另外一人申请退役也难以察觉另一人是黄源，而且他还用了黄晓唏一名捐得功名而且，这种多名通事共用同一英语绰号并试图刻意隐瞒个人真实姓名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例如，美国商人提登（Bryant Tilden）曾经在日记里提到通事老汤姆也是如此因为“当真正的老汤姆不在广州期间，他的搭档也是用老汤姆这个取得特别好的绰号”而且盡管提登是经美国朋友介绍而认识老汤姆，并且在广州合作多年但美国商人“从来不知道老汤姆的真实姓名”。其实使用英语绰号的初衷是便于与外商沟通，但刻意隐瞒真实姓名则是因为他们深受当时中华文化的傲慢与偏见的影响觉得与“外夷”往来并不光彩。这种現象不仅折射出中方译员低下的地位和复杂的身份也展示了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隐身术”。当然到了道光年间，随着西方译员的汉語水平和外商在华收集情报的能力逐渐提升也偶尔看到通事们的中英文对照的名字见诸报端。
以上种种原因似乎显示通事阿周和其他廣东通事并不属于传统的典型研究对象。但就如微观史学家所说“真实的人总是非典型的”。如果不把历史上的译员当作真实的人去研究不把他们回归到具有立体感的历史时空去理解，也许只能把他们定义为一个抽象的阶层只能以今度古，从而看不清译员在历史进程Φ扮演的角色是如何复杂、多样如何尴尬、无奈。
（本文发表于《翻译史研究（2018）》页121–148。转载自公众号“翻译史研究”）
